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西部自然的歌者：周涛
作者：刘新春
（编 者）
作家档案
周涛，1946年生，诗人、散文家。祖籍山西，在京启蒙，少时随父迁徙新疆。1969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现为新疆军区创作室主任。目前出版诗集、散文集二十多种，深得读者喜爱。曾获全国诗集奖和全军八一奖，1998年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周涛是当代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同时还是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
作品选读
过河
周涛
这时我才发现，我骑了一匹极其愚蠢的马。一路走了二十多公里，它都极轻快而平稳，眼看着在河对岸的酒厂就要到了，它却在河边突然显示出劣根性：不敢过河。
它是那样怕水。 尽管这河水并不深，顶多淹到它的腿根；在冬日的阳光下，河水清澈平缓地流着，波光柔和闪动，而宽度顶多不过十几米，但是它却怕得要死。这匹蠢马，这个貌似矫健的懦夫！它的眼睛惊恐地张大，前腿劈直胸颈往后仰，仿佛面前横陈的不是一条可爱的小河，而是一道死亡的界限或无底的深渊！
我怀疑这匹青灰色的马儿对水一定患有某种神经性恐惧症。也许在它来到世间的为期不算很长的岁月里，有过遭受洪水袭击的可怕记忆，因而这愚蠢的畜生总结了一条不成功的经验。像一个固执于己见的被捕的间谍似的。任凭你踢磕鞭打，它就是不使自己的供词跨过头脑中那个界限。
我想了很多办法——用皮帽子蒙住马的眼睛，先在草地上奔驰，然后暗转方向直奔河水，打算使其不备而奋然驰过。结果它却在河沿上猛地顿住，我反而险些从马头上翻下去。不远处恰有一个独木桥，我便把缰绳放长，自己先过对岸，用力从对岸那边拽，它依然劈腿扬颈，一用力，我又差点儿被它拽下水。
面对如此一匹怪马，我只好长叹：吾计穷矣！但今天又必须过河，我必须去酒厂；倘要绕道，大约需再走二十公里。无奈之下，只得朝离得最近的一座毡房走去，商量先把马留在这里，我步行去办完事再来取。
一掀开毡帐我就暗暗叫苦，里面只有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卧在床上，似有重病。她抬起眼皮，目光像风沙天的昏黄落日，没有神采；而那身躯枯瘦衰老，连自己站起来也很困难似的。看样子，她至少有八十岁；垂暮之年，枯坐僵卧，谁知哪一刻便灵魂离开躯壳呢？可是既然进了门，总不好扭头便走，我只好打着手势告诉她我的困难和请求，虽然我自己也觉得等于白说。
她听懂了（其实是看懂了）。摆摆手，让我把她从床上搀起来，又让我扶她到外边去，到了河边上，她又示意，让我把她扶上马鞍。我以为老太太的神经是不是也不对劲儿了？她连路都走不稳，瘦弱得连躺着都叫人看着累，竟然“狂妄”得要替我骑马过河，这不是拿我开玩笑吗？ 我这样年轻力壮的汉子尚且费尽心机气喘吁吁而不能，她，能让这匹患有“神经性恐水症”的马跨进河水？我无论怎样钦佩哈萨克人的马上功夫，也不能相信她眼前这种可笑的打算。
可是当我刚把她扶上马背，我就全信了。她那瘦小的身躯刚刚落鞍，那马的脊背竟猛然往下一沉，仿佛骑上来一个百十公斤重的壮汉，原来的那种随随便便满不在乎的顽劣劲儿全不见了，它立得威武挺直，目光集中，它完全懂得骑在背上的是什么样的人，就如士兵遇上强有力的统帅那样。（这马不愚蠢，倒是灵性大得过分了。）它当然还是不想过河，使劲儿想扭回头，可是有一双强有力的手控住了它，它欲转不能，它四蹄朝后挪蹭的劲儿突然被火烧似地转化为前进的力，踏踏地跃进河中，水花劈开，在它胸前分别朝两边溅射，铁蹄踏过河底的卵石发出沉重有力的声响，它勇猛地一用力，最后一步竟跃上河岸，湿漉漉地站定。
我把老太太扶下马，又把她从独木桥上扶回对岸。然后在她的视线里牵马挥手告别（我不敢当她的面上马）。她很弱，在河对岸吃力地站着，久久目送我。
此事发生在1972年冬天的巩乃斯草原，而天山，正在老人的身后矗立，闪闪发着光。
深秋去看俄罗斯（节选）
周涛
六月份通知出访俄罗斯的事，一下拖到了十月份。恰在这时，车臣战事乍起，恐怖分子在莫斯科制造多起爆炸案，当日的《晨报》头版头条，赫然登载的一篇报道，标题就是“恐怖笼罩莫斯科”。
孔夫子早就说过，“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母亲八十多岁，满头白发深得此道，她说：“咱们不去那个俄罗斯了。”我母亲一般说来总容易把外国的个别人名地名记成有中国特色的，比如克林顿，被她叫成“林克顿”。我笑着对她说，“没事儿，他们炸不着我!”嘴上是这么说，心里其实也有些发毛。但是俄罗斯对于我毕竟是平生一遇的机会，莫斯科，圣彼得堡，耳熟能详却又素昧平生，它们是与我的生活多么有缘分却又是多么遥远的城市啊……“俄罗斯”，心中默念着这由三个汉字组成的异邦，我感觉到诱惑和牵引的力量远远地超过了恐惧。
“亲爱的，我来了。”
我在心里悄悄地这样说，仿佛是对达吉雅娜、阿克西尼娅这样说，也仿佛是对保尔康斯基公爵、麦列霍夫·葛利高里这样说。我熟悉的身影汹涌澎湃，他们站在我记忆的浪头上时隐时现，越来越近了……哦，我这时才明白，我灵魂中的情人和偶像几乎全在俄罗斯。
第一日莫斯科晴天颇暖
从北京到莫斯科，原先预计飞行八个半小时，结果提前一个小时飞机已经盘旋欲下，抵达莫斯科上空。
飞机正倾斜着，从舷窗望下去，第一眼看到的正是俄罗斯的容貌。宽阔的田野和森林正铺展开一幅颜色深浅不一的绿色大地毯，略有起伏波动，整体却浑然无垠，直达天际。莫斯科错落在这些森林之中，它此刻显得既不耀目，也不刺眼。拥有九百万人口的这座世界名城，半掩半露，似乎正淹没在大自然强壮蓬勃的生机之中。
我想起多年前飞临法兰克福上空时的第一眼，当时，我惊呆了。我没有想到大自然会以如此超过幻想的样子呈现出来。我也没有想到，原来童话就是真实。法兰克福的森林是墨绿的，黑森林；而俄罗斯的森林却是驳杂翠绿间或透出一些褐黑和枫红的。相比之下，法兰克福的黑森林就像是假的，俄罗斯的森林更容易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唉，一刹那间心中怎能不涌上一丝酸楚呢?土地，同是一个地球上的人类生存依托之地，我们是黄的，他们是绿的。从天空中俯看我们中国的城市，哪一座能与森林和谐相处呢?可怜的那么几行、几处、几小块的树木，只能叫木，不堪称林，更不敢望森之项背。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就不珍爱森林和草原呢?为什么就不热爱这最宝贵的、最美妙的自然财富呢?遥想秦汉以前，中国的广阔大地上也一定布满了这样的森林和草地，大自然当初必不曾亏待过我们。但是我们人太多了，我们是一个以农业立国几千年的民族，以家庭伦理为治国基础，因而又特别崇尚生殖延续，结果，耗尽了大地上的绿色财富。
延续到了我们这些人，只好眼巴巴艳羡人家的上好森林。其实，我们也是很爱森林的啊，谁能不爱这么美丽的自然林野呢?
莫斯科就这么容易地抵达了。遥远时远在天边，近切时近在眼前，奥列格·巴维金先生——斯特拉斯得维捷，达瓦利西(你好，同志)——来接我们了。他出现在候机厅的时候，显得很高兴，但是当外联部欧洲处处长刘宪平向他一一介绍我们的时候，他却变得有些拘谨腼腆了。巴维金此时成了我们在莫斯科唯一的俄罗斯朋友。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普通的莫斯科人，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棕发蓝睛，算不上十分英俊但也绝不能说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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