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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余秋雨打官司 余秋雨的文革“悔过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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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要不要全文披露下面所载余秋雨的交代检查问题上,笔者是有过踌躇的:将这类“文革”史料公开发表出来,似有损于余“永远站在正面”的形象,但他既然在新出的自传《借我一生》中浓墨重彩自暴“文革身世”,我作为一个“文革”文学研究者和“余秋雨现象”关注者,为什么就不能谈谈自己跟余完全不同的看法呢?另方面,余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永远站在“正面”。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揭别人的疮疤,有什么必要再让人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岁月或曰痛史中去呢?应该说明的是,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自揭疮疤,在《借我一生》中大谈自己与“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石一歌”还有“《朝霞》事件”的关系;何况,正因为是“疮疤”,公布出来可以使余秋雨不至好了疮疤忘了痛;也正因为是“痛史”,所以更不应该被遗忘。这样一份被保留如此完整的交代检查材料,里面并没有什么“国家机密”。更何况余秋雨直到和我的官司结束后,还在“声明”中说这是“谣源”,这种否认和解协议书所说的“双方无其他争议”的做法,再次说明余秋雨是大不老实的人:昨天刚签自动放弃侵权指控以及索赔十六万元人民币的和解协议,明天就不认账。为了不歪曲事实真相,也为了让读者鉴别,我只好把本来是呈给法庭作证据用、原不准备公开的材料让它见见阳光。这无论是对余还是对于后人,都有特殊的教育作用或警示作用。
下面是由于陆女士的揭发,余秋雨很快检查、交待自己炮制署名“任犊”的《贾府里的孔圣人——贾政》一文的经过:
此文选题及最初几稿的情况我都不知道。只记得1974年3月,当时临编组(古按:即《学习与批判》临时编辑组)的×××同志交给我评贾政的稿子,叫我看。我看后提了一些写作上的意见,×××同志就叫我改一下。我当时是否提出过要求,记不清了。只听说这篇文章王知常与陆××同志讨论过。后来有一次我在食堂遇见王知常,问他这篇文章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与小陆讨论过,现在稿子中有关贾政的材料都集中了,缺点是比较零碎,比较散。要写贾政表面庄严,实际虚伪,表面强大,实际虚弱。借贾政批刘少奇、林彪、苏修、美帝。现在稿子中虚伪一面写了,虚弱的一面没有写。叫我可以把《独往独来析》(批林彪的一篇杂文)中写林彪虚弱的内容吃一点进去。
在修改时,我没有再去找小陆,因此始终不知道王知常怎么与小陆讨论的,具体授意是什么。我看小陆的稿子,主要批了贾政的虚伪,集中了这方面的不少材料。但虚弱的一面确实写得很少。因此我在文章后半部分加了“虚伪是虚弱的一种表现”,贾政对自己的家庭“一筹莫展”、“束手无策”,“既愚蠢又贪婪,是一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家伙”,贾政“极端孤立”,“偌大一个贾府,没有一个人真正与他感情相通”,“是一个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既是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又是一个不断喟然长叹,经常泪痕满面的失败者”等内容。在文章前半部分讲贾政虚伪的部分,我也加了一些内容,如:“贾政的反动、虚伪和必然失败的命运等等,很能概括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从这个艺术形象中看到二十世纪中外尊孔者们的嘴脸和行径。”其中两段鲁迅批孔孟之道的话,记得也是我加的。文章的文字也作了较大的修改。
这样改下来,文章的基本观点是:1.《红楼梦》一书的反孔倾向,比较明显地体现在贾政这个形象的刻画上;2.贾政是儒家统治思想的化身,作为一个艺术典型,概括了孔丘及其信徒的一些共性;3.贾政表面“谦恭厚道”,实际上大有恶霸作风,如打宝玉就是一例,与林彪之流“破釜沉舟”、“辣手造乾坤”相类;4.贾政表面“泛爱众而亲仁”,实际上贾府逼死了金训儿等许多丫环。所谓“端方正直”、“礼贤下士”、“古朴忠厚”,实际上因薜蟠打死了人而徇情枉法,与贪赃暴虐的贾雨春来往热络,甚至还公然纳贿;5.之所以虚伪,其中一个原因是虚弱。贾政无能,什么能力和学问都没有,实际统治能力很差;6.贾政孤立,没有人与他感情相通,是独往独来的孤家寡人,很像当年孔丘“惶惶然若丧家之犬”,“孑然一身”的情景;7.整个印象是表面庄严,实则虚伪,表面强大,实则虚弱。上溯孔老二下到刘少奇、林彪之流,模样大体相类;8.苏修、美帝也有点像贾政。他们的“大观园”早已危机四伏。
我在修改这篇文章时不知道布置者有什么其他政治目的,以为是借贾政批林彪的。发表后也没听到其他反映。“四人帮”粉碎后,在清查和揭批运动中,我进一步认识到,这篇文章把评“红”也纳入了批孔的轨道,因此客观上也迎合、附和了“四人帮”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是与文章本身存在的问题分不开的。离开了《红楼梦》这本书的形象内涵,离开这本书在当时作者反映的社会现实的关系,侈谈什么“历史经验”、“阶级斗争规律”,这当然就不可能真正评好“红”,也不可能真正总结好“历史经验”,只能为人所利用。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余秋雨 1978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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