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余秋雨讲课和说话，最喜欢的还是他从不忽略当代，他喜欢关注当代。 　　直到现在，也经常在他的文章里看到他提起的某部影片某位西方作家的作品，正好就是我刚看或正在看的，心里马上多出几份认同。按说像他这么一位当代名人，多少会有点装饰掩映自我，但他不，他不回避自己也爱看电视，也看流行的畅销书，也知道影视明星，也议论许多男人女人爱议论的话题。他甚至也爱用三毛的歌词，那盘由齐豫演唱三毛作词的磁带　 　　，是上戏时代被我来来回回听得要变调的。 　　那时，老师和学生，也总是看一样的戏，一样的电影，参与一样的艺术活动。刚刚才看过的作品，马上就会在他的课堂上得到交流，他总是很快地把自己的思考过程和结果传输给我们，又总有全新的发现和诠释，让我总能从中学习到思考问题和表达观点的方式。这是至关重要的。 　　在学术和思考中，他的姿态是平易、平和的，但经由他那里出来的又都是不同寻常、不同凡响的。我从未见他反对过任何人的观点，也从未见他重复过任何人，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骄傲。是我喜欢和欣赏的。 　　那时，我们全院师生每周要去南京路某条小巷的电影资料馆看两部电影，许多国外的优秀影片在那个时候得以见识到，真是一段好时光。就像我现在每周四要穿越大半个北京城，从方庄赶去小西天的电影资料馆看电影，仿佛期待了一个星期的一场盛宴，心甘情愿被电影的梦境所迷惑。这也算是那时养下的毛病。 　　当时我们的票都是从系里发下来的，老师和学生一人一张，谁的也少不了。每至那一天下午，全校师生倾巢而出，于是从上戏到静安寺去的那一条马路上，就会稀稀拉拉走过一拨一拨俊男美女，大摇大摆的，自我感觉全都好得不得了，引得周围人群一阵眼亮。 　　像我这样的次美女，一般都喜欢抄近道，穿过一个又一个的石库门，去坐公共汽车。 　　静安寺的一带有许多的石库门老房子。 　　在学院不远处还有一家老虎灶，每次学校锅炉出问题，我们就拎着水壶去老虎灶打水，五分钱一壶。还有那条街上临街人家开的小店，不知赚去我们多少零嘴钱。 　　那时我也搞不懂自己穿过的那些老房子就叫石库门，以为就是上海人嘴里的弄堂。 　　石库门里一条条的小短街总是干净的，每家的窗口都伸出长长的横跨小街上空的晒衣杆，天晴的日子总是晾满了衣服，有人把它们称作万国旗。人家的门都小小窄窄，边上晾着刷得一丝味儿都没有的马桶。一些老年人坐在自家门口，看着我们过去，有时会听到“小姑娘哪呢”的议论声，好像是在肯定和夸奖我们的穿着与相貌，他们并不反对我们这样的小姑娘从自家门口走过。 　　再去上海都找不太到石库门老房子，拆得已经差不多。只有香港人想得到那样的好主意，把一片石库门老房子拆了，又按原样图纸、砖块号码重砌，既保住了石库门特色，又不影响里面的人享受现代化的物质条件。 　　那就是现在上海人又引以为傲的新去处——新天地。 　　后来我去上海拍旅游片，还一脸严肃到即将拆除的石库门老房子里打探老上海的历史，顺带也反应一下民声。 　　多数上海人住石库门住出了感情。 　　一个十几年前固有印象中的上海，与一个变化中的上海，开始同时出现在我这个上海的过客的感觉当中。 　　忍不住地就想多说说静安寺，毕竟那是最靠近上戏的一处老地方。静安寺的中心在我记忆中呈现出一个很开阔的十字路口，鲜有外地游人在这一带转悠，我还记得远远地与迎面走过来的余秋雨或别的老师们互相招呼时的情形。还有别人指着一座看起来不太起眼的旧式建筑告诉我，这就是上海滩有名的百乐门。我会一下想起那些人影绰绰的夜上海风情，想起白先勇的金大班，还有三四十年代赵丹白杨他们的电影画面。 　　那时我们老是在这一带出没，晚上肚子饿了会走过来，坐在油灯下吃鸭血粉丝。白天的街面上时不时飘起一阵臭豆腐的味儿，还有糖炒栗子的甜腻。 　　在静安寺的大街上，我和本科的小女生被街面上一位优雅的上海女人吸引，她身上的那套衣服出众得让我们眼馋。一阵互相鼓励后，马上追上去，问人家这衣服是在哪买的。上海女人就那么淡淡看我们一眼，淡淡回了一句“法国带回来咯”。 　　经常走过一段黄色、肃穆的围墙，幽幽静静，知道里面就是静安寺。却从来没有进去过。可能因为心理上的距离，那时只觉得它离市面有老大的一段路程，在街的深处。再去上海，出租车开到静安寺，街中心出现一片黄色，十分突兀。司机说那就是静安寺。我差不多要怀疑自己记错了地方。 　　每周不少的观摩，也从静安寺出发。往往在那个特定的午后，一辆公交车上拉了一半的上戏学生。表演系的总不安分，亮着上海人怎么也嘣不出来的标准普通话，自我感觉总那么好得一塌糊涂。印象中上海人对操标准普通话和长得高大、漂亮的人倒都是客气敬畏的。 　　好玩的是，那时一些追赶时髦的上海市民到时也定会拥挤在南京路小巷的那家影院门口，等着购买高价票。我猜想他们或许把观摩外国电影，也当作学习西方生活方式的途径了。这是上海人积极向上、务实的表现。北京人不会这样，北京人会把自己搞成有文化有品位的样子，是另一种氛围。 　　我们也经常把多出来的票出高价卖给上海人，挣点零花钱。记得有次在校园里，余老师追着我问马小娟你还有没有多余的票子，系里以为我今天不来了，不知道把我的票发给谁了。我遗憾地告诉他，我手上也没有富裕票。看他着急和遗憾的样子，我也不能说我不看了让给他看。想到他的那套票又不知叫什么人拿去卖高价了，害他今天老远地从龙华赶来，却有可能要扫兴而返了，心里免不了好笑。　 　　　　　　 　　那些电影，留下最深印象的有，前苏联的众多影片，褒格曼的作品，黑泽明的电影，西班牙电影。每次，余老师的课上都会有反应，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讨论，他还会渗透进自己的生命体验，他的话总似一阵风吹过，一下就把浓雾吹散，让周围光亮、清晰起来。那时大脑和心境都年轻得不得了，真的像一块大大厚厚的海绵，能把周遭的一切吸纳进去，能被所有自己不曾领略的艺术风景打动得屏息静声。但自己知道，有些时候只是喜出望外，只是留下印象，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总结，去弹跳。余老师的话，像星星点灯。还记得他说《秋天的马拉松》，说《两个人的车站》，说《卡门》时的情形，那通常是些看到了那样的好片子之后，再次在课堂上见到他时，他要拿出来说叨几句的记忆。通常是因为那些刚刚才看过了的片子，把我的思路从纯粹的书本与教室中引开，被他带往另一片天地，他的许多说法，让我学习到看与想的方式与方法。 　　相信这不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感觉，这是他作为一名优秀教师的追求、对自己的起码要求。许多次听到校园内外听过他讲课的人说，听他的讲座，总是茅塞顿开、一派原来如“比”的开阔。 　　他曾经也被请去我老家的那个省里讲学，回来后他写了《青云谱随想》。 我家院儿里一位老画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在上戏舞美系读书，平时总爱戏称与我是校友，那次听了余秋雨的讲学，暑假趁我回家，还专门跑到我家由衷地对我说，余秋雨那个家伙是个大才子，听他讲课就是一种享受，你作他学生，真不得了。他这完全已经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感觉了。 　　我甚至都不必知道他讲学的具体内容，就知道凭他的学识与修养，他能把任何一个严肃、艰涩的话题，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他要征服我家院儿里这些大大小小的艺术家、文化人，是肯定的。那是他的力量与魅力所在。他则把这作为检验一个文艺理论的布道者自我艺术感受、艺术修养高下的度量衡。 　　我知道大学里不少教师都是所谓满腹经纶，也有各种新潮概念统统烂熟于心的，但多是从理论到理论，鲜有自己的艺术与生命体验消溶其中。没有活生生的范例来盘活一大堆的概念，所以他们大都也只能在大学的课堂里折磨那些青年学生，很少有能够走得出去、走向更广大的文化与文学群体的。在他们那里，看书就是钻研理论看大部头书，而之外的一切都是无聊时的消遣，根本不必也不会触及内心的。就像一扇大门，主人走出了房间，身后咣当一声，立刻物我两个世界，井水不犯河水。也算是本事了。 　　曾经有一位我的戏剧老师，在课堂上讲《原野》，分析那村姑金子的种种行径，全是反封建、追求自我解放一类说法，当然还有《雷雨》里的那些男男女女，更是这样那样一套套的。可是走在校园里，她跟我念叨她的儿子：“考不起大学，躲在家里不务正业写什么小说，尽写些谈情说爱不三不四的事情，还藏着掖着以为我不知道。”我当时真不敢相信，一个人的业务怎么可以和她的现实生活离得这么远？难道课堂上那些话，全都是不过脑子不入心的吗？ 　　“这种脱离审美经验而条条分析的理论，常常会把学生们折磨得非常可怜，渐渐地变成了贫于审美的理论奴隶。” 　　就是这样的。大学里我的许多搞文艺理论的同学从来就不屑看作品，论文里拿来作例子的，全是别的书上用来用去的，是经典例子了。而我这种到处乱看作品的，总被归入为将来要搞创作的那一堆。 　　我相信对当代艺术和文学的关照，是余秋雨的思维总有新的血液流淌的重要原因。这也让他从不满足于停留一处，也让他总能一下就把听他课的人引入云开日出见青天的境地。 　　他跟我说过广东作家张欣有过一篇写他的文章，是写他写得最好的。后来我看到过一篇张欣写他的文章，看着看着我就忍不住要笑，因为这个可怜的张欣一边写她听余秋雨讲课时的感觉，一边想起她在北京大学作家班读西方文艺理论课时的情形，她说她“几乎没听懂过一堂课”。真是笑死我了。 　　我完全明白她的遭遇，那些以理论再去解释理论的、来回来去说的车轱辘话，最后能把你转到彻底晕菜。尤其对张欣这样一位专事写作、偏重感性的女作家，你没有足够丰富的、开阔的阅读面，没有自己对作品、对生命的真切体验去盘活那一大团的严肃无比的理论条条，注定是很难打动她，带动她的。 　　相比之下，我这个本可以踏踏实实听余老师三年讲授的弟子却常常逃课，不知珍惜，倒有点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那时我的一位女友曾爱上她的一位同行。那位同行是搞俄国文学研究的，发表过几篇论文，她说他把自己搞得很苦，夫妻分居两地，妻子独自带着孩子，一心一意让他在大学里搞学问。 　　 　　我听了马上嗤之以鼻，因为我想起了那位老兄的穷酸样儿，想到他坐定在自己的那口井里，学术的视野中除了托尔斯泰就是普希金，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我说这种男人有什么可爱的，他搞外国文学，他知道马尔克斯吗，他读过博尔赫斯吗，就算他搞俄国文学吧，他连稍后一点的艾特玛托夫的作品都不读，他搞什么搞！他老婆也是活该，真要是拣到一位才子也罢，偏是这么一位。你爱他什么呢，指望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呢，精神上他请你吃溲菜，物质上他让你吃盐菜，无非就是他现在老婆的下场。　 　　　　　　 　　倒霉的女友被我说得灰头土脸，直骂我小小年纪如此世俗、刻薄。 　　我说我肯定这样做学问的人不会有什么大发展，看看我们秋雨兄，学着点！ 　　女友更加沮丧，说，不是谁都有余秋雨那样的灵气的。 　　有时会想，这难道很难吗？一个人做所谓的学问，怎么可以投入成那样，一整个脑瓜里有九成以上的空间被作品目录、作品章节、时代背景、作家生平占满，而这些都是打作家一活着或者一死掉就客观存在的呀，并且绝大多数都是经年不变的，惟一可能变化的，是有人终其一生考证到这位作家某部作品的完成不在1818年，而在1819年！或者那位作家暗恋的不是他表妹，而是大他三天零四个小时的表姐！ 　　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岁数，不应该还这样刻薄去描述一些人的“生态”，所谓人各有志，你管人家，人家乐意。但是作为“灵魂工程师”的师长，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对青年学生是不公平的。不知道别人怎么想，至少在我的求学生涯中，讲台上一些老师总是对着几年甚至十年都不变的讲义照本宣科的“治学”态度，完全败坏了我对“学问”的兴趣，让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把“学问”和那样的形象连在一起，真个是吓着我了，也真个是毁了我的胃口。你为什么不能有更好点儿的方式、方法呈现给我，让我也有好那么一点点的开头，让我现在还能感激你一下？那是多么的不应该啊。所以也总想要攻击一下。 　　也总想要背着余秋雨老师，表示一下我的敬意和感激。真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骨子里的东西是本能地呈现出来的，如果不幸遇到一位方式、方法上相反的师长，很可能这个人整个的生命力都要给打击得塌掉了。而我实在是太幸运，不仅感觉到自己想要什么，而且还真把这样一位对路子的导师给找着了。余下的事，就是如何学着他的方式、方法，把原有的自己修正和扩张好。这种肯定的前提下的成长走势，让人高扬欲飞，无比自信和不被压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上海戏剧学院，各种艺术活动还是不少的，导师们精心为我们规定和争取所有的项目，合力要把我们拉出书斋，推向当前。 　　没有逃学的日子赶上并且印象深刻的有—— 　　观看了莎士比亚戏剧节上所有的演出，刚好多数的演出都安排在上戏实验剧场。那些日子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许多早就熟读过的莎翁剧本中的人物和声音，一下鲜活在了舞台上。每天都是一次期盼。记得一位导演系的女孩对我说，真好，学校就像在过节。 　　就是那样的感觉，有好戏看的日子像在过节。那样的氛围令我无比怀念上戏。 　　那段日子又翻出余秋雨要求我们必读的《莎士比亚戏剧评论汇编》，再读，再次加入进自己的审美经验，收获巨大。对于西方人怎样评论一出戏剧，尤其怎样用一双后来人的眼睛，去研究几百年前的莎翁剧作，真是让我折服之余又有了嫉妒，觉得人家搞莎翁研究都搞成这样，中国人还搞什么搞。 　　那样的文艺评论才真正是我喜欢的，像100年前的英国学者昆西的那篇《 的敲门声》，麦克白与麦克白夫人借助黑夜在城堡里杀人夺权后，城堡里突然响起清脆的敲门声。这敲门声，把麦克白两口子吓得惊恐万状，也把历来观看此剧的观众搞得心惊肉跳。为什么？这事儿让昆西想了好多年，最终找到了原因：清晨敲门，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足以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它又宣布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有待于重建，而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 　　还有许多，几乎每一篇都有让我要跳将起来的“新”发现，记得那是惟一一次我作摘录最多的读书经历，总是撞到那些放不下的说法与结论，恨不能整段、整篇文章都摘抄下来。那么多好文章归放在一起让我来自学，也是有一次就已经很幸福了。 　　后来还在余秋雨的一篇文章里，也读到他议论“麦克白的敲门声”的文字，那是相同的阅读经验了。 　　可惜那两大本给过我那么多快感与幸福的书，也在毕业离开上海时被我当废品卖掉了，再找不回来了。想想都要跺脚； 　　我们看了那一时期上海人艺的所有话剧演出，而他们又总是演外国优秀剧目，大开了眼界。那时奚美娟、焦晃、野芒这些人在上海的话剧舞台上个个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现在大多数人要从电视剧上才能领教到他们的演技。 　　最记得看上海人艺演出的张晓风的诗剧《自烹》《桃花源记》，惊叹陌生的台湾还有那么一位“腕挟风雷，出古入今”的“大”女人。害得我好几年里一直在托人从台湾捎点张晓风的剧本回来，心里也曾起过“宏愿”：要写就写张晓风这样的话剧。还因为这个张晓风，我还想着研究研究台湾那边的戏剧的，可惜那时就连上海戏剧学院这样的戏剧高等学府，也鲜有这方面的资料。后来一直也没能得到张晓风的剧作选本，倒是直到九十年代，在书店看到一本作家社出的《晓风吹起》，是她的散文随笔选本，巴巴地买了来，想找点蛛丝马迹。 　　 　　很多人都以为港台那地方出不了什么大作家，尤其是出大气的女作家，而在我的阅读经验里，剧作家张晓风和电影剧作家李碧华，就是挺大气的两位女性作家。香港的李碧华，她的电影《胭脂扣》《秦俑》《霸王别姬》《诱僧》《青蛇》，与张晓风的剧作一样，都是大气而极有现代意识，我一直都在留意。她们都是非常有力地闯入一段古代生活，但绝对不会是“去而忘返”，一去不回。她们最擅长把现代观念深埋进作品的大结构中、人物关系的编排上，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从容，真正是“出古入今”，并且还“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反倒是观众这边，爱看故事的尽可以津津有味去看故事，而爱琢磨点事儿的，立刻两眼亮亮，如醍醐灌顶。完全可以两不耽误。 　　相对于另一些大叫大喊的作家，我更喜欢这种自自然然、融会贯通的创作姿态。我一直都想把她们作为自己创作的追求目标； 　　魏明伦的《潘金莲》，也是在学院实验剧场看的，他对潘金莲的重新定位，在当时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恨不得引起轩然大波。后来知道余秋雨老师还专门有言行援助过他。不过对于年轻的、不谙世事的我，并没有意识到个中的种种背景与艰难有多么了不得，只是觉得：呀，这个人想到了这一点，他还写出来一出戏，他很聪明，他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印象最深的一次外国戏剧艺术交流，是澳大利亚艺术家演出的《蝴蝶夫人》，记得他们处理巧巧桑杀子的情景，他们让巧巧桑一边歌唱着抒发情绪，一边把一只小孩人形木偶拆卸掉，先是揪下它的胳膊，腿，再揪下头，且唱且揪，直至整个木偶解除。那样的感觉，不是让你流串眼泪什么的，是叫你的心一下一下地难受。 　　其中的震撼，把我嫉妒坏了，在当时中国戏剧形式花样百出的招数里，我还没有见识过如此具有表现力的——后者总是形式大于内容，两张皮扯来扯去的，总也合不到一块儿去，把自己和观众弄得累死了； 　　从没间断过看学院表演系学生排演的各种大戏小戏，总是吃过晚饭，趿着双拖鞋，就晃悠进红楼或是实验剧场，用挑剔的目光，看表演系那帮家伙入戏入得怎么样。印象中上戏倒是很少排中国戏，大多是外国优秀剧目，总能让学生把才华与天赋发挥到淋漓尽致。现在看尤勇在电视里演的那些粗汉子，比不上他舞台上魅力的十分之一。最看重的是萨日娜和潘军，好像天生为舞台而生，可惜他们毕业后渺无音讯。萨日娜倒是演过一个种树的电视剧，非常地投入和到位，即使这样，也再没见过她有更多表现自己的机会。潘军演的一个电视，更是把他当小孩了。后来活跃点的郭东临，留下的印象只是我们背地管他叫“郭胖子”。小陈红被认作是小林青霞，刚刚学会在电话里跟导演讨价还价；马晓晴见人就问是不是最近感觉她瘦了点儿。 　　甚至有表演系进修生听说我在大学里演过话剧，要约我一道排戏，急得我乱摆手，我说我普通话都说不利落，哪敢和你搞表演的同台，我演方言话剧差不多。 　　有一段时间在心里其实很羡慕表演系的学生，至少还有那么多的世界一流剧作可以让他们去投入地体验一番。看他们在舞台上的状态，如痴如醉，好让我艳羡，还有嫉妒。我以为他们完全可以在演戏的幌子下，把自我宣泄得一干二净，把自己调理得十二分的通透。只是多年后才醒悟得到，他们也会有他们的迷惘和失落吧，离开了学校这块纯净的艺术土壤，发配前往各处的话剧团、文研所，不要说没有好戏可演，就是连排一出戏也不知多久才有一回。那样的日子里，想起上戏的舞台和老师们的庇护，肯定要掉眼泪的。 　　一位邀我陪他一起写剧本的表演系学生，有点白俄血统，长得不中不洋，用那时的话说叫“奶油小生”。我们在一起时他总要大骂外面的导演，因为他们只给那些长相粗糙的同窗演戏出镜的机会，他说有些长得粗的人其实心细如针，性格也极柔弱，内在根本就没什么狗屁硬汉气质，可人家天生就长那么张脸，就老能有戏演。现在也是拉开了距离看，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髦，甚至流行的脸蛋，我们的身边其实到处都潜伏着一些优秀的人才，不要因为未被他的时代认可，就看低了他。而另一些喧哗一时的人与事，也不必盲从和迷信。风云际会，一切都只是瞬时的不期而遇； 　　还有就是三毛从台湾来了，住在张乐平先生家。有人在校园里问我，三毛来了，你不去张乐平家看看她吗。我说我干嘛要去看她。我那时心里还是蛮喜欢她的，在南大读书时，所有人都不知三毛是个什么怪物时，我是第一个在南大书架上发现她的，一下就迷得不得了，到处跟人说三毛和她的荷西。但这次她跑来一口一个要认张乐平作爸爸什么的，被媒体弄得一惊一乍，我就不喜欢了，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那个三毛。两年后她自杀了，我又后悔那次没去看她。一个那么热闹的人突然就去自杀，肯定不是我以为的那么简单。谁知道呢。女人本来是很容易成为朋友的； 　　那年张艺谋携刚完成的《红高粱》去西柏林参赛，途经上海，特意在上戏实验剧场首映。那时全国人民都还不知张艺谋何许人也。我们因为看过他的《一个和八个》，知道他特牛。 　　电影里还有我们上戏的一个学生，他混在一堆抬轿的汉子中出现，剧场里立刻就鼓掌欢呼起来，还有人狂吹口哨，为上戏加油。 　　《红高粱》放完，大家疯得巴掌都拍疼了。张艺谋披件军大衣，站在台上粗声粗气说：我们的片子拍得很糙。大家也都粗着嗓子跟他学：“很糙。”散场后交流，会议室的窗台上都塞满了人，张艺谋一下就成了上戏学生眼里的大师，校园里成天都是“妹妹你大胆地往前　 　　走”“上下通气不用愁”； 　　还有有一阵不知怎么回事，学校剧场里每晚都在演各种戏曲折子戏，我吃过晚饭就会晃到剧场去。那些唱腔，突然就触动了我，有时汩汩地从心尖上滑过去，有时又像要把我的心喊出来，好舒服。我差一点就掉了进去。但是戏曲的内容我不喜欢，满处都是糟粕。到后来我不允许自己再去听戏，我怕被它麻醉了。 　　那时对戏曲有点又爱又怕的意思，好多回都是在快要沉迷的时刻撒腿后撤的。戏曲对于我，就只是适合远看看的景色而已； 　　只要有要求，余秋雨也会介绍他的学生跟剧组。我们有一位学友就在余老师的推荐下进了《红楼梦》剧组，但是那个时候大家都还年轻气盛，又缺少应对方方面面的经验，没多久就又见那位学友打道回府转来。没有多问，只是听人说和剧组的人处不来，看不太上人家的那一套，自己不想呆了。 　　其实余秋雨是很希望我们多出去参与艺术实践，积累阅读与观摩之外的艺术经验的，但是大家还是没能迅速适应，一方面毕竟还是学生，不可能采取那样强有力的行动去影响一个剧组接受你的见解与想法，另一方面可能也缺少艺术实践的积累，缺少把观念或者思考转化为戏剧结构的能力。像我们毕业后，余老师与安徽黄梅剧院合作完成的黄梅戏《红楼梦》，他是以艺术顾问的身份参与进去的，整个的剧作与演出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红楼情结”与戏剧追求，那是一种很投入的、像孕育一个自己的孩子那样的创造与实践，是我们这帮学生要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才可能争取得到的机会。 　　对我们那位学友的行为，他也并没有任何责怪或是不悦，熟知一切的他，当然也猜得到自己学生在外面会碰到些什么样的情形，回来就回来了吧，没关系的。下次谁还想去，他还一样介绍去。他只是鼓励、支持大家向外打开，并不过多干涉细节与结果； 　　二年级的暑假，余秋雨老师安排我们这批研究生前往敦煌朝圣。那年夏天我们随尾而去，他请好的专家和权威人士在等着给我们介绍敦煌的历史与艺术成就。借着导师的庇荫，我们得以看到莫高窟壁画的全部，讲解员一边打开几扇难得打开的洞门，一边强调“这是专家才看得到的，普通游人想都别想”。那时最让我想不通的是，外国人能看到的洞更少，比普通游人的还少，是最低级别。 　　从莫高窟出来，我们在沙漠里疯玩到深更半夜，完了饿得不行，放风的放风，盯梢的盯梢，潜入驻地食堂偷了几个大馒头分吃。第二天听专家介绍时我又困又累，一直都在打瞌睡，完全不知所云。我猜别的学友们比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这帮徒弟，也不知是不是给余秋雨丢脸来着。 　　我只是被鸣沙山绵延的沙漠蛊惑住，时空错乱。后来跟余老师说起在沙漠里的恍惚与迷失，他喜欢得不得了。但是对敦煌艺术的感觉和与余老师的对话，却还是要等到十几年以后才会到来。 　　而余秋雨老师，敦煌之行后，写了著名的《道士塔》《莫高窟》。 　　现在想想，三年里上戏的环境和导师们的护卫，曾有那么多的艺术活动与实践机会，为我们打开着一扇大门，我也只是站在门口，让风吹拂了一下我的脸，扬起了几根刘海，却没有抬起腿来跨进去。只是止于大门之前。 　　再给我一次机会呢？ 　　有人说怎么样经历都是一种经历。我也安慰自己，怎么样做学生都是余秋雨的学生，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主要的，别的都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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