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中的“博通”与“专精”
作者：王义遒
入了解的人。这里，学识的渊博对解决难题起着关键的催化作用。所以，博通有利于专精，专精又借博通而深化。
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常使一项研究关键的解决还需要依赖多种学科人员的联合攻关。例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就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合作研究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知多识广的专家们容易取得共同语言，促使协作的顺利进行，从而又体现出“通才”的有利条件。“通才”还由于多一点人文修养而更容易理解和尊重他人，促使团队和谐融洽。更进一步，从这种合作中会逐渐酝酿出一些新的交叉学科和综合学科来，如生物化学、生物物理、金融数学、环境法学之类。从这里我们又体会到“通才”，或“学科通才”的某种优势及其对科学发展的独特贡献。
但是，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一个人不可能无限度地“博通”，什么都“通”。过度的“通”必将影响“专”的深和精。因此，对“博通”的追求可以局限在以“专精”为目标。这种“博通”是在追求“专精”过程中根据需要来扩大涉猎面，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以“专精”求“博通”。这种追求有的放矢，容易收到实效；但受到“专业需要”的限制，仍难顾及实现人格个性的需要。另一种追求是根据个人的爱好来扩展知识、增长才干，利用“闲暇”来读书实践以实现人性的解放。不过，世界上的学科与知识是无垠的，任何企图穷尽所有知识的奢望既不实际，也无必要。这绝非限制人性的自由发展，因为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每个人的发展实在是非常有限、非常渺小的，人只能在确定的界限内求发展。
这样，我们看到，科学发展趋势青睐于“专才”而疏于“通才”；青睐于“专精”而疏于“万金油”或“百科全书”式的“博通”或“全才”。但是，“专”还必须以一定的“博”为基础，而且越是“博”得宽广，越可能做到“专”得更深、更精。那么，怎样掌握这个“度”，以多“博”为好?我以为应该以满足实际应用需要为度，不必追求无限扩充。这样是否就是实用主义?是，又不是。这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是否只重视人的工具性，而妨碍发挥自由的人性?否!人性也是实际的、有限的。人性只有与相应的环境结合才能发挥出来，为科技发展和社会做出最大贡献，才能体现人性与工具性的完美结合，才能充分实现人的价值。
三、博通、专精与创新
我国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把中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发达国家，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法宝。中国的特殊国情使我们不可能沿着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现成道路，按照人家的步子前进。中国必须走自己的路。
创新有两种，一种是科学新现象、新事实、新效应的发现，新原理、新理论的发明，新概念、新假说的提出和新方法的实施；另一种是新产品、新服务的推出，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的发明和新材料的使用等。前者主要涉及科学，后者则大都是关于技术的；英文里前者多用creation，强调创造；后者则多用innovation，着重“出新”，汉语中也可用“革新”来表述。前者主要是从自然界、实验室或社会上的各种现象去寻找其表现形式、作用机制、运动变化规律、因果关系，从而使人类认知它，掌握它，驾驭它。科学认知是一种探索，要不断追问“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是求索真理的过程。后者则主要是人类对客观事物的知识的应用，表现为制造产品、器物和服务等，其目的是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科学探索的目标往往是不清楚的，结果是难以预测的；而技术创新的目标则非常明确或比较明确，重在为达到目标而进行的方法、途径、手段和资源的探寻。
不同性质的“创新”对所需人才的类型有所不同。对于技术创新，有明确目标，有清晰任务，问题在于用什么方法、手段、途径和材料来达到目的。由于技术目标的性质往往是产品、服务等，如高清晰度电视机、安全高速舒适的航空飞行等，对它们还有经济指标的要求，如生产成本、性能价格比等。创新任务就在于运用现有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对它们的吸收、发掘、组合、集成和再造，来寻找一种能够满足高经济技术指标的产品或服务，以及实现该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方法、技术和工艺。这是一种应用现成科技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对生产与服务的工艺、技术的创新还特别依靠“熟能生巧”——对任务的反复实践、考虑和琢磨。所以，对这种“任务”，“专精”能发挥更大作用。
科学创新则是探索真理的过程，“真理”是什么，“真理”在哪里，事先并不清楚，也很难预测或猜度。研究者需要从反复接触和观察自然或社会现象中去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再经过观察、思考、实验、实践、逻辑推理、归纳整理，得出“有什么”、“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结论。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是很不简单的：需要有全局的眼光，在比较整体各局部的细节中去发现差异：需要有历史的感悟，从时间流前后体察事物的变化：需要有逻辑的推理，在事物的联系中判断其因果关系：需要有想象的灵感，能够大胆提出假说，解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提出问题则比发现问题还要更深入一步，提出问题是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前提，问题提得是否得当，是否及时，对于科学研究是非常关键的，是成败的决定因素。这里所谓“得当”，是指提出的问题切中要害，使错综复杂的关节迎刃而解，直接导致正确科学结论产生；而“及时”则指问题提得恰是时候，科学界前人已经为解决该问题创造了足够的条件，而不致劳而无功地去盲目谋求解决一时不可能解决的问题，也不致因提得太晚而落后，被人捷足先登。在这里，研究人员知识的“博通”具有重要意义。“博通”便于掌握全局，能够高屋建瓴，进行个体和历史的比较，洞察各部分的联系和发展方向；而能充分张扬个性的人也比较富于想象力和胆识。因此，科学创新比较垂青于“通才”。
不过，现代科学技术既快速分化又深度结合，科学和技术两者有时很难区分，“学”与“术”的区别也是相对的。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区隔甚至是人为的。当今要解决一个科学问题，往往面临大量技术难题，科学家不得不亲自过问和处理这些难题。科学家要准备深入钻研，就得掌握一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否则其优势也难以施展。这就要求科学与技术结合，博通与专精齐备，“通才”与“专才”兼容。如果说，政治家、科学家是“通才”，律师、分析师、工程师是“专才”。你不能说，基辛格只是通才而不是专家，他有解决国际政治争端的杰出本领，不仅是因为他见多识广，而且是因为他具有独到的分析方法；你不能说，李政道这样的科学家是通才而不是专才，他对物理理论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凭借他掌握了精湛的数学技巧；你也不能说，获得2002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岛津制作所的工程师田中耕一不算科学家、通才，他发明了生物大分子团用激光轰击而实现质谱分析的方法，至少说明他在化学、生物和物理三个领域都有相当高的造诣。所以，要在科学技术上做出重大成就，就要靠博通与专精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固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