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戏的学习和生活改变我许多。 　　一开始我们都被要求“打开”，导师们爱取笑我们这些来自正统大学的弟子们的内向、羞涩。就像现在电视里的现场“秀”，我们被要求大声作自我介绍，不要常规的简历背诵，要搞点个人魅力展示什么的，害得我们每一个都涨红了脸。　 　　　　　　 　　我还记得一位妈妈级的学友最勇敢，站起来就表决心，要如何珍惜这三年的学习时间，又说要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当时的系主任陈多先生听得哈哈大笑，说你千万不要当海绵，光把知识都吸进去了不往外吐有什么用，不怕把你自己的肚子涨爆了。别的导师们也都跟着发出会心和善意的笑声，原来他们全都受不了我们的假模假式。第一次师徒见面，导师们就显示出一种集体性的不循常规的状态，吓得我们再不敢老生常谈，却又一时找不到更好的表现自我的方式。这情景反倒比考试还难了。 　　类似的情景在表演系学生那里，完全就是小菜一碟张嘴就来。那时凡是来上戏找我的同学或朋友，事后总要念叨一下他们所受到的“惊吓”与“摧残”：有时刚进了校门，身后就传来亲热甜腻的声音问“你来了？”正在懵懂中犹豫着如何回答好，另一个方向却又响起一声断喝“滚！给我滚出去！”吓得魂飞魄散之际，却发现人家出声儿的人压根就没拿正眼看你，人家扬着脖子从你身边擦肩而过，嘴里还在那“你来了”“滚出去”。原来这一切根本与你无关，人家正背台词呢。有人嘴上不服，说我，“你这儿差不多就是疯人院啊！”我说我喜欢他们这样，在南大压抑惯了，这样挺好。 　　那时全学院只有一个传呼电话，看门的师傅是苏北人，谁有电话，他就在楼下大叫谁的名字。比如他喊“萨日娜”，舌头转不过来，就成了“杀人啦”，他一喊，楼上楼下的学生就都跟着喊“杀人啦”。杀声一片。弄得周围居民跟着乱紧张。 　　虽然我们还没有表演系那样的勇气，可以在上戏的院子里一边走道，一边旁若无人无比投入地念台词什么的，但在宿舍里，我们早疯成一团。 　　我们开始躲在宿舍提前“瓜分和分配”每一位导师，还给他们每一位起外号。个子小小的可爱的陈多老师，我们背地里叫他多多。研究中国早期戏剧家熊佛西卓有成效的丁罗男老师，我干脆给他取名熊老师——有一回夏岚冲进宿舍把我按在床上就开打，原来她迎面碰上这位丁老师，时空没能及时切换过来，一声毕恭毕敬的“熊老师”，把丁罗男喊得一头雾水。至于余秋雨老师，我们亲热地唤他“秋雨兄”。又因为我和余老师最对路，他有时还被称作“你的秋雨兄”。 　　这样的事在上戏的男、女生宿舍里大概上演过一轮又一轮，半真半假的，多少也能反映点学生对教师们的亲疏与取舍。有一回一个进修班的老女人老男人们因“分赃不均”，还为这样的事吵将起来，结果闹得“闺房密语”“寝室卧谈”统统都给抖落了出来，弄得那些被暗地里“瓜分来瓜分去”的老师们全都哭笑不得。 　　年龄相当，人又随和、善解人意的余秋雨，自然是仰慕者“争抢”的重点。后来大家把这事当笑话讲，余秋雨自己也摇头，觉得整桩事件秘密部分还挺可爱挺好玩的，不过后来演到公开部分，就太认真太不好玩了。看来他还是喜欢被女弟子们“认领”“支派”，喜欢这种游戏般方式下的明朗、认同，但一旦失了把持弄成街头巷尾的飞短流长，他可不欣赏。 　　后来台湾美女肖蔷说她在敦煌拍戏太苦，只有读余秋雨才得以熬过那段日子，不久又有台湾把他排在十大美男子之首的消息传来，他开心地在电话里和我谈论这些事，问我听说没有。我说听说了，报纸上登得到处都是。他呵呵笑：这真是太开心太高兴了。 　　有次我当着他的面一激动，差点也没把我们宿舍的“黑名单”交代出来——当然为了师妹们的面子，还是“理智”战胜“冲动”，“打死也不说”，免得把一段愉快、调皮的日子弄得太不好玩太没趣了。 　　那时的余秋雨竟然从没来过我们这几个女弟子的寝室，好像也从不主动找我们。也不知是否被之前的“争抢”事件给吓怕了。对待这些感性十足的“戏剧女人”，也许躲得远一点为妙。 　　研究生宿舍夜间没有熄灯一说，晚上大家都睡得晚，第二天中饭之前基本上都是“睡美人”的干活。有时门外会响起敲门声，我们要么不予理睬照睡不误，要么被敲烦了，便齐齐地大吼一声“谁！”门外立马静如死水。但愿这样的情形之下，不会有那个“秋雨兄”。 　　倒是经常在课间、在校园碰上后打声招呼，却又能感觉到他对这几个女弟子的近况了如指掌。像谁总爱跟谁一起玩一道逛街，谁又在跟什么人谈恋爱了，谁又不见了踪影，他总是有数的。 　　那时上戏后面的华山路幽幽静静，不宽的小马路上，完全被高高厚厚的梧桐树叶遮掩住，临街少有店面，一些花园洋房藏在围墙后面，不露声色。只有一路公共汽车来往，到了华山路，上下乘客都要减少。我们没事就在路上闲逛，到前面的小面包房去买法式面包吃。还有靠近衡山宾馆的一家外贸店，差不多快成上戏男女学生服装专供处了，凡是有新到外贸服装的日子，就会有上戏学生在校院里传播消息，爱买衣服的人就一哄而上。 　　 　　还有淮海路、华亭路，都是爱去的地方。 　　经常逛得精疲力尽回来，走在华山路上，吊而郎当的样子，碰到秋雨兄，便会做贼心虚起来，干笑一声，逃进校门。倒是秋雨兄，总是老熟人一样，问声：“咦，又是你们两个人啊？”或者说：“穿得这么漂亮，去哪里玩了？”　 　　　　　　 　　其实我们都清楚，以他的风格，他不可能会批评指责我们逛大街消耗所谓大好时光，只要带着脑袋带着眼睛，上哪儿去碰上点事都不会是白碰上的，都会是有收获的。只是我们自己，因毫无建树，总有些不那么理直气壮。 　　在上海跟着师妹们，我学会了逛街。上戏离淮海路和华亭路很近，出了后门悠悠地穿过那些两旁尽是小洋房的窄马路，就到了华亭路上的服装摊。在华亭路上我们学会了跟卖衣服的上海人讨价还价，我总是看中一件衣服，便躲在师妹的身后，让她们用纯正的上海话杀价，好像邻里拉家常。 　　上海的小青年从来不会舍得和女孩子翻脸，价杀到一定的程度，就会挑明了说：“阿拉晓得咯，侬是上戏的学生，侬上戏学生在阿拉咯买衣服咯许多咯，阿拉勿会多要侬钱咯！真咯！” 　　到华亭路买衣服的除了一帮一帮的上戏学生，还有不远处音乐学院的学生，还有不少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老外。本来上海人穿衣服就有点讲究，到华亭路上去买衣服的，一般更不会有穿得太傻的，光是买衣服的人自己各自的衣着，就已经在相互影响着。那里也是大多数上戏学生弥补和完善服装审美感觉的现实课堂。 　　学校就那么小，谁今天穿了件特别点儿的衣服，都会遭到所有人的激赏。有一回在华亭路买到一双很特别的小凉鞋，平底，就那么几根小带子，简单大方，露出十只自我感觉特别好的小脚丫。走到宿舍门口，立刻被坐在门口闲聊天的男生盯牢。双脚都走出那束聚光灯，又听身后一声由衷的赞叹：“好一双香港脚啊！” 　　我们还喜欢结伴去逛城隍庙，吃上海小吃，每一次都撑得发誓下次一定少吃几样。我这个人不认路，经常糊里糊涂和师妹们在大上海的许多角落里乱窜。印象当中，正是从上海开始，我爱上了在大街小巷里游荡，在处处都是市井之声的人群里转悠。 　　说实话，那都是平时导师们纵恿的结果。 　　导师们总是鼓励我们走出校门，不要我们成天圈在宿舍里，生怕书本与学问会磨钝我们对生活、对生命的触觉，会磨灭我们对周遭事物的热情和感觉。他们总是说一定要转变过来，你们现在是在艺术院校，是在读艺术，再不要做书呆子、老夫子了。 　　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表演系的男生女生会坐在院子里晒太阳，摆着架势，顺带也展示一下他们的美貌与青春。而这时，无论碰上余秋雨或是别的导师，都会体恤地劝我们：多好的太阳，出去走走吧，别闷在屋子里，去把大上海好好地看个够，去城隍庙逛逛，去外滩走走。 　　即便是穿了件漂亮的衣裳，也一样会得到导师们美学上的肯定和夸奖，那种时候真的是很愉快的。 　　被我们称作秋雨兄的余老师，整个人和学院的气氛也很融洽，身上没有学问做大了的沉重，总是穿条牛仔裤，随随便便地走在学院的小花径上，一路招呼过来。 　　2002年初，余秋雨刚结束“千禧之旅”回到国内，有记者傻乎乎问他：“有好几个女主持与你们同行，你太太会不会反对？”我偷着笑。他们真是对余秋雨不够了解，你想在上戏当老师，在上海在全国做戏剧搞讲学，他身边什么时候少得了女性，少得了美女，居然问了这样幼稚的问题，拿去问那些书斋里的老学究，可能比较会让他们有反应。 　　学院里的漂亮女孩多多的，他对谁都亲和、友善，一点不死板，但总是在一个度上，不会有亲昵、怂恿之态，这一点搞得倒有点太像“灵魂工程师”。即便如此，学院里的众女生也爱拿他随意的一句话一次举止太当真。记得一位本科小女生，大概是她妈妈与余秋雨认识，托余秋雨给她女儿捎过东西，这就已经招得班里的小女生们嫉妒了，偏偏这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儿，还对人说她妈妈跟余老师说她是上戏校园里最有味道的女孩，结果这个倒霉的小女生一下成了全班女生的死敌，从脸蛋到身材被大家批判得一无是处。本科女生们在澡堂里哇啦啦跟我说这事时，我听得好玩死了。心想“秋雨兄”不知道，他莫名其妙地就把一个小女孩给“害惨”了。 　　或许是在美女堆里呆得太长，各种各样的美人见得太多，他对女性，反倒是怎么看也总能看出点对方的“美”来。这也有点“大师级”的味道。好比我，看俊男就是俊男，看丑男，肯定也只看得到他的丑。但他不，他总是能看到她们独特的那一面，会说那个女孩子是漂亮的可爱的，再不济也是蛮有意思的。就像他也爱对人说马小娟是个“美女”一样，人家一看，哎呀也不过如此嘛。 　　那次和他一起坐车，派来开车接他的是位女性，我这个笨学生身为“中间人”，都没搞清楚她是什么科长处长或是专职司机，更不知如何向余老师介绍她，就干脆“装死”，什么也不说，只当她这个人不存在，反正一会儿就到目的地了。倒是余老师，怕她被“冷落”，又怕她太拘束，主动和她搭起话来。肯定不会问你爱人干什么的这种土人才问的话，他夸她开车很潇洒，说女人开起车来，比男人还要潇洒。我发现那个沉默的女人，一下就被夸得愉快了起来。再看她开车的架势，的确也透着些许的果敢利落。 　　 　　他对女性，有一种非常宽厚的欣赏，不知用“慈悲”是不是准确，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反正在他那里，没有一无是处的女人，他懂得欣赏不同的女性身上不同的层面、不同的风采，并且有本事选择最合适对方的词汇表达他的欣赏，听起来自然、贴切，又叫人开心。 　　看看他《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女主持、女伙伴，在他笔下个个都是美美的，自信十足的，真个是各有各的神采。　 　　　　　　 　　由他编剧的黄梅戏《秋千架》在北京演出，刚散场回家，他和马兰在电话里问我怎么样，我也不知自己怎么搞的，想都没想，就说我觉得它有点女性主义啊。 　　余老师一下就愣了，没接上话来，或许一下也不知我这是从何说起。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因为他为妻子马兰量身定做，有太多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也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女扮男装”的贯穿线在里头，我一边看就一边意识到了台上那种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亲密与互助（决不是红娘帮衬着崔莺莺搞张生的那种营生，那种需要借助别人来安排的偷情，晦暗又暧昧，毫无浪漫可言，却经常在戏曲舞台上被渲染得一波三折，简直受不了），我能感觉到他对古代生活中女性可能拥有的另一种生存方式的美好设想或者愿望，他完全从女性的这边出发，从女性的理由，去发展戏剧情节。而男性在整出戏里，是在女性的后面的，是需要女性去成全、去救助的。它会让我突然意识到，在古代生活里，众多灵气十足的女性，她们是被集体地、无声地埋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大坑里头，叫得出名的也就是李清照外加几位名妓。也包括现在，我经常会在一个虚张声势、自以为是的男人身后，惊讶地发现一位清秀聪颖、泰然安适的女子，她可能不是什么处长局长CEO，也从不写东西发泄自我扮美女作家，但你会对她一见如故亲亲切切，并且知道，她内在的光芒早已覆盖了她前面的这躯酒囊饭袋。这些是我看别的戏曲时从来没有感觉到的。 　　现在我想，这会不会也是他对待女性一贯的宽厚、体恤态度的不自觉流露？它也许不是《秋千架》想要传达的本意，但一下被我说出来，真有点不着边际。 　　在上戏，男弟子喜欢传扬余秋雨最近又露了点什么新说法，女弟子更爱议论他最近又做了点什么事情，很在意的样子。 　　有次在校园相遇，余老师突然问我，马小娟，你爸爸是马正太呀？他的样子还带点小小的惊讶，好像对我又有了什么新发现一样。就像现在有人问我你是余秋雨的学生呀？ 　　我心里一下就乐了，没想到他问我这话，心里猛得意，嘴上反应却慢，不知怎么回答，便朝着他傻乐。 　　我的老爸在我们那个省里算是文化名人了，搞得我上小学、上中学那会儿经常招来老师和同学的羡慕与好奇，心里没少虚荣过，尤其是男生们投过来的目光，受用得很。不过一上大学出了本省，我就把这事儿忘得光光的。大学里也没人知道我的这点“光荣史”，那些搞当代文学研究的教授们，目光都盯着“巴、老、曹”，再不济也是赵树理，像我老爸这样的自然进不了他们的视野。没想到跑到上戏，还是余秋雨主动提起我老爸，那么直接，还那么愉快，搞得我好不得意，重温了好几天早年的虚荣。 　　当时体操运动员童非的姐姐也在上戏进修，他们的妈妈潘凤霞是著名的赣剧表演艺术家，和我老爸是熟人。童姐姐听余秋雨这么一说，也把我和我老爸对上了号，免不了一顿吹乎，搞得一位争强好胜的小师妹好一会儿缓不过劲儿来，嘀咕说搞半天你们都是名人之后，连秋雨兄都知道啊。 　　搞得大家都想在“秋雨兄”心里多加点分量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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