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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修辞准则探微
作者：张素格
关键词 引用 修辞 准则
“引用”作为汉语传统的修辞手法，适用于诗歌、骈赋、戏剧、小说、散文、政论等各种文体，可以说理叙事。可以抒情状物。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的早期文化作品《诗经》，其中已经有“人亦有言”、“先民有言”的字样。先秦两汉，在言谈中引用《诗经》成为跻身高层社交场合的立身之本。只要与当时的环境协调，与本人的身份合宜，所引诗句能够“言志”，就可以不管原诗真意。《左传》中就有诸侯之间朝聘盟会时“赋诗言志”的记载；孔子也曾教育儿子孔鲤：“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当时“引用”之风甚盛，且已有泛滥之势。自魏晋之后，特别是到了南北朝时期，诗文引用之风充斥文坛，滥用现象严重。因此，从魏晋开始，学者们不断探索运用“引用”的最佳标准，笔者在梳理历代有关引用修辞理论的基础上，按性质特点把引用的运用准则概括为以下三种观点：
1 融化不涩说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其中《事类》篇所论“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者也”。“这句话是说在文章的主体以外，又根据类似的事例，来说明意义。引用古典来以古证今。”这与现代修辞学所说的“引用即说话或写文章引取其他有关言论、材料或者文献、史料典籍、格言、成语、警句、故事、寓言、歌谣、俚语等，以阐明或佐证自己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感情。”的意思相同。可见。刘勰所谓的“事类”即现代修辞学所说的引用。在《事类》篇中刘勰列举了先秦两汉文人引用古事古语的三种例子：一是“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即把故事语言加以融化，看不出引用原文的痕迹；二是取旧辞，只是“万分之一会”，即引用原文但引用得极少，不过万分之一；三是“综采”，即综合采摘各书，引得很多，没有融化。刘勰认为过多采用经书中的话是“因书立功”，显然刘勰赞成的是第一种“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的方式。并且在篇末明确提出要“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用人若己”，强调引用古事古语要用得合适、恰当，与从作者自己口中说出来的话没什么两样。即要求引用要贴切自然，不勉强。不晦涩，无斧凿之痕。这是引用修辞史上最早论及的引用修辞准则，它强调把所引用的语言材料化为自己的语言。这是从语言形式的角度提出的引用修辞运用标准，我们可以称之为“融化不涩说”。刘勰的这一观点开启了后人对引用修辞准则的探讨。
唐宋文人多把引用称作“用事”。杜甫提出“作诗用事，要如禅家最：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转引北宋蔡绦《西清诗话》)“水中着盐”就是主张引用要象盐溶化在水中，虽不见盐却有盐味，即要求将古事古语融化在诗中，自然妥帖，不露痕迹。此说得到北宋蔡绦的推崇。认为“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北宋蔡绦《西清诗话》)；清代袁枚、近代林纾也都提倡引用要如“水中着盐”。这与刘勰的“虽引古事而莫取旧辞”一脉相承。
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不少文人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具体论述了引用要融化不涩的准则。如北宋叶梦得提出：“诗之用事”，“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石林诗话》卷上)；南宋沈义父论“用事使人姓名”要做到“融化不涩”(《乐府指迷》)，使读者浑然不知；南宋张炎指出“用事要体认著题。融化不涩”(《词源》)；南宋黄彻提出“用事”要“无雕琢痕迹”(《(巩石)溪诗话》)；明代胡震亨提出“用事不可着迹，只使影子可也”(《唐音癸签》)。明代徐渭提出“最喜用事当家”(《南词叙录》)。这些是对刘勰“用人若己”的继承和发展。
“用人若己”、“水中着盐”、“融化不涩”、“无雕琢痕迹”等论述一脉相承，都是提倡不直接用故事的语言，而将故事之意隐含于诗句中，是对引用修辞在语言形式方面提出的要求。历代文人在创作中自觉实践了这一理论原则，如杜甫的《阁夜》诗：“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其中隐含两个典故，《弥衡传》：“挝《渔阳操》，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读来却如系风捕影，毫无雕琢之痕。南宋黄彻为这种用法概括出一个恰当简洁的名称——暗用，他在《碧溪诗话》卷五说：“介甫《宜春苑诗》云：‘无复增修事，君王惜费金。’乃暗用汉文惜百金之产而辍露台事。”《汉书·文帝纪》：“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遂辍露台事。”王安石的《宜春苑诗》没有明用汉文帝惜百金事，而是将此意化为自己的语言来表达。黄氏所谓的“暗用”即相当于现代修辞学中的“暗引”。黄氏的这一提法对后世很有影响，如元代陈绎曾、明代高崎、周履靖等人论引用修辞的种类时都把“暗引”与“明引”相对应，视之为引用最基本的运用方式。直到今天，暗引仍然倍受推崇。
“融化不涩”体现了写作者的修辞自觉性，它注重语言形式要素的整合，是对引用的最基本要求。此说对汉魏时期生硬拼凑诗文的风气是有力的矫正，对引用修辞手法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探讨。
2 创新出奇说
持这一观点的文人主张诗词要创造性地引用，重在创新，使之别有一番滋味，忌因随守旧，老生常谈。这要求写作者具备超乎寻常的非凡识见：“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识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严有翼《艺苑雌黄》)这不仅是对写作者提出的高标准要求，也是对引用提出的更高层次的准则。它突破了“融化不涩说”仅强调语言形式的局限性，深入到了内容要素的探究。
北宋王安石提出“借事以相发明”说。他曾经这样说：“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必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蔡启《蔡宽夫诗话》)可见王氏不赞同所用故事与诗题相合，认为这只是“编事”；而是强调引用要有创新。借故事以出新意，发挥创造性。
苏轼提出“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题柳子厚诗》)，也是要求引用发挥创造性，在“化”字上下功夫，将陈说的“旧”化为“新”，将“俗”化为“雅”。他的理论与创作实践是统一的。如苏轼的《书李公择白石山房》：“偶寻流水上崔嵬，五老苍颜一笑开。若见谪仙烦寄语，匡山白头早归来。”此诗是苏轼表达对好友李公择的怀念。“谪仙”指李白，“匡山”是李白读书处，“白头早归来”引自杜甫诗《不见李白》：“头白早归来”。李公择也姓李，“少时读书于庐山”(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其故居被称为“李氏山房”(同上)，苏轼暗引杜甫诗，通过“见谪仙”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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