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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周刊与职业教育

作者：黄银燕

　　态度的重要性《生活》提倡工作要热诚，有礼貌，负责任，对已定的计划或方针，要认准目标进行，不可迟疑不决，摇摆不定。这里说的是一个态度问题。对于广大刚走出校门步入社会的青年来说，面对社会各式各样的人和事，如何待人处事成为面临的一个大问题。“言为心声”，措辞显得很重要。沈慰霞在《声……色》一文中说道：“同是一句话，因为说话时态度的各殊，就得着不同的反应。一句很严厉而带有责备性的话，你如果和颜悦色的对人家讲，人家虽受了你的责备，也就心悦诚服；一句和平的话，你若板起了面孔，声色俱厉地说出来，人家总有些受不下”。⑩她的这番话不但对于当时的职业青年，对于现在的学生也是很有教育启发意义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沿海的大中城市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市发展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各个行业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求学深造的渴求和无力升学的苦闷使城市青年谋生无路，而广大破产农民又纷纷涌向城市寻求生机，这一矛盾成了“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有他们说不出的苦痛”的一个缩影。对于这些苦愁与不满意，《生活》主张应以“‘尽我所有’的态度，尽量利用我们所有的能力，所有的凭借，无论或大或小，总是‘尽我所有’的往前干”。“一个人本来不能包办一切，本来只能‘尽我所有’，此外多愁多虑多烦多恼，都是庸人自扰的事情”。{11}很显然，态度对于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尤为重要。一个人态度的好坏甚至关乎职业的得失。“态度好，即使是遇着困难的事情，也比较容易解决；态度不好，即使遇着不困难的事情，也比较不容易解决，甚至虽然一帆风顺，然而他自己还是觉得烦闷，常常要发牢骚，满肚子不高兴，不是怨天就是尤人”。{12}《生活》周刊的读者大多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天性彷徨徘徊，好以自我为中心，在工作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尤其明显。《生活》周刊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并给予指导，使其端正态度。
　　学会调节与自治民国初年，城市化有了初步的发展，一些大城市人口急剧上升。1927年，全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有四个（上海、武汉、北京、天津），上海人口已达260多万，{13}城市人口的大量增长无疑给就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从事各种职业之人，迫于生计，每日辛苦工作，也常常因此苦闷压抑。《生活》周刊提醒各在职之人：“工作和娱乐，要有适当的调节，才能得到幸福”。倘若“终日劳作，固然是像牛马一样，太枯寂而无生趣”。{14}为此，1927年10月，《生活》周刊推出了百期特刊“娱乐”专号，鼓励青年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之余，积极参加正当有益的娱乐休闲活动，如绘画、旅行、演奏、聚餐、跳舞等等，当然，也不能被娱乐冲昏了头脑，“一天到晚，只在追求着娱乐，快乐一定不会驾临的。常常还要因为精神没有寄托的缘故，致流于悲观，或者竟至堕落的”。{14}适当的娱乐可以陶冶身心，然而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初涉世的青年未必就能遇事沉稳，把握得当。有的人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恶习，有的人交友不慎误入迷途，有的则是于成功之时骄傲自满。这个时候“自治”就显得很重要了。但究竟如何自治呢？毕云程于《生活》周刊第3卷第11期《怎样把自己毁了》一文中指出：“第一，初入世的时候，对于无论什么，要留心考察一下，谨防上了恶当。第二，对于世俗通行的恶习惯，务必要严正的拒绝，中途不可放松。第三，在得到一部分成功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的时候，尤其要格外小心，拒绝物质的引诱，恶俗的传染。”{15}《生活》周刊就是这样作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时刻关注青年的苦痛与烦恼，并时时提醒广大青年注意提高自身的职业修养。
　　
　　正确对待失业
　　
　　经济的不稳定加之农村大批廉价劳动力充斥市场，使得本来人多地少、人口多，工作少的中国的劳动者经常面临失业的威胁。上海市在1928年2～7月调查了380个工会，失业会员占全体会员的19.64%。广州市在1929年调查了40个工会，失业人数占总会员人数的25.8%。北平市1928年6～7月，9个行业的失业工人总数占32.69%。{16}《生活》周刊的读者作为广大社会中的一员，不免遭受失业的困境。一位署名何逖生的大学准毕业生写信至《生活》读者信箱，大吐苦水：“现在我们中国哪一个地方没有土匪？又哪一个地方没有饥荒？……战争、饥荒、失业和无业的人，一天一天增加……最可怜的就是现在无饭可抢，抢来抢去，仍就是个空碗。……说得好听点，我们是大学生，洋翰林；说得不好听点，社会上又多了一批高等游民”。{17}在1930年的中国，失业一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在《生活》看来，失业并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失去了再谋职业的信心，以致从此一蹶不振。失业期间万不可灰心丧气，自甘堕落，应“常反省已往的不是，而加以痛改；当默察不良的习惯，而加以纠正；当浏览有益于所希望职业的书籍，以补学力之不足；当忍受失业的痛苦，以养成坚忍耐苦降心静气之良好能力”。{18}这一期间，应该充分利用时间，努力提高自身能力，于己而言，失业“非绝对的不幸，实为吾人自新之机会”。可以说，《生活》周刊的这番言论，教育和警醒了许多处于失业困境的青年，不少青年由此奋发自强，不但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工作岗位，也在从失业到就业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面对困难。
　　综上所述，《生活》周刊秉承最初的宣传职业修养，进行职业指导的理念，从如何做好就业准备、在工作中如何处世待人到失业后该如何面对等方面给青年人以充分的建议和指导。当然，《生活》周刊对于职业指导远非文中所举这些，此外，如吃苦耐劳、负责、合作、俭朴、敬业、诚信等等从业者所需之条件都是《生活》周刊所倡导的。这一时期的《生活》周刊紧紧围绕着职业教育与职业修养，给广大求职以及在职青年点亮了职业路上的明灯。1929年9月6日，上海特别市政府教育局审查后致函《生活》周刊：“贵社发行之生活周刊取材丰富，立论新颖，且多含有教育意味之著述”。可以说这一评价是比较公允的。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从中获取相关信息，用以指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
　　
　　注释：
　　①黄炎培.黄炎培教育文选[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297.
　　②江镜清.怎样完成一个真正的好学生[J].生活，1926，（第一卷合刊）：248.
　　③志.职业平等与职业神圣[J].生活，1926，（第一卷合刊）：276-277.
　　④王志莘.知己知彼[J].生活，1926，2（3）.
　　⑤潘文安.青年择业与生活问题[J].生活，1926，（第一卷合刊）：231.
　　⑥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M].上海：棠棣出版社，1985.
　　⑦潘文安.最近之中华职业学校[J].新教育评论，第三卷第十八期.
　　⑧惭虚.机会[J].生活，1927，3（2）.
　　⑨毕云程.机会[J].生活，1928，3（41）.
　　⑩沈慰霞.声……色[J].生活，1928，3（10）.
　　{11}心水.尽我所有[J].生活，1928，4（10）.
　　{12}毕云程.态度[J].生活，1929，4（13）.
　　{13}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第一卷）[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477.
　　{14}纯三.调节[J].生活，1928，3（13）.
　　{15}毕云程.怎样把自己毁了[J].生活，1928，3（11）.
　　{16}张静如，卞杏英.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68.
　　{17}何逖生.愿一辈子不毕业[J].生活，1930，5（24）.
　　{18}邹钦和.失业与修养[J].生活，1926，（第一卷合刊）：261.
　　作者简介：
　　黄银燕（1981—），女，广西南宁人，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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