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８０后写作与语文教育
作者：叶 李
问者：照您刚才所说，“80后”师法成人写作看来也是其反叛成人社会规定，反叛由成人社会规定的语文教育模式、中学教育体制的一种方式或手段。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即“80后”写作的大胆反叛是与现行语文教育及中学教育体制的特点密切关联的？
答者：可以这么说。要考察“80后”反叛了什么或如何反叛，先要弄清现行语文教育和中学教育体制的特点。我们目前的语文教育和中学教育体制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以中考、高考为旨归，围绕考试做文章，一切为了应试。正是这一点给了“80后”巨大的压抑，也因此激起他们的反抗。韩寒在“80后”反叛者中显得最为突出。他对中学教育尤其是中学语文教育的批判，就广度和力度而言，“80后”中没有人能够望其项背。可以这样说，韩寒的大部分作品都是那段不堪回首的中学生活的回声，铭刻着他异常沉重的耻感记忆。写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另类作文”和《三重门》，是泄愤雪耻之举，写《像少年啦飞驰》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自1999年出世以来为什么一直盛行？全国各地不计其数的形形色色的作文大赛为什么如此受宠？除了主办方利用中学生走捷径升大学的投机心理赚钱以外，更重要的原因恐怕与中学生及其家长对现行中学教育体制的恐惧和不满有关。另外，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大特点是分解。把长句分解成若干短句，把文章分解成若干要素如形象、结构、核心概念、关键句等等。另一大特点是固化。文章是活的，不根据一定的范文使之相对固化，教学和考试都难以进行。分解和固化都是由考试逼出来的做法。对于这些，“80后”也有非常自觉和激进的反叛。春树从高中退学，在作品中诘难中学语文教育，就是激进自觉的做法。她的那些惊世骇俗的作品，不仅“少儿不宜”，而且“成人不宜”。李傻傻也是比较自觉的。他在何殇（可能是西毒何殇）为《南方都市报》做的一个访谈中谈及他的师承，说他高一读废名，高二读沈从文，说读废名、沈从文需要一定的艺术修养和感悟自然、生命的能力，所以中小学课本不选他们的作品，说在成年人看来，普通高中生可以看《祝福》《孔乙己》，却不可以看意境空灵朦胧的《竹林》（应为《竹林的故事》）。他学废名和沈从文，应当是有意为之。韩寒则对国内的语文教育发表过不少愤激的“名言”，如《通稿2003》：“语文在教会人识字以及遣词造句以后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学语文，我认为‘秘诀’有二：一是不看语文书，二是不看作文书”，“我不喜欢语文书、作文课，因为我仇恨这些东西赚人的钱又扼杀人的个性和创造力”，“中学语文课我一节没听过，可我就是比那些每节课都听的人出色”……
问者：回过头来看我们当前的语文教育，还有哪些地方值得反思？
答者：“80后”的反叛与师承，虽然多出于对自身所处小环境的抗争，但是也直接或间接地指向了大背景。近些年来，中小学生写作成风，纷纷出书，“80后”成为图书市场的大热门，除了出版商的推助和媒体的“炒作”以外，还与中、高考引导下的中学语文教育或中学教育体制自身严重的缺陷密切相关。中国的高考制度的恢复已经有二十多年，它的积极意义已经随中国教育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转化，中学语文教育或教育体制的问题都一一暴露出来。种种问题的总根子就是不平等，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或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人格上的不平等。受教育者在强大的中学教育体制面前完全是被动和软弱的，没有任何发言权，任由教育者摆布，矛盾因此会越积越深，一旦教育者一方露出了什么破绽，就必然会激起受教育者一方的反抗。这种反抗起初是比较温和的，往后便愈加激烈，直至公开的冲突爆发，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我注意到，韩寒的走红正是在由《北京文学》挑起的质疑中学语文教育最热闹，由各级教育部门大力推行素质教育最热烈的时候。矛盾积累到一定的地步，不可调和了，不可能不爆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80后”的反叛与师承，实际上是这股反抗浪潮中的一道巨流。所以，我更看重这个被评论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的大背景，更愿意从语文教育来考察“80后”的写作。因为没有这个大背景就不会有什么商业背景，撇开语文教育很难说清楚“80后”的写作何以另类。语文或中学教育的问题越大，“80后”的另类写作就越能在特定的消费群中引起共鸣和广泛认同，商业的需求也就越大。换言之，正是语文教育严重的缺陷激起了人们的商业欲望。韩寒，郭敬明和春树等人的读者，大都是中学生和低年级的大学生，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问者：我觉得反思应该是双向的。虽然“80后”有反叛和师承一面，但是语文教育对他们的影响恐怕不会是压抑和“教会人识字以及遣词造句”那么简单。应试教育说到底是一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缺乏审美态度和人文关怀的教育。“80后”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受挫而转向另类写作以谋取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与应试教育的功利导向相吻合。在您看来，“80后”写作是否存在这样的问题？
答者：应试是必要的，应试教育则不一定。应试仅仅是一种育人的手段，应试教育是把这种手段变成了惟一的目的。至于“80后”中某些人的曲线救国，在商业上的成功，我以为是另一个问题，与语文教育的关系不大。
问者：语文教育似乎不尽是负面的东西。“80后”之所以能成功，也有得益于语文教育和中学教育的地方。在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里，写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现在的语文教育虽然没有把“作文”的地位抬得如此之高，但仍然对上述观念有所承袭，即认为写作很重要，写作既“有用”也是为了“有用”，写作可以实现个人价值。众多家长认同这种观念，支持孩子放弃应试投身写作，并成为孩子强大的经济后援，使他们成为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答者：前面说了，这是曲线救国，不能归功于语文教育。
问者：我注意到现在出现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民间适应市场需求，针对中小学生的作文或写作的培训机构在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来，有些还做成了品牌，比如“阳光喔作文”等。尽管家长对作文重要性的高度认同，对送孩子参加作文培训的热情有很大一部分动因仍是为了参加考试，但这其中亦不乏“80后”通过“新概念作文”，走另类写作的路子而一举成名，名利兼收造成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作文大赛，甚至“新概念作文”也正在变为另一种应试作文。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答者：正因为如此，各种大赛纷纷走进了一条死胡同。哈哈，殊途同归。
问者：“80后”的反叛与语文教育形成了某种互动。一方面，现行的语文教育成为了“80后”写作立意反叛的动因，另一方面，这种反叛，这种另类写作所获得的巨大的现实成功也促使当前语文教育作出调整，高考阅卷的评判尺度较以往更宽松，语文教学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近，北京市的语文教改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其中，“金庸取代鲁迅”，网络流行语进入教材引发了热议，赞弹均有，甚至不乏偏激的看法和评论。我们能否把语文教育作出的这些调整看作是对“80后”写作的一种正面回应？我们该怎么看待目前的教改，我们应当怎样进行教改？
答者：有所触动很自然，教改的动机也很好，但都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找不出真正的病因，怎么对症下药！不改应试教育，不改应试教育的体制，教材再怎么改、改得再漂亮也没用。
叶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本文编校：晓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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