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重读《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作者：杨庆茹

　　富于生命个性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与抒情对象之间交流对话的抒情角度与结构，是这一首诗又一独特鲜明的抒情方式。西方现代哲学界马丁·布伯把理想的（审美的）人类相互关系看作是交往与对话的关系。这种理论把人类关系归结为两种基本的关系模式，即“我——你”关系和“我——它”关系。当人们摆脱日常功利的“我——它”主客的工具关系，便可能进入审美的诗“主体间性”的“我——你”关系。从诗的抒情学的角度上说，诗的抒情通常是由抒情主体与抒情对象（景、物、人、事）及其关系构成。由于两者的形象及其关系的构成方式不同，表现为不同抒情语境中不同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抒情角度与结构。艾青在他的《诗论》中曾说：“个人的痛苦和欢乐，必须融合在时代的痛苦与欢乐里；时代的痛苦和欢乐也必须糅合在个人的痛苦和欢乐中。”这里所说的是“个人与时代”关系的“融合”与“糅合”，这种从审美境界中形成的“我——你”之间的交流对话关系，具体到这首诗里则体现为落在同一命运对“苦难与忧郁”感同身受的“我”与土地（民族）及土地上的人民亲切直接的交流与对话的抒情角度与结构。首先，“我”作为抒情主人公形象与其抒情对象之间，不是在“我——它”的疏远的语境中而是在“我——你”的亲切语境里。不是作为“苦难”的通常所谓旁观者或同情者而是以“大地的儿子”，“农民的后裔”身份作为“苦难与忧郁”的承受者和表现者出现在诗中，与苦难和忧郁的“你”——土地与土地上的人民进行“我——你”关系对话与交流的，这样就令人觉得十分地亲和、深情而感人。诗人“我”不仅用“你”直接与赶车的农夫和蓬头垢面的“少妇”对话，而且干脆就在“年老的母亲”前面冠以“我们的”这一称呼，并且以“赶着马车的你中国的农夫”称谓，以：“告诉你，我也是……”格式的面对面交流式的口吻，与抒情对象展开“零距离”的对话，诉说自己的苦难与忧郁，——“我的生命，也像你们的生命，一样地憔悴呀”。这样，抒情主体“我”与抒情对象“你”（“你们”）融为一体，构成苦难与忧郁的“我们”的合唱，而且也非常自然地把读者也卷进这一合唱中，成为这“我们”中的一员，感同身受这苦难与忧郁，因而真正实现了心心相印的心灵共鸣。正是在这种审美感受的诗的抒情语境中，诗人才能写出而读者也能够感受到的诗的结尾一节催人泪下、暖人血热的诗行：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诗人是在问“中国”，更是在问自己。这嘘寒问暖、无比温柔的诗句，与其说是出自诗人的自谦，毋宁是对其使命的自省；与其说是无奈的叹息，毋宁是渴望的吁求。它不仅是一种温柔的殷勤，更是一种坚强的庄严。由诗人深沉的“爱”与“力”所孕育出的这“温暖”的诗句，因此“温暖”而带着心灵的体温体贴和熨抚着“中国的土地”。至此，读者终于明白，这首诗不仅仅要告诉人们“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是如何“封锁着中国”，而且是要给予这“寒冷封锁着中国”以“些许的温暖”。土地一样深厚的感情，土地一样淳朴的语言！
　　当心灵目睹这出自心灵深处的庄严而温柔、痛苦而美丽的诗句时，不仅会为诗人“我”与“你”——中国的苦难和忧郁而潸然泪下，而且更会为诗人对这一苦难与忧郁的态度本身所怦然心动起来了吧。在“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寒冷封锁着大地”的历史瞬间，凡是遭遇“寒冷”并痛感到“寒冷”的人们，是会掂量出“雪中送炭”的诗人这“温暖的诗句”的“温暖”的份量来的。
　　鲁迅先生在《诗歌之敌》一文中曾指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即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为了避免这所谓“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我们赏析一首诗，不仅要问这首诗抒发了诗人什么样的思想感情，还要问这一感情独特的人情美在美学意味上的“精神个体性”的风格特征。“诗缘情”，而诗情向来有豪放的，也有婉约的，有阳刚之美，也有阴柔之美，有壮美，也有优美，有血写的，也有泪写的……而这些只要是真的、善的、美的，就具有同样的审美价值和意义。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化出的诗及其美学风格的评价，也应是如此。然而，诗人在写这首诗中表现“中国”的苦难与忧郁的那个时代，却因“忧郁”而受到过不公正的批评和指责，认为这种情感过于低沉，是对民族力量缺乏认识的结果。对此，诗人曾这样回答：“叫一个生活在这年代的忠实的灵魂不忧郁，这有如叫一个辗转在泥色的梦里的农夫不忧郁，是一样的属于天真的一种奢望。”（《诗论》）人世间最丰富、最自由的创造之物，莫过于诗。然而不要忘却我们曾有过“太悲哀”然而“不准忧郁”的时代。现在而且即使在将来，是否承认诗人忧郁（或悲哀）的抒情权利并且是否也能欣赏所谓“太悲哀”而忧郁，这还是一个尚属待知的问题。
　　是的，不仅在过去和现在，而且在将来，只要人间还有苦难存在，人类对苦难的生命体验与审美创造中，“忧郁”便是不可避免的。当然，苦难本身并不一定就能成就忧郁，而忧郁本身也并不一定就是目的。诗人艾青曾这样发问过自己的忧郁：
　　“我的眼里为什么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正是艾青式的忧郁，而这忧郁根源于他对土地的深沉的爱。而读者从艾青式的忧郁中得到的感动，在深刻的意义上说，是感动于透过这忧郁的泪水，映现出的他对土地深沉的爱。而艾青式的忧郁，虽然“常含泪水”，但绝不是一种无力的哀述，绝望的呻吟，抑或是沉溺于“伤感主义”的宣泄，唯美主义的自我陶醉，而是在这首深沉悲怆的诗中读者所能感受到的，是一种美与“力”特殊交融而成的软而带硬、柔而含刚的美学风格。用诗人自己的语言来形容这种美学风格的话，那便是“把忧郁与悲哀看成一种力。把弥漫在广大的土地上的绝望、不平、愤懑……集合拢来……伫望暴风雨来卷带了这一切，扫荡这整个世界吧”。（《诗论》）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因此“寒冷在封锁着大地”，然而这“寒冷”何曾“封锁”住中国的不屈的灵魂和诗人那一颗温暖的心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首诗的意境不仅如前所述可以用“苦难”和“忧郁”，而且还应用“寒冷”与“温暖”这一相反相成的两个关键词来概括。这样前后联系起来解读才仿佛更切合这首诗提供的诗味和美感。
　　鲁迅先生说得好：“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艾青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抗战时期，也是他解放前诗歌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作为一个时代与民族的诗人，他的感情和风格不是单调的，而是丰富深沉、充满张力的。我们仅仅着眼写这首诗的前前后后，艾青不仅写出了类似于这首诗的《手推车》《驴子》《北方》《补衣妇》《乞丐》等以苦难与忧郁为基调的许多佳作，而且几乎是在同时又写出了《复活的土地》《街》《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向太阳》《火把》等热烈奔放为风格的那些著名诗篇。一方面是悲哀忧郁的，另一方面则又是热烈奔放的。这两股抒情激流风景迥异、姿态径庭，却又相激相荡、迴漩交汇异质同构而成艾青这一时期诗歌艺术的整体，分别构成他诗歌创作并驾齐驱的两个轮子和想象展开的左右一双翅膀。我们对此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而这一时期的那首闻名于世的《我爱这土地》之所以堪称为艾青的代表作，正是由于她是上述两个方面互渗互化、相映成趣而有机整合的必然结晶。《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这首诗，也只有置于艾青诗歌这一整体视域，亦即在“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的语境中，方能解读明白。否则，是不易见出其中包孕着的感情的内在张力，是有可能贬抑“忧郁”本身而且难于“把忧郁和悲哀看作一种力”的，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
　　杨庆茹，黑龙江省哈尔滨学院文学院中文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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