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村与李士群
“七十六号”的两大魔头——丁默村与李士群
提到“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就不能不知丁默村与李士群这两大魔头。丁默村，原名丁勒生，一九○三年生于湖南常德。其父略通文墨，以缝纫为生，兼装裱字画，家道小康。丁默村幼时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未能考入中学。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年轻气盛的丁默村只身前往十里洋场的上海闯荡。他积极参加青年学生运动，不久便与“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即上海团小组）取得了联系，并由施存统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春，丁默村被派往常德省立二师组建团组织，由丁默村自任组长。同年六月，团员发展到三十五人，小组扩大成社会主义青年团“常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后来丁默村并担任团的书记。一九二三年四月，“执委会”再次改选，丁默村却失去书记一职，他在愤愤不平之下，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出走到上海，并在这一年叛离共产党而加入了国民党。
在上海丁默村先与叶开鑫创办了江南学院，并担任副院长。一九二六年丁默村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统”前身）办事员。一九三二年丁默村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长，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就在此时他认识了李士群。
李士群，一九○五年生于浙江遂昌。幼年丧父，和妹妹靠母亲种田为生，李士群在高中读了一年多，不忍心母亲如此辛劳，听说上海遍地黄金，乃瞒着母亲借了二十元盘缠来到了上海，准备挣了钱给母亲享福。但最后却是饿倒在叶府门口。主人叶梦泽把他安排在书房里，负责往来的信件与整理书籍。叶家的掌上明珠叶吉卿，长李士群一岁，正读高三，却看上他。一九二三年叶吉卿高中毕业，考进大夏大学中文系。第二年李士群进入东亚同文书院就读，一般人说李士群进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不确的，他压根儿也没拿过画笔。这东亚同文书院成立于一九○○年，地点在上海虹桥路，原先的学生都是日本派来的，为的是培养侵华的“中国通”。一九一九年成立中华学生部，开始招收中国学生。他们的目的是诱使中国青年迷日、亲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爪牙。在这期间他因同宿舍方本人的引介而加入了共产党，并在一九二六年春转学到上海大学社会系。同年秋天与叶吉卿结婚。一九二七年四月抵莫斯科，入中山大学，不久又转到位于西伯利亚小城的苏联特种警察学校，并在此时结识了同样来自中国的苏成德，以后数十年两人沆瀣一气，从共产党员到“中统”特务，再到汪伪特工，都纠合在一起，这是后话。
一九二九年春李士群回国后，共产党派他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在上海从事搜集情报的活动。但不久他却为公共租界工部巡捕房逮捕，为了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妻子叶吉卿找到恒丰钱庄的韩杰，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由季云卿通过巡捕房里的熟人，将他保释出来。后来他便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李士群与青帮拉上关系。一九三○年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以上海为重，活动非常活跃，共产党组织屡遭破坏。一些经不起考验的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软硬兼施下，纷纷“自首”叛变。一九三二年，李士群又被“调查科”逮捕，他眼见地下斗争处境艰难，再加上自己贪生怕死及老婆不断地施压，就向国民党“自首”了。
(2)
起初他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他又奉中央组织部长陈立夫之命，与丁默村、唐惠民等在上海公共租界白克路（今凤阳路）同春坊“新光书局”编辑《社会新闻》。该报纸是张四开报，三天一张，它专门无中生有地诬蔑诋毁共产党及进步人士。当年曾多次诬蔑诋毁鲁迅，相关资料收在鲁迅《伪自由书?后记》中。
李士群对于自己在“调查科”充当小角色，很是不甘心，于是他千方百计地与中共地下党联系上，谎称他的投敌是深入虎穴，并非叛变革命。地下党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于是给他一项除奸任务，要他干掉丁默村，因为丁默村叛党后，出卖组织和同志，恶贯满盈。但李士群却把此事密告丁默村，于是两人精心策划了一个“调包计”——杀时任“调查科”上海区区长的马绍武，以代替丁默村。
一九三三年秋的一个晚上，丁默村约马绍武、公共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督察长谭绍良、上海警察局特务股主任刘槐等人，在广西路小花园一家“长三堂子”（高等妓院）打牌吃花酒。折腾至半夜，马绍武喝得醉眼蒙眬，在丁默村的陪同下，从弄堂里踉跄地走出来。这时，早已等候在外面的李士群便暗暗尾随上前，在马绍武肩上轻轻一拍，便有人向马绍武开枪，马绍武应声倒地，当场毙命，丁默村则佯作惊吓，拔腿飞奔而去。事情发生后，南京“调查科”电令上海区限期破案。不久，丁默村、李士群作为此一案件的重大嫌疑犯，一起被捕。丁默村因有“CC派”的高级干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力保，很快就被释放了；而李士群因没有靠山，被押解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饱尝了皮鞭、老虎凳、电刑、灌辣椒水等酷刑，险些送命。后经他老婆叶吉卿“赔了夫人又折财”的营救下，走通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总算被释放，但仍然规定不得擅离南京。不久，李士群被指派为“调查科”编译股编译员、南京区侦查员。一九三三年底开始，他又担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从此，他郁郁不得志，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一九三四年“调查科”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同年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丁默村当上了第三处（邮电检查处）处长，与戴笠（军警处处长）、徐恩曾（党务处处长）齐名。抗战前，丁默村一直在蒋介石手下任职，抗战开始后他曾在汉口奉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而由于戴笠对他的嫉妒，向蒋介石控告他贪污招待费，使他遭到追查。
抗战爆发后，不久，南京沦陷，李士群跑到汉口，眼见国军节节败退，他有了改换门庭的念头。正如他事后常常对部属所说的：“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摸小鱼？我们都是没有根基的人，到重庆是同别人竞争不过的。蒋介石依靠英、美，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一九三八年夏秋之交，原任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甘青山调任他职，“中统”改派李士群继任。李士群在领到特务费用后，就吞没了这笔款子，避开“中统”在广州一带布置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海防，逃往香港。
而在同时“调查统计局”第一、三处遭撤销，丁默村失去职务，仅在军事委员会挂了少将参议的空名，他闷闷不乐，托词到昆明“养病”。
(3)
逃到香港的李士群在日本女特务的陪同下，拜见了日本驻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觉得李士群在香港人生地疏，难以发挥作用，便把他介绍给上海的日本大使馆书记清水董三手下从事情报活动。李士群在清水的直接指使下，以上海住所大西路（今延安西路）六十七号为据点，开始为日本驻沪使馆搜集情报。
有了安全的住所，李士群开始利用金钱拉人入伙。“中统”上海区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中宣部驻沪特派员章正范、上海特别党部刘公坦等人一一被拉下水。李士群又通过章正范，联系上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汪曼云是上海青帮老大杜月笙的“学生”，在“军统”、“中统”特务中属于“兜得转”的人物。李士群认为搭上汪曼云，对自己的安全与活动十分有利。他曾对汪曼云说：“我投奔日本人，是因为过去“中统”对我手段太辣，要借此报复一下，出出气；同时，也因太穷，想在日本人那里骗上二十万元，然后滑脚溜走，并不想长干，希望老兄能了解我的苦衷，如有对我不谅解的人，请代为解释，能照应的地方，望多多照应。”汪曼云则认为租界已成为“孤岛”，万一自己有个闪失，有李士群这条通向日本的路子，不失是一条退路，因此也乐于与李士群来往。之后，李士群用从日本人那里得到的一份名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材料做引子，又通过汪曼云讨好杜月笙并挂上了钩。从此，李士群大胆在上海滩广罗地痞流氓，充作他从事特务活动的基本队伍。
不久，清水董三试图让李士群把情报活动转向特工行动，来配合汪伪的“和平运动”。李士群知道凭自己的声望、地位，是难以拉起一支有力的队伍的。搞特工行动，必须有一批富有特工经验的骨干。于是，他想到了老上司丁默村，他在清水董三的面前，极力吹捧丁默村在“中统”的地位、才能及其声望是如何了得，表示愿意让他坐第一把交椅，而自己副之。在取得日本方面的同意后，李士群便派丁默村的湖南同乡，“中统”特务翦建午专程到昆明相邀，并许丁默村做前台“经理”。处于失意中的丁默村，李士群的邀约正中下怀，欣然应允，遂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回到上海。
一九三九年二月初，在东体育会路七号“重光堂”的客厅里，在清水董三的引荐下，丁默村、李士群在这里拜会了日本“反华特别委员会”负责人、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贤二。会见时，丁默村大谈如何消除蓝衣社的恐怖威胁，如何建立一支庞大的特工队伍，并请求给予援助。土肥原对丁默村的计划极感兴趣。第二天，派其助手晴气庆胤来到丁默村的住所，进一步了解情况。一见面丁默村就拿出了一份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所列范围包括：一、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及其下属十个党部和各学校、各团体、各工会中的特别党部；二、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人民阵线等；三、指挥上海周围游击队的机关——江南游击总司令部；四、国民党的主要特工组织蓝衣社、CC团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并对这些组织的负责人、力量及经费来源等作了详细说明。这些机密情报资料，是当时日本方面根本无法搜集到的，因此晴气庆胤如获至宝，惊喜万分。丁默村乘机又拿出了一份由李士群、叶吉卿编写的《上海特工计划》。这份计划以获取日本经费、武器为前提，详细写明了这个特工组织的方针、工作要领、组织机构、工作据点的设置、行动队的组成、经费的使用、兵器的保管和修理、反谍报的方法以及内部纪律维护等等。当天晚上晴气庆胤根据土肥原的命令，直飞东京，向大本营请示。大本营陆军部军务课长影佐祯昭，对此极为重视。
(4)
当时影佐祯昭正在策划以汪精卫为首的“和平运动”，这个运动将以上海为中心。于是稳定上海的局势，镇压人民的抗日风潮，制止国民党特务的恐怖行动，便成为他整个计划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因此影佐祯昭极力主张将此作为“汪工作”的一部分来考虑。由于影佐祯昭的大力吹嘘，丁、李的计划在日本大本营内获得好评。三天后，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给晴气庆胤下达了《援助丁默村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具体的要求有：一、制止在租界进行的反日活动，但注意不要和工部局发生摩擦；二、不得逮捕和日本有关系的中国人；三、与汪兆铭（汪精卫）和平运动合流；四、三月份以后，每月给予经费三十万日元，并给予彼等手枪五百支、子弹五万发及五百公斤炸药。从此上海特工部正式成立，由丁默村任主任，李士群任副主任，直属日本大本营领导。地址设在上海大西路六十七号。同年八月，以影佐祯昭为首的“梅机关”成立，这个组织又划归“梅机关”指挥。
丁默村的特工组织建立后，立即招兵买马。一些臭味相投的党棍、恶霸、地痞流氓、失意政客、军人，纷至沓来。丁默村尽管地位较高，又具有特工才能，然因工作环境和条件所限，要想成为大气候，还是不易。而在当时，汪精卫发表的“艳电”已明显表露出投日的决心，因此经汪曼云的建议，丁默村决定与汪精卫合流，如此一来马上水涨船高。但是丁默村当年在陈立夫、陈果夫CC派编辑《社会新闻》时，曾对以汪精卫为头子的“改组派”破口大骂过，双方历史成见很深，因此与汪精卫联系，对丁默村、李士群而言可说是一道难题。正巧汪曼云要到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丁默村就托他途经香港时把一千元交给周佛海。几天后汪曼云在香港亲自将丁默村的信交给了周佛海，并详细介绍了丁默村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周佛海听了非常吃惊，便说：“默村既有信来，我可以见他一面。”就这样几经周折，丁、汪联系渠道终于沟通了。而此时汪精卫正在用人之际，经周佛海出面说合，又见这批人是按日本方面的意见前来投靠的，也就同意接纳了。
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日，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日本方面授意丁默村、李士群前去拜见，并正式商谈彼此合作的条件。丁、李两人提出的条件是：汪精卫需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十月以后，经费由汪精卫供给；如果新政府成立，要给丁、李等人内政部、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等几个席位。条件之苛，使汪精卫不知所措。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汪精卫最后答应说：“很高兴把你们的特工组织作为特工总部，经费和影佐大佐会谈，不会不如意。但是上海市长、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不能给贵部。因为，上海、江苏是整个‘和平运动’的基础，内政部长的工作范围很广，由特工兼任也是有困难的，但警察行政可以由特工兼任。因此，可以从内政部中把警察行政分离开来，另成立一个警政部，部长、次长由贵方指定好了。”接着汪精卫又圆滑地许诺：“八月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请你们务必做发起人。”双方满意拍板成交，丁、李二人还向汪精卫表示了“愿用性命打赌，定不辜负期望”的誓言。由此，汪精卫的警卫工作，由李士群、丁默村全权负责保卫。随着特工组织人数的增加，大西路六十七号已不敷使用，于是丁默村等人把总部搬进了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从此“七十六号”便作为“汪伪特工总部”的代名词，出现在上海。
(5)
丁默村自拉起特工队伍开始，就在上海展开了破坏抗战、残害人民的反革命勾当。为了压制上海的抗日舆论，迫害抗日爱国志士，他接二连三地制造了许多血案，阴险毒辣，手段残忍。他们疯狂镇压、严格控制有抗战舆论的报刊的发行，规定发行前先要接受日伪检查，发现有“问题”即令停刊。但是上海租界仍有《译报》《导报》和《文汇报》等报刊，借外国人名义发行，宣传抗战，揭露敌伪阴谋。丁默村、李士群便指使暴徒用恐吓信、下通缉令、列黑名单、丢炸弹，或者重金收买、绑架暗杀报人等手段，对几家报刊进行破坏和打击，迫使停刊，并公开威胁说：“如果发现有反汪拥共反和平之记载，无论是否中央社之稿件，均认为台端为共党之爪牙，希图颠覆本党及危害国家。绝不再作任何警告与通知，即派员执行死刑，以昭炯戒。”当时《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光，不怕威胁恐吓，公开在报上以决死的精神谴责“七十六号”汉奸的嘴脸，结果被暗杀了。《大美晚报》为此刊登致汪精卫的公开信，对朱惺光的遇害表示义愤，结果“七十六号”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该报的总经理、总编、记者、编辑等先后都杀掉。
烟、赌、毒更是特务们重要的生财之道，“七十六号”指令吴四宝负责，将所有赌台纳入“七十六号”的势力范围。吴四宝规定，所有赌台需到他那里登记，每月缴纳“孝敬费”，并派小特务到各赌台充当保镖，监督营业状况。结果赌台养肥了丁默村、李士群以及吴四宝等大小特务。据统计，当时受其毒害者多达五十多万人，倾家荡产的在四千多户以上。总之，丁、李等汪伪特工，除了为汪伪“和平运动”、“国府还都”等充当打手外，还越出政治斗争的轨道，举凡绑架勒索、栽赃陷害、贿赂舞弊，以至于烟、赌、毒，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为，搞得人心惶惶，上海百姓闻之色变，咬牙切齿地痛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