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穿越华山路。 　　梧桐树叶，衡山宾馆，甚至丁香花园，但就是没能晃见上海戏剧学院那块招牌。 　　因为多出来一条高架桥，我把上戏彻底给丢了，连带那家溢香的法式面包房。　 　　　　　　 　　余秋雨说，马小娟你应该回上海看看，上海的变化很大。 　　可我总是途经上海，一刻不停。即使现在，也情愿坐在浦东巨高的国茂大厦露天咖啡座上，喝咖啡，发呆，隔着条黄浦江，远看上海。懒得下去。 　　那底下的世界精彩是精彩，繁华也是繁华，感受得到，但不必亲临。我喜欢这样子。 　　旁边有个摄制组在工作，应该是在介绍新浦东。摄像和主持人在忙，镜头频频扫向林立高楼，那是新浦东的天际线。其余人则和我一样，在露天平台消受。我听说，这座中国最高、世界第三的国茂大厦在峻工后，决定请一对上海夫妇在总统套房“首住”。请哪一对呢？太老的不足以体现这座建筑的现代感，太年轻的又怕承担不了它的重量，选来选去，选了余秋雨夫妇。上海，是他们的居住地之一。 　　在北京见到余老师，我说我喜欢国茂大厦的现代感，电梯像飞一样，一下送到空中。我在上面安安静静喝咖啡，隔江看上海，像雾里看花。 　　我还说，有一天我希望自己能在上海买一套房子。 　　上海的气息，北京替代不了。 　　上海在我心里，总是欣赏却下不了决心去亲近，迷恋她的文明与国际化，但对自己成为一个上海人毫无信心。 　　上海总是在下雨，背景模糊。 　　1989年，夏天。我打着伞，赤裸双脚，糊里糊涂走进那些淌水的街巷，怯生生去敲那些陌生的门。 　　“这是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请您当我的答辩老师。谢谢。” 　　那应该都是精选出来的对中国当代戏剧有研究成果的上海学者、艺术家，他们多数住在三两层的旧式小洋楼里，楼梯逼仄昏暗。厚实陈旧的木地板横在眼前，陌生中带些淡漠。我懵懵懂懂来，懵懵懂懂地离开。 　　那一天好像一下游遍了上海，又好像在向上海作最后的道别，我出现在上海的一个个公共汽车站，在人群中挤上挤下，走进那些不动声色的小洋楼里，一家一家发放我的毕业论文。最后，连雨都下累了，我挟着我的伞，转车搭乘去西郊龙华的公交车。 　　记忆中那个地方很远，汽车到达终点后，我茫然四顾，不知从何下手。 　　今天为帮助自己再想起龙华那个地方，再想起上戏教师宿舍那个小院儿，我特意翻出余秋雨老师写的那篇《家住龙华》。 　　这篇文章在十年前看过，发现此刻再看，感受已很不一样，除了感动，又多出几份清醒、旁观的审视。甚至想，即便是他自己，也未必察觉到自己那时不自觉流露出来的一种怀疑和动摇？ 　　那是一篇与死亡有关的随笔。不知是因为家住龙华才引出死亡的话题，还是因为连着参加了几次上海文化界友人的遗体告别仪式，余秋雨这篇病中的小文显出少有的伤感、迟疑。 　　那都是些中年早逝的教授、学者，余秋雨在悲悼友人生命早逝的同时，也返观了自己生命的形式与可能有的结局。 　　“昨夜读的是霍达的《国殇》，才读两页，纸页就被泪水浸湿。他们也是中年，他们也是教授，全死了。” 　　“仪式结束了。我默默看看大厅里的种种挽联，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突然，就在大厅的西门里侧，我看到了我的另一位朋友献给陈旭麓先生的挽联，他的名字叫王守稼。但是，他的名字上，竟打着一个怪异的黑框！” 　　“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恕我年轻放肆，今天，在悲怜与痛楚的后面，我却读出了余秋雨的矛盾与放弃。矛盾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人人品、学识的怀疑，放弃也不是对他们个体生命、事业的否定，这矛盾与放弃，应该是源自余秋雨自我深处对生命形式的追问，源自对中国传统文人生命结构的动摇。他在这篇小文的后面追加了一笔，说它在《小说界》发表后在上海的文化界引起反响，还在一次“上海人一日”征文中获得首奖。他说这大概是由于评委都是文人，对他笔底流露的某种苦涩也有一点切身感受的缘故。我却依然愿意沿着自己的思路想下去：看来许多人都困在其中，更多的人沉浸于这种群体的困境中，以为人生终于有了一个归附，自己总算成为了某一类人。这种对苦涩的所谓“感受”中，根本没有任何的反省成份，反倒多多地透出这个群体由来已久的自得与自赏，而个人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甚至失败，反成了社会对他们的亏欠。很少有人能从自己的角度来反省这样的人生境遇。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或勇气，最终找到一个出口突破出来，成为独立的个体。 　　告别仪式上的余秋雨，有点像一位正在观看布莱希特戏剧的观众，他的身份与情感，把他拉向那个特定的哭泣的场景中；他的自觉与理智，又在把他往外推。他始终没能一头扎下去，没得连根头发也望不见。 　　他还在岸上，看到别人，更看到自己。所以他伤感，迟疑。 　　我知道他可能不接受我这样直接，但是旁观者清，如果不这样，不会有未来的余秋雨的。 　　余秋雨的灵性与聪颖，还有潜伏在他江南文人儒雅外表下的强者基因，注定他要走一条不同的路，注定他会成为《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余秋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余秋雨。　 　　　　　　 　　龙华的日子，更像是余秋雨未来“出走”的热身阶段，住的时间虽不长，却是前一种状态的了结处，未来全新生存状态的起始点。 　　几年后从龙华这里离开的余秋雨，走出书斋，也走出上海，走向海外，红遍全国。 　　那时上戏的教师宿舍刚搬到龙华，我们听了都觉得那地方紧挨火葬厂，又远又凄凉，多不吉利。当然那些将要乔迁去那里的老师们，自己就更有说法了。“到时候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余秋雨把说这话的老师称作“最达观的”。还有一位想象力更是了得，居然安慰大家：“它不至于只会就地取材。”余秋雨说自己素来是乐天派，“相信可以把这样的笑话轻松地说它几十年”。 　　我听见的是系里的老师议论后来各家的装修如何如何，某位老师家有点古板老式，某位老师家又过于简陋土气，说余秋雨嘛毕竟年轻现代，收入也比别人的多一些，所以家里装修得“老洋气咯”。历来在上海人的标准里，“洋气”一词就是最高级最好的了。 　　这之前我没去过余老师的旧家，不知是个什么情形，只记得同是我们导师的叶长海老师，一家四口就住在我们的宿舍楼里，才一间宿舍。后来叶长海老师也是那次搬去龙华的。那时还没有买房一说，在上海，有一套宽敞的属于自己的房子就很不容易了，乔迁之喜多少也减弱了些对地理环境的联想。 　　那时的龙华还很混乱，没怎么规划，我在公共汽车总站发了会儿懵，这一天里到处问路都不耐烦了，于是认准一条道就开始往前走。 　　终于走到上戏教师宿舍小院儿里，门房的老头听说我要找余秋雨，很热情，一边热心给我指路，一边还叨念：“你要找余秋雨？我晓得咯，余秋雨啊，找余秋雨的人老多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余秋雨的名气虽远不如现在，但在上海的文化界和各大学院校，却是响当当的。那时大家思想都很活跃，上海的不少大学都请过余秋雨去讲课。记得当时我的一位正在上海师大进修、与余秋雨同龄的女朋友，因为听过他的几次课，每次说起余秋雨，都是一脸的敬佩，对我成为余秋雨的学生更是羡慕得不得了。也可想而知，那时找到他家里研讨学识、请教问题的人一定也少不了。 　　我站在他家门口，敲门。没一会儿，余老师睡眼蒙眬来开门。一看是我，又回去穿好衣服，这才把我直接引进书房。 　　我在外面转悠一天，尽跟些陌生人打交道，这时见到余老师，好像投奔延安的小青年，坐下来就开始说话。他坐在书桌前，面向我。外面的小雨又稀稀拉拉飘起来，屋里有些模糊，像在晚上。 　　印象中我从进门到离开，都没来得及离开那把椅子。我完全忘了欣赏他的新家，只记住一屋子的书。 　　很多年以后我去他和马兰在深圳的家，进门看见他家的纯木地板和我家的一模一样，乐得大喊大叫。那次我没忘了从容地把他家参观一遍，客厅里有一只我家也有的大大的藤编篓子，里面堆些报刊杂物。饭厅墙上挂着一套少见的木头餐具，拙拙，笨笨的。书房里也有台电脑，却不常用。 　　是我喜欢的那种家：不必太过豪华，摆设一定要大方空灵，还要有几样家什是有来历的，不那么昂贵但是主人心爱的。 　　他说这么远的地方，要转好几趟车，问我怎么找到他新家的。 　　龙华我那是第一次去，我说我糊里糊涂转了几圈，最后认准一条路往前走，莫名其妙就到了上戏教师宿舍。我说也许是直觉。 　　他马上高兴起来，大谈起直觉，一些与直觉有关的记忆。说得津津有味的，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外面已经糊里糊涂转了半天，最终也还是糊里糊涂站在了他家门口。第二次再来，还会找不到。 　　他却还在谈直觉。他喜欢这样，对直觉、感应，甚至巧合这些奇妙的体验从不排斥，总是满怀惊喜，这让他一直年轻、感性。身为教授、学者，又满怀艺术家的性情与天真。 　　正是我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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