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
作者：胡成花 陈汝东
的方法为主。当时对修辞的界定也是以此为出发点，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Michael G.& Michelle Ballif，2000:24)
到了古罗马时期，修辞学侧重于演讲风格的研究，比如西塞罗、昆体利安的著作。随着罗马民主时代的结束，修辞学也萎缩到了修辞形式研究。到了中世纪，修辞学受到宗教的打压，被认为是异教徒术。在奥古斯汀(St.Auguistine)的努力下，被古罗马修辞学家所忽略的古希腊的修辞学哲学基础有所恢复。当时，修辞学主要被用于传教和书信写作，但是修辞学成为了当时学校教育的三大重要学科之一。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是重新发现和重视古希腊时期的修辞学著作。
17世纪到19世纪，被称为西方的现代修辞学时期。这一时期的修辞学被索尼亚·弗斯等概括为认识论、美文学和演说家三种倾向，人们试图从哲学、逻辑学、心理学和美学角度阐释修辞的属性，涌现出了像培根(Francis Bacon)、康帕拜尔(George Compell)、怀特利(Richard Whately)、布莱尔(Hugh Blair)等修辞学家，同时出现了美文学和演说术运动。修辞学从演说、写作扩大到了文艺批评。
20世纪初，西方修辞学开始复兴，并逐渐向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艺批评等学科延伸成为一门显学。麦克尔·莫然(Michael G.Moran)和米歇儿·巴里夫(Miehelle Ballif)在《20世纪修辞学和修辞学家——批判研究及来源》一书的导言中指出：“20世纪可以描述为一个修辞学的世纪。尽管在世纪初修辞学虽拥有丰富的遗产，却缺乏智慧的活力，但20世纪中叶后，修辞学不仅在其既有的英语与语言传播系科，而且在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成为了一个核心概念，一个核心术语。……数世纪以来一直遭受贬损的修辞学，发现自己成为了被关注的焦点。……20世纪看起来已向修辞学敞开了欢迎的怀抱。”在20世纪，西方修辞学不但复兴、发扬了古希腊的修辞学传统，而且奋力向其他学科领域延伸，为相邻学科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成为一门备受瞩目的学科。
2 对比中的东西方修辞学传统
综观人类修辞学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共性和差异。在数千年的修辞学发展历程中，东西方修辞学都研究人类如何使用语言进行交流，都研究修辞的手段和方法，都重视修辞的影响功能，都关注了人类的修辞规律。但是，各自所关注的方面、焦点和重点，以及研究的立意、视角和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却各不相同。
2．1 研究对象不同
中国的古代修辞学主要研究语言运用的手段、方法，尤其是书面语写作的手段、方法、风格以及原则。虽然先秦时期的修辞论也涉及口语修辞，比如“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人而无辞，安所用之。……夫辞者，乃所以尊君、重身、安国、全性者也。故辞不可不修，而说不可不善。”([汉]刘向《说苑·善说》)这些指的就包括了口语修辞。秦代之后的修辞论，则基本是关于书面语写作的。这与古罗马、中世纪到19世纪的西方修辞学有相似之处。
2．2 修辞功能观不尽相同
东西方修辞学的修辞功能观不尽相同。东西方修辞学都重视修辞对修辞对象的影响功能，但是，各自的视角和阐释却存在很大差异。中国古代的修辞思想中强调道德修养。人生追求、人际关系协调和社会管理等四种功能。那时，人们把言语技能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修辞能力，看作是个人安身立命、参与社会政治管理的基本能力。这从当时人的论述中可以看得出来。比如孔子所说的“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周易·系辞》)就说明了修辞之于人际关系和社会管理的价值。叔孙豹所说的“‘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则阐述了修辞之于人生的意义。
与东方修辞学对修辞功能阐释的宏观视角不同，西方修辞学对修辞功能的阐释着眼于微观层面尤其是说服、劝服、影响与互动。比如古希腊早期的诡辩派的修辞观：“修辞术是说服的艺术。(罗念生，1991)”亚里士多德则“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他认为“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其中的说服方式”(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现代西方修辞学继承了古希腊的修辞观传统，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比如美国当代修辞学家则认为，修辞是“有效地运用语言的艺术”，“是劝服的艺术”(杰克·富勒，1999:111)。同时，修辞也是人类运用符号相互传播的独特能力，是“一种用以协调社会行为的传播活动”，并且“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基础”(Sonia K.Foss，Karen A.Foss&Robert Trapp，1985:11－14)。这种修辞功能观的立意多在于公共事务决策，比如公共政策制订、公共利益分配等方面的意志统一。其关涉的实际上是如何实现社会思想和行为的统一。
2．3 研究范围不同
此外，东西方修辞学尤其是古典修辞学的研究范围也存在差异。中国古代修辞学虽涉及口语修辞，但这种口语修辞不同于古希腊对公众演讲、论辩的研究，多是个体修辞，尤其是君主、帝王，并非公众，诉求点主要是维护君主、帝王统治，尽管也涉及公共政策和公众的利益。比如，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依靠自己的辩才，主要在诸侯国国君之间纵横捭阖，即使辩论发生在朝堂上，也不同于西方的公共演说修辞。此外，中国先秦时期的口语修辞，主要关涉国家的政治、外交等，很少涉及司法领域，没有像古希腊的修辞那样关涉诉讼、典礼演说。日本的近代修辞学也主要以书面语为主，尽管有数量不多的演讲和论辩著作。与东方修辞学不同的是，西方修辞学从开始就以演讲、论辩为主要研究对象，虽然在古罗马、中世纪以及18、19世纪萎缩到了书面语修辞，但到20世纪新修辞学兴起后，恢复和发扬了古典修辞学中的演讲、论辩传统。
综上所述，西方修辞学和中国修辞学、日本修辞学，是有本质性差异的，虽然两者微观上都以劝说、说服，以影响受众的思想、心理、态度为主要指向。但这只是修辞社会功能的表面特征。中国古代的修辞和修辞学、近代日本的修辞和修辞学，其劝说、说服是以政治权势个体为受众的。无论是臣子，还是民众，都以君王为受众对象。劝说者所力图掌握的都是君主的心理，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而古希腊的修辞、修辞学，美国的新修辞、修辞学，则以公众、公共政策决策者为劝说、说服受众。这种差异只能从修辞秩序、传播秩序和社会制度中获得解释。
3 东西方修辞学传统观照下的传播秩序与社会发展
通过上述的简要回顾和比较分析，我们发现，东西方修辞学发展的不同范式，实际上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制度差异、传播秩序差异和社会发展模式与公平、公正实现方式的差异，这对当今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公平、公正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