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美丽苍凉的手势
1.火红的1949
从194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以排山倒海之势,风卷残云般地从东北到中原向国民党发起全面的进攻。辽沈战役、淮海战役连连告捷,1949年1月又和平解放了北平,这样大半中国的领土已经被共产党解放。4月,毛泽东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挥师南下,强渡长江,直抵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府的覆灭。5月27日,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解放了。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蒋介石苦心经营的这座“大厦”倾塌了,他们仓皇不知终日,纷纷逃走,国统区的未能逃掉的人们也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动。他们有点茫茫然、惶惶然的恐惧,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张爱玲的心理与一般上海小市民的心理一样是一种茫然。1949年,她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等到了全国的解放。
刚刚解放,新旧时代的急剧变化,照例是有点人心不安的。但这样的时间不长,很快便出现了新的气象,共和国百废待兴,在这个有百年历史的中国最大都市中,人们的生活得到安定,旧社会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百姓也参加了建设新中国的热潮,翻了身的人民空前兴奋,到处是标语红旗,是敲锣打鼓扭秧歌的欢庆场面。
张爱玲的生活,虽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也不比以前差。她还是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作家,没有什么社会职业,仍与姑姑住一起。姑姑张茂渊当时在上海一家电影公司任职,写作之余,她也与姑姑这位不爱交往的人一起到电影院里去看电影,每次试片她都与姑姑去看,见了熟人只是点头笑笑,也不多应酬。有时姑侄二人或者到书店淘淘旧书,回家翻阅。她们曾淘到一本《大卫。科伯菲尔》的英文原版书,在几个朋友中相互传阅。虽然没有什么社会职业,生活也还算是惬意的。她凭着自己的触觉,感到自己还是可以继续写下小说的。但是写什么?怎样写?她却没有多少把握。
张爱玲对政治不感兴趣,也天生没有政治头脑。她向来是一个冷静的人,不喜欢热闹,不喜欢狂热,尤其是政治上的。翻身的人庆解放,自己是什么呢?自己以前也不是最底层的百姓,现在也无所谓翻身,自己也不值得这么的狂喜与激动。在这个“人人劳动一切公平合理”的社会中,她感到有点失落,在现实面前保持了自己过于理智的冷静。她静下心来,回顾自己几年来走过的路,设想以后的写作打算。她的阅历并不算丰富,她生在一个贵族之家,经历了这个大家庭由繁华到衰败的剧变,她见到的人,知道的事,自己的悲喜感情无不随之波动,她太熟悉这个环境了,下笔不能自休,在二三年时间写了那么多的小说,她笔下的所有小说内容都是这一方面的。这样的灰暗的题材内容还能不能写下去?换个题材,自己又能写什么?除了旧家庭之外,对工厂、农村都不熟悉,怎么写?
她又最讨厌政治,不想与政治沾边。她对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就很看不惯,本能的反感,从内心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时候左翼的进步作家写的作品都是代人民群众讲话,为百姓诉苦诉冤,是人民大众的文艺,这自然能引起普遍的同情,受一般百姓的欢迎。但是张爱玲觉得社会舆论又有一点常表不满,那就是左派文学“诊脉不开方”,找不到根治人民群众不幸的药方,如果非要这些作家开方,就不外乎阶级斗争的大屠杀,“现在的知识分子谈意识形态,如同某一时期士大夫谈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会说,说得多而且精彩。”她说这是男人的习惯,也可以叫“男人病”,自己是一个女人,不爱犯这毛病,所以她能不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在那个革命文学的时代里,在沦陷区一隅写她自己独具一格的家庭伦理悲剧小说。那个沦陷区特殊的氛围成全了她的声誉,在沦陷区这个国共都管不到的空档内,她可以谈性论食写那些灰暗的小市民生活。现在,全国都解放了,人们的精神空前地高涨,再写以前那种家庭悲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或许还会招来别人的批评指责,前几年已经有过这样的教训了。
但是除了自己最熟悉的环境,最擅长的题材,自己还能写什么呢?在以前有朋友曾问她:“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她想了一会儿,说:“不会。要未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旁人那里打听到,这些旧家庭的老妈子们并不算是无产阶级,她也就不打算写“无产阶级”的事了。她的头脑里是没有“无产阶级”这一类政治概念的,即使有一点糊涂的理解,那大概就是指身无分文的穷光蛋,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便是这些“穷光蛋”“革”有产阶级的“命”之类的理解。而且这一点可怜的知识,还是胡兰成教给她的。胡兰成写的《张爱玲与左派》说:“革命要使无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小资产阶级与农民归于人的生活,资产阶级归于人的生活,不是要归于无产阶级。是人类审判无产阶级,而不是无产阶级审判人类。”
张爱玲仍然是茫然,尽管社会上喜气洋洋的气氛感染着她,她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与新的希望,感觉到解放并不是她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怖,但她仍走不出内心的困惑,那种心情是很复杂的,似乎是一种“又可怕又兴奋的刺激”。
她是“天生写小说”的职业作家,对写小说有一种难言的嗜好,所以经过了一年的沉寂后,她又重新提起了笔。
那时她的文学朋友都对新生活充满了信心,桑弧还兴致勃勃与她切磋,自编自导了《哀乐中年》,搬上了银幕,全国解放后,桑弧又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拍了鲁迅的《祝福》等片。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随陈毅进驻上海,接管上海市文化工作,组织办起上海多种报纸。7月,与她两度亲密合作的出版人龚之方与唐大郎,又兴兴头头地办了一张通俗性的小报《亦报》。《亦报》还是《大家》的旧人,与张爱玲有着旧交情,这时又来催她写稿,张爱玲被这些朋友的热情感动,答应重新合作。
2.十八春
张爱玲在她熟悉的生活范围内构思了另一部名为《十八春》的长篇小说,写了沈世钧、顾曼桢十八年中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虽然小说中曼桢的家庭还是旧家庭,她的命运还是悲惨的,但已露出新的曙光,他们由旧家庭踏入了新的时代,改变了原本的命运。看来张爱玲一半迫于政治形势,一半还是真心地要了解现实,改变自己的风格了。
在她还没有完全构思好的时候,报社的朋友便登门催稿,等着她赶快拿出来发表。她写稿写得很慢,但报纸却是逐日地赶着连载,只好先送一部分,然后再往下赶写。这次,她破例放弃原名,改用了“梁京”这个笔名,不知是不是为了避嫌,她在上海沦陷时太出风头了,提起“张爱玲”,人们难免把她与汉奸文化人挂了钩,这是当时社会最忌讳的政治问题,她很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点。以前沦陷区出过风头的人大多为了不必要的麻烦,发表作品时都改了笔名,像苏青这样泼辣大胆的人也改了笔名,何况她这个敏感小心的人呢?
她取“梁京”为笔名,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只是把“张爱玲”的“张”
和“玲”的声母韵母互换反切而已。用“玲”的声母切“张”的韵母为“梁”,再用“张”的声母(古音)切“玲”的韵母为“京”,与政治并无牵连。
但“梁京”的出现显得很神秘,在《十八春》发表的前一天,桑弧也仿照了这种“反切”化了个“叔红”的名字在《亦报》上神秘地渲染“一向喜欢梁京的小说和散文,但最近几年却没有看见他写的东西”,又说:“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他的写作态度的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以前人们从未见过梁京这个名字,原来竟是写小说散文的高手,这肯定是个笔名,但这到底是谁呢?一时弄得人们如坠五里雾中,很想知道这位小说写得这么好的人倒底是谁。这时《亦报》的文人们不失时机地出来卖关子,化名“传奇”的写了一篇《梁京何人》,说他和他的“内人”猜来猜去,“觉得《十八春》这个题目有点怪,只有两个小说家想得出,一个是徐,一个是张爱玲。”
这篇文章半掩半露,简直呼之欲出,但始终犹抱琵琶半遮面。最后说“管他还是她,《亦报》有十山(周作人的化名——引者)之文,子恺(丰子恺)
之画,梁京之小说,可拿到任何文评画展大会去矣。“张爱玲不愿出头露面,但她的文章却引起了轰动。
小说中的曼桢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她爱着沈世钧。她的姐姐曼璐是舞女出身,年长色衰,嫁给一个流氓无赖祝鸿才。祝鸿才本来就对曼桢存心不良,到处刁难曼璐,用离婚来威胁。曼璐为了笼络住祝鸿才,两人设一个又个圈套,使曼桢的朋友误解,再骗曼桢来,被祝鸿才奸污,还把她关在屋里,她的母亲被蒙在鼓里,经曼璐的花言巧语,她母亲想着家丑不可外扬就顺着曼潞这个恶人的意思,要曼桢与祝鸿才结婚,这样曼璐笼络祝鸿才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于是曼桢这个善良的女孩子,陷入了更深的苦海……
小说在《亦报》上连载,曼桢的悲剧牵动着读者的感情,揪住了读者的同情心。当连载到曼桢被祝鸿才奸污,一位胖太太忍不住了,把报纸愤然摔在桌上,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声称要找梁京,“恨不得两个耳刮子打到梁京脸上!”当着别人的面,这位胖太太愤慨说:梁京不应该把这样悲惨、残酷、丑恶的事体来博得读者的感动。她说她不知道曼桢以后将怎样活下去,说着说着,呜呜地大哭起来。
有的读者上门去找张爱玲。一个女青年从报社打听到化名梁京的张爱玲的地址,找到她住的长江公寓,倚在她门前痛哭,说她就是张爱玲小说里的曼桢,想来见见她。张爱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只得由她姑姑出来劝说。《亦报》报社也接到无数读者的来信,为曼桢共洒同情之泪,有的呼吁张爱玲,非要把祝鸿才与顾曼璐这对狗男女枪毙不可,也请求作者对曼桢行行好,“笔下超生”。
张爱玲没想到读者对她笔下的女主人公的遭遇竟会这样关心,这使她高兴,也使她惶恐,她担心人们会误以为她故意狠心把曼桢陷入这绝望的境遇中,用廉价的手法来博取好心肠的读者的眼泪。
在《亦报》社的同仁与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应下,张爱玲也似乎觉得文学与政治有关系了,这些好心的读者对曼桢的遭遇的同情,曼桢在旧社会旧家庭所受到的坑害,说明还是有社会根源的。她在与叔红(桑弧)谈起她的感想时说,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有一种突兀或不尽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怪。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旧社会的一个牺牲者。曼璐自己不懂得劳动,在风尘中拣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这个女人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希望借此拴住鸿才的心。当然,曼璐为了慕瑾,对曼桢也有一些误会和负气的成份,但曼璐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应该从社会上或经济上的根源去探索。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张爱玲这一番话是桑弧和她谈话后所记录的,十有八九是张爱玲的原话。说明张爱玲还是在心理上试图从社会根源上来解释文学的。她并且告诉桑弧,曼桢的结局并不是很悲惨的。
曼桢后来与祝鸿才离了婚,她和张慕谨、沈世钧及妻子石翠芝来到东北参加祖国建设,成了“革命大家庭”里的一员,她会有好的前途的。
最后这光明的尾巴,曲终奏雅,张爱玲借慕瑾的话,抒发了慕瑾的感想:我从前那个想法是不对的。我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我总想着政治这样东西范围太大了,也太渺茫了,理想不一定能实行,实行起来也不见得能会理想。我宁可就我本人力量所及,眼睛看到的地方,做一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事,做到一点是一点。
所以还是那句话:“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
不管是慕瑾也好,张爱玲也好,这话至少有一半是真话,虽然对作品或对作家来说都稍显得有点空洞。
1950年7月,《十八春》正在报纸上连载的时候,张爱玲意想不到地接到邀请她出席上海市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的请帖,她有点不知所措,是谁出面要邀请自己呢?
她不知道,邀请她的正是上海文艺界的领导人夏衍。老作家夏衍在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回到上海,就听说沦陷期间文坛出了个张爱玲,他找来张爱玲的许多作品读了,很欣赏张爱玲的文采,又看到报上连载的《十八春》,以及张爱玲编剧的《不了情》、《太太万岁》等影剧,觉得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力破众议,邀请她来出席会议。
张爱玲首次参加了共产党组织的大会。大会在上海一家大电影院举行,她穿着紧身旗袍,旗袍外面罩一件网眼的白绒线衬衫,这对她自己来说是极平淡朴素的装扮,与她自己从前的绚烂的衣着相比,真可以说是脱尽铅华了。
但是在这黑压压一片灰蓝的会场上,她的这身装扮还是显得很醒目突出的。
那时流行的是男女一律的中山装,而且不管男女,上装与下眼颜色一概是蓝色或灰色,这种装束代表了政治的倾向,似乎这才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张爱玲坐在最后一排,她只是听听而已,并没有发言。但是她不难感受到大会上前所未有的高昂的政治激情。所有到会的文学艺术家们,不管是来自解放区的,还是国统区的,都信心百倍地表示要改造自己的思想,清除头脑中剥削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意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艺路线来严格要求自己,洗心革面,讴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家。
张爱玲虽然没有这样高涨的政治激情,但即使她个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确实在努力使自己的感情与时代精神不背道而驰。她很想参加些实际工作,可以在实践中增长阅历,对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有好处。再则上海刚解放不久,动荡时期的通货膨胀还没有抑制,她除了给《亦报》写文章连载外,没有其它经济来源,手头也很拮据。文代会后,夏衍让她随上海文艺代表团下乡,到苏北农村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两个多月,她很乐意地参加了。她对这些政治的东西陌生,但这些活动也确实使她了解了旧社会农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农民被剥削与压迫的生活现实,对农村有了感性的认识,所以这段时间不长的实践,使她的小说中带上了一点新的时代气氛,比如后来写的《小艾》就有这样一些新的内容。
在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下,她写出了与以前风格很不同的时代氛围,《十八春》的后半部,表现了一些明显的政治倾向。世钧新婚的妻子翠芝也改变了少奶奶的脾气,换上“列宁服”,与世钧一道到东北参加建设。世钧与她同是在“旧社会里糊里糊涂做了半辈子的人,掼不下的包袱不知有多少,这回到东北去要是去得成,对于他正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世钧与慕瑾虽然在过去里有点个人的小恩小怨,但现在同到东北,“同是革命的大家庭里的一员,所以也觉得十分亲切”。
一个旧时代的悲剧,跨过解放的门槛,忽然柳暗花明。张爱玲为了安慰那些关心她小说主人公命运的“梁迷”们,违背了她小说本身的艺术逻辑,这对于小说虽然是不幸的,但对于读者却是大幸,满足了人们善良的愿望与同情心。
张爱玲为此赢得读者的热烈欢迎。《十八春》刚刚连载结束,就有读者给《亦报》编辑去信,问“梁京先生”有没有新作继续在《亦报》上刊载?
其实,报社编辑比读者还要着急,早在一个月前就再次催促张爱玲写新的作品了。唐大郎对张爱玲说:“你写这么好的小说,别说读者们不放松你不写下去,就是《亦报》同人,也不放松你不发这个稿子呀!”张爱玲不能拂别人的好意,说:“写还是要写的,就是写得太慢,要等《十八春》杀青后,再构思下一篇小说的内容。
《十八春》登完的第二天,唐大郎又去看了张爱玲,等着她的稿子。这时张爱玲正在补《十八春》里的漏洞。因为这篇小说一边在报上登载,一边写,写到后来,明明发现前面有个漏洞,却无法修改,她心里老是有个疙瘩,花了一段时间来弥补小说的缺陷,准备再写新作时,非要全部写完再拿出来不可。
3.小艾
《十八春》修改完后,交给《亦报》社出版了单行本。同时她又在构思另一部小说《小艾》。
张爱玲对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小艾生活的旧家庭的环境已经是太熟悉了,但作品里还牵涉到印刷工人的生活,她却不太了解,怕写不好。因此,她与姑姑说,想找一个印刷工广去了解一下工人的生活。姑姑所在的电影公司一位从事文字编辑的同事,编《亚洲影讯》常常要跑印刷厂,人比较熟,于是就介绍了张爱玲去那家印刷厂体验生活。
张爱玲开始更向普通人贴近,有次在领什么证件时拍了张派司照。她穿着最普通的配给布做的喇叭袖唐装衫等着登记,一位穿黄制服的老八路模样的干部在逐个登记发证。轮到她,那人抬起头,见她像个农村妇女,就问:“识字吗?”她笑着咕哝了一下:“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
半年之后,《小艾》完成了,1951年11月开始《亦报》上连载。
女主人公小艾从小就被卖给上海一个大户人家做婢女,那时候还很小,她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家在哪里,也没有名字,因为被卖到席家时,正是快要过端午节了,端午节以艾草避邪,所以席五太太便给她取了个名字叫“小艾”。
小艾就成为侍候席五太太的丫环。
自从跌进席家这个火坑,她就没有过一天的好日子。席五老爷景藩是一个冷酷、自私、专横而又挥霍无度的人,除了五太太这个续弦外,还有姨太太,因为有了姨太太,五太太失了宠。所以五太太身份虽然是太太,但在席家她却是一味做小伏低惯了,见了席老爷自然是大气也不敢出一声,对宠擅专房的三姨太太也不敢得罪,就连对自己房里做饭的陶妈她也得赔着笑脸,五太太是这个大家庭里的最无足轻重的牺牲品,她有气无处出,于是小艾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小艾也是席家一家人的出气筒,不管谁,高兴起来都可以打骂教训她。
她除了服侍五太太外,还要服侍陶妈刘妈,烧洗脸水一时未好,便被陶妈劈脸打个耳刮子。五太太只要连叫她一两声没有立刻来到,就要动手打她了,用鸡毛帚掸抽她,或罚她跪在地下,无论家里什么东西打碎了,反正总是她的错。小艾在这样的环境中变得沉默,呆滞,面无表情。
后来小艾随五太太到南京,除了受五太太、三姨太的欺负外,还要受到席景藩的暴虐毒打。席景藩在一天晚上奸污了她,小艾怀了身孕。五太太听了气得活都说不出来,不由小艾分辩便迎面没头没脑地打过来,她只恨两个胳膊气得酸软,打的不够重,拿起红皮底的鞋子往小艾脸上抽。三姨太担心小艾如果生了儿子危及自己的地位,也找到五太太这里,照着小艾肚子上猛踢。席景藩本来是存心玩弄小艾,由众人打去,他也不理。
终于小艾被打得小产了,她病倒了,谁也不理她,也不给她看病。她恨透了这个家,恨透了席景藩五太太三姨太以及这家所有的人:“根本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拿她当个人看待。她的冤仇有海样深,简直不知道要怎样才算报了仇!”
她又随这一家回到上海后,常常想着:“总有一天我要给他们看看,我不见得在他们家待一辈子,我不见得穷一辈子。”
后来,她认识了邻家阳台上每天坐着看书的男子。他叫冯金槐,是一个排字工人,也是个“苦出身”,现在工厂做工。他给她讲自己家乡种田人怎样被地主剥削,年成好的时候都吃不饱,遇到年成不好,交不出租,就要受高利贷盘剥,卖儿卖女。两个苦出身的人在一起很能谈得来,渐渐产生了感情。陶妈家的儿子有根,来上海后追求小艾,小艾也看不起这个势利人家的人,心里只有冯金槐,陶妈也怕自己儿子娶小艾,便撺掇说要小艾出嫁。
小艾自从嫁出以后,另是一番天地,她仿佛新发现了这个世界似的,一切事物都觉得非常有兴味,虽然生活还是很苦没钱看病,她被医生判定不能生孩子,还要切除子宫,她领养一个女儿度日,“那是蒋匪帮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天”。
解放了,医院治好了她患的不治之症,小艾又生一个儿子,她与金槐在一起很幸福,也感觉到现在“物价平稳,生活安定”,“医院真的是为人民服务了”。冯金槐也非常热心地学习,常常把政治书上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史讲给她听。小艾想着自己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是听见他母亲从前悲惨的遭遇,简直不大能想象了吧?”
小艾在现实中实有其人,现在已经做了祖母。
《小艾》从1951年11月4日起,在《亦报》上连载,直至次年1月24日结束。
这篇小说,虽然也受到读者的好评,但没有能产生像《十八春》那么大的影响。小艾这个人物没有什么鲜明的性格,她的出身,她在席家遭受的种种虐待,她的性格与心理很有可挖掘之处,但她却没有多少心理的活动,就连她同冯金槐认识结婚后,她的性格也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尽管解放后翻了身,过上了幸福生活,却难以引起人们悲喜不同的强烈共呜。张爱玲背离了她一贯用的参差对照的手法,把善与恶斩钉截铁地对立起来,席家是万恶不赦的剥削阶级的缩影。这篇小说倒有点近于左翼的文学作品了。这篇作品比起《十八春》来说不能算太成功的。与小艾相比,次要人物五太太反而过于突出,给人较深刻的影响。五太太既是一个牺牲者,又是一个食人者,她把自己的怨气撒到小艾身上,在众人面前五太太是个老好人,但在小艾面前,她却比谁都凶残。五太太因为是包办婚姻的受害者,所以最赞成自由恋爱,不但赞成而且鼓励,对下一代的青年希望他们是“有情人都成眷属”,这本是善良的愿望,“但是在她的心目中,总仿佛谈恋爱是少爷小姐们的事情,像那些仆役、大姐,那还是安份一点凭媒说合,要是也谈起恋爱来,那就近于轧姘头。”她受这个等级森严的家庭毒害太深,自己不满,但也带着同样可怕的等级观念,她有一点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比曹七巧更凶残,但心理还没有变态到曹七巧的那种地步罢。
张爱玲对这部近于图解政治概念的小说是不满的。她后来自称“非赏不喜欢这部小说”。她原来的构思并不是这样的,“原来的故事是另一个婢女(宠妾的)被奸污怀孕,被妾发现后毒打囚禁,生下孩子抚为己出,将她卖到妓院,不知所终。妾失宠后,儿子归五太太带大,但是他憎恨她,因为她对妾不记仇,还对她很好。五太太的婢女小艾比他小七八岁,同是苦闷郁结的青年,她一度向他挑逗,但是两人也止于绕室迫逐。她婚后很像美国畅销书中的新移民一样努力想发财,共产党来后怅然笑着说:”现在没指望了。
张爱玲原来所构思的结局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是根本不可能允许出现的,她是个聪明人,为了现实的需要她改变了自己的写作计划,把这篇小说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同《十八春》一样留一条光明的尾巴,安慰读者,也给自己留一条退路,以防止被揪辫子。
张爱玲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是以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眼光来看人生的,她炮受的环境教育,她的性情决定了她的艺术情趣,像《金锁记》那样“一级一级走向没有光的所在”,这一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使故事可以向更深远的空间延伸,有一种摄人心魂的力量,像《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与乔琪乔,《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与他的红白玫瑰,《茉莉香片》里聂传庆与言丹朱,《封锁》里的吕宗桢与吴翠远,《年青的时候》里的潘汝良与沁西亚,《多少恨》里的虞家茵与夏宗豫都是这样没有结局的结局,戛然而止,一点也不拖泥带水,但这样的结束却像一杵苍然的老钟,悠悠地在读者心头回响,回响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
《十八春》与《小艾》显然没有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结尾的光明尾巴成全了主人公的命运,却破坏了整个悲剧的气氛。
4.去意徊徨
到1951年底时,政治的气氛似乎更浓了,这年的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之后,这个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迅速从教育界扩大到整个知识界和文艺界。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毫不例外要进行思想改造,像张爱玲这样从沦陷区、国统区过来的旧知识分子当然更得“改造”了。
更严重的是,她没有职业,也没有组织,她等于是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没有一点安全感,政治的风声又紧,这将影响到她靠写稿为生的生活,像她这样的政治上有问题,又不积极要求“进步”的人,还有谁敢请她写稿呢?她真感到“惘惘的威胁”了。
她预感到的首先是政治上的威胁。她说她怕交响乐,因为这交响乐像政治,“浩浩荡荡五四运动一般地冲了来,把每个人的声音都变成它的声音,前后左右呼啸嘁嚓的都是自己的声音,人一开口就震惊于自己的声音的深宏远大;又像是初睡醒的时候听见人向你说话,不大知道是自己说的还是人家说的,感到模糊的恐怖。”而且,政治也像交响乐那样的,其攻势慢慢而来,各种声音都埋伏起来,此起彼伏,像有计划的阴谋一样。她感到自己一个无助的女人在这政治形势面前没有安全感,一阵恐惧袭上心头。
她从乡下土改回来后很想找一份工作,但是又没有着落,没有单位敢接受她。在郊区中学教书的弟弟知道她这时候不能写作又没有工作,心情很坏,便劝说她到学校教书,但她摇头,说:“绝对不去教书。”她知道学校里思想改造的政治运动更紧,以后或许更危险。在无奈之中,她心中涌出一个念头:出走。
香港大学复校的消息传来,张爱玲就写了一封信到香港大学去询问能否继续因战争而中断的学业,很快香港大学校方就答应了她。
在她考虑出走香港的时候,她不知道夏衍正在为她的事着急。夏衍一直很关心她,想为她找一个工作,使她继续写小说和电影剧本。那时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刚刚成立,身为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和文化局长的夏衍兼任所长,副所长由柯灵担任。夏衍对柯灵说,张爱玲是个很不错的文艺人才,想请她来所里当专业编剧,但是眼前又有人反对,原因当然是张爱玲的政治问题了,只好稍等待一时。
但柯灵还未来得及把这个消息告诉张爱玲时,就听说她已经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夏衍听了,一片惋惜之情,却又不置一辞。是啊,这样一个难得的人才,走了真是莫大损失,但欲留又如何能留住呢,即使留下来,以后能否继续写她的小说都很难说,但夏衍还在考虑怎样为国家挽回这个损失。
她当初走的时候,内心是很凄惶的。文华影片公司的老板吴性栽与唐大郎、龚之方想为桑弧和她撮合亲事,他们二人几度合作,非常投契。桑弧又未婚,人也忠厚,更难得的是他对张爱玲剧本情调把握得准,她的剧本只有桑弧能导好。但当龚之方对她提起此事,张爱玲默默无言良久,只是摇头、再摇头、三摇头,意思是叫他不要再说下去了。她无心久留,要去远方了。
她担心夜长梦多,因此,她对谁也不说,只有和她朝夕相处的姑姑知道。
临走前,她与姑姑相约,为避免以后的麻烦连累姑姑,一走隔绝往来,不打电话,也不通信。姑姑把自己珍藏的家族照相簿交给爱玲保存,这些东西在日后恐怕也是麻烦,不如带走的好。这样,相依为命的姑侄二人就从此决别,永远没有了相见的一天。
洒泪告别姑姑后,她一人由上海到广州,再由广州乘车到深圳,通过罗浮桥,对面就是香港了。
通过海关检查时,她内心忐忑不安,她的通行证上用着化名,海关检查人员大概是她的《传奇》和《流言》的忠实读者,记得她照片的模样,仔细地看了看她,就问:“你就是写小说的张爱玲?”张爱玲一惊,不知该怎么回答,只是战战兢兢含含糊糊地咕哝一声“是”,她紧张到了极点,生怕被扣下来。
谁知那人竟非常和蔼地笑了笑,不再检查就放她过去了。
香港照例还是陌生的,阴湿、郁热的异邦人的天下,举目无亲地生活在这繁华的荒漠中。
她是人生的独行者。生活上是这样,文学上也是这样,独来独往,无所归依。她没有了家,也没有了国,自由而孤独地飘向海外,这是是她个人的悲剧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既然命中注定要孤独地漂泊,她也就得沿着这条陌生的歧路,走下去,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