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新文学三十年:从精英化到去精英化的历程

作者:陶东风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党中央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从此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在这三十年里,传统文化得到积极弘扬,大众文化受到扶持和鼓励,先后出现了启蒙文学、先锋文学等纯文学类型。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大背景下,加上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和普及,“网络写手”大量涌现,对纯文学、对写作和发表的概念都产生了不能忽视的影响,新世纪的文学也呈现出新的景观。如果梳理一下新时期三十年的文学,在某种非常概括的意义上,可以用“精英化”和“去精英化”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
  
  一、80年代:从启蒙文学到文体革命
  
  精英化的过程发生在“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其核心是通过反思解放后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民粹主义思潮,否定以“样板戏”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文学”,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论,确立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统治地位。
  这个精英化过程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思想解放就是一个精英化运动,是对“文革”民粹主义的否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取代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这个时期的标志性口号。与思想解放运动的这种关系表明,文学的精英化并不是文学自身规律的反映,而是一种官方或半官方的政治行为,是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
  这个精英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80年代初期到中期)是启蒙文学阶段,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是其主导类型。这个时期的文学笼罩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一启蒙精神之中,继承五四、学习鲁迅,以建立自由民主的社会与文化为使命。强烈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和社会责任感构成了这种文学的精神内核。第二阶段(80年代中后期)是所谓“纯文学”时期,“先锋/实验文学”是它的主导形式。精英化的第一阶段重在思想启蒙,它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文艺观念上(批判“文革”的意识形态,弘扬新时期的新意识形态,倡导创作自由,弘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等),基本没有涉及语言和形式变革(但“朦胧诗”以及一些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是例外)。第二阶段则重在文体革命。大约从1985年开始,作家评论家对“怎么写”的关注逐渐超过了对“写什么”的关注,表明精英化进入了形式层面。随着马原、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一批先锋小说家的出现,“小说就是叙事”“能指的狂欢”等批评语开始流行。
  从先锋文学的标准看,80年代初中期的启蒙文学仍然是不“纯”的、不够精英的。他们认为作为新时期文学开始标志的“伤痕文学”没有多少真正的文学创新意义,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一种“旧文学”(李佗语)。在某种意义上,第二阶段的精英化是对第一阶段的精英文学即启蒙文学的反拨,它的矛头所指既不是“文革”时期的“革命文学”,也不是大众消费文化,而是另一种精英文学——启蒙文学。如果说启蒙作家的标准像是精神大师,那么先锋小说家的标准就像是语言巫师,他们的精英化策略不是进行思想启蒙,而是制造语言迷宫,鼓吹形式崇拜。
  “启蒙文学”和“纯文学”虽然有上述差别,但是它们都属于精英文学,它们的核心价值是一致的,即捍卫文学艺术的所谓“自主性”,反对文学的功利性(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启蒙文学的自主性侧重在精神的独立性和批判性,而纯文学的自主性侧重语言形式的自主性,强调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距离。
  
  二、90年代:中国文学进入去精英化时期
  
  80年代末90年代初,大众文化与消费主义流行,新传播媒介日益普及,这一切使得精英文化陷入极大危机,中国文学进入了去精英化时期。
  去精英化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启蒙文学”与“纯文学”,直接威胁到了文学的自主性。去精英化否定和消解的是关于启蒙、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神话,以及由这种神话赋予文学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崇高性、神秘性和稀有性,一句话,它要为文学祛魅。去精英化以后的文学没有了“启蒙文学”那种严肃的政治主题和沉重的使命感,也没有了先锋文学对形式迷宫的迷恋。去精英化后的文学领域几乎没有“作家”,而只有“写手”,甚至没有了“文学”,只有“文字”。
  去精英化的始作俑者,是被称为“痞子文人”的王朔。王朔是第一个用夸张的、极富挑战性的语言对精英文学和精英知识分子进行祛魅的人,他把文学和作家乃至整个文化从崇高的精神殿堂拉到庸常的物质地面乃至地下,挑战了精英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地位。
  当然,王朔刚刚出道的80年代后期毕竟只有一个王朔,那个时代的整个文坛还没有完全去精英化,也还没有网络与网络文学。如果说王朔的“俗”文学观念只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对精英文学的神圣性进行了有意冒犯,那么,去精英化文学实践的大面积实施则得力于大众传播手段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导致的文学和文化的参与手段的非垄断化和大众化,文学和文化活动“准入证”的通胀和贬值,网络在这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文学和文化活动的精英化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文学和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的垄断性占有。从事文学活动的首要资源当然是人的识字能力,但现代普及性的教育制度逐渐打破了精英阶层对识字能力的垄断,这使得识字能力不再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但是,即使是在教育普及程度已经极大提高的现代社会,真正能够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作品、从事社会意义上的文学和文化生产的仍然是少数精英,原因是媒介资源仍然稀缺并被少数精英垄断。大众传播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得精英对于媒介的垄断被打破,网络成为城市普通大众,特别是喜欢上网的青年一代可以充分利用的便捷手段。于是,写作与发表不再是一个垄断性活动,而是普通人也可以参与的大众化活动。网络是最自由、最容易获得的媒介,发表的门槛几乎不存在。大量“网络写手”和“网络游民”不是职业作家,但是往往比职业作家更加活跃。这是人人可以参加的文学狂欢节,是彻底的去精英化的文学。
  网络造成的最戏剧性的去精英化效果,就是“作家”“文人”这个身份、符号和职业大面积通胀和贬值,这是对于由浪漫主义所创造并在中国80年代占据主流地位的关于作家、艺术家神话的一个极大>中击。由于媒介手段的普及,今天的文学大门几乎向所有人开放,作家不再是什么神秘的、具有特殊才能的精英群体。于是文学被“祛魅”了,作家被“祛魅”了。笼罩在“作家”这个名称上的神秘光环消失了,作家也非职业化了。在少数作家“倒下”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写手”站了起来。
  
  三、文化经济化与经济文化化对文学的影响
  
  去精英化的另一个表征是文学性的扩散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边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