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有人不喜欢他这样。有回在校园里遇见另一位老教授，他就向我批评起余秋雨，责怪余秋雨在自己的文章里给一位年轻的、现时段的剧作者的作品给予了过高的评价。 　　“这样很不慎重，余秋雨不能随便给这样的一个作品下定论，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教授，是名人，他的话是会有后果的，他怎么能这么随便！”　 　　　　　　 　　我朝那位教授傻笑，我其实还是蛮尊敬他的，只是想问题和说话的方式差距太大，只好以傻笑为武器，免作停留。 　　其实最欣赏的就是余秋雨的亲和、率性，干嘛要假装一副教授、名人的样子，满脸慎重？太奇怪了。 　　其实上戏的老师与别的正统院校的老师相比，就已经够亲切可爱的了，他们可以和学生称兄道弟，有的讲课时也会跳到讲台或窗台上去，若再加上思想与观念真正现代化，上戏的俊男美女及我这样的次次美女们，没有不欢迎、不服气的。 　　他上课没有那么多的讲义，台子上只放着个笔记本，似乎也很少打开。坐在一张椅子里，也没有水杯什么的，不紧不慢地、语调平缓地聊着。 　　中途休息，男生总是把他围住，探讨。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探讨什么，我几乎没有与他探讨过学术问题。我喜欢安静地听，被他的方式、说法触动，安静地在心里想，思考。他的话，只是转动和打开的钥匙。他们谈得似乎挺投入。男人们喜欢讨论问题，争论问题，男生都惟恐自己看上去像没思想，没脑子，他们更喜欢在他面前不住地表达和表现。女生们喜欢用自己的感知去接近他的体系。 　　他授课的时候，经常会有“全方位”“立体”“宏大”“放射状”“裹挟”“喷发”这样一些充满力度和动作感的词汇，在课堂的环境里，成为推动我思维全面打开的夯号，让我的脑子海阔天空、无所不为。回到宿舍，我们又更愿把这些词汇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闺房言谈，经常把它们用得妙趣横生。比起男生，我们女生活学活用，更像是余秋雨的“嫡系部队”。 　　那时除了听课，在上戏的小院儿见到余老师，他都是随意地穿条牛仔裤，手里拿着饭盆，走在学生堆里，去食堂打饭。 　　哪个系的学生都爱与他拉上话，攀上点关系，也包括毕业后在外面搞电视时真的假的都打上“艺术顾问余秋雨”。 　　上戏的学生在外头搞电视剧，应该是始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时经常看到和听到一部什么什么电视是余秋雨做的艺术顾问，一个什么什么电视演员的写真集是余秋雨写的序，有次问起他，他哈哈笑，言语中从未流露过追究，只告诉我这样的事太多了，肯定比你听说的、知道的多。有次还开心地说起有人告诉他，他的名字正好打在屏幕的一个大光头上，很好玩的。 　　那出电视我还真看到过，导演正是上戏的，我还认识。 　　你想想，一个大光头上打着余秋雨的名字，好玩吧。别人告诉我的时候，我自己都笑了。他说。 　　是的，那都是自己的学生，除了打着幌子想多争取点观众，提高一下收视率，他们没有恶意。他知道他们至少还在老老实实做着一件具体的事情，还没有沦为那种无聊又无行的中式文人或掮客。 　　我还听说一位分至北京的表演系女生，找到余老师在北京的驻地，大谈她要在北京开家妓院做妈咪的雄心壮志。可惜跟我说这事儿的人没有打听到余秋雨的反应，我也只是想，亏了他能有耐心听如此生猛的女学生神侃。也难怪，凡是上戏毕业的，都爱说自己是余秋雨的学生。学生太多，他又总是一视同仁，也难免会有哭笑不得、无可奈何的时候。 　　我那时和现在差不多懵懂，凡事不打听，对别人背后的那些事情没有太多兴趣，即便是对自己尊敬或者关注的人，也只是听凭自然去感觉去了解，想不起来要去打问点什么。很多事情都是全世界都知道了，我才听说。这样的脾气往好里说，是好相处，不多事儿；往坏里说，是生性漠然，待人缺乏热情。 　　对于我们天天挂在嘴边上的“秋雨兄”，我也一样以自己一贯的“处世”态度对待，从不主动去打听他的生活和家庭。但有些传说或是细节，一旦听到又有了感觉，会很难忘记。 　　毕业后有同学跟我说，在上戏读书时，有一年春节余老师独自一人在沪过年，冷冷清清。按照惯例，大年初一一定会有拜年的学生不断上门来，但那次他怕他们问及当时的师母，他不想他们察觉到他那时家庭生活中的孤寂与真实，竟悄然出走，躲到没人知道的乡下去“避年”。 　　听过就没忘了。 　　甚至在很多年后我自己也遭遇过这样的“年”：突然之间人为制造出来的过年气氛，会把你的孤独放大到一个极限，那种寂寥，还稍带点强撑着的面子，脆弱得不能被外人稍稍碰及。甚至都不敢接电话，任何一声问候都会让我全线崩溃，嚎啕大哭。 　　这样的经历，过后总让人愈发地坚强、强大。也让我懂得，再坚强、再热闹的生命，都有它软弱、清冷的时刻。这样，便什么也不用太在意，什么也都会过去，在自己一切顺畅如鱼得水之时，不至于面对别人的失落、低沉而得意忘形；在自己倒霉潦倒之时，也不至于在别人的得意、辉煌面前自惭形秽，大家只是刚好所处的时段不一样罢了，没关系的。 　　这样一来，往好里说，有点像某些古人那样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往坏里说呢，也就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后来也是在北京，从上戏来北京的表演系同学告诉我，余秋雨老师快要结婚了。我懵懵懂懂问，结婚呀，跟谁结婚呀。那时才知道，原来是和马兰结婚。　 　　　　　　 　　刚开始还有点怕给余老师家打电话，害怕马兰接电话，主要是不知道怎么称呼。后来听余老师一口一个马兰，也就在电话里放开了直呼马兰了。 　　后来也是在学生和老师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后，才有可能谈及各自的家庭与爱情生活，他也像我们所有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饮食男女一样，不思悔改，注定要在两性关系里沉浮起落，有苦闷，也有欣喜。只是偶尔谈起过去，我会用我的方式笑他，我说哎呀你以前怎么那么土啊。他说是土，以前的人都那么土的啊。 　　这个时候又会让我想起刚到北京时给他写信描述自己的生活，他说的他羡慕我们的年轻。心想谢天谢地幸好自己不是他那一代人，要不现在一觉醒了多替自己难过和可惜。 　　现在聊天，谈起各自的情感生活，他会说，两人之间年龄的差异有时反倒会给双方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我总是同意得小头乱点，愉快极了。即使是在这件事上，我这个徒弟也是步其后尘，无意中又成了他的模仿者。 　　第一次看到我的笔名“哈马忻都”，他奇怪我干嘛叫这么个名字。我嘻嘻笑，不好意思原原本本告诉他。那时正是“黄爱东西”这样的名字盛行，又听说一些所谓时髦的上海人广东人，也兴把孩子的名字凑成四个字。那时我要用自己的这个笔名发表小说，杂志的总编就明显表示反感，说不行，人家还以为我们开始发外国人的小说呢。我心里叫苦，都是凑巧，自己和流行、赶时髦根本不是一回事的。但依了自己的性子，一下子又不想特意去解释什么，说明什么。管它呢。 　　好多年后，我在余秋雨的《千年一叹》里读出他对伊朗的历史和自然还挺有感觉，对波斯人在古代中国的“工作与生活”还津津乐道的，便一下子就又愉快起来，躲在写给他的信里开玩笑，问他是不是觉得我身上也有那么一点点“异族”痕迹。我说我的祖先就来自波斯，娶了一位蒙古女子，我从老家家谱上拣来这第一个名字“哈马忻都”，觉得好玩，就做了笔名。但事实上我对这四个字的真实意义一直糊里糊涂，不知所以然，别人问起，也总有点不太好意思。有一阵子我一遇到蒙元那段历史，就想考古，想弄清楚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 　　就这么一说，没想到他不仅挺当回事，还特别有兴趣，在电话里兴高采烈，还带着些许的天真与冲动，起劲地鼓动我，要我一定要写篇文章，写自己对那个拣来他名字的祖先的想象、猜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做过些什么？相隔900年，没有他的任何信息留下来，只是拣了他的一个名字，还有血脉里不知道还有没有的一点点血。他一再说你要写，那一定很有意思，你一定要写一写。 　　他的语气和热情，恨不得我放下电话就应该在电脑上狂敲起来才对。 　　我没好意思说这篇文章我都想了好几年了，但总想考古又考不到，十几年前老家出土一块这位“哈马忻都”老先生的墓碑，说俺家的先人来自波斯，因为护国有功被元世祖赐了一位蒙古夫人，后来又做了元代的丞相。丞相和蒙古女杂交生的孩子里就有被老家奉为忻都公的始祖。那一阵兴奋得我和我弟四处考古，最后也不知我弟从哪儿考出的，说这位“哈马忻都”老先生根本就是位奸臣，是作为对他的惩处才留守在江南不得返朝的。老家家人听得跳脚，说不是奸臣，是弄臣啊。我呢，从一些元史资料上还真把这父子俩对上号，他们的来处与去向也都和老家墓碑说法相近，但因为一直没有机会和时间去啃那一大摞巨厚无比的新旧《元史》，所以总觉得不是一手资料，说起来也都是野史，不好乱写，乱写就好像要攀附什么似的。搞来搞去文章才一直没写出来。 　　不过这位“哈马忻都”老祖先也够风光的，不仅我把他大名拣来做了笔名，时不时地在当代社会里闪回那么一下子，而且我老弟也对他念念不忘不肯放过，在日本生了个女儿，也取名叫“哈马忻都”，搞得我们家尽是女哈马忻都。 　　没想到这件事让余老师的兴致这么高，我当然乐得哈哈的。最高兴他对这篇要写的文章思路与我大相径庭，他根本不提什么考古的事，只一味要我放开了想象去与那位900年前的老祖先会合。 　　为此他启发我，问我记得某某某吗（一位上海戏剧学院的同学，抱歉我这会儿又忘了他名字了），我说我不认识他。他马上告诉我那位校友现在的服装生意做得很好，是上戏学生里生意做得最好的。不过他要跟我说的不是这位校友的生意，而是这位校友写过的一出非常好玩的戏：有一天他的剧中主人公突然想搞清楚自己的祖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于是他到他祖母生活过的村子里去住，去打听，最后的结果是他发现村里所有老头都可能是他的爷爷！ 　　我听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 　　他还在电话那边鼓动我，你一定要写，一定会很好玩的。 　　我说好好，我一定写，一定不考古，一定放开了写。 　　在这件事上，他表现得比我要可爱和有趣，要更多感性。我十几年都没写成的文章，他一听到就表示出极大兴趣，就有了一连串的想法和说法。其实这一次，我还真有点钻进“家史”里跳不太出来，还有点想要追根溯源的意思。说穿了吧，还太投入，太理性。而他不，他一听我说，马上就有了另一篇文章的感觉，马上就把一个他眼里的马小娟，和900年前的一位老祖父速递到同一个空间，想象的翅膀也就愉快地扑楞开了。　 　　　　　　 　　他就是这样的，对他学生的任何一点想法、创意，从来都是津津乐道，褒庇有加。我曾几次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他对我写作能力的肯定，而我甚至想不起来自己在上戏时有过什么可以拿得出手的作品。在他眼里，学生只有有创造力与没创造力之分，他不会拿幼稚、不成熟这样的概念去衡量、看待他们。 　　我熟悉的一位表演系男孩，写电影剧本，也写小说，挺有才华长得也不差的一个人，就是不肯好好练功，劈大腿拿大顶什么的，最后毕业时形体课没过关。走投无路之下，他就咬着牙去找余秋雨。 　　学生们总是这样熟悉了他的取舍，希望以自己独特的才智赢得他的帮助，得到他的赏识。 　　我写的一个小说，最后男主人公消失了，我一时不知把他安排上哪儿去。那时正好在看余秋雨的《行者无疆》，一着急，就想到要把他发配到凤凰台的“欧洲之旅”去当摄像，让他跟着余秋雨去欧洲。女主人公是在书店看到余秋雨《行者无疆》最后一页的名单时，才无意中得知男主角的下落的。我还一不做二不休地，把余秋雨安排进我虚构的一个场景当中，让女主角哭哭啼啼，非让余秋雨转告她对男主角的思念不可。书中的“余秋雨先生”还一口承诺下次再遇见男主角，一定替她转告。搞得一位自己都出版过好几部长篇小说的女同胞，明知这不可能的，还是忍不住特意去找来余秋雨的《行者无疆》，傻乎乎去翻那最后的名单，想真的找到我的男主角的名字。这事把我得意得哈哈大笑，我说我得去找他要提成，我给他书做广告了。 　　我这应该是把虚构的人物放入真实的事件，又把真实的人物放到虚构的场景中，自己还挺得意，有点好莱坞《大玩家》的意思。可我老爸看过后立马把我喝斥了一通，认为我如此随意，如此不“严肃”，余秋雨本人看到肯定会不高兴的。我老爸勒令我必须把书名和人名虚幻掉，说这样读者也许会联想到余秋雨，但你决不能用余秋雨的名字。我说那多不好玩啊，再说他才不会生气，他不会那样的，他要那样他就不是余秋雨了。 　　后来把小说给余老师看了，还一个劲追着他问，看完没有，看到最后有没有狂笑。 　　他在电话里愉快地告诉我，他把我这个“得意”的学生介绍给凤凰台的台长王纪言听，就跟他讲了我小说里的那个结尾，结果王纪言听得直说这可是后现代啊。 　　这就是余秋雨，和学生之间总是愉快的，好玩的，从不把自己凌驾于他们之上。 　　后来也经常在余秋雨的文章中看到他提起自己的学生，甚至与凤凰卫视走到欧洲时，也有从前的学生闻讯后老远地赶来。那都是他在上戏做老师与院长时的收获。 　　和别的高等院校相比，上戏简直是袖珍型的，一幢教学楼，两座宿舍，几百名学生，每天在个小院儿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过得就像一大家人。在前有南京大学那样的正统高等院校的学习生活，后来又经历十几年的社会生活之后，再来回忆上戏，上戏学生和老师那种集体性的天真可爱，真实单纯，一下就又涌到眼前，整个人也会随即愉快和轻松下来。 　　那时上戏女生的漂亮在静安寺一带是出了名的，围墙之外，真是不知有多少双艳羡的眼睛。很清楚地记得，在校园里从没打过招呼的校友，出了校门，遇上有女生被人欺负，男生一定会冲上去把人揍个屁滚尿流。“我们的女孩也敢碰？揍你！”上戏男生的爱打架也是出了名的，偏偏上海人多数都不经打，据说还有连人带椅子一块儿被上戏男生给扔到大街上去的。时间长了，“小瘪三”们反倒对上戏的学生生出几分敬畏，对那些清纯美丽的上戏女生，也只有可望不可及的份儿了。 　　在那个小院儿里，一个人的事往往会成为全校的事。比如某个漂亮得人见人爱的女生和老外谈恋爱了，谈了半天发现老外只是个骗子，不仅穷而且不想娶我们。于是全校的男生都火了，“揍他！”可怜的老外就被揍个半死。又比如终于有人被某个剧组的副导演选中去拍电影，消息一经核实，大家就在校园里不停地高喊他（她）的名字，仿佛新皇登基。戏文系的学生虽不会有这样辉煌的时刻，但也自有乐趣，比如某位石姓同学不幸比同班同学年长三两岁，大家就都叫他石爸爸，时间一长，老师也跟着叫石爸爸。课堂上，老师就那么指着石姓同学:“你，石爸爸，你来回答这个问题！” 　　对于沉浸于书本与所谓学问中的人们，上戏校园中感性、放达、天真的氛围，刚好冲淡他们身上的迂腐、单调与沉重。我相信在上戏经历了求学与育人岁月的余秋雨，所以至今还保有一颗年轻、强健的心，上戏学生那些从里到外的灿烂朝气与蓬勃生命力，是他的营养之一。他总是能够从年轻人那里获得活力与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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