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6期
人文主义语言观与西方修辞学研究
作者：殷相印
型”锻铸了人的观念世界，形成了人的精神格局。语言“模型”的这种生命力在于它得到人的精神世界的高度肯定。他以语义为本位，“这就从根本上肯定了人类语言结构的语义基础，从根本上把握了语言形式变化的生命之源，这正是人文主义科学方法比形式主义科学方法高明的地方”(申小龙，2003：82)，“萨丕尔的贡献不仅在于一个人类学者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热忱，更重要的是他替他的人类学实践，确立了一种对待语言的人文主义科学态度和操作方法，他对语言现象的人文主义关切和思考”(申小龙，2003：87)。美国人文主义语言学的重大成果是“萨丕尔一沃尔夫假说”，这个假说认为：语言的差异，不是语言外在诸要素方面的不同，而是从不同的思维出发的“质”的不同，即世界观念是受语言结构所支配的。·沃尔夫更是十分重视语言与文化、心理方面的必然联系，认为人类对事物的观察和认识，都受到本民族语法规则的制约，不同语言系统的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不同的。语言模式决定了人的思维模式，语言结构决定人的世界观。沃尔夫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形式的那些不可抗拒的规律支配的”(转引自陈原，1983：107)，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语言观。
2 西方人文主义修辞观
人文主义修辞观和人文主义语言观密不可分，人文主义一直是西方修辞学研究的重要特征。西方古典的传统修辞学一开始就重视人的价值体系的建构。古希腊著名的修辞学家伊索格拉底把语言看作人的性格的表现、心灵美德的反映；柏拉图反对不顾真理和正义、只图用巧妙的言辞和虚伪的论证颠倒是非的修辞术。他认为，风格是一个人性格的反映。伟大的修辞学家亚里士多德更是从人本的角度出发，阐释了修辞中人的情感的重要性，是修辞学研究中人本主义的典范。他对修辞学的最大贡献是，指出了演说者要尊重事实和真理，强调论证要合乎情理和人类思维的逻辑，强调修辞者要具有某种品质，“既然修辞术的目的在于影响判断，那么演说者不仅必须考虑如何使他的演说能证明论点，使人信服，还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懂得怎样使判断者处于某种心情”(亚里士多德，1991：69)，从言语信息的接受一方，强调了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演说者必须显示他具有某种品质，须使听众认为他是在用某种态度对待他们，还须使听众用某种态度对待他”(亚里士多德，1991：69)。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建立他的修辞学体系和诗学体系的时候，也采用归纳和演绎等严密的逻辑分析，尽管以他为代表的西方古典主义修辞学形式主义宗旨与西方民族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他在修辞学研究中体现的人文主义内核和注重人的精神内涵的思维模式，为后来的文艺复兴以降的西方修辞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开启了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的先河。
18世纪以来的西方修辞学研究，大大超越了以往修辞学只是演说和辩论代名词的这一狭小天地，系统阐释了语言学和人类认知的关系，重新评估了话语和交际的力量。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对演说或修辞的“人文化”情有独钟，认为人类世界是通过语言建构的而不是自然形成的，把人置于认识的中心地位；人类的交谈或者对话形成了人类的文化和世界，使人类文明得以实现。在这方面，意大利最著名的修辞学家、哲学家维柯是重要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修辞是一切艺术的中心，是人类理解世界的关键方法；语言使人类的存在变得有序，使人类从无意义中创造意义；技艺精湛的修辞家、雄辩家运用词语能力是通过整个知识领域获得的。他提出以修辞格为基础的语言、思维和经验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以这一理论为武器，对笛卡尔的哲学进行批判；甚至认为修辞学的认知方法优越于笛卡尔的哲学方法。“维柯的人文主义修辞学思想对20世纪西方修辞学的复兴，对当代修辞学和哲学都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Patrica Bizzell＆Herzgerg Bruce，1990：647)。
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兴起了以结构语言学为基础的形式主义批评流派。形式主义奠基者理查兹认为，语言的意义取决于它曾经被使用过的环境，所有语言形式都在某种程度上受语境意义的支配。为此，他写了《修辞哲学》一书，并完成了从文学批评向修辞学批评的转向。这种语境决定词语选择的观点，真正体现了修辞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属于人文主义修辞学范畴。同时发展起来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修辞批评”，又称“新古典主义修辞批评”，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人文主义的修辞学方法，考察演说者如何通过话语的力量对听众施加影响，如何对待演说所产生的修辞情景问题。20世纪50年代，修辞学家布莱恩多角度、全方位研究了修辞学的一系列问题，对修辞的定义、范畴、性质和修辞功能等都做了根本性的阐释。他从社会道德评判、人的价值的实现等人文角度审视修辞学。他认为：修辞的功能是使观念适应人，使人适应观念，最终使真理战胜邪恶；人应有效地组织语言，以改变他人的知识、理解、观念、态度和行为，而且要尽可能使语言组织得简单、恰切、积极和有效，起到教育人、感染人和愉悦人的作用。他认为，“修辞是启发和劝说普通人的言语技巧，是创造明智的公众舆论以及由此产生有利的公众行为的基本手段。任何需要调整思想及信息以适应集体心理的场合，都依赖修辞技巧以实现其目的”(温科学，2006：61)，修辞学家的贡献在于为了公众利益发现并运用那些能感动人们而使人们采取行动的东西。这种对言语修辞得体和言语“真善美”的追求，对言语表达者的道德要求和价值要求，正表现了人文主义修辞观的内涵。
一
西方人文主义修辞学研究，最值得一提的是格拉斯的“新人文主义”修辞学。格拉斯在肯定意大利人文主义修辞学传统的前提下，对这一优良传统进行了重新诠释。他认为：修辞学是生成真理、而不仅仅是传达真理的手段；通过修辞，人类适应了他所生活着的世界。格拉斯坚持认为，修辞学优越于哲学，修辞言语的价值在哲学的理性言语之上；修辞言语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人类通过隐喻等修辞方式去理解和诠释人类的经验。与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一样，他认为理性言语、理性知识是不完善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到社会和生活的特殊环境，没有考虑到修辞的特殊语境。格拉斯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关注语言、关注修辞，把语言和修辞当作了解世界的方式和途径，这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形成直接的鲜明的对照。格拉斯的人文主义所关注的修辞学，“并不是人们一直所解释的那样，只是一种表达逻辑演绎内容的方式，而是真正的哲学，因为它紧紧抓住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理性演绎只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温科学，2006：241)，“它所关注的并不是存在的问题，而是词的问题、隐喻思想问题，是对修辞思想哲学的功能的认识问题”(温科学，2006：61)。对格拉斯人文主义修辞学来说，如果不同时考虑那些词语的使用、使用词语的人和语境，不考虑隐喻的特殊性，意义便不能被理解。“因为事物的意义来源于事物与人的具体关系以及人类认真对待这些事物的努力”(温科学，2006：250)，修辞学是真正的哲学而不是逻辑推理，因为它努力克服人类存在的基本问题——以人类了解世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