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适度的平衡:现代大学的人文主义真谛
作者:张雪蓉
的实用和应用人才,可为普通公民的就业出路做好充分的准备,服务于大众化的教育需要。但是大学作为一个塑造社会精英的场所,不应以追求大众化为目标,保持它独特的贵族气质,是大学人文精神和人文价值的体现,因此,大学无须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责任。
对此,我国学者梅贻琦的见解也是颇值得我们今天大学主政者借鉴的。梅贻琦在批评大学迎合社会对技术人才的需要广设工学院的现象时说到,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他认为,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问题研究方面,应该有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生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为此,他强调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
复归人文主义第三个要点就是,学生必须首先接受人文教育。毫无疑问,今日社会上的职业结构越来越要专门知识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分科分专业是必要的,但大学毕竟不应只是训练一技一能的专门之士,大学的人文特性决定了大学不仅为社会培养专业人才,还要着眼于人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为实现这种理想,现代大学一方面设置各种学科广泛适应社会的需要,培养专门人才,并以教学科研的成果服务于社会,对社会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作为高等学术的中心,大学又有继续承担保存和增进社会中最宝贵的学术的责任。但是长期以来,教育工具性的一面得到广泛的张扬,教育片面追随市场的需求,进行专业性教育几乎就是高校单一的职能,根本忽视大学教育的本体价值和人文精神。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现代教育在增加它的长度(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和广度(大教育、泛教育),却在丧失它的深度(对人生的关怀、对人性的提升)。现代教育在教学内容上、教学方式上绝对崇尚理性,过分追求规程化、单一化、一律化的教育模式,忽略了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一非理性层面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的地位及其在人的精神发育、成熟中的作用。教育重心的失衡,导致人性得不到健全的发展。
因此,为了保证学生健全人格的完善,学校必须在实行人文教育(通才教育、自由教育)的基础上进行分科教育,即梅贻琦所称的“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人文教育的主要价值正在于通过人文学科,主要是文史哲的学习,使学生“获得人文的教养”,包括“趣味和判断力的原则”、“明智、集中的观点”、“对以往历史应有的尊重”等等,而成为一个道德高尚、有人文气质和内涵的人。正因为人文教育在人性完善上的重要价值,一直有“中国通才教育重镇”之称的三四十年代的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从1935年起,就实行通才教育的培养模式。以培养通才为目标,而不以培养专家、行家为满足。清华大学和后来的西南联大规定大学一年级不分院系,学生修习包括自然、社会、人文三个方面的公共必修课,此外,还开设大量的选修课供学生选择。为引起全校上下对通识教育的重视,梅贻琦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专门设立一年级课业指导委员会、规定必须由教授上基础课、规定基础课达不到标准,不能升入二年级等,确保基础课教学质量。
当年通才教育的理念不独清华大学之一家,事实上,作为二三十年代大学杰出成就之一的标志就是大学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具备基础学术训练的又博又专、适应社会生活能力强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这在北京大学、在东南大学、在浙江大学等等,都是如此。这个由一个时代所造就的知识群体在以后很长的历史阶段中一直承担着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中坚力量,这是大学实行通才教育的最大成就。
(本文为南京邮电大学教改重点课题
[责任编辑:陈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