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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历时比较与思考
作者：胡成花 陈汝东
关键词 东西方 修辞传统 传播秩序 社会发展 公平与公正
追求和平幸福生活是人类的理想之一。如何实现社会的发展，如何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是实现人类幸福生活追求的必要途径。作为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传播秩序在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修辞是提高传播质量和效率，促进思想和意志社会化、统一化的重要手段和方法，是建立公平、公正的传播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修辞秩序的不同反映了社会传播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状况，反映了社会公平、公正的基本态势。这一点在人类修辞学研究的历史中有充分的反映。在本文中，我们试图从学术史的角度，透视人类传播秩序的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建立和维护有所助益。
1 东西方修辞学传统的回溯
1．1 中国的修辞学传统
在中国，“修辞”一词可以追溯到《周易》上记载的孔子所说的：“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大意是“修饰文辞和言语，确立至诚的感情，是营修功业的根基。”(秦颖，1993:8)这里的“修辞”是两个词，与今天的“修辞”有一定差异。当时，“修辞”并没有现代的意义，很难说是一个研究客体。先秦时期，诸子著作中有许多相关的论述，都蕴涵了一定的修辞道理。这些修辞思想有关于口语的，也有关于书面语的。后世的修辞论多散见于相关的文论著作中，比如王充的《论衡》、刘向的《说苑·善说》、曹丕的《典论·论文》、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序》、陈骙的《文则》、严羽的《沧浪诗话》等等。这些著作多是关于文章修辞的。
我国的现代修辞学诞生于20世纪上半叶，至20世纪末趋于成熟、完善。20世纪30年代的主要著作有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龙伯纯的《文字发凡》、王易的《修辞学》和《修辞学通诠》、唐钺的《修辞格》、陈介白的《修辞学》和《新着修辞学》、徐梗生的《修辞学教程》以及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等。50年代后，先后出现了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张志公的《修辞概要》、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等著作。80年代后又涌现出许多修辞学著作，比如倪宝元的《修辞学》、王德春和陈晨的《现代修辞学》、郑远汉的《言语风格学》、黎运汉的《汉语风格学》、王希杰的《修辞学通论》、张炼强的《修辞理据探索》以及陈汝东的《社会心理修辞学导论》、《认知修辞学》、《当代汉语修辞学》等。这些修辞学著作多不区分口语修辞和书面语修辞，但并不专门探讨演讲或演说修辞。
我国古代修辞论关涉的多是语词修饰，以及修辞格、文体、风格等。我国的现代修辞学初创时期，也主要研究修辞手段的结构和功能。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开始研究语体、语境以及其它言语规律。但是，中国修辞学没有形成西方修辞学研究中的演说和论辩传统。人们对修辞的定义多着眼于“修饰”、“调整”、“调适”、“美化”、“技巧”等，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修辞学研究的深入，人们也开始从言语行为、传播行为等方面界定修辞。
1．2 日本的修辞学传统
日本修辞学开始于何时，认识不一。有人认为在1950年之前，日本不存在劝服意义上的修辞学。比较通行的观点认为，日本修辞学开始于明治时代。这种意义上的修辞学是指积极的表达艺术。(Massimiliano Tomasi，2004:27)
19世纪70年代末期兴起的日本修辞学主要以文章做法、修辞格、论辩、美文等为研究对象。其修辞研究立意重在文章的内涵、结构、类型、文体、风格以及修辞手法、修辞技巧。日本修辞学在词面上有“修辞学”、“文章学”、“美辞学”、“雄辩学”以及用片假名“しトリツク”等不同形式。其中，“美辞学”是Rhetoric的意译，是“修辞学”的旧称。日本明治修辞学可概括为以下四种形式：一是研究文章或作文法的，如五十岚力的《文章讲话》、《新文章讲话》、加藤熊一郎的《应用修辞学：演说文章》等。二是研究美辞的，也就是修辞的。比如高田早苗的《美辞学》、坪内逍遥的《修辞学》、岛村抱月的《美辞学》、《新美辞学》等。美辞及华文(Belles-lettres)是18世纪英国修辞学的主要内容。明治时代，这种修辞学思想被引介到日本后，与当时的语文教育趋势形成默契，产生了不少新的日本美辞学著作。三是以“修辞”为名的，比如五十岚力的《修辞学大要》、《修辞学纲要》、《修辞学讲话》，大和田建树的《修辞学》、武岛又次郎的《修辞学》以及佐々政一编的《修辞法》、服部元彦的《修辞学》、渡边吉治的《现代修辞法要》等等。四是研究论辩的。文章研究，是基于日本的国民语文教育传统和汉学传统，美辞和论辩研究，则主要是受西方修辞学的影响。但是因为缺乏社会基础，这项研究没有文章学兴盛。这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等等。
日本修辞学从一开始就深受西方修辞学中论辩理论和美文学理论的影响。早在明治初年日本人就开始翻译介绍西方的修辞学著作，比如西周的《百学连环》、菊池大麓翻译的百科全书中的《修辞及华文》(Rhetoric and Belles-lettres，1879)。后者论述了各种风格手段、修辞格以及简单的演讲形式、游记、历史文章、说明文的写作、说服和诗歌、戏剧的艺术手法等。该书对日本修辞学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高田早苗、大和田建树、坪内雄蒇、岛村抱月和五十岚力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该书以及其它西方修辞学著作的影响。此外，在尾崎行雄翻译的《公会演说法》、黑岩大译述的《雄辩美辞法》、中江兆民翻译的《维氏美学》等著作的影响下，日本出现了“日本雄辩学会”、雄辩出版社以及一些论辩修辞学著作，如马场辰猪的《雄辩法》、雄辩学会编的《雄辩学讲话》、竹内尉编的《模范即席演说及其分类的新研究》，安部矶雄《雄辩学讲座》等。此外，还出现了日英比较修辞学著作，比如增田藤之助的《英语修辞学讲义：英和比较》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近代修辞学史的研究也很大进展，涌现了不少重要的学术著作，比如速水博司的《近代日本修辞学史：西洋修辞学的导入和挫折》、原子朗的《日本修辞学史研究》、速水博司的《修辞学史——近代日本》等。但是，总体看，20世纪中叶以后，日本的修辞学研究逐渐转向了文体学和外国修辞学，没有出现明治时代那样的繁荣景象。
1．3 西方的修辞学传统
在西方，“修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修辞学成为显学，涌现了许多修辞学家和修辞学教师，比如科拉克斯(Corax)、蒂西雅斯(Tisias)、伊索格拉底(Isocrate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希腊的修辞学研究主要以演讲术和论辩术为主，以说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