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举行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要批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树立江青的“文艺革命旗手”的地位。胡锡涛在《余秋雨要不要忏悔？——“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今日名流》2000年第6期）中说：“江青夹杂个人情绪，她要报私仇。批判‘斯坦尼’，是冲着孙维世而来。”他回忆道：批判“斯坦尼”是江青、姚文元布置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当时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五人小组，余秋雨为其中一个成员。先是叫工人造反派秀才写一稿，不行，便布置最能写的余秋雨起草批判文章的二稿，但二稿学术味过浓，由胡锡涛重写三稿，最后由姚文元定稿。　　 　　由此看来，要弄清《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写作过程，江青、姚文元是关键人物。鉴于江青已经去世，因而我于2002年9月4日由律师赵家仪、麻昌华代为起草了一份要求姚文元等人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余秋雨诉我名誉侵权一案，已由贵院受理。根据贵院的《举证通知书》，我在准备应诉的过程中，需要由以下几个关键证人提供证言：　　 　　1．姚文元，原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证明《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一文的写作情况；　　 　　2．徐景贤，原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证明余秋雨参加写作组的情况；　　 　　3．朱永嘉，原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上海写作组实际负责人，证明余秋雨参加批判　　 　　“斯坦尼”及其他写作组的情况。　　 　　因上述三位证人的特殊身份，可能涉及到政治问题，我不便直接向他们收集证据。根据《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第五十四条的规定，特申请贵院向上述证人调查取证，并通知其出庭作证，望批准。　　 　　此致　　 　　敬礼！　　 　　申请人：古远清　　 　　2002年9月4日　　 　　目前，“四人帮”唯一活着的只有当年的舆论总管姚文元。批“斯坦尼”一文的写作是他电话指挥的，并由他定的稿，故他是此案件中最重要的证人。估计他不会忘却曾帮其修改旧著做资料准备的这位写作组“一号种子选手”余秋雨，他也肯定没想到余在“文革”后仍然会誉满全球。如果换到上海以外的地方，余秋雨很可能会被控制使用，不可能再去当什么“正厅级”高干。　　 　　徐景贤又称徐老三，即张春桥、姚文元的副手。余秋雨当年参加“石一歌”写作组及上调到更核心的康平路写作组本部，均是由他审批的，故他也是关键证人。　　 　　朱永嘉是评“斯坦尼”一文的主要组织者，后在上海主编帮刊《学习与批判》，余秋雨曾作为他的“特使”处理过“《朝霞》事件”。余用真名或用笔名写的大批判文章，几乎全部发在这个帮刊上。据孙光萱在《也谈“为文和做人的规矩”——余秋雨现象的一个核心问题》（《山西文学》2001年第2期）中回忆：余秋雨“和朱永嘉、王知常同在康平路一幢大楼里办公，和王知常等人同在余庆路食堂就餐，共同商量《学习与批判》的选题计划”，故这也是一位重要的知情人。　　 　　北京一位副部级干部看了我这一申请书后，说：“这步棋下得真妙！要紧紧抓住不放。如果说上海法院无法叫姚文元等人出庭，可再次请求他们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不过，最高人民法院恐怕也无权决定，还得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呢。由此可见此案的复杂性，上海法院先前受理此案恐怕没有预料到它一头牵连着‘四人帮’这一敏感性，这是自己跟自己找麻烦嘛”。　　 　　一位经常回祖国参加学术会议的美国作家对我说：“余秋雨把学术问题弄成法律问题，是典型的小题大做。你却把法律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是否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仿效他‘做大’的方法？”　　 　　我说：“不是我故意把余秋雨与姚文元联系起来，而是此案确实与江青、姚文元及其余党密切相关。它本身不仅是法律问题，也包括有政治问题，至少牵连到当年清查与‘四人帮’相关的人和事作了结论，现在还能否翻案的问题。”　　 　　这位作家说：“你古远清也是作秀，明知不可能请姚文元出庭的事却也要申请。不过，这样做将了受理此案的上海法院一军，使其陷入两难境地。也许他们会后悔受理如此敏感而惊动高层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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