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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三十年：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的历程

作者：陶东风

缘化的同时，“文学性”在疯狂扩散。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出现了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的趋势，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审美和非审美的界限不断模糊。与农业、重工业相比，服务产业、文化产业有更突出的精神一文化含量，它的兴起使得非物质性的消费(如视觉消费、符号消费、生活方式消费)变得更加重要。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人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非实用性的审美、娱乐、休闲的需求在需求结构中的比例大幅上升。除了物质商品的消费外，还出现了对符号、形象与美的消费。于是，出现了纯艺术和“纯文学”的所谓“萎缩”与审美和艺术泛化、“文学性”的扩散齐头并进的现象。最富于神圣色彩的文学经典被广泛地戏说，广告中有优美的中外古典诗词或仿诗词，餐厅和酒吧摆满了各种艺术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这些对于经典的挪用、戏说、改写、整形、形成，是文学去精英化、去神圣化的最触目惊心的表现。
　　文学性的扩散构成了对于“文学”“艺术”的自主性的反动，也是文学去精英化的重要表现之一。自主自律的“文学”通过一系列的包含一排除而确立自身，而对于文学的这种纯化处理实际上也就是把文学精英化、神秘化和稀有化。文学，特别是“纯文学”，本来就是通过一系列的排除和划界行为维持自己的自主性、稀有性、神秘性和神圣性，文学性的扩散恰好打破了上述这一系列区隔。
　　文学经典是文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的最集中体现，是精英文学的大本营。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出现了“大话文化”思潮，文化工业部门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欲望，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撤除经典的神圣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与装饰。在“大话文艺”中，经典不但不再是高高在上的膜拜对象，相反成为一种可以被偷袭、盗取的文化资源，其神圣性和权威性已经荡然无存。这是与精英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对于经典的态度。
　　“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的流行可以看做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反精英文化心态的表现：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五四时期的反经典是精英知识分子发动的，是精英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斗争，而大众文化的反经典则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造反。
　　去精英化的文学最突出的进步是文化和文学的民主化，它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垄断文学和文化活动的局面，使得更多大众能够参与到文学和文化活动中去。但是，去精英化虽然给大众参与文学和文化提供了可能，却不能保证这种参与的质量。
　　一个特别明显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的事实是：文学的去精英化是与全社会公共事务冷漠的弥漫、消费主义的高涨、娱乐工业的畸形发达、精神价值的真空状态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式的畸形消费主义特点是：政治上的冷漠和经济(物质)上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上的享乐主义同时并存。一方面是消费领域和娱乐领域的开放以及媒体为进入、参与这个领域提供的便捷，另一方面则是大众在重大的公共事务领域中的参与仍然存在相当大的限制。这样，大众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参与欲望发泄在娱乐与消费领域。这种分裂(政治领域和消费、娱乐领域的分裂)和双重意识(即对于哪些领域有自由、哪些领域没有自由的意识)的结果，就是沉溺于所谓“消费自由”的人们在生活方式和心理上表现出强烈的犬儒化、无聊化倾向，大众传媒到处弥漫的是一种无聊情绪，这无疑与20世纪80年代沉重的精英文学形成了巨大的对比。
　　当然，我们不能认为去精英化的文学与文化就一定是醉生梦死的大众文学、大众文化，更不认为大众天性中就没有参与公共事物的能力和兴趣。人们的无聊感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在人们心理上造成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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