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为语文新课程改革一辩
作者：吴平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进展，表现在国家课程政策的重大调整上。比如初步改变了多年以来的只有“必修课”的模式，增加了“选修课”和“活动课”；再比如以往国家对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得以松动，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三级权力分配的课程政策得以逐步实施。“一纲多本”，即在国家统一要求下，教科书已经呈现出内容与形式的多样化。用《语文课程标准》宣示的基本理念就是：“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统一的原则，构建开放、有序的语文课程。”例如，新课标中关于选修课的建议，就列举了“民俗文化专题、旅游文化专题、流行文化专题、大众传媒专题、网络文化专题”等，颇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其与当下社会同步，与人民群众声息相通的特点是十分诱人的。
这一改革的成果之一，便是将广大的一线教师吸引到对课程理论、课程标准的学习，乃至于对课程资源的开发与整合，课程设计技术的学习与实践上来。而新课程的整体面貌，就呈现出一种开放的、动态发展的、不断生成的状态。一线教师的课程参与意识逐步觉醒了，课程观念逐步建立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新课改给广大一线教师的教学实践腾挪出巨大的空间。一代又一代语文老师在封闭的、静止的旧课程体系下奴隶般的服从教科书，如徐江先生批评的“把几本语文教科书当成了语文，讲这几本书就是语文教育”的现象，至少从理论上已经终结了。
无须讳言，正如世间的一切改革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那样，课程改革，尤其是语文课程改革，在探索与实践阶段理所当然的会出现许多问题，因而招致了圈里圈外许多怀疑与反对，这其实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聆听方方面面的批评声音，我个人认为，首先，任何理论与实践之间都存在必然的张力，理论家即课改政策的制定者或反对者与实践者即广大的一线教师之间，也存在着难以弭合的距离。这也是理论高于实践、超越实践的地方。更何况当今中国至少在学术领域已经步入众语喧哗取代了一言堂的时代，价值多元取代了价值一元的时代，谁也不敢宣称真理就在自己方面或者真理只有一种表达，而这无疑是我们社会进步的表现。
其次，旧有的教育理念课程理念根深蒂固，旧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相沿成习，传统的巨大惯性，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克服。如果说建立于其上的旧课堂可以有“尽善尽美”的呈现方式的话，体现新课改理念的理想的新课堂的呈现方式究竟是什么模样，却实在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事情，因而一时间的纷乱与无序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实验区的老师——常常是少有旧课堂条条框框的青年老师，充当了课程改革中最基础的角色，即构建新课堂的先行者。遗憾的是，这些“摸着石头过河”的开路先锋，在小范围短时间内赢得一阵喝彩之后，换来的更多的却是方方面面持久地批评，其中包括主要来自高校的理论界的批评。在这种批评不绝于耳的情况下，一线教师从新课改的前沿大踏步的后退，从而使这次课改濒临流产的危险，就不再是危言耸听的了。这也是我作为参加了新课程将近两个循环的一个老教师的切身感受。基于这种感受，我非常欣赏多尔在转述怀特海观点时说的一句话：“新范式的起点存在于对实际经验‘极端不整齐、不适应的特点’的认可。”而“掌握这一根本的真理——是智慧的第一步”。(同上书，第214页)。
使我产生新课改有濒临流产危险，至少是举步维艰之忧的，还有一个也许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它在实施过程中会时时处处面对以人为本还是以考为本的尴尬选择。众所周知，基础教育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哲学与教育科学的理论支撑，改革目标的定位，课程标准的确立，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教材的编纂，评价体系的建立，教师的培训学习等，诸多环节，环环相扣。但是，一方面是以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课程改革，凸现的是其本质上的非功利性，而另一方面是高考对基础教育实际上的“终极评价”，追求的却是本质上的功利性。虽然原则上说高考只是对考生文化素质教育成果的检测，而并非对其综合素质的全面评价，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文化考核，只能是现阶段体现社会公正教育公平原则唯一可行的制度选择。因而当课程改革轰轰烈烈全面铺开之际，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影响到理性社会、和谐社会构建的高考改革，却难以有相应大踏步的跟进。而只要高考制度短时间内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社会和家长以升学率为评价学校唯一标准的心理定势就不会改变，这直接关系到招生竞争激烈的中学的“生死存亡”，因而学校领导以分数为评价教师业绩唯一标准，乃至于实行“末位淘汰制”的潜规则就不会取消。在这种生存环境中，一线教师急功近利，以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对待新理念新课程，就不失为一种无奈之举了。
*作者系武汉市洪山高级中学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