首页 -> 2008年第3期
引用修辞准则探微
作者：张素格
想象来达到怀念李公择的目的。可见苏轼化俗为雅、化故为新的非凡功力。
苏轼的提法是对王安石“借事以相发明”说的发展。王安石把引用与诗题相合者称为“编事”，认为是“诗家病使事”，对此持反对态度。其实，只要引用得贴切稳妥，无牵强之态，也不失为引用的途径之一。如蔡启曾称赞王安石引用与本题不类的诗：“故公(王安石)诗如‘董生只为公羊惑，岂肯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之类，皆意与本意不类，此真所谓使事也。”(《蔡宽夫诗话》)而王直方则称赞王安石引用与本题相类的诗：“舒王(王安石)《送吴仲庶待制守潭》诗云：‘自古楚有材，醹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待贾生否。’贾谊初为吴公召置门下，而谪死长沙，其用事之精，可为诗法。”(《王直方诗话》)苏轼讲求引用的贴切程度，及化俗为雅、化故为新的功力，避免了王安石单纯讲求一种引用形式的片面性。
另外，北宋严有翼主张引用要“反其意而用之”(《艺苑雌黄》)；南宋杨万里认为“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义，最为妙法”(《诚斋诗话》)；南宋吴沆强调引用要“变而通之”，“不随古人言语”，“翻古人公案”，“方有新意”(《环溪诗话》)；南宋刘克庄提出“善用古事以发新意”(《后村诗话》)，都是强调引用要善于变化，有创造性，有新意。近代学者朱庭珍提出引用“贵有剪裁融化，使旧者翻新，平者出奇，板重化为空灵，沉闷裁为巧妙。”(《筱园诗话》卷三)强调在剪裁融化中发挥诗人的创造性，化死为活，化熟为生，化旧为新，化平为奇。朱氏的论述比前人更为具体。
唐宋诗文大家甚至把这种准则作为引用的常用手法之一——反用(倒用)，与正用(直用)相反。即从反面运用古事古语的意义。如李商隐《贾生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从反面发出感叹，惋惜汉文帝不能重用贾谊的政治才能，夜半虚前席不是问贾谊治国大事而是问鬼神之事。又如李商隐《任弘农尉献州刺史乞假还京》的诗句“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是倒用卞和献玉之事，表面上看来是违背常情，出人意料之外，实际上却意蕴深邃，耐人寻味。
宋代诗坛上最早将反用法予以理论上的总结，称之为“妙法”。颇多赞誉之词。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元代方回，清代顾嗣立、袁枚、刘熙载等人都肯定反用法的修辞作用，并赞扬苏轼、王安石、黄庭坚等人对反用法的运用。如方回提出“用事变陈为新”，“用事必翻案”(《瀛奎诗话》)等观点，强调引用要创新变化；顾嗣立《寒厅诗话》称赞：“韩昌黎诗句句有来历。而能务去陈言者，全在于反用。如《醉赠张秘书》诗，本用嵇绍鹤立鸡群语，偏云‘张籍学古谈，轩鹤避鸡群’。……此等不可枚举。学诗者解得此秘，则臭腐化为神奇矣。”至今。反用法一直活跃在文坛上，可见其强盛的生命力。如朱德《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反用刘邦故事，《史记·高祖本纪》记述刘邦还乡，教儿童唱“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达了刘邦寻求贤才而未得的惆怅心情。朱德反其意而用之，赞扬英雄豪杰们抗敌救国的慷慨激昂的战斗精神，势不可挡。
反用法是引用“创新出奇说”的具体运用。这种方法运用得好，则能体现出化故为新，化俗为雅，化臭腐为神奇，化寻常为高妙的创新精神，从而使诗文增添意趣和深化意境。
3 切合题旨说
唐王昌龄最早明确提出引用要与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旨相吻合，“己意而与事合”(《诗格》)。但论述稍嫌笼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文人们没能就这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而对诗文该不该运用引用修辞展开了较多的讨论。
因为魏晋以来滥用典故之风甚盛，在具体运用中不免晦涩，甚至导致“语僻难晓”，致使一些学者对诗文中引用持否定态度，如萧子显、钟嵘对引用大加批判。针对这一观点，北宋欧阳修在《六一诗话》“用事”条中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子仪《新蝉》云：‘风来玉宇乌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虽用故事，何害为佳句也。又如：‘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其不用故事，又岂不佳乎?”欧阳修以刘子仪的《新蝉》诗为例，说明诗语的好与不好，关键不在于用不用典故，而在于是否善用典故。是否用得妥贴；欧阳修还指出诗文作者要“雄文博学”，具备善于驾驭语言的能力。这就要求运用引用要发挥写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妥善地调遣安排古事古语为诗文内容服务。这从根本上调和了两种有失偏颇的观点，对引用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导向意义。
欧阳修的这一观点也得到当时许多人的赞同。如韩驹、胡仔等人均持这一观点。北宋韩驹提出“使事要自我使，不可反为事使”(《陵阳室中语》)。南宋胡仔论“用事”提出“亦在用之如何耳”(《苕溪渔隐丛语》卷三十一)。胡氏举出例证：“如山谷《种竹》云：‘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食薇瘦。’《接花》云：‘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善于比喻，何害其为好句也。”(同上)这是以黄山谷《种竹》中用四个古人名，《接花》中用两个古人名为例，说明因为能“善于比喻”(即引用古人姓名为喻)而成为好诗句。清代袁枚指出“唐人近体诗，不用生典，……一经调度，便意境轩新。”(《随园诗话》卷六)近代梁章钜对此法称赞说：“实足以导引后学。”(《退庵随笔》)可见。问题的关键在于善于运用，只要运用得妥贴自然。无堆垛之迹，同样能写出好诗文来。“调度说”看到了引用修辞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重视培养写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强调要善于运用典故为诗文题旨服务。此说看到了修辞的本质目的——为内容服务，但还停留在通俗的经验之谈，还没有上升到更深的理论高度。
能从经验之谈上升为科学的表述，当推近代学者朱庭珍。朱庭珍在《筱园诗话》卷三论“用典”说：“使事用典，最宜细心。第一须有取义，或反或正，用事贵与题旨相浃洽，则文生于情，非强为比附，味同嚼蜡也。次则贵有剪裁融化。使旧者翻新，平者出奇，板重化为空灵，沉闷裁为巧妙。”“第一须有取义”强调了修辞的最终目的，抓住了修辞的总骂义。朱氏主张无论哪种形式的引用首先要切合诗文的主题旨要，如果引用的材料游离于主题之外，即使是最精致的语言也徒然无效，只能令读者“味同嚼蜡”。如果能摆正这种形式和内容的关系，那么其他问题，如要不要引用，要何种形式的引用等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朱庭珍的“用事贵与题旨相浃洽”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望道先生《修辞学发凡》提出的“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朱庭珍把“用事贵与题旨相浃洽”定位于引用一种修辞现象；而陈望道先生推而广之，指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适用于所有的修辞现象，既包括“题旨”又包括“情境”。突出“第一要义”的地位，被后人誉为揭示了“一切修辞规律中的总规律”，成为我国修辞学界的经典理论之一。朱庭珍早在十九世纪就提出了引用修辞要遵循这一准则，实有开创之功。
以上三种说法的出现，都和当时的历史文化状况密不可分。“融化不涩”说侧重于语言形式，“创新出奇”说侧重于内容要素，“切合题旨”说内容形式并重，尤其是朱庭珍的论述摆正了内容和形式的主次关系。论述最为完备，最为科学，至今对引用修辞准则的论述无有出其右者。建国后，各种修辞学专著都把引用列为常用的修辞格之一(这一点毫无异议)，理论研究渐趋系统化，但对引用修辞准则的论述却不及先前详尽。新时期以来，现代汉语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引用修辞也不例外，如刁晏斌的《旧有辞格在当代的发展变化——以引用为例》分析了引用在当代的发展变化，李绍林的《谈新式用典》主要谈新时期暗用典故的新形式，周芸的《辞格的比较、分析和确定——从引用和仿拟的区别说起》针对引用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提出辨析的准则，江南《“引用”辞格的新创造——谈王朔小说的一个特点》阐析了王朔如何继承和发展引用修辞。这些都为进一步探讨引用修辞准则提供了丰富的语言材料。语言是发展的，运用语言的准则也是变化的。随着引用修辞新形式的出现，人们对它的运用准则也会提出新的要求。今天重提古代的有关理论，对我们使用和研究这种传统的修辞手法会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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