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白杨礼赞》的历史性和典范性
作者：吕东亮
这些铿锵有力的词句，这带有质问色彩的语调，足以使沉醉在个人主义陷阱里的知识分子坐立不安。也正是在这里，作者冲破了感情的闸门，开始直接赞美西北高原上的抗日军民。在这里，含蓄蕴藉的象征手法不见了，散文特有的散淡舒缓不见了，你只能感受到感情的纵横激荡。这是淋漓尽致的抒情散文，它不事雕琢，也不完美，简直有些粗疏。不错，粗疏或者说粗犷，是感情宣泄的需要，没有这种粗犷，反而丧失了散文的精气神。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一文中认为好的文章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茅盾的《白杨礼赞》正是这样。
言及此，我想对中学语文界对《白杨礼赞》的修辞解读提一些看法。第一，说这篇文章是一篇象征性散文，诚然不错，但这篇散文算不得典范的象征散文，因为随着文势的发展，茅盾抛开了象征，直接点出抒情对象，更强烈地礼赞抗日军民。与《白杨礼赞》比起来，茅盾早期的散文《雷雨前》等全篇通用象征手法，严谨完整，无疑是象征性抒情散文的典范。第二，这篇散文的炼字也不具有典范意义，或者说引导学生学习《白杨礼赞》的炼字艺术，与这篇文章的写作状态是不相符合的。稍加检点，我们会发现这篇散文中形容词的重复率相当高，这怎么能说是讲究辞藻的华丽和多样呢？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作者的感情使得他抓住几个最有力、最准确的形容词，反复用、并列用，不加选择、不加调换，由此才能把胸中激荡的感情释放出来。《白杨礼赞》是一篇礼赞，是感情的宣言书，只有这样定位《白杨礼赞》，才能更准确地解读它。
文章的最后，茅盾对白杨树所代表的人民的精神品格作了总结和强调，在结尾又一次表了态：“我要高声赞美白杨树！”至此，作者纵横激荡的感情终于有了一个坚定的收束。
在中国现代散文中，“礼赞”体是不多见的。现代散文是伴随着个人的发现而兴起的，因此五四时期的散文或高歌或低吟，都与个人的感触相关，特别是在个性解放运动的狂潮过去之后，低吟似乎成了散文的主调，一时间，“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个人主义似乎成了散文作家的泥潭，孤芳自赏、顾影自怜的小情调成了散文摆脱不掉的阴影。写作的姿态愈加卑微，文章的气格愈加狭小。在这样的背景下，《白杨礼赞》就有些横空出世的味道了。茅盾在这篇文章里走出了自我，进而被白杨树所征服，满腔热情地讴歌北方抗日军民的精神意志，其文笔摆脱了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气息和拘谨的调子，尽情挥洒、自由无羁。这里，茅盾的姿态是仰视的，由于自我的反思和提升，茅盾站在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从而领略了更加壮丽的风景。也由此，散文的境界变得开阔了，气格变得阳刚了，书写的姿态也变得昂扬了。
三、新的意象与新的抒情
抗战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转折点。由于抗日战争的激发，民族救亡热情空前高涨，普通民众蕴涵的巨大力量得以彰显。知识分子也开始走出书斋，观察中国的现实生活，进而重新理解中国乃至世界体系。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和中国的未来。除了梁漱溟等一些一直坚持中国文化优越论的新儒家之外，原本倾向于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调整自己的文化观。冯友兰写下了《贞元六书》，贺麟写下了《文化与人生》，李长之写下了《迎中国的文艺复兴》，朱自清写下了《诗言志辨》，这些著作所涉问题不一，但都跳出了“西学本位论”的圈子，廓清了西方现代价值观投射在中国文化上的迷雾，从而开始独立地阐释中国文化，重新估价中国文化的价值。现代中国历史上的40年代，各方面都已呈现出超越五四的迹象，这种超越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超越可以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其核心内涵便是：重视民众的创造性的精神力量、建设新的民族文化。
在这样的形势下，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运动蓬勃开展起来了。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虽然是眼光向下的运动，但知识分子本身也受到了触动，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新的感情。比如，一向沉迷于西方现代派诗歌的穆旦，开启了他的“新的抒情”道路，即讴歌人民的苦难和坚强意志，以诗歌的精神力量引发人民朝向光明的举动。与此同时，诗歌的意象也不加选择，只要是人们生活中存在的，能够表现人民生存景象的，都可以入诗。新的抒情带来新的意象，唯美的意象不见了，在穆旦的代表作《赞美》里，那些衣衫褴褛、艰难前行的人们获得了最深情的歌颂，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希望。
新的抒情和新的意象同样存在于散文中，《白杨礼赞》便是确证。《白杨礼赞》里的感情，现代作家们很久没有体验过了。鲁迅虽然坚信中国没有失去民族自信力，坚信民族的脊梁不会弯曲，但他只是表达了一种信念，他没有体验过发现的激动和确认的兴奋。而在其他悲观绝望的作家那里，这种感情就更显得遥远了。散文的意象也是这样。一种意象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生活方式。山水、古书、食物是此前散文中常见的意象，不待说表达了一种闲适恬淡的生活情调。到了《白杨礼赞》，这些意象一扫而光。用传统审美观点看，白杨树是不大适宜入诗入文的，而且简直有些煞风景的意味。茅盾当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文章中也说它“没有婆娑的姿态”，但随即以退为进，大力宣扬白杨树所代表的新美学。不仅如此，茅盾还对旧的意象、旧的美学、旧的感情进行了清算，借此确立了自己“高声赞美白杨树”的抒情姿态。
《白杨礼赞》虽然饱含着作者的情思，但从大背景来看，不能不说是拜时代之所赐。这一时期，正是大量新的意象进入文学的时期，特别是白杨树所代表的农民，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以正面形象出现，彻底摆脱了五四文学乃至后来的乡土文学所塑造的麻木不仁、愚昧落后的卑劣形象。不仅如此，农民还成了作品的主人公，成为正确思想乃至中国未来的代表。与之相应的，当然有写作者感情的调整。文学的书写者们检讨并改变了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贱视民众的态度，开始发掘并汲取普通民众身上蕴涵的精神矿藏。于是，一个新的文学世界、新的美学建立了。《白杨礼赞》便是这种新的文学和美学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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