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4期
《白杨礼赞》的历史性和典范性
作者：吕东亮
一、旅行与文学：西北的发现
1938年12月，应新疆文化名流杜重远的邀请，茅盾开始了他的新疆之行，途径昆明、兰州等地。1939年3月，茅盾到达乌鲁木齐，1940年5月，因为新疆形势恶化，茅盾离开新疆来到延安。同年10月，原本打算留在延安的茅盾由于工作需要，又离开延安来到重庆。这样，茅盾的西北之行历时两年才告结束。一路上，茅盾仍然勤于笔耕，写下了大量文章，事后编成了《见闻杂记》《时间的纪录》《白杨礼赞》等集子。就数量而言，这一阶段肯定不是茅盾创作的丰收期，而且由于战时旅行，所带书籍不是很多，茅盾常常感到“学殖之荒芜”。然而，西北之行带给茅盾的，更多的是发现的喜悦。
解放以前，西北是蛮荒之地，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生计困顿，文化上更无足观。总之，在当时国人的心中，那里断不是民族希望的所在。然而，抗战烽烟燃起，风物繁华的东南很快落入敌手，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广袤的西北却活跃着一股力量，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根据地。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也有西北大开发的倡议。因为从战略角度而言，西北幅员辽阔，适合于战略纵深，是持久作战的重要根据地。西北虽然向称贫瘠，但地下资源异常丰富，特别是矿产石油等动力资源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然而，国难声中的西北开发谈何容易，由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家的战略中心转为西南，西北再次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
茅盾生于浙江，长于浙江，其文学活动也多在东南沿海一带。东南形胜，自会给文人的笔墨增添一份灵动和秀气，但也常常会造成一种拘囿。故而，西北之行带给茅盾的，首先是风物的新奇。茅盾的西北游记本无什么特别之处，甚至文笔有些粗糙，但放在现代文人游记的序列里就有些非同寻常的意味了。
游记的文体适应性极强。它可以是小说，比如《西游记》《老残游记》，可以是散文，比如《小石潭记》《石钟山记》，也可以是诗词歌赋等。总之，游记是灵活多样的。要而言之，游记总是写空间的变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视角和心灵的变动，游记是旅行与文学的结晶。由此，我们再来看西北游记对于现代散文的意义。五四以来散文的勃兴，游记功不可没，特别是朱自清、徐志摩等人的欧洲游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也改造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世界意识乃至现代感觉就在这种震惊体验中建立了起来。游记在人们的意识中建造了一个新世界，同时也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改造一个既有的旧世界。在人们的心目中，游记中写到的欧美文明无疑是未来生活的代表，是最合乎人类理性的所在。而与此相对照的乡土中国则处处散发着衰败的气息，是一潭死水。在一些描写中国景色的山水游记中，作家们在倾情描写山川之美的同时，总也摆脱不掉挽歌的气息，总也改变不了忧郁和哀愁的调子。这就是西北游记的潜在背景。
抗日战争无情地打破了古老中国的平静，也加速了中国走向世界的进程，尽管这种加速带有极大的被动性。对于人民而言，抗战带来的除了家破人亡之外，还有漫长的迁徙。知识分子由于社会阶层的相对优越，较少遭遇惨绝人寰的屠杀，经历比较多的是迁徙。迁徙过程的漫长和迁徙区域的广大，给知识分子留下较多思考和记录的机会。而西北由于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共产党政权欣欣向荣，吸引了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前去投奔。这是西北游记产生的直接背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游记是广义的游记，如前所述，是西北之行所见所感的记录，没有什么具体文体的限制。
当时的知识分子除了迁往西北之外，另外一个较大的迁徙之地则是西南。特别是倾向国民政府的知识分子，多数还是随政府前往四川、云南等省。这一批知识分子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常规的逃亡路线——南渡，不禁感慨万千。富有历史感的知识分子都明白，历史上的南渡从来都没有北返的机会，他们多数人的心情是悲凉的。他们写下的西南游记充满了苦难和悲痛。这是西北游记一个极好的参照。
西北游记产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西北被重新发现的过程。30年代，勇敢的记者范长江写下了影响巨大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西北角》，向世界如实报道了中国工农红军不畏艰险、血战前行的事迹。西北角的力量第一次引人注目，这与国家危机中软弱的国民政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抗战军兴，西北军民的抗战意志和业绩又一次地鼓舞了苦难中的中国人。西北也重新被国人所关注。茅盾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始他的西北之行的，他无疑也参与了发现西北的大合唱，并且发出了高亢的曲调。
二、写作的姿态
《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是茅盾西北漫游中感慨而得，也是其西北发现的形象的总结。作者自己也颇为看重这篇文章。1943年，茅盾编选了一部散文集，名字便叫“白杨礼赞”，作者在序言中解释道：“题名为《白杨礼赞》，则因例须择一篇为书名，而同时亦以自志五年漫游中所得最深刻之印象罢了。”也就是说，茅盾把他对西北最深刻的感情凝结在这篇散文中了。
文章开篇便是一句感叹：“白杨树实在是不平凡的，我赞美白杨树！”这是表态，是呼吁，有力地奠定了文章的基调。你如果读惯了周作人、郁达夫、梁实秋、朱自清等人的散文，你可能会不适应，散文的开头不应该太有气势，不应该有压迫人的意味，但《白杨礼赞》不这样，它让你感到一种压迫，打破了你的阅读习惯，使你不舒服，进而警醒起来，严肃起来，阅读的姿势得由半躺改为正襟危坐。总之，这不是消遣性的小品文，而是宣言书，带给你的也就必然是陌生的体验。
紧接着，是作者对西北黄土高原风景的描绘。西北的风景与东南比无疑是逊色的。高原的两种颜色——黄和绿，分别代表着自然的力量和人类的力量，黄与绿两种伟大力量主宰的高原，给人的感觉便是“雄壮”和“伟大”，但这样的力量蕴涵在高原中，似乎有些沉寂，因此作者对风景的感受是“单调”。这样的力量靠什么来激活呢？这时白杨树傲然挺拔的形象便出现在作者笔下。就像京剧当中的亮相一样，白杨树一亮相，就赢得了满堂彩。“那你的恹恹欲睡的情绪又将如何？我那时是惊奇地叫了一声的。”作者在这里获得了一次“震惊体验”，而这种体验迥然不同于那种在西方文明面前的震惊。
“那就是白杨树，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然而实在是不平凡的一种树。”这句话纠正了世人心目中一个印象：白杨树是平凡的。接下来是作者对自己论调的证明。力争上游、团结一致、不折不挠，这是白杨树的风格，也是它的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个性所在。
接着，作者强调了白杨树“绝不是平凡的树”，并展开了新一轮的论证。在这一轮中，作者对平凡的标准乃至美的标准进行了重新审视。白杨树不是树中的好女子，却是树中的伟丈夫，而此时，国家民族更需要白杨树所代表的阳刚之美——“正直、朴质、严肃”。显然，美也并不专指那种“婆娑、横逸斜出”之类的阴柔之美。这里，茅盾对流传已久的审美趣味进行了纠正，也多少含有自我检讨的意味。在此前的文学中，那种伤感的、忧郁的乃至病态的审美趣味是占主要地位的，当然这与国势衰微和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有关，而更主要的则是对民众的贱视和悲观。因此，茅盾在这里大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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