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9年第1期
欧洲终身学习政策之比较研究
作者:石 健
1997年,瑞典政府提出一项大规模的五年计划,目标是降低失业率,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改革成人教育的发展。该行动计划由瑞典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完成,并确保所有地方政府都能参加,因为地方政府更了解当地情况,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对该计划的应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AEI为了吸引过去没有参加过成人教育与培训的成年人,还制定了一项特殊教育津贴。结果AEI获得了成功,它使成人教育成为瑞典公共政策的一部分。但到90年代末,为避免特定专业的缺乏,职业导向型(Vocationally-Oriented)培训就业重新获得优先发展,因为当时瑞典经济的复兴并没有导致失业水平的实质性下降,职业教育与培训组织以及瑞典议会的选票都集中在那些缺乏专业劳动力的职业领域。同时,个人的个性、就业能力、竞争能力、终身学习等成为成人教育与成人学员的中心话题。终身学习的责任也开始由国家、地方政府及个人分担,人们成为他们自己命运的共同造物者(Co-creators)和共同参与者(Co-player),与国家代表(学习顾问)一起规划个人的学习之路。
瑞典继续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重点是“社会成人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区别不是很大,更多的是强调针对有特殊教育需要的群体,如对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残疾人群体及移民群体的教育。除教育培训是劳工部的责任之外,其余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在瑞典由教育和科学部负责。瑞典终身教育体制的特点是高度的灵活性,而不是典型的立法和规范。
希腊的终身学习政策
在希腊,政府在终身学习中占主导地位,教育部在其中扮演着决定性角色,这与希腊的教育传统有关,但体制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权力下放,中央政府允许基层权力机关(在当地或地区级)在一个严格的立法框架内决定某些问题,并向主管部门通报其决定,在希腊的终身学习体制里,这些权力下放的表现更为明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政府对终身学习的控制是受到欧洲基金援助的。上世纪80年代,主要资助的是成人教育与继续教育,从90年代初期开始,资助的重点转移到职业教育与培训上。
在80年代,希腊主要的成人教育组织从属于宽泛的公共部门。私人组织对成人教育活动的发展作用不大,大多数成人教育机构在立法与法律的范围内开展活动。1981年希腊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对相关法律和立法进行了现代化的改革,国际竞争的加剧也产生了发展国际化与公共关系计划的需求,多数成人教育组织开始通过计算机开展活动。这个时期,受社会党政府关于合作社会运动发展政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成人教育计划组织,不过这个时期大部分开展成人教育计划的组织隶属于国民教育和农业部。成人教育组织主要由欧洲社会基金(ESF)、地中海结构基金(the Mmediterranean Structural Funds)及其他欧洲项目基金提供支持。
欧洲基金对希腊终身教育领域的支持,旨在使希腊实现经济建设与国家的现代化。在1981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后的一个时期,希腊基本上还是一个“半边缘化”(Semi-Peripheral)国家,存在着农业现代化不成功、经济的第一和第二部门缺乏强有力的联系、政府效率低下等问题。80年代的ESF资金主要用于国民教育和希腊生产力中心(ELKEPA),到90年代中期才转向终身教育,ESF的这种转变是由于当时希腊成人教育组织的机构重叠,缺乏中心计划和合作机制,造成资源浪费,由此导致希腊成人教育服务系统的重建与私有化,出现了一大批成人教育组织以响应新形势的需要。职业教育与培训在90年代初期得到提升,1992年,职业教育与培训组织(OEEK)成立,对教育部负责,与国家职业教育和培训系统(ESEEK)一起,负责处理研究、合作、技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立法工作。
希腊建立了许多公共的与私营的职业培训中心(KEK)实施劳工部的计划,劳工部是执行代理,通过国家职业教育培训及就业理事会(ESEKA)监督和制定有关政策。大多数KEK是私立的,主要从事培训需要的调研、教育计划的制定、国家与欧洲基金项目的发展等活动。1996年,就业支部(PEPA)和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KETEK)成立,从此将终身教育政策与普通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与企业连接起来。最近成立的二次选择学习(SDE)和成人教育中心(KEE),组成了一个正式与非正式相结合的行动网络,以满足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学习的青年人和成年人、弱势社会群体及对社会文化事务有兴趣的成年人的学习需求。
结论
总的来看,欧洲的国家教育与培训系统各有特点。欧洲层面上的合作水平在不断提高,并为欧洲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了建立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支持和领导。欧盟委员会的协调角色意味着“自下而上(Bottom-Up)”的方式仍将占主导地位。由于许多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责任被下放到地方或部门这一层次,欧洲资格认证框架(EQF)和共同质量保证框架(Common Quality Assurance Framework)将成为保证终身学习与职业培训发展的潜在的有力工具。旨在加强各成员国教育与培训政策联合的“里斯本决议”,为欧洲教育与培训系统提供了一系列目标,如学习中心的发展、新技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提高、资格认证的高度透明等等。但这些目标进展缓慢,表明欧盟的教育计划与工程在各成员国的影响即使在日益增长,也仍然有限,在国家教育与培训体制通向更大融合的道路上,欧盟政策的影响力能达到多大的程度,仍需拭目以待,并由此给终身教育领域的比较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Cowen,R. Knowledge economies:here we go again?[J].New Determinants and Perspectives,2002,(2).
[2]Green,A.,Wolf,A.,Leney,T.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in European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J].1999,(4).
[3]Brock,C.,Alexiadou,N.Educational Policy in the United Kingdom[J]. Educational Problems and Educational Policy,2006,(1).
[4]Cedefop(ProjectCoordinator:Africa Melis),Teachers and Trainer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R].1995,(1):Germany,Spain,France and the United Kingdom.
[5]吴雪萍,金岳祥.英国的终身学习政策述评[J].比较教育研究,2004,(2).
[6]Rubenson,K. Adult Education Policy in Sweden 1967~2001:From recurrent Education to Lifelong Learning[M].Buckingham: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to Higher Education & Open University Press,2002:208-211.
[7]张娟娟.瑞典发展终身学习的策略分析[J].继续教育研究,2004,(4).
[8]Cedefop:The Financ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in Sweden[R].Luxemburg,Office for Publicat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2002.
[9]Prokou,E.,International Influences on Educational Policy-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Technological Sector of Higher Education- in Greece as a European Semi-periphery[J].Compare,2002,(33).
作者简介:
石健(1981—),男,安徽阜阳人,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2006级世界史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欧洲一体化。
(本栏责任编辑:王恒)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