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0期
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作者：李亦园
在文化的范围内?靠我们的聪明才智，可以创造出一条小麦的发展道路，可以创造出所有家生动、植物的未来道路，但谁来引导人类的前途呢?我们已经把人类家生化了，不能再靠自己的力量繁衍：人类主宰了动植物，那么谁来主宰人类呢?
只有我们自己。这就是整个人类前途之所系，我们自己豢养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指定我们的道路。但我们却自己走进了“特化”的道路。特化，是一条迈向灭种的道路。若要不特化，就必须拥有“一般的适应”。“一般的适应”，就是要拥有更多的“Variety”，更多的种族特性，不单单只发展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的特性。更要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的表达。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标榜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意见”的人类学基础。“多元”这两个字不是政治家宣传时才用的口号，不是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一种意识形态的论题，这个“多元”是人类文化应有的科学根据。人类把握自己前途的方法非常清楚：不使人类走向特化、维持多元、不同的意见、保持Variety，以便当环境变迁时能够有些储存的因子，能够适应新环境的出现而存活下去，不致走入特化的死胡同。在这一点上面，我们人类学对于全人类的理解，就有一套很清楚的观念，倒过来思考我们自身的问题。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既然我们不但将其他生物，也将我们的未来都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愚昧无知地随波逐流，而应该要好好地思考如何去发展我们的未来。这些根本的问题是很重要的。
最后一部分的命题，是谈到更重要的文化。“文化”是一个非常大的议题，每一个名字都有很不同的发展。人类学者把握了4500多种人类文化的资料。所谓humanrelation area files，我们在这些不同的资料里，找出了各种不同文化的歧异，并欣赏它的Vadety。有Variety才有能延续文化发展的基因。在文化的发展里，必须要有这些不同、这些歧异，我们才能保证不会走入特化。但人类各文化间，常因为各种奇奇怪怪的不同风俗而彼此歧视、讥笑或压迫，导致不同民族，甚至同一民族不同省份的人彼此嘲弄、攻击或产生偏见，殊为可叹。
文化之间差别经常很大，但经过理解之后，却往往很有意思。举例说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印第安人，有一种习俗叫做“产翁”，当太太生完小孩——尤其是第一胎之后，太太就出门去上工了，反而是先生留在家里坐月子，1个月不能出门，别人也不能来看他。所以我们叫他“产翁”。这种风俗对华人来说，真是滑天下之大稽1应该是太太在家调养，吃麻油鸡才对。太太生产，先生有坐月子的必要吗?当然没有必要嘛!人类学家最喜欢这种奇风异俗，并不是喜欢他的特别，而是希望在他的特别之下，能够理出一些头绪，阐明他真正的意义。这种“产翁”的习俗对人类学家来说，不但不奇怪，而且很合理。妇女生完小孩虽然会虚弱一些，却也不一定是那样虚弱，很多民族的妇女生完小孩就去工作了，她们也一样很健康。中华民族特别重视妇女产后虚弱的问题。其实坐月子不仅是关心产妇生产后的健康问题。在研究中发现，坐月子，也是妇女借以获得家庭中尊重与奉养的时机，具有其社会上的意义。
印第安人的部落里不认为妇女的生理问题如此重要，他们比较重视的是社会意义。一个男人在家庭里开始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在这个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由一个没有什么责任的人过渡到必须肩负家庭责任的人，心理上的调试殊为不易。“产翁”坐月子的设计，即在于利用这一个月作为缓冲，以便于男人调试心理，成为对家庭、社会具有责任感的“成人”。在1个月之后，再用盛大的仪式将男人的新身份——父亲——昭告全村。在阶段的转换上，仪式是很有用的办法，比如说很多种族中都有的“成人礼”多半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透过文化的内在意义来了解所谓奇风异俗，经常会有恍然大悟之慨。
我们中国文化，也常会使用这种“失控转换”的方式，来分隔前后两个阶段。这是人类文化中很特别的一种办法。因为时空实际上是连结在一起的，人类却用“象征”将它划分开来。一二十年前，我曾带学生到埔里进行一次大型的调查，那次的调查是关于一个祭典。闽南语叫“作醮”。作醮有很多种周期，最长的是60年一个周期，也有30年、5年、3年一个周期的，甚至也有不定期举办的。当村落里发生灾害，诸如火灾、瘟疫、或是重大的事故时，就举行作醮。因为他们想摆脱以往不好的阶段，进入一个好的、繁荣的阶段，所以，要在宗教上举行一个作醮的仪式，利用这个仪式，将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切开来。让后一个阶段有新的发展。这种文化的设计，在每一个民族中经常出现。用以转换时空，使新阶段到来。在新阶段和旧阶段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分界的阶段，他们就规定，在仪式的前三天，绝不能杀生。全埔里的人大家都斋戒茹素。这三天就用“干净”、“空白”的办法，来分隔新旧的阶段。在那三天内，市场里看不到鸡、鸭、鱼等荤食的踪影，以期顺利地完成仪式。但是在这期间内却产生了不幸的事情，传说——我们没有去看，也不必去看，但这传说却一直存在——有一个外省人——请注意，他一定是一个外省人——以杀猪为业。他不参加拜拜，所以他照常杀猪，照样吃猪肉。不论传言是真是假，它已经传开了。第三天就传出那个外省人的手指已被砍断的消息。虽然真假难辨，但站在人类学家的立场，却很容易理解。传说与族群的差异，就在此出现。如果大家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去了解，“不杀生”只是一个“象征”，与印第安人“产翁”一样，都是一个分隔时空的仪式，一个让旧阶段过渡到新阶段的手段，一种象征手法，就不会有这样的谣言，也不会产生族群的冲突和误解。如果一般人能够像人类学家一样心平气和地去看待这些所谓的“奇风异俗”，也就不致视其为迷信，反而能加以欣赏。若大家都能互相欣赏，偏见和误解就不存在。
人类学家不但认为全世界的民族没有智愚之差，也认为全世界的民族各有其文化特色。保存这些文化特色，是人类必然的责任，以避免走入特化的死胡同。要避免人类族群之间产生误解，就应当使他们了解这些人类学的观念。对于全世界人类的理解与关怀，正是一个21世纪知识分子，必然要通过的一个关口。
(原载《知识分子与21世纪》，作者为著名人类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