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7期
张謇与蔡元培教育思想之比较
作者：陈 炜
代的对接。
因为“实体世界，不可明言者也”，故世界观教育不可通过语言来实现，需要美育作为桥梁，这是蔡元培倡导美育的重要原因。
德才兼备、身心强健是教育家的共同追求，但在德育的内涵上，张謇注重的是对学生进行“树立志向、爱国爱乡、务实奋进、勤苦俭朴、诚实守信”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的教育，这些思想在张謇的有关教育文献中随处可见；而蔡元培则更多的是进行“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思想的诠释与教育。
蔡元培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概念来诠释自由、平等和博爱，“自由”就是传统中的“义”，也就是不受物役，不为世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匹夫不可夺志”；“平等”就是传统中的“恕”，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博爱”就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仁”，就是“民吾同胞，物我与也”的精神。蔡元培用儒家传统道德规范比附西方近代道德观念，体现了“博采中西，融会古今”的博大胸怀和构建近代教育理论的良苦用心。经过蔡元培的概念转换，原本陌生的西方现代性原则，变得熟悉和可亲起来。
三、国民教育还是公民教育
西方留学和研究的经历，使蔡元培对西方近代文化有深刻的理解。“自由、平等、博爱”和“义、恕、仁”，既相通又有差别，其内涵上的差异，蔡元培一定是清楚的。他在任北大校长时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和其“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主张，显然不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恕”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的。
蔡元培“五育”教育中的“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也就是说，世界观、美育主义教育，是共和时代区别于专制时代所特有的，他所描述的实体世界和人通过教育“有事于实体世界”，使精神臻于高尚和自由的主张，就是希望通过教育使人摆脱愚昧和奴性，服从理性的判断，追求精神、思想的自由，实现个性的发展，他以法国大革命时期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近代道德观念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民国教育以培养具有近代道德观念的公民为根本目标。
张謇是清末状元，他饱读经书，名教根基太深，中国传统文化中“子民文化”意识在其思想中显而易见，中国传统民本主义的“亲民”、“爱民”、“福民”，是建立在百姓臣属性、依附性基础之上的。张謇在追求南通自治过程中，实践传统的民本思想是他对于自身的要求。张謇处处为民着想，但是，他心目中的民，是传统文化中的“民”，是“整体的民”，是一个抽象物，不是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的“民”，不是现代民主中享有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
张謇在学校教育中持“干涉主义”，反对“放任主义”，对于当时社会新学之士宣传的自由平等学说表示难于理解和接受，他告诫学生：“若如浮嚣之士所喜谈者，推一家之中，父母、兄弟、夫妇、子女、人人如所说之自由、平等，能一日可安乎?能自安乎?愿诸生一己则思尽秩序之义为自由，对大众则思能普及教育为平等，毋言口口相传之谬说。”其道德教育是以传统的伦理秩序为核心的。他创办了男女师范，却反对男女同校；他主张学习要联系实际，但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
“国何为而需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显然，张謇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开民智，是为培养服务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的顺民。张謇在南通努力推进现代化、创造一个理想的新新世界过程中，是把自己摆在民众之上的，自觉不自觉地担当着救世主的角色。
“生而平等”是现代理性精神的核心，而沉迷于传统民本思想的张謇，未能发育出现代平等观念，缺失民主、自由的精神，关于这一点，张謇和民主主义革命家、教育家蔡元培相比，不能不说是其教育思想上的重大局限。如果说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在人才培养的观念上经历了“通才——专才——国民——公民”这样一个程序，那么，张謇走到了国民培养这个层次上，而蔡元培则实现了从国民培养到公民培养的转变。
四、教育发展方略的不同
张謇在教育发展方略这个问题上，其思想与实践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办教育需要经费，蔡元培解决教育经费的思想，总的来说是由政府解决。相比之下，张謇作为教育家，同时又是政治家、实业家、“一个多义的人”，他陆续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以实业辅助教育，以教育改良实业”等一整套思想，其以实业挹注教育，“实业与教育迭相为用”的思想与实践，相较蔡元培的教育经费筹措对策更具理论价值，且更有成效。
张謇作为一个政治家，由于许多政治主张不售于当局，于是他致力于地方自治，把经营南通的成就作为他参与政治辩论的实据，教育现代化正是张謇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手段。而蔡元培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他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体的历史时期，致力于制定符合共和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的新的教育方针和政策，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由于事业目标的重点不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也不一致。对于如何系统性地发展教育这方面，蔡元培的思想和实践没有张謇丰富，而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对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中大学教育的重视。
张謇与蔡元培在教育发展起点的主张上有所不同，张謇重视普及教育，力图夯实教育的基础，办学从初小、高小层递而上，逐步办至中学、专科以至大学，而蔡元培的兴趣则更多在高等教育上。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到“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可见其教育发展顺序的思路，正好和张謇相反。
五、“学”与“术”的区别
同样作为高等教育，张謇所创办的专门学校和蔡元培所倾注大量心血的大学，是属于不同类型的学校。
蔡元培有一句名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这句话在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事实上，蔡元培所指的“大学”，是有特别界定的，不是泛指的高等教育，要真正理解蔡元培的高等教育思想，首先必须澄清这一点。
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说：“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在提出这个著名的定义时，很明确地将其所说的大学，和专门学校相区别。再看蔡元培在演说中告诫学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有许多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这里所说的法律学堂和商业学校，分别和大学的法科和商科不同。只要仔细分析原文，便知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是特指的北京大学或者和北京大学相类似的大学，不包括专门学校。
蔡元培在1934年发表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