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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日报
做过舞蹈演员，当过战地记者，写过军旅小说，也是海外华裔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的严歌苓经历过理想的破灭，也正经历着从中心到边缘的身份嬗变。
日前在严歌苓的新书出版之际，《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她。
她瘦小，精致。考究的妆容掩盖着岁月的痕迹。
文字中的她，宽广、深厚、干脆。12岁当兵，她说部队给了她豪爽而不拘小节的性格，给了她宽容和坚忍的心态：“在战场上你面对着刀光剑影，面对着生死的大问题。这不是小胡同、小巷子里蝇营狗苟的展示，人自然会比较大气。”
严歌苓的生活是丰富而勤奋的：做过舞蹈演员，当过战地记者，写过军旅小说，曾留学美国，也是海外华裔作家代表人物之一。但如今大陆知道她的人并不多，严歌苓对此也颇感默然：“一个作家有他命定的东西，它是你生命中一定要分娩出去的东西。我比较死心眼，只是尽力写自己觉得最好的作品，很少考虑受众问题。有那么多杂念，怎么写作？”
这一次的“分娩”，是一部28万字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描写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童养媳王葡萄将公爹藏身土窖二十余年的故事。走过美国、非洲等地、已离开中国17年的她回过头来关注中国农村，重新认识和思考她曾经历的历史。
阅读书，阅读人性
“狼啊，千万别堕落成人！”对着“文革”中的红卫兵，女孩脱口而出雨果的名句。那是十多岁的严歌苓，在无忧无虑的年纪中，已经熟读《悲惨世界》、《茶花女》等世界名著和不少中国古典诗词小说，却也过早地看到了戏中故事在现实中的演出。“我从小就是多思的孩子，多愁善感，在很小的时候就对人性感到悲哀。”她给身边的小朋友讲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笑面人》，还常常不满意作者对某些人物的命运安排，即兴发挥成“严歌苓的版本”。
故事可以改编成温情的结局，然而严歌苓看到的现实，却比小说更离奇、更丰富、更荒诞。尽管孩子不知人间甘苦，当年的严歌苓也会把苦难的生活看得很有趣，但事后想来，她认为自己在那段时间观察到了人性：“我看着我的父辈们一个个被整，社会上牛头马面的人物都出来表演，我们过早看到人性可以在某种情境之下发生那么大的变异。我感觉生活就是一场大戏剧，天天有戏看，惊心动魄，又非常可悲。”
1971年，12岁的严歌苓参军。那个时代的孩子都是理想主义的，严歌苓也不例外，她20岁时，中越反击战爆发，作为特派记者的严歌苓到战场采访。面对前线下来的伤员，严歌苓并没有感受到理想主义的洗礼，相反感觉到英雄主义的幻灭。从战场归来的严歌苓开始写作，而她的这些作品，多半透着幻灭后的感伤情绪。
一部作品一种创作方式
对于都市苍白的小幸福、小悲哀，严歌苓始终没有同感。她执著于土地，执著于底层人。“城市中充满粉饰，我们是被不断异化的一群。”但严歌苓的风格却始终无法归类。“1995年《扶桑》出版后，有评论家说严歌苓所有的小说都是为拍成电影，我不服气，我认为《扶桑》首先是一部文学性很强、很诗意的作品，很难拍成电影。”赌气似的，她写了《人寰》：“我要写一部谁也没法拍成电影的小说，他们想拍也没法拍。”《人寰》出版了，通篇都是一个中国老留学生与医生谈其情感症结所在。这部“不讨巧”的作品为她带来了上海文学奖，这回，确实没人来买版权了。
“于是有人认为我不擅长写细节，我父亲问我，是不是你的形象思维干涸了？”倔强的严歌苓这回拿出了《谁家有女初长成》，一部以细节和情节牵着故事走的作品。“我的每一部小说都在寻找一种新颖的、对我来说有突破的方式。写作是比较寂寞的生涯，总是在一种形式中停留，是寂寞上加寂寞。”
在《第九个寡妇》的责任编辑张亚丽看来，严歌苓是个很喜欢挑战的人。严歌苓也在采访中不断提到“刺激”这个词。尝试不同的风格是刺激，学英文、出国留学也是刺激。30岁才开始接触ABCD的她,用一年时间苦学英语，最终以570多分的托福成绩顺利来到美国。如今她用中英文进行创作：“这也是一个很刺激的领域，是一种未知。未知是艺术家最追求的东西，未知得到偶然，艺术的本质就是偶然。
王葡萄就像当年的我
1981年，严歌苓调到北京铁道兵创作组，有机会看到山西平静而荒凉的山原，“在我写《第九个寡妇》的时候，这种对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欣赏，这种莫名的感动，都是小说的氛围和情绪的基础。”
《第九个寡妇》中的故事，严歌苓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听到的。故事过于离奇，她一直没有动手写。“太传奇的事情往往很难脱离编造的干系，让人觉得不真实。”但她一直想了解：二十多年间经历饥荒、历次运动，这个藏身土窖的地主是怎么活下来的，“人得以生存的条件是什么？”
2003年11月，严歌苓跑到河南洛阳农村，找到了故事中那样的大土窑，也找到了故事的源头。
严歌苓说：“勤劳的人是有共识的。”而她，出于善良的本性，也不愿意描写离奇猎艳的乱伦、畸形怪异的变态故事，而只愿意写一个温情的故事：“王葡萄是我的梦想，你总该允许作家有一点梦想。王葡萄就像当年的我一样，我总得有个爸爸。我最能产生共识的就是，我对我父亲是绝对有感情的。”
少年时，她看着她的父亲被折磨，听着工宣队教育“你们的父亲是阶级的敌人，你要站到人民这边，你要做毛主席的好孩子”，那时的她只能坚持小孩最基本的道德：“爸爸永远是爸爸。”她能够体会，王葡萄淳朴的人性的一面。
小说结尾，地主在地窖中生活了二十多年，终获善终。像小时候那样，严歌苓从来无法改变现实，却总是牢记着那些温情善意的细节，“意识形态在不断变化，但是一些本真的东西是永远不可能变的。”
2006年04月08日
（全文完。请欣赏下篇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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