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问我，我们学院的研究生群在业务素质上还应该增添一些什么，我的回答是：首先还应该大幅度地增添创造意识。” 　　“离开了创造，就不存在一种真正的研究。” 　　“秋雨兄”总是那样稳稳地坐在讲台上，慢慢地和我们聊。　 　　　　　　 　　我毫无坐相，身体趴在课桌上，一脸平静。 　　满脑子的喧哗是无声的。 　　我总在逃学，东游西逛，难得坐下来安静地听课。 　　她们也给我取外号，叫我“马小痞”，弄得我毕业后给她们每一个写信，最后落款总是一个大大的“P”。 　　那时学校认识我的女生都知道我的外号，有回楼下舞美系的小不点儿顺着窗户往上喊我，喊得急了就听不见中间那个“小”字了，再喊得急了，就让人听成另外两个字，终于惹得楼下表演系小楼里一位女教师大骂：“这是谁呀？这么不要脸！”我们半天才想明白怎么个“不要脸”了，一下就笑翻了天。大家反复地念那三个字，越念还真越像那两个字。从此没人敢大叫我的外号，免得再挨骂，再“不要脸”。 　　我那时很牛的一点，是在南京大学工作过两年，每个月都比别人多领到“好多”钱，让师妹们眼红得不得了。我不仅可以多买书，还可以多买零嘴，在华亭路上的小摊上多买几件小布衣，高兴得很。那时宿舍里的人爱跟着我把人民币叫得咬牙切齿的。那完全是假装潇洒来着。太不把钱当回事，是因为那时太没钱花了。 　　这时没有任何人禁锢我的思想与行为，我感到自己比在南大时更加有力和强大。我是说那种思考问题时的力量和强势，它们会朝着一个方向扩张和奔走。思考的成果，总带来莫大的欣喜和膨胀。 　　但不知为什么，我的手并不勤，我没有再现这些成果的冲动。 　　我爱说要有台那样的机器多好，它可以根据你脑子里的电波什么的，记录和翻译你的思想。 　　我没有听从余老师的话，没有多写文章，也没有给自己制定一个完整的创造计划。整个的人是静态的，没有人看得见脑子里那些奔流不息的火花。 　　更多的时候我喜欢胡说八道，不爱正儿八经讨论学术。 　　那是一些幸运与幸福的时光。上戏的红楼里，永远总是飘扬着琴声和歌声，还有表演系的台词声。隔壁几步远的教室，也许舞美系的学生正在静静地描摹着人体模特。好像只有我们的脑子才在思考，才在运行之中。完全是一幅动静相辅、形态各异的长卷。 　　过去在南大时，教学楼里总是安静的，晚上总像是透明的灯城，远看过去是空的，鸦雀无声。里面却容纳了上万名埋头苦读的学子。在南大读了四年大学我从没上过晚自习，主要是上晚自习的人太多根本占不到位子，很多人都是下午就去占座位，搞得很累。我不喜欢。 　　上戏的红楼晚上看书的人很少，差不多是空荡荡的，我已习惯在一片“戏剧的氛围”里晚自习。看书累了，踱出教室，没准哪个班里就在排练小品，又吼又叫的。站在门口看看，歇歇眼睛，放松一下心情，很好。天性散漫的我很喜欢红楼的气氛，喜欢晚上在红楼专用的教室里看书，喜欢和隔壁本科班的小女生聊天。 　　十几年后我在北京读余秋雨的《长者》一文，里面写到他十六岁时报考上戏、在上戏读书时的情景，还有他班里的那些同学，感觉里就又出现了上戏小院儿特别是红楼里飘然的气息。他说他高考那年首先想到的是决不能报考名牌大学的中文系，我看得会心一笑。他说自己同时考取了一所军事学院和上海戏剧学院，结果是上戏抢先一步拿走了档案。他自己跑到上海市招生委员会，想要回档案去读军事学院。委员会的主任是大名鼎鼎的姚力先生，他耐心听完余秋雨的申诉，用一种宣判式的语调对他说：“我们国家打仗的时间太长，军事人员过剩而艺术人员缺乏，你应该读艺术。”于是他和众多优秀的、无意于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成了上戏的同班同学。可惜他们那个时候的课程太差，谈不上什么艺术。 　　“专业课叫‘剧本分析’，分析的第一个剧本是朝鲜的《红色宣传员》，然后是中国的《夺印》和《英雄工兵》，更让人惊异的是所谓分析只讲解思想内容，猛一听全部都是政治课。这些社会上人人都能讲的话，难道就是大学课程？我当时不知道更大的背景，只认为上海戏剧学院以一种‘最难考’的假象把我们骗进去了，于是整天忧郁。一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要我们抄写他新创作的剧本，说是给我们个学习的机会，记得剧本是歌颂一个劳动模范的，一抄之下便大惊失色，对学习前景更加担心起来。” 　　“那个写劳动模范的剧本还是一稿一稿改，每一稿都由我们抄，抄完后再送到打字间打印，我想这些劳动加在一起，一定远远超过那位劳动模范本身的辛劳了。” 　　学院似乎没给他留下多少求学的美好记忆，他们那一批学生很快去了农村劳动。我猜他的理论基础和艺术感觉，更多地来自未来岁月里的自学与参悟。和他那时的学习条件比起来，我们这些后来者真说得上是幸福了。 　　校园里的实验剧场，那时是上海最好的艺术剧院，隔三差五就有外面的人想看都看不到的演出，印象中好像那个时候所有来上海交流的外国文艺团体的演出都在这里进行。 　　 　　来看演出的尽是留在上海的老一辈艺术家，还有新近冒出的新锐艺术人才。像白杨、秦怡、张瑞芳几个，就像隔壁邻居一样，有好的演出就来了，惹得上戏的学生们在剧场里总要引颈眺望。那种日子，总是上海文艺界的名流纷纷出动的时候，演出前的几十分钟里，隔不了几分钟就会有一点小小的骚动，一定又是一名大家都熟悉的名士进场来了。剧场里高朋满座，我们这些小字辈也深陷其中，有点耳濡目染的意思。现代戏剧的概念里，演出应该是由演员和观众共同来完成的，我们总是与上海最好的观众在一起，剧场里暗中涌动的审美热情　 　　，也带动我们作出相应的反应。每一场观摩，都成为一次共同合作完成的艺术活动。 　　当然受益更多的还是来自观摩内容本身，虽然许多的演出走马灯一样，一场接一场，有时看得今天忘了昨天看的了，但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早在发生着，还有的会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突然有一天就爆发出来。 　　上戏的课都安排在九点以后，完全不像别的学校那样冬天恨不能天没亮就进了教室。即使这样，多数时候红楼里的学生还都在盼着第一堂课下了后去买两个包子来果腹。每天食堂都会准备热腾腾的包子，等着这些饥肠辘辘的懒学生。大家一路啃着包子一路回红楼接着上第二堂课，嘻嘻哈哈。表演系的对我们一般都是“敬而远之”，因为我们正在听余秋雨的课，在他们眼里就高深得不得了了，好像我们吃包子也要吃出思想来。 　　我们的教室是敞开的，谁都来去自由，却少有别的系的学生来听讲求学的，倒是听说有我们的男研究生假装走错教室，就为看一眼人家脱光了衣服的模特儿。 　　偶尔会有陪研究生男朋友来听课的真假美女，但听着听着就没了人影，不知是听不太懂，还是对教室里的“氛围”感到了压力，反正是没有能坚持得下来的。有几次我瞥见过表演系一女生在下面听余秋雨课时的表情，就那么一直朝着他的方向伸长着脖子，脸上一直在开放着愉快的、一成不变的笑容，弄得我反倒听不好课，老分心，一是怕她那样时间长了虚脱过去，二也是怕“秋雨兄”在上面被她弄得也分了心，讲不好课。好在“秋雨兄”也是见过世面的，又何况在上戏的院子里好歹也“混”了几十年，什么样的美女什么样的表情没见过，自然是“处变不惊”，该怎么上课还怎么上课。 　　在我这里，“秋雨兄”的授课，有些像针灸，话语一下一下的，刺激过来，令大脑中的众多神经启动开来，思绪飞扬。那些日子，一旦陷于内心的思考当中，那些话语竟然都是以余秋雨的声音出现在脑子里的，它们好像不是我自己想到的，而是余秋雨的声音的。听课时的专注与痴迷，几近中毒了。 　　我现在很想念那一大本被我绝情卖掉的课堂笔记本，我想重温他究竟讲了什么，想看看自己记录下来的那些话。我更想把它们展示在这儿，让更多的人读到它，领略它。可惜已不可能了。我对自己恼火，那些卖掉的书可以高价买回来，那些智慧的火花，再难收集。 　　我曾愉快地读过汪曾祺的《蒲桥集》，里面有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写他听沈从文课的事情。他说自己从不记笔记，所以沈先生讲课时所说的话他几乎全忘了！他说他有一个同学把闻一多先生上唐诗课的笔记记得极详细，后来整理出版，书名就叫《闻一多论唐诗》，很有学术价值。他说如果他把沈从文讲课时的精辟见解记下来，也可以出一本《沈从文论创作》的书。“可惜我不是这样的有心人”，老头说自己。我有时也爱玩闹着设想，如果那本听余老师课的笔记没被我当废品卖掉，如今一整理，是不是也可以出一本《余秋雨论艺术》？真是可惜！ 　　我只有极力去回想。 　　太奇怪我一点想不起他课上讲的内容。他从不强调他的重点，也不带任何的手势，总是平静地表述着，好像拉家常一样。 　　记住的只有听他讲话时带给的感觉，脑子里一亮一亮的，总有惊喜。我估计我记在本子上的东西，余老师自己也都不记得了，很多是他游离出去的那些例子，他对艺术作品中情节和人物的感觉与感悟。我喜欢听他那些最直接的审美体验，总是与众不同。他的艺术感觉和悟性，好得让我这个学生只来得及追随。记录下来，完全因为情不自禁。好些作品连名字都想不起来了，记住的只有当时脑子里那么一激灵的感觉。 　　那是听他课时最大的收获。和看他书时又不太一样，看书是被他开阔的思路席卷，听课时我思路却总是懒散的，有一搭没一搭，本子上也不记什么一二三，只是跟着他一路东看看西瞧瞧，到了紧要点张大了眼停下来时，一定是他讲述那些触动他感觉的作品的时候。他的声调还是那样不紧不慢的，眼镜片还是那样平静地停在光线里，但他的那些纯属个人的审美体验当中，有一种好得令我惊异的第一感觉。就在他平静地叙述着自己的感觉时，不知不觉当中他会把这感觉提升至又一个让我更加惊异的理性概括。他总是能迅速把自己由一个充满灵性的观众突然就变身为一名智慧的艺术评论家。我在下面听着，惟有惊讶和佩服。因为他从不提高自己的嗓门，或者多加一个激动的手势，听的人只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他的话牵引，等到了柳暗花明处，大惊失色，不知自己是如何从“山穷水尽疑无路”中出来的。 　　难过的是我现在一个也想不起来。 　　他教我独特的看问题的角度。 　　他教我不一样的表达自己感受与观点的语言。　 　　　　　　 　　他什么也没有教我。我却总以为自己受他影响太深。 　　有一天又是逃学半个多月返校。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余老师的课，就问宿舍的师妹，最近“秋雨兄”又有什么精彩言论我没有听到的，要求她们说来共享一下。 　　刚刚满腔热情给我介绍了一个男朋友的师妹对我有气，说有啊，最近“秋雨兄”专门就你的问题发表讲话，要求大家学会拒绝，学会说“不”。“躲是没有用的！并且是不负责任的！”她说。我当然不会信她的鬼话，但也基本知道她话里的意思。我要求她展开些，不要对“秋雨兄”的语录断章取义。 　　她告诉我，“秋雨兄”在谈到人性的弱点时，举了一个例子，关于拒绝和及时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人有时会迫于一时的情面或其它各种理由，答应、承诺某件自己根本做不到甚至根本不愿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有得他自己痛苦的，他会陷入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耐烦与后果里，最终往往不仅自己的生活被搅乱，而且还四处不讨好。要避免这样的境地，惟一的办法，就是学会拒绝，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大声地说出那个“不”字。像我们这些研究生，正处在创造力的最佳时机，精力和时间都是金贵的，一定要把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琐碎过滤掉，把那些不必要的、尤其是自己根本不愿参与的事情挡在外边。也许第一次第二次很难，但坚持下来，其实非常容易。慢慢地，别人也就适应你的这种作风了。 　　我说好了，“秋雨兄”要是早点说这话，我就不会犯错误，也不会害你生这么大的气。师妹依然不解气，拿话刺激我，说那位我不给他面子的博士后气得点烟的手都在发抖，现在已经准备回老家现找一个准老婆，半年后结完婚就带去英国。我大喊怎么改英国了，不是说去美国吗？早说呀！我一头扎进被子里，作撕心裂肺状：哎呀呀我好悔啊，我要出国，我要去英国，我做梦都想做英国老婆！师妹跳过来踢我：马小痞，你不要再装死了！ 　　可不是，因为一时的软弱，可怜的我已经吓得在校外躲了半个多月，又漏听了多少“秋雨兄”的精彩言论。他会把很小的事、很简单的道理说得通透见底，不留余地，让你没有理由去犹豫，没有理由不采用强有力的行动去实施你的决定。 　　余秋雨举的这个人性的弱点的例子，可能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就经常陷入其中。我相信也同样会经常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定是教训太多，才会跟自己的学生郑重其事举一反三。最要命的，这种事更多会发生在“善良”的人身上，所以这里头还有一个跟自己作斗争、战胜自己的隐性过程，不是每次都能顺利闯关。 　　那样的时候，总是为自己苦恼、烦躁。不过经他那样挑明白，你会觉得真的，这有什么难的。一些很简单的事，总是被我们自己羞答答越搞越复杂，后患无穷。 　　再有类似的事发生，我总想起他说的，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大声地说出那个字——不！有时忘了，或是环境与情面占了上风，让自己陷入那几乎是没完没了总也结束不了的麻烦里时，就会在心里对自己喊：结束，结束，现在还来得及，只要说出那个字。 　　他的话很多时候就像一根救命稻草。 　　这让我省去很多麻烦，丢掉许多包袱，过得更纯粹和简单。 　　他还说要让别人适应你。这话经常被我拿来做自己行为的支持、支撑点。 　　这也让我经常看上去有点牛，虽然这种“牛”也经常要带来些另外的结果，但你不把这结果当结果，也就无所谓什么结果了。 　　在他给我们推荐的书里，有一本房龙的《宽容》。 　　所以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我当时不懂他为何要推荐这样的一本书。肯定不是因为书名，也不仅仅是因为文笔。可我这个学生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宽容》，只仿佛又上了一次速成的人类思想发展简史，除了觉得它文笔活跃，并没有看出别的什么名堂来。以我那时的年轻气盛与褊狭，我对书中通篇弥漫着的“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并没有真切、到位的感觉。它其实根本不是一本通俗说法上的历史书，房龙的兴趣并“不在研究史前历史”，而余老师叫我们看的本意，也不会是要我们再速成一次“人类思想发展史”。 　　十几年后，我看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喜欢得不得了，到处向人推荐，最后发展到强迫周围的人看。我说那些搞中国历史的人全都一头钻进故纸堆，没得连根头发都找不见，我还从没见过有人这样谈论中国历史的，我太喜欢了！求求你看看这本书，你不可能不喜欢的。以后，见一本黄仁宇的书，会扑过去疯读一本。购齐读完了大陆版的所有黄仁宇著作，包括他去世后出版的回忆录《黄河青山》，算是个“黄迷”了。起先甚至不知道黄老已是九十多岁的老者，一度起了要去美国做“黄大哥”学生的念头。最大的收获，是让在许多时候对“中国历史”总扭头而去的我，重新对中国历史有了巨大的兴趣。我一下从历史当中跳了出来，看见了历史里那么多鲜活鲜活的生命体。我开始学着黄仁宇的方式，看中国历史，谈论中国历史。 　　 　　现在想，黄仁宇的方式，与房龙是一致的。我后来又翻出房龙的《与世界伟人谈心》（书名起得不太到位）再读，他们无一不是以二十世纪人本主义的态度，去体贴和谈论历史中的人。重要的其实不是文笔，而是角度，是叙事的方式和态度。同样的一次历史之中的事件，如何来表述它，这是主要的，是你自己的，就像余秋雨后来的散文。 　　一直记得余老师要我们好好读《宽容》，也一直记得自己这惟一的一次没有与他到达一　 　　致。读研究生，其实更多的时候导师也只是指一下路，要靠自己去悟的。导师不会像中学、大学里的老师，会逐篇逐句讲解点什么。因为平时对余老师的话最有感觉，那些能够接受和共鸣的，早已变通和扩张为自己的，就连那些暂时没能跟得上的步子，也一直会留一个清晰的影子在记忆的底版上，随时等待冲洗扩印。很多东西，即使当时没有意识到、感悟到，但他说话时的口气和背景，还有自己的感觉，总会保留在那里，某一天时机一成熟，结果就会自己成像并显现。 　　没想到他一再提到的要读《宽容》、而自己又不能领悟其中意义这件事，成为了一个结，要等到研究生毕业十几年后才解开。这一解开，又不知是因为积压的岁月太长，还是房龙亲辟的这条学术之路风景实在太怡人，我竟发现，其实长久以来自己喜欢和有感觉的人与书，有许多早就在这条线上了。是再一次的暗合。 　　总说自己与余老师之间，并没有学术体系上的传承，但是很多时候，我感觉得到师徒间的一拍即合，或者表述上的默契。就像他十几年前就看重房龙，我十几年后喜欢黄仁宇，他们在学术上都是违背传统的史学研究方式的，他们都喜欢以现代人的目光去打量那些死去和消亡的人与事，找一个角度，觅一处入点，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述。他们总是尽量地客观和公正，不轻意作出评判。这一切刚好用“宽容”来定义，再贴切不过了。 　　而这正是余秋雨一贯坚持的。 　　那时我却年轻得不能领悟这许多。 　　我只抓得住那些我感觉到的，那些我的内在也存在着的。因为它们早已潜伏在那里，余老师的点拨，只是激活和惊醒它们，使它们得到了扩张、膨胀。 　　我看不见那些我没有的，感觉不到那些我暂时没感觉的。 　　那时全身心仿佛都浸淫在尼采、萨特的哲学气质里，特别能接受和感应到余老师话语及文章当中那些强有力的思辩与句式，它们总是充满着一种居高临下、势如破竹的力量，会迅速地激荡你，裹挟你。有时我甚至搞不清他后来在《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展示出来的舒展、平缓，是早先被我忽略掉的，没能及时感觉到的，还是他自己也历经时间的沉淀确立下来的另一番从容不迫。 　　文如其人，余老师的形象，其实一直和《千年一叹》《行者无疆》里的余秋雨更加吻合。 　　没有课的日子，也能看见他拿个饭盆，穿着牛仔裤，去学院的食堂打饭吃。上戏食堂的餐桌和小圆凳是连体的，好像游乐场里小朋友的旋转马车，每张圆凳上都骑着个大孩子，两条腿舒舒服服搁在前面的支条上，围着大大的餐桌，乖乖地进食。余老师骑在这样的高圆凳上吃饭，身边的有利地形，总被那些表演系、导演系的学生抢去。也难怪，他们听他的课少，边吃饭边讨教，甚至只是以和他一起说说话为荣，这些都是再愉快不过了。 　　吃饭时遇上，余老师总说马小娟，你又消失有一段日子了，你总像是个游离分子。 　　印象中，这竟是上戏时代他对我说得最多的话。“马小娟，你是个游离分子”，他的语气和表情，我总看作是理解和容忍。我那时意识不到任何的遗憾。总觉得余秋雨是能够体察一切的，是宽泛的，他不会在乎和反感我的自由散漫的。 　　总是那样任性。刚听完一堂课，就胆敢上去跟余老师请假，做出可怜的样子说，余老师我有个约会，马上就要去，晚了就来不及了。他的脸上没有丝毫的愠怒，只是理解地说，你去吧，没关系的。我马上一脸笑容，跑出教室去。 　　更多的时候，人在校外，终日游荡，连假也请不了，干脆无故缺席。 　　再次见面，他待我依旧地平和、宽厚，只说，马小娟你是个游离分子。 　　那时更多的还只是课上的学术交流，我没有勇气向他坦露我身心迷离的另一面。上戏的校院里处处是青春，是爱情，是热烈，而我不知怎么搞的，总也爱不起来。没有爱情，没有男朋友，我呆不住，总想逃开。我像个可怜虫。余老师的课，总是对我有无限的吸引力，还有上戏实验剧场里常有的艺术活动，会让我充实好几天。但更多的时候我不高兴。不高兴就要想法让自己高兴，就要出去游荡。 　　他从没有批评过我，说得最重的也就是个“游离分子”。偏偏年少张狂的我，还觉得这是某种程度的理解和包容。 　　他有过一次不悦，非常明显，叫我感觉到了，印象也就一直存在。 　　在上戏戏文系的小洋楼里，余老师招集我们全体研究生谈话，是一次非常严肃的谈话，关于我们两年来的学习总结、个人发展。我坐在那儿，忘了正被自己一时的什么念头激动着，手舞足蹈，哇啦啦大放厥词，完全没有在意余老师的开场白。我的声音远远地盖过了他，却浑然不觉。场子里突然寂静下来，我才意识到余老师正停在那儿，等我把话说完。他的样子，我看出了不高兴。我对自己懊恼透了，情绪一下就塌了下来。 　　 　　就在那次，他又提到了要我们有“创造意识”，他迫切地希望我们行动起来，不能真的总是像块海绵那样在吸水，只进不出，到了该喷放出来的时候了。他要我们动起来，要写，要把信息量发送出去，要让上海的文化界全国的文化界看得见我们的存在。他甚至说他可以去给我们推荐我们的学术成果，帮我们找学术刊物发表我们的论文。不管写了什么，都可以给他。　 　　　　　　 　　他的表情很殷切，有些严重。我因为刚刚犯了一个自己也不能原谅的错误，情绪低落，就觉得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冲着自己来的，都是对自己的不满意。两年了，我除了在《上海戏剧》上发过两篇短短的小文章，什么也没写。可是研究生面试时，我在他面前曾那样地雄心满怀，信誓旦旦，一副将要在戏剧领域大干一番的架势。我简直就像是个骗子，混入了上戏，还骗取了他的信任。 　　身心的迷乱还有性格中一些不稳定的成份，令我总坐不下来整理自己的心得。 　　两年的学习把我引领进一个开阔的戏剧天地，我已经能够站在高处，好好地、从容地打量这座由无数戏剧家和艺人为我们搭建的巨大的戏剧舞台了。我尤其热爱莎士比亚，迷恋现代欧美戏剧。但又没有定性好好地攻克一下外语。英语在我的感觉里，只是一个个似是而非的单词，读起原文来自己倒也挺兴奋，还挺通畅，但是自己知道大多时候是在望“字”生义。几个模棱两可的单词会让我的思路莫名飞蹿十万八千里，其实可能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估计读诗歌比较合适。空间大不是。记得有回看到有人写文章，说看过台湾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原来和大陆版的很不一样，他认为大陆版的差不多快成翻译者自己的创作了。我一下就乐了，难怪我们看它看得那么起劲，敢情它太合我们的“味口”了，要是哪天自己想不开也来翻译点什么，估计也要遭人揭发。 　　有次余老师说到“文革”时别人造反干革命，他却气定神闲在一旁读英文版的马恩著作。他不知我听得心里有多惭愧，那时他才二十岁，那么早熟和沉稳，我猜自己在那样的大动乱背景下，至少也要昏天黑地谈个恋爱什么的，哪里能有他那份从容和冷峻。有些东西真的是使劲学也学不来的。余秋雨之成为余秋雨，有他自己骨子里的东西。 　　我看不起别人只在翻译过来的基础上搞研究，以为那不过自欺欺人，但自己的外语水平又不足以去获得一手的材料。所谓“眼高手低”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我只好“委屈”地把自己的目光停在了中国戏剧这一幕，收获的却又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思考和结果。而以我当时的学术能力，我还只能停留在怀疑和否定阶段，我还没有能力去建设些什么，构筑些什么。依照中国传统的学术手段，个人的研究总是要依附于具体的剧作家和作品的。而我，目光无法在已有的任何一个结果上停留。 　　转了一个圈，我又转回到原来那个地方。 　　有一次余老师对我说，他认识的一位研究柔石散文的年轻人，自己写的散文不知要比柔石的好多少，却很少去写，只在那里一心一意、心甘情愿地研究柔石的散文！ 　　毕业许多年之后，我也终于敢对余老师说出这样的话：我研究了三年戏剧，最大的收获是中国根本没有真正的现代戏剧！ 　　余老师哈哈大笑。这时他也早已超越了戏剧本身，进入了另一番的天高地阔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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