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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中国的工艺教育初探
作者：余 涛
关键词：中国；工艺教育；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渗透，古老的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西风东渐，新旧交替。国际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交流和刺激，促进了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近代中国的工艺教育在紧跟工业化的步伐上虽然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教育，但也进行着嬗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工艺教育大致以三种不同方式进行，现分述如下。
一
鸦片战争以来，“利源外溢，民生日蹙，失业日多”①成为清政府面临的严重的社会现实问题。如何挽回利权，安置无业失业游民，是清政府亟待处理的头等大事。因此，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清政府开办技术传习性质的工艺局（所）、艺徒学堂，招募流民入局学习，以教代养，教养兼施。工艺局的普遍推广是在清末“新政”时期。从1902年开始，清政府中央及各省、府、州、县掀起了一股创办工艺传习机构的热潮。1902年，清政府商部设立了京师工艺局，以“树全国艺事之模型，为各省劝工之倡导，现招生徒500人，分隶各科，责成工师，认真指授，就所学之难易，分别二年一年毕业”，同时局内附设讲堂，对学徒授以普通教育。学徒毕业之后“除由本局留用外，凡顺直各属所设工艺等局，准其聘往传授，以振工业，而广师资。”②在工艺局的带动下，20世纪初叶各省相继开办了招收贫寒学徒的工艺传习机构。如“1904年至1910年，仅直隶一省创办的工艺局、场就达87个。”③在教授内容上，如北京外城总厅所设外城贫民工厂，主要教授“手工及浅近文艺二种”：“其中手工包括织呢、织布、织毯、制造铜锡器皿、印刷、织带、缝纫、搓绳、编制藤竹各器等；浅近文艺包括四个方面，即有益身心之学说及关于伦理之故事，日常应用之粗浅文字，心算笔算珠算之加减乘除以及图画体操等。”④民国初年，北京政府继续举办晚清时期的各种工艺传习机构。据《世界年鉴》记载，1913年，直隶、奉天、吉林等22个省共有各级技术传习性质的工艺局总数达751处。⑤湖南醴陵瓷业学堂聘请日本技师任教，教授制瓷工艺；商部艺徒学堂设有金工科、木工科、漆工科、染织科、窑业科、文具科等，参考日本工业学校的教学课程，并且聘请日本技师任教。许多县级政府也纷纷创立艺徒工场培养学徒。如山东滋阳县于1917年以地丁附捐创办“生生艺徒工厂”，“专招无力求学之儿童及一般失业游民，授以普通生活技能”，招收学徒30名，三年毕业，“专授生徒改良造烟、制丝、织布、织带、编席、绞绳、木工、烛皂、草辫等科。”⑥
在官方倡导下，一些由私人创办的工艺传习机构纷纷在民间出现。1906年，留日学生徐自新出资3000两，购回日本各种手工艺机械，招收学徒100余人，学习造纸、印刷、木工、漆工、绒绣等工艺。周学熙“就天津广仁堂创设工厂，延订女工师，教授贫寒妇女学习制玲珑西式花鞭，并机器缝纫、插花、刺绣等项手艺，兼授修身、书、算等课，俾具普通知识，有自瞻身家之资格。”⑦革职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在北京琉璃厂创办了民间工艺局，广东佛山镇绅商黄奕南、黄鸣皋、阮文林、区静涛、林文缘、温干卿等合伙集股3万余元，创办工艺厂。⑧到1911年，这类民办工艺局或工艺传习所在全国已不下百处。19世纪末，在西方职业教育思想的启示下，一批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民间学者和艺人在北京、天津、苏州、无锡、丹阳等地开办了一些传授工艺技术的习艺学校。其中，沈寿便是一个代表人物。沈寿（1874～1921），江苏吴县人。1904～1905年，清政府农工商部派遣沈寿夫妇赴日本考察，通过考察，沈寿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她对西方工艺教育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回国后，于1907年应农工商部的邀请出任京师绣工科总教习。绣工科开设刺绣、图画、国文等课，初具近代工艺职业教育的雏形。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绣工科停办。1913年她回到苏州，在苏州马医科巷创办“同立绣校”，教授刺绣技法、绘画基础与图案设计，在其影响下，各类女工传习所不断涌现。次年，应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张謇之邀，沈寿赴江苏南通女子师范学校主持附设绣工科的教学，附设绣工科又称“南通女子传习所”，是一所新型的刺绣工艺学校。普通班学制2年，主要学习花卉、翎毛刺绣；中级班学制4年，主要学习山水、仕女和“仿真绣”；高级班学制5年，主要学习“肖像美术绣”。沈寿不辞辛苦，热心传授刺绣技艺，在担任所长的8年时间里，共培养绣工160多人。另一位在民间兴学的重要人物是吕凤子。吕凤子（1885～1959），江苏丹阳人。1911年，在辛亥革命影响下，他毅然捐献家产，创办了“丹阳正则女学”，提倡妇女学习文化技术，随后又增收男生，改名“私立正则学校”，设蚕桑科、缝纫科、绘绣科，学校办得卓有成效。
第三种近代工艺教育的方式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创办的一些工艺传习所。外国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也把本国的工艺传授给教民，如抽纱、网扣、草编、绒绣等，这种传艺活动一般采取办学的形式，比较有规模的有1864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在土山湾开设的习艺所，到20世纪初，这所专收孤儿的习艺所教学机构才逐渐完善。其设置如下：（1）慈母堂：建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民国九年（1920年）毁于火灾，用于孤儿们进行宗教活动。（2）慈云小学：设立初级4年，高级2年，主要收教本堂收养的贫苦男生，稍收工人子弟。（3）工艺训练班：孤儿高小毕业后，继以2年的初步工艺训练，形式是半工半读。上午7～9时，教授国语、代数、物理、化学、地理、外语等课；下午1～3时，教授修身等课。每日除上课外，其余时间在工艺训练班实习雕刻、绘画、木工、铁工等工艺。目的是使孤儿于学业上具有初中程度文化，工艺上有一双灵巧的手。（4）工艺场：2年初步训练后，管理修士视学生的天赋、性情将其分派至一工场，学习专门工艺。每日9小时工作外，晚上尚有夜课，使以前所习学业不致忘掉。工场分五大部分，即成衣制鞋部、印刷部、木工部、绘画部和铜器部。1895年，长老会女教士马麦兰在烟台设立教会手工学校，教授缕花技艺，学者日渐增多，学徒毕业后又向其他人转授此艺，所以展转流传，影响颇大。鉴于良好的效果，长老会于1906年在新区建筑新校。20世纪初在常州开设的“虞阳花边传习所”、“虞阳刺绣专门学校”等也以此为目的。
二
清政府在“振兴工艺”的口号下所创办的工艺传习局、所，主要目的在于“消纳流民”以稳定社会秩序。在这一初衷下，工艺局“意在养民，不同谋利”，“使工有所劝，民有所归”。⑨这种形式的工艺教育本身基本上无利可图。没有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回报，“推广工艺”的号召很难引起普遍的社会回应。“消纳流民”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由于政府财政破落，国库空虚，使其在政策执行上力度不够，只能导致工艺教育事业推而不广，这是令人惋惜的。如浙江各县贫民习艺所，“于多数贫民，无直接之利益”，乃“请省长通令各县，撤消贫民习艺所，所有作业器具，招商承办，改为实业工厂”，⑩湖北各县贫民工场，因1915年“政费支绌，各厂月耗巨资，乃一律停办，改为每道设一模范工厂”。{11}可见，不增强官办工艺局自身的造血功能，完全依靠财政上本已千疮百孔的各级政府拨款，是官办工艺传习机构难以为继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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