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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系强度透视两类群体的职业获得
作者：顾丽丽
关键词：社会网络；关系强度；两类群体；职业获得
社会网络理论概说
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有关“嵌入性”的理论认为，经济行为嵌入于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的核心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社会网络。具体到劳动就业领域，个人获得工作变迁机会的信息严重依赖于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关系，受到身处其中的社会网络的强大的而不为人所注意的束缚。研究者们在社会网络与求职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如美国、日本等），人们在求职过程中也仍然更多地借助于社会网络途径，通过使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来寻找新工作。[1]
在我国，由于有着强调人伦关系的传统，利用社会网络求职的现象一直存在。社会学者边燕杰等人1999年调查发现，天津市民使用社会网络的比例：1956～1979年为57.8%；1980～1992年为66.4%；1993～1999年为84.9%。[2]这一发现表明，在我国，社会网络对个人职业获得的影响由浅入深。
弱关系还是强关系？
关于社会网络的理论研究很多都是从对求职过程的实证研究发展起来的，这一领域形成了许多有影响的应用研究。
（一）弱关系的力量
格兰诺维特根据互动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将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分别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他认为，强关系维系着群体、组织内部的关系，弱关系在群体、组织之间建立纽带关系。他在研究市场经济中的就业过程时发现，当个人运用他们的个人网络找工作时，他们更经常或更有效地通过弱关系得到相匹配的工作。[3]在这里，弱关系充当了“信息桥”的角色。
另外，林南对纽约州北部居民的调查研究表明，无论是首份工作还是现有工作，大多数人都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帮助来获得的，而且经常是通过弱关系而不是强关系获得的。
（二）强关系的力量
与格兰诺维特的观点不同，边燕杰等人则提出强关系力量假设。他们的强关系力量假设对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力量假设和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在中国社会体制背景下，强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更多地充当网络信息桥的作用。边燕杰等人1998年在长春千户调查中发现，对个人就业起关键作用的人与就业者的关系中，72%为“熟极了”、“很熟”，如果包括“较熟”则达到88.9%；58%为“亲密极了”、“很亲密”，如果包括“较亲密”则达到80.9%。[2]可见，中国人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多是运用强关系。
沃特阿纳比1985年在东京的调查研究也发现，在搜集职业信息方面，大部分的日本白领在业者利用的不是弱关系而是强关系，通过强关系获得的工作能得到较丰厚的报酬。
以强关系为主导的两类群体的职业获得
如今，社会网络无疑已经深入影响了我国各类人群的求职过程和职业获得。总结众多学者的实证研究经验可以看出，强、弱关系在求职者求职过程中的确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笔者现就农民工和大学生这两个异质群体分析强弱关系在其求职过程中的作用。
（一）农民工群体
在我国，农民工群体日渐庞大，他们就业靠的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曹子玮的研究表明，农民工主要是通过社会网中的强关系来寻找工作的，农民工社会网中的支持网主要是初级关系；[4]翟学伟关于关系强度与农民工求职策略的研究表明，农民外出打工主要是依靠自己的亲属和同乡的社会网络。[5]另外，城市调查表明，大多数农民工都是结伴外出，通过同乡介绍到某工厂打工，时间久了，这个“雪球”自然也就越滚越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信任和安全因素 农民工之所以选择这种方式，原因之一是因为可以节省交易成本，这种建立在信任、互惠和合作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使人感到安全。因此，他们更愿意选择社会网络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作为自己达到某一目标的手段。
社会排斥因素 农民工的求职过程充满了艰辛，往往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排斥。在这里，劳动力市场的排斥和制度方面的排斥尤为典型。劳动力市场的主观排斥使得他们只能进入第二劳动力市场，在那里找到一些工资低、待遇差的工作，很难进入第一劳动力市场找到一份好工作。制度方面的客观排斥表现在，虽然户籍方面的障碍初步打通，但社会保障等方面并不到位，许多外出打工者缺乏相关的制度保障，没有养老保险，没有低保，再加上就业歧视，农民工很难通过正式的途径找到工作，只能转而投向其关系网络。
信息不对称 由于我国尚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供求信息交流尚处于非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阶段，缺乏公开性、易得性。于是，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信息渠道，在农民工获得职业信息的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有关职业获得途径的调查中，有77%的人是通过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就业信息的。[6]而这种信息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配置状况下，恰恰是政府、劳动中介机构及大众传媒所无法有效进行传递的。同时，出于对强关系网的信任，通过社会网络获取信息成为他们的首要选择。
获取社会支持的途径 社会支持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支持，也包括无形的精神支持。外出打工的农民离开了本土的生活环境，急需他们的社会网给予这方面的支持。他们可以通过社会网络解决食宿问题、学习相关经验和技能、在生病时得到照顾等。在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有助于减轻他们的生活压力，缓解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二）大学生群体
大学生就业难成为当今备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就大学生本身来说，他们接受了较高程度的教育，文化水平较高，与农民工是不同质的群体，但他们也面临着严峻的就业难题。目前，高校毕业生总数呈逐年递增趋势：2000～2005年的6年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为107万、115万、145万、212万、280万和338万，2006年的大学生毕业人数达到了5年前的三倍之多。在今后几年，大学生就业压力仍不能得到有效缓解。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不断攀升，大学生就业率下滑，隐性失业率正在增加。
大学生的求职途径中强关系比重较大 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他们可以通过以下路径求职：（1）高校组织举办的毕业生双选会；（2）各地、市人才交流市场举办的招聘会；（3）网上招聘；（4）报考公务员；（5）其他就业途径，如老师推荐、父母亲友介绍、实习单位聘用等。这些就业途径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如何？调查表明，在已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通过社会网络关系找到工作的占了大多数。在江苏，大学毕业生近三成靠父辈关系找到工作。2005年，南京师范大学教师蒋钰珮通过对江苏省8所高校的600多名文、理、工科毕业生的就业调查发现，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父母的社会关系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很重要，通过父母的社会关系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占到被调查总人数的27.2%，而认为父母社会关系不重要的学生仅占13.6%。另外，在由民盟中央参政议政部、共青团中央学校、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进行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中，全国近百所高校的6000多名大学本科毕业生参加调查，在回答“你认为最有效的求职途径”这一问题时，“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这一选项排在首位，比例达到58.13%。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