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中学经典诗文多元解读的理论匡正
作者：段双全
所谓经典诗文是指经受文学史检验的、富有多义性特质的、文质兼美的文学作品。经典诗文是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多元解读的主体，是培养中学生审美和创新能力，提高语文素养的主要途径。因此针对多元解读中出现的混乱局面，特别是误读现象，找出症结所在，给予理论匡正，是十分迫切的，且意义重大。
从经典诗文阅读的结果看，异化的多元解读一般都缺乏理论指导，而正确的多元解读一般都有理论范正。实际上，经典诗文的多元解读是有理论基础的，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即历史学、社会学和当代文艺理论。
一、历史学与作者原意
所谓多元解读实际上是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解读文本的意义。文本是有意义的，但文本本身是客观的存在，它自身并不能创造或解读自身的意义，创造和解读文本意义的是文本的作者和阅读者。文本作者创造的文本意义也就是文本的原意。要了解作者创造文本的原意必须借助大量作者本人的和同时代权威人士的佐证材料，并结合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揭示出文本的本来面目和文本中蕴涵的作者的思想情感。这种以作者的生活经历、世界观、艺术风格、创作意图或动机为解读的出发点，以恢复作者的原意为解读的目标的方法就是所谓的“历史学解读法”。这种以求真为旨归的文本解读方法与历史学“于史有征”的研究方法以及“实证求真”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作者的原意也可称作“历史的意见”。
解读文本作者原意的困难在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其难易程度一般与文本历史年代的长短成正比，也就是说年代愈久远解读可能愈困难。因为年代久远，作者与证人已经作古，而史料难寻，因而难以举证。譬如《诗经》许多篇目的原意就因为缺乏同时代的史料而无法解读，只能形成后代考据家“自以为是”的多元解读态势。不过能不能解读文本原意的关键还是史料的丰薄问题。史料丰，即作者本人的说辞和同时代权威的佐证材料充实，则文本的原意易解，相反则难解。解读作者原意这种烦琐严谨的考据行为一般为专家学者所为，不过普通的阅读者只要有良师指引，再加上勤于觅材勇于探究，还是有可能解读文本原意的。
中学生虽然阅历、水平有限，但在专家学者意见的指导下，在教师的帮助下，完全可以对经典诗文的原意进行有效的解读。譬如，解读《关雎》的原意就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参考《毛诗序》和后代考据家的意见而得出“是一首爱情诗”的结论。解读鲁迅《呐喊》中小说的原意，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先阅读《呐喊自序》和《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等文章，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创作意图，明白其“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初衷；〔1〕若再参考鲁迅好友钱玄同等现代作家的意见，就能揣摩出作品原意。又如，要解读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等作品的原意，就可以参看《人间喜剧·序言》，再结合其同时代作家、评论家的意见，也就不难明了小说“展示原始积累期间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主题。
总之，中学经典诗文原意的解读，一定要占有史料，重视作家和同时代权威人士的意见。因为在原意解读的过程中，只有“知人论世”“设身处地”“涵泳体察”，才可能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发现其创作的原意。
二、社会学与时代政治意义
诗言志，文以载道，但在政治挂帅的阶级社会，文本一经产生，“其志其道”往往不是由作者说了算，而是由强势政治思潮说了算，于是经典文本解读就有了“时代政治意义”。这种解读在历朝历代都不可避免。譬如，汉儒出于教化的目的对《关雎》主题的解读是“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2〕把一篇经典的爱情文本解读成了扬“后妃之德”的政治诗篇。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政治原因，对古今经典文本的政治解读更呈“一元化”趋势。譬如，对《黔之驴》的解读是“通过黔之驴作比，说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对《项链》的解读是“通过项链的故事讽刺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虚荣心”；对《荷塘月色》的解读是“通过对荷塘月色的描写表现了作者对南方革命的期盼，同时歌颂了作者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清高品质”；如此等等，都是受社会学影响的时代政治意义。
文本时代政治意义的解读是一种以现实世界为出发点的社会学解读方法，其理论基础是社会学的，所以又可称为文本的社会学解读。这种解读，解读者虽然也借助一定的史料，也考察作者生平和思想，但并不完全尊重文本的题材内容，常常放大文本的政治思想内涵。文本的时代政治意义，一般来讲，也是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但这类学者往往政治功利目的较强，得出的结论具有较强的随意性和功利性。
经典诗文的政治化解读可以说是在中国流传了上千年的文本解读方法，只要政治社会存在就不可能废止。正因诗文的政治化解读长期占上风，并带来思路的褊狭和思维的停滞，不利于素质教育，所以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揭批语文政治化”之风。凡是文本政治化的解读都被贴上了“狭隘僵化”的标签，遭到了猛烈的批判。实际上，这样做有矫枉过正之嫌，因为文本的时代政治意义的解读毕竟是文本解读的一种方法，所以不应该简单否定。
在中学经典诗文教学中，学生因为年龄、阅历、思想等原因可能不能直接解读出文本的时代政治意义，但在史料的佐证下，在教师的指导下，即使没有生活在政治化的时代，也完全可以对文本的这种意义进行解读。但在解读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阅读策略呢？那就是实事求是，有时代政治意义就解读出来，没有也不能强加。
譬如，关于《游褒禅山记》记游前后洞的主题，一般认为是“说明要做成大事必须立志”。但联系时代背景和作者的生平思想，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他记游前后洞实际上是想表明他的政治理想，即“改革弊政，富国强兵”，成就太平盛世之志。也就是说作者为文的本意是借记游来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作者认为游“平夷”的前洞太平常了，犹如他在地方做官，虽也能造福一方百姓，但影响有限，不能成就伟业，所以在地方做官并不是他的政治理想。“愈深、愈难、愈奇”的后洞虽然艰险，但那里就如巍巍朝堂，虽危机四伏，却可以实现自己的宏大政治理想。也就是说王安石的最高政治理想是身居相位，进行大刀阔斧的政治改革，使北宋国富民强。另外，一些现代作家（如鲁迅、茅盾、曹禺等）的某些作品都有着明显的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意义，一些当代作家（如秦牧、刘白羽、艾青等）的某些作品有着明显的歌颂社会主义的政治意义。这些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解读出来，完全不需要有什么压力。因为古今经典诗文中确实有不少的文本带有强烈的政治和社会思潮特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代政治意义，所以对文本的政治解读应区别对待，不能全盘否定。
但许多没有时代政治意义的文本，如果被生拉硬扯上政治的或社会的含义，从而带来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曲解，那是应该反对的。譬如，把“黔之驴”解读成“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把“欣赏荷塘月色”解读成“热爱南方的国民革命”；把巴金《灯》中的“不禁望着山那边笑了”解读成“心系延安”等，都是脱离文本望文生义的异化政治解读。产生异化政治解读的原因是盲目追随政治潮流，失去了政治方向。这种错误甚至连一些名家都不能避免。例如，现代大家郭沫若先生“文革”中对李白《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其三“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解读是：李白突发奇想，假如能让洞庭湖都变成美酒，这样老百姓就都能喝上酒了。郭老的学术功底自不待言，但他对这首诗的解读，却明显受当时政治因素的影响，有牵强附会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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