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2期

阿城:不愿挂出勋章的“军人”

作者:李克荣




  大会结束后,客人们进入了一个华丽的大厅,开始吃各种很不错的自助餐。自助餐的档次很高,有海鲜,有熏肉,各种菜肴以及各种各样的酒和饮料,非常丰盛。其中有三分之一的客人是俄国人。这些俄国人有的吃相文雅,有的则吃得十分贪婪。不少人在大厅里摄影留念,或者凑在一起学外国绅士的样子,站成圆圈儿,端起酒杯,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吃过自助餐后,客人们去户外观看正月十五的彩灯。所有的灯都集中在一条土街上。看上去灯火通明五彩缤纷(确实下了不少工夫,花了不少钱)。虽然这些灯的制作水平一般,但凸现着浓郁的民间风情,那种欢乐的气氛十分热烈。
  翌日,通过填表,通过体检,办妥所有手续之后,第二天就可以出国了。那些没有出上国的客人,便用仇恨和鄙夷的眼光,看着我们这些留下来的混蛋王八蛋!小人!然后悻悻然地离开了这座亢奋的边境小城。客人大部分都走了,边城也清静下来了。
  客房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一边喝茶,一边和那个当地的内线朋友聊天。
  我问他,兄弟,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一直有点糊涂哪。
  他说,其实没别的意思,就是想扩大一下小城的知名度。
  我说,这多少有点荒唐吧。
  他连连摆手说:不不不,这你不懂,你没在小城生活过,你无法理解。他又感慨万分地说,一个小城市如同是一个小人物一样,她应当有权享有这样的日子,并为曾经拥有过这样的日子感到骄傲。兄弟你应当有点同情心对不对!
  (选自《清明》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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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眼中的阿城
  
  陈 村:初识阿城是在杭州的会上。他穿着合体的中式棉袄,坐我旁边喝酒,喝黄酒。那晚他有点兴奋,频频与人干杯,一杯杯喝着,非常豪爽。我问他喝没喝过这东西,他说没有,说像汽水一样,好喝。我告诉他黄酒性子慢,也会坑人。阿城还是干杯,和为他“改错别字”的《棋王》责任编辑干杯。酒后,众人纷纷离席,阿城走得更加飘逸。走着走着,双腿半蹲,两手搂着柱子转圈。后来,果然出了洋相,人事不省地被李陀和郑万隆抬将上楼,抛在床上。第二天见他,已换去中式棉袄,穿着借来的洋装,另有一种派头,他不再喝黄酒。事后,我有点纳闷,阿城怎么能没喝过黄酒呢?
  何立伟:阿城现在洛杉矶,某某街某某号公寓的一间不大不小的房子里,继续戴眼镜,继续地不修边幅,继续地大智若愚,继续地在能不说英文的情况下奢侈地过着国语瘾,继续地热爱郑板桥、八大山人、弘一法师、沈从文、意大利歌剧、阿根廷足球以及他自己做的既不麻且不辣的号称川味的麻婆豆腐。因此,继续地祖籍四川。若是哪一位君子回想起他来了,给他写信,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他给你的回信,是拿电脑打的。
  他现在,衔着烟斗像斯大林或罗斯福那样,在太平洋之滨,深深的美国之夜里,用电脑写他的《中国民间艺术史》,写暂不示人的小说,也写些给朋友帮忙应急的幽默的文字。
  
  名导演谈阿城
  
  (阿城的两部小说是在80年代改编成电影《孩子王》和《棋王》)
  陈凯歌:阿城是不愿挂出勋章的军人。《孩子王》是一个关于中国文化的故事。阿城对孩子的爱是对新世纪的渴望。我30年前去过云南农场。在那原始森林里,我和阿城都用利斧砍倒过合抱在一起的大树,然后在旱季里点起漫山的大火。“当几百年的生命嘶叫着化为灰烬,我们却在望着自己的握斧过后的血手笑,自豪地挺起胸膛。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杀戮。后来,我从树想到了人。”
  滕文骥:阿城是一个地道的穷北京人。还记得多年前有次阿城造访香港的时候,我产生了要改编《棋王》的冲动,马上挂电话给阿城,那边没有半点兴奋,却着急地说:“有什么话等我回来再说吧,电话费太贵了。”等他从香港回来,与我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香港的米饭好吃,不用就菜。” 阿城善侃,侃起大山来无边无沿。他是有名的故事篓子,看过的书又多,钻过的学问又深,从他嘴里流出的故事就真假难辨了。我曾经问阿城,你已经写了《孩子王》《棋王》《树王》以后还要写什么王?阿城说,还要写五个,一共八个,最后出一本书就叫《王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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