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修辞的创造观
作者：朱 军
创造同义手段不同于生造语言，因为固有的语言手段无法满足表达的需要，就必须创造新的语言手段。对于固有的语言手段来说，有突破规范之处，但依赖具体的言语环境能够被人理解，更重要的是能取得好的表达效果。但不管是创造词语也好、创造句子也好，还是独创一种风格也好，必须把握一个度。作文不可“因辞徇意”，而应“以辞达意”。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朱熹所谓“韩子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为贵”，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三、文学范畴的“同义手段创造”
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都很重视同义手段的创造，强调语言表达要创新。王充主张写文章“不类前人”，要敢于创新，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他不仅反对在思想内容上模拟他人，在语言表达形式上也反对模拟，要“各以所尊，自为佳好”。[6]相似的论述还有很多：陆机说“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7]李德裕强调“文章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此所以为灵物也”。[8]陈望龄的《徐文长三集序》说：“文也者，至变者也。古之为文者，各极其才尽其变。故人有一家之业，代有一代之制，其洼隆可手模，而青黄可目辩，古不授今，今不蹈古，要以屡迁而日新，常用而不可敝”。[9]李腾芳的《文字法三十五则》说：“凡句必须独造，不可用古人现句。古今文章大家必能造句，晓得造句法然后可以行意。孔子曰：‘辞达而已矣’，不能造句，则必不能达也”。[10]叶燮的《原诗》也说：“今人偶用一字，必曰本之昔人，昔人又推而上之，必有作始之人。彼作始之人，复何所本乎？不过揆之理、事、情，切而可，通而无礙，斯用之矣，昔人可创之于前，我独不可创于后乎？古之人有何之者，文则司马迁，诗则韩愈是也”。[11]李渔的《窥词管见》还说：“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同是一语，人人如此说，我之说法独异，或人正我反，人直我曲，或隐躍其词以出之，或颠倒字句而出之，为法不一”。[12]可见文论家们对语言的创新一直都是非常重视和提倡的。
文论家们还给予善于变化、创新的作家及一些杰作、“胜”语较高评价。钟嵘的《诗品序》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13]刘大櫆的《论文偶记》也说：“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唯昌黎能之”。[14]刘勰的《文化雕龙·辨骚篇》曾说《离骚》异乎经书的部分是“望今制奇”，是新变，所以超过诗经。[15]刘熙载的《艺概·文概》则认为文章贵在精能变化，并认为韩愈的《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变化中的极品。[16]
文学创作中既有有意为之的创造，又有情与物遇自然而发的创造，后一种创造需要创作者具有高超的独创能力，也是古代文论家特别推崇的，他们提倡要有“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境界。王充的《论衡·超奇》说：“心思为谋，集札为文，情见于辞，意验于言”。[17]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说：“古之作诗者，发于情，止于礼义，情之发，因辞以形之，礼义之旨，须事以明之”。[18]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特别推崇以境界见长的作品，他说：“‘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日无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万古壮观。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他对“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也极为赞赏，称其为“元曲唯一接近盛唐诗者”。[19]这种看法是非常有道理的。相反，对模拟他人之作，评价不高。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认为：“一家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处。模仿者语虽似之，韵则无矣。”[20]这种评价是很中肯的，在文学史上得到验证：李清照的《声声慢》一开始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十四个叠字形容她孤寂无依的处境，很有独创性，后多有模仿之作，但往往意存，境界相去甚远。洪迈的《容斋续笔》也曾举例说：“左太冲《咏史诗》曰：‘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白乐天《读古》一篇全用之曰：‘雨露长纤草，山苗高入云，风雪折劲木，涧松催为薪。凡催此何意，雨长彼何因。百尺涧底死，寸茎山上春’。语意皆出自左思，但含蓄顿挫不逮也。”[21]
不同的文体也可以看作同义手段，文学史上各种新文体的出现亦离不开文学家们同义手段的创造。屈原在学习楚声歌曲的基础上创造了“新”诗体——骚体；司马迁“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纪传文学；沈约把四声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四声八病”之说，创立“永明体”，奠定了律诗的基础……
各种语体也可以看作是同义手段，各种语体都有自己的使用范围，但有时变用一下，能达到意外的使用效果。钟嗣成说：“维杨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睢景臣）[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22] [哨遍]《高祖还乡》的新奇之处在于在《高祖还乡》这个严肃的主题下用一些民间口头俚言俗语，达到绝妙的讽刺效果。从语言风格的角度看，是用语体的变用达到寓庄于谐的修辞效果。
作家独特文风的形成更是创新、求变的结果。在中国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家就非常重视语言表达的创新，给后人很好的示范。杜甫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韩愈是“唯陈言之务去”；贾岛是“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李翱是“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所以谢灵运诗能“《易》辞《庄》语，无不为用，裁剪之妙，古今为宗”；李白能继承陈子昂的革新精神，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诗风；杜甫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语），号为诗史；韩愈能“文起八代之衰”，“唐诗之一大变”，“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23]苏轼能创立豪放词派，极大地扩大了词的表达领域……
创作手法的“推陈出新”和“以故为新”也是同义手段的创造，也就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杜甫是个推陈出新的高手，他的《戏为六绝句》说：“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窃攀屈宋宜才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未及前贤更勿疑，遞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24]皎然《诗式》也主张继承和创新相结合：“作者须知复变之道。反古曰复，不变曰滞。若惟复不变，则陷于相似之格，其状如驽骥同厩，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复变之手，亦诗人之造父也”。[25]史绳祖在《学斋占毕》中举例：“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艺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此乃隐括刘禹锡《何卜赋》中语：‘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者之吉，诉者之凶。同蓺于野，其时在泽，伊种之利，乃穆之厄’。坡以一联十四字而包尽刘四对三十二字之义，盖夺目换骨之妙也。至如《前赤壁赋》尾段一节，自‘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至‘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却只是用李白‘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难’一联，十六字演成七十九字，愈奇妙也。”[26]这里说的是篇章结构同义手段的创造。句式同义手段的创造也很常见，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就有记述：“庾信《月诗》云：‘渡河光不湿’；杜云：‘入河蟾不没’；唐人云：‘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坡云：‘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尽日凉’；杜《梦李白》云：‘落日满屋梁，犹疑照颜色’；山谷《簟诗》云：‘落日映江波，依稀比颜色’；退之云：‘如何连晓语，只是说家乡’；吕居仁云：‘如何今夜雨，只是滴巴蕉’，此皆用古人句律，而不用其句意，以故为新，夺胎换骨。”[27]可见继承基础上的“创造”同样有非凡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