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2年底开庭后，上海法院对我变得十分客气，说以后为了节省我的时间和路费，“不要专门到上海来，只在电话和传真中沟通即可。条件成熟时，等你有机会到上海开会时再调解。”　　 　　机缘果然有了，中国作家协会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联络委员会将于2003年3月15日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台湾文学的有关问题。我趁这个机会去上海，法院便决定14日召集原被告双方进一步调解。　　 　　仍然是封闭式开庭，到会的还是那几位当事人和法官。不同于上次所挂的“原告”、“被告”的牌子，而用“上诉人”、“被上诉人”代替。　　 　　许伟基先生说：“在去年12月开庭时，双方都表示愿意调解，尽管这调解的前提是如此针锋相对。休庭期间，我们分别征求了你们的意见，双方就调解的原始方式进行了交换。今天召集双方主要是谈具体的调解方案。如双方满意，就当场宣布调解成功。请原告代理人先讲。”　　 　　余秋雨的代理人鲍培伦律师说：　　 　　“原告余秋雨先生因有别的事不能前来参加，他通过我申述如下几点：　　 　　1．要确认侵权的性质，被告向原告表示道歉。　　 　　2．关于精神损失费的赔偿可以放弃，经济损失费即律师费可以商量。　　 　　3．诉讼费全部由被告负担。　　 　　4．被告向各家媒体发信或登启事的形式道歉。　　 　　很明显，原告的底线是确认侵权然后放弃全部索赔。所谓“可以商量”云云，不过是谈判的筹码罢了。　　 　　我的代理人赵家仪律师也说了如下几点：　　 　　1．在不确认侵权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因为原告参加批判“斯坦尼”小组和写过评“斯坦尼”二稿的基本事实存在。还可用原告写过或参与过署名“罗思鼎”、“任犊”、“石一歌”的文章做旁证，故我的当事人说原告在“文革”中参加过大批判组和写过大批判文章，并非凭空捏造，而是事出有因。　　 　　2．我的当事人文章中出现时间上或某个细节上的误差，也就是说材料收集不够全面或表达欠周全的地方，可以做出更正和发表相应的启事。　　 　　我的底线是只要对方放弃侵权的指控，其他问题均可做出相应的让步，但诉讼费不能全部由我出，而是按照和解的惯例各出一半。　　 　　庭长问我：“听了原告的陈述后，你有什么说明？”　　 　　答：“我把原告1968年参加批‘斯坦尼’小组误为1969年，还有把孙维世之死的时间同样误差一年，这均可做出适当修正。至于我用的‘狡猾’一词，是贬词褒用，原告完全理解错了。他认为这是最严重的诽谤，这正从反面说明我没有诽谤他。”　　 　　赵律师进一步补充说：“这个案子不能定性为侵权。原告在‘文革’中紧跟‘四人帮’参与大批判文章写作，这是客观事实。我们应该尊重这一事实。我的当事人说孙维世之死是为了说明文章极坏的社会效果，而评‘斯坦尼’一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事实。如果说举孙维世的例子不恰当的话，那周信芳、贺绿汀、瞿白音、郑雪来的遭遇同样可以证明这一点。”　　 　　许伟基说：“你们的调解方案尽管仍有分歧，但就被告承认自己文章有史料差错并愿意改正这一点来说，双方在靠拢，都有进步。至于评‘斯坦尼’一文是否系余秋雨所执笔，调解协议书上要不要出现‘侵权’的字眼，希望双方都加以考虑。”　　 　　原告回避，由许伟基做我的工作，希望我就评“斯坦尼”一文系余秋雨所写一事作出澄清。他说：“治学要严谨，不能意气用事。错了就错了，应向原告表示歉意。形式怎么搞都可以，要不要用‘侵权’一词也可以研究。你们要尽量缩小此案的影响，要尽快消化掉。‘文革’毕竟属于敏感问题。把‘文革’老账翻来翻去不好，尤其是在大好形势下，这样翻对安定团结不利。你们两人在海内外都有一定影响，不能把笔墨官司在海内外翻来覆去地打。不是说你所有写的文章都不好，也不能说你研究余秋雨不对，更不能说以后你不能研究他，但你一定要纠正你不准确的说法，只要纠正了就行。你的问题不能光理解为仅仅是更正。要再向原告的调解方案靠一靠。如调解不成，那就只好判决了。以后我们电话联系，再把调解方案作些修改，如果修改得满意可以接受，定下来再到上海签字。”　　 　　看来，许庭长要我就评“斯坦尼”一文不是余秋雨执笔做出澄清。他这种要求，我是无法答应，也不会让步的。在时间误差问题上，则是另一个问题。许庭长居然要我在这一问题上尽可能做出否定性的回答，可见他不是受了原告的影响，就是对案情没有吃透。这也难怪，因这个案件牵涉到“文革学”及文学常识一类的问题，这些都不在他的专业范围之外。不过，只要把胡锡涛的文章仔细地全面地多看几遍，就不会认为余与评“斯坦尼”一文毫无关系。不要说是专业人员，就是一般读者也不难判断出来。　　 　　接着是轮到我回避，许伟基做原告的工作，估计重点是要他放弃侵权的指控，不然就可能败诉。只要放弃侵权的指控，余的底线就彻底崩溃，这个案子也就不成立了。这对余是相当痛苦的一件事。既有今日这个结果，何必当初雄赳赳地指控我“造谣”、“污辱”、“蔑视”、“诽谤”、“诬陷”、“侵权”、“骂杀”，还有什么“捏造事实”、“恶意中伤”、“人命案件”、“主观恶性”，又过早地宣布此案绝对不能和解，百分之三百打败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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