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的人文主义真谛
作者：张雪蓉
教育成为受教育者的一种“人力投资”，学校成为训练社会各业人力的“知识的工厂”，就有可能导致学校教育理想的丧失。这似乎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事实上，白壁德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他认为现代大学人文主义的真谛就在于：在极度的同情与极度的纪律和选择之间、统一与多样之间寻求平衡，并根据它调节这两个极端的情况而相应地变得更加人文。其所包含的意义是以一种“中庸”的尺度，在极端的功利主义和极端的人文主义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抱着人文主义的态度，同时期的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也认为，现代大学在现代社会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学不能远离社会”，但是大学要有一种基本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时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深受西方大学理念影响的蔡元培、竺可桢、李登辉，在他们办学理念中也高度强调教育超然于社会的重要意义。相信“教育指导社会，而非随逐社会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假使教育事业，要对现在和将来的社会有所贡献，不当仅注重物质的进步，而更当注重道德的进步”。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教育并非只是满足社会现实功利需要的一种制度和机构，而更是社会理想的制定者和实行者。这就是说，人文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冲突和矛盾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如何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余英时先生曾说过，相对于任何文化传统而言，在比较正常的状态下，“保守”和“激进”都是在紧张之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例如在一个要求变革的时代，“激进”往往成为主导的价值，但是“保守”则对“激进”发生一种制约作用，警告人不要为了逞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代表激进的功利主义追随者和社会变革者，和理性主义追随者正好形成了张力，相互对立和抗衡中推进了大学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下更为合理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随着赠地学院和实用技术大学的兴起，传统大学以培养个人为目标、注重心智发展的理性主义理念受到社会的挑战，大学服务社会的观念获得许多大学的响应，并渐趋上风，影响着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走向，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社会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过程中，“大学不容置疑地成为社会的知识工厂和思想库、成为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由社会边缘的‘象牙塔’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大学的人文传统因此备受世俗的挑战。但是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现代大学的发展过程中，理性主义作为传统的大学理念并没有因功利主义的兴起、猖獗而消退，相反，在功利主义大行其道时也是理性主义给予抨击最猛烈之时。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对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的抗争，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实用主义的纠偏，它使美国大学教育的“教育钟摆”并未真正偏斜，而是能在一种合乎社会发展而理性中向前发展，大学的人文精神因此从未真正丧失过。
超越功利与回归人文——当代中国大学改革的使命
如果我们依此来反观一下当下中国的教育，实事求是地讲，今天的大学在功利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天平上已经发生了倾斜。因此，对于当下中国的急功近利现状，我认为中国大学最需要的就是人文主义的复归。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学自12世纪产生以来，虽有过很多发展，但是仍然继续遵守某些显然不变的规律。”这种“不变的规律”，也就是大学根本之所在的东西，它规定着大学之为大学。
在美国，大学尽管充斥着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但是作为学术组织，其基本的特性和人文传统没有改变。而中国大学的情况就不是这样。由于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在建国后一度与传统断裂，失去了积累。教育从“政治的婢女”转向“经济的侍从”，一直未能正视教育自身，这就导致了建国后中国教育的人文精神的缺失。因此人文精神的复归是我们今天在面临浮躁的功利世界时特别需要召唤的，人文主义的复归也是与功利主义形成必不可少对话的需要。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将大学重新封闭起来，成为象牙塔，而是与功利主义达成一种平衡，形成张力。具体来说，这种人文主义的复归，需要从哪里入手?
首先，确立大学的学术性。大学是学术组织，不是行政组织，更不是经济组织。现代大学是学者云集之所，有自己独特的使命，“无论现代大学发生了何种变化，大学在本质上仍然是社会的学术组织，是学者的共同体。”“学术功能仍然是其最为主要和不可撼动的部分，这是大学成其为大学的关键。”因此，对于现代大学来说，学者治校是体现大学学术性质的主要方面。
学者治校就是强调由学者来管理学校。蔡元培先生从教育目的出发，对此作了专门的论述：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使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为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所以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因此，大学校长的人选，首先必须是一位学者，一个教育家，有自己独到的大学理念和管理大学的能力。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原则。而在学校内部管理体制中，学者治校的要求就是实行教授治校和学生自治。
就我国目前高等教育而言，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大学特定的学术性被轻视，大学的管理体制并不蕴涵现代大学自身独特的人文精神。其表现就是大学在管理上与机关没有差别，行政机构主导大学的教学和科研。在北大教改的论坛中，就有人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大学里，行政权力是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的，学术权力长期以来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难以发挥作用。”所以，即使是2003年北京大学出台的教改中，为了与国际接轨，而提出要设立教授会，但有人即尖锐予以了抨击，“在中国大学这样一个官员治校的组织中，教授会的设立并不是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自然产物，而是领导批准，依然处在行政权力之下，因此很难享有真正的独立性和权利。”因此，对于高等学校的改革而言，尊重大学的学术性，构建现代大学民主精神和民主制度，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创建出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所在。
其次，复归人文主义就必须严格大学和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的区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庸俗化、世俗化的一个典型表征就是大学与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间没有了明显的区别。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都升格为大学了，这是中国大学丧失人文气质、沦为世俗工具的体现。复归人文主义首先必须为大学正名。如前所述，为精挑出来的小部分人塑造健全的人格是大学创办的真正目的，它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因此，保有人文、贵族的气质应该成为大学区别于较为一般专门院校、社区学院之所在。
一般专门院校适应社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要，侧重于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社区学院灵活应对社会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