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锋（编辑家）：调解就是余秋雨大败，因为余秋雨事前说自己绝对胜诉，是百分之三百的胜诉，而且绝对不和解。　　 　　从法院的调解条件要余秋雨事先放弃侵权的指控来看，余秋雨惨败，古远清大胜。　　 　　余秋雨的众多要求都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余秋雨打的这场名誉权官司丢掉的是自己的名誉，用“狡猾”一词告人成为文化界和法律界的荒谬笑柄。古远清只做一下两处年代误差的学术说明就可。　　 　　余秋雨声势浩大的官司成为一场闹剧。这可是在余秋雨的“家里”上海。　　 　　这个结果肯定是上海法院无可奈何之举。他们无法再保护余秋雨。对余秋雨已经是最大的优待。最初踌躇满志的余秋雨和上海法院是如此尴尬，余秋雨没有想到，上海法院实在没有想到。（摘自王锋：《法院不要干涉学术内政》，悉尼，《华人日报》2003年6月21/22日）　　 　　金文明（《咬文嚼字》编委）：看看，余秋雨的拒谏状态已经狂躁失态到这样的程度了。我生平讨厌死不认错的人。　　 　　余秋雨先生说我已从“咬文”发展到“咬人”，还要咬到毛孔。既然这样，我就要咬到他的骨髓和灵魂。我坦诚地宣布，我会“咬”到底的，我不单单“咬”余秋雨先生一个人。任何人的文史差错我都不会放过。保护老祖宗的遗产，我当然不让。(摘自金文明：《我不是为余秋雨写的》，《南方周末》2003年7月3日)　　 　　郝铭鉴(《咬文嚼字》主编)：在你(余秋雨)“强硬”的背后，我看到了你的虚弱。你有点反应过度，有点情绪失控，你想用气势来证明真理，想用嘲弄来转移压力。俗话说：言为心声。你如此疾言厉色，露出了内心的烦躁不安。你说中华文化的根本问题，是要摆脱身上的陈腐、无聊的包袱；我说秋雨兄的根本问题，倒是要摆脱身上的名人、大师的包袱，不要动不动就想到给别人开书目，给年轻人写指导书，不要一看到别人指出几个差错，便担心自己的地位会发生动摇，从而闹得方寸大乱。(摘自郝铭鉴：《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民晚报》2003年7月14日)　　 　　陈耀南(澳大利亚学者)：余秋雨天分之高，文笔之巧，只一本《文化苦旅》便令人口服心服；不过，他的文德之坏、文品之劣，被金文明一一揭露得“石破天惊”，谅想他自己即使勉强口硬，心也不得不服。人家摆事实、讲道理，公道自在人心，不是花言巧语就可以骗尽天下耳目。(摘自陈耀南：《如何秋雨服文明》，香港《信报》2003年9月22日)　　 　　为君捶碎黄鹤楼（网民）：谁更有资格讲法律？谁应当被推上法庭？最有资格讲法律的，不是余秋雨，而是“文革”中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而应当被推上法庭的，不是那些探求历史真相的学者，而是“文革”中的“拳头打手”和“文字打手们”。　　 　　谭大珩（评论家）：还有蹩脚的《余秋雨的背影》，是别人为他写的一本“评传”，也是令人读来肉麻的书。它声声赞颂，并不能给余秋雨的“名誉”添彩，相反，却让人看到原来余的朋友之才华技巧是如此之低劣。稍有点冷静头脑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的书。不知余教授对此书作如何感想。如果是默契的话，那么又证明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话了。　　 　　总的说来，余教授从文坛走向法庭，说明了他走的是离开文学的道路。依靠法庭去解决文艺批评之争，是不恰当的。一个作家如果只靠法庭去争“名誉”，那么，该文人已走向末路了。（摘自谭大珩：《略论余秋雨“告状”》，《鲁迅世界》2003年第4期）　　 　　这场官司有两个战场：一是法庭辩论，二是媒体上的舆论大战。如果要到网上查找，很难找到一篇重量级的作者支持余秋雨打这场官司。值得注意的是，原先支持过余秋雨和批评余杰的人这次都不做声，个别的如上海大学郝雨先生由原来支持余秋雨转向支持被告。这就是说，在舆论战这方面，余秋雨是彻底输了。这从余秋雨于2002年8月24日答北京《华夏时报》记者问时说：“这个官司只论孙维世之死”，也可看出他在节节败退，把原先起诉书上讲的众多理由均自动放弃只剩下所谓“人命案件”这一条。其实，这一条是他编造的又一个“戏剧故事”，可参看本书《美丽的文字陷阱》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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