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临水照花
1.清流浊水
张爱玲的小说与散文，给沦陷区上海的文艺界增添了姹紫嫣红的绚烂色彩，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自从沦陷以来，上海这个大都市就像她的《封锁》中所写的，虽不是绝对的寂静，但人声逐渐渺茫，就像睡梦中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这个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个人。处在这个高压下的人们，要想苟活，就没有思想的自由，更没有行动的自由，只能在日本与汪伪的统治下像乌壳虫般地爬来爬去。
大批不甘心在沦陷区做汉奸的正直而有骨气的文人纷纷逃离了这里，未能走得成的文化人，隐姓埋名，韬光养晦。他们躲进书斋，研习学问，不在敌伪刊物上发文章，不为汪伪政府粉饰太平，他们幽居养志，保全中国文人的清节。只剩下卖身投敌的汉奸文人，在为日本侵略者鼓噪呐喊。汪精卫汉奸政府本是“文人雅集”的集团，他们一方面做了日本人的爪牙，替日本人统治着自己的同胞，一方面又要做出清高文人的模样，办刊物、写文章、吟诗作赋、著书立说，以读书文人自居。
奴才汉奸们又嫌这死气沉沉的上海文化界太寂寞了，一点没有他们日本主子所要求的“大东亚文学”的声势，便要打着“繁荣文艺”的旗号，在社会上办起刊物。汪精卫政府的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清客帮闲纷纷地办起刊物来，《杂志》、《新中国周报》。《古今》、《苦竹》、《平报》这些刊物都是有日本和汪伪汉奸作后台的。像《苦竹》是由汪精卫的宣传部次长胡兰成办的，《古今》是交通部政务次长朱朴办的，《平报》、《海报》是由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办的，汪伪集团的大汉奸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这些人在操血淋淋的屠刀杀人之际，也常常操着这不见血的软刀子，在刊物上大谈文艺，写散文、诗词、评论、回忆录，想借文学来为自己的失节与投敌作掩护。他们在刊物上不谈国事，不谈政治，只想为日本治下的中国沦陷区粉饰太平。表面看来，这些刊物似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的文艺刊物，其实这不过是迷惑国人的烟幕弹，他们声嘶力竭地为日本主子统治下的中国造成一片“热闹”与“繁荣”的文艺景象，麻痹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消弭民族仇恨。然而进步的文人都纷纷奔向内地，上海的文坛是一片文学的荒园，当然，乱七八糟的杂草毒草是有的，像黑色的武打凶杀黑幕小说，黄色的淫秽色情作品，低格调的言情小说，苍白灰暗的怀旧杂感山水游记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在这里断了流，这些汪伪文人不得已自己大办刊物，提倡纯文艺。沦陷区的文人们只要不公开反对日本与汪伪政权，有点像样的文学艺术粉饰太平，他们求之不得，至于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很难得出现一两个使人耳目一新的作家，在这样一种气氛与土壤中，张爱玲出现了。
张爱玲这一枝热烈的罂粟，才真给这文坛带来生气，人们惊喜地发现这是何等的鲜艳的文艺之花，整个上海文化界的人都给予热切的关注。但不同的人，对她有不同的态度。出于商业家的眼光的文化商人看中了她，拉她稿子，以招徕读者，扩大影响；从政治目的出发的汪伪要人为她捧场喝采，藉以泯灭民族仇恨、敌我矛盾，粉饰太平；真正的进步文人欣赏她的才华，给予她热情的赞扬、善意的批评和真诚的关心。在这复杂的现实面前，张爱玲这样一位初出茅庐、思想单纯、阅历不深的女作家，被迎面而来的纷纭的现实搞得眼花缭乱，看不透这些赞誉与批评的背后，哪些是真心的，哪些是恶意的，哪些是关心，哪些是利用，她只能凭着主观上的直觉、感情的好恶来对待这一切。
她的文友柯灵看着她很快登上灿烂的创作顶峰，红遍上海文坛自然感到欣喜，同时又有深切的不安，为她担忧，觉得上海这个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这“万牲园”里跳交际舞。尤其是《杂志》、《新中国周报》、《古今》、《苦竹》这些杂志和一些汉奸文人对她的拉拢渲染吹捧，更令人担心。这表面上铺满鲜花的文坛，处处都是陷阱，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栽到这政治的漩涡中，如果民族大节有亏，这个罪名是万世难以洗涮清的。
许多隐居上海的文学界前辈也都欣喜地看到张爱玲这一颗耀眼的新星，都在暗地里关心她，为她担心，为她着急。郑振铎那时正隐姓埋名，典衣节食，两耳不闻窗外事，肆力购求祖国文化典籍，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
的大劫。他对素昧平生的张爱玲也很关心，就要柯灵出面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可以交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照付稿酬，等河清海晏时再印行。那时开明书店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丐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在上海。开明书店里还有一批未走的文化界名宿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周振甫等在这里，名为编辑，实际上是在这里韬光养晦、躲避风雨。他们对张爱玲都有相同的关心之情，但不熟悉，想请柯灵出面劝说，但柯灵觉得交浅言深，恐过于冒昧。
可是事有凑巧，不久柯灵接到张爱玲的来信，说中央书店的老板平襟亚有意要给她出一本小说集，她特地向柯灵征求意见。平襟亚是一个文化商人，他虽也写小说、办书店、出杂志书籍，但他同时又是一个书商，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他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纸质低劣，品味不太高，采取“一折八扣”的方法倾销，靠低价取胜。柯灵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封店里的出版书目，供她参阅，并委婉他说明他的意思：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他恳切劝说张爱玲，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等时机，不要急于求成。
张爱玲回信很坦率地说她想“趁热打铁”。但她没有把小说集交平襟亚出版，而把版权交给了汪伪刊物《杂志》月刊社，不久她的小说集《传奇》就在《杂志》社出版了。柯灵见到此书，暗自跌脚痛悔，早知如此，倒不如当初成全了中央书店。中央书店虽然是以赢利为目的，印刷质量粗糙，但平襟亚毕竟只是文化商人，而《杂志》社的背后全是汉奸政客，真是弄巧反拙了。《杂志》社不遗余力地为张爱玲的作品大加宣传，举行各种宣传会、座谈会，一些重要的场合，总要拉上张爱玲。张爱玲自然十分高兴。由于各方的誉扬宣传，张爱玲的作品铺天盖地，席卷上海文坛，那时上海几家最有影响的大刊物上都同时发表她的小说、散文，有几家刊物像《杂志》几乎是每期必有，甚至两篇以上。张爱玲也不忘柯灵这个文学朋友，也在《万象》上写稿。而且，她把她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连环套》也交给《万象》连载。《连环套》是根据她在香港时听炎樱所讲的故事，又在上海认识麦唐纳太太所了解的麦唐纳太太的经历而写的。小说的主人公霓喜就是麦唐纳太太的化身。
从1944年1月开始，一边写一边载。当张爱玲正在酣畅淋漓地发表着她的作品的时候，一个惯于讲真话的学者傅雷化名“迅雨”写了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对张爱玲提出诚恳而严肃的批评。
傅雷是一个正直不阿的学者、著名的法国文学翻译家，此时正埋首书斋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的名著。他虽然闭门译著，但对文艺界非常关心，看了张爱玲发表的全部小说，然后郑重地提出他的意见。在日本和汪伪政府的政治环境下，为了避免敌伪的注意和不必要的麻烦，他署名“迅雨”交给柯灵在《万象》上发表。
从不轻易赞许人的傅雷，在这篇文章中却对张爱玲做了很高的肯定。他肯定了张爱玲的小说为五四以来的文学开辟了一方新的天地，克服了一般左翼作家抽象教条图解政治的毛病，她所写的旧家庭的伦理、人性和私欲虚伪，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深处，很生动深刻。傅雷说：“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决不能产生一样像样的作品。”“譬如，斗争是我们最感兴趣的题材，对。人生一切都是斗争。但第一是斗争的范围，过去并没包括全部的人生，作家的对象，多半是外界的敌人：宗法社会，旧礼教，资本主义……可是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外来的苦难，至少有客观的原因可以诅咒，反抗，攻击；且还有廉取时情的机会。至于个人在情欲主宰下所招致的祸害，非但失去了泄忿的目标，且更遭到‘自作自受’的谴责。第二是斗争的表现，人的活动脱不了情欲的因素；斗争是活动的尖端，更是情欲的舞台。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了活力。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它的了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了空的僵壳。”
傅雷在这个文学的大背景下肯定张爱玲与一般进步作家的不同，尽管张爱玲没有直接写社会，写革命，写阶级斗争，但同样揭露旧的社会与家庭的罪恶堕落，而且从人的情欲出发来刻划，更深刻。
傅雷对《金锁记》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曹七巧这个人物，就是张爱玲通过具体的家庭生活，刻划人物内心对黄金的情欲，而使人物活起来的，对这一形象做了详细的分析。小说的心理刻划，色彩的运用，语言的风格都很独到。他说：“毫无疑问，《金锁记》是张女士截至目前为止的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出这篇文字。”傅雷出于对张爱玲这位年轻作家的关怀，爱之深，责之切，才不得不一吐为快。
下边傅雷对《倾城之恋》、《封锁》等一些中短篇都做了分析与批评。
恋爱与婚姻是张爱玲所有小说的中心题材，但都没有《金锁记》处理得好，虽是一个悲剧，但缺少悲剧的严肃、崇高与宿命性。《倾城之恋》里文字的技巧风趣，但内容空洞，占二分之一以上篇幅是调情，尽是些玩世不恭的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人物的勾画也过于苍白。她的小说的环境老是潮腻、阴暗、肮脏腐烂的气息，时时掺入轻松的笔调、俏皮的口吻，有时使小说的悲喜剧变成了趣剧，破坏了《封锁》、《年青的时候》的细腻娇嫩的格调，有的沾染了轻薄味，如《琉璃瓦》。
傅雷对张爱玲正连载着的《连环套》的批评尤为尖锐。说这篇小说最主要的弊病是内容的贫乏，人物心理进展也看不出来，越往后越看重情节，一环套一环的戏法，不知不觉走上纯粹趣味性的路上。人物缺乏真实性，全都弥漫着恶俗的漫画气息。语言也是把《金瓶梅》与《红楼梦》的用语生搬硬套地嵌进西方人与广东人嘴里，节奏、品味与风格全都不讲了。总之，这是张爱玲所发表的作品里最失败的小说。
傅雷劝张爱玲不要过于追求技巧，变成文字游戏；不要过于搬用旧小说语言；把题材放宽一些，改换视线与角度才能写得更好。
“少一些光芒，多一些深度，少一些词藻，多一些实质，作品会有更完满的收获。多写，少发表，尤其是服侍艺术最忠实的态度。”他在文章的末尾说：“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傅雷的这篇文章确实是一番苦口良言，批评是严厉的，但又非常忠恳。
他是一个脾气相当耿直的人，一个从不说违心话的人，和当时社会上各种赞美恭维相比，有些话确实相当刺耳，年轻气盛、心高气傲的张爱玲当然听不进去。
柯灵看过这篇文章，也有同感。本来在这篇文章的开头，傅雷拿张爱玲小说与一般新文学作品相比较时，还牵涉到巴金的作品。但柯灵认为把巴金归为“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的作家中，未必公允恰当，未经傅雷同意把原稿这段文字删去，据说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风波，傅雷耿直认真的态度由此可见。但张爱玲对署名迅雨的文章极不快，当然她也不知道“迅雨”是谁，隔了一段时间便写了一篇随笔作为辩驳。以前文人常常有一句玩笑话：“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她把这话掐头去尾，命之为《自己的文章》遥遥作答。
开头就说：“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这些话就是针对傅雷的批评而来的，虽然没有明指，但用意是显然的：“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头，手执鞭子的御者”，而是与作品或前或后相互推进，有如马之两骖。
她说：“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因此，她说她的作品写的只是“安稳的一面”，这是由个人的气质决定的。
张爱玲说：“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意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她写的人物都是普通人，除了曹七巧之外，他们既不是极端病态的人，又不是很觉悟的人，他们都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最一般的人，“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个时代的总量”。因为他们虽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像《倾城之恋》里的范柳原与白流苏，他们因战乱结婚了，但战乱并未把他们洗礼感悟成为革命者，结婚并未使他们变成圣人，使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他们仍旧是庸俗的。针对迅雨要她转换视角，开阔题材的话，她说：”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写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朴素，也更放恣的。……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带点强迫自己。“她只专注于写人性，写有些小奸小坏，但最普通最真实的人，没有把握也不愿意写革命与战争的题材。
在她眼中《连环套》也是喜欢的了。她说她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擅长的倒是参差的对照手法，因为现代人大都是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并不是那么善恶划然的，因此有时候，作品的主题不免欠分明。《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她也承认作品欠缺主题，但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连环套》里的霓喜的一生，是与三个中等或中等以下的人姘居度过的。姘居不像夫妻关系那样郑重，但比高等调情更负责任，比嫖妓又是更人性。姘居的男人都是勤勤俭俭过日子的中下等的人，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女关系。姘居的女人多是些有活泼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力。霓喜对于物质生活有单纯的爱，她也需要男性的爱，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总是没有得到完全的爱，只不过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炙，然而她仍健康顽强地活着。
张爱玲在这里远兜远转，灰蛇穿线，无一不是针对“迅雨”的批评为自己辩解的，就连作品袭用旧小说的词句，她也拉上赛珍珠小说的语言风格来为自己辩护。她有她的看法，认定了的事别人是说服不了的。
她不知道这位“迅雨”是何许人，但为了面子还得意气相争，八年以后她到香港，才从朋友口中得知，迅雨原来是大翻译家傅雷。她吃一惊，当年似乎有点唐突。事实上经过傅雷这么深入的批驳，她的内心对这篇《连环套》已经多少有点灰心，失望，兴趣索然了，只不过是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她还忍不住地为自己的文章辩白。但这篇《连环套》一期一期往下套，她也一期一期赶着写，由于缺少推敲的时间，写来太逼促，越来越应了傅雷的批评，她干脆搁笔不往下写了。这个长篇小说便夭折了。
《连环套》的中断，首先使《万象》杂志受了一点损失，许多人纷纷来信询问底细。《万象》发行人平襟亚本来因张爱玲的《传奇》未交他出版而给了《杂志》月刊社就心怀不满，这次《连环套》的腰斩更使他恼怒。这位惯于舞文弄墨的老出版家便在一家小报《海报》上发了一篇《“一千元灰钿”
的经过》文章，仅凭自己的记忆，造谣说张爱玲多拿了一期稿酬而不按约写稿。这篇文章起了很恶劣的影响，许多人信以为真，平襟亚还鼓动别人写文章责骂张爱玲，公开账目。张爱玲也不示弱，也在《海报》上登文声明自己从未多拿了一分钱稿费，并说：“这件事我认为有辩白的必要，因为有关我的职业道德。我不愿我与读者之间有任何误会，所以不得不把不愉快的故事重述一遍。”打了一场笔墨官司。原来张爱玲并未多拿稿酬。当初平襟亚为了拉她稿，商定《连环套》在《万象》上连载，每月一篇，付稿酬千元，第一期平襟亚付了两千元，张爱玲不愿“寅吃卯粮”，只收了一千元，但杂志的账目上却没有改过来。张爱玲平白无故地受了平襟亚的信口雌黄的诬蔑。
但平襟亚还不忘宿怨，有一次，某刊物组稿，约请十名文人写一篇集锦小说，篇名《红叶》，平襟亚借题发挥继续攻击张爱玲。他写了一对少年夫妇，打算赴友人宴会，时候尚早，便在家园中看新栽和旧栽的花树。那女子忽发奇想，问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老园丁回答：“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借小说泄私愤，文友郑逸梅觉得这样不好，接下来，一笔荡开，写到了别处。
2.人花相映
1944年8月，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出版了。这本集子收集了《金锁记》、《倾城之恋》、《茉莉香片》、《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玻璃瓦》、《心经》、《年青的时候》、《花凋》、《封锁》等十篇小说。这是一本从内容到外表都很精致的书，美丽的蓝色封面，黑色隶体字的书名和作者名，这很合张爱玲的理想。
“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我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人们可以在窗口看月亮，看热闹。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她的兴奋之情是溢于言表的。这毕竟是她的第一本书。
这扇夜蓝的小窗户吸引了人们的视线，这里可以看到张爱玲创造的整个世界，看到那一个个活在这本书里的人物，他们的悲欢笑颦。虽然在沦陷区内，物价飞涨，钱越来越不算钱，“洛阳纸贵”已经不仅仅是典故而越来越写实化了，《传奇》的销路仍旧出奇的好。四天时间数千册书便一销而光。
不到一月即又再版。“书再版的时候，换了炎樱画的封面，像古绸缎上盘了深色云头，又像黑压压涌起了一个潮头，轻轻落下许多嘈切嚓的浪花。细看却是小的玉连环，有的三三两两勾搭住了，解不开；有的单独像月亮，自归自圆了：有的两个在一起，只淡淡地挨着一点，却已经事过境迁——用来代表书中人相互间的关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年年底，她的散文集《流言》也付印了。《流言》共收入张爱玲在两年间所写的散文二十九篇。她为印行这本集子花了更大的精力。本来像她这样的红作家，出一本散文集，完全可以由出版社一手承办，不需她亲自动手的，但张爱玲却宁可自己动手张罗。沦陷区纸币贬值，物资紧缺，人人都囤点常用的货。张爱玲把钱除囤了一些美丽的衣料外，也囤了一大堆的白纸，留着备出书用。纸张是写文章的人的必需品，正像布料是生活的必需品一样，一大堆白纸占据她屋子中的大半间，看着油光洁白的纸，她不必担心涨价、紧缺了。连晚上也睡在这些纸上，有一种踏踏实实的安稳。《流言》初版二千册，正是用这些纸印的。她选择自己满意的几幅“玉照”印入书内，还为文章配了许多自己一手绘制的图画，寥寥几笔画出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插在书中，与自己的文章相互映衬，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她担心印刷厂的工人印得不好，天天跑印刷厂，看照片、看插图、校对文字。对工人师傅一边赔笑恭维，一边挑刺改正，她非要把这本书印得绝对精美不可。她说：“纸面上和我很熟悉的一些读者大约愿意看看我是什么样子，即使单行本里的文章都在杂志里读到了，也许还是要买一本回去，那么我的书可以多销两本。我赚一点钱，可以彻底地休息几个月，写得少一点，好一点；这样当心我自己，我想我是对的。”她到印刷厂去看样稿，工人们全都停下来看她，看她这个在整个上海引起轰动的女作家，那么年轻，尤其是她那一身美丽夺目的外表。工人们讨好她说：“哪！
都印着你的书，替你赶着呢！“张爱玲笑了起来：”是的吗？真开心！“工厂时常停电，许多材料都缺货，可是工人都是很认真负责地脚踏着印机，一个职员跟她说：”印这样一张图你知道要踏多少踏？“张爱玲不知，以为特别麻烦，就问：”多少？“他说：”十二次。“其实就是几百次她也不以为奇的，但还是做出惊讶的表情说：”真的？“感谢又惊叹了一番。看着机器上一卷一卷大幅的纸都印着她的文章，不由觉得温暖亲切，仿佛在自己家里一般。1945年1月，新颖精致的《流言》出版了。这散发墨香的书与书内的文章、照片一样地沁人心脾，张爱玲由衷地喜悦，感觉着生命的欢乐，成功的辉煌。
“生命也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惟有临摹。”
张爱玲并不以此为满足，她仍在奋力地写她的小说散文。这时候她的喜悦，除了《传奇》与《流言》的相继出版外，她有了自己的家，胡兰成给了她暂时的“家”的温暖，她很满意了。虽然两人躲在爱巢镇日耳鬓厮磨，谈艺论文，张爱玲并没有“等闲妨了绣工夫”，在热恋中仍腾出手来写她的传奇。《殷宝滟送花楼会》、《等》、《留情》、《创世纪》相继在《杂志》月刊上发表，在胡兰成主编的《苦竹》2期上又发表了《桂花蒸：阿小悲秋》。
发表的散文有在《杂志》上刊载的《吉刊》、《姑姑语录》，在《天地》上刊载的《“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我看苏青》等。
张爱玲凭着自己的才华崛起于上海文坛上，顷刻间变得大红大紫，这一方面是因为她才华的出众，另一方面，一些刊物也乐于为她大力宣传。尤其是吴江枫编的《杂志》真可谓对张爱玲宣扬得不遗余力。《杂志》把张爱玲当作自己刊物的头号作家和台柱，期期能见到她的名字。每逢重要的场合，《杂志》总要隆重地邀请她出场。张爱玲不喜说话，不善应酬，但碍于长期合作的朋友情面，她也不好推辞，总得敷衍一下。
1944年3月《杂志》社社长与主编邀请张爱玲与苏青、汪丽玲、潘柳黛、吴婴之、关露、蓝业珍等上海女作家以及研究女性文学出名的谭正壁举行聚谈。张爱玲显然是这些作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正如吴江枫说的“张爱玲女士是半年为上海女作家中作品产量最丰富的一位”。1945年2月，《杂志》社又专门邀请苏青与张爱玲举行对谈，地点在张爱玲的寓所。吴江枫在对谈前说：“当前上海文坛上最负盛誉的女作家，无疑是张爱玲和苏青。她们都以自己周围的题材来从事写作，也就是说，她们所写的事都是她们自己的事。由女人来写女人，自然最适当，尤其可贵的，似乎她们两位的文章里，都代表了当前中国知识妇女的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显然是把苏青与张爱玲作为知识妇女的代表而推出的，她们的话也最能反映知识妇女的普遍看法。这篇“对话录”次月在《杂志》上发表。
同年9月，朝鲜最著名的女舞蹈家崔承禧二次来上海演出，这位曾获得过“日本现代舞后”的舞蹈家周游各国，享有世界声誉，来到上海后，曾与京剧大师梅兰芳谈舞蹈艺术。《新中国报》社及所属《杂志》月刊为欢迎崔承禧的到来特地安排崔承禧与上海女作家的聚谈，邀请张爱玲出场。对这样一位她所喜爱的舞蹈家，张爱玲自然是喜欢的。张爱玲穿着桃花色的软缎旗袍，外罩古铜色的背心，缎子绣花鞋，长发披肩。会上，她戴着眼镜，全神贯注地看着崔承禧的一举一动、说话与表情，别人说话她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仿佛要从崔承喜脸上找出艺术的趣味来。之后她还拉着胡兰成去看崔承禧的舞蹈。
8月，《传奇》刚出版，《杂志》月刊社又在上海康乐酒家举行隆重的茶会，讨论她的《传奇》，张爱玲照例应邀参加。
这天下午，她穿着橙色的上装，蓝色裙子，披着刚刚烫过的长发，戴一副淡黄色玳瑁边眼镜，与炎樱、苏青一道赴会。
这个座谈会由《杂志》月刊社鲁风和编辑吴江枫主持，这些招邀来的捧场的人有谭正壁、谭惟翰、袁昌、尧洛川、陶亢德、哲非、南容、周班公、谷正槐。当吴江枫把与会的张爱玲介绍给在座诸位时，张爱玲脸上浮着笑，很谦虚地低声说：“我今天是纯粹来听讲的，欢迎批评，请不客气地赐教。”
苏青把她的话写在名片纸上，写着：“我读张爱玲的作品，觉得自有一种魅力，非急切地吞读下去不可。读下去像听凄幽的音乐，即使是片断也会感动起来。她的比喻是聪明而巧妙的，有的虽不懂，也觉得它是可爱的。它的鲜明色彩，又如一幅图画，对于颜色的渲染，就连最好的图画也赶不上，也许人间本无此颜色，而张女士真可以说是一个‘仙才’了，我最钦佩她，并不是瞎捧。”
袁昌以前曾是云南大学教授，他在上海养病，阅读小说，最初引起他注意的是苏青，因为苏青是南京中央大学肄业，和他先后有点同学关系。他后来读张爱玲的小说，就觉得小说的技巧非常成熟，有点像《红与黑》描写西洋上层社会细腻的趣味。他说：“张爱玲小说中对女性心理的微妙细腻的刻划很成功。他希望张爱玲能写长篇小说。”
谭正壁是研究女性文学的，却提出相反的看法。他说：“张女士的作风，不适宜写长篇，如《金锁记》的故事原是长篇缩短的。她小说的长处是心理描写，这和她的生活经验有关，希望能多写短篇。她在《万象》中发表的长篇比短篇差一点，她作品的长处在利用旧的字句，用得非常好，不过多用易成滥调，这是别人的批评（即傅雷文章中所批评的——引者），这缺点在长篇里更容易显示出来。”
谭惟翰归纳出张爱玲小说的三种特色，一是用词新鲜，二是色彩浓厚，三是比喻巧妙，他特意举出《金锁记》开头的一段话：“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人们似乎都对这些隽永的话感兴趣，陶亢德却说：“这种说法我个人是并不喜欢的，这是一种玩弄文字，譬如说荣宝斋的信笺又有何不可以呢？”
吴江枫说：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作者在生活经验中确曾见过信笺上滴了一滴泪珠（事实上也许不过是溅着一点水渍或茶渍），陈旧而迷糊，而那信笺刚巧是朵云轩的，因此写的时候便用上了。一种是所谓玩弄文字，因为“朵云”两个字比较雅，说到月而想到朵云，还可以使读者发生联想作用。
吴江枫说：张爱玲的作品制造气氛的手腕很高，“凉”字用得特别多，如“苍凉的手势”之类。
尧洛川说张爱玲的小说，开始结束极妙，突然而来，又突然而止，很怪。
写得全篇不如一节，《倾城之恋》的对白写得很特别，有西洋作风，而用中国固有的文法写出，特别有引人的力量。
对于这些评论，张爱玲只是坐在一旁洗耳恭听，一句话也不插。炎樱坐在一旁，却忍不住以张爱玲的代表身份作答，对于有人说张爱玲的作品一篇不如一节、一节不如一句，炎樱用她惯用的俏皮话说：张小姐的作品“像一条流水，是无可分的，应该从整个来看，不过读的人是一勺一勺吸收而已。
她写作前总要想二三天，写一篇有时候要三个星期才能完成“。
这种作品讨论会，只是扩大作品的影响而已，不可能做出像傅雷那样深刻而有助于提高作品水平的积极批评，有些是更明显地吹捧，像实斋评张爱玲的作品：“依我个人看来，是‘妙极’，可以一句话包括我的感想：”横看成岭侧成峰‘。看她的小说，通篇看固可，一句句看亦可，所以’横看成岭‘好，’侧成峰，更好。“简直是胡兰成式的吹捧口吻。
张爱玲出了名，在众人心目中她像电影明星一样被崇拜，在实际生活中，她的魅力也像电影明星一样，或许还要突出些，尤其是不同寻常的着装打扮。
作为一个作家，张爱玲无疑是美的，一枝笔千娇百媚，说不尽的华美与绚烂，使千千万万的人为之倾倒。作为一个女人，她当然不算丑，但也不能算美，大脸庞，大嘴巴，个子虽高挑，但又很瘦削，面庞虽白哲，但她脸上的表情要么是一副冷淡的傲气，要么一笑就大笑不止，因为咧嘴笑得不好看，她就常常冷着脸不笑。小的时候她母亲曾经“沉痛”警告她要“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但父母给了她这样的面孔，虽有幽默天才，但她没有改变的本领。如果说她有倾城之才，那绝无疑义，但如果说她有倾城之貌一定没人赞同。加上她那份天生而来的孤高无情的秉性，使她不可爱也不美丽。
可是她爱美，追求美的人生。她小的时候就盼望“八岁梳爱司头，十岁穿高跟鞋”。中学时衣服陈旧、形象土气，长大后每想起来这段“自惭形秽”
的学校生活，内心总是不愉快的。爱美是人的天性，尤其是女人，尤其是不很漂亮的女人。对于她们来说，先天的容貌既是无可选择的，那么只能用后天的美化来弥补了。张爱玲的文章已经足使她在人们心目中变得美丽可爱了，但她不满足于文学。她是一个生活型的文学家，她的人生并不是为了文学，而文学却是为了人生。她期盼能把这短暂的青春过得安安稳稳，实实在在，人生应有的东西她也应当有，哪怕俗一点也不在乎。譬如衣饰化妆，她也要漂亮、俏丽、领先潮流，为什么不呢？只要她喜欢。如果一个人以穿衣打扮为唯一职业，像一个衣服架子人云亦云地赶时髦，那是一般女人的俗。
但如果有思想有事业的女人，对服饰对美容有兴趣有研究又有创新，美化自己，美化生活，像巴黎的时装设计，那又是艺术，又不俗了。
张爱玲的衣服都是她自己设计的。她的衣服既有传统式的因素，像明清时代的仕女；又有西方式的特点，像大胆开放的西方女郎，通过奇特的构思，变成中西和壁。今天我们看张爱玲的各种“玉照”上的服装，也还是感到大胆新颖别致，能够融为一体，在绚丽的色彩中见出和谐的匠心。这是她的审美观，像她的文章一样，既有传统的风格，又有西洋的味道，而且非常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苏青已经是个够开放大胆的女人了，敢于把自己结婚离婚的私生活写成小说，但是在对服装的态度上，与张爱玲、炎樱的大胆比起来，她却是望尘莫及的。
苏青定做一件黑呢子大衣，试样子的时候，要炎樱与张爱玲同着去看。
她们三人一同到时装店帮苏青试。炎樱说：“苏青的身材最适宜穿线条简单的衣服”，张爱玲点点头附和。炎樱主张把大衣领子去掉，装饰性的折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连肩头过高的垫肩也不要。最后，前面一排大钮扣也不要了，苏青渐渐不以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我想……钮扣总要的罢？人家都有的！没有，好像有点滑稽。”张爱玲在旁边笑了起来。
苏青对衣服是讲究考究、实用。张爱玲与炎樱对衣服，纯粹是从美的角度考虑的，是图新奇好玩。
张爱玲与炎樱有极相投的趣味，对服装、画图、色彩与艺术有同好。她俩异想天开地合办了“炎樱时装设计”店，在报上公开登出广告，对外营业。
至于她们这个服装店到底生意如何？开了多久？我们却不得而知。
张爱玲穿着她设计的“三镶三滚”大袖翩翩的衣服走在华灯初上的霞飞路上，总是很招人们的注意。她到苏青的寓所去，使整条斜桥弄轰动，她走在前面，后面就追满了看热闹的小孩子，一面追，一面叫。她与炎樱出去，也常碰到知道她名子的小女孩的围观，欢快地喊“张爱玲，张爱玲”，仿佛遇到电影明星似的。
有一次苏青、潘柳黛与张爱玲约好到她的住所去看她。当苏青与潘柳黛到她家中时，见张爱玲穿着一件柠檬黄袒胸露背的晚礼服，满身的香气袭人，戴着手镯项链，满头珠翠，正在盛装打扮。
苏青与潘柳黛为之一怔，问她是不是要上街去？张爱玲说：“不是上街，是等朋友到家里吃茶——”当时苏青、潘柳黛的衣服都很随便，当下觉得很窘，怕她有什么重要客人要来，两人穿着又不怎么好，夹在这里恐怕不大方便，便交换一下眼色，说：“既然你有朋友要来，我们就走了，改日再来也是一样的。”张爱玲这才不慌不忙地嘻笑说：“我的朋友已经来了，就是你们两人呀！”这时苏青与潘柳黛才明白张爱玲的盛装打扮正是等着她们两个的。
1944年12月，她自编的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时，上海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的周剑云，才第一次见到张爱玲这个传奇人物。张爱玲穿一袭齐膝的旗袍，旗袍外套了一件短外套，是仿古的，水红色绸子，衣袖很宽，袖边用黑缎镶边，右襟下绣一朵好似卷舒的白云或许是如意。衣服非常奇特而又艳丽。周剑云是交际场上的老手，见多识广，但还未见过这么特别的衣服，可能是震于张爱玲的文名，也可能是因为张爱玲的装束，那天他倒显得突然拘谨起来。
张爱玲出去，总有一些崇拜者尾随。有次她与炎樱在路上走，一边说着笑话，突然身后有人跟上来，手里拿着一本杂志，慌慌张张地低声要与她们打招呼。她们转头一看是一个穿西装的外国人，炎樱以为是一个上等乞丐，正准备说身上没有带零钱。忽然听清楚了那人的话：“呜，哟，哪，张，小，姐，喂，呀，啊。”原来是一个不大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正紧张地与张爱玲打招呼呢。
张爱玲每次出去，常会碰到一些打招呼的陌生人。
3.浮世的悲欢
当人们惊羡张爱玲的文采、惊羡她不同一般装束衣着时，她的另一个“传奇”又出现了，那就是她的不凡的身世，她身上的“贵族血液”。起初人们只知道张爱玲是一个有才华的女作家，不大知道她源远流长的家世，四十年代初，有关曾朴《孽海花》的考据文章一时多了起来，《古今》杂志就登过对《孽海花》本事的考据索隐，带出了张佩纶当年娶李鸿章幼女的佳话。有一天，人们惊讶地发现，张爱玲就是清朝朝廷清贵张佩纶的后代，《古今》杂志编辑周黎庵曾当面向张爱玲问起这事，张爱玲私下里向他谈起自己的家世以及祖母的那两首诗的真伪，周黎庵就写了文章宣扬出去。胡兰成也热衷于这样吹捧，张爱玲的家世也就公开化了。人们这才发现这个大才女不是一般的小家碧玉，是张佩纶的后裔，身上还流着李鸿章中堂大人的血液，难怪呢！
张爱玲真的成为传奇了！
文人武人，政界要员，就连他们的日本主子军政人物都想一睹张爱玲的风采，以见张爱玲为荣耀，拜访招邀的人不胜其多。张爱玲是不懂政治的，她只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不过问政治，但汪伪政府的一些政客与文人也要捧出她来作招牌。1945年7月，日本电影明星李香兰来中国，汪伪政府里的文化官员金雄白、陈彬一方邀请了日本的军人政客松本、川喜多，一边又邀请了张爱玲来参加这个“纳凉会谈”。
张爱玲本不愿参加这样的会谈，因为是与她的合作很好的吴江枫出面邀请的，为了这个情面，她只好来了。她拉了姑姑与炎樱陪她一起来。
会上陈彬说，“今天是一流的中国女作家和一流的东亚女明星集会在一起。”张爱玲对这位所谓的东亚女明星李香兰并不感兴趣，她唱的那首《夜来香》很风靡，然而对张爱玲来说只觉得她把喉咙逼得尖而扁，细声细气的声音，听起来腻腻搭搭，有点轻佻，她演的中国女人恋爱着日本男子的那一类角色，张爱玲更反感。张爱玲从内心里不愿意参加这样的场面，但李香兰和她坐在一起，交头接耳很高兴地和她谈话，拿一把擅香扇遮住两人，张爱玲只好勉强地去敷衍她。女人真是奇怪，两个心根本不合的女人当着众人也会做出亲密的样子来。
张爱玲不发言，老是静静地坐着。陈彬提问：“假定要请张小姐以你自己一年来大部分的生活经验，编一个电影剧本，而以李小姐为主角，那么这主角该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
张爱玲沉默了一下，炎樱怕她说不出冷场，忙为她填补沉默的空白：“可以听得见她的脑筋在轧轧转动。”张爱玲停一下说：“这样的剧本，恐怕李小姐不是顶合适。我听她的唱歌，总好像她不是一个人，倒是一个仙女……
就像歌里面说到的东方小鸟，人的许多复杂问题与麻烦，她都不会有的。“
最后又说：“替李小姐着想，现在暂时还是开歌唱会的好。”张爱玲用看似恭维的语言表现她的冷淡。
张爱玲讲过这一番话，一直不说话，只有陈彬、金雄白、川喜多与李香兰闲谈。金雄白看着有点冷场，就换了个话题，谈起“大报与小报”。
张爱玲说：“我从小一直就是小报的忠实读者。它有非常浓厚的生活情趣，可以代表我们这里的都市文明。还有一个特点：不论它写什么，写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因为写的是它自己。总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作者的面目，而小报的作者绝对不是一些孤僻的、做梦的人，却是最普通的上海市民。”对大报，张爱玲直言道，以前只看大报上户口米、户口糖之类，现在不大有了。
大报与生活隔得远一些，她不喜欢大报灰灰的没有色彩的语言。这位“大报”
《申报》的主编陈彬对张爱玲这种态度不理解，说大报也能找到一点民众真正的呼声的。张爱玲说：“我知道。读报纸的文字是要在两行之间另外读出一行来的。”
东一句西一句的扯淡总不太协调。陈彬知道一些张爱玲和胡兰成恋爱的事，凑趣地问道：“时常在小报上看到关于张小姐恋爱的消息，所以想问问张小姐的恋爱观怎样？”
张爱玲淡淡的又一本正经地说：“即使我有什么意见，也舍不得这样轻易地告诉你的罢？我是个职业文人，而且向来是惜墨如金的，随便说掉了岂不是损失太大了么？”
对这场“隆重”的“国际”式的纳凉讨论会，张爱玲充满着倦意，无精打采地应付过去。然而《杂志》上却是隆隆重重地登了出来。
成名的喜悦、兴奋刺激过后，接着是恐惧，悲从中来，这浮世的悲欢如此虚幻，像一个梦。
张爱玲生活在一个梦魇时代的上海。
这时代的上海，旧的东西在崩塌，新的在滋长中。突然之间，时代变迁停滞了，停止历史的1941——1945之间。人茫茫然地生活于这个时代里，可是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下去，人觉得是被抛弃了。对周围的世界发生一个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荒唐的古代的世界，阴暗而明亮。为了证实自己的存在，得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
张爱玲就是这个特殊时代的一个特殊的作家。乱世的社会，末世的人生，他们的灵与肉、歌与哭、泪与笑，构成了张爱玲的世界。她是封建未世贵族最后一个见证人，那些人在这回忆与现实之间生活的没落尴尬、骚动、苦闷与小奸小坏的嘴脸，都借着张爱玲的彩笔，留下最后一抹回光反照。华丽中带着凄艳，热闹中透出荒凉，唤出人们的一丝留恋，一丝惊叹，一丝感伤。
但张爱玲清楚知道，她所营造的这个世界是注定要毁灭的，这不过是毁灭前刹那的光亮。
她的文章在上海的文坛上噼噼啪啪地开出一路热烈的鲜花，那么的沧凉而又哀感顽艳，人们惊喜的喝彩声越来越高时，张爱玲没有狂喜，她早已清楚地感觉到这个时代毁灭前的惘惘的危胁了，只不过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所以她发疯似地催着自己“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倾城之恋》中有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柯灵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简直是天造地设。是的，上海的陷落成全了张爱玲。
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传统中没有她，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的传统中也没有她；抗战文学的传统中还没有她。在新文学史上她入不了任何一个流派，也归不了任何一个队伍，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只有上海的陷落，才给她机会。假如不是历史的阴差阳错，就不可能有“张爱玲”的出现。她是个独行者，如此乱世成全了她，江山不幸才人幸，究竟是幸运，还是悲哀，真是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