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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演变及其文化取向
作者：尤玉钿
关键词：黄炎培；教育救国；职业教育；大职业教育主义
黄炎培成长于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生死存亡的年代，国家危亡，促使年轻的黄炎培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在黄炎培身上有着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与同情中下层平民百姓的思想。
黄炎培的人生转折得益于他在南洋公学的求学经历。1901年，黄炎培被录取为南洋公学的特班生。进入南洋公学是他抛弃旧文化，接收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的精神洗礼的开始。这段学生生涯成为黄炎培早期思想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回忆说：“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好！跳出圈子，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人生一个很大的转折点。”①当时特班的中文总教练是蔡元培，蔡元培对黄炎培的一生有过多方面的影响，黄炎培把这种影响归结为两句话：“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其后提携革命者，吾师。”②
在新文化和恩师蔡元培的启蒙下，黄炎培逐渐形成了“教育救国”的志向。他说：“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吾辈宜十分信仰教育救国的唯一方法”。他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办学堂”。因此，“兴教育、办学堂”，成了黄炎培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
西学东渐文化趋势的形成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是职业教育在中国成长的开端。
鸦片战争彻底打碎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屏障，西学东渐的历史序幕被正式拉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创办的新式学堂，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由酝酿转为实行；通过留学教育传播西学，成为引进和传播西学最简捷、最有效的途径。数万学子出国留学，构建起了西学东渐的桥梁；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则通过翻译西方书籍、创办报刊等活动广泛地传播西学。西学的传播为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开明观念的树立，尤其是近代职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契机。与此同时，近代工业在我国兴建并发展起来。民族工商业在较短的时间内得到迅速发展，强烈要求教育为其培养新型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而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的宗旨在于灌输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仕宦人才，已经不适应中国民族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中国的职业教育应运而生实为历史的必然。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逐渐形成的。他早年立志于“教育救国”，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与追求，始而致力于广办学堂，唤醒民众，挽救民族危亡，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他又风尘仆仆地在国内进行广泛的考察与调查，逐步萌发和孕育了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大量研读西方教育著作，对社会进行深入的考察与调查，逐渐形成了黄炎培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
黄炎培一直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重要性，“外国考察，读方书也；国内考察，寻病源也”。他研读了大量西方教育著作，从罗马色内加（Seneca）到近世博爱派教育家如白善独（Basedow）、康丕（Campe）、柴之孟（S·algmann）的学说以及斐斯泰洛奇的生活教育主张，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1913年，他发表著名论文《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批判当时旧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弊病，首倡教育要适应实际，成为他职业教育思想的发端。之后撰著的《小学校实用主义表解》和《实用主义教育法》及多次发表的关于“实用主义与教育之关系”的演说，都代表了黄炎培的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他并不讳言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接受了杜威的“教育即传递、即生活、即发展”的论点。同时，他针对中国实际，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职业教育思想和理论。
在对安徽、浙江、江西等地的实地考察后，黄炎培对旧教育的诸多弊病有了更加广泛深入的了解。他认识到教育与职业的分离、学校与社会的脱节正是造成这些弊病的根源。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仅仅倡导抽象的实用主义教育是难以奏效的，必须另辟蹊径，即提倡具体的职业教育，以加强教育与职业的沟通。此时，职业教育——一种融教育与职业于一体的新教育形式已开始在他的脑海中萌芽。1915年，黄炎培赴美国考察，访问了25座城市的52所各级各类学校。面对生机勃勃的美国职业教育，许久以来郁积在他心头的中国教育道路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说：“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于是，一幅改造中国教育的蓝图在黄炎培的脑海里清晰地呈现出来。从日本和菲律宾考察教育归来，黄炎培的信念更加坚定了，他大声疾呼：“提倡爱国之根本在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先生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蔡元培、梁启超等48人，在上海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研究、提倡、实验与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组织。他编辑出版《教育与职业》杂志，并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正式开始投身于职业教育的实践生涯。
以“教育救国”为核心的职业教育的探索与挫折，是黄炎培“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诞生的直接源泉。
衡量一种教育思想的进步与落后，评判一个教育家的功过是非，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不能离开其社会实践效果。1917～1927年的10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职业教育得到较大发展的10年。真挚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励着黄炎培为民族解放、祖国昌盛而历经艰辛，探索奋斗。但是，在政治不清明、社会组织不完备、经济制度不稳固的旧中国，他认识到以职业教育解决中国社会最重要、最困难的生计问题的“教育救国”之路是走不通的。“教育救国”是一条充满荆棘、坎坷不平的羊肠小道，他在这条路上历经艰辛，却仍不免处处碰壁。
黄炎培总结职业教育的10年历程时，感慨地说：“我们也算‘尽力而为之’了，可是，我们希望地，百分之七八十没有达到”。③国事纷乱，社会经济困难，一般教育不发达，都是原因，但都不是根本的原因。黄炎培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实施现代化非提高国民素质不行，而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居住在农村，不重视普及乡村教育，只注意在城市办中学，提高国民素质将是一句空话。他说：“以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地提出三句话，就是：（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工商业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④他意识到职业教育是与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仅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
在《从困勉中得来》一文中，黄炎培又指出：“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他的造福人群的理想”。⑤他号召职业学校的学生“一起努力，集中大家的力量，才能抵抗敌人的压迫，取得生存”。这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和职业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明显的发展。他自觉地把职业教育纳入抗战救亡、复兴中华民族的轨道，赋予职业教育以救国图存的新意义，是他教育思想的一次飞跃，也使他找到了职业教育的正确方向。
“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与其内涵及实施。
黄炎培从狭隘的“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小圈子里走出来，开始从“教育救国”的迷途中清醒过来，终于认识到“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于是，在职业教育又一个十年，于1926年的中华职教社苏州会议上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⑥。“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概念是黄炎培在从事职业教育实践以及在对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反思中逐渐形成的，旨在突破“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狭隘的小圈子，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开拓广阔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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