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2期
基于“批判理论”的反思 呼唤高职教育的人文性
作者：李华玲 马 圆 刘玉杰
关键词：高职教育；技术；人文
“批判理论”述评
自从欧洲文艺复兴特别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科学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发展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科学技术的进步给人类生活带来了深刻变化，使人们对科学技术的信赖与日俱增，依靠科学知识探索自然所取得的成就向人类展示了知识的伟大力量。人们普遍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具有合理性、可计算性与可控制性的科学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意味着理性、文明与效率，不仅是外在的善，而且是内在的美；以为科学是解决人类所面临的一切天灾人祸，如政治危机、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宗教问题、文学艺术问题、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
在这种以科学为唯一追求的社会思潮的背景下，“批判理论”应运而生，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首次指出近现代以来那种强调理性至上和人对自然的征服、统治的各种“启蒙思潮”（并不是专指18世纪西欧的启蒙运动）已经走向反面，人类所追求的对自然的克服与控制，将反过来使人遭受奴役与束缚。他们认为，这种启蒙运动的悲剧性辩证法就在于：启蒙退化为神话和新的迷信，启蒙运动不断以内在精神的丧失换取外在物质的享受，以开明进步为理由，要人们服从与日俱增的秩序和权威。他们认为，现代科学技术聚合成一种全面统治人的总体力量，启蒙精神在使人摆脱愚昧的同时，又由于追求一种使人能够统治自然的知识形式而走向了启蒙的自我摧毁，并产生出两大恶果：知识成为工具；人异化为物。
同时，马尔库塞把他的“批判理论”的核心指向“单向度”。“单向度”与“多向度”是对立的。他指出，当代工业社会采取以科学技术为工具的社会统治形式，取消了否定性、批判性与超越性，使社会、人及思想都成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以技术为媒介，将文化、政治和经济合并为一种无所不在的制度，这种制度吞没了或者排斥了所有的选择。以科学技术为工具对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和操纵。这种统治弥漫在当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教育的过程也不例外。技术统治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比从前的要美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质变。一种单面思想与单面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①
而在马克思的视野中，“人类的异化”首先是“劳动的异化”，“工人在自己的生活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个人力量和个人意志，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受摧残”。②技术异化不仅表现为技术及其造物对人的外在统治，更重要的是，技术理性已经内化为人的意识，使人成为缺少超越维度与批判维度的工具化存在。
人们如何摆脱现实生存境遇中的各种异化力量和普遍的文化——历史困境，如何超越人的异化受动的存在方式？马尔库塞强调指出，科学技术异化的根源在于，理性的工具化使否定理性被肯定理性所取代。因此，只需使理性摆脱工具化而恢复其否定性与批判性，把价值重新整合到科学中，使科学技术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本主义批判意识，科学就不会再与统治、奴役相结合，而会与自由和解放结合在一起。随着“理性的功能是促进生活的艺术”（怀特海）这种新的理性观念的出现，技术的“逻各斯”将打开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一个全新的领域，人类将从“额外压抑”中解放出来，劳动不再是一种异化劳动，而成为一种消遣，生产也将成为表演。因此，在工业化社会中，人的解放的根本出路在于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发展为追求，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进行批判，反抗和超越由技术理性等异化的文化力量所形成的生存困境。
“批判理论”以敏感的心灵感触了人类即将在工业化进程中经历的不安与绝望，以超人的勇气和救赎的热情批判了现代主义的内在弊端，给沉沦于科技文明造成的非人化境遇中的人们带来了曙光，启发了在异化的惨境中呻吟的心灵，指出了个体的有限生命应如何觅得自身的生存价值和意义。
我国高职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缺失
“批判理论”反映在教育领域就形成了批判教育学。它反对普遍本质的个性，强调教育目标的多元性与差异性；教育过程应成为学生批判思想、自尊和自由个性发展的真正的解放过程；课程要以解放的、人性的知识为中心，应是一种技术理性与人文关怀相互融合的结构。批判理论学家认为学校的任务是提高学生对未来工作场所的问题的意识性，学校应该尽量避免用现有的物化知识与技能来限制学生，而是要让学生明白，知识与技能是人类创造的而且是为人类服务的。
基于“批判理论”基础上的教育学对于当代中国教育价值的指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职业教育中，在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的同时，应注意探寻和建构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共通融合的现代文化精神，尽可能地减轻和避免可能出现的人的异化现象。
一种普遍的观点是，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中区别于传统学科性教育、更注重职业技术应用能力培养的一种教育类型，是给予受过各类中等教育的学生从事某种与相关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技能的教育活动，是培养人们从事某种职业能力的一种专门化教育。高职教育培养人才以职业能力为本位，以岗位为基础，针对职业岗位的实际需要，进行职业技能训练，注重职业岗位的规范要求，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使学生能适应毕业后直接为社会创造价值的需要，其培养目的是造就一批适应大工业化机器生产的技术熟练的技师或技术工人。在这种教育目的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非人”的教育哲学——人就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机器，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培养成社会生产各个部门或者流水线上的一个部件。
在这种教育目的下，高职教育的课程设置必须满足职业能力的培养，教学内容讲究实用性、应用性与针对性。因而，其课程结构体系不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而是按照职业能力的要求确定的，是由若干个符合职业岗位（群）的课程模块构成的。因为职业岗位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所以课程不是系统的而是跳跃的、孤立的和片面的。流水线上设置了什么流程，就开设一门专门针对这一流程的技术课；某一类劳动有某一工序就开设专门对付这一工序的课程；至于为什么这样操作，这样操作的目的和社会结果是什么，怎样让人更加具有批判性与创造性，怎样才能使劳动更具有精神的愉悦感，都不是职业教育课程所关心的。教学手段强调学生通过自身的操练和应用来学习，因而更多地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问题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项目教学法、技能模拟训练法等等，强调要“真刀真枪”地重复精细的操作规范，经过不断地、机械地重复训练，使学生的技能达到发展的最高阶段。整个教学过程是以物化知识、机械重复、形成能力和技能为主的“基本技能—专业技能—职业技能”的流程，从中寻觅不到人性与人文的影子。课程评价也是建立在以技术评价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的并以技术的熟练程度为尺度的，忽视学生主体精神感受和个性发展，丝毫没有注意到人们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还应该自由地生活与发展。
这就是今天的职业教育所体现的一种普遍的、把人看作工具的人力资本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引下，人成为仅仅能够创造经济利益的有价值的资源。教育把学生看成是需要发展的人力资本。正因为如此，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把职业教育看作纯“生计”教育，在实践中，越会实际操作，越能解决问题，越有一技之长，越是能工巧匠，越显得水平高、作用大，也越受到人们的尊重和爱戴。我们应该看到，劳动者也是民主社会的公民，是有自我价值取向的个体，不仅可以为他们自己和雇主创造经济利益，也应该能够满足个人成功的需要，创造性地表现和为他人服务。然而，人通过职业教育获得了娴熟的生产技能，却失去了人所应该有的“善”——德善、智善、美善、体善；人的智慧与潜能的发展在技术中消失殆尽；人通过技术劳动获得了丰富的物质生活，但是没有使人生活得更幸福、更有人格尊严与个性、更有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人在物质和技术的压制下，只求物质，不求精神；只讲现实，不顾未来；只按“技术理性”行动，成了没有批判性与创造性的“单面人”，社会也成了缺乏批判的“单面社会”。人通过这种教育获得物化的知识和技能，却把自己迷失在这种知识与技能之中。职业教育成了束缚人、压迫人、剥夺人的自由的工具，使人感到心灵脆弱与枯竭，生命暗淡无光，这不能不说是职业教育的悲哀，也是整个教育的悲哀。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