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3卷 春秋战国军事史

　　本　卷　提　要
　　本文从军事形势、战争、军事制度和军事思想与军事著作等四个方面论述春秋战国军事史的分期、特点及前后演变的历史轨迹。春秋战争的主要特点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争霸战争的主要方式是车、步兵联合作战，并出现了水军兵种。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不论兵源、兵役、军赋和军事编制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列国还出现了地方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在争霸战争中诞生了伟大的军事家孙武和《孙子兵法》、司马穰苴和《司马法》。它们是集我国古代兵家思想大成之作，尤其是《孙子兵法》，奠定了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
　　战国时期的战争已不再是单纯的争霸战争，而是兼地略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争。战争规模大，历时久，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突破了传统的战争模式。战国的军事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常备军出现，职业化军官产生，关塞要津普遍设防，经常性的军事训练取代了" 蒐狩" 式的训练方法，军功爵制确立，军事法律体系更加完备，而这标志着军事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战国时产生的吴起与《吴子兵法》、孙膑与《孙膑兵法》、尉缭与《尉缭子》、《六韬》等一批军事思想家和军事著作，以不同的特点和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我国古代的军事学术思想宝库。
　　一、春秋战国军事概述（一）春秋时期的军事形势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它起于公元前７７０年，其标志是周平王东迁洛邑；终于公元前４５３年，其标志是韩、赵、魏三家灭知伯而分其地，形成战国七强格局①。春秋时代的特点是周天子的一统天下瓦解，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春秋时期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晋国太史蔡墨说：" 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 ②，司马迁转述董仲舒概括《春秋》一书说："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③，都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深刻描述。
　　从军事史的角度说，春秋时期的变化也是很显著的。由于王权衰落，西周时以天子为最高统帅的军事领导体制宣告瓦解，军权下移于诸侯，列国普遍扩军备战。在激烈的兼并与争霸战争中，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庐、越王勾践相继称霸①，执诸侯盟会之牛耳，成为春秋五霸。长期的争霸战争，使中原列国的卿大夫势力壮大。春秋中叶以后，军权又下移于卿大夫，形成了" 礼乐征伐自大夫出" ，乃至于" 陪臣执国命" 的历史局面。
　　列国的兼并与争霸战争又导致了兵源的扩大，兵役制度的改革，新型军赋制度的出现。随着军队组织的发展，军事编制和军阵阵法也有了发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普遍建立。在南方的吴、越、楚等国还出现了水军兵种。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产生了孙武和司马穰苴两位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他们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古代的思想文化宝库。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组成部分，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所以军事形势总是与政治形势相联系而存在的。纵观春秋时代的军事形势，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１。列国普遍地扩军备战运动由于宗周覆灭，王权陵替，天子礼乐征伐大权落入诸侯手中。它引起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列国普遍地扩军备战。西周时期，在军事编制中，最大的建制单位是" 师" ，还没有出现" 军".王室辖有西六师和成周八师两支大军，地方诸侯则 "方伯二师，诸侯一师 "②。《周礼？夏官？司马》所说" 王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 的制度，应是西周晚期" 厉王革典" 以后出现的①。所以，《左传》襄公十四年说：" 成国不过半天子之军。周为六军，诸侯之大者，三军可也。"春秋时期，由于激烈的兼并和争霸战争，诸侯国则不论领地大小、爵位高低，都开始建立" 三军" ，有些大国甚至建立了四军、五军、六军。
　　如春秋伊始，郑就建立了" 三军".据《左传》隐公五年载，郑在与卫、燕联军作战时，就曾出动三军，并赢得了胜利。
　　继郑之后，楚也建立了" 三军".楚文、武两王利用这支军队攻伐随国，灭掉申、息、濮、邓诸国。春秋中期以后，楚在三军之外，陆续在被它消灭国家的领地上建立了申、息、陈、蔡、不羹和许、叶之师，总兵力约达六七千乘车，四五十万人。
　　齐在桓公时代也建立了" 三军".《国语？齐语》说：" 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 鼓是军中指挥号令系统，三鼓即说桓公与国子、高子各统帅一军。
　　《吴子兵法、图国》说：" 秦穆公置陷阵三万，以服邻敌。" 秦穆公的这三万陷阵，据《文献通考》说，就是三军。《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晋在崤山大败秦师，获其" 三帅" ，也透露了秦有三军的信息。
　　晋文公在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６３４年）" 作三军" ，次年又" 作三行" ，扩编为六军。其后，襄公恢复三军之制，而景公为赏鞌战有功人员又" 作六军".晋厉公改编" 六军" 为" 上、中、下、新" 四军。
　　晋悼公又撤" 新军" ，恢复三军之制，但晋军总兵力并未缩减。周景王十四年（公元前５２９年），在平丘大会上，晋置兵邾（ｚｈū，音朱）南，一次竟出动兵车四千乘，兵力３０万。
　　宋在西周，是" 王者后，于周为客" ，有建三军的权力。其制至春秋时未改，公元前６３８年，在泓之战时，宋国就出动了" 三军".所以太宰子鱼说：" 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①鲁在春秋时是最保守的国家，迟至周灵王十年（公元前５６２年）始" 作三军".其后，一则考虑霸主征赋过重，二则由于权臣季氏为了私家利益，又于周景王八年（前５３７年）" 舍中军" ，恢复二军之制。
　　在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也都建立了三军。据《左传》载，吴王僚曾统帅三军大败楚国与胡、沈、陈等诸侯联军②。至吴王夫差时，吴军又发展成上、中、下、右四军，总兵力达十多万人。
　　《国语？吴语》说：" 越王乃中分其师以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 这说明越国也有左、中、右三军。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的三军总兵力约五万余人　　 ③。
　　除上列国家外，甚至连微小的邾国，为在兼并战争中争取苟活，也扩充自己的军队。据《左传》哀公七年载，邾有兵车六百乘，兵力四五万余，甚至可以与春秋初年的大国兵力相匹敌。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铁农具和牛耕的出现，大规模农田水利的建设，为列国的扩军备战提供了必要的物资基础。当时列国普遍实行" 令男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④的奖励人口政策，促进了人口的繁衍，这是列国扩军备战的基本条件。激烈的兼并与争霸战争，使列国的扩军成为生存的需要。反之，列国的普遍扩军，又加剧了兼并与争霸战争的历史进程。
　　２。诸侯兼并与大国争霸春秋时，天子失权，王纲解纽，周代的最高政治权力出现了真空，诸侯漫无统纪，起而互相兼并，进而发展为大国争霸，形成了取代王权的霸主政治，又称方伯政治。《史记？周本纪》说：" 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方伯政治是周代奴隶社会在衰落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一种历史局面。周初，"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 ，即天子分封诸侯国，诸侯分封卿大夫之家。天子在所分封的诸侯国中，委任王室功臣、懿亲为诸侯之长，代表王室镇抚一方，称为" 方伯".春秋时，王权陵替，霸业代兴，可以说正是这种方伯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诸侯强并弱、大吞小的兼并战争中，许多国家都遭到了覆亡的厄运。《荀子？仲尼》载齐桓公" 并国三十五" ，《韩非子？难二》载" 晋献公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有度》载" 荆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 ，《十过》载秦穆公" 兼国十二（《史记？李斯列传》作" 二十" ），开地千里".而那些兼并了较多领地的国家，如秦、齐、晋、楚、吴、越等则成为实力雄厚的大国，彼此展开了激烈的大国争霸。
　　春秋时的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公元前７７０年周平王东迁洛邑至公元前６８１年齐桓公北杏会盟，开始称霸，前后凡八十九年。
　　这一阶段是诸侯互相兼并的混乱时期，在兼并中形成了几个区域性的" 小伯" ，即郑、齐、秦、楚。
　　郑在武公时就吞灭了虢、郐（ｋｕàｉ，音快）等十邑。郑庄公以一代枭雄继承父业，任王朝卿士，依靠优越的政治地位和三军武力，在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７２２年）首先削平了共叔段之乱，统一了内部。继之对外用兵，先后伐陈、伐宋、入许、败息、救齐，大败戎师。周桓王十三年（公元前７０７年）又在繻葛战败周桓王。一时之间，中原诸侯罕有其匹，号为" 小伯".但郑为四战之地，壤地褊（ｂｉǎｎ，音扁）小，无法向外发展，所以未能成为与齐、晋、秦、楚相匹敌的大国。
　　齐为太公望吕尚的封国，西周时为东方大藩，有征讨" 五侯九伯" 之权。春秋初，仍未丧失大国地位。《国语？郑语》说：" 及平王之末，……
　　齐庄、僖于是乎小伯。" 襄公嗣位后，首先伐灭了阻碍齐向外扩张的纪国，又灭郕（ｃｈéｎｇ，音成）、伐卫、伐郑、杀鲁桓公，保持了东方诸侯之长的地位。
　　楚本祝融姓的一支，早在周初已经建国。春秋初，楚君熊仪（若敖）、熊眴（蚡昌），"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积极向外扩张。楚武王熊通伐随，败郧（ｙǚｎ，音云）与蒲骚。楚文王熊赀灭申、灭息、灭邓，屡犯蔡国，势力伸展到河南南部。至楚成王熊恽时，更加紧北进，兵锋常临陈、蔡、许、郑诸国，势力深入中原腹地，是南方大国。
　　秦本西陲附庸小国。西周末，秦襄公将兵救周，又护送平王东迁，始受封为诸侯，平王赐以陷落戎族手中的岐丰之地。襄公及其子文公，历时两代，打败犬戎， "收周余民而有之，地至岐 . "①其后秦宪公（宁公）、武公又攻取西戎大片土地，在邽（ｇｕī，音龟）邑、冀戎、杜、郢等地设县，发展成为西方大国。
　　晋在春秋初期，由于曲沃叛乱，内讧不止，国力削弱。至周僖王四年（公元前６７８年），僖王命曲沃武公为晋侯，允许组建一军，晋始起步发展。武公子献公积极对外扩张，先后灭耿、霍、魏、虢、虞，终成北方大国。
　　第二阶段，由公元前６８１年齐桓公称霸，至公元前６３２年城濮之战，前后凡四十九年。
　　这一阶段齐桓公称霸在前，晋文公建霸在后，是春秋霸业的高潮阶段。特点是齐楚、晋楚三国争霸。
　　齐桓公为春秋五霸之首，公元前６８５年即君位后，即任命大政治家管仲为相，在国内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实行" 参国伍鄙" ①制度，" 作内政而寄军令" ，重农业、通工商、治鱼盐之利，为霸业奠定了基础。
　　齐桓公称霸的特点是以" 尊王攘夷" 为号召。在" 尊王" 方面，公元前６５５年，他召开了诸侯" 首止之会" ，安定了周惠王太子郑的太子地位；公元前６５２年，他举行" 洮之会" ，安定了周襄王之位。公元前６５１年，在" 葵丘之会" 上，推重周天子，甘居臣下地位，以约束诸侯。
　　公元前６４９年，王子带召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秦、晋伐戎救周。次年，晋为戎、周讲和，未获成功。齐派管仲" 平戎于王". "尊王" 的旗帜使齐桓公取得了" 挟天子以令诸侯" 的政治优势。
　　齐桓公的" 攘夷" 功绩，有以下几个突出事例：即救邢、封卫、救燕、服莱夷和伐楚。
　　齐桓公称霸三十多年，团结了中原诸侯，打击了戎狄势力，抑制了楚国的北进。他多次召开诸侯大会，尤其" 葵丘之会" ，重申了周代的一些礼制，促进了中原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是他霸业的顶点。孔子曾说：" 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 又说：" 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赐" ①是对齐桓公霸业的中肯评价。周襄王九年（公元前６４３年），桓公死，齐因内乱而霸业衰微。这时，中原诸国唯宋最大，宋襄公有贤名，遂奋起争霸。周襄王十年，宋襄公伐齐，立孝公。次年，又执滕子，杀鄫子，攻伐曹国，在诸侯中立威。随即转而向南对抗强楚。楚成王也想乘齐霸衰微，北上争霸。这就引发了宋、楚冲突。
　　公元前６３９年，在诸侯" 盂之会" 上，楚人逮捕了宋襄公并讨伐宋国，后来又放了他。宋襄公不能吸取教训，于公元前６３８年伐郑，楚救郑伐宋，双方战于泓水，宋军失败，襄公受伤。次年，宋襄公因伤病殁，称霸之梦遂化作泡影。
　　楚败宋以后，声势显赫，公元前６３７年伐陈，与卫联姻，结好鲁国、曹国。公元前６３４年，楚又伐宋、伐齐，占据齐国谷地。中原诸侯莫敢撄（ｙīｎｇ，音英）其锋。
　　公元前６３６年，晋文公回国即君位，整顿国政，通商宽农，启用人才。他像齐桓公一样打出" 尊王攘夷" 旗帜，于公元前６３５年出兵平定王子带之乱，安定襄王，获襄王所赐南阳之田，开辟了进出中原的捷径。
　　数年之间，国势大振，遂扩编三军，进兵中原，与楚争霸。
　　公元前６３３年冬，楚军围宋。次年春，晋出兵救宋，一路侵曹伐卫，然后联合秦、齐在城濮与楚展开大战，击败楚军，一举获得中原霸权。
　　楚国北进势头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中原诸侯一时纷纷离楚从晋，中原又出现了安定局面。
　　第三阶段，公元前６３２年城濮之战至公元前５４６年宋之盟，前后凡８６年，是晋、楚两强争霸的历史阶段。
　　城濮之战后，晋借胜楚之余威，雄踞北方，长期称霸。公元前６２７年，秦派兵长途奔袭郑国，企图在东方找到立足点，以染指中原霸权。
　　但秦军在崤山中晋埋伏，全军覆没，三帅被俘。从此秦为晋所阻，终春秋之世，不能东进。楚虽在城濮之战中受到重创，但究属偏师折衂，并未影响国力，依然是南方大国，仍不断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尤其是地处中原要冲的郑国。
　　公元前６２６年，楚太子商臣弑父而立，是为穆王。穆王在位十数年间，灭江、六、蓼，积极自强。其时，晋灵公年少昏庸，霸业不竟。公元前６１３年，楚庄王即位，更积极向外发展，先后灭庸和舒蓼。公元前６０６年，进兵中原，借伐陆浑戎之机，" 至于洛，观兵于周疆……问鼎之大小轻重".公元前６０９年，晋国内乱，灵公被弑，成公即位。但成公即位不过数年便死。景公嗣立，六卿不和。周定王十年（公元前５９７年），晋、楚战于邲，楚胜晋败。楚庄王终于夺得中原霸权。
　　邲之战晋国虽败，但国力未衰，仍为北方强国。晋景公吸取邲战教训，奋力图强，于公元前５９４年、５９３年接连灭掉了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诸小国，国力有所壮大。
　　齐见晋败于邲，兴兵进犯鲁、卫等小国，又南联楚国，企图与晋分享北方霸权。晋、齐冲突再起。遂有公元前５８９年的鞍之战，晋大败齐军。邲战十年之后，即公元前５８７年，晋又在麻隧大败秦师。为了打破楚、秦联合的局面，晋采取联吴制楚的策略，派巫臣出使吴国，" 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晋在灭狄、服齐、败秦、联吴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后，专力对付楚国。
　　周简王六年（公元前５８０年），晋、楚出于长期斗争，双方都无法征服对方的考虑，提出了" 修好结成" 的愿望，并一度结盟于宋西门之外。但不久即在争郑问题上发生冲突，导致了公元前５７６年的鄢陵之战。
　　鄢陵之战，晋胜楚败，晋在双方争霸中又占了上风。
　　鄢陵之战后，晋厉公宠信外嬖胥童，诛杀三郤，栾氏、中行氏又杀胥童、弑厉公。晋国内乱，公室衰微，六卿擅权。公元前５７３年，晋悼公即位，修明政治，" 节器用" ，" 盟诸戎，修民事，田以时" ，使国力恢复。公元前５７０至５６２年的八年间，九合诸侯，诸侯纷纷倒向晋国一边。又在虎牢筑城，迫使郑国服晋，兵威大振，三驾而楚不能敌，恢复了晋国霸业。
　　但是，晋国公室衰微的趋势已难于挽回，悼公争霸的努力虽成功于外，对内也只能求得安定。他始终不敢纠弹栾氏、中行氏弑君的案件，就是例证。
　　楚国虽未发生政权下移的问题，但多年的争战造成重重内忧，而不竞于晋。其两届令尹子囊、子木先后说： "当今吾不能与晋争" ①，" 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 ②。他们都厌倦了与晋的争战。而那些夹在晋、楚两强中间的中小国家，晋来服晋，楚来服楚，饱受战祸蹂躏，更希望和平，所以弭兵就成了当时大小国家一致的要求。
　　公元前５４６年，晋、楚两国达成了宋之盟，晋、楚两强暂时停止了争霸战争，转而忙于各自的内部事务。宋之盟是春秋历史的转折点，它表明中原诸侯争霸的历史进入了尾声。
　　第四阶段，由公元前５４６年宋之盟至公元前４５３年韩、赵、魏三家灭知伯而分其地，前后凡九十四年。
　　这一阶段是中原列国军权下移和东南吴、越争霸的历史时期。宋之盟后，中原诸侯的军权普遍下移于卿大夫，礼乐征伐大权已由前一时期的" 自诸侯出" 转变成为" 自大夫出".早在周灵王十五年（公元前５５７年），《公羊传》就说天下" 信在大夫" ，" 君若赘旒然".列国之君，有的被杀，有的被逐，不被杀逐者的权力也大为削弱。
　　晋在平公时，公室已卑微，" 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①。六卿专权，政出多门，卿族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首先是范氏与栾氏斗争，栾氏失败，牵连被杀逐者数十家。至赵简子（名鞅）执政时，赵、魏、韩、知四家又掀起了同范氏、中行氏的斗争。这场斗争长达七年，牵涉五国，最后以范氏、中行氏失败告终。至春秋末，知氏最强，想兼并韩、赵、魏三家，反被三家消灭而分其地，历史也就进入了战国时期。
　　齐至景公时，政权下移，卿大夫的兼并斗争愈演愈烈。开始是崔氏、庆氏擅权，继而庆氏灭崔氏。栾氏、高氏又灭庆氏。不旋踵间，栾、高氏又为陈、鲍氏消灭。及景公死，陈无宇子陈乞联合鲍牧驱逐齐国守国命卿高张、国夏。齐简公时，陈乞又除掉简公近臣阚止，朝廷内外皆陈氏之党羽，姜氏之齐终为陈氏所取代。
　　其他国家，如鲁在文公时已失政权。《左传》昭公三十三年（公元前５１０年）说：" 鲁文公薨，而东门遂杀嫡立庶，鲁君于是乎失国，政在季氏。" 终春秋之世，鲁国政权始终在季孙、叔孙、孟孙三家手中；郑在穆公以后，权归七穆，即游氏、国氏、良氏、罕氏、驷氏、丰氏、印氏七家；卫国政权落入孙氏、宁氏手中；宋国政权落入华氏、向氏手中。
　　楚国的军权虽然没有下移，但楚灵王杀郏敖夺位，残暴不仁，引发内乱。平王得国后又诛杀大臣，宠信佞臣，国势削弱。昭王继位，令尹囊瓦专权，崇信费无极，杀大夫郤宛、阳令终，国家益乱。囊瓦又贪残索贿，囚唐侯、蔡侯。蔡侯遂于公元前５０６年导吴伐楚、在柏举大败楚军，五战五胜，攻入楚都郢。楚国遭受了这次打击，元气大伤，再也无力参与争霸事业了。
　　秦僻处西陲，自崤战以后，虽屡求东进，但均未得手，转而向西发展，渐次消灭戎、狄小国，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景公以后，长期与中原隔绝，书简有阙，史事已不可详考。
　　在大国忙于内争时，一些中小国家重又互相攻伐，中原秩序紊乱，致使时人有" 无伯" 之叹①。
　　在华夏诸侯霸业衰微的时候，东南的吴、越两国迅速崛起，闯入中原，争夺霸权。
　　吴为太伯之后，地处东南，春秋初常附属于楚。周简王二年（公元前５８４年），晋采取联吴制楚方略，遣使通吴，吴由此强大。吴国发展的战略是先西后北，首先西进与楚争夺淮河中游两岸。公元前５１９年，吴在鸡父（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大败楚军，攻占州来（今安徽凤台县），此后又连克淮河中游重镇巢（今安徽巢县东北），钟离（今安徽凤台县东北）。为稳定后方，公元前５１２年灭徐，公元前５１０年侵越，断绝楚国在吴背后布置的后援。于是加紧西进，围弦，侵潜，侵六，逼进楚国本土。公元前５０６年借口救蔡，大举攻楚，在柏举破楚军，五战入郢，获胜楚大功。
　　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４９６年），吴伐越，越王勾践在槜李大败吴师，吴王阖庐因伤而死，子夫差立。夫差二年，在夫椒大破越军，越王勾践被迫降吴。夫差稳定了南方之后，率军北上伐齐，争霸中原。公元前４８４年，在艾陵大败齐师。公元前４８２年，夫差又空国北上，与晋在黄池争霸，" 欲霸中国以全周室".越乘吴国内空虚之机，攻入吴都，俘吴太子友，焚姑苏台。吴被迫撤军向越求和。此后，越连续攻吴，不到十年，于公元前４７３年灭吴。
　　越为东南" 断发文身" 之族，至越王允常时始见记载。晋联吴制楚获得成功，楚以联越伐吴作为对策。《春秋》昭公五年（公元前５３７年）
　　记载，越从楚伐吴，是楚联越伐吴之始。
　　越至勾践时始强。公元前４９６年，越在槜李败吴师，阖庐因伤而死，夫差日夜思想报复。公元前４９４年，吴、越夫椒之战，勾践战败求和，向吴请降。夫差采纳太宰伯嚭建议没有灭越国。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国势渐强。公元前４８２年袭破吴都。公元前４７８年，越复攻吴，" 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越在笠泽大败吴军，并进围吴都。
　　公元前４７６年，越又举兵攻吴，吴师败，退保姑苏山。公元前４７３年，越灭吴，并有其地。
　　越灭吴后，" 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当时，" 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①。越王勾践是春秋时代最后一名霸主。
　　３。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斗争平王东迁以后，西北的戎、狄族也尾随周室侵入中原。据史载，自公元前７１６年至公元前６５０年，华夏的郑、齐、鲁、卫、曹、虢诸国和周王室无不受戎族的犯扰。其中，如公元前７１６年北戎侵郑和公元前７１４年北戎伐齐。齐向郑乞求救兵，一时之间诸侯皆来戍齐。公元前６７０年戎侵曹，曹羁逃亡到陈国。公元前６６４年，山戎祸患燕国。公元前６５０年扬拒、泉皋、伊洛之戎同伐京师等，都是十分严重的事件。
　　狄族内侵的势力较之戎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狄人又号北狄，后来分为两支：一曰赤狄，一曰白狄。其中赤狄最为强大。晋大夫士燮曾说晋文公时" 秦、狄、齐、楚皆强" ①。狄人恃其强大武力，遍侵华夏邢、卫、齐、晋、郑、鲁诸国，确为一时之雄。仅据《左传》，从公元前６６１年至公元前５９６年，华夏诸国几乎无年不有狄祸。如：公元前６６１年狄人伐邢，邢国溃败。次年，攻灭卫国。
　　公元前６５０年，又灭温。公元前６４４年，" 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今山西临汾县南）" ②。
　　公元前６２３年，狄侵齐。公元前６１８年，狄又侵齐。次年，狄侵宋。次年，又侵齐。公元前６１４年，狄侵卫。公元前６０６年、６０５年连续侵齐，公元前６０３年、６０２年连续侵晋。甚至连晋国的中军元帅先轸都死于狄伐晋的" 箕之役" 中③。
　　楚在春秋已是文化发展水平很高的民族，应属华夏族之一部。但楚地处南方，受群蛮、百濮包围，衣服语言具有南方民族特色，不同于中原，所以自称" 我，蛮夷也" ④。当时，中原诸侯也把楚看成是" 蛮夷".齐桓、晋文所倡导的" 攘夷" ，其中就包括攘楚。《公羊传》僖公四年说：" 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指出春秋时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激烈斗争的严峻形势，其" 南夷" 指的就是楚国。
　　楚在春秋初年受到南方诸少数民族的包围，在发展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元前６９９年，楚武王时，罗国曾联合卢戎大败楚军。至楚文王时，" 巴人叛楚而伐那处（今湖北荆门东南），取之" ，并一直攻到楚都城之门①。公元前６１５年，群舒叛楚。
　　公元前６１１年，楚庄王即位不到两年，楚国发生大饥荒，" 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今湖北房县南），师于大林（今湖北荆门县西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在今湖北枝江县），庸人率群蛮以叛楚，麇（ｊūｎ，音军）人率百濮聚于选（今湖北枝江县境），将伐楚" ②。楚国形势危急，一度考虑迁都到阪高（今湖北襄阳县西）以避其锋芒。后出动重兵击灭庸国，群蛮与楚盟而退兵。
　　东南的淮夷，周初曾被周公战败，势力较小，春秋时常依附楚、鲁等国，但也于公元前６４７年祸患过杞国。
　　但是，随着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霸业的兴起，侵入中原的戎狄渐被晋、齐、宋、鲁诸国消灭。南方的群蛮、百濮、群舒渐次被楚国消灭。北部狄、西方的戎渐被晋、秦两国消灭。东方的莱夷渐被齐消灭。
　　他们的族人都已融合到华夏族里。当然，那些被华夏族驱逐到边远地区去的蛮、夷、戎、狄，还在继续生存发展，并与华夏族进行着斗争。
　　４。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改革，是春秋军事形势的一大特点。春秋军事制度改革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打破"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的旧兵役制，扩大兵源。
　　周代实行国、野制度。这种制度的特点是把国家的领地自内向外划分为邑、郊、牧、野、林、坰等几组不同的地域。如《尔雅？释地》说：" 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国语？周语》说：" 国有郊牧" ，《周礼？地官？载师》说：" 牧田任远郊之地" ，都说的是这种制度。
　　周代的国野制是与分封制有联系的。周代的分封制其实就是一种武装殖民制，它渊源于氏族社会的部落征服。国人由周族成员及其拥护者构成，他们是殖民者，自然居住在国郊以内。野人是被征服者，他们居住在鄙野。所以在周代，国人可以参加政治活动，接受学校教育，充当政府官吏。" 执干戈以卫社稷" ，更是国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野人作为被征服者，是没有政治权利的居民，不能参政、从军和接受教育，只能安于鄙野，为国家" 治田供税" ①。因此，周代国与野、国人与野人的对立，事实上是奴隶社会" 奴隶和自由民之间的对立，被保护民和公民之间的对立".但是，春秋时期日益频繁的战争使兵员不断增加，"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的制度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所以，打破国、野界限，开始向野人征兵，就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来。率先冲破旧制的是晋国。公元前６４５年，晋在韩原之战中败于秦，军队损失惨重。为重建军队对抗强秦，于是始" 作州兵" ②。据徐中舒与蒙文通两先生解释，作州兵就是取消国人当兵的限制，使野人也服兵役。这种解释是对的。清代学者惠栋也说过；作州兵是晋国兵制的改易，晋国由此走向强大③。
　　继晋国之后，公元前５９０年，鲁国" 作丘甲".公元前５３８年，郑国" 作丘赋"." 丘" 字，据《周礼？地官？小司徒》，它是与" 甸、县、都" 相联系的，都是鄙野居民组织的编制。所以，所谓" 作丘甲" 、" 作丘赋" ，无疑也都是向居住在鄙野的农民征收军赋。而依据周制，兵役和军赋是统一的。当兵者纳军赋，不当兵者不纳军赋而纳税。如今郑、鲁开始向野人征收军赋，自然也就开始向野人征兵了。所以，" 作州兵" 、" 作丘甲" 、" 作丘赋" ，不仅意味着新的兵役制度的出现，而且也是新军赋制的出现。这个新的军赋制，据杜预注说就是" 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十六井，出戎马一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晋、鲁、郑所创的新制，在春秋中期以后，似已为列国普遍接受。
　　故《孙子兵法？作战篇》就以" 丘役" 两字概括当时的军赋制度。由上述可知，" 作州兵" 、" 作丘甲" 、" 作丘赋" 实是春秋时代兵役和军赋制度的重大改革，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国野界限，征召野人当兵，而且也促进了春秋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长期处于奴隶制社会底层的野人通过服兵役取得了自由民资格，最后，和国人融合为一，演变成为封建社会中最广大的被压迫阶级——农民。
　　但丘赋制度还不是春秋时期军赋制度演变的终结。公元前４８３年，鲁国又" 用田赋".这是一种按居民实际占有土地数量的多少来征收军赋的制度，故以"田" 字命名。而" 丘赋" 则是按居民行政编制单位纳赋的制度。由" 丘赋" 到"田赋" 的改革，是由于井田制瓦解，村社人口大量流失造成的。据银雀山汉墓简书《孙子兵法？吴问》篇，春秋末年，晋国的中行氏、知氏、范氏、韩氏、魏氏、赵氏等六卿也采取了按亩论赋的军赋制。这说明" 田赋" 制在春秋晚期已经很流行了。
　　春秋时代军事制度的改革，当然远不止于兵源、兵役和军赋制三项内容，还有军事编制、军阵阵法、都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等等，但因为这些问题在后面有专章讨论，故此从略。
　　（二）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战国起于公元前４５３年赵、魏、韩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历时２３２年。战国是秦、齐、楚、魏、赵、韩、燕七雄割据并争取统一的时代。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最主要的社会内容。汉代刘向说战国时代的特点是" 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 ①。
　　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革，不论从政治制度上说，还是从经济制度以及社会生活上说，其变化的深度和广度，都比春秋时期更加剧烈。战国时期兴起的列国变法运动是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标志及其总结。这一运动以魏文侯任用李悝变法、赵烈侯任用公仲连变法、楚悼王任用吴起变法、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韩昭侯任用申不害变法、齐威王任邹忌变法、赵武灵王" 胡服骑射" 、燕昭王任乐毅改革为代表，从本质上说，它是一场封建化运动。但从各国统治者变法的主观目的上说，无一不为的是" 富国强兵".列国变法与列国扩军备战是紧密相连的。事实证明，凡属变法获得成功的国家，其武力必然强大。七国中，以秦的商秧变法最为彻底，也就造成了秦国天下无敌的军事力量。
　　随着战国的社会大变革，尤其是随着战国变法运动的发生，战国时期的军事形势也发生了与春秋时期完全不同的变化。
　　从战争方面看，先就战国战争的目的与动机而言，春秋时期的战争当然含有兼并的内容。如齐、晋、秦、楚等大国无不兼并弱小国家，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这不是春秋时战争的最高目的。春秋战争的最高目的在于争夺中原霸权，取得支配其它诸侯国家的权力。在早期的争霸战争中，齐、晋都还打出了" 尊王攘夷" 的旗号。这说明周天子至少在名义上还是天下共主，在政治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列国还不具备取代周天子、统一天下的主客观条件。而战国则不然。战国时王室已经威信扫地，变成了无足轻重的小国，失去了号召诸侯的政治力量。这使得霸主政治也成了过时的东西。统一天下，消除割据局面已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上。孟子所说的天下" 定于一" ，即指此而言，它集中代表了当时广大人民的愿望。在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战国的战争不再是那种以战败国纳贡受盟为目的的争霸战争，而是争城夺邑，兼地略土，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战争。
　　战国战争的规模也远较春秋时为大。春秋时的战争大多在数日之内即决定胜负，战争的胜败往往取决于两军的一次性交锋。即使比较持久的围城战也只不过十天半月，最长的如楚庄王围宋，历时九个月，已属罕见。投入战争的兵力一般也不过数万，战车不过数百乘。如城濮大战晋出兵车７００乘、鞍之战晋出兵车８００乘等。而战国时期的战争则不相同。交战双方参战的兵力之众、历时之长，都是前所未闻的。如马陵之战，" 魏惠王悉起境内之众" ，结果" 覆十万之师".秦、韩、魏伊阙之战，秦杀魏、韩士卒" 二十四万".长平大战，秦前后斩杀赵卒" 四十五万".就战争时间来看，魏军围赵" 邯郸三年而弗能取" ，赵" 以二十万之众攻中山，五年乃归".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都是春秋前的战争所无法比拟的。
　　与大规模的战争相适应，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也大为改进了。杨宽先生曾说战国时期" 大规模的步骑兵的野战和包围战已代替了整齐的冲击战"①，是正确的。春秋时期的战争虽然已经复杂化，设伏、截击等战术原则也被经常采用，但仍保持着某种原始性，主要作战方式是车步兵结合作战。交战双方事先" 结日定地" ，约好决战的时间和地点，以战车为核心摆好" 堂堂之阵" ，然后击鼓冲击、厮杀。一些" 不鼓不成列" 、" 不以阻隘也" 等古老的军事信条，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由车步兵组成的战阵，虽有" 鱼丽" 、" 盂" 、" 鹳" （ｇｕàｎ，音贯）、"鹅" 、" 角" 等名目，但究其实质，均不出殷周以来" 三阵" 或" 五阵" 的藩篱。
　　春秋晚期，战争的方式就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仅从《孙子兵法》看，兵不厌诈已成为兵家的共识，交战国家已普遍利用设伏、诱敌、包围、要击、避实击虚、避强击弱、以逸待劳等一切" 诡道" 来克敌制胜。
　　"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更成了军事家信奉的至理名言。
　　战国时随着大规模野战和包围战的出现，战争方式变得更加复杂了。仅排兵布阵一项，据《孙膑兵法？十阵》，就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这些军阵不但能适应截击、坚守、突破、弩战、惑敌、火攻、水攻等各种攻守形势，而且要求车兵、骑兵、步兵乃至水兵等各兵种协同作战。春秋时期，列国争霸的战场，主要是平原旷野或城郭都邑，如《左传》的门于某邑，即攻打某城城门。在国家的关隘要津之处，一般并不设防。
　　而战国时期，由于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不论平原、山地，都已开辟为战场，列国的关塞要津更成为攻守双方的必争之地。如秦据崤函之险，即被看作是" 天下雄国" ；而魏处中原，无险可守，反被视为" 四分五裂之道".因此，战争的结果往往是"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①，表现得相当残酷。
　　从兵器制作方面看，由于战国时钢铁冶炼技术的发展，兵器制造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铁制以至于钢制兵器在战争中日益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楚国的铁剑，韩国的" 强弓劲弩" ，吴、越的铁剑都技高一筹，闻名于当世。
　　从军事制度方面看，由于战争规模、战争方式和战争手段的变化，势必引起军事制度的变化。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故此从略。
　　战国七雄争霸和争取统一的战争大体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４５３年）止于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３５４年），历时百年，是魏国称霸中原时期。
　　周定王二十四年，魏文侯即位。他礼贤下士，师事卜子夏、田子方，重用李悝，实行变法，尽地力之教，奖励农耕，行平粜之法。用吴起为大将，取秦河西列城五座。任西门豹为邺令，引漳河灌田。命乐羊伐中山。十数年间，国富民强。文侯在外交上团结韩、赵两国，东摒齐，西拒秦，南抑楚。在周考王十年（公元前４３１年）时，楚侵入中原，灭莒国，势力伸展至鲁南境。周安王二年（公元前４００年），魏联合韩、赵二国，在乘丘击败楚军。周安王十一年，魏再与韩、赵联合，在榆关击败楚军，魏国占据了大梁，并进一步攻占襄陵（今河南睢县），成为当时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去世，其子击嗣立，是为魏武侯。武侯未能执行文侯团结韩、赵的外交方针，在周烈王元年（公元前３７５年）与韩争夺郑国；在周烈王四年，又与赵争夺卫国，在北蔺（今山西离石西）
　　打败赵军，因而与韩、赵结怨。此后，魏与赵、韩连年冲突。周烈王六年，韩、赵攻魏，夺取葵地。魏在平阳打败韩、赵军。次年，魏又在马陵（此马陵在今河南温县北，非马陵之战之马陵）打败韩，在怀打败赵。
　　而后，赵则在浊泽打败魏①，一度围魏安邑。魏、韩、赵的联盟彻底破裂，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从此，魏国四面受敌。但因武侯直承文侯之业，武力强大，所以国家并未衰微。
　　周烈王五年，魏武侯死去，其子■嗣位，是为魏惠王。魏惠王时，魏不但与韩、赵冲突，而且与秦的矛盾冲突也日渐剧烈。周显王三年（公元前３６６年），秦在石门（今山西运城）击败魏军，斩首六万级。周显王七年，魏在泾水北岸大败韩、赵联军，夺取了赵国的皮牢（今山西翼城县东北）。但秦乘魏与韩、赵交战之机，攻打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击败魏军，俘虏魏军主将公叔痤，夺取了庞城（陕西韩城县东南）。
　　周显王八年，魏迫于河东受赵、韩、秦三面包围的形势，将首都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西北）。同时又在国内兴修水利，选拔武卒，与赵、韩调整交换土地，开通道路，使魏的国力达到了极盛。同时也就在魏惠王时期，受到了齐、秦的致命打击，并走上下坡路。其转折点是周显王十五年的桂陵之战，齐胜魏败。１１年后，魏又在马陵败于齐。从此，魏国称雄中原的局面为东、西的齐、秦两强所取代。
　　第二阶段：周显王十五年（公元前３５４年）至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２５６年）。这一阶段，又以公元前２８４年乐毅破齐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齐、秦两强的势力得到充分发展的时期。其中，秦孝公变法图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内容。秦国势力发展很快，出现了山东六国合纵御秦和秦国以" 连横" 蚕食六国的斗争。后一时期，因齐国破败，天下以秦为最强，是六国抗秦和秦国大发展时期。
　　周安王十一年，齐大夫田和迁齐康公于海上。周安王十六年，田和立为齐侯，是为齐太公和。从此，田氏齐国取代了姜氏齐国。至齐威王（公元前３５６年至前３２０年在位）时，齐威王发奋图强，锐意改革，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开垦土地有功的即墨大夫，诛杀" 田野不辟" 的阿大夫，齐国大治，在诸侯中最为强大。
　　齐威王用军事家孙膑为军师，先后在桂陵、马陵两次大败魏军，奠定了在诸侯中的王霸地位。
　　威王死，子宣王立（公元前３１９年- 公元前３０１年在位）。宣王喜好文学游说之士，一时各国学者聚集于齐国的稷门之下讲学，号稷下学派。宣王皆赐列大夫，不治而议论，推动了齐国学术的发展。当时，" 齐之强，天下不能当"①。
　　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３００年），齐湣王即位。湣王专恃武力，曾进攻楚国，侵伐三晋，灭掉宋国，迫使泗上诸侯邹鲁之君向齐称臣。但是湣王不修内政，杀戮大臣，使百姓不附，亲族离心。公元前２８４年，燕乐毅率燕、赵、魏、韩、秦五国联军讨伐齐国，齐国城邑大多沦丧，临淄被破，唯有即墨、莒二邑未下。湣王逃至莒，为淖齿所杀。后来，齐将田单虽战胜燕国，尽复齐国故地，但齐国从此走上了衰落道路。
　　秦在战国初年" 僻在雍州，不与诸侯之会盟" ，中原诸侯都把秦国看作" 夷翟".周显王八年，秦孝公即位，下令国中求贤，用魏国中庶子卫鞅为大良造，先后两次颁布变法令，奖励耕织，集小乡邑为大具，化大家族为小家庭，建立军功爵制，实行什伍连坐。卫鞅的变法最为成功。经变法后，秦国乡邑大治，国家富强。周显王二十九年，卫鞅大败魏军，虏魏将公子卬. 卫鞅因功受封" 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秦惠文王（公元前３３７年- 公元前３１１年在位）继孝公之后，重用客卿公孙衍在雕阴（今陕西省甘泉县南）俘虏了魏将龙贾，迫使魏国将河西土地献给秦国。同时，秦国势力深入魏国的河东与河南。
　　周显王四十一年（公元前３２８年），秦惠文王又用张仪为相。张仪提出连横政策，蚕食三晋土地。所谓" 连横" ，是" 事一强以攻众弱" ，主要目的在于拉拢齐、楚等国而攻击魏、韩，亦称远交近攻之策。周显王四十七年在公孙衍（犀省）担任魏将时，提出合纵御秦主张。周慎靓王二年（公元前３１９年），齐、楚、燕、韩、赵支持公孙衍做魏相，合纵局面形成。次年，韩、赵、魏、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赵、魏、韩三国还出兵伐秦。次年，秦在修鱼（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大败三国联军。
　　秦在战胜三晋以后，大规模向外扩张。周慎靓王五年，秦用司马错计，灭亡巴蜀。周赦王元年（公元前３１４年），秦打败义渠，兼并义渠徒泾（在河西郡）等２５城。周赧王三年，秦在丹阳（今河南省峡县西丹水以北）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丐等七十多人，斩首八万，夺取汉中六百里土地，设汉中郡。楚发兵报复，又在兰田被秦军击败。秦国势力空前扩张，已造成了兼并中原的形势。
　　秦武王继惠文王之后，继续向中原扩展势力。周赧王八年，秦攻夺了韩国的宜阳（今河南省宜阳县西）。秦国的领地伸展到了中原。
　　周赧王九年，秦昭襄王继立。昭襄王在位５６年，这是秦国势力进一步大发展的时期。昭襄王在南路对楚，在中路对魏、韩，在北路对赵发动了大规模战争，屡次获胜，领地扩张到中原腹地，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先说南路：周赧王十四年，秦用计离间楚与齐、韩、魏的关系，并联合齐、韩、魏出兵攻楚，在重丘（今河南新野县东）大败楚军，杀楚将唐昧，夺取了楚国宛、叶以北的土地。次年，秦伐楚，大败楚军，杀楚将景缺，夺取了楚国的襄城（今河南省方城县北）。
　　周赧王十六年，秦再次出兵伐楚，夺取楚国八城，并用计骗楚怀王至秦而拘留了他。后来，楚立顷襄王。秦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今河南桐柏山以北）十五城而去。
　　周赧王三十六年，秦用白起为将，率兵攻楚，先后攻夺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市北），次年攻入楚国首都郢。接着又东攻到竟陵（今湖北潜江县西北），南攻到洞庭湖一带，建立了南郡。
　　楚顷襄王被迫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县）。从此，楚国势力大为削弱。
　　再说中路：周赧王十九年，楚怀王客死秦国，诸侯再创合纵抗秦之议，齐、韩、魏、赵、宋五国联军伐秦到达盐氏（今陕西安邑县），迫使秦国求和。
　　但是是年韩襄王、魏襄王连续死去。次年，赵发生沙丘之变，武灵王又死去。于是，在周赧王二十一年，秦乘诸侯内乱，发动了攻击韩、魏的伊阙之战。次年，秦将白起在伊阙山之狭隘地区歼灭韩、魏联军２４万。
　　韩、魏二国从此一蹶不振。前２９１年秦又乘势占据韩国的宛、楚的邓（在今河南省南阳及邓县）地区。秦昭襄王借势尊齐为东帝而自称西帝，以分霸中国东、西两区。
　　周赧王三十九年秦在破楚拔郢以后二年，又掉转矛头指向魏国，攻拔二城。次年，再大举攻魏，兵临魏都大梁。韩派暴鸢救魏，也被秦军击败，斩首四万。魏不得已割温地求和。周赧王四十二年，魏联合赵国攻韩，兵进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秦将白起救韩，大败魏、赵之师，斩首１５万。秦、韩进攻大梁，魏被迫割南阳（今河南修武县）求和，秦始退兵。秦把所得魏南阳、楚上庸的两地合并，建立南阳郡。
　　秦胜魏以后，中原列国中韩处秦三面包围之中，已无力再抗秦兵。
　　魏国自伊阙战后，大梁三次受到秦国进攻，国力大损。楚国在迁都以后，顷襄王仅收东地十余万人，勉强自保。齐新遭燕败，国土虽复，但残破无力再图中原。燕在惠王时期为齐田单所破，国势中衰。在山东六国中，唯有赵国还保存一定实力。赵惠文王文用蔺相如为相、武用廉颇为将，国力雄厚，成为六国中抗秦的主力。因此，秦向北路发展，就不能不与赵国冲突。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兵袭击赵国的阏与（今山西省和顺县），拉开了秦、赵之战的序幕。赵派将军赵奢带兵救援阏与。赵奢用屯兵不进之计麻痹秦军，在阏与战胜秦军。秦遭阏与之败，锐气受挫，于是改变策略，寻找新的进攻路线。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夺宣太后和穰侯魏冉之政，任客卿范雎为相。改用" 远交近攻" 策略，决定先取韩、魏，再攻齐、赵。在公元前２６５年到前２６２年间连续攻韩，先后夺得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高平（今河南孟县西）、陉城（今山西曲沃县东北）、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割断了韩国上党郡和本土的联系。但韩上党守冯亭降了赵国。于是秦、赵为争夺上党展开了" 长平之战".周赧王五十五年，秦在长平战胜赵军，坑杀赵降卒４０万，赵国受到巨大打击。次年，秦兵又攻赵，围邯郸，魏信陵君救赵，击败秦兵。
　　周赧王五十九年（公元前２５６年）秦灭西周，俘周赧王。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２４９年），又灭东周。秦庄襄王三年，秦乘魏、赵与燕混战之机进攻赵、魏。魏以信陵君为将，率五国联军在河外击败秦军，直追到函谷关，封塞而还。秦兵再次受挫。
　　五国诸侯虽败秦兵，但因各怀异心，不久合纵之盟宣告瓦解。而强大的秦国在惠王和昭襄王时经过不断扩张，已先后建立了巴、蜀、汉中、上郡、河东、陇西、南郡、黔中，南阳、北地诸新郡，领地开拓到西南、西北和中原腹地，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
　　在六国合纵抗秦期间，赵武灵王实行了胡服骑射，而齐、燕，燕、赵之间又发生了混战。
　　第三阶段，起于秦王政元年（公元前２４６年），止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２２１年），历时２５年，是秦灭六国时期。
　　秦在惠文、昭襄两王时已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前２４６年秦王政继位，任吕不韦为相，秦王政继承先人遗志，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战争。
　　由秦王政三年秦派蒙骜攻韩开始，至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将王贲灭齐止。
　　秦国在二十余年间陆续消灭了韩、赵、魏、燕、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
　　二、春秋时期的战争春秋时期因天子失权而引起的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是时代的特点，而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必然引起频繁与激烈的战争。据孔子《春秋》一书统计，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７２２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４８１年）的２４２年间，就发生过大小军事行动４８３次。这些战争，若以战争的对象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五类，即：天子与诸侯的战争，诸侯与诸侯的战争，诸侯与卿大夫的战争，卿大夫之间的战争，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的战争。其中，天子为维护王权而进行的战争，秦、晋、齐、楚、吴、越等大国的争霸战争和华夏族与蛮夷戎狄诸族的战争反映了春秋时期历史发展的主线。所以，本章就从这几方面入手来写春秋时代的战争。
　　（一）周桓王为维护王权而进行的战争周室东迁洛邑以后，王畿尚辖有方六百里领地。这块领地，据清代学者顾栋高说，在" 太华外方之间方六百里".太华即华山，外方即嵩山，两地之间处今河南嵩县至陕西华阴县。它" 西有虢，据桃林之险，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吕扼天下之膂，屏东南之固；而南阳背泽、潞，富甲天下；轘辕、伊阙披山带河" ①。桃林之塞为陕西潼关，申、吕在今河南南阳，泽、潞是山西潞城、晋城二县，轘辕在河南偃师，伊阙在河南洛阳市南。这６００里王畿据有今河南洛阳市、沁阳地区及临汝县。周王室拥有这片土地，在春秋初仍不失为大国。但是，周平王庸碌无能，不思振作，在位５１年，王室没有恢复气象。郑武、庄公以英主之姿，兼任王朝卿士，然而处心积虑图谋郑国自身发展，并不以复兴王室为意。平王晚年看到这种苗头，欲分政给虢公，结果因不能驾驭局势，落得个" 周郑交质" 的后果，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反而加深了王室与郑国的矛盾。
　　公元前７１９年，周桓王即位。桓王秉承祖父（平王）遗志，很想重振王室，也选择了郑庄公为第一个打击目标。因为郑庄公当时任王朝卿士，执掌王朝权柄，郑在春秋初又号为" 小伯" ，要能制服郑国，对于复兴王室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平王没有办到的事，桓王照样办不到。当桓王准备立虢公为王朝卿士时，遭到了郑庄公的强烈反对，周郑关系恶化，立虢公为卿士的事就被搁置了。
　　平王东迁时，主要依靠了晋国和郑国的支持。现在周、郑关系恶化，桓王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晋国。当时，晋国分裂为二：一为晋侯，居住在翼（今山西省翼城县东）；一为曲沃庄伯，居住在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周桓王二年（公元前７１８年），桓王派王室大夫尹氏、武氏帮助曲沃庄伯讨伐晋的都城翼，翼侯逃到随国。但事隔不久，曲沃庄伯背叛了桓王。这年秋天，桓王改变了支持曲沃的态度，转而命令虢公讨伐曲沃，在翼邑立了晋哀侯。
　　春秋初，王室虽然衰落，但天子在政治上仍为天下共主，还享有一定的权威，能支配一些中小国家。例如郑国，虽号为春秋初" 小伯" ，且与周的关系已经恶化，但在宋国不朝王室时，它还要打着王室的旗号去进行讨伐。
　　周桓王三年（公元前７１７年），郑庄公到成周朝见桓王。这本是改变周、郑关系的一个契机。但周桓王对郑庄公不加礼遇，致使周、郑关系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趋紧张。周桓王五年，桓王正式任命虢公忌父做王朝左卿士、迈出了他收回郑庄公王朝执政权的重要一步。
　　但是，郑庄公老谋深算，一方面以郑国的强大武力为后盾，另一方面利用他担任的王朝左卿士职务，借口" 宋公不王" ，于周桓王七年（公元前７１３年）联合齐、鲁两国伐宋，夺取了宋国的郜（在今山东省武成县）、防（在今山东省金乡县西），一并送给了鲁国。这就团结了齐、鲁两个较大的国家，为以后对抗王室而不至于招致大国的反对打下基础。蔡、卫、郕三国拒绝参加郑国的讨伐行动，这年秋，宋、卫、蔡又攻入郑国，郑在戴（在今河南民权县东）大败三国之师。之后，郑又以郕" 违王命" 为借口，联合齐师攻入了郕国。经过一系列讨伐战争，郑争取了盟国，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周桓王八年，桓王从郑国夺取了邬（在今河南偃师县西南）、刘（在今河南偃师县南）、■（ｗěｉ，音伟）（在今河南孟津县东北）、邗（在今河南沁阳县西北）四邑的土田，而把叛王投狄的苏忿生之田十二邑交给郑国。用自己不能占有的土田来换郑国的土田，这种做法自然招致了郑庄公的怨恨。但郑庄公表面上泰然处之，反而拉拢虢公，用虢国军队伐宋，大败宋师。
　　周桓三十三年，桓王经过十几年的准备和努力，终于撤消了郑庄公王朝卿士的职位，剥夺了他王朝执政的权力。郑庄公也就不再朝王。于是，桓王征召陈、蔡、卫三国军队，于这年秋一道讨伐郑国，爆发了周、郑繻（ｘū，音需）葛之战。
　　讨伐军共分三路，桓王亲自统帅中军，王朝左卿士虢公林父统帅右军，蔡、卫二国跟从。王朝右卿士周公黑肩统帅左军，陈国人跟从。
　　郑庄公亲自带兵抵御。他分兵摆下三个方阵，号为" 鱼丽之阵".即以公子突为左矩（左翼方阵）统帅，抵御蔡人、卫人。以公子忽为右矩（右翼方阵）统帅，抵御陈国人。郑大夫原繁、高渠弥带领中军跟随庄公。在这个" 鱼丽之阵" 中，每２５辆战车组成一偏，冲锋在前。车下步卒每五人编为一伍，弥缝在战车的空隙间。
　　在战前，郑国" 左拒" 统帅公子突分析周军形势说：" 陈乱，民莫有斗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顾之，必乱。蔡、卫不枝，固将先奔。
　　既而萃于王卒，可以集事。" 当时，陈桓公死去，国内发生变乱，战士无心战斗，确是周军的薄弱环节。当周、郑两军在繻葛交战时，郑国抓住了周军的这个薄弱环节，中军首先用大旗指挥左右两个方阵击鼓攻击，陈国人溃败。周军一边战斗，一边照顾陈国的退兵，阵容发生变乱。
　　蔡、卫两国支持不住，也溃败了。然后郑国集中三军兵力，进攻周军，周军大败。郑大夫祝聃射中桓王肩膀，桓王仍然指挥全军退出战场。
　　繻葛之战在春秋初期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它是桓王为维护和恢复王权而进行的战争，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到东周王室的命运，也可以说是桓王为维护王室权威而进行的最后一搏。如果桓王侥幸能战胜郑国，那么王室的权威和声望则可以继续维持，并且可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为此，桓王自即位以来，就在王朝内外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在王朝内部，重用周公黑肩。在外部，依靠虢国，拉拢曲沃，后又扶植翼侯，逐步削夺郑庄公王朝卿士的权力，团结了陈、蔡、卫等一批小国，从而发动了繻葛之战。
　　但是，对于桓王来说，郑庄公是一位强大的对手。他号为" 枭雄" ，老谋深算。自即位以来，在内部削平了共叔段的叛乱，对外用兵，连战连胜，入许、胜陈、救齐、败戎，并拉拢和团结了齐、鲁两个大国。所以，桓王输掉这场战争是必然的。繻葛之战的失败，使桓王恢复王室权威的努力化为泡影，王室声威大为下降，从此以后沦落成为一般诸侯了。
　　至周惠王四年（公元前６７３年），惠王将虎牢以东的土地赏赐给郑厉公，将酒泉的土地赏赐虢公。周襄王十五年，秦、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今河南嵩县）。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６３５年），襄王将南阳的阳樊、温、原、欑茅的土田赏赐晋文公。此后，王畿领地日益缩小，王室除了空有天子名号以外，在春秋时期政治舞台上不再占有重要地位了。
　　（二）齐桓公" 尊王攘夷" 的争霸战争在春秋五霸中，史称齐桓公最盛。但桓公之盛，盛在政治方面，专就军事成就而论，齐则远逊于晋。关于这一点，史家早有定评。清人顾栋高说：" 齐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晋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战而天下翕然宗晋。齐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灭弦，又踰年而楚人围许、灭黄、伐徐，楚之桀骜曾不稍减其分毫。" ①当齐桓公之时，北方、西方戎狄势力强大，甚至直入中原腹地，如狄人灭卫、灭邢，伊洛之戎祸患王室。有的侵扰华夏周边国家，如山戎危害燕国，淮夷危害杞国等，楚则在南方大力北进。但当时的形势以北方最为紧要，所以齐桓公的注意力多集中于北方，拯灾恤邻，救危扶倾，团结中原诸侯，共御强敌。戎、狄自然成了他讨伐的首要对象。《史记？齐世家》说：" 桓公二十三年（公元前６６３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
　　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而还。" 孤竹在今河北卢龙至辽宁喀左一带。齐征山戎至孤竹，这在当时是一次远征。据《韩非子？说林上》，桓公这次远征春往冬返，打得很艰苦。在孤竹境内，曾迷惑失道于山中。
　　" 管仲曰：' 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 受围于山中时，没有水。" 隰朋曰：' 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寸而有水。' 乃掘地，遂得水。" 经过与敌军和恶劣自然条件的斗争，齐军获得胜利，完成了救燕的任务。《国语？齐语》记载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果说：" 刜（ｆú，音扶）（击）令支（在河北迁安西），斩孤竹而南归。" 归途中，燕庄公送齐桓公进入齐国国境。桓公根据" 诸侯相送不出境" 的周代制度，将燕庄公所至之地划归燕国，显示了他的团结和大度。
　　《左传》闵公元年（公元前６６１年），狄人伐邢（在今河北邢台市西南），桓公准备派兵援助，鲍叔建议待狄灭邢以后再行动，管仲却说：戎狄好比豺狼，贪婪无厌；中原诸国互相亲暱，不可丢弃。安逸等于毒药，不可怀恋 .《诗》说： "岂不怀归，畏此简书 "①，简书的意义就在于列国诸侯要同恶相恤。请援救邢国遵照简书办事吧！齐桓公采纳管仲意见，出兵救邢。公元前６５９年，桓公帅齐、宋、卫三国联军驱逐狄人，治备各种用具，帮助邢国迁居到夷仪（今山东聊城西）。
　　狄人在击溃邢国后，又于周惠王十七年冬十二月，移师卫国。当时卫国国君懿公是位昏庸君主，他玩物丧志，喜欢养鹤，让鹤乘坐卿大夫的轩车。所以，当狄人大兵压境时，懿公向国人发授兵甲，准备出征。
　　国人不愿作战，说：鹤享有禄位，让鹤去作战吧！我们怎能作战？大部分溃散而去。懿公率勉强凑合起来的卫军去迎击狄人，在荧泽被狄人打得大败。卫军败后，懿公还不收藏自己的战旗，被狄人俘虏。" 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①，卫国灭亡。卫国灭亡后，遗民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邑居民总共五千人，在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之白马故城）立公子申为君，是为卫戴公。齐桓公特派公子无亏率战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去戍卫。并赠给戴公乘马三百匹，牛、羊、猪、鸡、狗各三百只，五套祭服和各种建筑门户的材料，赠送戴公夫人用鱼皮装饰的轩车和细锦三十匹。第二年，齐桓公又率诸侯修筑楚丘（在河南滑县东）作为卫都，把卫国迁到这里。卫戴公做国君仅半年就死去了，文公继立。卫文公勤俭治国，" 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授方任能" ，使卫国势力得到复苏。文公元年仅有战车三十乘，末年就发展到了三百乘。
　　齐桓公为惩戒狄人，曾率军西征白狄。《国语？齐语》说：" 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西服流沙、西吴。" 但是桓公的这次西征，由于史籍阙失，详情已不可知了。
　　周襄王百年（公元前６４７年）夏，淮夷危害杞国。齐桓公召集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国君在咸地（今河南濮阳县东南）聚会，商讨对付淮夷的办法。次年，九国诸侯修筑缘陵城（今山东省昌乐县东南，时在齐境），把杞国迁到这里。桓公赠送杞国战车百乘，士卒千人帮助守卫杞国。
　　周襄王八年，淮夷侵凌鄫国。齐桓公在淮地（今江苏省盱眙县）会合鲁、宋、陈、卫、郑、许、邢、曹八国国君，策划救援鄫国。并帮助鄫国筑城以防御淮夷。
　　桓公北破戎狄，稳定中原形势之后，即转而南向，对付强楚。当时，楚成王依据强大武力，一意北进，陈、蔡、郑、许等国皆屈从楚国。桓公抗楚采取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斗争互相配合的方针。
　　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６５９年），楚人伐郑，齐桓公在荦（今河南省淮阳县北）会同鲁、宋、郑、曹、邾五国国君，商讨救援郑国。
　　次年，齐为与楚争夺江（在今河南息县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西北）二国，在贯地（今山东曹县南）与江、黄之君会盟，江、黄转而服齐。冬，楚成王讨伐郑国，俘虏了郑大夫聃伯，企图打击投靠齐的中小国家。
　　周惠王二十年（公元前６５７年），桓公为打击楚国，坚定江、黄两国服齐的决心，再与宋、江、黄三国之君会盟于阳谷（今山东阳谷县），策划伐楚。阳谷会后，桓公亲临鲁国重叙旧盟。冬，鲁大夫公子友赴齐结盟，加强了齐鲁的同盟关系。
　　经过一系列政治、外交准备，齐桓公在周惠王二十一年以中原鲁、宋、陈、卫、郑、曹、许八国之师讨伐楚的盟国蔡。伐蔡的导火线为蔡姬事件。蔡姬是桓公夫人，与公乘舟游池苑，荡舟戏桓公。桓公怒，归蔡姬，但并未断绝关系。蔡国则将蔡姬另嫁他国，桓公即兴兵伐蔡。蔡国溃败，联军遂侵入楚境，并到达楚国的陉邑（在今河南偃师县南）。
　　楚成王率军北进，并派遣使臣责问桓公说："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 管仲回答说："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 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服，寡人是问。" 使者回答说：" 贡之不入，寡人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①齐、楚两国势均力敌，楚为新兴大国，齐为中原盟主，统八国联军。但桓公忧虑劳师远征，楚" 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 ，难以深入取胜。反之，楚见齐为诸侯霸主，联军阵容强大，也担心齐" 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 不敢轻启战端。于是，齐、楚双方在召陵缔结了盟约。召陵之盟虽未在军事上给楚造成什么损失，但收到了"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对楚国起到了威慑作用，这是齐国在政治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此后二十余年间，楚国没有北进争郑，而是掉头东向，向淮河流域发展势力。
　　齐桓公作为春秋五霸之首，打着" 尊王攘夷" 的旗帜，在"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的历史形势下，创建霸权四十余年，团结了广大华夏国家，在军事上南征北讨，沉重地打击了北方、西方戎狄族的侵扰，有力地阻止了楚国势力的北进，维持了中原三十余年的稳定局面，是有很大的历史功绩的。
　　（三）晋、楚间近百年的争霸战争从公元前６３２年城濮之战起，至公元前５４６年诸侯弭兵止，在近百年当中，晋、楚两国的争霸战争一直是这段历史的主要内容。其中较重要的军事活动有四次：一是城濮之战，二是邲之战，三是鄢陵之战，四是晋" 三分四军" 与楚争郑之战。
　　１。城濮之战城濮之战是继齐、楚召陵之盟和宋、楚泓之战以后，晋国与楚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春秋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扼制了楚国的北进势头，稳定了中原形势，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关于城濮战前的形势，我们在第一章中已作了交代。泓之战后，中原列国郑、许、陈、蔡、鲁、卫、曹、宋等都已拜倒在楚国的军威之下，楚成王又攻占齐国谷地（今山东省东阿县），拥立公子雍，造成对齐国的威胁。当时，楚国可以说是势力强盛、声威方张。晋国自文公即位以来，对内整顿内政，发展经济，壮大军旅，对外尊崇王室，联络齐、秦，以与楚国针锋相对，争夺中原霸权。晋、楚之战势在难免。这是城濮之战的根本原因。
　　城濮之战的直接原因是晋援宋拒楚。周襄王十八年（公元前６３４年），宋成公因为其父襄公当年善待过晋文公，与文公有旧交，遂" 叛楚即晋".冬，楚成王命令尹子玉、司马子西率军伐宋，包围缗（ｍíｎ，音民）邑（在今山东省金乡县东北）。次年冬，楚率陈、蔡、郑、许五国军队包围宋国，宋国向晋告急。晋中军元帅先轸说：" 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 晋文公采纳先轸建议，准备起兵救宋。他在被庐检阅军队，扩编三军，任命了将佐，从而拉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
　　晋国君臣十分重视这次军事行动，确定了政治、外交与军事总体战的方针。在军事上，决定不直接救宋，而首先讨伐曹、卫。因为" 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 这一着制敌方案，既可引诱楚师北上，又可坐收以逸待劳之功。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６３２年）春，晋国出动三军、战车七百乘伐曹，借道于卫，卫人不允许。晋军遂绕道南下，在南河（今河南省淇县南）渡过黄河。正月初九，攻取卫国的五鹿。并挥师东进，攻占敛盂（在今河南濮阳东南），遣使至齐国通好。二月，晋文公与齐孝公结盟，成功地把齐国拉到了自己一边。卫侯见晋大军压境，晋、齐又结为盟好，请求参加结盟，晋文公不答应。卫侯又想亲近楚国，国人不同意，就驱逐了卫侯。晋军不战而得卫国。
　　战前，鲁国追随楚国。在晋军攻卫时，鲁曾派公子买帮助戍守卫国。
　　现见晋军势大，卫侯逃亡，而楚国救卫没有成功，便召回公子买而杀了他。一面向晋国报告说他擅自兴兵，另一面又向楚国报告说他没有完成防守任务，玩弄两面手法，坐待投靠胜利者。三月，晋军南下攻曹。十二日，攻入曹都（今山东定陶）。
　　晋军攻击曹、卫，本欲引诱楚军北上。但楚军并不上钩，而猛攻宋国，宋再次向晋军告急。晋军若南下救宋，诱楚北上之战略意图则无法贯彻。若不南下救宋，必失掉宋国，陷于战略被动地位。面对这种形势，晋大夫先轸又建议：让宋国使者去贿赂齐、秦二国，使齐、秦劝楚退兵。
　　晋则捉住曹共公，分曹、卫的田地给宋人，以激怒楚国人，逼其不听齐、秦的劝解。齐、秦劝楚不成，必然坚定了站在晋国一边的立场，决定出兵对楚作战。这是晋走出的第二着高棋。
　　楚成王见晋军破曹降卫，与齐、秦结成了联盟，中原形势已变，就退回申邑（在今河南南阳市），命令大夫申叔撤出攻占齐国的谷邑，命令令尹子玉撤回围宋的军队，并告诫子玉说：" 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 又说：" 《军志》曰：' 允当则归'.又曰：' 知难而退'.又曰：' 有德不可敌'." ①但楚令尹子玉一向骄傲，不听楚成王劝告，指派伯棼赴申邑向楚成王请求出战，要求增援。楚成王首鼠两端，既不愿与晋交战，却又向子玉增派援军东广、西广与若敖氏之六卒。
　　子玉得到楚成王的增援，更加狂傲。他派宛春赴晋军说：" 请复卫侯而封曹，臣亦释宋之围。" 子玉虽然狂傲，但身为楚国令尹，也并非无谋之辈，他的这个计划就是一石三鸟之策。如果晋答应他的要求，则曹、卫、宋三国都会感戴楚国。如果晋不答应他的要求，那么曹、卫、宋三国将会怨恨晋国。晋大夫子犯即上了子玉的圈套，说：" 子玉无礼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 主张拒绝子玉的建议。但晋中军帅先轸则识破了子玉的机关，说：" 子与之！定人之谓礼。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 .我则无礼，何以战乎？ " ②于是，晋国私下答应恢复曹、卫，让他们断绝与楚国的关系，而扣留楚使宛春以激怒子玉。这是晋国走出的第三着高棋。一向狂傲自大的子玉不能忍受这种刺激，冒然率军北上攻击晋军，终于被晋军牵上了鼻子。
　　当初，晋文公以公子身份颠沛流离时，曾路过楚国，受到楚成王的款待。酒席宴上，成王问文公：" 公子若反晋国，则何以报不穀？" 文公回答道：" 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一舍）。" 这次，文公果然实践诺言，面对楚军的进攻，命令自曹国后撤三舍，与宋、齐、秦三国军队一同驻扎在城濮（今山东省范县南）。子玉率军急进，依托丘陵险阻扎营，两军对峙于城濮。晋文公退避三舍，表面上是报答以前楚成王给予的礼遇，实际上是运用" 卑而骄之" 、" 怒而挠之" 的诱敌之计，子玉再次上钩。
　　楚子玉派大将斗勃向晋文公请战说：" 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 表现出一派骄横之气。晋栾枝答词却相当谦恭：" 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 ①城濮交战时双方的阵容是：晋三军，即先轸为元帅，统率中军，郤溱辅佐，狐毛统率上军，狐偃辅佐。栾枝统率下军，胥臣辅佐。楚国也是三军，即令尹子玉以若敖之六卒统率中军。子西（斗宜申）统率右军。
　　子上（斗勃）统率左军。楚的仆从国郑、许军附属楚左军，陈、蔡军附属楚右军。
　　四月六日，晋军在城濮严阵以待楚军。子玉狂傲声称：" 今日必无晋矣。"当两军接触之时，晋下军佐胥臣率所部用虎皮蒙在马身上，首先冲击楚右翼的陈、蔡军，陈、蔡军惊骇逃散，楚右军溃败。楚子玉、子上见右军溃败，怒火中烧，加强对晋中军和上军的攻势。晋右翼上军狐毛设将、佐二面旗帜，令二旗后退，引诱楚军。晋下军栾枝所部也以车辆曳树枝奔驰而伪装后退。楚子玉以为晋右翼败退，令楚左军追击，所以对陈、蔡及右翼军溃败并未理会。楚左军追击晋上军时，侧翼暴露，晋先轸、郤溱率中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率上军夹攻楚左军，楚左军溃败。楚子玉见左、右军皆败，遂下令中军停止进攻，得以不败。子玉率残兵退出战场，晋军进占楚军营地，休整三日后，胜利班师。
　　城濮一战使晋文公建立了霸权，楚国北进锋芒受到挫折，被迫退回桐柏山、大别山以南地区。中原诸侯无不朝宗晋国。
　　在城濮之战中，宋、齐、秦的军队虽然到了城濮，但未参加实际战斗。晋国以战车七百乘、五万多兵力击败楚、陈、蔡、郑、许五国联军十余万众，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晋国的胜利在于，认　　识到楚是强敌，君臣团结一心，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周密策划，牢牢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所以终于击败了楚国。楚国则不然。楚自战胜宋襄公以来，中原诸侯无一能敌，官兵上下已养成一片虚骄之气。子玉虽为一代枭将，不但不能革除积弊，反而更加骄狂。面对这样的大战，竟意气用事，掉以轻心，结果被人牵了鼻子，导致战争失败。楚成王得到楚军败报，派人指责子玉说：" 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 子玉羞愤自杀。
　　四月二十七日，晋军进入郑国衡雍（今河南原阳县西，当时在黄河南岸），并在践土（距衡雍较近，当时亦在黄河南岸，今在河南花园口黄河北岸）修筑王的行宫，向襄王献俘。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 侯伯".晋文公要求诸侯" 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无克祚国".晋文公在" 尊王" 的旗帜下，顺理成章地登上了霸主宝座。
　　２。邲之战城濮之战后，晋借城濮之威，长期称霸北方，中原诸侯望风景从。
　　楚虽受挫于城濮，一度无力与晋争雄，但城濮之败毕竟属于偏师折衂，井未影响国力，仍然为南方大国。南北两强，虎视中原，势均力敌，不断在争夺和控制中间地带诸中小国家上展开拉锯斗争。
　　晋文公以后，襄公继承父业，保持了霸权。但到灵公时，一则年幼，二则昏庸暴虐，晋国君臣不和；而楚成王也在公元前６２６年为太子商臣所杀，太子商臣即楚穆王。楚穆王乘晋国君臣不和，大力北进，先后灭江、六、蓼。楚大夫范山说：" 晋君少，不在诸侯，北方可图也。" 正是当时晋、楚两国斗争形势的特点。公元前６１３年，楚庄王又继穆王而立，他重用孙叔敖、伍奢等贤臣，国势更加强大，于是加快了北进与晋争夺中小国家的步伐，并于周定王元年借伐陆浑戎之机，观兵于周疆，向周王室问鼎大小轻重，想取周天子而代之。
　　争郑是晋、楚两国斗争的焦点。在城濮之战时，楚西有秦国的威胁，中有宋国的叛楚，所以服宋是当时的主要目标，宋服则可控制中原，而邲战时，秦已与晋国反目，不必再顾虑西方，宋也诚心事楚。惟有郑国挡在晋南下路上，受晋的威胁，对楚叛服不常。楚若能降服郑国，则能封锁晋国南下之路，进而控制中原。所以邲之战前，晋、楚双方围绕郑国展开了长久的争夺。从周匡王五年（公元前６０８年）到周定王元年（公元前６０６年）的三年中，晋四次伐郑，郑服于晋。而从周定王元年（公元前６０６年）到周定王九年（公元前５９８年）的八年中，楚七次伐郑，郑又转而服于楚 .郑国认为 "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 "①采取了" 居大国之间而从于强令" 的策略，楚强服楚，晋强服晋。这就引发了晋、楚为争郑而爆发的邲（ｂì，音币）之战。
　　周定王十年（公元前５９７年）春，楚国准备对郑国进行一次更大的打击，出兵围困郑国。楚沈尹将中军，子重将右军，子反将左军。经过三个月，楚军攻入郑都，郑伯" 肉袒牵羊" ，至楚军前卑词请降。郑处中原，为晋、楚必争之地，楚国志在服郑，而不在灭郑，也无法灭郑，所以退军三十里，接受郑国的投降，两国结盟。郑派子良到楚国做人质。
　　楚征服郑国后，即挥师北向，驻军于郔（ｙáｎ，音延），即郑之廪延（在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郔为城濮之战时晋军南渡之地，楚驻军于此，旨在封锁黄河渡口，一则阻止晋军南下，二则向郑、宋、陈、卫诸国宣示兵威，以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不仅是 "饮马于河为名而去。" ①夏六月，晋救郑大军开赴黄河边上。荀林父统率中军，先縠辅佐。士会统率上军，郤克辅佐，赵朔统率下军，栾书辅佐。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鞏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听说郑国已降楚，两国媾和，晋军将佐就进与退的问题发生了一场争论。中军帅荀林父说：郑国降楚，救助已无济于事，不如等待楚军南归以后，再行伐郑。这也是楚、晋两国争郑的一贯方针。上军将士会赞同荀林父意见，他说：用兵之道，在于观衅而动。楚国没有违反德、刑、政、事、典、礼诸端，无衅可寻，不可以抵敌。晋军应见可而进，知难而退，选择弱而昏昧者攻击。但中军佐先縠却大唱反调，说：" 成师以出，闻敌强而退，非夫也。命为军帅，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为也。" ②他不听将令，率领所部之军渡过黄河南进。下军大夫荀首认为先縠的部队很危险，遇敌必败，违令之罪，责在先縠. 但司马韩厥对荀林父说：" 彘子（先縠名）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
　　失属亡师，为罪已重，不如进也。事之不捷，恶有所分。与其专罪，六人同之，不犹愈乎？" 荀林父认为有道理，遂率领大军渡过黄河。
　　楚军听说晋军渡过黄河，在内部也就战与和的问题产生了不同意见。楚庄王想要退兵，他的爱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和。孙叔敖说：" 昔岁入陈，今兹入郑，不无事矣。战而不捷，参之肉其足食乎？" 伍参反驳说：若战而胜利，孙叔敖就是没有谋略了。若战而不胜，我的肉将在晋军那里，您怎能吃到呢？孙叔敖下令" 南辕、反旆" ，即掉转车头，大旗反向，准备退兵。
　　伍参对庄王说：" 晋之从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帅者，专行不获。听而无上，众谁适从？此行也，晋师必败。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 庄王无言对答，命令尹调转车头北上，大军驻扎在管（今河南郑州市）地待命。
　　晋军驻扎在敖、鄗（二山俱在今河南省荥阳县北）。郑国为求生存，希望两强决战，以便择胜而从。特派皇戌为使者，劝晋军对楚作战，说：郑国所以屈服楚国，是为挽救国家的覆亡，不敢对晋国抱有二心。楚国因屡战屡胜而骄傲了，楚军在外数月，也已疲劳，又不设备，请晋军攻击，郑军愿做帮手，楚军一定失败。对郑国的态度，晋军将佐看法也不同。中军佐先縠主战，说：打败楚国、威服郑国，就在此举，一定答应郑。赵括、赵同支持先縠意见，说：" 率师以来，唯敌是求。克敌得属又何俟？必从彘子！" 而下军佐栾书则认为，楚自战胜庸国（在今湖北省枝江县东）以来，其君在国无日不教训国人，民生艰难，祸至无日，戒惧不可以懈怠。在军无日不告诫将士，胜利不可仗恃，纣王百战百胜终于灭亡。君臣不骄，军事有备。郑国劝我们交战，我们若胜，他们就会服从我们；我们若败，他们就会服从楚国。是拿我们来占卜啊！不能听郑国的话！赵朔说：栾书说得好，听他的话，能使晋国长久。但是，中军元帅荀林父犹豫不能决断。
　　楚军派少宰来试深晋国军情，说：我军的行动在于抚定郑国，岂敢得罪晋国，请贵军不必久留此地。晋上军将士会回答说：" 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 与郑夹辅周室，毋废王命！' 今郑不率，寡君使群臣问诸郑，岂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 先縠认为答词诌媚，派赵括重新更改为：寡君派我们把楚军赶出郑国，说：无辟敌！我们不敢违命。
　　楚军洞悉晋军将帅不和，又派使者向晋求和，晋国答应了。但在约定了会盟日期以后，楚军突遣许伯、乐伯、摄叔驾单车向晋军挑战，逼近晋军，车右摄叔跳进军垒，杀一人取其左耳，生俘一人而还。晋人分三路追击。楚乐伯射中一麋，奉献于晋追兵鲍癸，鲍癸下令停止追击。
　　楚军求和本为懈怠晋军，现在挑战仍在于试探晋军虚实。
　　晋将魏锜、赵旃，一个求做公族大夫，一个求做卿，都没有得到，所以心怀怨恨，想要使晋军失败。他们请求向楚军挑战，未得到允许；要求去请盟，被允许了。
　　二人走后，上军将、佐士会、郤克指出：大军一定要做好迎战准备，否则必然失败。但中军佐先縠说：" 郑人劝战，弗敢从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师无成命，多备何为？" 拒绝做战斗准备。于是上军将士会命鞏朔、韩穿在敖山前设七道伏兵，进行警备。中军大夫赵婴齐派所部在河岸准备了船只。
　　魏锜先至楚营挑战，为楚将潘党所驱逐。夜间，赵旃又至楚营，在楚军门之外席地而坐，命部下袭入楚营。楚王指挥左广追逐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林中。晋军在魏、赵二人出发后，特派軘车随后迎接。楚将潘党在追击魏锜道上，望见軘车掀起的飞尘，回营报告说：" 晋军至矣！" 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有闪失，命令全军出动，布成三个方阵：工尹齐将右矩，唐侯将左矩，向晋军攻击。孙叔敖说：" 进之！宁我薄人，无人薄我！《诗》云' 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先人也。《军志》曰：' 先人有夺人之心' ，薄之也。" 楚军迅速进击，" 车驰卒奔，乘晋军。" 在进击中，楚将潘党所率追击魏锜的四十乘战车也加入了唐侯的右翼方阵。
　　晋中军帅荀林父见楚军大举来攻，前有强敌，后有黄河，心中慌乱，竟在中军敲响战鼓说：" 先渡过河的有赏！" 中、下军混乱中一道涌向河岸，争船抢渡。先上船者挥刀乱砍，船中断指之多，竟至可以捧起。
　　晋军向右翼溃败。楚右矩追逐晋下军，左矩追逐晋上军。晋上军因有战备，从容退去。此役晋仅上军未败。
　　在晋军的溃散中，晋下军大夫荀首之子知■被楚大夫熊负羁俘虏。
　　荀首立即率所部族兵，由魏锜驾车，向楚国反攻。下军士卒也多跟随，去寻找知■。在反击中，射杀楚大夫连尹襄老，俘虏楚大夫公子穀臣。
　　荀首的反击虽为救援其子，但在客观上起到了掩护晋中、下军渡河的作用。
　　溃散的晋军，争舟渡河，喧嚣之声，彻夜不绝。有的战车陷入泥坑，无法前进，楚人教他们抽去车前横木。马仍盘旋不进，楚人又教他们拔去大旗，扔掉辕前横木，战车才冲出陷坑。晋军回头对楚人说：" 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 次日，楚军进驻衡雍，辎重到达邲地。楚王在衡雍祭祀河神，并修筑楚先君的宗庙，向先君庙告捷而后凯旋。
　　这年秋，晋荀林父率残兵回到晋国，自请死罪，晋景公想答应，经士贞子谏止，晋景公仍用荀林父为中军元帅。
　　邲之战是晋、楚争霸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楚胜晋败，郑国自然屈从了楚国。楚庄王为控制整个中原，又进击宋国。周定王十二年（公元前５９５年）秋九月，楚庄王出师伐宋，经九个月围困，宋国陷入困境，达到了" 易子而食，析骨以爨" 的程度。而晋不能救，遂于次年三月力尽降楚。宋降楚后，鲁也转而依附楚国。楚又与齐通好。一时中原形势完全落入楚国的掌握之中，楚庄王如愿以偿地取得了中原霸权。
　　晋军之败，主要在于将帅不和，指挥不统一。晋为救郑而来，但直到晋、楚两军隔河相望时，晋军统帅还在争论打不打的问题。荀林父提出待楚军退后，再行攻郑，实不失为制郑上策。但此策既不能实行，而全军已渡过黄河。渡河后，中军帅荀林父还举棋不定，明知魏锜、赵旃去楚营挑战，也不做战争准备。楚军攻击，又张惶失计，不思退敌良策，终于导致全军溃败。
　　邲战的失败，虽使晋在与楚争霸中暂处下风，但并未损害晋国元气，所以晋国仍然有力量与楚对抗。两国的争霸战争在新的条件下重又展开。
　　３。鄢陵之战晋、楚鄢陵之战发生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５７５年），上距邲之战（公元前５９７年）二十二年。
　　晋在邲之战中失败，除了自身将帅不和造成失误以外，它的外部环境也有诸多不利因素。强大的赤狄在其背后；晋、秦因崤之战而交恶，秦转而联楚制晋；在齐、鲁矛盾冲突中，晋支持鲁国抗齐，晋、齐失和。
　　这和在城濮之战中，晋因得秦、齐两大国的支持而战胜楚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邲战之后，晋国为全力对付楚国，复兴霸业，在改善外部条件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周定王十三年（公元前５９４年），晋灭赤狄潞氏；次年，又灭赤狄甲氏及留吁，翦除了身边的祸患。周定王十八年，晋在鞍之战中战胜齐国，然后与齐结成联盟。周简王二年（公元前５８４年），晋联吴制楚，使吴成为楚国肘腋大患。周简王八年（公元前５７８年），晋以诸侯之师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大败秦师，俘虏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使秦从此无力东进。然后，晋即倾全力对付楚国。
　　春秋时期列国间的形势是变化无常的。邲战之后，郑曾服楚。但随着晋、楚两强势力的消长，郑又叛楚。所以，当时楚国在积极寻求措施治服郑国。周简王十年（公元前５７６年），楚共王伐郑，到达暴隧（在今河南原阳县西），又侵入卫国，到达首止（在今河南省睢县东南）。
　　由于郑派大夫子罕从后路袭击楚，攻取新石（在今河南叶县境内），楚被迫退兵。楚见武的不行，便改为文的。次年，楚共王把汝阴之田（在今河南郏县与叶县之间）割让给郑，向郑国求和。这一着当即奏效，郑获得汝阴之田后，即背叛了晋国，派大夫子驷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
　　与楚共王结盟。随后，郑国仰仗楚国势力，派子罕大举攻宋，宋大夫将鉏、乐惧在汋陂（今安徽寿县南）打败郑军。但将鉏、乐惧因胜而骄，在汋陵（今河南宁陵县南）中郑埋伏，双双被俘，全军覆没。晋国得知郑国叛离而附楚国，并兴兵伐宋以后，晋当政者就商讨伐郑救宋之计。
　　大夫士燮见晋厉公无道，晋多内忧，主张留楚为外患，以为警惕。但中军将栾书认为伐楚时机已经成熟，" 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 决定兴兵伐郑。楚军听说晋伐郑，亦举兵北上，双方再次以争郑为导火线爆发了鄢陵之战。
　　晋军阵容是，晋厉公亲统四军：中军将栾书，士燮辅佐；郤锜将上军，荀偃辅佐；韩厥将下军，军佐荀■留守国内；郤犨将新军，郤至辅佐。诸侯宋、齐、鲁、卫诸国都出了兵，但并未赶到战场。
　　楚军阵容是，楚共王亲统三军：司马子反将中军，令尹子重将左军，右尹子辛将右军。共王亲兵左广彭名驾驭战车，潘党为右；右广许偃驾驭战车，养由基为右。郑成公亲率郑军，石首驾驭战车，唐苟为右。
　　五月，晋军渡过黄河，听说楚军将来到，中军佐范文子（士燮）想退回去，说：" 我伪逃楚，可以纾忧。夫合诸侯，非吾所能也，以遗能者。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 ①栾书不同意。
　　六月，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县北）相遇。晋军内部就战与和问题，再次发生争论。范文子强调：" 不有外患，必有内忧，盍姑释荆与郑以为外患乎？" ②认为不应与楚作战。新军佐郤至说：韩原之战，惠公没有凯旋；箕之战，先轸死亡；邲之战，荀林父失败，" 皆晋之耻也，子亦见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 范文子反驳说：我们先君所以屡次征战，是有原故的。秦、狄、齐、楚都强大，不努力作战，子孙将会削弱。现在狄、秦、齐三强都制服了，敌人只有楚国而已。惟有圣人能内外无患，假若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内部必然发生忧患，何不放弃楚作为外部的戒惧呢？范文子的意见没有被元帅栾书采纳。
　　六月二十九日早晨，楚军压在晋军营前布阵，企图出敌不意，赶在晋国征集的齐、鲁、宋、卫诸国军到来之前，即与晋军决战。受到楚军压力，晋国军吏感到担忧。士燮之子范匄建议：填井平灶，就在营中布阵，放宽行列间的距离。栾书想坚守营垒，等待宋、齐、鲁、卫军队到来，再行攻击。郤至不同意，说：楚国有六点空隙，不能失掉机会：他们的二位大臣相互憎恶，王卒由旧家子弟中选拔，郑国的阵势不整齐，蛮人的军队无阵势，排列军阵不辟晦日，将士在阵中喧嚣，合成大阵后更加喧嚣。楚、郑、蛮各军互相观望，没有斗志。旧家子弟不一定精良，晦日用兵冒犯天忌。我们一定能战胜楚国。晋厉公采纳了郤至的建议，就地在营地内布阵。
　　当晋军在营内布阵时，楚共王登上巢车（楼车）观望晋军营垒。晋亡臣伯州犂在楚王左右，把晋军的" 召军吏" 、" 合谋" 、" 虔卜于中军" 、" 将发命" 、" 将塞井夷灶而为行" 、" 听誓" 、" 战祷" 等战前军事活动一一报告楚王，并向楚王指出晋国的精锐部队是公卒。与此同时，楚亡臣苗贲皇也在晋厉公旁边向厉公报告楚军情况，并向厉公建议：" 楚之良，在其中军王卒而已，请分良以击其左右，而三军萃于王卒，必大败之。" ①厉公听从他的意见，作如下部署：将晋中军精锐分为两部，由栾书、士燮统帅引诱楚中军王卒，由荀偃、郤锜、郤至率上、下、新三军攻击楚子重、子辛所率左、右军。击败楚左、右军后，晋四军集中围攻楚中军王卒。布置既定，开营接战。
　　晋军冲出营垒，步毅为晋厉公驾车，栾鍼做车右，栾、范两族兵在左右护卫厉公。厉公战车陷入泥沼，栾书想用己车载公。栾鍼阻止说：书退下！国家有大事，你怎能一个人包揽？而且，侵犯他人职权，这是冒犯；擅离自己的岗位，这是扰乱。有三种罪过，不可违犯。他自己掀起厉公战车，脱离泥沼。
　　在两军激战中，晋将魏锜射中楚共王眼睛。楚王受伤后退，唤来养由基，交给他二支箭，命他去射魏锜。养由基一箭射死魏锜，剩一支箭回来复命。
　　楚王受伤，楚右军中蛮夷之军乱，向西后退，影响全军，楚中军、左军也向后退。郤至率新军截击楚王卒，三次遇到楚王的士兵，看见楚王，表现十分礼貌。楚王派工尹襄赐送一张弓以问候，郤至不敢受，行三个肃拜之礼以后退去。
　　晋韩厥在率下军追击郑军中，虽然能够俘获郑伯，但以" 不可以再辱国君"为由②，没有将他俘获。郤至赶来，一同追击郑伯，郑伯吓得连忙把战旗收藏起来，逃遁而去。
　　晋军把楚军赶到险阻之地，楚大夫叔山冉、养由基率部反击。养由基连续射杀晋军战士，叔山冉以晋俘当作武器投掷晋军，迫使晋军停止进攻。晋人俘虏了楚公子茷。
　　晋栾鍼在追击楚军中看到楚令尹子重的旗帜，为表示晋军" 好整以暇" 的气概，特派使者送上美酒，子重饮后，击鼓再战。这一仗，由早晨一直打到黄昏尚未停止。
　　是夜，楚中军元帅子反命令军吏检查战士受伤情况，补充车兵与步兵，修缮甲兵，陈列车马，准备鸡鸣而食，明晨再战。晋国人很担心。
　　苗贲皇建议通告全军：" 蒐乘补卒，秣马利兵，修陈固列，蓐食申祷，明日复战。" 厉公同意。并有意放纵楚国俘虏，把消息泄露给楚军。楚共王得到消息，召子反谋划，准备再战，子反因喝醉酒不能见。楚王叹道：" 天败楚也。" 命令全军连夜退走。
　　晋军在第二天进入楚营，吃上了楚国粮食，三天后凯旋。直到晋楚交战的第二天，齐军才到战场，卫、鲁军才从国内动身。
　　楚军退到瑕地，子反受到共王谴责，令尹子重又加逼迫，子反自杀而死。
　　鄢陵之战，晋胜楚败，表明晋在与楚的争霸斗争中军事实力又占据了上风。但是，鄢陵之战也暴露了晋国的内部矛盾，如：三郤骄纵，诸卿不和，君臣猜疑等。所以，军事胜利没有给它带来预期的政治利益。
　　在战前，齐、鲁、卫军队即观望不前；在战后，鲁大夫宣伯曾说：" 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 宣伯的话代表了当时诸侯的一般心理。郑国也没能服晋。尽管晋在鄢陵战后的二年中先后四次伐郑，也未能改变郑国的态度。晋、楚的霸权之争仍在中原激烈地展开。
　　晋厉公年幼即位，诸卿擅权。鄢陵战后，厉公想借鄢陵战胜之威，削弱诸卿权力，而立其左右嬖臣胥童、长鱼矫、夷阳五等。于是，他们首先发难，率八百甲士杀了" 富半公室、家半三军" 、积怨最多的三郤（郤锜、郤犨、郤至）。但同年，栾书、中行偃便杀掉厉公嬖臣胥童。
　　次年，又杀厉公，晋国陷入混乱，霸业遭到严重挫折。
　　４。晋" 三分四军" 与楚争郑之战周简王十三年（公元前５７３年），晋大夫栾书、中行偃杀晋厉公，迎立周子，即晋悼公。
　　悼公是位贤君，即位后为恢复晋国霸权，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内政上，悼公注意修明政治。首先着力解决人民的生计问题，命令百官施舍并免除人民对国家的债务，照顾鳏寡，起用贤德之人，救济贫困，援救灾患，禁止邪恶，减轻赋税，宽赦罪过，节约器用。
　　在农闲时使用民力，有土木工程，不得侵犯农时。其次，他调整政府各部门的长官，任用魏相、士鲂（ｆáｎｇ，音房）、魏颉、赵武为卿，任用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命士渥浊为太傅，右行辛为司空，弁纠御戎，荀宾为右，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佐之，魏绛为司马，张老为候奄；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上军司马，程郑为乘马御。这些措施平衡了各卿族的利益，消弭了他们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史家说悼公" 举不失职，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师不陵正，旅不偪师，民无谤言，所以复霸也" ①。
　　在外交方面，悼公转变以前的霸主作风，增加与诸侯礼仪往来，团结广大华夏诸侯，并加强了与东南吴国的联系。他还采纳魏绛的建议，实行和戎政策，获得了和戎" 五利" ，即" 戎狄聚居，贵货轻土，土可贾而得之，一也；边鄙安宁，民获稼穑，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咸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远至迩安，五也" ①。这使晋国在同楚国的争霸斗争中毫无后顾之忧，得以全力对付楚国。
　　楚在鄢陵之战中虽遭到挫折，但仍然控制着郑国，并于鄢陵之战后二年（公元前５７３年）会同郑国侵伐宋国，攻取幽丘（今安徽萧县）、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把宋国的五位叛臣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安置在彭城，派兵车三百乘戍守，以威胁宋国。说明楚国在中原仍有很大势力，控制宋、郑两国仍然是晋、楚争霸中原的焦点。
　　周简王十三年夏六月，在楚攻取彭城、安置宋国五位叛臣、威胁宋国以后，宋大司马老佐与华喜起兵攻彭城。十一月，楚令尹子重救彭城而攻宋。老佐解围回军，中楚埋伏，老佐战死。宋国向晋告急。晋卿韩厥向悼公进谏：" 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悼公采纳韩厥建议，于次年春，会同宋、卫、鲁、曹、莒、邾、滕、薛九国联军救宋，在靡角遇到楚军，楚军不战而退。诸侯军攻克彭城，俘虏叛宋的鱼石、向为人等五大夫。悼公此役旗开得胜，解除了楚国对宋国的威胁，恢复了通吴的要道，使晋、楚争霸的战略形势得到初步改观。
　　同年五月，悼公又命晋卿韩厥、荀偃率诸侯军伐郑，攻入郑都外城。
　　在洧水岸边打败郑国徒兵，进驻在鄫地（今河南睢县东南），进而侵伐楚国的焦、夷两地，到达陈（今河南淮阳县）。悼公与卫侯帅兵驻在戚地（今河南濮阳县北）作为后援。楚兵不出，诸侯军遂撤退。是年秋，楚大夫子辛率军侵伐宋的吕、留二地（均在今徐州市附近），郑大夫子然率兵攻宋，攻取犬丘（今河南永城县）。这是一种骚扰战，企图疲劳诸侯军。
　　周灵王元年（公元前５７１年），晋率宋、卫之师侵郑，转而在戚地会合诸侯，共商服郑方略。鲁大夫孟献子献计：" 请城虎牢以逼郑。" 晋采纳孟献子建议，当年冬，大会诸侯，修筑虎牢城，以逼迫郑国。虎牢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县，南为嵩山高地，北临黄河，东为敖山，是军事上的天险要地。晋据其地，南下可直趋郑、许之都，继而进逼楚之方城。晋城虎牢，郑国被迫求和。次年，即公元前５７０年，晋悼公在鸡泽大会周王室卿士单子、齐、鲁、卫、郑、宋、陈、莒、邾九国诸侯，缔结盟约，奠定了霸业基础，中原形势转而有利于晋。当时，楚国发生公子申与子辛、子重争权相杀事件，无力顾及中原。是年冬，晋悼公以许国不参加鸡泽之会为名，命荀■伐许，图谋向南扩张势力。当时，陈国也叛楚服晋。楚国派公子何忌率师进驻繁阳，准备伐陈。
　　周灵王三年春，楚军尚在繁阳，听说陈成公去世，遂退兵，而陈人不听楚命。夏，楚彭名再次侵陈。冬，楚人又命顿子趁机伐陈。陈人反击，包围顿国。晋正思谋对策，无终子嘉父派孟乐来求和，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想出兵讨伐。魏绛说：" 诸侯新服，陈新来和，将观于我。
　　我德则睦；否，则携贰。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 ，提出和戎策略。悼公从其计，派魏绛与戎结盟，解除了晋国的后顾之忧。
　　公元前５６８年冬，晋率鲁、宋、陈、卫、郑、曹、莒、邾、滕、薛、齐、吴、鄫十四国军队戍卫陈国。楚国不得已，追究失去陈国的责任，责在令尹子辛向陈国索取重贿，所以共王杀子辛，而命公子贞（子囊）为令尹，使其率军伐陈。晋率鲁、齐、宋、卫、郑、曹诸国军进驻棣城（今河南原阳县北）以救陈，楚军无功而退。
　　周灵王六年，楚令尹子囊又率军围陈，晋悼公在■地（今河南省鲁山县境）会同鲁、宋、陈、卫、曹、莒、邾诸国军救陈。楚军又无功而退。次年夏，晋悼公在邢丘（在今河南温县东）与鲁、宋、郑、齐、卫、邾诸国大夫结盟，确立了晋国的霸权。
　　在邢丘会盟之后，郑国面对晋、楚两强的激烈争夺，内部分裂为从楚、从晋两派。邢丘会议前，郑曾出兵侵蔡，俘蔡司马公子燮献于邢丘大会，意欲挑起晋、楚战争，以便郑国选择胜利者来服事。这年冬，楚令尹子囊果然率军侵郑，讨伐它侵犯蔡国。郑大夫子驷、子国、子耳要从楚，而大夫子孔、子■、子展欲等待晋救援。子驷执政，断然决定从楚，说：" 敬供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 遂与楚讲和，又派王子伯骈报告晋国从楚的苦衷。
　　楚国此时与晋争郑的策略是：晋来则退，晋退则来。楚又连结秦国，共同对晋。周灵王八年冬十月，晋悼公率晋四军并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诸国军大举伐郑。十一日，鲁、齐、宋军跟随晋中军荀■、士匄攻击郑国■门（东门）；卫、曹、邾军跟随晋上军荀偃、韩起攻击郑国师之梁门（西门）；膝、薛军跟随晋下军栾黡、士鲂攻击郑国北门；杞与小邾跟随晋新军赵武、魏绛砍伐郑国道路两旁的树木。十五日，大军驻扎在汜水（今河南省中牟县西南），命令诸侯" 修器备，盛■粮，归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围郑 "①。郑国人见诸侯准备长围久困，即向晋国求和。晋中行献子（荀偃）想继续围郑，等待楚军前来，与之决战。中军帅荀■则定下疲劳楚军的计谋，说：" 许之盟而还，以敝楚人。吾三分四军，与诸侯之锐，以逆来者，于我未病，楚不能矣。犹愈于战。" 就答应了郑国的求和。十一月十日，晋率诸侯在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
　　结盟。郑国服从了晋国。
　　晋师退去，楚军又伐郑，郑又与楚媾和。
　　晋悼公回国，计议让人民休息的办法。魏绛建议：向人民施舍，把国家积聚的财物借给人民。从晋侯以下，有积聚的，全拿出来。国家没有不流通的财物，也没有困乏的人民；政府不禁山林川泽之利，人民也不贪求。祈祷神灵用财币代替牲畜，招待宾客仅用一种牲畜，不再制作新的器物，车马服饰够用即可。这些措施实行一年，国家富足。于是，晋准备展开" 三驾胜楚" 之战。
　　晋为加强" 三驾胜楚" 的攻势，首先在周灵王九年率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诸国诸侯、齐世子光在柤地（今江苏邳县北）会见吴王寿梦，促使吴加强在楚侧翼的牵制活动。会后，诸侯军灭偪阳，分其地予宋，以确保晋通吴之路的畅通。
　　楚为打击晋国的计划，于是年六月联合郑国出兵伐宋，攻击宋之桐门。而此时晋为打破秦、楚联盟，解除西鄙之患，正集中力量攻秦，无暇顾及宋国，遂命卫出兵襄牛（在今山东省范县境）以救宋。楚则令郑出兵攻击卫国，郑派大夫皇耳伐卫。楚、郑军又转而侵入鲁国西鄙。楚军打击宋、鲁，旨在压迫两国脱离晋国。但郑侵卫之军被卫击败，主将皇耳在犬丘（今河南永城县西北）被俘。楚见军事计划难以实现，遂回军围萧，并侵入宋国北部。而晋在胜秦后则立即会合诸侯，展开了" 三驾胜楚" 之战。
　　公元前５６３年九月，晋悼公会合鲁、宋、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等十二国军队讨伐郑国。当大军云集牛首（在今河南通县西北）时，郑国发生了内乱，执政大夫子驷、子国、子耳被杀。晋悼公没有趁乱对郑用兵，而令诸侯增筑虎牢，晋军则修筑梧、制二城（皆在虎牢附近），令士鲂、魏绛戍守。郑被迫再次与晋媾和。
　　当时，楚子囊率军北上救郑。十一月，晋中军帅荀■率上军及诸侯军绕过郑国南下，到达阳陵（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后，晋上军帅栾黡率军独进，与楚军夹颍水而阵。郑见诸侯有退兵之意，又叛晋从楚，与楚结盟。晋中军帅荀■见疲劳楚军的目的已经达到，下令诸侯退兵。回军路上听到郑又叛盟的消息，便侵入郑国北鄙，然后还。楚见晋撤军，也退了兵。史称晋此行为" 三驾胜楚" 的一驾。
　　次年，即公元前５６２年，四月，晋中军帅荀■又率新军及齐、宋、卫之军伐郑。齐、宋攻击郑之东门，卫侵郑之北鄙，荀■率新军到达郑国西郊，向东侵伐属郑的许国旧地。六月，晋、齐、宋、卫军在北林（今河南新郑县北）聚会，然后，兵进向地（在今河南尉氏县西南），又西北行，进驻琐地（河南新郑县北），包围郑国都城，在郑都南门外展示兵力。诸侯后续部队则从西渡过济隧河而到达郑都。郑国人害了怕，向晋求和。秋七月，诸侯在亳地（今郑州商城遗址之北）会盟。史称此举为晋国" 三驾胜楚" 的" 二驾".晋国二驾服郑以后，楚为与晋再争郑国，就拉拢秦国，遣使向秦国乞兵。秦派右大夫詹率军助楚。公元前５６２年秋，楚共王会合秦军北上伐郑。郑见楚势强大，又叛晋从楚，并引导楚、秦联军伐宋。九月，晋悼公悉起诸侯之师伐郑，在郑东门展示兵力。郑在晋的强大压力下，又请和于晋，同时派使者向楚国报告不得已服晋的情况。至此，楚因连年兴师，疲惫不堪，无力再出兵与晋抗争，只好逮了郑国的使者以泄愤。
　　史称此即晋" 三驾胜楚" 之役。九月二十六日，晋赵武入盟郑伯；冬十月九日，郑子展出盟晋侯。十二月初一，诸侯会于萧鱼（今河南许昌市）。
　　晋悼公宣布：赦免郑国俘虏，撤回诸侯侦察兵与巡逻兵，禁止士卒掠夺。
　　郑经此役后服事晋国二十余年。萧鱼会后，秦曾派左右庶长率军救郑。
　　次年冬，楚令尹子囊与秦庶长无地又伐宋，但中原服晋大局已定，楚、秦二军皆无功而还。晋悼公经过内政、外交和军事上的不断努力，终于使晋国霸业得到复兴。
　　综观晋在悼公时，君臣上下齐心努力，发奋图强。首先，发展经济，革除弊端，奠定了霸业的基础。其次，在政治、外交方面，能团结中原广大华夏国家，实行和戎政策，壮大了国力。在军事上，采取" 三分四军" 的战略，疲劳楚军，与楚争郑，终于" 三驾胜楚" ，使郑国服晋，二十余年不再背叛。后来，晋、楚二国各因国内问题严重，不能再争，诸侯也普遍厌战，遂于公元前５４６年召开了诸侯" 弭兵" 大会，中原进入了相对和平时期，而晋、楚两强的百年争霸战争也就进入了尾声。
　　（四）晋秦、晋齐的争霸战争秦、晋、楚、齐是春秋时期的四个大国。在晋、楚百年争霸过程中，秦、齐也时刻觊觎中原霸权或谋求地方霸权，从而不断引发晋秦、晋齐的战争。其中，著名的有晋秦崤之战、晋秦麻隧之战和晋齐鞌之战。
　　１。晋、秦崤之战秦是春秋时的西方大国，穆公在位时又以贤名。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等一批贤臣，国势渐强，从此竭力图谋向东发展，参与中原争霸斗争。
　　他先后支持晋惠公、晋文公二位国君归国，其目的也正在于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而在东方寻求盟国或立足点。晋在文公时，同秦国保持了一段良好的关系。在城濮之战中，秦又出兵助晋，帮助晋文公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周襄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６３０年），晋文公会同秦穆公围攻郑国，讨伐郑国对晋怀有二心。晋军驻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县），从东、北方面围郑；秦军驻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县南），从西面围郑。郑文公为挽救国家危机，派特使烛之武劝说秦穆公：晋、秦围郑，郑国知道要灭亡了。但是郑国灭亡对于秦国来说并无好处，它只会增强晋国的力量。而晋国力量的增强则是秦国力量的削弱。如果不灭郑国，而留下它作为秦国的东道主，供奉秦国往来的使臣，这对于秦不是更好吗？何况，贵君曾有恩于晋君，晋君答应割给秦焦、瑕之地，但晋君早晨渡河归国，晚上就对秦国设防。晋如果向东并吞了郑国，那么向西不侵掠秦国，土地从哪里取得？所以灭郑其实是损害秦国以利于晋国的下策，请贵君考虑吧！
　　烛之武一席话使秦穆公如梦初醒，他不但不再助晋灭郑，反而与郑国单独结了盟，并留下杞子、逢孙、扬孙三位大夫助郑戍守，自己则率兵归国了。
　　秦军撤退后，晋大夫狐偃等对穆公的背信弃义行径大为不满，主张攻击秦军。晋文公则从大处着眼，认为秦有恩于晋，攻击秦军是不仁。
　　同时，晋为保持中原霸权，失去秦国这样一个盟友也是不智。所以，晋也与郑国媾和，然后退了兵。晋、秦伐郑事件虽然这样结束了，但它却为秦、晋交兵种下了远因。
　　周襄王二十四年，郑文公、晋文公先后谢世。戍郑的秦大夫杞子等向穆公密报，说他们掌握着郑国都城的城防，建议穆公派兵偷袭郑国，由他们作内应，则郑国可灭。秦穆公多年以来处心积虑谋求向东发展，这个建议正中下怀，如能袭取郑国，即可进入中原，分享晋国的霸权。
　　于是，穆公向大夫蹇叔征求意见。蹇叔说：辛劳大军远道奔袭，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跨越千里去袭击别人，人家怎么会不知道？我军长途跋涉，精疲力尽，人家有所准备，是不会成功的。但袭郑的诱惑力很大，穆公主意早已拿定，遂不听蹇叔意见，命令百里孟明、西乞术、白乙丙三帅率兵东进。
　　秦军袭郑，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县）至郑都（今河南新郑县），历程一千五百余里，中经桃林、殽函、轘辕、虎牢等数道雄关险塞，是一次冒险性的军事行动。
　　周襄王二十五年，春二月，秦军经过王都洛邑北门，" 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 ，表现轻佻无礼。秦军行抵滑国（在今河南偃师县之缑氏镇），遇郑国到周做生意的商人弦高。弦高见状，一面以郑君名义先送四张牛皮，然后送牛十二头，犒劳秦军，说：" 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厚）敝邑，为从者之淹（久），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 ①一面派人乘传车急回国内报告。
　　郑穆公获得弦高报告，立即派人去探察秦将所居的馆舍，见秦兵已" 束载、厉兵、秣马" ，准备作战了。于是，郑穆公派大夫皇武子辞谢秦将说：君等久留在敝国，敝国已无法供应粮秣、牛羊。现在听说君等要离开，郑国有原圃，就像秦国有具囿一样，请你们自己去猎取麋鹿，让我们闲暇一下如何？秦将见机密已泄，杞子逃亡到齐，逢孙、扬孙逃亡到宋。
　　秦帅孟明见内应已逃遁，郑国有了准备，认为" 攻之不克，围之不继" ，不如退兵，就袭灭滑国，满载战利品而还。
　　晋在文公的国丧之中，得到秦国偷袭郑国的情报，中军帅先轸认为，秦穆公不听蹇叔忠告，而以贪婪兴师，这是上天赐给我们击敌的机会，力主攻击秦军。大夫栾枝则认为没有报答秦穆公赐给的恩惠，反而攻击他的军队，这不是为先君着想。先轸说：" 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 又说："吾闻之：' 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 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 ①襄公采纳了先轸建议，发兵击秦，并联合姜戎一道行动。襄公穿着丧服亲自督军，梁弘为他驾车，莱驹做车右。晋与姜戎联军在殽函地区的东、西殽山之间设下埋伏。
　　公元前６２７年四月，秦军进入埋伏圈，在晋与姜戎夹击下，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等三帅被俘。
　　晋军全胜而归，文嬴（文公夫人，襄公嫡母）向襄公请求释放秦国三帅，说他们是构成秦、晋二君间隙的罪魁，请让他们回国去接受杀戮。
　　襄公即释放了秦国三帅。先轸得知，责备襄公处置失当。襄公又命阳处父去追击，秦三帅已登舟渡河。孟明等三帅回到秦国，穆公不但没有加罪，反而更加信用，使专任军事。
　　周襄王二十七年，秦孟明率师伐晋，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县东北），秦师失败。同年冬，晋大夫先且居率宋、陈、郑联军伐秦，取汪及彭衙而还。
　　次年，秦穆公亲自率军伐晋，渡过黄河，焚烧船只，以示决心死战。
　　攻取晋国的王官（在今山西闻喜县南），兵锋直达绛都之郊。晋人不出，秦军掉头向南，由茅津再渡黄河，到达殽山，封殽中秦军尸骨而后还。
　　此二役则是殽战之余波。
　　殽之战是春秋史上的一次重要战役。它的爆发不是偶然的，而是秦、晋两国根本战略利益矛盾冲突的结果。秦在殽之战中轻启兵端，孤军深入，千里远袭，遭到前所未有的失败。从此秦国东进中原之路被晋国扼制，穆公不得不向西用兵，" 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 ①，殽之战标志晋、秦关系由友好转为世仇。此后秦采取联楚制晋之策，成为晋在西方的心腹大患。而晋国为保持霸主地位，也不得不在西、南二方对付秦、楚两大国的挑战。所以，楚虽未参加郩之战，但却是殽之战的最大受益者。
　　２。晋、秦麻隧之战从殽之战（公元前６２７年）至麻隧之战（公元前５７８年）五十年间，晋、秦两国不断冲突，大小十余战，影响较大的有公元前６２０年的" 令狐（今山西临猗县南）之战" 、公元前６１５年的" 河曲（在今山西风陵渡附近）之战" 、公元前５９４年的" 辅氏（今陕西省大荔东）之战" 等。
　　这些战役，多是晋胜秦败，表现了晋在晋、秦斗争中始终居于上风地位。
　　晋、秦麻隧之战发生在周简王八年（公元前５７８年），是晋景公霸业的持续。晋自殽山战役以后，霸业受到秦、楚联盟的困扰，陷于对秦、楚两面作战的被动地位。所以，在灵、成二公时，霸业中衰，楚在中原占了支配地位。至晋景公时，采取了几项新的部署：其一，消灭赤狄，改善了晋国的战略地位；其二，在鞍之战（公元前５８９年）中战胜齐国，打破了齐楚联盟，逼迫齐国向晋靠拢；其三，派巫臣通吴，联吴制楚，在楚侧翼扶植它的心腹大患；其四，拆散秦、楚联盟，以便各个击破。
　　其中，前三项部署，景公已经完成。中原战略形势已向有利于晋国方向发展。
　　周简王四年（公元前５８２年）冬，晋景公主动释放楚国战俘钟仪，让他回国为晋通好。楚共王也派公子辰回报晋国，" 请修好，结成".次年春，晋又派大夫籴茷至楚回报公子辰之聘。一时，晋、楚之间出现了媾和的局面。但这年五月，晋景公忽然病故。不过，厉公继立后仍奉行和楚政策。周简王六年，宋大夫华元利用晋、楚两国的愿望，促成晋、楚两国的和议。次年五月，晋大夫士燮会楚大夫公子罢、许偃，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形成了晋、楚间第一次和局。晋大夫郤至至楚，楚大夫公子罢至晋，互相聘问。
　　晋、楚的和局，实质上是晋国拆散秦、楚联盟，实现各个击破战略的一部分。正当晋、楚两国间谋和的时候，晋厉公也对秦作出了和平试探。两君曾约定在令狐（今山西省临猗县西）相会。这年冬，晋厉公先至会所，而秦桓公不肯渡河，仅派大夫史颗到河东与晋侯结盟。晋也只好派大夫郤犨到河西同秦伯结盟。秦国对这次结盟并无诚意，归国后秦桓公即背叛了令狐之盟，并联络楚国和狄人共谋伐晋。楚共王拒绝了秦的要求，并向晋国通报了情况。晋见秦、楚联盟有了裂痕，立刻抓住时机，专力西向对付秦与白狄。晋、秦麻隧之战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了。
　　周简王七年秋，秦人约白狄攻击晋国，晋在交刚击败白狄。次年，晋厉公即一面派使者征集诸侯军队，准备伐秦；一面在四月五日派吕相（即魏相）赴秦，宣布与秦断绝关系。其说辞是迄今所见春秋史上最长的一篇外交文告，也是一篇讨秦檄文。该文文笔犀利，语言生动，它历数晋、秦两国之间数十年的积怨，把责任全推到秦国一边，把秦国描绘成三心二意、背信弃德的国家。在政治上，它起到了动员诸侯参与伐秦的作用，也使楚国失去联秦、救秦的理由。这篇文告充分显示了晋国君臣在政治与外交斗争中的高超智慧。
　　五月，晋厉公率晋军并齐、鲁、宋、卫、郑、曹、邾、滕八国联军直压秦境，拉开了麻隧之战的序幕。
　　晋厉公亲统晋国四军：中军将栾书，中军佐荀庚。上军将士燮，上军佐郤锜。下军将韩厥，下军佐荀■。新军将赵旃，新军佐郤至。郤毅为厉公驾驭战车，栾鍼做车右。加上齐、鲁、宋、郑、卫等八国联军，组成强大兵团，直抵秦国。秦见诸侯大军压境，亦起兵进至泾水以东进行迎战。五月四日，双方在麻隧（今陕西泾阳县北）展开激战，秦军大败，秦将成差及不更女父被俘。诸侯方面，曹宣公死于军中。秦军残部败退，晋及诸侯联军渡过泾河追击到侯丽（今陕西省礼泉县境），然后回师。秦经麻隧之败，数世不振，已不再构成晋西鄙的大患。
　　晋在麻隧胜秦以后，完成了" 秦、狄、齐" 三强服晋的部署，又转而全力制楚。晋厉公终于在周简王十一年（公元前５７５年）的鄢陵之战中战胜了楚国，实现了晋景公重建霸业的愿望。
　　３。晋、齐鞍之战晋、齐鞍之战发生在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８９年），上距晋、楚邲之战（公元前５９７年）仅八年。
　　邲战之后，楚国西联秦，东北联齐，东联吴越，灭江、六、舒、蓼，控制了中原，声威赫赫，较之城濮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晋国势力则一落千丈，不仅受到来自西方秦、南方楚联盟的威胁，而且北有白狄之患，东有赤狄之祸，陷于秦、楚与赤狄、白狄四面包围之中。
　　齐在桓公以后，虽然失去霸权，但仍不失为东方大国，独立于晋、楚、秦三强之外，屡次兴兵侵卫、侵鲁，在东方扩张势力。晋、楚双方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都想结好齐国。在邲战之后，晋国势力削弱，这就助长了齐国称霸东方，欲与晋国一较高下的野心。
　　周定王十四年（公元前５９３年），晋在消灭赤狄以后，想在断道（今山西省沁县东北）召开诸侯大会。次年春，晋侯派大夫郤克出使齐国，征召齐国赴会。齐顷公侮慢郤克，郤克回国则时刻准备报复，而齐顷公又拒绝参加断道之会，这就为晋国伐齐找到了借口。晋、齐鞍之战由此爆发。
　　周定王十六年，晋侯、卫太子臧伐齐，兵进阳谷（在今山东阳谷县北）。齐顷公被迫在缯地（在阳谷附近）与晋景公结盟，并派公子强到晋国做人质。这时，晋国的主要意图还在于联合齐国。但是，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５９０年），楚遣使通齐， "齐、楚结好 "①，齐顷公又背叛晋、齐缯之盟约。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８９年）春，齐顷公率军侵犯鲁国，攻克鲁北国境上的龙邑。卫派大夫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军救援鲁国，在新筑（今河北魏县南）被齐军打败。鲁、卫二国向晋国乞师。晋中军帅郤克力主伐齐。晋景公见联齐不成，为阻断楚、齐联盟，各个击破，遂决定伐齐，由晋郤克统帅中军，士燮率上军之一部，栾书统帅下军，韩厥为司马，起兵车八百乘，以救鲁、卫。鲁大夫季孙行父也率军来会。
　　齐闻晋军出，即退却，晋军追至莘地（在今山东省莘县北）。六月十六日，晋军又迫至靡笄山下（今山东济南市之千佛山），与齐军形成对峙局面。齐顷公派人向晋军帅郤克请战说：" 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 晋人回答说：" 晋与鲁、卫兄弟也。来告曰：大国（指齐）朝夕释憾于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群臣请于大国，无令舆师淹（久）于君地。能进不能退，君无所辱命。" 齐顷公说：" 大夫之许，寡人之愿也。若其不许，亦将见也。" ①齐将高固向晋军挑战，生俘晋人而乘其车归，向齐军宣示说：想勇敢的人，买我的余勇。
　　次日晨，晋、齐两军对阵于鞍（在今济南市西偏）。齐将邴夏为顷公驾驭战车，逢丑父做车右。晋将解张为郤克驾驭战车，郑丘缓做车右。
　　齐顷公狂傲地说：" 余姑翦灭此而朝食。" 马不披甲即杀向晋军。在激战中，晋中军帅郤克中箭受伤，但仍击鼓督战。其御解张也为流矢射穿手肘，但仍努力驾车。车右郑丘缓见有险情即下去推车。解张见郤克伤重，左手把握缰绳，右手执鼓槌击鼓，率战车冲锋不止，晋大军跟进，齐军大败。晋军一路追击，绕行华不注山三圈。
　　晋军司马韩厥驾车追击齐侯，其车左、车右皆中箭身亡。晋大夫綦母张丧失战车，也乘上韩厥战车，等他们追上齐侯战车时，齐侯车右逢丑父趁韩厥俯身去扶车右的机会，机智地与齐顷公换了位置，并叫顷公下车去华泉取水。齐顷公副车载顷公逃脱。晋军追击齐师，从丘舆（在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南）进入齐境，攻击马陉（在丘舆北）。
　　齐军失败，顷公派大夫国佐求和，献出灭纪所得的甗（ｙǎｎ，音演）
　　和玉磬，并愿割地。郤克不受，说：" 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 国佐回答说：萧同叔子为寡君之母。晋、齐匹敌，也是晋君之母。以国母为质是不孝。晋怎能以不孝号令诸侯？又说：先王疆理天下，实行因地制宜。怎能" 尽东其亩" ，惟晋国兵车是利？如果晋再相逼迫，齐国只有背城借一，决死战斗。当时，鲁、卫二国也劝郤克与齐讲和，郤克听从了。秋七月，晋、齐在爰娄（今山东临淄县西）结盟。晋让齐国人归还侵占鲁国的汶阳之田。
　　鞍之战是构成晋景公争霸事业的一部分。经过鞍之战，晋国成功地打破了齐、楚联盟，而把齐拉到了自己一边。鞍之战次年（公元前５８８年），齐顷公亲自朝晋，建立晋、齐联盟。晋为加强这一联盟，不得不牺牲鲁国利益，在周简王三年（公元前５８３年），又命鲁国将汶阳之田划归齐国。晋、齐联盟的建立，是晋景公继消灭赤狄、联络吴国之后，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晋景公所创建的霸业，经过厉公、悼公的努力，一直持续到顷公、定公时代。而鞍之战在晋景公的争霸事业中占据重要地位。
　　（五）吴、楚之战在晋、楚的争霸斗争中，晋以联吴策略制楚。周简王二年（公元前５８４年）派巫臣通吴，" 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 ，吴国始逐渐强大。由周简王二年到周景王二十四年（公元前５２１年）的六十余年间，吴向西发展势力，与楚国争夺淮河中游一带的州来（今安徽凤台县）、钟离（在州来北）、巢邑（在今安徽巢县东北）等重镇，展开了大小二十余战，成为楚国的肘腋大患。在公元前５４６年诸侯" 弭兵" 大会之后，中原进入了相对平静的休战状态。而吴、楚之间的斗争，则在淮河流域继续展开。其中，吴、楚的鸡父之战和吴破楚入郢之战最有代表性。
　　１。吴、楚鸡父之战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５２５年），吴在长岸击败楚国舟师，迫使楚国改变战略，增修州来城，而采取守势。吴、楚之间出现了五年的短暂和平。
　　周敬王元年（公元前５１９年），吴、楚围绕争夺州来，拉开了鸡父之战的序幕。这一年，吴王僚与公子光率兵攻击州来。楚平王在鸡父会集顿（今河南商城县南）、胡（今安徽阜阳县西北）、沈（今河南沃邱县）、蔡（今河南新蔡县）、陈（今河南淮阳县）、许（今河南叶县）
　　六国大军，准备救援州来，讨伐吴国。吴军撤至钟离，等待楚军。楚令尹子瑕不幸病死军中，大军士气不振，退回鸡父。吴公子光分析楚军形势说：跟随楚国的诸侯都是小国，因畏惧楚国才出兵，他们七国同役不同心。更兼楚国令尹新死，代理元帅身份微贱，政令不能统一。因此，楚军是可以打败的。于是，吴军追至鸡父。
　　吴公子光献破楚之计说：楚军方面，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国大夫齧治国不通权变，若分兵先攻击这三国军队，他们一定溃败。他们一溃败，诸侯军必然军心动摇。诸侯军一乱，楚军一定败逃。吴王从其计。
　　次日，即七月二十九日，是兵家忌讳的晦日。吴王用三千囚徒打头阵攻击胡、沈、陈三国军，以为诱敌之计。三国军见吴囚徒兵散乱，争相追击俘获，陷入吴军重围。吴王僚率中军，公子光率右军，公子掩余率左军，大败三国军，俘虏胡、沈之君及陈国大夫。吴又放纵三国的败兵向许、蔡、顿三国军中溃逃，大喊说：" 吾君死矣！ "①吴军随后鸣鼓攻击许、蔡、顿三国军，三国军惊骇败退，楚军也随之大败而退。
　　鸡父之战，是小国战胜大国、一国战胜七国、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春秋战争史上有重要意义。
　　楚作为春秋时期的大国，在鸡父之战中失败于吴，固然因为吴是新兴强国，但更主要的在于楚国的内部问题。楚自灵王即位以来，贪婪不仁，引起公子比等人叛乱，杀死灵王。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楚平王。平王即位后，宠信谗臣费无极谋害太子建，惨杀大臣伍奢、伍尚。楚国的内争势必削弱了国力，使它大不如从前。
　　鸡父之战以后，吴占有州来，楚在淮河流域失去重要屏障。在与吴的斗争中，地位更加衰弱不振。而吴占州来以后，对楚进可攻，退可守。
　　后来的破楚入郢之战，于此役已见端倪。
　　２。吴破楚入郢之战鸡父之战以后，楚平王于周敬王四年（公元前５１６年）去世，子昭王嗣立。昭王年幼，楚令尹囊瓦执政。囊瓦贪残庸暴，也宠信费无极，残杀大夫郤宛、阳令终、晋陈等，楚国内政愈发紊乱，诸侯离心。吴公子光于周敬王五年（公元前５１５年）杀王僚自立，即吴王阖庐。阖庐延揽人才，重用伍员、孙武等贤臣，励精图治，国家日益富强。
　　吴为大举讨伐楚国，于周敬王二年（公元前５１８年）灭巢、灭钟离，控制了淮河中游地区。以后，加速西进，于周敬王八年（公元前５１２年）
　　灭徐。然后采纳伍员分全国军队为三部，轮番侵敌，" 彼出则归，彼归则出" 之计，疲劳楚军。同时，于周敬王十年（公元前５１０年）讨伐越国，以扫除伐楚的后顾之忧。楚国则一面筑城防守，一面联越制吴，但收效不大。周敬王十二年（公元前５０８年），吴又利用舒鸠人引诱楚国伐吴。秋，楚令尹囊瓦率军至豫章，中吴埋伏，大败而归。吴趁势再攻巢邑，俘虏楚大夫公子繁，从此，楚在大别山以东的城邑及属国悉为吴有。至此，吴所采取的三分其师、轮番攻楚的策略已经奏效。楚国无岁不有吴师，楚军被吴兵的骚扰弄得精疲力竭。
　　周敬王十三年，楚令尹囊瓦释放了被他无理拘留在楚国三年的蔡侯。蔡侯归国，矢志报仇，向晋国求援。周敬王十四年，晋在召陵会集十八个国家商讨伐楚。晋大夫荀寅因为向蔡国索贿不成，就建议说：不能伐楚。因为，晋与楚国定有"弭兵之盟".再者，晋西北边境又有中山之患。执政大夫范鞅从其议，辞谢了蔡侯。这年冬，蔡侯以公子乾与大夫之子为人质于吴，向吴求助。吴人遂发兵攻楚，蔡侯及长期受楚欺凌的唐国也发兵相助，吴、楚双方遂展开了柏举大战。
　　吴军乘船由淮河逆水而上，到达淮汭（在今安徽霍丘县附近），舍舟上岸，在豫章与楚军夹汉水而对峙。
　　楚左司马沈尹戌向令尹囊瓦献计：令尹率楚军主力沿汉水布防，阻止吴军渡河。沈尹戌率方城山以外的军队直扑淮汭，捣毁吴军的船只，然后扼守大隧（今豫、陕交界的九里关）、直辕（今名武胜关）、冥阨（今名平靖关）等险阻，切断吴军归路。令尹再率主力渡过汉水正面迎击吴军，沈尹戌从吴军背后攻击，一举打败吴军。囊瓦同意，沈尹戌依计行事。
　　但沈尹戌走后，楚大夫武城黑劝囊瓦速战求胜。大夫史皇也对囊瓦进言说：楚人平日厌恶令尹而喜欢司马，如果司马在淮汭毁掉吴国船只，阻塞城口（指大隧、直辕、冥阨）要道，从后攻吴，是司马独获破吴大功。令尹一定速战，不然免不了恶名。囊瓦以为很对，就率全军渡过汉水，沿小别山（在今河南光山县至湖北黄冈县之间）到大别山（今安徽霍县之安阳山）之间排成军阵，与吴军交战，三战三败。囊瓦见吴军精锐难胜，想要弃军逃跑，被史皇劝阻。囊瓦率军退至柏举（在今湖北省麻城县东北），吴军跟进。十一月十八日，两军摆开决战阵势。早晨，吴王阖庐之弟夫概王向阖庐建议：" 楚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后大师继之，必克。" 阖庐不允许。夫概王认为臣义而行，不须待命，就率所部五千人冲击囊瓦的中军，囊瓦中军抵敌不住而逃奔，楚军陷于混乱。吴军全力进击，楚军大败。囊瓦逃亡郑国，史皇力战而死，大夫薳射被俘。楚军退至清发河（在今湖北安陆县）东岸，吴军乘其半渡，发起攻击，又大败楚军。渡过河的楚军退至雍澨（今湖北京山县），做好饭正待要吃，吴军又追至，楚军弃食逃奔。吴军吃罢楚军丢下的饭，继续追击楚军。
　　楚左司马沈尹戌发方城外之兵疾进淮汭，去捣毁吴军乘船，兵至息地（在今河南息县），听说楚军已败，遂迅速回救楚军，在雍澨打败吴军，但自己也受了重伤。沈尹戌带伤率师与吴军力战三阵，终于败亡。
　　吴军大举西进，五战五胜，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攻入楚国郢都。
　　楚昭王带着妹妹和鍼尹固乘船西逃，吴兵追至。楚军点火燧系于象尾，纵燧象群冲向吴军，昭王始摆脱吴军追击。
　　昭王渡过雎水（今湖北沮水）、长江，经云梦泽，进入郧邑（今湖北京山县），又转入随邑（今湖北随县），吴兵追至随。随人掩护楚昭王，吴兵不获楚王，只得退兵。
　　吴军进入郢都后，纪律松弛，君臣各分居于楚君臣之宫，各妻楚君臣之妻。夫概王与公子山为争夺囊瓦之宫几乎动武。吴君臣贪恋楚国财富与女色，数月不归。
　　周敬王十五年春，楚大夫申包胥赴秦国求救，秦派大夫子蒲、子虎率战车五百辆救楚。在沂邑（今河南正阳县境）大败吴夫概王。秦、楚联军灭掉唐国（在今湖北随县西北唐城镇）。吴在雍击败楚反攻的军队，而后秦又击败吴军。吴军退居麇（今湖北安陆）。楚薳射子薳延率柏举的散兵，会同楚大夫子西在军祥（今湖北随县西）打败吴军。是年夏，越乘吴军在楚，国内空虚，发兵侵入吴国。
　　吴夫概王在沂邑战败后率军回国，自立为王。吴王阖庐见国内有变，统帅大军向东退走，在公壻之谿被秦、楚联军击败。楚昭王回到郢都。
　　吴王阖庐率军回国，攻击夫概王，夫概王兵败，逃亡到楚国，后成为楚的堂谿氏。
　　周敬王十六年四月，楚国不甘心柏举、破郢之败，决心向吴报仇。
　　派舟师顺流而下，讨伐吴国，被吴太子终累打败。楚舟师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被俘。同时，楚大夫子期所率伐吴的陆军也在繁阳（今河南新蔡县北）被吴军打败。于是，楚国震动，君臣恐惧，乃迁都到鄀邑（在今湖北宣城县东南），以避吴军锋芒，并改革政纪，安定楚国。
　　这都是吴破楚入郢之役的余波。
　　楚是南方大国，土地数千里，兵车数千乘，号为春秋四强之一，竟然遭此大败，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楚长期称霸，恃强凌弱，造成附属国众叛亲离；其次，楚国内部矛盾重重，君臣不一，将帅不一，不能团结对敌；其三，吴为新兴国家，国力正在鼎盛时期，吴伐楚不仅得到蔡、唐等原楚附属国的支持，也得到东夷氏族的支持。
　　楚遭受破郢的打击之后，国力大为削弱，一时再也无力北上争霸。
　　晋在十八国召陵会盟之后，也陷入内部矛盾之中，卿族互相火并，势力削弱，诸侯离心，无力再图霸业。齐在东方趁机扩展势力，郑在中原乘王室内乱而侵吞王畿城邑，中原局势趋于分崩离析，又呈现出春秋初期的无统纪状态。
　　吴王阖庐虽有破楚入郢之大功，但他入郢之后，满足于微小成就，沉溺于声色，不听孙武劝谏，表现志虑短浅，终于功败垂成，被秦、楚联军赶出楚境。所以，后人论史，不把阖庐列入春秋" 五伯" 之中。
　　（六）吴、越之战周景王八年（公元前５３７年），楚采取联越制吴之策，率诸侯、东夷及越大夫常寿过伐吴，从此拉开了吴、越之战的序幕。当吴破楚入郢之时，越即乘吴国空虚之机，抄吴后路，兴兵伐吴。吴回军击越，越始退兵。
　　吴破楚入郢战役以后，中原无伯主，诸侯陷入自相混战状态。而此时，吴兴起于东南，越继吴而起。吴、越毗邻，两国互争三江五湖之利。
　　于是，吴、越的战争就构成了春秋后期历史的主要内容。
　　吴在破楚入郢之后，开拓疆土，北接齐、鲁、宋，西达陈、蔡、驾邑（今安徽芜湖西）、宛邑（今安徽宜城县），与楚相邻，南抵杭州湾北，与越接境，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吴王阖庐、夫差时，有贤臣孙武、伍员辅佐，国力空前强大。
　　越国疆土小于吴，南至句无（在今浙江省诸暨县南），北至御儿（在今浙江省崇德县东南），东至鄞地（今浙江鄞县），西至姑蔑（今浙江省龙游县南），都会稽（今浙江绍兴县）。
　　越在允常时期（公元前５２０年- 前４９６年在位），因得贤臣文种、范蠡辅政，国势强大，始成为吴国大敌。吴、越领土接壤，同为" 断发文身" 之族，不是吴灭越，就是越灭吴，所以二国的争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１。吴、越槜李之战周敬王二十四年（公元前４９６年）五月，越王允常死去，吴王阖庐积多年的怨愤，乘丧起兵伐越。越嗣王勾践率兵抵御，双方在槜（ｚｕì，音醉）李（今浙江嘉兴县西）摆开战场。勾践见吴军阵势严整，命令敢死队冲锋，为吴军擒获。再次组织敢死队冲锋，又为吴军所擒，而吴军阵势仍然岿然不动。勾践见二次冲锋不能成功，另派罪人排成三列，各持剑注于颈上，走到吴军阵前说，现在吴、越二君交兵，臣等违犯了军令，在君的队列前面行为不果敢，不敢逃避刑罚，谨敢自首而死，于是都自刎而死。吴军注目观看，惊骇不已。勾践抓住机会，突然进攻，大败吴军。越大夫灵姑浮挥戈攻击吴王阖庐，斩落他的脚趾。阖庐身受重伤，在败退途中，死在陉地，距槜李仅七华里。阖庐临终命其子夫差：一定不要忘记越国的仇恨。
　　槜李之战，虽然以吴败越胜告终，但当时吴国领土广大，兵强马壮，实力远超过越国，越并不是吴国的对手。然而，越却战胜了吴国，这就教育了吴国的执政者，要争霸中原，必先灭掉越国，以扫除后顾之忧。
　　由此又引发了吴、越夫椒之战。
　　２。夫椒之战自吴王阖庐战死，夫差即发誓为父报仇。他派人站在庭中，每逢他出入，那人就对他说：" 夫差！而忘越王之杀尔（你）父乎？" 夫差回答说：" 唯。不敢忘。" ①吴日夜练兵，准备报复越国。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４９４年），越王勾践听说夫差日夜练兵，准备伐越，想先发制人，趁吴兵未出，抢先伐吴。大夫范蠡劝谏，勾践不听，说：" 吾已决之矣。" ①遂兴兵伐吴。吴王夫差闻讯，征发全部水陆军迎战，双方在夫椒（今江苏苏州市西南太湖中的椒山）展开激战，越军大败。吴乘胜直捣越都会稽，攻破会稽城。越王勾践率残兵五千人退保会稽山，吴军将勾践团团围住。
　　勾践在危难中问计于大夫范蠡。范蠡要勾践卑辞厚礼向吴请和；如吴人不许，即举国降吴，以身追随吴王。勾践从其计，派文种赴吴军乞和。
　　夫差想答应越国的请求，伍子胥进言说：" 天以越赐吴，勿许也。" ②就拒绝了越国的要求。
　　文种回报勾践，勾践想杀妻子、焚宝器，力战而死。文种知道吴国的太宰嚭素与伍子胥不和，就利用这个矛盾，劝阻勾践说，吴国的太宰嚭贪婪，可以利诱，请私下里求他，可以成功。勾践就命文种带上美女和宝器，私下献给太宰嚭。太宰嚭接受贿赂，就领文种去见夫差。太宰嚭劝吴王说： "越以服为臣，若赦之，此国之利也 . "③伍子胥再次反对媾和，说：现在不灭越国，以后必然后悔。勾践是贤君，范蠡、文种是良臣。他们若再回到越，将会叛乱啊。夫差不听，终于与越议和而后退了兵。
　　夫椒之战是吴灭越的最好时机，而翦灭越国则是阖庐多年来一贯坚持的基本战略目标。但是，夫差目光短浅，听信谗言，轻率地放弃了这一根本战略目的，这就为后来越国灭吴埋下了祸根。
　　３。越灭吴之战越灭吴之战，由三个主要战役组成：其一，越袭吴都之战；其二，笠泽之战；其三，围攻吴都之战。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４９４年），越降吴后，勾践留文种守国，自与范蠡入吴，在吴执贱役三年，于周敬王二十九年正月始被吴遣放归国。
　　勾践归国后为报仇雪耻，与范蠡、文种共同策划复兴国家的大计。
　　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其一，奖励生产，充实国力，" 十年不收于国，民俱有三年之食" ①；其二，奖励蕃衍人口，" 令壮者无娶老妇，老者无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 有生多胎者，国家抚养；其三，照顾孤子、寡妇、疾病、贫困者家庭，国家发给廪食，教育其子弟；其四，尊贤礼士，延揽人才，对于" 达士，洁其居，美其服，饱其食".对于四方之来士，必告先君之庙，以礼招待。在外交方面：其一，遮掩越国的实力；其二，鼓励吴国北上伐齐、晋。吴已与楚国结下深仇大恨，再伐晋、齐，是结怨于三国。相反，越则" 结齐、亲楚、附晋" ，联合三国以制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愤图治，经过"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越国终于强大起来。
　　吴在降服越国以后，即开始向中原发展，自周敬王二十六年至周敬王三十六年十年间，先后六次出兵北上，伐陈、伐鲁、伐齐。其中尤以周敬王三十六年代齐的艾陵之战最为著名。是役吴国出动四军，夫差自将中军，大夫胥门巢将上军，王子姑曹将下军，大夫展如将右军。齐国出动三军：国书将中军，高无丕将上军，宗楼将下军。五月二十七日，双方展开大战。吴右军击败齐上军，齐中军击败吴上军。但吴上军得到吴中军与王卒的支援，扭转局势，大败齐军。吴俘获齐中军将国书及大夫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并获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当吴国出兵伐齐时，越为施展疲吴之计，勾践亲率其众朝吴，向吴王及将士馈赠礼品，吴人皆喜。唯大夫伍子胥谏阻吴王出兵伐齐，吴王不听。吴王夫差胜齐归来，用太宰嚭谗言杀了伍子胥，专用太宰嚭。吴国从此也就走上灭亡之路。
　　周敬王三十八年，吴王夫差命王子地、王孙弥庸辅佐太子守国，亲率国内精兵北上，与晋在黄池争盟。越王勾践趁此机会，发习流（水军）
　　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及诸御千人讨伐吴国。兵分两路：一路由范蠡、舌庸统帅，循海而逆入淮河，以断绝吴兵归路。另一路由勾践统帅，逆吴江而上，攻击吴都。
　　六月十一日，勾践先头部队由畴无余、讴阳率领，先攻至吴国郊区。
　　吴将王孙弥庸看见越军打着他父亲的" 姑蔑之旗" ，即要求出战，吴太子友不允许。但弥庸不听，于二十日率兵五千出击，王子地帮助他，双双得胜，弥庸俘获畴无余，公子地俘虏讴阳。勾践大军赶到，王子地则入城防守。二十一日，两国再次交战，越军大败吴师，俘虏吴太子友、王孙弥庸、寿于姚。二十二日，越军攻入吴都，焚毁姑苏台，尽获吴国大舟。吴派人向夫差报告国内败讯。夫差为防止此事泄露，在帐幕中连杀七个知情者灭口。
　　七月六日，夫差在黄池摆下赤、白、黑三个万人大方阵，以兵威胁晋国，争得先歃血主盟的角色，然后回师。吴军回国后，因都城已失，士卒疲惫，无力再战，就派太宰嚭向越求和。勾践见吴军主力尚存，胜负不可预料，遂于吴国媾和后班师。
　　吴、越虽然媾和，但吴国因长期争战，又经此打击，国力大为削弱。
　　吴、越力量的对比，吴国已由优势转化为劣势。夫差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佯作息民姿态，暗中作战争准备。
　　笠泽之战。
　　周敬王四十二年（公元前４７８年），吴国遭受旱灾，" 大荒荐饥，市无赤米，而囷鹿空虚" ，人民移往东海之滨，以就蒲蠃之食。越大夫文种乘机献伐吴之计。勾践接受文种之计，起兵伐吴。临行简选精兵，命一家兄弟四、五人在军中者返回一人，命将患疾病者、老弱者、智力不足以听命者遣返归家。同时斩杀畏缩不前者。号令军中：有" 归而不归，处而不处，进而不进，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 者，" 身斩，妻子鬻" ①，以统一号令，使全军皆有致死战斗之心。
　　勾践率越军大举攻吴，吴王夫差则率军到笠泽江（今江苏吴县松江）
　　抵御。吴在江北，越在江南，两军夹江水布阵，准备明日在江上水战。
　　入夜后，勾践抽出部分兵力组成左、右两队，令左队衔枚溯江而上五里，就地待命；令右队衔枚顺江而下五里，就地待命。夜半，令左、右两队鸣鼓渡江，在水中央待命。
　　吴军获讯越军分两队渡江，准备夹击吴军，不等到天明，也将军队分为二部，以抵御越军。
　　越王遂率三军，以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主力，偷渡过江，不鼓不噪，突袭吴中军，吴中军大乱，于是溃败。越左、右队趁势渡江追击。
　　吴军三战三败，退保吴都。吴国大片土地沦落入越。
　　越国攻吴都之战。
　　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４７６年），越王勾践发兵侵楚，目的在于欺骗吴人，使他们不做战争准备。楚公子庆、公孙宽率军阻击越军，越军旨在欺吴，所以迅速撤回。
　　次年，十一月，越王勾践率大军包围吴国。当初，吴公子庆忌屡次劝谏夫差，要他改变穷兵黩武政策，以免吴国遭到灭亡惨　　　　　祸。但夫差不听，公子庆忌即迁到艾邑（今江西修水县西）居住，后来又到楚国避居。他听到越军围吴的消息，便回到国内，想除掉不忠于吴国的大臣，而与越国媾和。而夫差则把他杀了。
　　越军包围吴国三年，吴军不战自溃。吴王仅率亲近卫士与大臣，突围西上姑苏台，派王孙雒向勾践请和。勾践不忍心灭吴，准备答应媾和。
　　范蠡谏阻勾践说：" 今君王不断，其忘会稽之事乎？" 勾践醒悟，拒绝吴国的求和。夫差则轮番派使者前来，言辞越来越谦卑，礼节越来越恭敬。勾践又动了心，想答应媾和。范蠡进谏说：" 孰使我早朝而晏罢者，非吴乎？与我争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吴耶？夫十年谋之，一朝弃之，其可乎？" 并左提鼓，右援枹，代替勾践回答吴国使者说：" 昔上天降祸于越，委制于吴，而吴不受。今将反此义以报此祸，吾王敢无听天之命，而听君王之命乎？" ①打发走吴国使者。
　　范蠡不报告越王，即率兵攻下姑苏之宫，俘获吴王。勾践要把吴王送到甬东（今浙江定海县东之翁山），赐给夫妇三百人，以奉养天年。夫差叹息说：" 孤老矣，焉能事君？" 随即自杀，吴国灭亡。
　　勾践灭吴后，尽并吴国土地，乃率军北渡淮河，在铜山（今江苏省铜山县）会见晋、齐诸侯，并遣使致贡于周。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命他为侯伯。勾践把吴人侵占陈、宋二国的土地归还陈、宋，把吴属淮河上游的土地送给鲁国，把吴属泗水以东的五百里土地送给楚国。于是，诸侯毕贺，勾践遂号为霸王，成为春秋史上最后一位霸主。
　　三、春秋时期的军事制度（一）" 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 兵农合一" 是周代兵役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特点在春秋时代仍然表现得很鲜明。《周礼？地官？大司徒》在谈到周代居民组织时说：" 令民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 《小司徒》谈到周代军事组织时说：" 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比" 、" 闾" 、" 族" 、" 党" 、" 州" 、" 乡" 与"伍" 、" 两" 、" 卒" 、" 旅" 、" 师" 、" 军" 就是村社居民行政组织与军队的军事编制两两相应、互相统一的。而这种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正是"兵农合一" 制度的主要内容。春秋时齐国的军事制度就是这种典型的" 兵农合一" 制度。
　　《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的军事制度时，首先讲村社居民组织，说：" 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 它的军队组织则建筑在居民组织之上，是" 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 齐军的" 三军" 由国君和国、高二子统帅，所以" 有中军之鼓，有国子之鼓，有高子之鼓".管仲称这种制度是" 作内政而寄军令" ，特点是军政合一，兵农合一，叫做" 卒伍整于里，军旅整于郊".两者互相适应。《齐语》所述军制与《周礼》所述周代军制完全符合。汉代刘劭说春秋以前军制是" 天子寄军政于六卿，居则以田，警则以战" ①，宋代叶适说是" 寓兵于农，寓将于卿" ②。都是对" 兵农合一" 制度的精辟概括。
　　齐国的军制很有典型意义，其他国家的军制，从《周礼》一书的记载看，大体与齐相同。
　　南方的楚国虽然在军制与官制的设置和名称上往往与中原不同。但" 兵农合一" 这一点则是一致的。《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５９７年）
　　说楚王在国" 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以怠".在军则" 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说明楚国的国人也是具有亦军亦民双重身份，在国为民，故训之" 民生之不易"；在军为士，故申儆之" 胜之不可保".这种制度无疑也是村社组织与军事组织的统一。
　　" 兵农合一" 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以土地公有制为特征的井田制度。
　　《汉书？刑法志》所说周代" 因井田而制军赋" ，正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因果关系。在井田制度下，每一具有士兵身份的村社社员都得到一块由村社代表国家分配的足以维持自己和家属生活的份地，并为国家负担兵役。份地是他为国家服兵役的基础，兵役则是他因份地而产生的义务，两者相辅相成。
　　" 兵农合一" 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服役人员平时散在村社为农，战时临时征集为兵。散在为民时，兵器收归国家统一保管，临事征兵时，同时发授武器，与终日兵不离手、手不离兵的常备军明显不同。这就形成临战集结和临时授兵制度。
　　《左传》宣公十五年（公元前５９４年）说：" 壬午，晋侯治兵于稷乃略狄土，立黎侯而还。" 这种临时集结军队的作法，直到春秋晚期仍然存在。《左传》襄公三年（公元前５７０年）说：" 楚子重伐吴，为简之师。" 襄公十三年说：" 晋侯蒐于绵上，以治兵。" 襄公十八年说：" 楚将侵郑，子庚帅师治兵于汾。" 这些事例足以证明终春秋之世列国都是在战前临时征集部队的。《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也说，齐景公任命司马穰苴为将军，率兵抵御晋、燕二国的侵袭，同时任命宠臣庄贾监军。穰苴与庄贾约定第二天" 日中会于军门".说明也是临战征召部队。
　　既然临战前征召部队，当然也在战前发授兵器，这种临战授兵的事例也习见于古文献。如《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元前７１２年）记载，庄公准备讨伐许国，五月甲辰那天，在郑国的祖庙发授兵器，大夫公孙阏与颍考叔为争车发生矛盾，" 颍考叔挟辀（ｚｈōｕ，音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 庄公四年（公元前６９０年）说，楚武王排列成" 荆尸" ①之阵，向军队发授战戟，去讨伐随国。又，闵公二年（公元前６６０年）说，狄人伐卫，卫将战，" 国人受甲".军队的武器，战时由国家发授，战后复缴还国家。因此，国家专门设有一套保管武器的官吏和机构。据《周礼？夏官》载其《司兵》职掌" 五兵五盾" 的授受。《司戈盾》职掌" 乘车" 、" 贰车" 及" 旅贲及虎士" 戈盾的授受。《司弓矢》职掌" 六弓四驽八矢" 的授受。
　　《校人》职掌" 五马之政".据《周礼？春官》，《司常》职掌各种战旗，《鼓人》职掌各种战鼓与金器，《车仆》职掌各类战车等等。《左传》襄公九年则记载，宋国有工正掌管" 出车" ，校正掌管" 出马".他们" 备甲兵，庀武守".官府收藏武器的专门场所叫做" 库".当时列国都有这种武库，如鲁国曲阜有" 库" ，高余也有库，郑国有" 襄库" 等。
　　在" 兵农合一" 制度下，平时管理村社和国家事务的各级官吏，战时就是军队中的各级军官。齐国的" 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 平时治民，战时统军，正是这种村社和军旅的双重官吏。晋国的六卿，平日为政府官吏，战时为三军将佐。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平日是司徒、司马、司空，战时皆为军帅等。总之，列国的政事官也兼军官，都是文、武职责不分的。
　　" 兵农合一" 的兵役制度，决定了春秋时期军事训练必然要在农闲时进行的特点。这其实也是自夏、殷、周三代以来村社生活的一般规律。
　　《国语？周语上》说周代"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 务农的三时是春、夏、秋，讲武的一时是冬，属农闲季节。《国语？齐语》说：" 春以蒐振旅，秋以狝（ｘｉǎｎ，音显）治兵。" 《司马法？仁本》说：" 天子大恺，春蒐秋狝. 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这也说明了至少在春秋时期，列国诸侯不但在冬季，就是在春、夏、秋三季中的空闲时，也要组织军事训练。这种军事训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由国家组织进行。二是通过" 蒐狝" ，即狩猎的方式进行。关于这一点，春秋时鲁大夫臧僖伯讲得十分清楚：" 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 ①讲事就是习武，蒐、苗、狝、狩是四时田猎之名。这是国家组织村社居民借田猎而习武的明证。从《左传》一书看，春秋时期的蒐狝活动，的确多是军事活动。如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６３３年）说，晋" 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僖公三十一年，" 秋、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昭公八年（公元前５３４年），鲁" 秋，大蒐于红，自根牟至于商、卫，革车千乘".春秋时期" 兵农合一" 制度的特点取决于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态的特点。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奴隶社会形态有两种形式：一是古代的劳动奴隶制；一是东方的家庭奴隶制。东方家庭奴隶制的特点是：其一，公社或国家是土地所有者；其二，专制制度基于公有制。就我国奴隶制社会存在着土地公有（井田制）和君主专制政体这两点来看，无疑属于古代东方家庭奴隶制类型。这种类型的奴隶制在较大程度上保存了农村公社制度。所以它反映到军事制度上就是" 兵农合一，军政合一".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这种集军事、行政、生产三位一体的" 兵农合一" 制度，并不只存在于先秦时期，为华夏族所独有。在由原始的氏族制度向奴隶制转化过程中，宋代辽东生女真完颜部所建立的" 猛安谋克" 制度、明代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所建立的" 八旗" 制度，都是这种集军民于一身，" 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②的民兵制度。
　　（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春秋时实行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依据这种制度，服兵役者纳军赋，不服兵役者不纳军赋。军赋的基础是井田制。所以《汉书？刑法志》说这种制度是" 因井田而制军赋".周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５４８年），楚国司马■掩治理军赋，就首先清丈全国各类土地，然后" 量入修赋、赋甲兵、徒卒、甲楯之数".从■掩治赋中，也可以看出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性质，因为其赋既包括车兵、徒兵、甲楯各种军械，也包括甲士、步卒等服役人员。《司马法》一书载有春秋以前的两种军赋制度。其一，" 成井三百家 "，出 "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①；其二，" 甸十六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 ②从这两种军赋制度看，也都既有甲士、步卒，又有戈楯、车、马、牛，是赋役合一的。《孟子？滕文公》谈到春秋时的赋税制度说：" 使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助" ，就是税。其时野人不服兵役，所以不纳军赋而纳税，税率是九分之一，即" 野九一而助"." 赋" 就是军赋，其时国人服兵役，所以交纳军赋，赋率为十分之一，即" 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人既纳军赋，便不再纳税。
　　赋与税是有区别的。《汉书？食货志》对春秋以前赋与税的区别讲得很明白：" 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之用。" 即赋供军队需用；税" 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 即税供国家祭祀，政事需用。
　　但是，有些学者对于春秋时期的赋、税分制往往认识不清，误会为一，结果造成一些混乱。
　　春秋时这种军赋与兵役相统一的制度，其实正是" 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的一个内容。它与恩格斯所说马尔克公社中的服兵役者要" 负责自己的装备，而且还要在六个月之内，自己维持军中的生活" ，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正因为春秋时代的军赋与兵役是统一的，所以在春秋时代的文献中，" 赋" 字就常被用来泛指军队而言。如《左传》隐公四年（公元前７１９年）卫州吁对宋国说：贵君要讨伐郑国，翦除贵君的祸害，" 敝邑以赋与陈、蔡从"." 敝邑" 是卫州吁对自己国家的谦称，" 赋" ，即卫国的军队。文公十七年（公元前６１０年），郑大夫子家对晋国说，如果我们得不到贵国的谅解，" 将悉敝赋以待于儵（ｓｈù，音树），唯执事命之"." 敝赋" 二字，就是敝国的军队。又《左传》成公二年（公元前５８９年），晋、齐发生鞌之战，战前晋军统帅郤克请求晋侯出兵，" 晋侯许之七百乘。郤子曰：' 此城濮之赋也。有先君之明与先大夫之肃故捷。克于先大夫，无能为役。' 请八百乘。许之。" 这个" 赋" 字不但指的是军队，而且指出了这支军队所辖战车数量。又《国语？鲁语下》载，在诸侯平丘会上，晋国人捉了鲁大夫季平子。鲁子服惠伯对晋国说，过去齐乘晋乱攻晋，取朝歌，我们先君襄公不敢安居，" 使叔孙豹悉率敝赋" ，跟从晋国攻击齐的左军。《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说：" 今吾城三国，赋皆千乘。" 这里的两个" 赋" 字，无疑指的也是军队。
　　在春秋早期许多诸侯国还实行两级兵役制：一级曰" 正卒" ①；另一级曰" 羡卒".《周礼？地官？小司徒》说："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唯田与追胥竭作。"这就是说，一家兄弟虽多，但只有一人是准备服现役的正卒，正卒以外的男子都称为羡卒。一般的" 徒役" ，一家只出一人，而当军事训练，即田猎或追捕盗贼时，则是羡卒、正卒全部出动。春秋时期的兵役是民兵制度，" 正卒" 是从服兵役者的战士身份来说的。而从他们在村社的社员身份来说，则称为" 正夫".从他们服其它劳役的身份来说，则为" 正徒" ①。" 羡卒" 又称" 余夫".他们是不服现役的" 卒" ，但参加军事训练，准备国有大敌时动用，其实是预备役人员。
　　但是，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列国兵源不足，晋、鲁、郑等国已经向野人征兵征赋。所以羡卒也就被征调到战场上来了。
　　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晋国在彭城之役前，" 发命于军曰：' 归老幼，反孤疾，二人役，归一人'." 晋为大国，其时老幼孤疾都上了前线，一家之中往往有二人在军中服役，其他国家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当然也就突破了春秋时早期 "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 "②的旧制。《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起兵伐吴说：" 明日徇于军，曰：' 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一家有四、五个兄弟在军中服役，这当然是全部羡卒都已走上战场了。而这说明，战国时期的普遍兵役制度早在春秋末年就已在酝酿当中了。
　　春秋时赋、役合一的兵役制度，作为" 兵农合一" 制度的一个内容，它决定于春秋时代存在着的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相统一的制度。周代的军赋因井田而作，周代的兵役因村社而作。而井田制是村社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村社则是井田制的居民组织形式。二者是统一的，它的统一性就决定了兵役制度赋、役合一的统一性。春秋时期，井田制和村社制虽然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破坏，例如出现了" 隶农" 、" 隐民" 、" 初税亩" 、" 作爰田" 等情况。但他们并没有从根本上瓦解井田制和村社制。例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楚国的" 规偃猪，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襄公三十年郑子产实行的" 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 等等，就是统治阶级维护旧的井田制度和村社制度的证明。井田制和村社制的存在，就决定了军赋与兵役制度相统一制度的存在。
　　（三）车、步兵相结合的军队编制和作战方式以战车为核心的车、步兵结合编制，是春秋时军事编制的一大特色。
　　《周礼？夏官？司马》说，春秋时代列国的军事编制有六级：伍、两、卒、旅、师、军。" 伍" 由五名战士组成，是战车下的步卒，他们以战车为依托从事战斗。" 两" 由五伍二十五名战士和一乘战车组成，所以称" 两" ，说明战车是战斗核心。卒由四两，即战车四辆，卒１００人组成。旅由五卒，即２０辆战车、卒５００人组成，师由五旅，即１００辆战车、卒２５００人组成。军有五师，即５００辆战车和卒１２５００人组成。《周礼》所讲的军制，与《司马法》记载的" 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的军制，基本一致。《司马法》的这条记载，据杜预《左传》宣公十二年注说是旧编法。即由西周延续下来的春秋早期车、步兵编制法。据清代学者金鹗、孙诒让等人研究，《司马法》所说的" 徒二十人" 中包括役徒、厮养五人。专就战车而言，也是五伍二十五人。春秋时晋国的军事编制正与《周礼》所讲的军事编制相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鲁国向晋军将佐行贿时，讲到晋国有军、师、旅三级编制。《左传》成公七年载，巫臣通吴于晋说，" 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 说明晋军有两、卒二级编制。《国语？周语中》说晋国" 四军之帅，旅力方刚，卒伍整治。" 又证明晋军有卒、伍二级编制。这些材料证明，晋军编制恰为军、师、旅、卒、两、伍六级。
　　晋国的军队编制应能代表春秋时列国军队编制的一般状况。
　　齐国的军队组织在桓公时由管仲进行改革，所以与《周礼》的记载有所不同。它裁减了" 师" 级建制，形成了" 军、旅、卒、小戎、伍" 五级。其战车一乘，即" 小戎" 较" 两" 的战斗人员增加一倍，为卒５０人。
　　吴国的军队编制，也裁减了" 师" 级单位，为" 军、旅、卒、什、伍" 五级①。什由二伍组成，自什以上，卒、旅、军皆为十进制，即十什一卒，百人；十卒一旅，千人；十旅一军，万人。" 卒" 又称" 彻行" ，是战斗时排为一长队。旅又称" 旌" ，由十彻行组成。
　　春秋中期以后，车、步兵相结合的编制，即古人所谓之车乘士卒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春秋早期的每乘战车" 三十人制" ，发展成为" 七十五人制".这个变化也由《司马法》反映出来，它说" 四邑为丘" 出有" 戎马一匹，牛三头" ，曰" 匹马丘牛" ；又说：" 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 据蓝永蔚先生研究，" 七十五人制" 的车乘士卒编制是" 春秋编制" ②。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它是春秋中晚期的编制。其制用" 匹马丘牛" 和" 乘马" 来命名，所以孙武称其为" 丘役" ，清代学者称其为" 丘甸法" ，或" 丘乘法".而这也就表明了它是在" 作州兵" 、" 作丘甲" 、" 作丘赋" 以后产生的制度，所以系一个" 丘" 字。
　　" 三十人制" 编制是春秋早期的制度，这在《左传》中还可以寻找出踪迹，如周惠王十七年（前６６０年），齐派遣" 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每乘战车甲士十人。《诗？鲁颂？閟宫》说鲁国在僖公时代有" 公车千乘，公徒三万。" 也与每乘战车" 甲士十人，徒二十人" 的《司马法》车乘士卒编制相符。而在春秋中晚期，不断出现的车乘士卒编制就与" 七十五人制" 相联系了。如《左传》昭公十一年说：" 楚子伏甲而飨蔡侯于申，醉而执之。夏四月丁巳，杀之，刑其士七十人。" 又，《左传》定公十年记晋大夫赵鞅率军伐卫，" （邯郸）
　　午以徒七十人门于卫西门，杀人于门中。" 另一晋将涉佗" 亦以徒七十人"在早晨去攻击卫国的城门。《左传》中不断出现的" 徒七十人" 这个数字，蓝永蔚先生认为就是步卒 "七十二人 "的统称①，这应是正确的。
　　春秋时期车乘士卒编制的变化，主要是车下步卒的增加，这表明步兵在战斗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种趋势到战国时发展成为了步兵与车兵的分离，形成了以步兵为主力，以车兵和骑兵为羽翼的编制形式。
　　步兵本是最古老的兵种。《史记？周本纪》说，武王伐纣时出动" 战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但据《尚书？牧誓》，武王要求周军在交战中" 六步、七步，乃止齐焉" 、"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 显然指的是步兵。可见，步兵在牧野大战中担负着主力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战争手段的改进，春秋进入了车战的发达时期，春秋大国争霸的战争无一不是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如《左传》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６３３年），晋、楚城濮大战，晋车七百乘。
　　僖公三十三年，秦、晋殽之战，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人。其后在殽山遇晋军伏击，全军覆没，" 匹马只轮无还".宣公二年（公元前６０７年），宋、郑大棘之战，郑俘宋战车四百三十乘，战士二百五十人。
　　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 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成公二年（公元前５８９年）齐、晋鞍之战，晋出动战车八百乘。
　　成公十六年（公元前５７５年）晋、楚鄢陵之战，双方皆" 补卒乘、缮甲兵、展车马" 、" 秣马利兵，修陈固列".定公五年（公元前５０５年），秦子蒲、子虎帅战车五百乘以救楚。
　　哀公十一年（公元前４８４年），艾陵之战，吴俘获齐战车八百乘，甲首三千。
　　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结合作战方式要求交战双方选择平原旷野作为战场。《周礼？夏官？司马》说：" 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 人为主就是步兵为主，车为主就是战车为主。《六韬？犬韬？战车》也说：" 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贵知地形" ，确是对车战特点的最好概括。山区、丘陵、洼地、河沼、浚泽、殷草、横亩等都被兵家看作是战车的" 死地".只有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战车才能纵横驰骋，发挥出巨大的威力。而春秋时代战争所保持的某种原始形式——" 结日定地" ，即交战双方战前约好交战的具体时间、地点，届时列阵而战，也为车战提供了方便条件。韩原之战前，晋惠公派韩简向秦军请战，秦穆公说：" 君其整列，寡人将亲见。" 城濮之战前，楚令尹子玉派大夫斗勃向晋军请战，说：" 请与君之士戏，得臣（子玉名）与寓目焉。"双方约定" 诘朝将见。" 鞍之战前，齐侯派人向晋大夫郤克请战说：" 子以君师辱于敝邑，不腆敝赋，诘朝请见。" 这三次战役都是事先约定时间、地点，即"结日定地" 而后交战的典型战例。
　　车、步兵结合作战，要求车兵和步兵按着一定的规则排列成战斗队形，这就是军阵。战争是敌对双方力量的角逐，其胜负不但取决于投入车、步兵数量的多寡，更主要的是取决于" 军阵" 所发挥出来的集体力量。拿破仑谈到马木留克兵时说，" 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 ①。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国兵是排列成军阵作战的。恰如恩格斯所说：" 关于保持战术协调和队形严整的一方，必将大大优越于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另一方 . "②春秋时期的" 军阵" ，名目很多。仅见诸《左传》的，就有" 鱼丽之阵" 、" 左右矩" 、" 荆尸" 、" 鹳" 、" 鹅" 、" 盂" 、" 角" 等等。其基本阵形，大多为" 三阵" 或" 五阵".《左传》桓公五年（公元前７０７年），周、郑繻葛之战，郑摆下" 鱼丽之阵"." 曼伯为右矩，祭仲足为左矩，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 杜预注说：" 矩，方阵也。" 特点是以左、右两军居前为" 拒" ，中军居中殿后，配合为" 鱼丽" 之型。这种阵式，其实就是一种" 三阵".如图所示：

　　在这种进攻型的阵势中，车、步兵的排列队形是：" 先偏后伍，伍承弥缝。""偏" 为战车编队，每二十五乘战车为一偏。" 伍" 是步兵编队，以五位战士为一小队。车兵冲锋在前，步兵填充在战车的空隙，联结成一个战斗阵式。
　　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 以若敖之六卒将中军" ，子西率左、子上将右。晋先轸将中军，狐毛，狐偃将上军，栾枝、胥臣统率下军。阵势也都是" 三阵".又，《左传》文公十年（公元前６１７年）记载楚子与宋公、郑伯在孟诸（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北）田猎，楚子居中，" 宋公为右盂，郑伯为左盂".所谓" 左、右盂"与" 左、右拒" 和" 上、下军" 一样，都是军阵中的两翼。《国语？吴语》记载，吴王夫差在诸侯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会上，排列士卒百人为一彻行，计彻行百行的白、赤、玄三个方阵，也是" 三阵" 式。
　　由" 三阵" 发展到" 五阵" ，在春秋时已屡见不鲜。《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５９７年）讲楚国行军的" 荆尸" 阵法说：" 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百官象物而动。军政不戒而备，能用典矣。" 楚国行军的"荆尸" 阵法，创始于楚武王。其法盖" 分其军为五部，而各有所任" ①。即：" 前茅" ，就是前锋部队，以茅为标帜。" 中权" 是中军，为全军的指挥部。" 后劲" ，是殿后的精兵。" 右辕" ，为右路军，" 左追蓐" ，为左路军。合此" 前、中、后、右、左" 五部分适成一个大军阵。" 五阵" 无论从纵向看还是从横向看，都比" 三阵"更为先进。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公元前５５０年）记载，齐庄公讨伐卫、晋二国，其行军阵法也是五阵：即" 先驱" 、" 申驱" 、" 胠" 、" 启" 和" 大殿" 五支军队。依杜预说，" 先驱" 是先锋军，" 左翼曰启" 、" 右翼曰胠" ，" 大殿为后军".这都是对的。唯有杜说" 申驱" 为" 次前军" 不确。因为据《左传》齐庄公及其副车在" 申驱" ，说明它不是" 次前军" ，而是指挥中心所在的" 中军".所以它也是一个由" 前、后、左、右、中" 五支军队组成的" 五阵".《左传》昭公元年还记载，晋军与无终及群狄在太原发生了一场战争，无终及群狄是步兵，为对付无终及群狄的步兵，晋国也舍弃战车，把车战的五阵" 两、伍、专、参、偏" 改编成了步战的五阵" 前、后、左角、右角、前拒" ，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宋人阮逸所撰的《李卫公问对》讲古代五阵说：" 黄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字井形，开方九焉。五为阵法，四为闲地。此所谓数起于五也。虚其中大将居之，环其四面，诸部连绕，此所谓终于八也。"①其配置图如下：这种" 五阵" ，自然是" 前、后、左、中、右" 五阵。说它起于黄帝时代当然没有史料根据，但它对春秋以来阵法的说解则相当精辟。
　　战国时，阵法的名目和种类更加复杂，仅据《孙膑兵法》就有" 方、圆、疏、数" 等十阵。作战的五阵式也发展成为" 八阵式"." 八阵" 的阵式，与《李卫公问对》的五阵大体相同，不过把它讲的闲地也填充上了军队。其配置如图：

　　刘心健先生说：" 八阵为一方阵，大将居中，八方部署兵力。' 散而成八，复而为一'." ①刘说是对的。
　　孙膑讲运用" 八阵" 作战说，八阵作为一个整体，要有先锋部队和后续部队。在作战时，要用三分之一的兵力攻击敌人，其余三分之二，做为预备部队，以为接敌部队的后盾。在春秋时的城濮之战中，晋下军佐胥臣以下军之一部用虎皮蒙马突击楚师。《吕氏春秋？简选》说晋文公有" 锐卒千人" ，吴王阖庐有" 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其实这些部队就是先锋军。孙膑说，部队作战时" 阵无锋，非孟贲之勇也。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至也"." 阵无后，非巧士敢将而进者，不知兵之情也".总之一句话，没有先锋和后续部队的军阵，在作战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总之，春秋时期以战车为主力的车、步兵结合作战是战争的主要形式，战阵则以" 三阵" 和" 五阵" 为主，而到战国时则发展成为了" 八阵".（四）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都（县）邑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的建立，是春秋时期军事制度的特点之一。在西周时期，由于实行"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制度，所以鄙野的都邑不能设立武装。统治者把与国都相匹敌的大都邑看成是国家祸乱的根源①，所以严厉取缔都邑武装。
　　但是春秋初期，在郑、晋、楚等国，有些势力很大的卿大夫已开始凭借都邑的力量，组建军队，严重威胁本国的政权。如《左传》隐公元年（前７２２年）载，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在封邑京城组建军队，" 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 ，结果被郑庄公消灭。《左传》桓公二年（前７１０年），晋国的曲沃庄伯利用曲沃的地方兵讨伐晋都翼城（在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杀了晋孝侯。《左传》庄公十八年，楚武王灭权，指派大夫斗缗为权尹，斗缗率权邑地方兵叛变，为楚武王镇压。
　　郑国京邑、晋国曲沃、楚国权邑建立的地方兵就是春秋时期最早的地方兵，但这些地方兵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卿大夫组建的，所以在当时是不" 合法" 的。
　　最早建立由国家管理的地方都邑兵的是郑国。郑国因为领土褊小，国人兵源不足，又屡受强敌侵犯，为避免国破家亡，捍卫边疆安全，所以，首先在一些较大都邑建立了地方兵。如" 制" （在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即虎牢关）是郑国的险要所在，" 栎" （在河南禹县）是郑国的别都，因此，郑国首先在这两个都邑上建立了地方兵。周桓王二年（公元前７１８年），郑国的公子曼伯与子元率制邑军队在北制打败了南燕（在今河南延津县东北）的军队。周桓王二十二年，偏安郑国栎邑的郑厉公，依靠栎邑军夺回了郑国的政权。
　　春秋中期以后，由于战争加剧，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特别是由于" 作州兵""作丘甲" 和" 作丘赋" 所开辟的兵源，使列国在地方都（县）邑普遍建立起都邑军队。
　　晋国。周灵王二十二年（公元前５５０年），晋赵胜率东阳之师追击齐军，俘虏了齐大夫晏■。周景王二十五年（公元前５２０年），周景王去世，王子朝发动叛乱，王室大乱。晋大夫籍谈、荀跞率少数民族九州之戎和焦、瑕、温、原之师把周悼王迎接回王城。晋的东阳泛指属晋的太行山以东地区，即在今河北邢台、邯郸一带，焦、原、温在今河南陕县、济源、温县，瑕在今山西芮城县。这五邑建有强大的地方兵，说明晋国的都邑普遍建立了地方兵。" 九州之戎".就是" 陆浑戎".周景王二十年，晋灭陆浑，然后编陆浑为九州，并建立了九州戎人的地方兵。
　　这是晋地方兵中的少数民族军队。
　　齐国。周灵王五年，齐大夫在东阳筑城，并率领东阳之兵围莱（在今山东省昌邑县东南）。周灵王十八年，齐阉臣夙沙卫叛齐，占据高唐（在今山东禹城县西南）。齐大夫庆封率军围高唐，不能攻克。齐襄公时，连称、管至父联合公孙无知叛乱，杀襄公。齐渠丘大夫雍禀率渠丘兵平息叛乱，杀了公孙无知①。齐国东阳、高唐、渠丘之邑的武装力量，应能代表各国地方都邑兵的一般状况。
　　鲁国。周定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８９年），齐顷公攻击鲁国北境上的龙邑（在今山东泰安市东南）。龙邑人俘虏了齐顷公的嬖臣卢蒲就魁。
　　顷公亲自上阵击鼓助战，经三日激战，始攻克龙邑。周敬王十八年（公元前５０２年），鲁国陪臣阳虎准备杀掉执政大夫季桓子，命令都邑的兵车在九月四日集中到蒲圃。这证明鲁国的都邑都有了地方武装。龙邑的武力甚至可以与大国相抗。鲁国的季孙、叔孙、孟孙三家的采邑费、郈、成也都有强大的都邑武装，三家的宰臣南蒯、阳虎、侯犯、公孙宿先后据三都叛乱，几乎倾覆鲁国。
　　宋国。周敬王二十四年，宋景公到空泽（在今河南禹城县南）去游玩，死在驿馆。大尹发空泽的甲士千人奉景公尸体，从空桐进入沃宫。
　　空泽是宋国的都邑，有甲士，有武装。又如宋国的公子鲍曾利用肖、蒙二都邑的武装力量杀掉宋昭公，夺取了宋国政权 ①。
　　楚国。楚国的地方兵名为" 县" 兵。楚国的" 县" ，多是由被其灭掉的国家改设的。如楚文王" 改县申、息" 二国以后，申、息二县之师就成了楚国北进的主力。到春秋后期，楚灵王" 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 周景王十六年，楚公子比、公子弃疾等率陈、蔡、不羹、许、叶诸县地方兵杀掉楚灵王，公子比立为楚君。既而，公子弃疾又杀公子比，立为君，是为楚平王。周景王十七年，楚平王派然丹在宗丘（今湖北秭归）检阅楚西部地方兵，派屈罢在召陵（今河南偃师县东）检阅楚国东部地方兵。楚国东西两区地方县邑兵最高领导权都操在楚王手中，由楚王任命" 县公" 或" 县尹" 统帅。这就形成了以郢都为中心的网络状军事体系，内可以屏障郢都，外可以捍御强敌。所以楚在春秋是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春秋晚期崛起的吴、越二国，同中原诸侯一样，也都建立有地方兵。
　　据《国语？吴语》，越大夫文种在向勾践谈伐吴策略时说，吴国自黄池退兵后，不戒备越国，越应利用这个机会攻吴。吴国边鄙的地方兵因过于疲罢而不能速至，吴王又将以不与越国交战为耻辱，所以必率国都的军队迎战，越可以战胜吴国而占有其地。如果吴的地方兵赶来援救，越国可以用" 御儿" 的地方兵抵御。这就清楚他说明了吴、越二国都有地方都邑兵。
　　但是应当指出，春秋时列国的地方都（县）邑兵还只是国家军队中的辅助力量，主要职责是防卫地方。周景王二十一年，郑国遭受火灾，执政大夫子产命令国人" 伍列登城" ，保卫国都。而" 使野司寇各保其征" ①，即保卫本地安全，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地方都邑兵虽以防卫本地为主。但在强敌入侵时，国家会责无旁贷地出兵支援地方。如《左传》襄公十二年（公元前５６１年）载，莒人伐鲁东鄙围台（在今山东省费县东南），鲁季武子率兵救台。昭公二十七年（前５１５年），吴公子掩余、公子烛庸率兵包围楚国潜邑（在安徽霍山县东北），" 楚莠尹然、工尹麇率师救潜，左司马沈尹戌率都君子与王马之属以济师" 等，即属这类例证。
　　地方兵还要配合国中之师作战或受命单独完成某些军事任务。如晋国曾以焦、瑕、温、原之师安定周悼王，楚国曾以戎狄及丰、折二地之师逼近晋国，鲁国曾以各卿大夫家室的兵车抵御齐国等，都属这类性质。
　　至于楚国的申、息、许、叶和不羹、陈、蔡之师甚至已经成为了楚国家军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春秋时卿大夫的采邑家兵其实是都（县）兵的另一种存在形式，也就是在卿大夫自己所封的都（县）所建立的地方兵。这种都邑兵建立的较早，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
　　依照西周制度，卿大夫都有采地或食邑　　 ①。据《周礼？地官？载师》，卿大夫的采地一般分别在国郊以外的鄙野之地。卿大夫的采邑武装由邑人充任，由国家设" 家司马"管理，在" 家司马" 以下，于每一较大的采邑还设立" 马正" ②协助" 家司马" 管理采邑的军事事务。在春秋时代，卿大夫" 有禄于国，有赋于军".国家遇有军事行动，执政的卿大夫要准备百乘战车随同行动。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阶段，这些卿大夫的采邑武装，是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仅由卿大夫统率而已 .所以孔子说： "臣无藏甲 ，大夫毋百锥之城 . "③但是，卿大夫作为一级封君，当春秋中期以后，随着军权下移于卿大夫，采邑武装就化为他们的私家武装了。而采邑武装私有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危害公室，削弱国君的力量。如鲁国季孙氏的采邑费，始封于僖公元年，襄公七年筑城，其后就成了季氏私家的武装堡垒。孟孙氏的采邑成与叔孙氏的采邑郈，发展步骤也同" 费" 一样。三家的采邑武装成了他们专制鲁国政权的强大军事后盾。其后三家的家臣长期祸患鲁国，如周景王十六年季氏家臣南蒯以" 费" 叛，周敬王十八年季氏家臣阳虎再以" 费" 叛，周敬王二十年叔孙氏家臣侯犯以" 郈" 叛，也都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强大的采邑武装。春秋中期以后，宋国的萧、蒙，齐国的渠丘、高唐，晋国的朝歌、邯郸、晋阳、曲沃，卫国的蒲、戚等大采邑无一不有强大武装，成为公室的心腹大患。当时的有识之士就已指出" 国有大城，未有利者" ①。采邑武装危害公室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采邑武装私有化带来的第二个严重后果，是加强了列国卿大夫之间的火并。卿大夫之间一旦在国内的政治斗争中失利，就到采邑去动员和组织力量。《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在与范氏的斗争中失利被驱逐的晋大夫栾盈，依靠齐国的帮助潜回采邑曲沃。" 四月，栾盈率曲沃之甲，因魏献子以昼入绛。" 与范氏、赵氏、韩氏、中行氏、智氏诸家展开了一场血战，失败后又退回曲沃。周敬王二十三年，晋大夫赵简子（名鞅）
　　与范氏、中行氏发生火并，" 范氏、中行氏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晋人围之".晋阳是赵氏的采邑，有雄厚的物资储备和武装力量，范氏、中行氏不能攻克，后被赵氏消灭。后来，在赵襄子（名无恤）与智氏的斗争中，赵氏再次退保晋阳，智氏率韩、魏三家联军久攻不下。赵氏反而串通韩、魏两家把智氏消灭在晋阳城下，形成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格局。这就充分说明了采邑武装是春秋中晚期卿大夫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武装力量。
　　在卿大夫的家兵中，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是" 族兵". "族兵" 是卿大夫的亲兵。西周在卿大夫之间实行宗法制度，所以每个卿大夫家族都有一套大小宗的宗法体系，有所谓宗主、宗邑和族人。
　　族人负有保卫宗主、宗邑和宗族的义务，于是就形成了以族人为骨干的" 族兵".其制在春秋时仍然存在。在春秋时代的战场上，" 族兵" 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如在城濮之战中，楚军统帅子玉以" 若敖之六卒将中军".这个" 若敖六卒" 就是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 宗人兵" ，亦即族兵。在鄢陵之战中，晋的栾氏、范氏二大家" 以其族夹公行" ，即以其族兵做晋厉公的左右亲兵。在邲之战中，楚军俘虏了晋大夫知■，其父知庄子率领族兵反击楚军，射死楚连尹襄老，获其尸并俘楚将公子穀臣。
　　" 族兵" 在战场上是军中主力或亲兵，在平时则与卿大夫聚族居于国中，所以在与公室斗争中，或在其它突发事件中，调动起来极为迅速。
　　周灵王九年，郑国的尉止等五族发动叛乱，攻杀执政大夫子驷、子国、子耳。子西听到消息后，" 不儆而出""乃归授甲".子产听到消息，立即" 为门者，庀群司、闭府库，慎闭藏，完守备" ，召集族兵" 成列而后出，兵车十七乘 .尸而攻盗于北宫 "　　 ①。族兵如果不与卿大夫聚族而居，兵车十七乘是不可能马上集结起来的。周景王十三年，齐国陈、鲍、栾、高四氏的大火并也是这样。陈、鲍氏听信传言，说栾、高氏准备攻击陈、鲍氏，陈桓子、鲍文子马上在家中向族兵" 授甲" ，接着发起向栾、高二氏的进攻。栾、高二氏的宗族长子良、子旗正在饮酒，突遭攻击，也迅速集结族兵，与陈、鲍展开激战②。这种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情况也足以说明卿大夫的族兵无疑是与卿大夫聚族而居的。在春秋晚期，" 族兵" 与" 采邑兵" 一样，统称卿大夫的私属或家兵，是卿大夫之间互相兼并的工具。
　　依据周代" 天子建国，诸侯立家" 的分封制度，" 家室" 与" 公室" 一样，原本是国家的组成部分，所以卿大夫家兵、包括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族兵和以地域团体为基础的采邑兵，最初都是构成奴隶制国家军队的组成部分。在君权强大时，它自然要为公室效力，甚至是国家军队中的骨干力量，但它由卿大夫族人或采邑居民组成，战时由卿大夫亲自统率，被称为" 私属" 或" 私卒" ，对于公室军队来说是相对独立的。所以一旦君权旁落，它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卿大夫的私家军队。春秋时列国卿大夫的家兵史正是这样一部演化史。
　　春秋末年，列国卿大夫的家兵的数量已经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前４８４年）说：" 鲁之群室，众于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 ，即说鲁国各卿大夫之家的兵车总数比齐国派出攻鲁军队的兵车还多，仅季氏一家的兵车抵抗齐军已有余裕。而季氏一家还有甲士七千人。晋国卿大夫的私家军队又使鲁国望尘莫及。晋国的卿大夫多在采地设县，所以晋的采邑家兵又称县邑兵。在晋平公、昭公时代，公室的军队虽然" 公乘无人，卒列无长" ①，但其卿大夫家兵却得到了飞速发展，" 韩赋七邑，皆成县也。羊舌四族，皆强家也。""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 ②。晋的一县可出兵车一百乘，四十九县可出兵车四千九百乘，其力量之强大是其它中原国家所无与伦比的。
　　春秋时期军权下移，卿大夫专权和互相兼并是促使卿大夫采邑兵普遍建立和家兵逐渐脱离国家控制转为私有化的前提条件，反之，卿大夫家兵的私有化又加剧了卿大夫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互相火并。
　　（五）具有常备性质的禁卫军周代天子的禁卫军名曰" 虎贲" ，诸侯的禁卫军名曰" 旅贲".据《周礼？夏官？虎贲氏》，王在出行时，虎贲在前后警卫；王休止时，虎贲宿卫王的行宫。王在国，虎贲守卫王宫。国家在遇到大敌、大丧等非常事变时，虎贲守卫王门。此外，虎贲还可以跟随士大夫出使四方，或在道路不通时奉征令之书向四方传达。据《旅贲氏》，王在出行时，旅贲氏执戈盾在王乘车两侧随行警卫。乘车停止时，扶持车轮。凡祭祀会同，穿着斋服随王乘车左右而行。王者丧，穿着斩衰葛经的丧服，执戈盾警卫嗣王。在军事行动中，披着铠甲随行。《尚书？顾命》记载，周成王驾崩，" 二千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 说明周礼的记载是有根据的。
　　《国语？鲁语下》记载鲁大夫叔孙豹说：" 天子有虎贲，习武训也；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 证明了这个问题。说明周代的禁卫军制度在春秋时仍然存在。
　　但是，春秋时代列国诸侯的禁卫军并不称" 旅贲" ，而各有自己的名称。如楚国国君禁卫军叫" 乘广" ，分左、右两广，每广战车三十乘。
　　右广鸡鸣时驾车值班，至日中卸车休息。左广接着值班，至日入时卸车休息。依春秋晚期每乘战车甲士三人，步卒７２人计，６０乘战车计有战士４５００人，这是一支不小的军事力量。晋文公回国继君位时，秦穆公特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这三千人其实也是晋文公的禁卫军，所以杜预注说" 以兵卫文公诸门户仆隶之事".《左传》宣公二年说：晋灵公残暴不仁，枉杀无辜。执政大夫赵盾屡次进谏，灵公不听。灵公怕赵盾再谏，假设酒宴招待赵盾，暗中埋伏甲士准备杀他。晋侯埋伏的甲士又叫" 公介" 、" 公徒" ，其实他们就是晋侯的宫廷禁卫军。越王勾践伐吴乃中分其师为左右军，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为中军，勾践的私卒君子就是他的禁卫军。依此四例可以推知，春秋时列国诸侯的宫廷，是都有禁卫军的。不但诸侯有禁卫军，有些国家，如楚国，太子也有禁卫军。在城濮之战时楚军中有一支名曰" 东宫" 的部队，就是楚太子的" 宫甲".据《左传》鲁文公元年（公元前６２６年），楚国太子商臣就依靠这支" 宫甲" 发动宫廷政变，杀了楚成王而篡夺了王位。
　　春秋时期诸侯的禁卫军多由公族或卿大夫子弟组成。他们平时警卫王宫，战时在王左右，是军队中的主力 .如晋的 "中军公族 "① ，又称"公卒　　" ②，显然是晋侯的禁卫军。" 楚之良，在其中军王族" ③，显然也是由" 乘广" 为核心组成的精锐部队。晋国在献公时代有骊姬，" 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到晋成公时，" 乃宦卿之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可见晋国的公族是由卿大夫子弟构成的。余子又称公路。公路与公行是主管戎车的职官，所率戎士应是禁卫晋侯的车兵甲士。
　　公族与卿大夫子弟称为" 国子" 或" 贵游子弟" ，平日由公族大夫教育培训。如《左传》成公十八年（公元前５７３年）说，晋悼公使" 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使训卿之子弟共俭孝弟".据《周礼》国子还接受师氏，保氏的教育。师氏教国子以" 三德" 和" 三行" ，保氏教国子以" 六艺" 和" 六仪".其六艺是：" 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驾，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其六仪是：" 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这在当时是完备的品德、文化和军事教育。作为教育的一种实践形式，他们要在师、保统带下守卫宫廷。经过严格的培养训练之后，诸侯才从他们当中挑选出王宫卫士。这种挑选在春秋时虽缺无显证，但从战国时赵国左师触龙请太后先许其子" 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 ，可以得到证明。
　　以" 旅贲" 为代表的禁卫军虽然是列国军队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又是一支特殊的力量，这就是它与一般的" 师旅" 不同。一般的" 师旅" ，兵员来自国人，平日为农，战时为军，是" 兵农合一" 的。以" 旅贲" 为代表的禁卫军则不然，他们来源于国中的" 贵游子弟" ，是由卿大夫子弟组成的" 国子" ，平时脱离生产劳动，可以世袭父兄爵禄，一旦入选禁卫军的行列，就成了食禄的职官，位为士，可以继续升迁为大夫、卿，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所以以" 旅贲" 为代表的由" 国子" 组成的诸侯禁卫军，无疑是一支常设的部队。但这是一支纯粹的贵族军，类似沙俄时代的士官生，而且人数仅三四千余，所以它不是春秋时代列国军队的主体。因而它的存在并不能影响春秋时代列国军事制度" 兵农合一" 的性质。
　　（六）吴、楚、越三国的水军春秋中期以后，在水道纵横的南方，楚、吴、越等国出现了以" 舟师" 为名的水军。
　　最早建立水军的国家应是吴、越。吴、越地处中国东南，是水乡泽国，" 以船为车，以楫为马" ①，乘船弄潮为二国健儿所专擅。据《左传》，吴在鲁成公七年（公元前５８４年）以前尚无较强的陆军，水军是其传统的兵种，但春秋初年，吴国的水军也不强大，仅能自保而已，所以它臣服于楚国。后来，由于吴楚、吴越频繁发生战争，才使吴国的水军有了较大的发展。
　　吴国的" 舟师" ，即水军，由作战部队和运输部队两部分组成。
　　吴国的水军虽然是陆战部队的辅助力量，但有较强的实力。《左传》定公四年说：" 四月己丑，吴太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败楚舟师" 就是双方发生水战。水战的结果是吴胜楚败，吴军俘获楚国水军统帅潘子臣、小惟子及七位大夫。这说明吴国的水军是比较强大的。《国语？越语》记载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越国，我要战胜它，能占据它的土地，能乘坐它的船只。又《吴语》记载越王勾践伐吴说：" 明日将舟战于江。" 在江上舟战当然是水军交战。《左传》哀公十年（公元前４８５年），吴大夫徐承曾率领" 舟师将自海入齐" ，被齐人打败，退回吴国。这些都证明吴国确有水军，并同楚、越等国进行过水战，其水军并曾沿海北上伐齐。
　　吴国水军的另一组成部分是运输部队。在春秋中叶，晋国采用巫臣通吴的建议 . "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 "②以后，就建立了强大的陆军，但吴国的陆军往往主要依靠舟师运送并保障后勤供给。从这一意义上说，吴国的舟师实际是吴国军队组织的命脉。清代学者顾栋高对吴国水军运输部队的这种功能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吴地利于水行，不利于陆行。诸侯平丘大会，晋征召吴来参加，吴人以水道不通谢绝了。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４８２年），吴在黄池会晋，也先在商鲁之间开挖深沟。由此知吴国一日也不能废舟楫之用①。顾栋高的说法是有充分历史根据的。《左传》昭公七年（公元前５３５年）载，吴楚在长岸交战，楚军大败吴师。" 获其乘舟余皇"." 乘舟" 就是吴国舟师运输陆战部队的船。《左传》昭公十三年说：" 秋、晋侯会吴子于良。
　　水道不可，吴人辞，乃还。" 《左传》定公四年记吴楚柏举之战，吴、蔡、唐三国" 舍舟于淮汭" ，自豫章与楚军隔汉水对峙。楚军渡过汉水，在小别山与大别山之间排成军阵与吴国交战，三战三胜，击败楚军的吴师，正是由水军运送的。《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艾陵之战，吴师北上也是沿着汶水行军，以便仰赖水军运输部队和粮草给养。《国语？吴语》说，吴王夫差北上黄池时，也" 阙为深沟，通于商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以会晋公午于黄池".沂，即沂水。济，即济水。沟通二水当然是为了保证水上交通线畅通，正因为水军是吴国军队的命脉所系，所以越王勾践偷袭吴国，" 入其郛，焚其姑苏" ，也要" 徙其大舟" ，破坏吴水军的运输能力。
　　越国的水军同吴一样，也分战斗部队与运输部队两部分。上面说过越曾与吴约定" 明日舟战于江".又，《墨子？鲁问》篇说：" 昔者，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楚人顺流而进，迎流而退。见利而进，见不利则其退难。" 越人利用这种有利特点，在水上屡败楚军。舟战是地道的水军交战。越楚两国因处江河有上下游之别，所以其水军攻守利害形势也不同 .越国水军的规模颇为可观，有 "戈船三百艘 "②，这在当时是一支庞大的舰队。
　　越水军的运输部队，见于《国语？吴语》。《吴语》载越王勾践趁夫差北上会盟之机，命令大夫范蠡、舌庸" 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亲自率领中军主力"泝江以袭吴".越军或" 沿海泝淮" ，或" 泝江以袭吴" ，显然是利用水上通路，以舟师运输部队。《淮南子？齐俗》说：" 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 ，也证明舟船是越人的主要交通工具。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勾践袭吴出动的兵力说：" 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司马贞《索隐》解释" 习流" 说是" 流放之罪人，使之习战，任为卒伍。" 但徐天佑不同意这种说法，认为" 此所谓习流即是习水战之兵。若曰罪人习战，越一小国，流放者何至二千人哉" ①。徐天佑的说法是正确的。习流二千人应是越国的水军。另据《越绝书》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越有楼船之卒二千八百人。楼船就是越国的运输船队，其部水军几近三千人，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
　　楚国的水军主要是为对付吴国而建立的。自晋通吴以后，" 吴始伐楚、伐徐、伐巢".吴成为了楚国的肘腋大患，使" 楚国一岁七奔命".为对付擅长水战的吴国，楚特地组建了舟师。《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说：" 夏、楚子为舟师以伐吴，不为军政，无功而还。" 这是楚国的水军首次作战的记录。昭公十九年，楚国出动舟师伐濮。昭公二十四年，楚又动用舟师伐吴，侵入吴疆。定公六年，楚舟师大败于吴，统帅被俘，损失惨重。楚的" 舟师" 自然也是楚国的水军作战部队。
　　像吴、越一样，楚国也用水军运输陆战军队。《左传》昭公十七年，长岸之战，楚军沿江从" 上流" 而下，显然是用船运送军队。定公四年，柏举之战前，吴、蔡、唐伐楚，楚军与吴军夹汉水而处，楚军沿汉水而与吴军对峙。由此可知，楚军也由舟师运送而来。
　　从楚国的水军常败于吴国看，它的水军远不如陆军精锐，人数也不很多。定公六年，吴太子终累所俘楚水军统帅潘子臣、小　　　　惟子，爵位并不尊贵，这与陆军动辄由令尹、莫敖、司马等高级官吏统帅形成了鲜明对照，说明楚国水军的确不如陆军重要。楚的关注重心在北方，在于争夺中原霸权，所以陆军强于水军，这也　　　　是可以理解的。
　　春秋末至战国初，楚国的水军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墨子？鲁问》说：" 公输子自鲁南游楚，焉始为舟战之器，作为钩强之备。退者钩之，进者强之。" 钩是钩近敌船的工具。强为拒，是阻止敌船的工具。楚国水军制造钩强之器正是舟战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的证明。
　　四、春秋时期的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一）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周代早期的军事著作，可以考见的有《军志》、《军政》和《司马法》。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楚成王曾引《军志》三句话：" 允当则归" 、" 知难而退" 、" 有德者不可敌".这三条都是战术原则，言简意赅，富有深刻哲理。" 允当则归" ，是说两军力量相当，无必胜把握，就应当适可而止。" 知难而退" ，是说敌人力量强大，我方应当主动撤退。宣公十二年，晋大夫士会引作："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吴子兵法？料敌篇》同）" 有德者不可敌" ，是说政治清明，无懈可击的国家，不可与对敌。
　　《左传》文公七年晋大夫赵盾说：" 先人有夺人之心。" 而宣公十二年楚令尹孙叔敖引这句话谓是《军志》所说。又昭公二十一年，宋国■邑大夫濮也引《军志》说：" 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这两条战术原则，无疑也是在长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先人有夺人之心" 是说先发制人可以打乱敌人的部署，挫折敌人的战斗意志。
　　" 后人有待其衰" ，是说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衰弱时再行进攻。《左传》宣公十七年有晋赵盾" 逐寇如追逃" 一句话，据刘文淇《左传旧注疏证》说也出于《军志》。是要求部队驱逐敌人像追击逃兵一样果敢。
　　《左传》所引的《军志》，显然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可惜它久已亡佚，除了这一鳞半爪外，人们无法窥看它的全貌。
　　《孙子兵法？军争》篇引《军政》曰：" 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 《军政》与《军志》一样，也是春秋以前的军事著作。两者的不同在于，《军志》重在讲战术原则，是指导军队作战的。
　　《军政》重在讲军事条令，是指导军队建设的。
　　周代的《司马法》至战国初已经失传，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齐威王曾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汉书？艺文志》所载《军礼司马法》百五十篇，就是古《司马兵法》与《司马穰苴兵法》的合璧。
　　而流传至今仅剩五篇。
　　《汉书？艺文志》在" 兵阴阳家" 类中，有《黄帝》十篇，黄帝臣《封胡》五篇，《风后》十三篇，《力牧》十五篇。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孙子兵法》下篇保存有" 黄帝伐赤帝" 一篇等。这些著作多是后人伪托或附益传说而成，不仅不是黄帝时代的东西，而且也不可能早于春秋。今天，它们已经全部亡佚了。
　　（二）春秋时代的军事思想军事思想是战争实践的产物。从上古时代起，中原大地上就不断出现部落冲突和部落战争。进入夏、商、周三代这种冲突和战争更加激烈。
　　周人说："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①，干脆把战争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周代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正是这些战争实践的总结。
　　春秋时期，由于诸侯间的兼并和争霸战争日趋激烈，所以在周代早期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春秋时期的战略和战术思想。当然，在《孙子兵法》产生以前，这些战略和战术思想还没有上升到系统化理论的高度。
　　从战略思想方面看，春秋五霸所创建的霸业都有一套总体战略。例如齐桓公，他首先从政治上着眼考虑问题，打出" 尊王攘夷" 的旗帜，把华夏诸国紧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次，他面对" 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 的局势，认识到戎狄之患急切但祸小，楚国之患舒缓但祸大。所以他先北后南，从戎狄之祸入手，伐狄、北伐山戎，解决北方后再掉头南下制楚，去解决南方问题。解决戎狄之祸主要靠军事手段，而制楚则采取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战略，最后达到"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政治目的。
　　再说晋文公，他首先也" 勤王" ，通过安定周襄王，取得" 尊王" 大旗，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以团结华夏诸国。其次，在外交上联秦、联齐，拉拢宋、卫、曹等中小国家，壮大自己的力量，孤立和削弱楚国。
　　第三，在军事上，则采取诱敌北上方针，坐收以逸待劳之利。完全可以说正是晋文公" 侵曹伐卫" 以救宋的策略方针，开启了战国孙膑" 围魏救赵" 的先河。晋文公的争霸战略是十分高明的。
　　楚庄王创建霸业，则首先西联秦国，如周匡王二年（公元前６１１年），秦、楚、巴连兵灭庸。东北联齐，如邲战前一年。即周定王九年（公元前５９８年），楚派大夫申叔时结好齐国。其次，东联吴越，如周定王六年，楚灭舒蓼，" 盟吴、越而还".北结鲁、卫，然后讨伐郑、宋，控制黄河，阻断晋军南下之路。
　　晋景公的争霸战略是审时度势，奋发图强。他面对秦、齐、楚、狄皆强的局面，首先采用士会之计，陆续消灭身边的赤狄潞氏、甲氏及留吁，解除心腹之祸。其次，发动鞍之战，败齐后联齐，割断齐、楚联盟。
　　其三，采取联吴制楚方略，在楚国侧翼培植反楚力量。其四，发动麻隧战役，击败秦国，打破秦、楚联盟。经过十年努力，秦、齐、狄三强皆服，而后专力对楚，经过厉公、悼公的继续努力，终于恢复了晋国的霸权。
　　吴王阖庐破楚入郢的战略，是北联晋、齐、鲁，西向灭钟离，徐国，南向征服越，又采取 "为三师以肄之 "， "多方以误之 "①的策略，最后才取得栢举大捷和入郢的胜利。
　　越王勾践灭吴的战略则是" 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 ，怂恿吴国北上争霸，然后乘虚袭击吴国。
　　纵观春秋五霸的创业战略，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能从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的总体关系上考虑问题，都把政治、经济改革放在争霸事业的首位，使争霸的军事力量有可靠的经济保障和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战术思想方面看，当时列国创造出了一系列战术原则，其中较为突出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其一，避强击弱。公元前７０７年，在周、郑繻葛之战中，郑大夫子元分析周军阵营的形势说：陈国发生内乱，人民没有斗志，首先攻击陈国军队，陈军必然败溃。郑庄公从其计，大败周军。公元前７０４年，在隨、楚速杞（在今湖北应山县）之战中，隨大夫季梁主张首先攻击楚国的右军，说："楚人上左，君必左，无与王遇。
　　且攻其右，右无良焉，必败。偏败，众乃携矣。" 主张攻击楚军的薄弱环节，隨君不从，结果遭到大败。公元前５１９年，在吴、楚鸡父之战中，吴军首先选择的打击对象，也是其" 君幼而狂" 和其" 大夫齧壮而顽" 的胡、沈、陈三军，然后以此为突破口，大败楚方的七国联军。此类例证还有很多，不再列举。这些即足以说明，避强击弱已成为春秋时期列国战争中的一条重要战术原则。
　　其二、诱敌设伏。公元前７１４年，北戎侵犯郑国。郑庄公率军抵御，命令" 勇而无刚者" 率前队迎战戎人，随后设三道伏兵。前队与戎人接战后，即佯装败退，将戎人诱至伏击圈内，三道伏兵突然杀出，将戎兵截为数段，全歼伏击圈内戎兵，戎人大败。公元前７０３年，楚与巴联合侵伐邓国，楚将斗廉把军队横列在巴师中间，与邓师交战后，佯败退走。
　　邓人追击，越过巴师埋伏线，楚师回军攻其前，巴师前进击其后，邓军大败。公元前７００年，楚师伐绞，利用" 绞小而轻" 的弱点，不派兵保护上山采樵的役徒，以此引诱敌人。一支大军埋伏在山下，一支大军守在绞国北门。绞人争相出城到山中去，俘获楚国的采樵役徒，遇到伏兵，被杀得大败。公元前５４８年，楚伐舒鸠，吴军来救。楚国公子强率私卒先进攻吴师，大军列阵随后埋伏，吴军见楚私卒人少，进行追击，进入埋伏圈，楚伏兵、私卒合击吴军，吴军大败。公元前５６０年，吴、楚庸浦（今安徽无为县南）之战，楚将养由基率先锋军引诱吴军，楚令尹子庚设三道埋伏接迎。养由基把吴军引到庸浦，楚伏兵四起，大败吴军。
　　公元前５４１年，晋与无终和群狄在太原作战，大夫荀吴改变车兵阵法为步兵五阵，即：伍、两、专、参、偏，引诱狄人来攻。狄人未及列阵，晋军伏兵突起，将狄人围困在险阻地区，然后战胜了狄人。
　　从这几例可见，诱敌埋伏是春秋时期最常见的战术原则之一。
　　其三，设伏截击。这个原则又与诱敌设伏不同，诱敌设伏是先用少数主力引诱敌人进入伏击圈内，而设伏截击是在敌军的必经之路直接埋伏截击。公元前６２７年，秦、晋的殽之战就是春秋时代设伏截击的典型战例。晋襄公率晋与姜戎氏联军在伐郑秦军归国必经之路殽山（在今河南省济宁县西北）设伏，一举全歼秦军。公元前５１９年，修筑翼城（在今山东费县西南）的邾军归国，途经鲁国武城，武城人派兵挡其前，设伏其后，邾军自大夫徐鉏、丘弱、茅地以下全部被俘。鲁国打了一个漂亮的截击战。
　　其四，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春秋时流传的《军志》说：" 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讲的就是在战役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问题。这是春秋继承前代的一种战术原则。公元前５９７年，在晋、楚邲之战中，楚王乘左广追击晋国的挑战者赵旃，楚令尹孙叔敖担心楚王陷落在晋军中，即决定先发制人，命令全军列阵，突击前进，" 车驰卒奔，乘晋军" ，获得胜利。公元前６８４年，齐、鲁长勺之战，鲁庄公想抢先击鼓进兵，鲁将曹刿不允许。待齐军三通战鼓敲响过后，鲁国才敲响战鼓，大军随即冲杀过去，大败齐军。曹刿说："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说的就是一鼓作气，后发制人。
　　其五，示形作伪，巧布疑兵。公元前６３２年，在晋、楚城濮之战中，晋下军将栾枝命辎重车拖着柴禾伪装败逃。楚左军以为晋下军真的败逃，挥军追击，结果遭到晋中军，上军的两面夹击，落得大败。公元前５５５年，晋、齐平阴之战，晋人命令司马多派斥侯在平阳南部山泽间的险要所在，即使部队不到，也要建起旗帜，并布列成阵势。又命令战车左实右虚建起大旗在前，大车拖上柴禾随后驰驱，使尘土飞杨，疑作大军奔驰。齐灵公登上巫山（在平阴县东北），观望晋营，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遂离开军队只身逃归，齐军随他连夜遁逃。这是晋用疑兵之计惊走齐灵公。
　　其六、骄兵之计。公元前７６０年，楚武王伐随国，大夫斗伯比献骄兵之计说，我们在汉水东部不得志，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扬厉军威，用武力君临他们，他们恐惧而团结起来对付我们，所以难以离间。汉东诸国，隨国最大，如让隨国骄傲自大，它一定舍弃小国，小国同隨国离心，是楚国的大利，楚武王采纳斗伯比的建议，掩藏精兵，以老弱疲惫的士卒接待随国使臣。隨国果然产生轻慢之心，两年后楚国打败隨国。
　　公元前６５８年，晋、虞联军伐虢国，灭掉虢国宗庙社稷所在的下阳邑（在今河南平陆县东北）。但虢公不知畏惧，于当年秋在桑田（今河南省宝灵县之稠桑镇）打败戎人，因而骄傲。轻视晋国又不抚恤自己的人民，所以两年后被晋国灭之。公元前６３２年，晋、楚城濮之战，晋以" 侵曹伐卫" 之计，引诱楚军北上。以后，晋又退避三舍以骄敌。楚军统帅子玉狂傲地说：" 今日必无晋矣。"结果被晋军杀得大败。
　　其七，分兵惑敌。公元前５６４年，晋国将上、中、下、新四军分作三部，分别配合上诸侯的军队，轮番攻击郑国，借以疲劳救郑的楚军。
　　行之三年，楚不堪疲劳，晋获" 三驾胜楚" 之功。郑国服于晋，二十多年不再离叛。
　　公元前５１２年，在吴、楚之战中，伍子胥献" 为三师以肄之" 之计，即将吴军三军分作四部，轮番袭楚，" 彼出则归，彼归则出" 以疲惫楚军，待楚军"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阖庐从其计，" 楚于是乎始病" ，吴则在两国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公元前４７８年，吴、越笠泽之战，两军隔江对峙，越王勾践分其军为左右两队，在笠泽江上、下游，夜半鸣鼓渡江，以迷惑吴军。吴军获悉匆忙分兵两路去阻击越军。越中军趁机渡江，突袭吴营，吴军大败。
　　当然，春秋时列国作战所采用的战术原则远不止这七点，但限于篇幅，兹不再叙。
　　（三）孙武和《孙子兵法》１。孙武生平家世孙武（约公元前　　 ５３５　　 年- 公元前　　 ４８０　　 年）　　 ①是我国春秋末世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和战略家，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人。孙武七世祖为陈国公子完。
　　周惠王五年（公元前６７２年），陈国内乱，公子完逃亡到齐国，齐桓公委以" 工正" 之职，主管齐手工业生产。陈完奔齐后改陈氏为田氏，故称田完。孙武曾祖父田桓子（字无宇），在齐已位为上大夫。他以大斗借、小斗收的办法，收买人心，并成功地讨伐了栾、高氏。齐景公封给高唐（今山东高唐县东）为采邑，田氏遂成为齐国大家。
　　孙武祖父田书（字子占）为田桓子次子，因在齐景公时伐莒（今山东省莒县）有功，受封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县）为采邑，赐姓孙氏，从此与田氏分离，另立家族。
　　孙武父孙凭也是齐国大夫，后位至于卿。孙武出身于贵族世家，从小即受到良好教育，其曾祖陈无宇、祖父孙书都是能征惯战的将军。他从先辈那里学到了许多军事斗争知识，这为他后来撰写举世闻名的兵学圣典《孙子兵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秋晚期，齐国像其他国家一样，卿族间的相互火併，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如公元前５４８年，齐大夫崔杼、庆封弑庄公，立灵公，并掌齐国政权。两年以后，庆封利用崔氏的内部矛盾，灭了崔氏，独执齐国大权。次年，即公元前５４５年，齐栾、高、陈、鲍四氏又剿灭庆氏。
　　公元前５３２年，陈、鲍两氏联合又消灭了栾、高氏，并瓜分了他们的家产。此后，陈氏为独掌齐国大权，陆续消灭了鲍氏、国氏、高氏（齐高傒后）。作为陈氏一支的孙氏，自然会卷入这无休止的斗争漩涡。而孙武则厌倦了这种互相倾轧，于周敬王三年（公元前５１７年）前后，离开纷乱的齐国①，至吴罗浮山之东（今浙江吴兴县西北）隐居，潜心钻研兵法，待机施展抱负。当时，楚国亡臣伍员（伍子胥）也隐居在吴国乌程台，两人相识，结为挚友。
　　周敬王五年，吴公子光刺杀吴王僚，自立为王，即吴王阖庐。阖庐为振兴吴国，与楚争霸，" 任贤使能，施恩行惠" ，重用伍员等贤臣。
　　伍员深知孙武的军事才能，即向吴王推荐孙武。
　　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吴王看后十分赏识。为考验孙武是否有真才实学，吴王挑选宫女１８０名，要孙武演练阵法。孙武把１８０名宫女分作两队，令吴王的两名爱姬分别做左、右队长。孙武对她们讲清了向左、右、前、后动作的规定，然后设置斧钺刑罚，三令五申说不听从命令者诛杀。言毕命令击鼓向右，众宫女哈哈大笑，不听从命令。孙武说：" 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 ②再把军令重复数遍，然后命令击鼓向左，众宫女还是大笑不止。孙武说，既已讲解明白而不执行命令，是队长的罪过。下令依军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要斩宠姬，大惊失色，急忙下令说：" 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斩也。" 孙子说：" 臣既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 于是斩了二位队长，巡行示众。用他们下面的两个人做队长，继续演练。两队人前、后、左、右跪起等动作都符合规定，再无人敢出声。孙武请吴王下台来看。吴王说将军回客舍休息罢，我不想看了。孙武说：" 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 吴王阖庐深受触动。
　　于是任命孙武为将军。
　　孙武做将军后，经常与吴王讨论国家大事。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吴问》篇记载，孙武曾同吴王谈论晋国范、中行、知、韩、魏、赵氏六卿实行的土地制度和税田政策的得失，从经济上分析六卿中范、中行、知三氏会先灭亡，而赵氏亩大税轻会最后统治晋国。吴王深表赞成。
　　在吴、楚栢举之战中，孙武运筹帷幄，指挥吴军作战，五战五胜，然后乘势追击，获破楚入郢之大功，将吴国疆域拓展到今安徽舒城、六安、潜山、巢县一带。
　　吴王夫差继位后，孙武又与伍员辅佐他南下伐越，公元前４９４年在夫椒大破越军，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北上攻齐，公元前４８２年在艾陵大破齐军，俘获齐军主将及战车八百乘、甲盾三千，使吴国在公元前４８２年的诸侯黄池盟会上，争得霸主地位。《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明确记载孙武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作用，说，吴" 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夫差在战胜越国以后，骄奢淫佚起来，不再听取不同意见，伍员反对夫差北上伐齐政策，君臣关系出现裂痕，吴谗巨太宰嚭又从中挑拨，所以夫差胜齐之后即杀了伍员。孙武与伍员为至交，伍员被杀，孙武遂告退隐，而从事著述去了。不久（约在前４８０年），一代著名军事谋略家孙武也就辞世了。孙武死后葬在吴都郊外。《越绝书？记吴地传》说：" 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 ２。《孙子兵法》《孙子兵法》产生于春秋末期，是我国春秋时期军事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也是一部继我国春秋以前兵学思想之大成的权威性著作。它着重阐述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问题。寓意精邃、论理精微，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被日本学者誉为东方兵学圣典，被美国学者誉为世界兵学之祖，被英国学者称为" 世界史上研究战略战术原理的第一部著作".《孙子兵法》十三篇。《计》篇列为第一，主要论列军事与政治的关系，战略运筹学和用兵谋略等，可以看成是十三篇的总纲。
　　篇首说："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开篇即从政治的角度来认识军事的重要性，指出战争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不能不给予特殊的注意。
　　其次，从战略学的高度，指出敌我双方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是" 五事" 和" 七计"." 五事" 为道、天、地、将、法。" 道" 讲政治问题。" 天" 讲阴阳寒暑时制气候等自然条件。" 地" 讲地理条件。
　　" 将" 讲将领的素质。" 法" 讲军队建设。其中政治问题最为重要，所以列为第一。" 七计" 是" 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 孙武指出比较战争双方的" 五事" 和" 七计" ，谁占优势谁就将获得战争的胜利。
　　在本篇，孙武还提出了" 因利而制权" 的战术原则，即善于利用客观条件采取灵活策略，造成战场上有利于我的态势。这些策略是：" 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即声东击西，以假乱真。要做到："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即善于分析对手的不同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最后提出了著名的战术原则："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第二为《作战》篇，论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一切战争均以经济为后盾。他指出兴" 十万之师" 要" 日费千金".所以，战略进攻战的重要原则是" 兵益胜，不益久" ，主张速战速决，反对旷日持久，这也是本篇的主旨。
　　第三为《谋攻》篇，论述政治战、外交战和军事战略的计谋。
　　开篇即把政治战和外交战放在单纯军事进攻的前面，指出："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 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指的就是" 伐谋" 、" 伐交" 的政治战与外交战。在运用军事谋略时，孙武提出要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他说：" 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如果兵力与敌人相等，则要" 决一死战".而如果兵力少于或弱于敌人，就要摆脱敌人，转为退却或防御。孙武提出了著名的战略战术原则："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第四为《形》篇，主要论述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在攻敌之前先要做好战略防御。
　　" 形" 字，指的是看得见的军事物质要素，诸如兵员、武器、装备、营垒、要害等。而对敌我双方的物资要素，必须利用" 度、量、称" 等手段进行评估，借以做出孰胜孰负的判断。
　　善战者首先要做到" 先为不可胜" ，再" 以待敌之可胜"." 先为不可胜" ，要求首先做好战略防御，使自己" 立于不败之地".第二步才是" 以待敌之可胜" ，即等待机会攻击敌人的弱点，这样才能达到" 能自保而全胜". "形" 胜者的军队作战，好像开决八千尺高山河流中的积水，一泻千里，威不可当。
　　第五为《势》篇，论述在战略进攻中运用奇正相辅相成的策略，造成对敌的必胜之势。
　　《势》是《形》篇的姊妹篇。如果说《形》篇着重讲战略防御，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内涵和静态；《势》篇则着重讲战略进攻，指的是军事实力的外在表现和动态。
　　《势》开篇提出四对范畴：" 分数" ，指部队人数；" 形名" ，指阵形与指挥系统；" 奇正" ，指运用常规与非常规的战略战术；" 虚实" ，指避实就虚，选择攻击敌人的弱点。在以上四对范畴中，本篇着重阐述运用" 奇正" 的策略，提出了" 以正合，以奇胜" 的著名战术原则。" 正" 是正面交战，是常规战；"奇" 是以非常手段，攻敌不备，出奇制胜。
　　孙子指出"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 ，意即正中有奇，奇中有正，奇正互变，变化无穷。
　　运用奇正的原则作战时，要善于捕捉战机，造成激水漂石的" 势" 和" 飞鸟之疾" 的" 节".其" 势险" 有如张满的弓弩，蓄劲待发。其" 节短" 有如触发弩机，短促而猛烈。
　　第六为《虚实》篇，通过" 致人而不致于人" ，" 形人而我无形" 的阐发，进一步论证" 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 的战略战术原则。
　　" 致人而不致于人" ，是说能调动敌人、牵着敌人鼻子走，而不被敌人所左右，这是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问题。
　　" 形人而我无形" ，是说能掌握和了解敌人的情况，做到" 知己知彼" ，而使敌人不了解我方情况。
　　兵形如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无常形即是" 无形" ，达到" 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而虚实运用到这种程度，也就随时能做到" 避实而击虚" ，" 因敌而制胜".第七为《军争》篇，论述在两军相争中的战略、战术原则和交兵中的禁戒。
　　本篇总的战略原则是后发先至、制敌先机。但这样做的难点在于：化迂回为直进，化祸患为有利。这就需要在迂回运动中，利诱迟滞敌人，以收到后发先至之效。
　　行军战斗要坚持以下战术原则：其一，以欺敌立足，以利益行动，分兵合兵依形势变化。其二，战机来临，动如狂风；战机未至，静如森林；攻敌时，如烈火燎原；防御时，如山岳不动；隐蔽起来，如阴云蔽日；动作起来，如雷霆万钧。其三，侵掠敌" 乡" 要分兵数路，开拓疆土，要分守要地。深入敌国要权衡形势，相机而动。其四，先知化迂回为直进之计，即可战无不胜。
　　用兵还有八戒，即：" 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这也是重要的" 用兵之法".第八为《九变》篇，论述临机制敌，趋利避害之策略。
　　所谓" 九变" ，就是多变、善变。着重阐述要善于抓住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以变应变，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本篇教导将军们要精于变通，根据敌情变化，临机应变。" 通于九变之利" ，这样才说得上是" 知兵" ，才可以" 屈诸侯以害，役诸侯以业，趋诸侯以利".用兵的法则在于" 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讨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不通权变的将军，是" 用兵之灾" ，会导致覆军杀将之祸。用将的君主，对此不可以不省察。
　　第九是《行军》篇，论述行军宿营的各种行动原则、迎敌措施和侦察判断之术。
　　首先指出大军处在山地、河川、沼泽、平陆等不同地形上的行军、迎敌措施。其次，指出宿营要领：不论何种地形条件下，选择营地都要贵" 高" 、贵" 阳" 、贵" 养生".本篇还论述了行军中侦察敌情的各种方法，即敌方的营垒，敌方行动征候，敌方使者，敌方布阵，敌方士兵的表现，敌方营地，敌方将领，敌全军的表现等方面判断敌方情况。
　　并指出，用兵不在于多，而在于士卒能并力，将领能料敌，这样即足以胜敌。切忌无深谋远虑而又轻举妄动。
　　第十为《地形》篇，分析各种地形的优劣利弊，论述怎样选择地形用兵。
　　本篇与《行军》篇所讲地形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从行军的角度谈的，本篇则是从交战的角度谈的。
　　本篇首先将千态万状的地形划分为" 通" 、" 挂" 、" 支" 、" 隘" 、" 险" 、" 远" 六类：" 通" 是敌我双方往来方便者；" 挂" 是易往难返者；" 支"是敌我双方出入皆不利者；" 隘" 是两山相对的通谷；" 险" 是高山深谷急流险滩；" 远" 是两军营垒间较长的中间地带。作战方法依不同地形而有别：在" 通" 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控制交通要道；在" 挂" 形上，要乘敌不备，出奇兵制胜；在" 支" 形上，要诱敌来战；在" 隘" 形上，要抢先占据谷口，严阵以待。如敌已先占，重兵防守则不攻，兵力不多则迅速攻克；在" 险" 形上，要抢先占据高坡阳面以待敌，若敌已先占，我即主动撤退；在" 远" 形上，利于待敌来攻，不利于我方进攻。了解利用地形作战的各种战术原则，是将领的职责，不可不明察。
　　其次，归纳了六种常见的战败情况：曰" 走" ，即攻击十倍于我之敌；曰"弛" ，即士兵强悍将吏懦弱；曰" 陷" ，即士兵懦弱，将吏强悍；曰" 崩" ，即将吏怨怒，不服从指挥，遇敌擅自出战，将军又不了解他们的才能；曰" 乱" ，即将领软弱无威，教令不明，士卒无常法可依，布阵混乱；曰" 北" ，即将军不能正确判断敌情，以少击众，以弱击强，军中又无精锐做中坚。指出导致战败的原因，不是天灾，不是客观条件不利，而是将帅的主观过失。
　　本篇又指出，地形在战争中虽然重要，但只是辅助条件，真正料敌制胜的，还是将军们的指挥艺术。所以，在战争中将军必须保持独立的决策权：" 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 将军要做到："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用兵之宝也。" 这些提法在专制的奴隶制时代闪烁着民主精神的光辉，是难能可贵的。并在最后提出了：" 知己知彼，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 的著名论断。
　　第十一为《九地》篇，论述九种交战地形的运用以及深入敌境后的用兵策略。
　　本篇从战略地形学的角度，指出在九种地形上作战的战略和战术。
　　是对《九变》、《行军》和《地形》诸篇的补充。
　　九种交战地形是：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在《九变》的" 圮、衢、围、死" 之外，又补充五种。即：散地，是说在本国作战，距家乡近，士卒易散；轻地是深入敌方国境不远；争地是敌我双方必争的战略要地；交地是交通方便之地；重地是深入敌国之地。
　　作战原则是：在散地，宜固守或将战场引入敌境；在轻地，应迅速前进，乘锐破敌；在争地，宜抢先攻取。若敌已先占，则诱敌出战而相机夺取；在交地，要各军互相连接，防止被敌阻绝；在衢地，要交结邻国，争取盟友；在重地，要夺取并保障后勤补给；在圮地，不要稽留，防敌袭击；在围地，要巧用计谋，定而后战；在死地，要奋勇死战，摆脱危机。
　　不论在哪种地形条件下，都要争取主动，先发制人，" 乘人之不及，攻其所不戒".在九种地形上作战，不但有常规法则，也有变通法则，即九地之变的" 屈伸之利、人情之理".如：在散地，要统一将士意志；在轻地，要使各军连属相续；在争地，要善于后发先至，等等。
　　在本篇，孙子谈到最高的治军理想是建立一支王霸之兵，标志是：" 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 因此，王霸之兵不争着与诸侯建交，也不在别国培植势力，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威力加于敌，攻拔其城邑，毁灭其国家。王霸之兵，士卒能" 投之亡地而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 ，将军能" 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 ，在巧妙中办成大事。
　　最后，本篇指出：要严守军事秘密。一旦战争发生，要封锁消息，禁止使者往来。军事行动要秘密决策。不与敌人约定战期，寻找敌人可乘之机。战争开始，要静如处女；一旦有机会，动作如脱兔，使敌人措手不及。
　　第十二为《火攻》篇，论述以火助攻的各种战术，但又主张慎用火攻。
　　本篇指出，火攻有五种形式：" 火人" ，焚烧敌军的营寨、人马；" 火积" ，焚烧敌军的粮草积蓄；" 火辎" ，焚烧敌军辎重；" 火库" ，焚烧敌军的军需库房；" 火队" ，焚烧敌人的行军队伍。
　　采用火攻战术，要有人员、物资准备，要选好气候条件。施行火攻之后，要依据火发后的情况，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军事行动：火发于敌营，要乘乱进攻。火发而敌未乱，则待机进攻。敌营设在荒草中，要从外部放火攻击。火势发自下风，不可逆风攻击。要利用白天风大、晚间停止的特点，施行白昼火攻。
　　本文还比较火攻、水攻的特点、作用，说：" 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 即说水攻不如火攻，水攻仅可隔绝敌人，而火攻则产生强大的破坏力。
　　最后指出：战争是残酷的，" 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所以明主应慎战，要做到：" 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 这才是" 安国全军" 之道。
　　第十三为《用间》篇，论述运用间谍的意义、间谍的种类和作用。
　　" 用间" ，用今日的话说，就是情报工作。知己知彼是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做到" 知彼" ，就要用间。对间谍要优待，要不惜金钱和爵禄。如果吝惜爵禄和金钱，不肯用间，就是" 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间谍有五种类型：其一，因间，即利用和收买敌方境内的普通间谍；其二，内间，收买敌方高级贵族和官吏而形成的间谍；其三，反间，利用敌方间谍为我效力；其四，死间，是了解我方虚假情报后潜入敌境，又为敌人发现和捕获，供出假情报而被敌人斩杀的间谍；其五，生间，是我方派到敌国收集情报后可以回来报告的间谍。
　　间谍的任务是收集敌方的军队、城防、人员等各种情报。特别是要侦察敌人潜入我方的间谍，并利诱他们为我所用。在" 五间" 当中，反间最为重要，待遇也应最优厚。
　　《孙子兵法》十三篇的理论基石是朴素的唯物论和朴素的辩证法。
　　在天命论和鬼神观念尚占主导地位的春秋时代，孙子则提出天是" 阴阳、寒暑、时制" ，是自然的天，而非神明主宰的天。自然的天是客观的、发展运动的，" 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天地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 日者，宿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人们应善于认识和利用自然的规律。孙子把这一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引入战争，就要求人们实事求是，从调查研究关系到战争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将帅指挥、军队情况等各个方面，来探讨战争的规律，从而提出临机制敌的各种战略战术原则，这就是所谓"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而，他的军事思想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反对迷信、反对鬼神观念。力主军中" 禁祥去疑" ，一再申明判断敌情" 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占卜）
　　于事，不可验（主观推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十三篇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原则，如虚实、强弱、胜败、利害、众寡、奇正、饥饱、劳佚、进退、远近、治乱、得失、安危等等。他认为这些互相对立、互相依存的矛盾双方，都是可依一定的条件转化的，" 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所以要全面看问题，不但要看正面，还要看到反面。用兵要" 以正合" 而" 以奇胜" ，奇正是相生的。要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不但要看静态，还要看动态，看发展变化。" 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 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不仅要看到变化，还要创造条件促进转化，使乱转化为治，怯转化为勇，弱转化为强。一部《孙子兵法》处处闪耀着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光辉。
　　当然，《孙子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 兵学圣典" ，不可能没有时代的局限性，没有缺点和不足，例如它不区别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把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一例看待。夸大将领在战争中的作用，而贬低士兵的作用。主张愚兵政策，说将军"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 ，才是真正的将军等，就是这种时代和阶级局限性的表现。但瑕不掩瑜，《孙子》的这些局限性、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作为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瑰宝的崇高地位。
　　（四）司马穰苴和《司马法》１。司马穰苴的时代与身世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春秋末期齐国人，是田完的苗裔，齐田氏家族的支庶。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大夫晏婴向景公推荐穰苴，景公即委任穰苴为将军，率兵去抵御燕、晋之师。
　　穰苴向齐景公说，自己平素卑贱，骤然间被提拔为将军，" 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 ，希望景公派一名贵臣做监军，景公即委派了宠臣庄贾。穰苴与庄贾约定：明日中午，在军门会面。
　　第二天，穰苴早到军中，立木表，设漏壶，专候庄贾。庄贾平日骄纵，现既任为监军，亲戚左右欢送，留他宴饮，迟至日暮，他才姗姗来到军中。穰苴责问他迟到原因，他说因为有大夫亲戚相送，所以来迟。
　　穰苴说：" 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阵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 依军法当斩。庄贾害怕，急派人驰报景公。使者未及返回，穰苴已斩了庄贾。三军为之震慄。景公使者持节来救庄贾，驾车驰入军中。穰苴说："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 随后问军正：随便驰入军中犯什么罪？军正说：" 当斩！" 使者听到害了怕。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可以杀，遂斩了车夫，砍去车左边的立木，杀了最左边的那匹马，向三军宣示。并派人向景公报告处罚结果。
　　穰苴在军中亲自过问士卒的生活、饮食、住宿条件，照顾生病者，与士卒同甘共苦，深受士卒欢迎。晋、燕之军闻风退走。穰苴指挥部队追击敌兵，顺利地收复了失地。回国后，受到景公重用，任大司马之职，故后人称他为" 司马穰苴".田氏家族的势力在齐国日益发展，引起大夫鲍氏、国氏、高氏的不满。他们向景公诬陷穰苴，景公免了穰苴的官。穰苴被贬后，心情忧郁，不久病故。有兵法著作流传后世。
　　２。《司马法》《汉书？艺文志》说：" 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司马" 作为职官之名，在殷墟的甲骨刻辞中还未出现，而起于周代。所以，《司马法》应是周代的兵法著作。宋陈师道说：" 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周之政典也。" ①王应麟说：" 古者《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 ②都是对的。
　　说明它不是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包括有军法、军礼、军事条例、条令等典章制度，具有军事教典的性质。因为它由" 司马之法" 而来，故称《司马法》。
　　《司马法》到战国初已经失传，所以齐威王" 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 ，而把司马穰苴的著作也附在其中，编成《司马穰苴兵法》。
　　因此，《司马穰苴兵法》既包括有古代《司马法》的内容，又有司马穰苴对《司马法》的诠释和自己的著作。
　　《司马穰苴兵法》至汉代已简称为《司马兵法》。司马迁说：" 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 刘歆著《七略》，把《司马兵法》归入《兵书略》，而班固作《汉书？艺文志》则把《司马兵法》归入《礼》书一类，作《军礼司马法》，内容有一百五十五篇之多。
　　但在唐代，《司马法》的篇章已亡佚很多，由百五十五篇减至数十篇。入宋以后，更减至五篇，即今传本《司马法》。
　　第一，《仁本》篇，主要论述以仁为本的战争观。
　　它把战争看成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是通过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而采取的另一种权衡手段。所以它的战争观是：" 以仁为本，以义治之".这个战争观包括以下三个核心内容：其一，" 杀人而安人，杀之可也" ；其二，" 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 ；其三，" 以战止战，战之可也".它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争的正义性问题，但强调以仁为战争之本，实质上就接触到了这个问题。
　　从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出发，本篇提出的作战原则是：战争不能违背农时；战争不能在疫病流行时进行；战争不能强加给有国丧的国家；战争不能在敌国受灾时发动，也不能在夏、秋两季兴兵，以爱护敌对双方的人民。这些观点，直到春秋时期，列国还有遵行的。从仁本观念出发，本篇又提出："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的著名论断。表现了它既反对战争，又不忘战争准备的进步态度。这种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正是周代以王者之兵为正义之师的思想的反映。
　　本篇保存着一些古代的战术原则，如：" 逐奔不过百步" ，" 纵绥不过三舍" ，" 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 ，" 成列而鼓" ，" 争义不争利" 等等。这些原则与宋襄公在宋、楚泓之战中所说：" 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 ，" 不鼓不成列" 精神是一致的。它反映在西周及其以前的时代，交战双方采用大方阵作战，队形呆板笨重，转动不灵，只需一次攻击，胜负即已分清。保持队形严整的一方总能战胜队形不整的另一方，而战胜者也只要求对方屈服，不以争城争地为目的。到了春秋时，由于诸侯兼并和争霸战争的频频发生，这些战术原则就成为了过时的东西。宋襄公在泓之战中墨守成规，坚持" 不重伤，不禽二毛" 、" 不鼓不成列" 等" 古之为军" 的原则，既不能依据变化了的形势，采取新的战术，又反对司马子鱼的正确建议，结果导致兵败身亡，遭到时人的批评。
　　最后，本篇指出：在先王" 圣德之治" 时代，没有战争。在贤王" 亲制礼乐法度" 的时代，战争用来征伐不义的国家。到了王霸时代，变乱纷起，才用战争来惩罚犯有" 凭弱犯寡" 、" 贼贤害民" 、" 暴内陵外" 、" 野荒民散" 、" 负固不服" 、" 贼杀其亲" 、" 放弑其君" 、" 犯令陵政" 和" 外内乱，禽兽行"等各种罪行的诸侯国家。能看到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战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一个进步。
　　第二，《天子之义》篇，综论军事教育的各种法则。
　　开篇即提出，凡贤明的君主，不使用未经军事教育的士卒作战。军事教育的内容主要有：贵贱等级观念；人伦道德规范；认识朝廷礼法与军中礼法的区别；树立不夸功、不争功的思想；以服从军令为核心的赏罚原则。
　　通过回顾历史，本篇论述了有虞氏与夏、殷、周三王时代战前动员、武力使用、军事赏罚、兵器的配备和战车、旌旗、徽章等制度的不同特点。
　　在治军原则上，《司马法》既反对治军过于严厉，又反对治军没有威严。主张恰当地使用民力、畜力、任用官吏和有技能的人。尤其在用人上，要善于选择、启用有德行、有道义、服从命令而又善良的人，要坚决排斥奸邪、残暴、武断专横以及恃勇逞强的人。
　　在作战原则上，主张舒缓地进攻，徒不趋，车不奔，保持严整的战斗队形，即使追逐逃敌，也不可逾越战斗行列。因为军队的稳固性，正在于行列的整齐性。使用人、马不得过力，进攻速度也不可以超出命令的规定。这些古朴的战争观念和战术原则，反映周代早期的战争还保存着较多的原始性质。本篇还指出，将士在朝廷和在军队要表现出不同的气度。在朝廷要温文尔雅，谦虚谨慎；在军中则要勇猛果决，体现出礼与法、文与武相辅相成的精神。
　　接着，论述军中赏罚的起源。认为有虞氏不赏不罚，是至德之世。
　　夏有赏无罚，是至教之世，殷罚而不赏，是至威之世。周代有赏有罚，是德衰之世。提出军中的赏罚，宜于快，以便迅速起到教育士卒的作用。
　　大捷不赏，培养将士不夸功的美德；大败不罚，培养将士勇于承担责任的美德。
　　最后提出，要让服役的士卒得到充分休息。这也是以仁为本的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定爵》篇，统论为进行战争而作的政治、思想、物资、军事和利用自然条件等各种准备以及阵法运用的原则等。
　　从政治准备上说，有确定军中的爵位，制定赏罚措施，颁布治军原则与教令，征求各方意见，根据人心动向制定作战方略。
　　人才、法纪、宣传、技巧、火攻、水战、兵器是军中七政，要努力搞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荣誉、利禄、耻辱、刑罚是军中的四种法纪，要将士严格遵守。
　　仁爱、信用、正直、统一、道义、权变、专断是治理军中乱政的原则，要运用得当。凡军中的规章制度，都要依据广大士卒的要求来制定，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反复执行形成" 法规".凡军中法制，要使人能接受，要清楚严明，要雷厉风行执行，树立法制权威。要规定军中各等级服制，并用颜色区别，坚决禁绝百官服制混乱。在军中，执法要" 专" ，不服从法纪者要制裁，从将军到士卒，上下都要" 畏法".从思想准备上说，是统一军中意志，使士卒的意志统一到将军的意志中去。军令不统一，军中有" 不服、不信、不和" 以及玩忽职守、猜疑厌战、分崩离析、推诿责任等现象，都是战争的祸患。而骄傲、畏惧、吵闹、犹豫、做事反复等则会破坏军威，要坚决制止。在军中，一切都要服从将帅指挥，将帅调动士卒应像以手调指那样自由。这样的军队才是具有战斗力的军队。
　　从物资准备上说，要" 阜财" ，即广集资财，特别是利用敌国的资财。达到" 众有有，因生美" ，即民众富足、国力充沛。
　　从军事准备上说，要" 右兵" ，即重视兵器的运用，了解" 弓矢御、殳矛守、戈戟助" 的特点，充分发挥" 长以卫短，短以救长" 的作用。
　　要训练军队，熟练掌握" 攻战守、进退止、前后序、车徒因" 的各种战法，以便临机制敌。要演练阵法、布阵：行进时行列要疏，战斗时行列要密。兵器使用要多样配合，士卒要训练有素。上下遵守信义，军中指挥信号系统，即金鼓旌旗等要鲜明，号令不得随便改动。要对全军进行作战教育：" 作其气，发其政" ，即鼓舞士气，颁布纪律。教育要和颜悦色，言辞恳切，利用士兵的畏惧谈戒律，利用士兵的愿望谈事功。教育他们进入敌境要控制有利地形，按分派的职份完成任务。
　　从利用自然条件上说，就是" 顺天、利地" ，即顺应天时，利用气候条件；利用地形，控制隘口、险要、阻绝等要地。
　　第四，《严位》篇，论述阵法的构成及如何利用各种阵式作战。
　　开篇提出对军阵作战的总要求：士卒在阵中的位置不可变更；阵中军政要森严，整体力量要轻锐敏捷，士气要深静，意志要统一。
　　接着阐述阵法的构成：阵中要依人的不同才智，授予一定职位，编制好卒伍，固定行列，调整纵横次序，做到名符其实。阵法有坐式、立式。立阵用于进攻，坐阵用于防守。坐阵有坐、跪、伏各种姿式。击鼓是要起立进攻，鸣铎则停止前进。以赏罚调动士卒士气。
　　利用军阵作战的要点是：兵力充实，阵营巩固，能持久；士气旺盛，处于危地能取胜；车兵采取密集队形，徒兵采取坐战姿式，战阵可以稳固。要用大部队攻击小部队，军阵屯驻时注意兵甲器具，行进时要注意队列严整，作战时要注意进退节奏。
　　利用军阵作战要懂得：布阵难，使士卒熟悉阵法更难，而灵活运用阵法又比士卒熟习阵法难。懂得阵法不难，实际运用阵法难。军阵战斗力强不要过于恃重。但即使实力雄厚，也不要全部投入战斗，一次把力量用尽。阵中三军团结如一人，才能战胜敌人。
　　凡是军中命令，下达给全军的，三天内要执行；下达给卒（百人）
　　的，半天内要执行；下达给个别人的，要马上执行。军中的指挥号令为金鼓旌旗。以鼓声点数命令旌旗开合、车马驰驱、步兵进退、军队交战、改变战斗队形等各种作战形式，要牢记执行。在军中要用仁、义、智、勇、信、利、功等各种方式鼓励士卒勇往直前、克敌制胜。
　　在军中，将吏要谦让和蔼，融洽团结，推功揽过，让士卒心悦诚服，奋勇效力。战胜要不骄不懈，战败要承担责任。用法令约束战士轻视死亡，用道义教育战士勇于为正义牺牲。军中教育要因地、因人而宜，重在道德教化。
　　最后，提出军阵作战的战术原则：" 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疲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 第五，《用众》篇，主要论述临阵待敌、用众用寡、避实击虚的战略、策略原则等。
　　开篇以兵力的众、寡作为一对矛盾概念，提出用众、用寡的策略原则：用众要求部队严整不乱，适于正规作战，适于进攻，适于包围敌人或者分批轮番攻击；用寡要求阵营巩固，适于能进能退，适于虚张声势迷惑敌人，适于出奇制胜。如果敌人占了有利地形，则佯装卷旗败退以诱敌，寻机反击。如果敌众我寡，则察明情况，准备在被包围下作战。
　　如果敌兵也少，就先退让，然后乘隙消灭它。
　　作战应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大敌当前，可以先用或多或少的兵力去试探，观察敌人的变化；可以采用或进或退的行动，观察敌人阵势是否稳固；可以逼近敌人，观察它是否恐惧；可以按兵不动，观察敌人是否懈怠；可以佯动，观察敌人是否疑惑，可以突然袭击，观察敌人阵容是否严整。打击犹豫的敌人，进攻仓猝无备的敌人，迫使敌人兵力无法施展。掩袭敌阵，造成它的混乱，利用敌人的轻进，阻断它的企图，粉碎它的计划，乘它恐惧时予以消灭。
　　选择作战地点要" 背风背高，右高左险".在作战中，摆好阵势后不忙于交战，看敌人怎样行动，再相应进行动作。敌人设好圈套，我方不要顺敌意进攻，等待敌军主力的行动。如敌人进攻，则集中兵力乘隙打击它的弱点。
　　凡追击逃敌，不要停止。如敌人中途休息，则考虑它的企图。凡逼近敌人的都城，进攻必研究好道路，后退必考虑好计划。两军作战，行动不要过早或过迟，以免使军队疲惫或丧失斗志。在军中要禁止士兵与亲属通信，断绝他们的思家之情。在火攻时，要选拔优秀战士作前锋部队。舍弃笨重装备，少带粮食，以激励战士拼死战斗的决心。
　　从上可见，《司马法》在讲论古代军政事务和战略战术原则中，是教导人从实际出发，从客观存在的天、地等自然条件和人力、物力等物质条件出发来考虑问题。它提出了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法则，如大小、多少、强弱、虚实、攻守、疏密、动静等，要求人们从发展变化中看问题。
　　这些都是符合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精神的。
　　《司马法》不愧为我国古代的一部优秀兵书。它所提出的许多战略战术原则，在今天对于我们来说，仍有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现存的《司马法》不是一部专门的军事理论著作，而是一部军事教典，更兼它在流传中亡佚很多，所以它的军事思想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又由于战国时齐威王令大夫们将古者《司马法》与《司马穰苴兵法》合编在一起，所以它的军事思想又有前后互相矛盾之处。如：它一方面强调以" 仁" 治军，宣扬" 攻其国，爱其民" ；另一方面又提倡将军对士卒" 小罪乃杀" ，军中要" 政栗" 、" 位严" ，带有明显的以法治军的烙印。而以" 仁" 治军与以" 法" 治军则代表两种不同的军事思想。
　　同时，它在论述远古的历史时，也带有一代比一代" 德衰" 的退化论观念。这些都是它的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
　　五、战国时期的战争（一）魏国的争霸战争魏文侯是战国时著名的英主，他重用李克、翟璜、吴起、李悝一批贤臣，较早地实行了变法，推行封建化运动，在战国初期国力发展很快，成为当时的霸国。魏国的争霸战争，还带有春秋争霸战争的性质。文侯争霸的战略是团结韩、赵，使三晋力量汇合为一。西击秦，东击齐，南击楚，以创建由魏国领导而由韩赵辅佐的中原霸权。周威烈王十三年（公元前４１３年），魏国开始向秦国进攻，在郑（今陕西省华县）大败秦军。
　　次年，魏又派公子击攻取了秦的繁庞（今陕西省韩城东南）。周威烈王十七年，魏文侯又任吴起为将，率军攻秦，在两年当中先后夺取秦在河西的列城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东南）、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洛阴（今陕西大荔县西南）、合阳（今陕西合阳县东南）等，并把各城寨连结起来，筑为魏西境之长城。在魏军的连续打击下，秦的河西领土全部落入了魏国手中。秦被迫退守洛水（今陕西北部）。
　　周威烈王十八年，魏文侯又派将军乐羊率军越过赵国进攻中山。经过三年战争，终于把中山灭掉。
　　魏国东向击齐，南向击楚的军事行动，是联合了韩、赵一道进行的。
　　三晋联合作战军事力量无疑较春秋时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连战皆捷，所向披靡。周威烈王二十一年，齐公孙会带廪丘（在今山东郓城县境）叛归赵，齐军伐赵。魏率韩、赵与齐大战，三晋获胜，" 得车二千，得尸三万" ①。第二年，魏、赵、韩联军又攻入齐国长城，齐国为之震动。
　　周威烈王二十四年，魏、韩、赵为抑制楚国势力北进，又联兵在乘丘打击楚国。周安王十一年（公元前３９１年），文侯又与韩、赵联兵在大梁（今河南开封）大败楚军，乘胜追至榆关（今河南舞阳县），再败楚军，并进占了襄陵（今河南睢县），使楚国在中原受到严重挫折。大梁从此成为魏国领地。周烈王五年（公元前３７１年）魏又攻夺了楚的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扩大了魏在黄河以南的领地。
　　周安王十五年魏武侯即位。武侯的才智较之文侯相去甚远。在内政上，不善于任用贤人，致使吴起离魏去楚，痛失栋梁。在外交上一改文侯团结韩、赵的方针，经常与韩、赵磨擦，三晋关系出现裂痕。周安王十九年，魏为争夺卫国与赵国冲突，在兔台大败赵军。两年后，赵联合楚国战胜魏军，攻取了魏的棘蒲（今山东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县西）。周烈王元年（公元前３７５年），魏、楚在榆关交战时，韩乘机灭了魏的与国郑。
　　周烈王六年魏武侯死，国内发生了公仲缓与公子■的争位之战，引起韩、赵两国干涉。赵企图杀公子■，韩要杀公仲缓并肢解魏国。韩国因与赵国意见不和退了兵。公子■得以打败公仲缓与赵国，夺得君位，即位为魏惠王。惠王在位时，也未能修复与韩、赵的关系。虽然他们有时为了共同的利益可以暂时采取联合行动，但由于他们自身根本利益的冲突，互相争夺、互相斗争迫使他们走上各自发展的道路。
　　三晋分裂以后，魏因隔着赵国无力控制中山，于是公元前３８０年左右，中山乘机复国①。
　　周显王三年（公元前３６６年），魏、韩联军在洛阴败于秦。两年以后，秦攻魏石门（今山西运城县西南），魏又战败，损失兵力达六万多人。
　　周显王七年，魏为扩展领土再与韩、赵冲突。魏相公叔痤在浍水北岸大败韩、赵联军，俘虏赵将乐祚，夺取了赵的皮牢（今山西翼城东北）。
　　同年，秦庶长国率兵攻魏大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大败魏军，俘获魏相公叔痤，攻占了庞城（即吴起夺取秦的繁庞）。
　　魏在秦、赵、韩的夹击下，于周易王八年迁都到大梁。
　　魏迁都到大梁后，与赵、韩交换了一些土地。魏把繁阳（今河南内黄县西北）、浮水一带交给赵，而赵把伸入魏国境内的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交给魏。魏把鹿地交给韩，而从韩取得了平丘（今河南封丘县东）、户牖（今河南兰考县北）、首垣（今河南长垣县东北）、轵首（今河南济源县西北）。这样魏在中原的土地连成一片，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地位。
　　但是，由于魏惠王不听相国公叔痤之计，未能信用卫鞅，又凭借祖父余威向秦、齐、韩、赵、楚四邻挑战，" 致四邻洶洶自卫，环起与之为难" ，终于导致桂陵之战，使魏在中原的霸业走上了下坡路。
　　（二）齐、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魏在惠王时，位于中原东、西、南三面的齐、秦、楚相继转强，惠王又不能团结韩、赵共同对敌，所以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在惠王继位的最初十几年，为与秦国争夺河西先后交战六次。周显王元年，齐、魏又在观津发生战争。周显王七年，魏再与韩、赵联军冲突。惠王为摆脱困境，继续发展文侯事业，恃其强大武力，采取先制服赵、韩，再图争霸中原的战略方针，发动了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五年，魏惠王命将军庞涓率军八万，进攻赵国邯郸，攻势甚猛。赵国向齐求救。齐威王召集大臣商议。齐相邹忌主张不救，段干朋则主张救，说：" 不救不义，且不利" ①，可以先派兵去攻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以疲惫魏国，待魏军攻下邯郸，再乘魏军精疲力尽时救赵攻魏。威王采纳段干朋主张，派兵联合宋、卫会攻魏国襄陵②。
　　秦乘魏国围攻邯郸之机，在元里（今陕西澄城县南）打败魏军，攻占了魏的少梁（今陕西韩城县西南），楚宣王也派景合为将率兵救赵，攻夺了魏国睢水、■水之间的地区。
　　魏国围攻邯郸近一年，于周显王十六年攻克邯郸。齐见疲魏目的已达到，遂派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率八万精兵救赵。孙膑针对齐、魏两军的形势，提出" 批亢■虚" 之计，即大军不北上直接救赵，而直捣魏国，" 据其街路，冲其方虚" ，迫使侵赵魏军" 释赵而自救" ③。这个计谋后被人称为" 围魏救赵" 之计。
　　齐国进入魏国后，孙膑又建议田忌首先派齐城、高唐两位都大夫去攻击魏国在东阳地区的重镇平陵（郡安陵，在今山东曹县西北）①。平陵南有宋、北有卫、中途有魏国的币丘，攻城军粮道易被切断。而齐军偏偏选择这颗钉子来拔，目的是向魏军示疑，给魏军造成齐将" 不知事" 的假象，齐两位都大夫未到平陵即在中途被魏军打败，起到了疑敌的作用。田忌、孙膑为疑误魏军又派轻车锐卒直攻魏都大梁，以激怒魏君，让他逼迫庞涓回军来救。同时又分少量步兵随车兵而进，麻痹敌人，而主力大军则集结待命。庞涓果然中计，他凭借胜赵之余威，率军回救，见齐军的布署大不以为然，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令大军抛弃了辎重，昼夜不停地前进，并亲率轻兵奔袭齐军。田忌、孙膑则率齐军主力在桂陵（今山东菏泽东北）设伏截击，庞涓率追兵赶到，齐军突起一战而克，歼灭魏军，活捉庞涓。
　　桂陵之战是魏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尽管在桂陵之战后，魏惠王凭借文侯奠定的雄厚基业，一度在襄陵打败了齐、宋、卫联军，稍稍挽回一些颓势，但从此走上下坡路则是确定无疑了。齐国在桂陵之战后，声威大振，开始取代魏国，成为中原诸侯中最强大的国家。
　　桂陵之战以后，魏虽然走上下坡路，但仍保持着强国的声势，卫鞅仍认为"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 ，对于魏国不敢掉以轻心。周显王十九年，魏国攻秦上郡的定阳（今陕西延安东），迫使秦孝公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与魏王相会讲和。周显王十八年，魏与赵成侯在漳水上结盟，同时将邯郸归还赵国。周显王二十一年，魏又与刚刚继位的赵肃侯在阴晋（今陕西华阴县东）相会，与赵修好。魏在采取了与秦、赵讲和的同时，则开始打击韩国，企图对四邻各个击破。周显王二十四年，魏在马陵（今河南温县西北）击败韩国。周显王二十五年，魏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召集宋、鲁、邹、卫等小国诸侯相会，秦也派公子少官参加，魏惠王在会上自称为" 王".魏国称王的举动，引起了齐、楚、韩等大国诸侯的不满，以韩国的抵制为最力。
　　所以，周显王二十七年，魏再次任命庞涓为将，率兵伐韩国。韩遣使向齐求救。齐威王大会群臣，商议对策。齐相邹衍说：" 不如勿救".将军田忌主张早救，说：" 弗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 孙膑则认为：" 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也。" 主张待韩、魏交兵、双方疲惫之后，再发兵救韩，是" 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重利而得尊名" ①。威王采纳孙膑意见，私下答应出兵救韩。韩仗恃齐国，与魏展开五场大战，接连败北，只好举国听命于齐。齐威王遂于次年（公元前３４１年）选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膑做军师，率兵救韩。
　　齐军的行动如桂陵之战一样，仍然直捣大梁。魏惠王闻齐军出动，命攻韩之军归国，为雪桂陵之耻，大兴十万之师，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军，迎击齐军，想与齐军决一死战。
　　齐军得到魏国起兵迎击的消息后，孙膑向田忌分析说：" 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军 .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 . "②就利用魏军急躁冒进的特点，献诱敌轻进的减灶之计。命全军在后撤的第一天建供十万人吃饭的灶，第二天减为供五万人吃饭的灶，第三天又减为供三万人吃饭的灶。庞涓见齐军军灶锐减，认为齐军胆怯，士气低落，大喜过望，说：" 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过半矣。" 于是抛开步兵，只率领轻车锐骑兼程进击齐军。
　　孙膑预计魏军行程，日落时当至马陵（在今山东郯城马陵山）①。马陵山系低山丘陵地带，沟壑纵横，马陵道状似葫芦，齐军主力在这里设下埋伏，专候魏军。待庞涓率军追至马陵道，天色已黑。齐军伏兵万箭齐发，魏军大乱，自相践踏，庞涓羞愤自杀。齐军乘胜进击，消灭魏军主力，俘虏主将太子申，使魏国遭受沉重打击。
　　齐在马陵之战后国势更强，后来宣王、湣王继承父祖之业保持了东方强国的地位。而魏自马陵战后，次年又败于秦，韩、赵也乘机侵掠魏国土地。魏国从此一蹶不振。
　　魏二败于齐，再加上与韩、赵斗争，国力大为削弱，这就为西方秦国的东进造成了有利的机会。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以来，二十余年间国力日强，周显王二十九年，秦趁齐败魏之机，一举夺取了魏在河西的大片领地。从此开始了秦东进中原，蚕食诸侯的局面。
　　（三）秦的崛起与秦魏战争秦的强大起自孝公用商鞅变法。孝公继位时天下形势是" 河山以东强国六，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皆以夷狄遇秦，屏斥之不得与中原之会盟 .于是，孝公发愤，布德修政，欲以强秦 . "①周显王十年秦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实行变法。商鞅于当年和公元前３５０年两次公布新法，主要内容是：①编制户籍，居民实行什伍连坐。②奖励军功，依军功大小受爵，宗室无军功，不得入属籍。③奖励耕织，致粟帛多者，免除赋役；怠惰者收其妻子为奴隶。④招徕三晋农民垦田；⑤合併小乡、邑集为大县。⑥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承认土地私有。⑦统一度、量、衡。
　　商鞅变法是一场彻底的封建化运动，秦国随着这场运动的推进，国力逐渐强大起来。周显王十五年，秦攻占魏国少梁（今陕西韩城南），同时，夺取了韩国的上枳、安陵（今河南鄢陵县北）、山氏（今河南新郑县东北）三地。次年，秦派商鞅攻入魏的河东，一度占领了安邑。周显王十八年，商鞅又围攻魏的固阳（今陕西米脂县）。同年，又在武关（今陕西商县南）修筑要塞以对付楚国。次年，秦迁都咸阳，并东取函谷关。至此，秦已囊括了关中全部领地，控制着东进、南下的函谷关、武关两道雄关，成为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逐步展开了东进的战争。
　　秦国东进的首要障碍是魏国。秦、魏两国的形势是" 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②秦、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秦自孝公时起就确立了兼并魏国的战略。
　　周显王二十九年，秦乘魏马陵之战失败之机，派商鞅率兵攻魏。魏以公子卬为将军，率兵迎敌。在两军相持中，商鞅设计引诱公子卬相会并俘虏了他，然后大败魏军。魏惠王见魏军屡败于齐、秦，而国内空虚，无力再战，被迫割河西之地向秦国请和。魏国领土日削，国力更趋衰弱。
　　周显王三十年，秦又进攻魏的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大败魏兵，俘虏魏将魏错。魏又一次遭到惨败。
　　周显王三十一年，秦惠文王即位。惠文王虽然杀了商鞅，但仍用商鞅之法，继续推行东进攻魏的战略。周显王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任命犀首（公孙衍）为大良造，率兵伐魏，在雕阴（今陕西甘泉县南），大败魏军四万余人，俘获魏将龙贾。次年，魏献阴晋（今陕西华阴县）向秦求和，秦更其名为宁秦。周显王三十九年，秦再次出兵围攻魏国河南的焦（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曲沃（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南）等地，魏再次割河西土地向秦求和。
　　周显王四十一年，秦惠文王任张仪为相。张仪采取" 连横" 政策，派公子桑率兵攻占魏国的蒲阳（今山西隰县）。然后，张仪又劝惠文王把蒲阳归还魏，并亲自入魏，去游说惠王。经张仪游说，魏国把上郡１５县包括少梁一并献于秦。次年，秦归还魏的焦与曲沃。周显王四十五年，秦相张仪派兵攻夺了魏国的陕城。至此，秦、魏两国之间的黄河天险已完全落入了秦国的掌握之中。两年后，秦又攻击魏的曲沃（今山西闻喜县东北）、平周（今山西宁休县西）。
　　面对强大的秦国，入魏为相的公孙衍倡导" 合纵" 御秦，得到东方各国的支持。于是，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３１８年），魏、赵、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发动一次攻秦战争。义渠乘秦与五国构兵之时，在李帛大败秦军。但五国实际上只有赵、魏、韩三国出了兵，而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将三国联军杀得大败。周赧王元年（公元前３１４年），秦利用齐宣王攻燕，三晋救燕的机会，攻夺了魏国的焦（今三门峡市西）和曲沃（今三门峡市西南）。又在岸门（今河南许昌县西北）
　　大败韩军，迫使韩国屈服。
　　周赧王七年，秦武王又进攻韩的大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次年，破宜阳，斩首六万。韩国遭到惨重损失。秦兵还渡河取武遂（今山西临汾县境），修筑了城池。
　　周赧王九年，秦昭襄王即位（公元前３０６年- 公元前２５１年在位）。
　　秦在昭襄王时代是对外大扩张时期，在对魏、韩的战争中，又取得了伊阙大捷和兵伐大梁的胜利。
　　秦昭襄王即位之初，因为国内发生诸公子争位，国势受到一定影响。
　　所以，齐国孟尝君于周赧王十七年联合魏、韩二国，发动了一次三国攻秦的战争，历时三年，一度攻到函谷关。秦国被迫返回了魏国的河外封陵和韩国的河外武遂，三国始退兵。
　　后来，秦昭襄王用魏冉为相。魏冉转而采取争取齐国，打击韩、魏的战略。主动拉拢齐国，齐国为灭宋，也愿对秦和解，任用秦的五大夫吕礼为相，齐、秦两国由对抗转为联合。秦见联齐战略奏效，即转而向韩、魏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
　　周赧王二十年，秦派司马错率兵出武关，由穰邑（今河南邓县北）
　　攻陷魏的襄城（今河南方城县东北）。次年，秦又派兵进攻魏国的解邑（今山西解县），威胁安邑。韩、魏两国即派重兵进军宜阳，企图伺机夺回宜阳，巩固西部疆界安全。
　　同年，秦将向寿率兵攻韩的武始（今河南洛阳市西），左更白起率兵攻韩新城（今河南洛阳市南）。次年，韩王僖命公孙喜率韩、魏联军２４万人救新城。秦相魏冉向昭襄王推荐白起代向寿为主将。白起为战国名将，他采取出奇制胜的策略，率秦军主力绕道韩、魏联军后方，把韩、魏联军压缩到伊阙山（今河南洛阳市东南龙门）的狭隘地段，一举歼灭，斩杀联军２４万人，俘虏韩将公孙喜。并乘势攻占韩在伊洛地区的五座城邑，又涉河攻取魏安邑以东的地区。经此一役，韩、魏两国精锐损失殆尽，无力再战，从此只有听凭秦、齐等大国的摆布。
　　秦乘伊阙胜利之余威，于周赧王二十三年攻克韩国的垣（今山西垣曲县东南），次年又夺取了韩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市）、邓（今河南孟县西）和魏国的轵（今河南济源东南）。公元前２９０年，韩被迫将武遂（今山西垣曲县东）２００里土地献给秦，魏也向秦献出河东４００里土地。
　　秦国侵入中原的势力，至此一发不可收拾。
　　周赧王四十年，秦在破楚拔郢之后，又以魏冉为将大规模进攻魏国，兵锋直逼大梁。韩王僖见魏如果灭亡，韩亦不能独存，遂命暴鸢为将率兵救援。魏冉又大败韩暴鸢军，斩首四万。暴鸢败走开封。魏冉连克魏国三城，魏王又命芒卯率军迎敌，也被秦军击败。齐襄王见魏连败，担心魏亡齐亦不保，不得已起兵救魏。秦军乘势在大梁北击败齐、魏军，斩首四万。魏不得不再忍痛割温邑向秦求和。次年，魏、赵攻韩华阳（今河南郑州市南），秦派白起率兵救援。白起大败赵、魏联军，斩首１５万，魏将芒卯败走。魏被迫再把南阳（今河南修武县）献给秦国，秦兵始退。
　　后来，魏在安■王时代，由于信陵君救赵成功，一度夺取秦的陶郡（即山东定陶）、灭卫和夺回河外部分土地。但随着信陵君被免职，河外的土地又得而复失。
　　周赧王四十九年，秦昭襄王改任客卿范雎为相。范雎曾向秦王献计说：" 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 ①于是，自周赧王五十年始，秦大举攻韩，连续四年，先后攻占韩的少曲（今河南济源县东北少水湾）、高平（即向，今河南孟县西）、陉城（今山西曲沃县东北）、太行山以南的南阳、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并割断了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
　　韩在秦频频打击之下，领土日益缩小。至战国末期，领土只剩下阳翟附近十数邑，韩桓王虽有王名，实际上不过一小侯而已。魏国的状况与韩一样，在战国后期，领地只有大梁附近数十邑，不过秦的一郡。
　　（四）秦、楚之战楚在战国初期，为七强中领地最广大的国家，它" 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泗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 ①。吞灭吴越以后，拓地东至海，掩有今湖北、湖南、安徽全部及四川、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之一部，号称富大。但楚国除悼王时用吴起变法，稍稍振作而外，长期走下坡路，直至灭于秦。
　　周安王元年（公元前４０１年），楚悼王即位。悼王时，楚连年与三晋交兵。公元前４００年，赵、魏、韩伐楚，至乘丘。公元前３９１年，赵、魏、韩伐楚，在大梁、榆关大败楚军。大梁从此落入魏国版图。楚悼王为改变楚国的不利形势，下令求贤。公元前３９０年前后，吴起由于在魏国受到排斥，转而投奔楚国。悼王素闻吴起贤，先用为" 苑守".一年以后，任为令尹，主持变法大计。吴起针对楚国的" 大臣太重，封君太重" 等弊端，实行变法：①削减贵族的爵秩等级，平抑贵族的禄食费用，用节省的钱" 砥砺甲兵".②裁汰冗官冗员，减少百官禄秩，封君子孙传三世者，即收其爵禄，节省的钱也用来" 奉选练之士".③禁绝私门请托，整顿楚国风俗等等 .吴起的变法 "行之期年 "①，楚国开始强盛，于是南收扬越，北并陈蔡。但是，一则由于吴起变法时间短，二则由于反对变法的贵族势力强大。周安王二十一年楚悼王死，吴起即被杀，新法亦夭折，所以成效并不显著。此后，楚国"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其卒虽众多，然而轻走易北，不敢坚战。" ②因此，在秦、楚战争中，楚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秦国大规模进攻楚国，始于秦惠文王时。周慎靓王三年（公元前３１８年），赵、魏、韩、燕、楚五国推楚怀王为纵长，并由三晋出兵伐秦。
　　但秦在修鱼（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大败三晋联军。随后，秦采取了先制服韩、赵、魏，然后再回头制服楚国的战略。秦在具体制楚时，又采取了外交欺骗与军事进攻互相配合的方针。周赧王二年，秦派张仪赴楚，离间楚、齐关系，说楚如能" 闭关绝约于齐" ，秦则献" 商淤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得土地，答应了秦的要求，与齐断了交。待楚孤立以后，张仪竟说原答应给楚国的土地仅是商於之地六里。楚怀王受了欺骗，愤怒地派屈匄率兵攻秦。而秦国早有军事进攻的准备，即命庶长章率兵迎击。
　　周赧王三年，秦、楚两军在华阳（今河南省陕县西丹水以北地区）
　　展开大战，秦大败楚军，俘虏楚将屈匄以下列侯及执珪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并乘胜攻取了楚国的汉中。华阳之败，使楚怀王更加愤怒，再次征发大军反攻秦国 .秦、楚两军在蓝田（今湖北钟祥县西北）③举行大规模会战，楚又败于秦军。韩、魏两国联军也乘楚军之败南下攻楚，直攻到邓（今湖北省襄樊市北）。秦攻占了楚国的汉中以后，造成了关中与巴蜀联成一片的形势，国势更加强大。
　　秦昭襄王为专力进攻楚国，转而对韩、魏采取和平策略。周赧王十三年，秦昭襄王在临晋（今陕西大荔县）会见韩、魏之君，并归还了所占魏国的蒲阪，结好韩、魏。次年，即派庶长奂会同韩、魏联军大举攻楚，在重丘（今河南新野县东）大败楚军，斩首二万，杀其将唐昧。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３００年），秦派华阳君再次攻楚，杀楚将景缺，斩首三万。次年，秦又诱骗楚怀王入秦，并予以扣留。怀王被囚以后，客死秦国。楚国立太子横，是顷襄王。楚在秦的一再打击下，国力日益削弱。
　　周赧王三十五年，秦利用韩魏在伊阙战后国力尚未恢复，齐国正遭受燕国进攻，赵在秦将白起打击下，连失数城，仅能自保的大好时机，发动了大规模的破楚入郢战役。秦兵分三路大举进击楚国。
　　秦将司马错率陇西之兵由蜀地攻克楚的黔中郡，然后分兵由巴郡东下，出巫峡攻击楚郢都西部地区。
　　另派一路由武关东下，攻击楚国的汉北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县），进入桐柏山。
　　次年，秦将白起统率汉北、上庸之军攻取了楚国的鄢（今湖北宜城县东南）、邓（今湖北襄樊市）、西陵（今湖北宜昌市西）。在攻鄢战役中，白起采用水攻战术，引鄢水（又称蛮水）灌城，楚军民死伤数十万，损失惨重。周赧王三十七年，白起率三路大军合围楚郢都，楚军被歼，楚顷襄王夺路东逃，都城随之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县）。楚国经此沉重打击，国势一蹶不振，再无力参与中原抗秦事业。秦国趁势兼并了楚西江、汉、湘、黔之地，在楚郢都设立南郡。
　　（五）秦、赵之战在秦国败韩、魏，破楚入郢以后，中原惟有北部的赵国保持着强大地位，成为秦东进中原的劲敌。秦、赵之战也就很难避免了。
　　赵国的强大始于武灵王（公元前３２６年- 公元前２９５年在位）时，赵武灵王在周慎靓王三年曾参加韩、魏、燕、楚五国伐秦联军，被秦军击败。次年，赵、魏、韩三国攻秦，又被秦击败，赵损失八万人。同时，赵的北部、东北与西北部还常常受东胡、林胡和楼烦等游牧民族的侵扰。
　　为对付三胡和强大的秦国，赵武灵王下决心学习秦国变法图强。周赧王八年，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准备，赵武灵王在大臣肥义等的支持下，说服叔父公子成，在国内变法易服，" 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后来，又破原阳改为" 骑邑".新法实行仅短短几年，赵国人民就练成个个矫捷善射的骑手。
　　于是，自周赧王九年起，赵武灵王即统率精兵大举进攻中山，经过五年苦战，终于灭掉中山。
　　接着，赵国向北击败林胡、楼烦，拓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建立了云中郡、雁门郡，掩有今漠南之地。自武灵王变服骑射以后，赵遂称强于北方，成为列国中的一支劲旅。
　　周赧王十六年，赵武灵王自号主父，传位于太子何，是为赵惠文王。
　　惠文王时，赵武灵王曾亲自伪装成使者，入秦探察虚实，准备拟定对付秦国的计划。不幸的是，周赧王二十年，武灵王死于公子章之乱，使赵国抗秦的计划未能实施。
　　惠文王也是一位有为之君。他重用名相蔺相如，名将廉颇、赵奢，国富民强，保持了赵的强国地位。周赧王三十二年，廉颇率兵攻取齐的昔阳（今河北晋县西北）。三年后，赵奢又攻取了齐的麦丘（今山东商河县西北）。周赧王三十九年，廉颇攻占了魏国的几（今河北大名县东南），次年又攻克了魏的防陵、安阳（今河南安阳县西）。二年以后，赵将燕周攻占了齐的昌城（今山东淄博市东南）和高唐（今山东禹城县西南）。《战国策？赵策三》说：" 今赵万乘之国也，前漳、滏，右常山，左河间，北有代，带甲百万，尝抑强齐，四十余年而秦不能得所欲。
　　由是观之，赵于天下不轻。" 《战国策》此言虽未免有些夸大，但在当时山东六国中，赵确实是秦东进所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派重兵奇袭邯郸西方门户阏与。赵惠文王派赵奢率兵前去援救。老将赵奢采用欺敌之计，伪装畏惧秦军，出邯郸３０里安营，但令士卒增筑营垒，准备固守，不准谈论进兵，麻痹秦军。当得知秦军果然中计，麻痹轻敌时，赵奢命令全军以两天一夜的功夫急行军赶到阏与前线，筑成军垒。秦军见赵军突至，仓猝出战。赵奢命赵军厚结阵势，并派一万人抢先攻占北山，居高临下，大败秦军，解除了阏与之围。
　　次年，秦派中更胡伤再攻阏与，仍未攻克，无功而还。阏与之败是秦东进以来首次遭到的大败，秦军锋芒受到挫折。
　　秦昭襄王见两次未能攻下阏与，就采纳范雎" 远交近攻" 的建议，改变了直攻赵国的战略，转而先略定韩、魏，做为攻赵的准备。
　　周赧王四十七年，秦派五大夫绾伐魏，夺取了魏的怀邑（今河南武陵县），略定了南阳地区。接着于周赧王五十年攻取韩的少曲、高平。
　　次年，秦将白起攻取了韩的陉城（今山西曲沃东北）。又次年，攻取了韩的南阳（今太行山以南地区）。到周赧王五十三年，白起再夺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把韩的上党与本土的联系切断了。
　　韩上党守冯亭率上党投降赵国。赵派大将廉颇去防守。廉颇未至，秦军已攻克上党。廉颇便依据险阻扼守长平（今山西高平县西北），秦将王龁攻击长平。秦、赵两国的长平之战拉开了序幕。
　　廉颇是员老将，战斗经验丰富，他率军扼守险要。王龁军猛攻赵军前垒，赵军损失一裨将与四尉，但主力军仍坚壁固守。尽管秦军一再挑战侵扰，并攻陷赵军几个前垒，杀了二尉，但赵军主力仍坚守不出，秦军无法进展。两军对峙三年，不分胜败。
　　秦见廉颇坚守不出，苦无破赵之计，遂派人至赵行反间计。扬言说：" 秦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廉颇易与，且将降秦矣。" 赵孝成王也认为廉颇坚壁不出是畏敌，又责备他损失了一些兵力，准备改用赵括取代廉颇。蔺相如进谏说：" 括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 不可用为将。赵王不听。赵括母亲见赵王欲用赵括，连忙上书反对，也说赵括不可用。但赵王执意不从，把他派到了长平。
　　秦王听到赵任用赵括为将的消息，就暗地里委任白起为上将军、王龁为尉裨将，传令军中有敢泄露白起为将的机密者，斩首。
　　周赧王五十五年七月，赵括来到长平前线。他改变廉颇的部署，更换将吏，率兵出击秦军。秦将白起采取诱敌之计，佯装败走，而组成二支奇兵从后劫击赵兵。赵括见秦军退却以为败走，遂乘胜进击秦军壁垒，而秦垒坚固，赵军无法攻入。秦国奇兵２５０００人趁势切断了赵军后路，又一支奇兵５０００骑把赵军截为两部，阻绝了赵军粮道。白起派轻兵袭击赵军，赵军接战不利，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只好筑垒坚守，等待救援。
　　秦昭襄王得到赵军被围的报告，亲自来到河内，下令赐民爵各一级，征发１５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到长平，参加堵截赵救兵和粮食的战斗。
　　到九月，赵军被围困已经４６天，疲乏饥饿，甚至出现了内部互相杀食的惨剧，就分兵为四队，轮番向秦兵冲击，仍然无法突围。赵括亲率锐卒搏击，被秦兵射杀。赵军大败，４０万士卒降秦。白起仅释放了２４０名年幼战俘，把其余４０余万赵国降卒全部用欺诈手段活埋。长平一战，赵国前后损失兵力达４５万余人，国力大大削弱。从此在东方六国中再没有一个国家具有能够单独抗击秦兵的力量，这就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白起歼灭赵军后，十月，命司马梗北攻太原（今山西太原县），命王龁攻武安和皮牢（今山西和顺县），亲率主力略定上党地区，准备乘胜攻击赵都邯郸。赵国派人向秦相范雎游说，请求退兵。范雎也忌妒白起的功劳，向秦王进言说：秦兵已经疲劳，请允许韩、赵割地求和，休息士兵吧。秦王遂命秦兵从太原退守上党。白起因此未能获得灭赵大功，所以怨恨范雎，两人产生了隔阂。秦国没能乘长平之胜攻灭赵国，并造成将、相分裂，这是它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重大损失。而赵国则得到喘息的机会，一方面整顿战备，一方面建立了合纵御秦的阵线。
　　周赧王五十六年九月，秦再派五大夫王陵率兵伐赵，由上党进攻邯郸。因赵已有准备，所以王陵屡战失利，直至第二年正月，仍无进展。
　　秦派兵增援，又伤亡４０００多人。秦昭襄王想重新任用白起为将，白起托病坚辞不出。昭襄王就命王龁代替王陵。范雎又推荐知交郑平安为进攻邯郸主帅。但在赵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下，秦军进展仍不顺利。
　　邯郸被围之后，赵曾派人向楚、魏求救。公元前２５７年，楚、魏谋救赵国。楚王派春申君救赵，魏安■王也派将军晋鄙率兵十万救赵。但魏又害怕秦国势力，所以脚踩两只船，命晋鄙军驻扎在汤阴观望。魏相信陵君公子无忌为救赵国，设法盗窃了魏王虎符，假传君命，令勇士椎杀晋鄙，夺取了魏军指挥权。他挑选精兵八万，进击秦军。同时楚春申君也命景阳率军赶到。在赵、魏、楚三军的夹击下，秦军王龁部大败，引兵西退。其后军郑安平部二万人被赵军围住，郑安平被迫率部降赵。
　　赵乘胜夺回太原及上党附近诸地。这就是著名的" 窃符救赵" 的故事。
　　秦在邯郸之战中的失败，使其在中原的威望大为下降，赵、魏、楚诸国仰赖此役挽回了一些颓势。中原诸侯合纵呼声再起，遂有后来信陵君率赵、魏、韩、楚、燕五国联军伐秦之举。但因列国勾心斗角，互不信任，而且秦统一天下的大势已经形成，所以诸国的合纵御秦战略终成泡影，惟有苟且偷生，一任秦国宰割了。
　　（六）齐、燕之战齐、燕是接壤的两个大国，齐在今山东偏北的大部和河北东南部。
　　燕国在今河北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山西东北角。
　　周赧王元年（公元前３１４年），正当秦国势力向东发展，公孙衍在山东倡议六国合纵御秦的时候，齐、燕两国竟置合纵大计于不顾，在北方展开了一场争夺和拚杀。这就是齐宣王破燕和燕昭王破齐之战。
　　１。齐宣王破燕周显王四十八年（公元前３２１年），燕易王死，子哙立。燕王哙昏庸无能，燕相子之专权。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３１６年），燕王哙在鹿毛寿和苏代的劝告下，主动让位于子之。子之当国三年，将军市被和太子平发动兵变谋攻子之。燕国大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人，市被及太子平战死。公元前３１４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命匡章率" 五都之兵" 及" 北地之众" 攻进燕国，仅５０天就攻下燕国的都城，燕王哙被杀，子之被俘后，被剁为肉酱。燕国在七国中力量本就较弱，经此打击，势力更为削弱。齐军入燕后，残暴对待燕国人民，引起燕国人民反抗。二年后，齐军被迫撤退。
　　中山国也乘机攻击燕国，在中人（今河北唐县西南）打败燕军，杀死燕将。中山王■命司马■率三军攻进燕国，" 辟启封疆方数百里，列城数十" ①。
　　赵武灵王听说燕国大乱，从韩国召来燕公子职，立为燕昭王，派乐池送回燕国。
　　２。燕昭王破齐周赧王三年，燕昭王即位。昭王发誓向齐国报仇雪恨，卑身厚币以招揽贤才。郭隗虽才能平庸，但他师事郭隗，为其筑宫室而居。一时，天下贤士争相赴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苏秦自东周来归。
　　燕昭王尊重贤才，一一委以重任。命乐毅为亚卿，派苏秦为使者，奔走于齐、赵、魏国之间。昭王与苏秦密计复兴燕国的外交方略：联赵抗齐。苏秦衔命在齐、赵间游说，主要目的在于破坏齐、赵关系，防止齐国攻燕。苏秦又劝说齐攻宋国，让齐国四面树敌，以造成" 弱燕敌强齐" 的局势，为着洗雪国耻，昭王伪装屈从齐国，当齐攻宋时，燕派将军张■带兵二万，接受齐军指挥。张■被齐湣王杀死，燕昭王连忙向齐国谢罪。
　　周赧王二十九年，齐攻灭宋国，拓地至淮北。而这就危害了韩、魏、赵和秦国的利益。于是，以秦为首的赵、魏、韩四国形成了对付齐国的联盟。这正是燕国多年以来所追求的战略目标。
　　燕昭王继位后，即" 吊死问生，与百姓同甘共苦" （《燕策一》）。
　　经过２８年的努力，燕国" 殷富，士卒乐佚轻战".国内条件已经成熟。
　　现在，四国倡议伐齐，燕国正求之不得。所以在赵的拉拢下，燕国参加了五国联军，并成为联军的主力。
　　周赧王三十一年，燕昭王征发全国军队，命乐毅为上将军，出兵伐齐。秦派尉斯离率兵和韩、赵、魏三师会合。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即统率五国联军攻齐。齐国任命触子为将军，统率所征发的全国士卒迎战。两军战于济西，齐军统帅触子临阵逃亡，齐军大败。齐将达子统率余部继续作战，在秦周（今山东临淄雍门以西）之战中，齐军大败，达子战死。于是，乐毅遣回秦、韩二国军队，分魏军进攻齐占宋国旧地，分赵军攻取河间，亲率燕军长驱直入，攻克齐国都城临淄。齐湣王逃经卫、邹、鲁，而后到莒（今山东莒县）。楚国派淖齿率兵救齐，湣王遂任淖齿为齐相。但淖齿杀了湣王，而自己又被齐将王孙贾所杀。
　　燕军获得大胜，燕昭王亲到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川县东），号昌国君。乐毅乘胜进兵，要求部下" 修整燕军，禁止侵掠" ，并将燕兵分为五路：左军略胶东、东莱；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邪；右军循河、济，屯阿、鄄连魏师；后军旁北海，以抚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中军据临淄而镇齐都。经过６个月战斗，攻下齐城７０余座，皆划为燕国郡县。齐城所未攻下者，仅即墨和莒二城而已。
　　周赧王三十三年，乐毅合并右军、前军包围莒邑；左军、后军包围即墨。即墨大夫战死，邑人共推田单为将，率兵民抗击燕军。乐毅见包围两城经年不下，遂下令军队后退九里筑垒围困。乐毅为威服二城人心，下令不得俘获出城之人，赈济贫困者，让城内人民" 各复旧县，以安其心".又经三年，即墨、莒仍未攻克。周赧王三十七年，燕昭王死去，惠王即位，惠王做太子时不喜欢乐毅，齐国乘机进行反间说：" 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面而王齐 .齐之所患，唯恐他将之来 . "　　 ①燕惠王猜疑乐毅，遂令骑劫取代乐毅为统帅。乐毅逃亡到赵国。
　　骑劫远不是田单的对手。田单诈言齐士卒害怕割鼻子、掘祖宗坟墓。
　　骑劫即令燕军割齐俘之鼻和挖掘齐人坟墓。结果反而使齐人民愤怒，誓欲死战。田单又欺骗燕军，假意约期投降。骑劫信以为真，更加放松了战备。于是田单收城中牛千余头，披上缯衣，上画五彩龙文，在牛角上绑缚尖刀，在牛尾系上油脂苇束。反攻之夜，把城墙掘开数十穴，燃着牛尾，纵牛出城，选５０００士兵随其后冲入燕营。燕军见牛披龙文，尾燃烈焰，触人即死，以为神兵。更兼即墨城上战鼓、金铎，响声震天，燕军斗志全无，大败而走。骑劫被齐兵杀死，田单乘势追逐燕军至河上，将沦陷的７０余城皆尽收复。田单遂迎齐襄王（湣王子法章）回到临淄。
　　襄王以功封田单为安平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火牛阵" 的故事。
　　齐在战胜魏国以后，俨然以东方大国自居，与秦并称东、西帝。但就实力而论，齐并不具备灭掉燕这样一个大国的条件。所以齐宣王伐燕虽然五旬而举，但欲并吞燕国领地则招致了失败。燕昭王发奋图强，谋划洗雪国耻，经过２８年的努力，终于破齐。同样，燕也不具备吞掉齐这样一个大国的条件。所以，乐毅未获灭齐全功，而骑劫又终以失败而告终。燕国从此再没有辉煌的举动。齐虽然收复了失地，但从此也元气大伤，无力再与秦国争锋。
　　（七）秦北灭义渠、南并巴蜀之战义渠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是西戎中较强大的一支，经常与秦发生冲突。周显王三十四年（公元前３３５年），义渠曾在洛水流域打败秦军。
　　四年后，义渠因发生内乱，国力不振，秦庶长操率兵前去平定。周显王四十二年，义渠臣服了秦。秦对义渠的态度是：" 中国" 无事于秦，秦就向义渠拓地烧荒，进行劫掠。" 中国" 有事于秦，秦就向义渠出使纳币进行抚慰。周慎靓王元年（公元前３２０年），秦大举进攻义渠，攻到郁郅（今陕西省庄阳东）。二年以后，韩、魏、赵等五国攻秦，秦就送给义渠君" 文绣千匹，好女百人" ，进行拉拢。但义渠君识破了秦国的手段，并不买账，乘势起兵袭秦，在李帛大败秦军，至周赧王元年（公元前３１４年），秦在击败韩、赵、魏、燕、齐以后，又回头大举攻击义渠，夺取了义渠２５城，向西北扩充了势力。
　　周赧王四十三年，秦昭襄王在甘泉宫诱杀了义渠王，接着起兵攻灭义渠，尽并其土地，设置陇西、北地、上郡三郡。
　　巴、蜀与秦接壤，在秦国西南部、物产丰富，是块富庶之地。秦惠文王时，为了向外开拓，张仪和司马错就秦军战略打击方向问题曾发生了一场争论。张仪主张攻伐韩国与周，司马错主张攻击巴蜀。他说：" 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 .利尽四海，诸侯不以为贪 . "①如果得到巴、蜀，可以从水路通楚，是" 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 ②。惠文王从其计。这时正逢蜀国与巴、苴二国交战，苴侯向秦求救。秦惠文王遂于周慎靓王五年派张仪、司马错和都尉墨率兵经石牛道入蜀，蜀王率兵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迎击秦军。秦大败蜀军，杀死蜀王，灭掉蜀国。张仪、司马错乘胜进兵，又攻灭巴国和苴国，俘虏巴王。
　　秦并巴、蜀以后，没设郡县，而是实行羁縻政策。" 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 ③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又封公子通为蜀侯。三年后，蜀相陈庄杀蜀侯。次年，秦武王派甘茂入蜀，杀陈庄。周赧王七年，秦武王又封子辉为蜀侯。七年后，蜀侯子辉反秦。秦昭襄王再派司马错入蜀，杀蜀臣郎中令婴等２７人，子辉自杀。次年，秦昭襄王又封辉子绾为蜀侯。周赧王三十年，秦又杀死蜀侯绾。从此结束羁縻政策，在蜀地设蜀郡，任张若为蜀郡守，巩固了对蜀的统治。
　　秦北灭义渠，南灭巴蜀，有了一个既富庶又巩固的后方。不但秦兵东进不再有后顾之忧，而且雄踞汉水和长江上游，顺流而东，可以威胁楚国，造成了秦统一天下的又一有利条件。
　　（八）秦灭六国秦自孝公发奋图强，用商鞅变法以后，国力日益增强。孝公之世，商鞅即伐魏而取河西之地，又夺取楚的武关，掩有关中全域。" 孝公既殁，惠文、武、昭襄王，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①已掩有大半个中国，奠定了统一中国的雄厚基础。
　　公元前２４７年，秦庄襄王死，太子立，是为秦王政。秦王政初年，吕不韦执政。吕不韦继续执行孝公以来的政策：" 内立法度，务耕织，修战守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 国势已达于极盛，时刻策划吞并六国。
　　公元前２３７年，秦王政罢黜吕不韦，亲自执政，信用客卿李斯。李斯也继续执行孝公以来的政策，向秦王政进献灭六国的大计说：" 今诸侯服秦，譬如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今怠而不急就，诸侯复强，相聚约纵，虽有黄帝之贤，不能并也。" ②秦王政做为一代英主，接受了李斯建议，开始规划进行削平群雄，统一中国的大业。其总的战略方针是由近及远，先北取赵，中取魏，南取韩，然后再进取燕、楚、齐。
　　１。秦灭赵公元前２３６年，正当赵、燕发生战争，赵将庞煖带兵攻燕时，秦王政以救燕为名，派王翦、桓■（ｙǐ，音椅）率两路秦军攻赵。第一路由王翦统率，经由上党，攻克阙与和橑阳（今山西左权县）。第二路由桓■统率，攻取了赵国河间六城，接着又攻取了邺（今河北磁县南业镇）、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两城。赵军也分两路迎击：西路李牧抗击王翦，东路扈辄抗击桓■。两军形成僵持局面，旋即罢兵休战。次年，赵悼襄王死，子迁立，为幽缪王，是位昏愦的君主。
　　秦王政十三年（公元前２３４年），秦桓■由南路迂回到扈辄侧翼，攻击邯郸东南的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河北磁县西南），大败赵军，杀了赵将扈辄。赵王乃派李牧南下，进行反攻。李牧军在宜安（今河北石家庄市东南）和肥（今河北晋县西）两地展开激战，李牧大败秦军，桓■逃到燕国①。李牧因功受封武安君。公元前２３２年，秦王翦再次领兵伐赵，由太原进攻井陉关，并攻击番吾（今河北灵寿县西南）。李牧率军阻击，秦兵无法突破山隘，双方遂罢兵。
　　公元前２２９年，赵国发生旱灾，秦乘机大举攻赵。王翦率主力军由井陉关直攻邯郸北部地区，杨端和率河内军进围邯郸。赵将李牧、司马尚率军抵御。秦军受阻，无法突破赵军防线。于是，秦国展开外交活动，大搞离间计，派人贿赂赵国权臣郭开，诬陷李牧、司马尚谋反。赵王昏庸，不辨是非，杀掉李牧，用赵葱和颜聚取代李牧、司马尚为将。秦国取得了战场上未能取得的胜利。次年，秦将王翦大破赵军，杀赵葱，颜聚逃走。秦军攻陷邯郸，俘虏赵王迁，赵灭亡。秦在邯郸建立邯郸郡。
　　赵公子嘉率亲族数百人逃亡到代郡（今山西恒山以北地区），自立为代王。秦王政二十五年，秦将王贲领兵伐代，虏代王嘉，灭代。
　　２。秦灭韩秦王政十一年，正当秦倾全力伐赵时，仅有都城阳翟附近十数城的韩国慑于秦之声威，于秦王政十四年派韩非为使者纳地奉金向秦请降。
　　公元前２３１年，秦王政派内史腾到韩国受降，虏韩王安归秦，把韩地划为颍川郡，韩灭亡。公元前２２６年，韩国旧贵族在新郑发动叛乱。秦平叛后，将韩王安处死。
　　３。秦灭燕秦王政十九年，王翦灭赵后，准备率兵攻燕，大军屯中山（今河北定县）。燕国形势危急。燕太子丹募得壮士荆轲，委为使者，带上秦国追讨的逃亡将军樊于期（即桓■）的头颅和燕国督亢（今河北涿县、固安、新城等地）的地图，佯装请求" 举国为内臣".实则意欲劫持秦王政，逼他交还历年所侵诸侯土地，不然就杀死他，制造混乱。荆轲在秦廷借展开地图之机，把持秦王衣袖以匕首劫持秦王。秦王惊起，袖断走脱。荆轲掷匕首击秦王不中，被捕获肢解而死。秦王大怒，次年派王翦、辛胜率大军攻燕。燕、代两国出兵抵御，在易水西被秦兵击溃。是年冬，王翦大军继续北进，攻克燕国都城蓟。燕王喜与太子丹东逃到辽东。秦将李信率兵追击，燕王喜杀太子丹向秦军求和。秦军停止追击，转而向南击楚。公元前２２２年，秦灭楚后，又派王贲率兵攻辽东，虏燕王喜，燕国灭亡。
　　４。秦灭魏秦王政二十二年，秦将王贲伐魏，包围魏都大梁。大梁城垣坚固，屡攻不下。王贲乃引黄河、大沟之水灌大梁。经三个月，大梁城崩坏，魏王假出降。王贲杀魏王，灭魏。秦在魏国东地设砀郡。
　　５。秦灭楚秦破灭赵、韩、魏、燕四国以后，中原北部局势已定，于是掉转矛头南下攻楚。
　　公元前２２５年，秦王政欲灭楚，问青年将领李信伐楚需要多少兵力，李信答需２０万。秦王政又问老将王翦，王翦则说非６０万人不可。秦王政以为王翦已老，李信" 果断壮勇" ，遂命李信及蒙恬为将，率２０万大军伐楚。李信攻平舆（今河南平舆县北），蒙恬攻舆（今河南沈丘县南），大败楚军。李信又破鄢郢，在城父（今安徽省亳县东南）会合蒙恬军。
　　楚将项燕乘秦军战胜后放松戒备，跟踪反击，" 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 ①秦军损失惨重，退出楚境。次年，项燕拥立昌文君为楚王，在淮南反秦。本来，楚国已同秦约定，献长沙以西土地求和，现在乘胜向秦南郡进攻。
　　秦王见李信大败，亲自到频阳（今陕西富平县）请已告老还乡的老将王翦复出，率６０万大军，以楚背约为借口，大举伐楚。公元前２２４年，王翦率军到达陈地以南的平舆一线，即停止前进，构筑堡垒，坚壁不战。
　　楚将项燕也坚守不战，但楚王负刍数遣使令楚军出战，项燕被迫屡攻秦垒不破，乃引军东去。王翦下令追击，大败楚军，在蕲（今安徽宿县东南）南杀楚将项燕。接着，王翦令秦将蒙武率兵略定楚淮北，而自率大军直捣楚都寿春，俘虏楚王负刍。公元前２２２年，王翦陆续平定了楚国江南地，降服了百越，在楚地设置九江、鄣、会稽三郡，楚国灭亡。
　　６。秦灭齐齐作为东方大国，其时是齐王建在位。他是位昏庸的君主，在秦" 远交近攻" 政策的影响下，坐视秦翦灭赵、韩、魏、燕、楚五国，既不救援各国，也不修战备自强。公元前２２２年，秦既灭楚，又转向北击灭燕代。次年，王贲率军由燕南下入齐，大举进攻临淄。齐王建听信齐相后胜计，不战而降，秦虏齐王建。王贲分兵略定齐地，齐灭亡。
　　秦自王政即位后，君臣即筹划统一天下大计。秦王政亲政以后，就发动了统一中国的战争。经２０年的努力，终于吞并了六国，统一了天下。
　　秦的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旧的奴隶制度的解体和新的封建制度的诞生。从此，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在东方出现了。
　　六、战国时期的军事制度战国是个大变革的社会，随着列国大规模变法运动的进行，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列国变法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封建化运动，所以战国军事制度变化的特点，也正反映了奴隶制军制的解体和封建制军制的诞生。这一变化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常备军的出现春秋军制的特点，一是" 兵农合一" ，二是"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这是由古老的村社制和井田制决定的。但战国时由于列国普遍实行的变法运动摧毁了井田制和村社制，瓦解了" 兵农合一" 的社会基础，因而导致了" 兵农合一" 为基础的兵役制度的改变。
　　这个变化首先是由秦国开始的。商鞅变法" 坏井田、开阡陌，急耕战之赏。" ①破坏了传统的井田制度。商鞅又" 集小乡、邑，聚为大县" ②，以新的行政编制取代了旧的村庄体制。随着新的行政编制的出现，春秋时的国野界限完全泯灭了。于是，一种在新的国家授田制和行政编制上的军赋制度诞生了。《史记？秦本纪》说孝公十四年：" 初为赋。" 《索隐》引谯周说：" 初为军赋也。" 所谓" 初为军赋" ，与过去" 因井田而制军赋" 不同，是一种按户数按人口而征收的军赋。亦即秦墓竹简所说的" 户赋".以这种军赋为基础的兵役制度，是一种普遍兵役制。据《汉书？食货志》说是每一名到法定服兵役年龄的男子都要为国家服役二年，即一年为正卒，" 给中都官".一年当戍卒，戍守边疆，曰屯戍。又据《秦简？秦律杂抄》有罚服徭役，戍边四年的，可见服役期限可以超过一年。据《睡虎地秦简？编年记》载，２９岁的喜在秦王政" 十三年，从军".这就是依法服兵役。" 屯戍" 在《秦简？除吏律》中又曰" 徭戍".这种依法应征的" 正卒" 和" 戍卒" 已不再是民兵而是常备军。表明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在新的具有封建性的授田民的小农经济基础上，以新的行政编制为单位，实行了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这种制度是与以国野分制为基础的" 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根本不同的。
　　秦国的普遍兵役制是比较典型的。山东六国的情况虽因史料的缺失，没有秦国记载的这样典型，但它们在井田制和村社制瓦解的基础上，都实行了新的普遍兵役制，则是没有问题的。据《商君书？徕民篇》说，商鞅变法以后，在韩、魏、赵三国出现了大批上无户口、下无田宅的贫苦农民，这证明在三晋，井田制和村社制已均告瓦解。据《管子？问篇》，战国时期齐国也出现了一批" 未有田宅者" 、" 债而食者" 的农户，这是齐国井田制和村社制破坏的标志。孟子向齐宣王宣传的明君要" 制民之产" ，实即要恢复井田制①。滕文公使" 毕战问井地" ，孟子追述了一番井田制的优越性。这一切说明在战国中期以后，井田制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了。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兵役的负担就不能再与土地制联系在一起了，转而以户和人口为单位来计算。
　　凡是适龄的男子都在可征发之列。兵役不再是一部分人独占的权利，而成为全民应尽的义务。可见，由以国野分制为基础的" 兵农合一" 制度向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的转变，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内容。它是构成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普遍兵役制的出现是与封建军制的诞生相联系的。
　　普遍兵役制的特点是全部适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如《战国策？齐策一》说：" 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不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 齐临淄有七万户，每户有三名男子可供征发当兵，一役可以发兵２１万，这当然是普遍兵役制。
　　《战国策？魏策三》说：" 魏氏悉其百县胜兵，以止戍大梁，臣以为不下三十万。以三十万之众，守十仞之城，臣以为虽汤、武复生，弗易攻也。" 魏国的" 百县" ，可以征发３０万胜兵，这当然也是普遍兵役制。
　　《战国策？东周策》说韩国：" 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 《楚策二》说楚国东地"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 《战国策？赵策二》说赵武灵王" 变籍而弃经" ，大胆" 破原阳以为骑邑，" 等，说的也都是普遍兵役制。
　　在普遍兵役制基础上所征发的军队已经是具有职业化性质的常备军，而不再是" 兵农合一" 的民兵。它征发的范围也突破了国人的小圈子而扩大到了全民。因此，这种兵役制度能组织成庞大的军队，以适应当时各种战争形势的需要。据《战国策》所说，七国兵力如下：
　　秦：虎贲之士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楚：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
　　齐：带甲数十万。
　　赵：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
　　魏：武力２０万，苍头２０万，奋击２０万，厮徒十万，车６００乘，骑５０００匹。
　　韩：卒３０万，除守徼、亭、鄣、塞，见卒２０万。
　　燕：带甲数１０万，车７００乘，骑６０００匹。
　　当然，《战国策》的记载为纵横家言，其中不免有夸张成分。但是，它可以说明列国当时无不实行普遍兵役制。而依这种制度，列国可以征发境内所有适龄男子当兵。
　　战国时征兵的年龄界限也较春秋时期相应扩大了。春秋时男子长到" 七尺" ，即２０岁左右，才开始服兵役。但战国时期，因战争频仍，军队人数激增，所以一些国家把服兵役的年龄提前到１６、１７岁。《秦简？编年纪》载喜１７岁即" 傅".这个" 傅" ，就是服徭役。而当时服徭役与服兵役的年龄界限是一致的。当战争紧急时，列国甚至征发年１４、１５岁的成童上阵。如长平之战时，秦曾" 发年１５以上悉诣长平".在燕、赵战争中，赵曾征召 "未壮 "的 "孤儿 "组成童子军，迎击燕军①。楚国东地大司马昭常曾发" 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 "抵御齐军 . "五尺 "就是１５岁左右的成童②。列国征召全部丁壮，甚至成童服兵役，以起倾国之师，体现了普遍兵役制的优越性。
　　在丁壮之外，由于战争需要，列国往往还征发妇女老弱。据《商君书？境内》篇说，秦国就曾将四境之内的男女都登记入军籍。又据同书《兵守》篇说，壮男编为一军，壮女编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编为一军。
　　壮男之军主要从事战斗，壮女之军主要从事构筑工事，辅助作战。老弱之军负责放牧牛马，供给粮草。
　　齐、赵诸国甚至有妇女、老弱从事战斗的事例。公元前２７９年，齐将田单在防守即墨时，就曾把" 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 ，" 使老弱女子乘城".当他纵火牛攻击燕将骑劫时，老弱又" 击铜鼓" ①助战，声动天地，大破燕军。公元前２５９年，秦攻赵国邯郸，平原君赵胜亦" 令夫人编入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以飨士" ②。田单、赵胜是二位贵族，其妻、妾尚编入行伍，一般平民家庭的妇女，则可想而知了。
　　据《墨子？备城门》、《号令》、《旗帜》、《备穴》诸篇，战国时期列国用妇女老弱乘城防守，充当军中役徒，乃至直接参加战斗，是比较普遍的现象。这说明战国时期的列国的普遍兵役制能够动员各个阶层的广大群众参军、参战，从而保证了常备军组织所需要的兵员。
　　（二）将、相分离——职业军官的出现职业军官的出现是中国军制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春秋以前，由于实行民兵制度，卿与将职责不分，卿是将，将也是卿，平日理政是为卿，战时统兵即为将。平日的各级乡官，战时也就是各级军官。如春秋时晋国的执政卿，战时也就是中军统帅。楚国的令尹平时是最高行政官，战时也统帅军队。齐国的国、高二子平日为上卿，战时即分别为一军统帅 .童书业先生指出的 "春秋以上，贵族文武不分职 "①，是很有见地的。
　　由于春秋以前将相不分，文武不分，所以春秋以前的教育也文、武并重。主要教育科目是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是文化教育，而射、御则是军事教育。
　　到战国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要求有一批具有军事专长的人来担任各级将官，并要保持军官队伍的相对稳定性，" 寓将于卿" 的制度始渐趋瓦解，文、武官职从此渐次分离，产生出职业军官。《尉缭子？原官》说：" 官分文武，惟王之二术也。" 反映了战国时期列国官僚机构的特点。
　　以" 将军" 为代表职业军官队伍的产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 将军" 一名最早见于春秋晚期②，是由晋国的" 将中军、将上军、将下军" 的三位军将简化来的。后来，" 将军" 一名就成了统帅军队者的专业名称。" 将军" 有时单称"将" ，是一军的将领。在春秋以前将军皆由命卿来担任。
　　在战国初期这种将、相分离的制度还不十分明显。但是在战国中期以后，确切地说，在列国变法以后，将相分离的趋势则加强了，而且列国普遍设立了" 将军" 一职。
　　秦国，魏冉、白起、王翦、王龁、李信、王贲曾先后为" 将军" ，白起还做过" 上将军".齐国，有将军田忌、田婴、田单。赵国，有大将军廉颇、李牧，将军赵奢、乐乘、司马尚。魏国，有上将军太子申、将军庞涓、晋鄙。韩国，有将军韩举、■、中差。燕国，有上将军乐毅、将军市被、骑劫、栗腹、秦卿等。
　　楚国官制别具一格，其统兵之将称" 柱国" 或" 上柱国" ，而不称将军。柱国的地位仅次于令尹。杨宽先生说：" 战国时代楚国柱国的职位相当于他国的将军。" ①至于《史记？楚世家》所说楚" 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 等，是以他国制度比附而言的。
　　" 将军" 一词，实有两种涵义：其一指三军统帅，位高权重，所以又称" 大将军" 或" 上将军".其二指一般军事将领，如将军市被、将军司马尚等。在一国之中，大将军的地位仅次于相，是最高武职人员，是王的左右手。在军中，大将军地位最高，是三军统帅。在大将之下设副将，是大将的助手，亦曰" 裨将".在长平之战中，秦王即以" 白起为上将军，而以王龁为尉裨将。" 裨将以下又有"左右将" ，是左右各军的将。《尉缭子？束伍令》说，" 左右将得诛万人之将。" 说明左右将之下还有" 万人之将" ，再以下是千人之将、佰长（即百夫长）、什长、伍长等。
　　由上至大将下至伍长所组成的一支庞大的军官队伍，与《周礼》所说春秋时代的" 军将、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 等旧军官已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一批专门化的职业军官，而后者则是临时性的军官，他们本为政府和村社的各级行政长官，一身兼备文、武二职。
　　在战国时，" 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 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 ②军、政基本上分家了。
　　大将、裨将，由国君亲自任命，直接对国君负责。大将受命后，军中一切号令皆由大将指挥。新的军官系统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军官多从立有军功的行伍中选拔，它与春秋以前军官多由乡官或贵胄子弟担任有了重要区别。所以职业军官的出现，是与新的军事制度相联系的，它标志着旧的" 寓将于卿" 制度的瓦解。
　　当然，战国时的将、相分制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它不可能是完善的，而且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如秦国的庶长、大良造等爵秩，就既管理政务，也可以被任命为统军将领，率军作战。商鞅在任大良造时，就既主持变法大时，又统兵攻打过魏国。至于列国的地方长官，则大多数仍文、武不分。如魏吴起任西河守，就兼管军政、民事，使" 秦兵不敢东乡".余如齐国的檀子、盼子、黔夫等地方官，也都兼管文、武二事。
　　（三）春秋战国间军事训练制度的变化春秋时代军事训练制度的特点是在农闲时进行，名为" 春蒐、夏苗、秋狝、冬狩".这种与田猎结合在一起的训练形式，又称为" 教于田猎以习五戎" ，是殷周时代传统的军事训练方式。在旧时的军事训练中，以" 冬狩" 最为隆重，时间也最长，因而这种制度又被称为是"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每隔三年，必有一次大的军事演习，叫做" 三年而治兵".这种训练方式是由军事制度所具有的" 兵农合一" 性质决定的，也是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战国时期，由于常备军的出现，经常化的军事训练已被列入军队建设中的首要问题，所以"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 的古老训练方式宣告中止。
　　旧的军事训练由司马和各级村社组织实施，通过" 蒐狩" 活动，采用集团方式训练。而新的军事训练则是在各级军官的指挥下进行，抛弃了" 蒐狩" 活动的形式，直接按军事编制系统进行。" 伍长教成，合之什长。什长教成，合之卒长。卒长教成，合之佰长。佰长教成，合之兵尉 .兵尉教成，合之裨将 .裨将教成，合之大将 . "①这是一种分级训练方式，即先由" 什伍" 等基层单位开始，然后逐次提高，直到全军。分级训练在军营中进行，最后才" 合之大将" ，进行全军训练，陈三军于"中野" ，从事实战演习，称为" 教成试之以阅" ②。
　　经常性的专门训练，使列国培养出的士兵各具特色，战斗力很强。
　　荀子说：" 齐人隆技击。其技也，得一首者，则赐锱金。""技击" 即武艺，齐国的士卒个人技艺很高。但齐国的技击之士，不如魏的" 武卒".魏国的武卒，能" 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轴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而魏国的武卒还抵不住秦国的" 锐士"." 夫秦卒之与山东之卒也，犹孟贲之与怯夫也。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也。" ③秦国勇猛顽强、天下无双的锐士，是经过更加" 酷烈" 的方式训练出来的。
　　军事训练的经常化为选拔勇士作突击部队的作战方法，提供了有利条件。战国时列国在军中都要建立突击部队。《吴子兵法？料敌》称他们为军中的" 虎贲之士".《孙膑兵法？威王问》把他们称为" 选卒之士".《吕氏春秋？简选》称他们为" 选练角材".列国的突击部队无不是冲锋陷阵、赴汤蹈火的主力军，身系战争胜负之任，所以被称作" 军命" ④。他们自然都是由经常化的军事训练培养出来的。
　　战国军阵的复杂化也要求军事训练的经常化。战国时的军阵已相当复杂，有方阵、圆阵、疏阵、数阵、锥形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等各种形式。并且每一处军阵又有" 圆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而后之，分而合之，结而解之" ①等多种变化。士卒只有熟练掌握军阵阵法，才能执戈上阵，从事战斗。如果士卒缺乏训练，不掌握军阵作战的技能，是注定会吃败仗的。
　　战国的军阵训练是相当严格的。首先，它要求士卒能够适应各种阵法的变化和高山、大川等各种复杂的地形条件。不论敌人布下方阵、圆阵、斜阵，都要勇于去争取胜利。不论敌人在山、在渊，都能敢上敢下去攻击，" 求敌，若求亡子" ②。其次，它要求战士熟悉军中的各种号令，掌握各种战斗动作。作到" 出卒陈兵有常令，行伍疏数有常法，先后之次有适宜 " ③。在战斗时" 位欲严，政欲栗，力欲窕，气欲闲，心欲一" ，全力以赴去争取胜利。
　　战国时期军事训练的经常化，还促进了一些军事体育活动的发展，如" 技击" 、" 角力" 、" 蹴鞠" 、" 扛鼎" 等，培养出了像乌获、孟贲、任鄙这样一批勇士，也训练出了新的骑兵、弩兵等技术兵种。而这一切，都是旧的、" 农隙讲事" 的训练方式所办不到的。
　　（四）城邑和关塞要津的设防春秋以前，列国除国都以外，一般城邑和关隘要津多不设防。这从军事上说，主要是由当时的民兵性质决定的。如秦穆公袭郑，从华阳（今陕西华阳县东南）出兵，一路经过函谷关（今河南宝灵县东北），二崤山（今河南济宁县西北。崤山有二：曰东崤、西崤）、环辕、伊阙，而后到河南偃师，行程二千余里，途中遇到郑商人弦高始被发觉，所有周、晋的关隘要道均无兵防守，就是很好的一例。
　　但是，战国时代由于战争频繁和常备军的出现，过去那种" 津梁未发，城险未修，渠答未张" ①的情况已成为历史了。
　　战国时的城邑一般都驻有重兵。据《商君书》、《战国纵横家书》、《尉缭子》等，一个万家之邑或百丈、千丈之城，即有一万战士防守。
　　如遇敌人来攻，还要动员全城男女老弱上城助守。
　　设防的城市，城墙要修得" 厚以高，壕池深以广".城上每隔一定距离设有一个候楼，既是守城的屏障，又便于监视敌人。各设防的城市应能独立作战，又应互相支援，做到内有坚守之兵，外有救援之军。
　　" 关梁" ，在春秋以前本是阻绝交通、雍塞道路的障碍，而战国时却忽然发现是" 邦国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宝也。" 《盐铁论？险固篇》说：" 诸侯之有关梁……盖自战国始也。" 明代董说所著《七国考》统计，七强的主要关梁达四十余处。如秦的商、洛、殽、函，楚的巫山、方城，齐、赵的常山、河、漳，韩的巩、洛、成皋、商阪之塞等。魏在七强中无" 名山大川之限" ，地势平坦，无险可守，被人看作是" 四分五裂之道".总之，战国时" 备边境，充要塞，谨关梁，塞蹊径" 已经成了当务之急。同时，列国还纷纷在边境修筑长城，驻兵御敌。
　　楚国的长城号曰方城，以鲁关（今河南鲁山县鲁阳关）为中心向东经犨县（今鲁山县东南），到达瀙水，折向东南，到达沘阳（今河南泌阳县），由鲁关向西，东北连翼望山（今河南栾川县南），南向达穰县（今河南邓县）①。特点是东西两面有城，南北与山连接，故号曰" 方城".齐国的长城规模也很大。《齐记》说：" 齐宣王乘山岭之上，筑长城，东至海，西至济州，千余里，以备楚 . "　　 ②据杨宽先生考证，它起于平阴县的防门，东向经五道岭，绕泰山西北麓的长城岭，经历泰沂山区，一直到胶南县小朱山入海。
　　魏国的长城有二条。一条在西北，南起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经渭水、洛水，北到上郡（今陕西北）与秦接壤之地。另一条在魏国西南部，起于卷（今河南原阳县西），经阳武（今原阳县东南），折向西南，到达密（今河南密县西北），全长六百余里　　 ③。
　　燕的长城有南北两条。南长城称易水长城，按易水走向，西起河北易县，东到文安，长达五百余里。北长城西起造阳（在上谷，今属内蒙赤峰市），东至辽宁襄平（今辽宁辽阳），蜿蜒２０００余里。
　　赵国也有南北两条长城。南长城在漳水以北，赵南界，大体在今河北武安县西南，经今磁县，到今肥乡县南。主要用于防御魏、秦。北长城东起于代（今河北宣化）经云中、雁门，西北折入阴，至高阙（今内蒙乌拉与狼山之间的缺口），全长１３００里，主要防御燕和三胡。
　　秦的长城在西北境，主要防御胡人。据杨宽先生说它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到今渭源县北，又西北到古狄道（今甘肃临洮），又北到今皋兰，经兰州市东北行，入于今宁夏　　 ①。
　　除七强而外，位于今河北中部的中山国也筑有长城。罗哲文先生说：" 中山长城的位置在今河北、山西交界的地区，纵贯恒山，从太行山南下，经尤泉、倒马、井陉、娘子关、固关以至于邢台黄泽关以南的明水岭大岭口，全长五百余里" ②。主要防御赵、齐。
　　与关塞要津设防相适应，战国时出现了" 符节" 制度。符，一般用于军事行动，称" 甲兵之符" ，是金属所制，上有铭文，分为两半，右半在君，左半在将，是调动军队的信物。如信陵君救赵，夺晋鄙军权，就是先盗得存在魏王处的半个虎符。又据秦新郪虎符铭文，在边境有突发事件时，虽无兵符，也可以便宜从事。" 节" 用金属或竹节制成，上有铭文，是往来使者和行旅通过关塞要津及城邑的通行证件，现存的鄂君启节是最好的实物证明。据桓谭《新论？离事》说，公孙龙" 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关吏不听".战国时，不但城邑的四门设有专门检查行旅符节的官吏，而且在遇有战事时，在设防的城邑中" 巷术周道、必为之门. 门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 .不从令者斩之 "③。
　　（五）军功爵制的确立军功爵制的出现和确立，在先秦军事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春秋以前列国普遍存在" 世卿世禄" 制度。国家在选拔人才，包括军事将领时，实行一条" 亲亲尊尊" 的路线，主要在奴隶主贵族中选取。平日村社的各级首领，战时也就是各级军官。战场上的军功一录于村社首领名下，普通士兵无论在战争中立下多大功劳都被看作是因村社土地关系而产生的义务，军功不会改变他们的社会地位。
　　战国时列国推行的变法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旧贵族的特权。而废除" 世卿世禄" 制度，就为新的军功爵制的出台准备了社会条件。
　　魏国变法最早，提出" 食有劳而禄有功" ，不再以" 亲、故" 而以" 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军功爵制的性质。吴起在楚变法，" 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 ，然后用所收减的爵禄" 以奉选练之士" ，也具有军功爵制的特点。
　　秦是推行军功爵制最彻底的国家。秦的军功爵制最典型，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秦的军功爵制主要包括两项内容：其一，"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这就是说凡立有军功者，不问出身门第、阶级和阶层，都可以享受爵禄。军功是接受爵禄赏赐的最必要条件。其二，"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是取消宗室贵族所享有的世袭特权，他们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仅凭血缘关系，即" 属籍" ，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
　　这项规定，造成了战国时"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的时代特点。军功爵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示了勃勃生机。
　　在变法运动的推动下，赵、燕、韩、齐等国也实行了新的任官制度。
　　如：赵孝成王依据赵襄子时代" 功大者身尊" 的法规，下令对降赵的韩上党守冯亭等" 以万户都三封太守，千户都三封县令，皆世世为侯，吏民皆益爵三级 ，吏民能相安，皆赐之六金 "　　 ①。在燕国，实行了" 公子无功不当封".乐毅破齐有功后，" 燕昭王大悦，亲至济上劳军，行赏飨士、封乐毅于昌国，号昌国君" ②。并以上功、中功、下功、无功来区别赏赐的等差。在韩国，申不害创立了一套" 循功劳，视次第 "的任官制度，规定 "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 "③。在齐国，齐威王也选贤任能，因功授官，封赏功效卓著的即墨大夫，烹杀逢迎取誉的阿大夫。赵、燕、韩、齐实行的这套新制度，也就是新的军功爵制的不同表现形式。
　　秦国施行的军功爵制，在赏赐爵秩的原则上还有较严格的限制。
　　其原则之一，是" 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韩非子？定法》说，商鞅制定的秦法是：凡战士能斩得敌人一颗首级，就可以获得爵位一级及与之相应的田宅、庶子，也可以做官。斩杀的敌人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越高。如果能斩敌人首级五颗，还可以役使隶臣五家。总之，军功的大小决定着将士" 尊卑爵秩等级" 的高低。
　　其原则之二，是爵位高者赏赐重，爵位低者赏赐轻，对士兵的奖赏低于军官。依秦制，划分爵位为二十级，从一级公士到二十级彻侯。军队在攻城围邑时如能斩杀敌人八千以上，野战时如能斩杀敌人二千以上，就是全功。凡立全功的部队，就对全军进行赏赐，而赏格依五大夫（九级）为分界，划分为两类，对五大夫以上的高爵赏赐重，在正常的官爵升迁之外还有" 赐邑" 、" 赐税" 、" 税邑" 等。而对五大夫以下的低爵，则只赏赐官爵一级，或者最多加赐几千钱、几个奴隶而已，没有" 赐税" 、" 赐邑" 、" 税邑" 等重赏。
　　其原则之三，是赏罚并行，立功有赏，无功者罚，赏罚分明。秦国军队以伍为基本战斗单位，据《商君书？境内》篇，一伍之中如有一人战死，其余四人即获罪；如有二、三人战死，其他人的罪名更重。将功折罪的唯一方法是杀敌：一人战死，须杀敌一人。二人战死，须杀敌二人。所以秦军战士要想得到" 斩一首爵一级" 的奖赏，必须是在斩杀敌人的数量中扣除了己方死亡人数后，方能获得。这样一来，士兵要想获爵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战双方的武器装备相差无几，又是近身肉搏战，想要在战斗中只斩杀敌人而自己不受损失，几乎是不可能的。
　　新的军功爵制是以国家授田及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它不同于旧的份地制。旧制度以" 份地" 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新制度以" 爵禄" 的形式来酬答服兵役者。因而" 爵禄" 制较之" 份地" 制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它能激起广大官兵对爵禄、田宅和税邑、隶臣等物质利益的巨大贪欲，从而起到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作用。事实上，由于军功爵制的实行，列国也都程度不同地收到了富国强兵的效果。魏国实行军功爵制最早，所以战国初魏国以武力称雄一时，楚国自吴起变法，实行军功爵制以后，数年之间便" 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 ①，国势大张。秦国的军功爵制最完善、最合理，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最强。据《荀子？议兵篇》，齐国的技击之士冒死战斗，所得赏金不过八两，再无赏赐，具有雇佣兵性质，所以战斗力有限。魏国的武卒" 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 ，享受免税免徭役的优待。一旦身衰力竭，优待条件并不改变，所以不但军队更新不易，而且优待众多士卒会造成国库空虚。受优待的士卒如果战死则会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战斗力不强，是" 危国之兵".只有秦国将士有功既赏爵位，又益田宅、庶子，可以成为军功地主。如果不断立功，还可以不断受赏，直至获得高官厚禄，所以能" 最为众强长久" ，" 四世有胜".军功爵制与旧的" 爵禄" 制度也有本质上的不同。据《孟子？万章下》说，周代的" 班爵禄" 制度分为两级：天子所班是"公、侯、伯、子、男" ，诸侯所班是" 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种" 爵禄" 制度实质上是分封制的一个内容。虽然在诸侯和卿大夫有功时，天子和诸侯也有因功行赏的" 分职、授政、任功" 等赏赐形式，但在这种爵禄制度中始终贯彻一条" 亲亲尊尊" 的原则。这就使得军功不可能完全与爵禄统一起来，而且依军功班爵禄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只能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中进行，同时随之而来的就是对于所赐爵禄的世袭。换句话说，这种因军功或事功而获得的采邑爵禄最终仍表现为卿大夫的" 世卿世禄" 制度。
　　但是，在新的军功爵制中，" 亲亲尊尊" 的原则已为" 不别亲疏，不殊贵贱" 的原则所取代。在量功录入时坚持以" 功" 为主要标准，是" 见功而行赏，因能而授官".在新的军功爵制下，即使贵如赵国的长安君，" 人主之子也，骨肉之亲也" ，也要再立新功。" 犹不能恃无功之尊，无劳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①。
　　由于军功爵在原则上排斥血缘宗法关系，所以赏赐的范围远较以前扩大了，不再局限于少数奴隶主贵族，所有参战的将吏、士卒，只要立有军功，都在赏功酬劳之列。军功爵制的爵秩也由原来的" 卿、大夫、士" 等少数级制扩大到自"公士、上造" 直到" 关内侯" 、" 彻侯" 等二十余级。如果说春秋以前的爵禄制度是一种贵族制度，那么战国时的军功爵制则为庶民入仕提供了方便条件。《盐铁论？险固》篇说：" 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 正道出了春秋、战国两个历史时期爵禄制度的根本不同。
　　新的军功爵制造就了一批爵禄及身而止，不再传给子孙的新官僚和一批军功地主，所以它不但是新的封建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又是新的封建官僚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上的著名将、相，大多已不是出身于旧贵族，而是出身于微贱者了。如著名军事家孙膑是刑徒，吴起是游仕，名将白起、王翦是平民，赵奢是田部吏；名相蔺相如是宦者舍人，李斯是郡小吏。其他如苏秦、张仪、陈轸、范雎、蔡泽等，不是鄙人，就是贫人，从而开了秦汉以后的" 布衣将相之局".这在客观上，对于旧的" 世卿世禄" 制度和宗法制的瓦解，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六）军事刑罚制度的发展军事刑罚制度是我国古代军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古代刑罚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
　　军事刑罚产生于夏殷时代，从古代文献上看夏代有《禹誓》，殷代有《汤誓》。所谓" 誓" 就是一种临战而设的简约军事刑罚条文。西周春秋时，军事刑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种类趋于复杂化，内容趋于多样化。
　　周代军事刑罚的复杂化主要表现是军" 誓" 的种类有所增加。夏、殷两代的" 誓" ，主要是临战设誓，周代保持了这个传统，如《尚书》所载的《牧誓》，《国语？晋语》所载的" 韩原之誓" 和《左传》所载的" 铁之誓" ①等。但是，周代增加了：（１）战前总动员的" 誓" ，如《尚书？费誓》。这是周初鲁公奉命征讨管、蔡等叛乱时所做的" 誓".是一篇总动员令，其中提出对违令者要处以" 常刑" 和" 大刑".（２）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中的" 誓".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西周和春秋时，在春、夏、秋、冬四时之田中，都用" 誓" 来约束民兵，对于违犯军令者，一律惩处，重者诛、斩。（３）
　　出现了各种军事禁令。如春秋时郑国遭火灾，执政子产为预防敌国打劫，令" 城下之人伍列登城" ，" 使野司寇各保其徵" 、" 使司寇出新客，禁旧客勿出于宫" ②。据《周礼？士师》规定，凡有军事行动，士师要" 帅其属而禁逆军旅者与犯师者".《乡士》要" 各掌其乡之禁令".《布宪》要掌邦的" 刑禁号令".《掌戮》专掌" 军旅田役" 中的" 斩杀刑戮" 事宜。
　　军事刑罚种类的增加使军事犯罪的名目随之增多。
　　其一，战争失败，将领未能赴敌战死，即构成犯罪，这叫" 军败，死之" ③。春秋时列国因兵败被杀或自杀的将领，不胜枚举。如楚莫敖屈瑕因伐罗失败被杀；楚将子玉因城濮战败自杀，楚大夫阎敖因失守那处被杀，晋中军佐先穀因邲战之败而被杀等。
　　其二，在军事活动中，不服从或违背命令，构成" 违命" 罪。如春秋时，晋下军佐胥甲因拒绝追击秦兵，晋人处以" 不用命" 罪。越王勾践伐吴，对军中"不从其伍之令" 与" 不用王命者" 皆" 斩以殉".晋将颠颉、魏犨违犯文公命令，火焚僖负羁氏，构成违命罪等。
　　其三，在军事活动中，将士不能克尽职守，构成渎职罪。如春秋时晋大夫祁瞒在城濮之战，" 因中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 ，犯玩忽职守罪。鲁公子买戍卫，不能胜任，鲁以" 不卒戍" ，即不能克尽职守罪，杀了他。晋中军帅荀罃限令荀偃、士匄七日攻克偪阳，否则以渎职论罪等。
　　其四，在战场上，将士脱离战斗行列，构成" 失次犯令" 罪。将领被俘、部下面上无伤，构成" 将止不面夷" 罪。说假话贻误士众，构成" 伪言误众" 罪。同乘共伍的战士有战死者，其他人构成" 不死伍乘" 罪。
　　其五，里通外国，构成通敌罪。如春秋时在鄢陵之战中，晋大夫郤至可俘而未俘郑君，又接受楚王聘问，即犯了" 战而擅舍国君，而受其问" 的通敌罪。晋中军佐先榖勾结赤狄伐晋，犯通敌罪而被灭了族。
　　春秋时的军事刑罚包括有死刑、肉刑、财产刑、自由刑和流刑等一整套刑罚体系。其死刑有戮、杀、斩、车辕、灭族等。
　　戮，即杀的一种。在春秋时，晋司马韩厥曾" 戮" 赵孟的御者，司马魏绛曾" 戮" 晋悼公弟杨干的御者。" 杀" ，是砍头。如春秋时楚武王曾杀败将阎敖，晋文公曾杀违令的颠颉、祁瞒、舟之侨等。" 斩" ，是斩腰，也可以是斩首、折首。春秋时军中斩杀犯人的事例很多。如靡笄之役，晋韩献子斩人。韩原之战后，晋惠公使司马说斩庆郑等。" 灭族" ，又云族诛。晋处分通敌的先穀，即" 尽灭其族"." 车辕" ，就是车裂，是分解肢体。春秋时虽有其刑名，但未见到军中有车裂犯人的实例。
　　其肉刑有鞭、抶、贯耳、墨等。
　　鞭，就是鞭打。城濮之战时，楚将子玉在■治兵，曾鞭打七人。抶，是杖击。春秋时，楚左司马文之无畏曾" 抶" 宋君的车夫。贯耳，是以矢穿耳，战国时改称为" 射".楚子玉在■治兵时，也曾" 贯三人耳".墨，即黥，是在人面颊上刺字后涂以墨。在周代《■匜》文中的" ■■" 字样，就是" 墨" 刑。据《周礼？条狼氏》说，这是制裁军中小吏违犯誓命的一种刑罚。
　　财产刑，古称" 赎刑" ，是以罚金抵罪。
　　据周金《师旅鼎》铭文，周初成周八师统帅白懋父曾判处不服从王命的师旅众仆交罚金" 三百寽（ｌǜ，音虑）".《国语？齐语》载，春秋时齐桓公曾下令：判重罪者可以犀甲一戟赎罪，轻罪者可以鞼盾一戟赎罪，小罪者以金赎罪，要求诉讼的交１２矢，才能立案。据《尚书？吕刑》，周代判定墨、劓、剕、宫、大辟五刑赎金的数目，分别是" 百锾、二百锾、五百锾、六百锾、千锾".自由刑。周代军事刑罚中的自由刑，主要是剥夺犯罪将士家属的自由身份，罚作奴隶。据《国语？吴语》，越王勾践对犯罪的将士，就实行" 斩" 其身，" 鬻" 其妻子儿女的严厉惩罚。这与夏殷周三代的" 孥戮" ，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流刑，就是流放。周初，蔡叔因参加叛乱被" 以车七乘，徒七十人" 流放到边地①。春秋时，晋曾流放军犯" 胥甲父于卫" ②。
　　周代实行的是奴隶制专制统治，君权大于军法。因为君是" 礼乐法度" 和"五刑" 的制作者，又是最高执法人。所以军法的执行与否受君权的制约。这种情况必然造成执法上的" 畸轻畸重" 现象。如晋魏犨与颠颉同犯违命罪，但在量刑时，晋文公因爱魏犨之才，所以只杀颠颉了帐。又如晋赵穿与胥甲均不服从军令，但因赵穿是中军帅赵盾的" 侧室" ，晋君的女婿，所以胥甲被处以流刑，而赵穿却逍遥法外。这种君权超越于军法的现象，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军事刑罚的特点。
　　战国时期军事刑罚发展的更为完善，而且在性质上也发生了转化，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战场上军事刑罚条令更加完善。
　　战斗编队条令是构成战场上军事刑罚的组成部分。这种条令，《尉缭子》称为" 经卒令".它规定：" 左军苍旗，卒戴苍羽；右军白旗，卒戴白羽；中军黄旗，卒戴黄羽。" 各军具有不同的旗帜、羽志，主要是为保证部队的整齐划一，兵将相识，以利于指挥。《经卒令》又规定：" 卒有五章，前一行苍章，次二行赤章，次三行黄章，次四行白章，次五行黑章" ，分别置章于前、项、胸、腹、腰。每军的战斗行列又用不同的徽章相区别，这就保证部队在战斗时行列不发生紊乱。如果有" 亡章者" 、" 乱先后" 者，都要受到军法制裁。
　　统一军中号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又一重要内容。在军中，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有妨碍执行军令的，一律诛杀。" 军无二令，二令者诛，留令者诛，失令者诛。" ①金鼓旗铃是将军指挥全军的工具，各有各的用途，如" 鼓之则进" ，" 金之则止".在战斗中，" 鼓失次者有诛，喧哗者有诛，不听金鼓旗铃而动者有诛" ②。保证军中号令的统一，是克敌制胜的必要条件。
　　束伍令是战场上军事刑罚的核心内容。据《尉缭子？束伍令》说，在战场上同伍战士有阵亡的，其他人必须杀死如数的敌人来抵偿，否则即处以" 身死家残" 的重罪。伍长、什长等下级军吏阵亡，也必须杀死敌方的伍长、什长，否则全伍、全什都要论罪。若将领阵亡，则应杀死敌将。如未能杀死敌将，即处其部下以临阵脱逃罪。倘若大将战死，其部下将吏职在五伯长以上未战死者，" 大将左右近卒在阵中者" ，一律构成死罪。其余军卒" 有军功者夺一级，无军功者戍三岁".对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或投敌的将领，" 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男女公于官".吏卒在战场上战败、逃亡、投敌，" 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 身死家残" 就是杀头抄家。" 男女公于官" ，就是鬻卖家属为官奴隶。秦将樊于期（即桓■）战败逃到燕，秦国就抄杀籍没了他的" 父母亲族" ，并悬赏" 金千斤、臣万家" 购求其头颅。对于临阵脱逃的士卒，后续部队一经发现可以就地诛杀。
　　" 卒逃归家一日，父母妻子弗捕执及不言" ，构成包庇罪，与逃兵同罪。
　　对已上报死亡但又活着回来的士兵，要夺其军爵，惩罚其同伍之人，并罚他本人做奴隶。
　　在战场上的各级将吏，享有相当大的杀罚权力，称为" 将诛之法".依此法，什长可诛杀什中之人，佰长可诛杀什长，千人之将可诛杀百人之长，万人之将可诛杀千人之将。左右将可诛杀万人之将。大将军可诛杀任何将领①。在春秋以前诛杀地位较高的将军，权力操在国君手中。至战国时，这种情况改变了。军中一切生杀大权悉由大将掌握。战诛之法是列国保证军队服从长官，全军服从大将的有力法规。
　　其二，出现了常备军营区刑罚条令。
　　春秋以前实行民兵制度，军队无常驻营区，自然也就谈不上常设营区刑罚条令。战国时，随着常备军的出现，常驻营区刑罚条令也应运而生。
　　据《尉缭子？将令》，大将颁布发兵命令后，在国门外" 期日中设营" ，将士必须按时报到，届时不到者受刑罚。将军入营后，即" 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在军营中，前后左中右各军都有专门的营地，以行垣相别，不准逾越。在一军之中，将帅、佰也各有专门营地，以沟渠相别，禁止随便通行，违令者受罚。
　　在营区的纵横道路上，每１２０步，设一标帜，派人分段把守。凡在营区通行须持有将吏颁发的符节，否则不准通行。军中采樵、放牧者出入军营要排成队列。军吏出入营区不持符节，士卒出入营区不排成队列，一经发现就地诛杀。这就有效地保持了营区的井然秩序。
　　在行军中所建的临时营地，也要" 左右相禁，前后相待，垣车以为固" ①。对有逾越界线、扰乱驻地者，一律诛杀。
　　常备军对于自己的防区，要划分地段委派专人誓死坚守。
　　其三，充实和发展了军事训练中的刑罚法规。
　　在春秋以蒐狩活动为特点的军事训练中有一套" 诛后至者" ，斩" 不用命"者的刑罚条令。但这些条令很简要。
　　战国则不然，军事训练主要已转移到军营中进行。其方式是：先伍后什，先什后卒，先卒后伯，最后由大将总其成，形成了" 兵教之法" ②。在训练中无论哪一环节出了毛病，都构成" 犯教之罪"." 兵教之法" 的特点是" 明刑罚，正劝赏" ，奖优罚劣。要求教练者做到" 令民背国门之限，决死生之分，教之而不疑".教练的成果要经受实践的考验。据《秦律杂抄？除吏律》说，发弩啬夫经训练后射不中靶，罚负责教练的尉二副甲，罚发弩射夫二副甲并免职，另行委任他人。驾驺（驭寺）已任用四年，但仍不能驾车，罚教练者一副盾，免驾驺职务，并补偿四年徭戍。战士在临阵时畏葸不前，不能" 尽死于敌" ，就要惩处平日教练士卒的各级军官。军官对于训练结果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其平日对训练要求之严，也就不言而喻了。
　　什伍的教练因陋就简进行，" 以板为鼓，以瓦为金，以竿为旗".对违令者，加" 犯教之罚".卒、伯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中期阶段，其程序与什伍训练大致相同。大将的训练是军事训练的最高层次，在中野进行，摆成阵势，" 去百步而决，百步而趋，百步而骛，习战以成其节".违令者，以犯教之罪论处。
　　经过严格训练，要求部队成为" 守者必固，战者必斗" 的铁军。
　　其四，军中什伍连坐法更加系统化。
　　军中的连坐法起于夏殷。据《尚书？甘誓》、《汤誓》，凡违犯军令者除自身遭受杀戮外，家属也要被罚做奴隶。但连坐的对象都与罪人有血缘亲属关系。对于非血缘关系的什伍连坐滥觞于春秋，春秋时列国军中即有：" 不死伍乘，军之大刑也" ①的规定。
　　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系统化的表现，一是军中士卒以伍、什、属（五十人）、闾（百人）为单位实行连坐。凡属同一伍、什、属、闾的战士，有一人" 干令犯禁" ，如未得到揭发，整个伍、什、属、闾成员全部连坐，与犯禁者同罪。
　　军官中的连坐，是过去闻所未闻的，而今也实行了。据《尉缭子？伍制令》，军中上至大将，下至什长，" 上下皆相保" ，形成一套连保体系。不论在哪一级出了问题，都要累及上下级。依据这套连保制度，军中做到了" 父不得私其子，兄不得私其弟"." 什伍相结，上下相联，无有不得之奸，无有不揭之罪。" 军中连坐法的另一表现形式，是举荐人与被举荐人连坐。如奏昭王相范雎，曾举荐王稽为河东守，后王稽" 与诸侯通，坐法诛".依连坐法，范雎受到牵连，被免去相位。战国时，军中连坐法的系统化，说明随着奴隶制度的崩溃，宗法制度日益瓦解，过去那种过分依赖血缘关系来维持军队的团结、保证军队战斗力的作法已经失去了效力。新的连坐法要求军中将士不论有否血缘关系，一律在法律的基础上实行连保，以使互相监视，互相揭发。军中连坐法的实施大大加强了军队组织内部的政治关系和阶级关系，远比传统的血缘关系更加强而有力，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整军经武的重要手段。
　　其五，出现了内容复杂的城防刑罚条令。
　　城防刑罚条令的出现是战国时大规模围城战的产物。其条令规定：一旦敌人围城，全城物质、粮食、人员即由国家统一调用。有敢于逃避守城责任者，处以族诛的酷刑。
　　军队按什佰编制在城上划分防区，称为" 署".每署吏卒都实行连坐，左右相保。吏卒出入署区必须佩戴标志。防区不准会客、传递信件、处理家事。有离署聚语、大声喧哗及处理家事者，杀。发出敌情警报后，要立即进入战斗岗位，行动迟缓或掉队者，斩。敌军来袭时，守城吏卒要肃静。有欢呼叫嚣、擅自行动者，杀。有相聚、并行、相视、相哭、举手相探、相指、相麾、相踵、相投、相击者，杀。
　　城受围攻时，全城即戒严。城中按街道划分戒严区，设将吏负责管理，纠查" 往来不以时行" 及" 行而有异者".通行者必有信符，四人以上要有大将信符。发现信符不合及号令不应者，立即拘留。有无信符而擅自通行者，斩。
　　城防期间，实行宵禁。" 昏鼓鼓十，诸门亭皆闭".入夜，大将派人巡守。夜间通行者，必有符节，否则处斩。
　　城防期间，士卒不得欺侮他人，横行霸道。后勤人员要保证物质供应，违令者罚。对于趁火打劫、偷盗、强奸妇女、扰闹滋事、做反宣传者，一律诛杀。
　　在城防中，乘城防守的将吏，必须把家属送到" 葆宫" ，名曰由国家保护，实际上是当作" 人质".在城防战斗中，士卒失其令、丞尉，必须俘获敌方令、丞尉，否则论罪。而令、丞尉损失部下十人，" 夺爵二级".损失百人以上，革职遣戍边。只有杀获同样数目的敌人，才可以免罪。将士有临战后退或脱离战斗岗位者，杀。
　　凡城防期间有与敌人通信、通言、响应敌人友好表示的，杀。城中吏民有敢" 以城为外谋" 者，处以通敌罪，车裂其本人，斩其父母妻子同产，灭其三族。主管将吏或里正等未及时发现者，亦斩首。如能及时发现并报告者则免罪。
　　守城的士卒，有踰城投敌者，其同伍之人未能捕获，斩。有佰长投敌的，斩队吏。有队吏投敌的，斩队将。凡投敌者，其父母妻子同产皆车裂。守城的军吏、士卒、百姓有敢于" 谋伤其将长者，与谋反同罪".从战国充实和发展的军事刑罚中，可以看出，在死刑中，车裂和灭族的条款增多了，并出现了处分犯罪者" 父母妻子同产" 的条文。在肉刑中，出现了耐刑和劓刑。在赎刑中，罚甲、盾，罚戍边和罚服徭役的条文，已经很普遍了。
　　战国时军事刑罚的完备，一方面是它自身体系的不断系统化；另方面也是它向更高阶段发展演变的标志。
　　春秋以前的军事刑罚，主要以士卒为对象。依据"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的原则，奴隶主贵族在刑罚中享有" 八辟" 亦称" 八议" 特权。就是对亲、故、贤、能、功、贵、勤、宾等八种人在量刑时可以减免刑罚。如晋中军将荀林父丧师，未受刑罚，是以贤免。晋悼公弟杨干扰乱军行，魏绛仅戮其仆，杨干是以亲免等。
　　但是在战国时，新兴阶级提出了" 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虽贵重必杀之 ，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是赏下流 "①的新型刑罚原则，取消了奴隶主贵族享有的" 八辟" 特权。显然" 刑上究，赏下流" 与奴隶主阶级的"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是对立的。这说明战国时的军事刑罚象当时上层建筑领域的其它社会制度一样也发生了性质的变化。
　　（七）募兵和骑兵的出现１。募兵的出现募兵是战国中期以后出现的一种新型军队。募兵与传统的征兵不同，征兵是依法服兵役制度，这是公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募兵是国家用金钱和其它物质条件雇佣的军队，是" 赁市佣而战" 的雇佣兵。募兵与国家则是金钱与契约的关系，有钱则战，无钱则散。
　　据《秦律杂抄？敦表律》记载，有" 冗募" ，即募集的军队。他们为国家服役，国家根据他们服役期限的长短和任务的轻重，给予报酬。
　　双方签定契约，如果冗募背" 致" ，即契约规定的日期，提前返回，便要受到惩处。
　　据《荀子？议兵篇》，战国时也有" 近招募选" ，即以钱财而招募的募兵。荀子在评论齐、魏、秦三国军队的性质时指出" 是数国者，皆干赏蹈利之兵也，佣徒鬻卖之道也".又说他们" 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这说明战国时列国雇佣"市中佣作之人" 当兵的现象是比较常见的。据《庄子？人间世》，有位叫支离疏的人，身体残疾，在" 上征武士" 时，可以" 攘臂而游于其间".这也可以说明战国时募兵的普遍存在。但是，战国时招募的军队规模很小，在当时的兵制中不占主导地位。
　　２。战国时期的骑兵传统看法认为，中国古代骑术出现于战国，赵武灵王是介绍骑术入" 中国" 的第一人。但是这种说法并不确切。于省吾先生依据对甲骨文中的" 先马" 和" 马射" 等辞例的研究，认为中国的骑射早在殷代已经产生了①。
　　《诗经？大雅？绵》中的" 走马" 一辞，顾炎武释为" 单骑之称" ，说明西周时期仍保持着殷代单骑的传统。春秋时，晋大夫赵旃曾以良马二，供他的叔父与兄弟做单骑，救了他俩。郑大夫子产听说诸大夫想杀公孙黑，忙从外地乘单骑而归。鲁大夫左师展也想乘单骑从齐回国。可见，春秋时也有单骑的习惯。
　　骑术虽然在殷代已经出现，并经历宗周、春秋数百年，但却没有发展成为骑兵部队，这是有深刻社会根源的。
　　首先，古代中国是一个农耕民族，殷周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个集政治、经济和军事为一体的农村公社制度。农耕民族的保守性，农村公社的封闭性都没有为大规模的骑兵的出现提供必要的社会物质条件。
　　其次，中国古代的战争还保存着" 结日定地" 的原始形式，在大平原上排好方阵进行决战，战争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一次性的冲击。在这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战争，骑兵的威力还不如车兵，" 一车当十骑，十骑当一车" ①。所以在车兵盛行的时代，骑兵派不上用场。
　　其三，骑兵是一支灵活机动的力量，擅长散兵作战，可以" 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而春秋时的战争规模小，时间短，机动性差等特点处处限制着骑兵的发展。
　　其四，骑兵要求将士有高超的骑术和良好的个人技艺。这对于非游牧民族来说，是需要长期训练和培养的。春秋时那种" 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 的民兵制，也培养不出具有专门技艺的骑兵。所以尽管殷、周时代中国已有单骑出现，但它始终未能转化为大规模的骑兵。
　　战国时，由于农村公社瓦解，民兵制为常备军制所取代，由于战争规模和战争方式的转化，大规模野战和围城战的频繁发生，要求部队具有快速、灵活和突击性，这就促进单骑迅速发展成为骑兵。
　　最早建立骑兵部队的国家是赵国。史称赵为" 四战之国" ，周边强国林立：东南为齐、中山；南为韩、魏。西为秦、林胡，北为楼烦、东胡，东北为燕。林胡、楼烦、东胡号称三胡，是崛起于大漠南北的游牧民族，勇猛骠悍，擅长骑射，对秦、赵、燕构成很大威胁，赵国受害尤烈。
　　由于中国北部多山地，特别利于三胡的轻骑，而不利于中原的车战。
　　赵武灵王为对付三胡的侵扰，毅然" 变服骑射" ，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吸取胡人长处的基础上，首先建立了强大的骑兵部队。
　　赵自建立骑兵以后，" 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 ①。
　　又" 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 "②。赵国的骑兵部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列国望风景从，也纷纷建立大规模的骑兵部队。骑兵作为新兴的技术兵种，对骑士的选拔十分严格。《六韬？犬韬？武骑士》的标准是：年纪在四十以下，身长在七尺五寸以上，体魄健壮，超过常人，善长骑射，矫捷灵便，进退周旋，敢于" 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乱大众".凡被选中为骑士的，都享有很高的待遇。《六韬？犬韬？均兵》说，战国骑兵的编制是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但在山地作战时，也有编为三十骑一屯，六十骑一辈的。这也与步兵的编制大体相同。战国时步兵编制基本上采取十进制，是：" 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 在什、卒之间，经常还有 "属 "，为五十人 . "卒 "也称为 "闾 "　　 ③。据秦始皇兵马俑的骑兵方阵，则四骑一组，三组一列，九列一百八骑为一阵。可见骑兵的编制因地形或国别不同，也有差异。战国时列国的骑兵兵种作为步兵的辅翼力量，配合车、步兵深入长驱，绝敌粮道，追敌败兵，或袭击敌人之两翼，或掩袭敌之前后，成为了当时一支最活跃的军事力量。
　　（八）军事后勤保障和武器装备的进步军事后勤保障系统是军队的生命线，是军事制度的重要内容。春秋时，军用物资和武器装备统由国家供给。国家专门设有收藏和发放武器装备的机构和官吏。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文" 兵农合一"一节中已经谈过。战国时列国仍承春秋之制，由国家设立的少府、府库等机构负责武器装备的统一制造和统一管理，定期发给军队使用。如果府库对武器装备管理不善，还要受到处罚。发放武器时，往往还要在武器上刻记" 某库授某某" 字样。
　　军事物资被统称为" 委积" ，由国家统一以" 军赋" 的名义征收。
　　关于春秋时的军赋及春秋战国时军赋征收的变化情况，前文我们也谈过。国家将所征收的军事物资，设专门机构管理，战时统一供应部队。
　　据《周礼？地官？司徒》，其《委人》之职，掌管供应军旅所需的" 委积薪刍".《廩人》之职，掌管" 有会同、师役之事，则治其粮与其食".而各地收藏"九谷之物" 的仓人，则负责供应大军在国内行军用的粮食。
　　当大军深入敌境作战时，武器装备虽然要依赖国内供应，而粮食最好是就地征用，这叫" 因粮于敌".军用马匹，则由校人、廋人、圉师等喂养、管理。
　　春秋战国时，军中专门设有负责供应军需物资的部队，叫" 辎重".辎重部队随大军一道行动。公元前５９７年，楚" 荆尸而举" ，讨伐郑国，" 军行：右辕，左追蓐，前茅虑无，中权，后劲".其中所谓" 左追蓐" ，杜预释为" 追求草蓐为宿备" ，应是对的，就是" 辎重部队".辎重部队以大车运送给养，故《易》曰：" 大车以载".大车一般用牛挽驾，所以孙子称它为" 丘牛大车".大车所运载的粮秣、物资、衣装，重可达三十石，所以又称重车。据郑玄《周礼？车人》注，大车是平地的运输车。此外，还有在山地使用的小型辎重车，曰" 柏车".挽马的辎重车叫" 广车" ，以人力驾挽的辎重车曰" 辇车".春秋战国时，一乘战车要配一辆重车。所以，《司马法》说：" 轻车七十五人，重车二十五人。" ①轻车就是战车，七十五人制是春秋中期以后和战国时的制度。重车就是辎重车，它有二十五位成员，即：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装五人，厩养五人，樵汲五人。他们被称为军中的役徒，在春秋以前，多由野人充任。战国时国、野界限消失，统由征发的农民担任了。因此，一乘战车就是百人。如果出动革车千乘，就是十万之师，其中有辎重部队两万五千人。辎重部队是大军后勤供应的保障。
　　据《商君书？兵守》和《墨子？备城门》诸篇，在战国，设防的城邑受到进攻时，还要征发妇女充当军中役徒，而由老弱供应粮秣。又据《六韬？龙韬》，后勤部队分工很细：除有负责粮草，银饷和筑路、修桥的辎重部队外，还有专门负责医疗救护的人员。这应是战国时后勤保障体系的一个进步。
　　春秋时期，武器是由青铜制作的，分进攻性武器和防卫性武器两大类。据《周礼？司兵》记载，战车上的武器有戈、酋矛、夷矛、戟、殳五种长兵，还有刀、剑等防卫短兵。
　　戈是一种装有长柄的兵器。主要适于在战车上抡动作战，所以，战国时随着战车的衰落，戈也逐渐失去作用，为戟所取代。
　　矛是尖形的刺杀兵器。矛头分为身、骹两部分。身一锋两刃，锋、刃下端用来安柄的空筒叫骹. 矛也是西周、春秋战车上最常见的兵器。
　　从殷周到春秋战国，矛的进步主要在于矛身逐渐加长，两翼逐渐缩小，以利于深中要害，加强杀伤力。《诗？鲁颂？閟宫》讲春秋鲁车兵兵器即有" 二矛重弓".二矛，就是酋矛和夷矛。酋矛长二丈（约为今４米），矛头带有脊角。夷矛长二丈四尺（约为今４。８米），矛头扁平无脊角。
　　矛柄的长短，可任人调整，以适应长距离刺杀。战国后期出现了铁矛，《荀子？议兵篇》说楚国的" 铁釶（矛）惨如蜂虿" ，是很厉害的武器。
　　戟是由戈、矛联体发展来的复合兵器，兼有戈、矛二者的杀伤能力。
　　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墓出土的戈矛联体青铜兵器，就是" 戟" 的前身。
　　西周的戟，是戈、矛合铸在一起的，兼有啄、刺、勾三种功能。春秋中期以后，出现了一种联装二至三个戈头的戟　　 ①。戈和柄的夹角加大，内和胡上加刃，以增加杀伤力。战国时，戟除了在上述方面有所改进以外，还出现了钢铁制造的戟。锋刺与援变得更为窄长尖锐，杀伤力也更大了。戟不仅适用于车战，也适用于步兵和骑兵作战，是军队最主要的攻击武器。
　　殳，是打击武器。由棱形的金属头和竹、木竿装配而成。湖南长沙浏阳桥楚墓出土的春秋时的殳，长３。１米，有棱无刃。战国时，殳的金属头往往带刺或带棱，以加强打砸杀伤力。
　　除战车五兵以外，车上的甲士还配有弓矢、刀或短剑。弓矢是远距离杀伤兵器。一般来说，一辆战车甲士三人，中间是驭手，左边的主射，右边的执戈、矛。甲士佩带刀或剑，以便在近距离时肉搏。剑在商代已经出现，但无格、无首。西周后期，剑出现了圆柱形的茎和圆形的剑首。
　　春秋以后，剑形日渐完备。战国时出现铁剑，杀伤力很大。《史记？范雎列传》说" 楚之铁剑利" ，韩的铁剑、戟能" 陆断马牛，水击鹄雁，当敌即斩"（《战国策？韩策一》）。剑也就成了各级军吏随身佩带的短兵和士兵的护身武器。
　　步兵使用的攻击型武器与车兵一样，也是弓矢、戈、矛、戟、刀、剑之类。只不过戈、矛、戟等长兵的柄比车兵的短而已。
　　在远射武器方面，弓箭是殷周以来使用的传统的武器。据《周礼？司弓矢》，弓有强弓二种：王弓、弧弓。中弓二种：唐弓、大弓。弱弓二种：夹弓、庾弓。共六类。战车配备的一般是王弓和弧弓，射程远，杀伤力大。所以，选拔武士任车左，主射。
　　战国时期在远射武器方面的最大进步是列国普遍采用了弩。弩由弓与柄两部分构成。柄又称为臂，有" 矢道" ，尾部装弩机。弩机由郭、牙、悬刀和望山组成。弩射程远，杀伤力大，是当时的重武器。弩出现在春秋末期的楚国，世有楚琴氏造弩之说。《孙子兵法？作战篇》、《势篇》等多次提到" 弩".《周礼？司弓矢》将弩分为唐弩、庾弩、夹弩、大弩四种。战国时又发明了" 连弩" 和" 超足而发" 的" 蹶张弩".魏国武卒携带的弩有十二石的拉力。而韩国的" 强弓劲弩" ，竟可以射六百步之外。战国末年还出现了" 连弩之车" ，如《六韬？虎韬？军用》载有" 大黄参连弩大扶胥" ，就是这种战车。车上的连弩，可发十尺长的箭，单是铜制机郭就有一石三十钧（合现在３４公斤）重。
　　箭，又称矢，是古老的武器。殷周时的矢，主要由青铜制作。据《周礼？司弓矢》载，矢有八种之多。最常用的是" 兵矢".春秋战国时代，矢的样式很多，有双翼、三棱、四棱、镂空翼等形。它的进步主要是两翼逐渐狭窄，以便能深入命中，增加杀伤力。
　　战国时，在过去的攻城工具如轒辒、临冲等器械之外，发展起了一批新式的攻城器械。据《墨子？备城门》讲，是临（新式临冲）、钩（飞构梯）、冲（新式冲车）、梯（云梯）、轩车等。据《六韬？虎韬？军用》则有" 震骇" 、" 武翼大橹" 、" 大扶胥冲车" 等各种重型战车。
　　使攻城的威力大大提高了。
　　防卫武器有盾、甲和胄。
　　据《周礼？司兵》，春秋时战车有盾。重型战车上的大盾叫" 橹" ，安装在战车两旁。战国时出现的能" 陷坚阵，败强敌" 的" 武翼大橹" ，就是由春秋时的架橹战车发展来的。一般的战车装备两张盾，作战时，车左、车右各持一盾。
　　甲、胄是车兵或步兵常用的防卫装备。甲披在身上，形如衣服。胄戴在头上，形如帽子。最早的甲胄是皮制的，用一片片长方形甲片编缀而成。《周礼？考工记》说有" 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属即排，五、六、七属即甲由五、六、七排甲片组成。周代还出现了铜甲，如山东胶县西庵西周车马坑即出土过一件铜胸甲。
　　战国时，随着冶铁技术的发展，出现了铁胄和铁甲。《战国策？韩策》载有" 坚甲铁幕" ，《史记？苏秦传》索隐即说是" 以铁为臂胫之衣".河北燕下都出土的燕国铁胄，共用八十九片铁甲编缀而成①。《吕氏春秋？贵卒篇》说：" 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 吾丘鸠' ，衣铁甲操杖以战" ，也说明战国时出现了铁甲。金属甲胄的出现，加强了防卫功能，当是军事装备的一大进步。
　　七、战国时期的军事思想的军事著作战国时期，战争频仍。争城争地之战，往往历时久，用兵多，又有步、车、骑兵协同作战，采取奇袭、包围、伏击、强攻等各种灵活的战略战术。因此，在丰富的战争实践中，产生出了一批优秀的军事思想家和军事将领，如魏国的吴起、庞涓、尉缭，赵国的廉颇、赵奢、李牧，秦国的商鞅、白起、王翦、王贲，燕国的乐毅，齐国的孙膑、田忌、田单，楚国的庄蹻等。而在这些优秀的军事人才中，吴起、孙膑、尉缭等，则发出耀眼的光芒。因为他们善于总结战争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升华为理论。他们传世的军事著作，如《吴起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和不知作者的《六韬》等，则是战国时期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的代表。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一）吴起和《吴子兵法》吴起是战国著名军事家，原为卫国左氏人，是孔子弟子曾参的学生。
　　后来弃儒学军事，在鲁国做过将军，并统兵大破齐军。魏文侯时，吴起入魏，文侯委任为将，率军击秦，夺得五座城邑。吴起做将军，与士卒同甘共苦，清廉公平，深得军心，又善用兵，文侯遂任命他为西河守，抗拒秦、韩。吴起治军任事很有名声，秦兵畏惧，不敢东侵。
　　魏武侯时，吴起与魏相公叔痤发生矛盾，公叔痤用计逼走吴起。
　　公元前３９０年前后，吴起由魏入楚，受到楚悼王赏识，一年以后，被任为令尹。他实行改革，打击旧贵族，培养战斗之士，使楚国国势振作，" 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公元前３８１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乱，攻杀吴起。
　　《吴子兵法》是吴起留给后人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在战国末期，《吴起兵法》已经流行。《韩非子？五蠹》说：" 境内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 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 说明在汉代《吴起兵法》与《孙子兵法》一样，流传也很普遍。《汉书？艺文志》说：" 《吴起》四十八篇" ，可见它的内容很丰富。
　　但在《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吴起兵法》仅剩一卷，证明它在流传过程中，内容多有亡佚。在《宋史？艺文志》中，有《吴子》三卷，即今本《吴子兵法》三卷六篇。
　　至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以《吴子兵法》中有" 笳笛" 二字，认为这是魏晋以后才有的，从而断定《吴子兵法》为伪作。其后，章炳麟、梁启超等学者从之。郭老在《青铜时代？述吴起》一文中说：《吴子兵法》" 辞义浅屑" ，有多处袭用《孙子兵法》，还有的袭用《曲礼》和《淮南子？兵略训》。并以" 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 四兽为例，说四兽出现在战国末年，非吴起所宜用，" 故今存《吴子》实可断言为伪".但是，这些怀疑的说法，像当年有人判断《司马法》、《六韬》、《尉缭子》为伪书一样，都没有确实的根据。近年，王式金、李硕之两同志著《吴子浅说》。在" 吴子的作者和成书" 一节中，分别从：史料著录《吴子》的沿革考察；考证《吴子》一书中所提到的器物；今本《吴子》中有些内容与吴起有关的史料记载相吻合；今本《吴子》中的有些内容，在汉以前的其它兵书中又有反映；今本《吴子》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特点与吴起的军事思想等五个方面论说今本《吴子兵法》不伪，是战国前期吴起所著，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有后人的润色加工而已 .其说很公允，符合历史实际　　 ①。
　　《吴子兵法》虽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军事并重，而以政治为先的战争观念。
　　《吴子兵法？图国》说，要富国强兵，必须" 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备，指军事战争而言。它强调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废。并说历史的经验证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备，结果灭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众好战，不修文德，也灭亡了。这种战争观是正确的。
　　在政治、军事并重的前提下，《吴子》更重视政治教化。它说：" 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 教化的结果要做到四和：国家和睦，军队团结，上阵统一，战斗协调，这样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 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 ，国家才能够出兵出战。教化百姓的内容，主要是" 道、义、礼、仁" 四德。这四德关系国家兴衰，" 修之则兴，废之则衰".《吴子》还试图通过对战争起因的分析，来探索战争的实质。它说：" 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 以今日的观点来看，这种对于战争起因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战国初期，《吴子》能注意到战争因" 争利" 等经济原因而引起，也是难能可贵的。由战争的五种起因出发，《吴子》又探索了战争的性质，把它区分为" 义兵" 、" 强兵" 、" 刚兵" 、" 暴兵" 、" 逆兵" 五类，并指出" 义兵" 是" 禁暴救乱" 的，" 暴兵" 是" 弃礼贪利" 的。这表明《吴子》试图对战争的性质进行分类，以探求正义性的战争。虽然它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但这无疑较《孙子》的认识前进了一步。
　　《吴子》在战争观上的另一贡献是它提出了" 战胜易，守胜难" 的问题。因为战争是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所以要取得胜利相对来说是容易的。而保守胜利成果，则不仅需要军事手段，还需要政治、经济、思想等各种手段，相对来说是困难的。何况胜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为代价，所以他认为：战争胜利的次数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胜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发，提出国家应该慎战。这种观点无疑也是进步的。
　　其次，吴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强战备，然后依据敌情，"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施行" 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的战略战术原则。
　　他在《料敌》篇对魏武侯说：" 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 ，让武侯把加强战备放在第一位。他简要地分析了齐、秦、楚、燕、韩、赵、魏七国的地理条件、政治状况、人民习俗、经济实力、军队素质和军阵阵法等特点，要武侯依据这些特点，制定对付列国的不同军事策略。
　　《吴子》主张战前一定要察明敌情。依调查，如遇到以下情况，即：敌人不顾严寒酷暑，昼夜长途行军，不管士卒劳苦；或长期滞留在外，粮食、物资耗尽，薪草、饲料缺乏，气候不利，将士怨怒；或人数不多，水土不服，人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长途跋涉，疲劳饥困，解甲休息；或敌将吏德薄望轻，军心不稳，缺乏援助；或阵势没摆好，扎营没完毕等，都应立刻" 击之勿疑".相反，在察明敌情后，遇到以下几种情况，即：敌地广人富；将领爱护士卒，施恩普遍；赏罚严明，处置适当，以战功论爵秩等列，任用贤才；兵力众多，武器装备精良；有四邻的帮助，大国的支援等，就应该避开敌人，不与接战。这就是著名的" 见可而进，知难而退" 的战术原则。
　　观察敌人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观敌之外，以知其内，察其进以知其止" ，然后确定我方的作战方略。
　　《吴子》强调用兵之道在于" 审敌虚实而趋其危" ，也就是乘敌人的间隙，突然攻击它的薄弱之点。如敌人远来新到，战斗队形未排定；正在吃饭而不防备；正在奔走；疲劳困苦；没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时；旌旗紊乱；长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过河，刚渡过一半；道路险峻狭长；阵势频繁移动；将领脱离了士卒；军心恐惧动摇。就应选派精锐作先锋，勇敢攻击，大兵跟进，" 急击勿疑".这种建筑在对敌情详尽分析上的攻击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作战中，敌我形势是瞬息万变的。吴起提出要善于根据变化的情况而改变我方的作战方针。如：依据" 敌众我寡" 的形势，在平坦地形上，就避开敌人；在险要地形上，就截击敌人。依据敌" 师甚众，既武且勇" 的形势，就分为五军，各军占据一通衢大道，迷惑敌人。交战时佯装败退，一军在前，一军在后，两军在左、右击敌，五军结合起来，就可击败强敌。如果" 敌近而薄我" ，我" 欲去无路" ，则依据敌我情况：我众敌寡，就分兵包围敌人；如敌众我寡，就集中兵力袭击敌人。
　　不停地袭击，敌人虽多也可以制服。如在" 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泽" 等复杂地形条件下遭遇敌军，就要动作迅速，首先发动攻击，乘势冲击敌人，并调动弓弩手到前敌。边战斗，边观察，一旦形势对我有利，即全面发起攻势。
　　他还总结了在狭谷、在水上、阴雨天以及围城战的战法，认为都要根据敌情，采取有力的应变措施。
　　其三，《吴子兵法》在论将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吴子指出，将领要文武全才、刚柔兼备，具有" 理、备、果、戒、约" 五种才能。" 理" 是能" 治众如治寡"；" 备" 是能" 出门如见敌" ；" 果" 是能" 临敌不怀生" ；" 戒" 是能" 虽克如始战" ；" 约" 是能" 法令省而不烦".将领还要掌握用兵的四机：①气机，能鼓舞士气；②地机，能运用各种地形；③事机，临事能运用计谋；④力机，善于保持和充实军事力量。
　　这样的将领才是合格的将领。而" 良将" 在此之外还要具备" 威、德、仁、勇" 四种品质。良将是国家的栋梁，国家得之则强盛，失去会衰亡。
　　所以，选拔良将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吴子提出作战时还要察明敌将的才干。利用敌将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谋略，这是" 不劳而功举" 的便宜事。他把敌将分为" 愚而信" 、" 贪而忽名" 、" 轻变无谋" 、" 富而骄" 、" 进退多疑" 等各种类型，而分别制定了" 诈而诱、货而赂、离而间、震而走、邀而取" 的作战方针等。在" 两军相望，不知其将" 的情况下，可以选派轻兵挑战，务败不务胜，来探知敌将是" 智将"还是" 愚将".如为" 智将" ，则" 勿与战" ；如为" 愚将" ，则虽众可俘获。这些作战原则都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提出过的。
　　其四，提出了" 以教戒为先" 的治军原则和" 颁赐有功者" 的励士原则。
　　《吴子？治兵篇》说：兵" 以治为胜".所谓" 治" ，就是" 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这样的军队无往而不胜，" 天下莫当，名曰' 父子之兵'". 如果部队无治，" 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 " 治" 军是经严格地教练取得的。因此，" 用兵之法，教戒为先".部队缺乏教练，就会" 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只有经过严格教练的军队才能无往不胜。
　　教练的方法是：" 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千人学战，教成万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 教练的内容之一是阵法，即适应方阵、圆阵的变化及掌握队列的前、后、左、右、坐、起、进、止等动作。
　　教练的内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铃等指挥号令。" 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 （《论将》）
　　号令严明，" 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 ，（《应变》）
　　" 一鼓整兵，二鼓习阵，三鼓趋食，四鼓严辨，五鼓就行。闻鼓声合，然后举旗。" （《治兵》）有不服从军令者，诛。
　　教练的内容之三，是军中赏罚，" 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军中实行" 什伍相保".如此，则" 三军威服，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矣".（《应变》）
　　在励士方面，吴起虽为法家，但不主张用" 严刑明罚" 来鼓励士气，因为这是被动的办法。吴起主张用主动的办法，即" 赏" 来激励士气。
　　他提出君主要在庙堂上" 举有功而进飨之，无功而励之".对于有功者，依据功劳大小，赏赐不同待遇。同时，在庙门外边以功劳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颁赏。这样会造成一人立功，全家荣耀的社会风尚。对于阵亡将士的家属，每年也要派使者进行慰问和赏赐。鼓励没有立功的士卒争取立功。这样，国家" 发号布令而人乐闻，兴师众而人乐战，交兵接刃而人乐死".《吴子》的这些主张，与后来的《尉缭子》主张用" 杀" 来解决士气问题有很大区别。反映它确是战国初期的观念，还承袭有《司马法》的" 仁本" 思想。
　　（二）孙膑和《孙膑兵法》孙膑，齐国人，是" 孙武之后世子孙".《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说他生在" 阿、鄄之间" ，这个阿、鄄之间应在山东郓城县古廪丘（今称水堡镇）①。孙膑少年时曾与庞涓一起从师" 学兵法".庞涓出师后在魏国做了将军，自感才能不如孙膑，就把孙膑诱骗到魏国，设计处以膑刑（去膝盖骨），然后软禁起来。后来，有位齐国使者出使魏国，孙膑以刑徒身份私下去会见，说动了使者。使者认为他是一位奇人，就偷偷用车载他回国。齐国将军田忌以客礼接待了他。
　　田忌经常与齐国的诸公子赛马，用重金赌输赢。孙膑见状，说你尽管和他们赌，我能保证你获胜。田忌遂与齐王和公子们约好赛马场次，赌注为千金。临赛前，孙膑对田忌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同他们的上等马赛；用您的上等马同他们的中等马赛；用您的中等马同他们的下等马赛。三场赛后，田忌二胜一负，赢了王的千金。
　　田忌乘机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询问孙膑用兵事宜，孙膑回顾历史，从军事理论到用兵方法，回答得头头是道。威王对他很佩服，赞叹他" 言兵势不穷" ，于是命他为军师。
　　孙膑辅佐田忌打过几场胜仗，最著名的就是公元前３５４年的桂陵之战和公元前３４３年的马陵之战。经过桂陵、马陵二次战役，魏国势力衰落，齐国成为中原最强大的国家。
　　马陵之战后，齐相田忌与成侯邹忌发生了争权斗争。孙膑支持田忌发动兵变，企图赶走邹忌，结果没有成功。便随田忌一道逃亡到了楚国，在楚过了很长一段流亡生活。所以，《吕氏春秋？不二篇》高诱注和王符《潜夫论》都说他是楚人。
　　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和《孟尝君列传》，齐宣王即位后，了解田忌被成侯邹忌所卖，又召回田忌、孙膑，复用田忌为将军。孙膑后来即终老于齐，有兵法留传于世。
　　《史记？太史公自序》明确说：" 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有" 《齐孙子》八十九篇".但这部书在东汉以后就亡佚了。所以，至宋代学界开始怀疑孙膑和《孙膑兵法》的存在，并一直持续到现代。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一人；有人说孙武、孙膑虽为两人，但《孙子兵法》为孙膑所作。有人说孙武、孙膑为两人，《孙子兵法》则一部，是由孙武撰写、孙膑修订而成的，等等。直到１９７２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孙膑兵法》残简，这个历史的遗案才告终结。
　　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经发掘者整理，于１９７５年出版，分为上、下两编，共三十篇。但经过学术界十几年来的研究，文物出版社于１９８５年重编《孙膑兵法》时，将原上编十五篇补入《五教法》，更改为新编十六篇。原下编十五篇，因无法确认为《孙膑兵法》而未被编入。
　　纵观《孙膑兵法》十六篇，在继承孙、吴军事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首先，孙膑在《威王问》中阐述了战争是政治斗争工具的战争观。
　　他明确地说，战争不是什么别的，而是先王传布" 道" ，即政治的工具。
　　先王不是不想要" 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以禁争夺" ，为社会创造和平的生活环境，但是，依靠空口说教办不到，所以才" 举兵绳之" ，用战争的手段禁止争夺。然而，战争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并不是可以经常使用的。战胜固然可以" 存亡国，继绝世" ，而一旦战败，则会" 削地而危社稷".所以，对待战争" 不可不察" ，要慎之又慎。喜好战争的国家一定灭亡，贪图胜利的人一定受辱。孙膑的这种战争观显然比《司马法》所说的" 以战止战" 的思想更加深刻。
　　战争作为布" 道" 的手段，进行战争一定要合于" 义" ，" 战而无义，天下无能固且强者".经济是战争的基础，只要有充足的物质准备，小城照样能巩固坚守。在《强兵》篇，孙膑又进一步提出，要想强兵，当务之急在于" 富国" ，明确揭示了战争对于经济的依赖关系，在理论上发展了孙武所提出的" 因粮于敌，取用于国" 的论题。
　　其次，发展了孙武" 任势" 的军事理论，明确提出了" 因势而利导之" ①的作战原则。《吕氏春秋？不二篇》说：" 孙膑贵势" ，这指明了孙膑兵法的特点。势是战争态势，是敌我双方军事实力（包括兵力、武器装备、军事物资等）的布局。孙武早在十三篇中就提出了" 任势" ，即驾驭战争态势的思想。孙膑则在" 任势" 的基础上，提出创造和争取有利作战态势的各种原则。他在《威王问》中说：" 势者，所以令士必斗也" ，而士的斗都应当在创造优势的条件下进行。如齐威王问：敌我两军实力相当，两军将领相望，阵势都很坚固，谁也不敢先动，应该怎么办？孙膑回答：先派少量部队，由贱而勇敢的将吏率领去试探攻击，接战后只许败，不许胜，把主力部队隐蔽地布好阵势，待敌军分兵追击我小部队时，我军从侧翼攻击敌军主力，就可获得大胜。在应付" 敌众我寡，敌强我弱" 的战争态势时，孙膑提出要" 让威".即避开敌人锋芒，隐蔽好后续部队，以便使我军能随时转移。主力部队将持长兵器的战士排在前面，持短兵器的战士排在后面，选派弩机手援救危急。等待敌人攻击能力下降，再行反击。这也是充分利用敌我双方的条件，造成有利于我的态势，以扭转敌众我寡的不利形势。
　　战争是瞬息万变的，所以要及时抓住有利战机。孙膑把弓弩比喻为" 势" ，也正在于说明战争就是要争取发射弩矢的那一最有利的瞬间。
　　孙膑还注意利用各种地形创造有利的态势。他在《官一》篇说：在山险中作战，要放开谷口，把敌人引出山谷来交战。在杂草丛生的地方作战，要虚设旌旗，诱敌深入，进行消灭。" 易（地形平坦）则多其车，险（地势险阻）则多其骑，厄（山陵狭谷地带）则多其弩。" 自己要抢占有利地势，攻击处于不利地势上的敌人，这叫做" 居生击死" ①。总之，孙膑主张把握有利战机，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以争取战争的胜利。
　　其三，孙膑指出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月战》篇中说：" 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 ，这是人文思想的重要表现。中国的人文思想导源于春秋，战国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在人不被当作人看待的专制时代，孙膑能指出人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从人文主义的论题出发，孙膑与孟子一样，也提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三要素是天时、地利、人和。他说：" 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 所谓" 人和" ，就是得众、得人心。" 得众者，胜" ，" 不得众者，不胜".孙膑的这种以人为贵的军事思想，显然也是由继承《司马法》的" 仁本" 思想而来的，但提法又超越了《司马法》，是战国时代人文思想在军事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表现。
　　其四，孙膑在军事学上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阵法。春秋时，由于盛行以车兵为主的方阵作战，阵法大多以" 三阵" 、" 五阵" 为主。战国时，由于形成以步兵为主，车、骑兵为羽翼的多兵种协同作战，又出现了大规模的野战和围城战，所以军阵的阵法更加复杂化了。孙膑在《官一》篇中，指出了十几种阵法，如：索阵，用来进剿敌人；囚逆阵，用来疲惫敌人；危□阵，严兵以临敌；云阵，以弓弩与敌对射；羸阵，围困敌人；阖燧阵，用来消灭敌军前锋；皮傅阵，用来强攻救援；错行阵，声张军威；刲阵，攻击高陵之敌；雁行阵，适合摆在蜿蜒曲折而多荆棘的路上；锥行之阵，适于火烧敌人的辎重粮草及接应的战车，等。这就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春秋以来的军阵阵法。
　　孙膑还概括出一套使用八阵作战的理论，" 用阵三分，每阵有锋，每锋有后，皆待令而动。斗一守二，以一侵敌，以二收".这就是说，用八阵作战，可以把兵力分为主力、先锋、后续部队三支。作战时只以三分之一的兵力接敌，而以其它三分之二作为机动兵力蓄劲待敌。如果敌人弱而乱，就用精锐的部队击溃它；如果敌人强而严整，就用老弱士卒去引诱它，待它兵力分散以后，再行进攻。孙膑对于运用八阵作战的说明，是经典式的说明，这可以使我们从中了解古代军阵作战的奥秘。
　　这是他多年统兵作战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其五，孙膑在一系列战略战术上也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指导原则。
　　如：他提倡坚持积极进攻的战略原则，在《威王问》中说：" 必攻不守，兵之急者也" ，主张打击敌人没有设防或防守薄弱的要害之处。
　　这个说法显然继承了孙武"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 的思想。但孙膑并没有简单地吸收，而是把它从一般策略原则升华为战略原则，使它变成整军经武的急务。
　　孙膑还发挥了孙武" 攻其所必救" 的军事原则，把这一原则与" 批亢■虚" 、" 示之疑" 、" 示之不知事" 等巧妙结合起来，取得了桂陵之战的胜利。
　　对于孙武" 我专而敌分" 、以寡敌众的战术原则，孙膑也有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对强敌要避开锋芒，而引诱迷惑敌人，使敌人分散兵力，然后" 我卒并而击之".孙膑在军队建设上提出选拔将帅的原则是" 知道者" ，即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在国内得民之心，在国外知敌之情，上阵知八阵之经；见胜利敢于战争，不见胜利敢于进谏。他还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法则，即五教法：处国之教，行行之教，处军之教，处阵之教，利战之教。并主张在军中选拔一批勇武的战士做选卒，以他们为冲锋陷阵的主力。他认为，具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国家才会" 战胜而强兵，故天下服矣".（《见威王》）
　　当然，《孙膑兵法》作为二千多年前的历史文化遗产，自然会有局限和不足。例如：它杂有阴阳五行的神秘成分，认为日月星辰可以影响战争的胜负。有时对于战争中的地形等物质条件看得过于片面和绝对。
　　但这些缺点和不足并不影响它的价值。它是战国时期战争实践的理论总结，继承了前辈军事家的优秀成果，又对这些成果进行了发挥创造，在我国的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尉缭和《尉缭子》战国时有两个尉缭。一个是魏惠王时人。另一个是秦王政时人，曾做秦的国尉。而《尉缭子》一书的作者，则是魏惠王时的尉缭。其生平事迹，因为史简有阙，已不可详考①。
　　《尉缭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已有记载。其杂家类说：" 尉缭二十九篇，六国时。" 兵形势家说：" 尉缭三十一篇。" 可见，《尉缭子》在汉代不但已经流行，而且还有两种传本。但是，唐代官修的《隋书？经籍志》只收录了杂家《尉缭子》。魏征所著《群书治要》收录的《尉缭子》四篇与今本相同。新、旧两《唐书》的《艺文志》、《经籍志》也把《尉缭子》列入杂家。但北宋王尧臣编《崇文总目》时，则把《尉缭子》列为兵家。后来北宋元丰年间编《武经七书》，也把《尉缭子》收入。由此，杂家《尉缭子》变成了兵家《尉缭子》，相沿至今，尚存二十四篇②。但明胡应麟认为亡佚的是杂家《尉缭》，清修《四库全书提要》肯定这一说法，范老从之，恐与史实不符。
　　南宋陈振孙著《直斋书录解题》，怀疑《尉缭子》为伪书。此后，学术界即斥《尉缭子》为伪书。直到１９７２年在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尉缭子》，这段历史疑案始告白于天下。
　　《尉缭子》作为战国时产生的兵书，它所谈的战略战术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吴《兵法》深刻，但在一系列问题上也有创见。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他在《治本篇》中说，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 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不废耕织二事，国家才有储备。而这一储备正是战争的基础。他说：土地是养民的，城邑是防守土地的，战争是守城的。所以，耕田、守城和战争三者都是王者本务。在这三者当中，虽然以战争为最急，但战争却仰赖农耕。即使万乘之国，也要实行农　　战相结合的方针。基于这一点，《尉缭子》强调" 王国富民" ，强调王者进行的战争是" 诛暴乱，禁不义" ①，其最终目的在于使" 农不离其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大夫不离其官府" ，而仅诛杀首恶一人。《尉缭子》的这个思想显然由继承商鞅的农战思想而来，因而是进步的。当然，《尉缭子》也注重政治在战争中的作用，说：" 国必有礼信亲爱之义，则可以以饥易饱；国必有孝慈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 "②，所以也重视政治教育。
　　其次，《尉缭子》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说：" 专一则胜，离散则败" （《兵令上》），" 兵以静固，以专胜" （《兵权》）。主张先机而动，突然袭击，说：" 兵贵先。胜于此，则胜于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 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说：" 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 主张运用" 有者无之，无者有之" （《战权》）的虚虚实实战法，迷惑敌人。他继承孙子的奇正思想，提出" 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 ，以克敌致胜。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他结合战国围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 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 ③。最后深入敌境，出敌不意，切断敌粮道，孤立敌城邑，乘虚去攻克。攻城要选择这几种目标：（１）　" 有城无守" 的：津梁没有战备设施，要塞没有修理，城防没有构筑，蒺藜没有设置；（２）" 有人无人" 的：远方堡垒的防守者没有退回，防守的战士没有调动回来；（３）" 虽有资而无资" 的：牲畜没有集中到城里，粮食没有收获进来，财用物资也未征集到位；（４）城邑空虚而且资财穷尽的 .对于这些城邑 ，应乘虚攻击，决不手软①。
　　守城谋略主要有三点：其一，反对" 进不郭圉，退不亭障" ②，即不防守外城和城外据点的防守办法，主张防守城郊外围要地。其二，要修筑城郭，做到" 池深而广，城坚而厚" ，准备好人力、粮食、薪材、劲弩强矢、锋利的矛戟。一丈之城，十人防守，千丈之城，守兵一万，还不计技工、任夫等后勤人员。其三，设防的城邑要有救兵。" 其有必救之军者，则有必守之城；无必救之军者，则无必守之城。" ③救援之军要能打开重围，守军要敢于出击，抢占要塞。救援之军还要善于迷惑敌人，以配合守军击败围城敌军。《尉缭子》提出的攻、守城邑的谋略，是他的前辈军事家所没有谈过的，很富有新意。
　　第三，《尉缭子》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军事条令，这是为其它兵书所少见的。
　　他在《战威》中说：" 审法制，明赏罚" 是威胜之道。他在《制谈》中说：" 修号令，明赏罚" ，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他所提出的赏罚原则，是赏必厚、罚必重。他说：" 赏禄不厚，则民不劝"①，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 "非战无所得爵 " ②，做到" 赏功养劳".《尉缭子》主张重罚，他在《重刑令》中说：人民只有" 内畏重刑，则外轻敌" ，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 国贼" 、" 军贼" ，不仅处以" 身戮家残" 之刑，还要削户籍、发祖坟、变卖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他的《伍制令》所讲的军中什伍连坐法，他的《束伍令》所讲战场上的惩罚条令和" 战诛之法" 等，都体现了重罚的原则。他说：" 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 认为只有这样，军队才能做到 "令如斧钺，制如干将，士卒不用命者，未之有也 "③。《尉缭子》的重刑思想显然与商鞅的刑赏思想如出一辙，而且比商鞅的更为严酷。它反映了古代军队组织中的官兵关系是严重的阶级对立关系。《尉缭子》的以法治军思想已与春秋以前大不相同。前文我们说过，由于《尉缭子》提出" 杀之贵大，赏之贵小" 这套赏罚原则，取消了旧贵族所享有的厚赏轻罚的特权，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取精神，因而极富时代精神，标明它与旧的"赏功酬劳" 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其四，《尉缭子》一书所保存的其它重要军事条令，有《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有《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有《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有《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有《兵教》（上、下），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 分营居阵" 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在兵教方法上，明显地继承了《吴子兵法》的一些原则。《兵教》还提出十二条必胜之道，要人君掌握。对于将士则要求：" 为将忘家，踰限忘亲，指敌忘身，必死则生，急胜为下。百人被刃，陷行乱陈；千人被刃，擒敌杀将；万人被刃，横行天下" ，希图把军队训练成为无往而不胜的铁军。
　　《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四）《六韬》《六韬》是产生于战国中晚期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托名太公吕望撰，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形式，讲论治国平天下的军事问题。其真正的作者已不可考。
　　" 《六韬》" 一名，最早见于《庄子？徐无鬼》载女商说：" 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板》、《六弢》。" 郭象注引司马崔说：" 《金版》《六弢》，皆周书篇名。或曰秘谶（ｃｈèｎ，音衬）也。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龙虎豹犬也。" 《汉书？艺文志》将《六韬》收录在儒家类，说：" 《周史六韬》，六篇。" 班固自注：" 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
　　或曰孔子问焉。" 唐颜师古注：" 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弢字与韬同也。" 至唐修《隋书？经籍志》，将《六韬》列入兵家类，以后各代相沿不改。
　　至宋代，辨伪学兴起，学者始怀疑《六韬》非周初吕望所撰。如北宋叶适在《习学记言》中就说，《六韬》为伪书。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说：" 武王、太公问答，其辞俚鄙，伪托何疑？" 其后，明胡应麟撰《四部正■》、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也都从语言学的角度判断它为伪书。清修《四库全书总目》说的最为明白：" 今考其文，大抵辞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 避正■'乃战国以后之事，' 将军' 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 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六韬》绝对不是周初吕望所撰，甚至也不是春秋惠王、襄王时代的东西。
　　但是，宋代罗泌在《路史？发挥？论太公》中说：《六韬》为" 楚汉之际好事者之所撰" ；清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说是" 秦汉间人之所伪撰" ；明代胡应麟《四部正■》说是" 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 等等，也都没有确切根据。
　　《中国军事史》编写组撰《武经七书注译》，依据《汉书？艺文志》载《六韬》" 或曰周显王时（公元前３６８- 前３２１年）" ，又依据１９７２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简书《六韬》，判定《六韬》成书年代：" 上限不早于周显王时，下限不晚于秦末汉初 . "　　 ①这个结论应是可信的。虽然《六韬》文字" 鄙陋" ，" 辞意浅近" ，内容也多有与孙、吴兵法和《尉缭子》相重复之处，但在古代军事学领域仍有独到的贡献，宋代把它编入《武经七书》绝不是偶然的。我们应对它有足够的重视。
　　《六韬》一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部分，总共六十篇。
　　《文韬》，计十二篇，主要讲夺取天下的战略准备。它继承了《司马法》的" 仁本" 思想，认为治国取天下，应先政治而后军事。在政治当中，国之大务在于" 爱民而已".要做到" 爱民" ，统治者必须以" 仁、德、义、道" 治理天下，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使国家经济的三大支柱大农、大工、大商三宝" 各安其处" ，奠定战争的雄厚经济基础。君主所举贤才能" 实当其名，名当其实" ，各依其才而授官位，同心辅国。
　　建立" 赏信罚必" 的奖罚制度，" 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 ，统一全国全军的意志，使全军随人主和将军的意志任意行动，做到" 用兵之道，莫过于一".（《兵道》）治国、治军能达到这种程度，才称得上是" 仁、德、义、道" ，才能" 同天下之利" ，使" 天下归之" ，才能" 守土" 、" 守国" ，也才能夺取天下。
　　《武韬》计五篇，主要谈论夺取天下的政治战略，是" 与天下共其生".它指出政治战略是" 全胜不斗，大兵无创" ，即通过不流血的手段而取胜的战略。这种战略，要求统治者要与人民" 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 ，所以能" 无甲兵而胜" （《发启》）。这种胜利，就是政治上的胜利。它说："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 （《顺启》）谁要想夺取天下，谁必须首先做" 有道者".而有道者" 行其道" ，也要有策略：当敌国" 天道无殃" 时，不可以行启兵端；当敌国" 人道无灾" 时，不可以先策划兴师。而要" 修德以下贤，惠民以观天道" ，等待" 必见天殃，又见人灾" 的大好时机，才能相机而动，兴兵征伐。
　　它提出" 文伐" 十二策，要点是：（１）投敌所好，使之骄傲；（２）
　　拉拢敌人近臣，削弱敌人力量；（３）贿赂敌国近臣，了解敌人情况；（４）
　　助长敌人荒淫享乐；（５）敬其忠臣，贿以薄礼，离间他与君主的关系；（６）收买敌国君主的左右大臣；（７）用重礼贿赂敌君，使其不了解我方意图；（８）用宝器贿赂敌君，与他同谋别国，使他为我所用；（９）
　　用尊名颂扬敌君，使他狂傲而懈怠国事；（１０）对敌君佯装谦诚，取得他的信任，以便控制他；（１１）闭塞敌君的视听；（１２）扶植敌君乱臣，迷乱其君主心智；选送美女，惑乱其君意志，等等。这十二策是加速敌人" 天殃、人灾" 的策略原则，是贯彻" 与天下共其生" 的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这些策略如能奏效，就可以兴兵讨伐敌人。" 文伐" 十二策以生动具体的内容，丰富了《孙子兵法》" 伐谋" 、" 伐交" 的政治外交战略原则。
　　在文、武两《韬》中，的确贯穿着儒家的" 仁义德礼" 、" 爱民" 等思想原则，所以，《汉书？艺文志》把它归为" 儒家类" 是有道理的。
　　但值得提出的是，它还积极吸收法家的" 刑罚" 思想，道家的" 自然无为"思想，墨家的" 尚贤" 思想和兵阴谋家的" 权变诈谋" 思想和兵阴阳家的五行思想等。这种杂揉战国百家之长的情况，使《六韬》在战国诸兵家学说中具有鲜明的个性。这也是它的特有的时代特色。
　　龙、虎、豹、犬四《韬》，着重阐述具体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治军原则。
　　《龙韬》十四篇，主要阐述选将、通讯和临机制敌的战术等三个问题。其一，选任将军，包括组织军中统帅部问题。《龙韬》认为，" 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 （《奇兵》），所以对将军要严格选拔，标准是具有" 五材" ，即勇、智、仁、信、忠。它把" 勇" 放在" 五材" 之首，又列入" 忠" 字，显示了与其它军事著作所论将才不同的特色。它还指出将军要避免" 勇而轻死" ，" 急而心速" ，" 贪而好利" ，" 仁而不忍人" ，" 智而心怯" ，" 喜而信人" ，" 廉洁而不爱人" ，" 智而心缓" ，" 刚毅而自用" ，" 懦而喜任人" 等十种缺点。选拔将领不仅要看外表，还要看内在素质。考察将领要通过" 八征" 来观察他的言辞、应变力、忠诚、德行、廉洁、操守、勇气和仪态。八者都具备，才是贤将。国家任命将军要举行隆重仪式，国君亲将斧钺援予将军，" 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 将军在军中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 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 ，" 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 ，" 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 （《励军》）。在■中令行禁止，" 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 （《将威》），做到信赏必罚。
　　将军统帅军队，还要有" 股肱羽翼" ，计腹心、谋士、天文、地利、兵法、通粮、奋威、伐鼓旗、股肱、勇材、权士、耳目、爪牙、羽翼、游士、术士、方士、法算等各种专门人才七十二名，协助将军处理军中各种事务。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组建军中统帅部。
　　其二，规定将军与君主的秘密通信方法。一为阴符，以符节的长短来规定各种暗号。二为阴书，将军与君主有机密大事，用阴书而不用符。
　　书要" 一合而再离" ，即把一封书信分为三部分，而采用" 三发而一知" 的方法，即差遣三个人各送信的一部分，他们互相参差，谁也不知信的内容。敌人再聪明，也不会识破秘密。这种秘密通讯方法，仅见于《六韬》，而不见于其它先秦军事著作。它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通讯的宝贵资料。
　　其三，论述了" 因于敌之动" 而决定我军的行动方向，在" 两阵之间" 临机应变，随着形势的无穷变化而运用奇正谋略等一系列进攻战的作战原则。指出：" 善战者，居之不扰，见胜则起，不胜则止" （《军势》）。指出将军在战术上造成" 神势" 的二十六种战术原则（《奇兵》）。
　　提出了运用五音和五行来判断敌情的各种办法，论述了运用敌军士气盛衰、阵势治乱、军纪严弛等预见胜负的各种征兆。最后，论述了战时的兵器装备应与平时的生产工具结合起来，可以农具为兵器。如：耒耜可为" 行马蒺藜" ，锄耰可为" 矛戟" ，蓑薛、簦笠可为" 甲胄、干楯" 等。这在古代强调兵农相结合的兵家中，也别具一格。
　　《虎韬》十二篇，主要讲部队兵器装备、野战和围城战的各种战术等三个问题。
　　其一，它详尽论列了一万人的部队所配备的各种武器装备。这是其它兵书所没有的。据《军用》篇，一军可配各类战车九种：（１）武冲大扶胥，３６乘。这是一种大型战车，上面设有大盾为掩蔽；（２）武翼大橹矛戟扶胥，７２乘。这是一种装有大盾牌和矛戟的战车；（３）提翼小扶胥，１４４乘。这是装备有小盾牌的小型战车；（４）大黄参连弩大扶胥，３６乘。
　　这是装有" 大黄参连弩" 的大战车；（５）大扶胥冲车，３６乘。这是一种攻城的临冲战车；（６）辎车骑寇，是一种轻快的战车；（７）矛戟扶胥轻车，１６０乘。这也是一种轻便的战车；（８）木螳螂剑刃扶胥，２０乘。
　　这是一种装有剑刃像螳螂臂式的战车；（９）轴旋短冲矛戟扶胥，１２０乘。
　　这是一种装有矛戟而可以旋转的战车，计有兵车六、七百乘。
　　军中攻守之器：大头铁棒１２００枚，大柯斧１２００把，方头铁槌１２００把，飞钩１２００枚，木蒺藜２０具，铁蒺藜１２００具，各种相连接的铁蒺藜１２０００具，方胸鋋矛１２００具，矛戟小橹１２具，附有绞车连弩。渡沟堑的飞桥，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带转关轳辘，八具。渡江河的飞江，宽一丈五尺，长二丈以上，八具。天浮（浮游器材）、铁螳螂（铁锚之类），圆形，外径四尺以上，用铁环连结，３２具。在天浮上架浮桥叫天船。各种铁链１２００条，四丈以上长绳６００条，带铁环的中等绳３００条，小号绳１２０００条。天下雨时，辎重车还要盖上车顶板，再盖上用麻编织成的篷布。
　　各种军用工具：伐木大斧３００把，大锄３００把，铜杵３００把，铁耙３００把，铁叉３００把，方胸两枝铁叉３００把，大镰３００把，大橹刃３００把，带环的铁橛子３００把，铁榔头１２０把。
　　军中各类武器：强弩６０００，戟楯２０００，矛楯２０００。据《军略》篇，军中还配备有飞楼（望楼）、云梯。在渡江、河时，还有浮囊、皮舡等。
　　此外，军中还有各类能工巧匠３００人，以备修治工具、磨砺武器。
　　这些详尽的记载是我们研究古代军事装备、军队的攻击能力、军事科技和军事生产水平的重要材料。
　　其二，它论述了野战中的伏击、迂回、防御、追击、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也论述了攻城战中的包围、阻击援军、防止突围等各种战术原则。着重强调了攻城围邑要准备好轒辒（ｆéｎ　ｗēｎ，音坟温）、临冲、云梯、飞楼等器材。在行军时要准备武冲、大橹、强弩、天罗、武器行马等防卫器材。在江湖河沼作战时，要准备好飞桥、转关、浮海、绝江等渡河器材。一旦攻克城邑，要采取"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社丛勿伐，降者勿杀" 等各种" 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 的政策。
　　其三，论述了斥候兵（侦察兵）在行军作战中的重要作用及运用斥候兵的原则。斥候兵是军中耳目。在深入敌国作战时，" 当先发远候，去敌二百里，审知敌人所在。" 在深草及丛林中行军作战，要以云梯、飞楼观察敌情，尤其要防止敌人火攻。如敌人发动火攻，我军要在敌人火攻阵地前也放火烧出一块黑地，还要在我军后方也烧出一块黑地。一则可以迟滞敌人进攻，二则我军可以退到黑地上防守。对于敌人的营垒，将军要善于观察，以敌营中的各种征侯，判断敌人的动态，是空营，还是乱营。如为乱营，要坚决进攻。
　　《豹韬》八篇，主要讲三个问题。其一，论述在森林、山地、江河、险隘等地形条件下作战的战术原则。如林战之法是：战车居前，骑兵为辅，" 见便则战，不见便则止" ，利用林中地形，疾攻敌人。" 更战更息，各按其部".在山地作战的原则是：组成乌云之阵，就是对山前山后山左山右都要进行戒备。要道、谷地，用战车防守；可攀登之地，派兵防守。构成坚固的防御阵地，曰" 山城".确定奇正方略，部队组成冲阵，当敌人来攻时，全军急速战斗。敌军虽众，也可打败。
　　在敌国的江河地段作战，我军又处于弱者地位，则寻找机会欺骗敌人，迅速转移，在后面设下伏兵。如敌人已知我有伏兵，大军不肯渡河，而以小部队渡河牵制我军，我军则在便于作战地形结成" 四冲武阵" ，待敌小部队渡河后，发动伏兵，击其侧后，用强弩射其两翼。车兵、骑兵结成乌云之阵，待敌大军渡河来援救小部队，我军车骑冲其左右，伏兵击其后翼，可获胜利。
　　在依山傍水的险隘地形作战时，原则也是抢占有利地形。用武冲大车掩护前、后军，配置强弩，结成四武冲阵。以冲车为前导，以大盾牌为防卫，材士强弩保护左右，步军三千人为一屯，左、右、中三军齐进，轮番作战，轮番休息，可以击败强敌。
　　其二，讲抗击敌军突袭的作战原则。敌军远来突袭，牛马必无饲料，士卒必无粮食。我以远方军队的精锐士卒约在暗夜，前后夹击敌军，可以获胜。如敌军攻城，我则事先在城外埋伏一军，在城上佯作守备。待敌大军攻至城下，我守、伏兵齐发，前后夹击敌军，敌军必败。
　　其三，论述抗击强敌夜间袭击的作战原则。如果敌人乘夜攻击我左右，则应挑选我方材士强弩，以车、骑兵为左、右翼，迅速攻击敌人的前、后，既攻敌人阵外，又要攻入敌人阵内。敌军将被打乱，敌将必然因惊惶而失败。如果敌军乘夜阻截我前方，又攻击我后方，造成我三军混乱时，我则明审号令，出动勇猛斗士，使每人携带一支火炬，二人同击一鼓，探明敌人位置。部署我军或攻其外，或攻其内，佩戴暗号，互相识别，然后灭掉火炬，按约定信号，猛攻敌人。敌人必败。
　　在虎、豹两《韬》所讲的作战原则中，始终贯穿一个" 勇" 字，即" 勇斗为首".可见，《六韬》讲选将标准，把" 勇" 放在首位，不是偶然的。
　　《犬韬》十篇，分别论述了各路大军约期集中、约期会战的原则，在战场上选择打击敌人的各种时机，挑选士卒、训练军队和编制特殊战斗队伍的方法等。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它论述了车、骑、步三个兵种的特点、战力、编制和选拔车、骑战士的标准等。这也是其它先秦军事著作所没有的。它谈到三兵种的特点说：" 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 （《战车》）。战车适于在平原作战，而切忌在山地、丘陵、草泽、沟渠、毁塌积水、粘泥地带作战，那是战车的" 死地".骑兵适于配合步、车兵攻击敌先头部队，夹击敌两翼，长途奔袭，截断敌人粮道，而切忌陷入" 天井" 、" 地穴" 、大涧深谷、林木茂盛、沼泽或低湿泥泞等各种险阻地形，也不要陷入敌车、骑兵的埋伏圈，这是骑兵的"死地".步兵与车、骑兵作战，原则是" 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弩居后，更发更止" ，可以战胜强敌。如无险阻可依，则用行马、蒺藜和牛马布成" 四武冲阵" ，在营垒外挖掘宽、深各五尺的环形壕沟，名曰" 命笼".步兵带行马前进，用车辆组成营垒，以材士强弩戒备左右。
　　车兵的战斗力很强，是军中的羽翼，善于攻陷坚阵，截击强敌，切断敌败兵退路。在平地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卒八十人，骑兵十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辆战车可敌步兵四十人，骑兵六人。
　　骑兵是军中的" 伺候" ①，机动性强，善于追击敌人败兵，切断敌人粮道，袭击敌人机动部队。在平地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八人；在险阻地形作战，一骑可以敌步卒四人。车、骑兵是军中的勇武之兵。十辆战车可以战胜千人，百辆战车可以战胜万人。
　　十名骑兵可以击败百人，百名骑兵可以击败千人。
　　选拔车战之士的标准：年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起来追得上战马，可以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善于前、后、左、右周旋，能擎住战旗，拉满八石弩，向前、后、左、右射击，名曰" 武车士".选拔骑兵的标准：年在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健壮矫捷，超过常人，能在战马奔驰中射箭，善于前、后、左、右周旋，可以乘马跨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河，驰强敌，乱大众，名曰" 武骑士".车兵、骑兵属于当时的技术兵种，选拔较严格，待遇优厚，是当时列国军队中的强大打击力量。
　　当然，《六韬》与其它先秦兵书一样，也有把地形等自然物质条件理解得过于片面而看不到人的作用等缺欠，它所讲的利用" 五音" 、" 六律" 、" 望气"来侦察敌情、判断打法及城邑可否攻取等，也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则是它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
　　八、结语通过前面几章的讨论，现在我们再把本文的主要观点归纳如下：春秋和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历史阶段。春秋是中国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战国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的时期。因此，春秋战国军事史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形态的衰落和瓦解是一致的。
　　春秋时期中国奴隶制度衰落的主要标志是天子失权，诸侯坐大，" 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后又" 自大夫出".平王东迁以后，王室六军瓦解，失掉了统驭诸侯的权力。周代的军事领导体制，由一元变为多元。列国普遍扩军备战，走上了各自发展的道路，争相在兼并中扩充实力，并逐步形成了齐、楚、秦、郑等几个地方性的" 小伯".平王晚年力图振兴王室，但力不从心，未能实现这一目标。桓王继承祖父遗志，经过多年酝酿和准备，于公元前７０７年发动了繻葛之战，企图先从制服郑国入手来实现王室复兴计划。但因奴隶制度的衰落已如江河日下，不可挽回，所以桓王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王室的地位进一步下降。蛮、夷、戎、狄诸族也争相入侵中原，诸侯漫无统纪。一时之间，中原大地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这一历史阶段可以看成是春秋霸业的序幕。
　　公元前６７９年，齐桓公奋起称霸。他北伐戎狄，南抑强楚，稳定了中原形势，春秋正式进入霸政时代。所谓霸政就是中国奴隶社会" 方伯" 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齐霸衰微以后，晋、楚两强于公元前６３２年发生城濮大战。晋文公战胜楚成王，成为中原霸主。此后，晋、楚两强迭胜迭负，展开了近百年的争霸斗争。其间，楚庄王一度在邲之战中胜晋，成为春秋" 五伯" 之一。后来，晋景公与楚共王争霸，爆发晋、楚鄢陵之战。又后来，晋悼公" 三驾胜楚" ，重新为晋国赢得霸权。
　　在晋、楚争霸的斗争中，还夹杂着晋秦争霸、晋齐争霸，并爆发过著名的秦、晋崤之战和齐、晋鞍之战。
　　在长期的争霸斗争中，中原诸侯的军权普遍下移于卿大夫。列国内部国君与卿大夫以及各卿族之间矛盾日益发展，历史进入" 礼乐征伐自大夫出" 阶段。公元前５４６年，中原诸侯一致倡议" 弭兵".从此，中原列国的争霸斗争告一段落，列国普遍转入内部斗争。而地处东南的吴、越两国则乘势崛起，先后闯入中原。吴南下制越，西向击楚，获破楚入郢大功，北上伐齐，获艾陵大捷，终于在公元前４８２年诸侯的黄池大会上争得霸主地位。越王勾践曾被吴军打败，但经" 十年教训，十年生聚" ，开始强大，并趁吴北上之机，袭破吴都，于公元前４７２年消灭吴国。其后北上争霸，也争得了" 伯主" 地位。不过，吴、越二霸暴兴暴灭，已是春秋霸业的尾声。
　　在中原的大国争霸斗争中，侵入中原的蛮、夷、戎、狄诸族势力渐次被晋、齐、秦、楚等大国消灭，各族也与华夏族融合为一体了。而中原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则沿着历史的轨迹各自发展着。
　　春秋时的战争主要特点是诸侯兼并和大国争霸。这表明当时的大国，不论是晋、楚，还是秦、齐，都不具备统一中国的主客观条件。争霸战争的主要方式也是沿续传统的车、步兵结合作战，不过战争的规模则较西周时大为扩大，列国动辄出动兵车六、七百乘。
　　随着春秋时兼并和争霸战争的发展，春秋时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变化。首先，在兵役制度上，它打破了" 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 的传统，开始征召野人当兵，扩大了兵源；其次，军赋和车乘士卒的军事编制也随之变化。还出现了地方都邑（县）兵和卿大夫采邑家兵。但是，由于井田制和村社组织的存在，所以，建筑在此基础上的周代" 兵农合一" 的民兵制度却始终没有瓦解。
　　在春秋时代频繁战争的实践当中，产生了中国早期的战略思想和一系列战术原则，这使那些古老的军事原则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孙武和司马穰苴又在吸收前人优秀军事思想成果和总结春秋战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撰著了《孙子兵法》和《司马穰苴兵法》。《孙子兵法》集我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大成，是我国古代军事科学理论的奠基之作。它所提出的一系列带有普遍性的战略、战术原则，不仅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起过指导作用，在今天也仍有借鉴意义，是我们民族古代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司马法》虽产生于周代，但在战国初已亡佚很多，经齐国大夫整理，且合并了《司马穰苴兵法》而成。它保存着一些周代的军事思想和战术原则，也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军事著作。
　　公元前４５３年，赵、魏、韩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标志着春秋时代的结束，历史迈进了战国时代的大门。
　　战国作为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各种新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最终都以暴力手段，即战争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战争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社会内容。
　　战国时期的战争最初虽然仍具有春秋大国争霸的性质，如战国初魏国的争霸战争。但在战国中期，尤其是秦国崛起以后，战争的目的已由争霸转化为争取统一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模大，历时久，已从春秋时以" 结日定地" 为特点列阵而战转化为大规模的野战、围城战，军队作战的阵法与武器装备也较春秋时代大为进步。
　　战国时期军事形势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是魏国称霸时期，起于公元前４５３年三家分晋，止于公元前３５４年桂陵之战；其二，是齐、秦并霸阶段，起于公元前３５４年，止于公元前２４６年秦王政元年。这一阶段又以公元前２８４年燕破齐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齐国称霸中原，秦国开始崛起，并蚕食列国土地，中原出现了列国合纵御秦和秦国连横以斗诸侯的形势。后一时期，齐国破败，秦国势力大发展，在中原南、北、中三路败韩、魏，破楚入郢，北伐赵国，在长平大败赵军，已形成了统一天下之势；其三，秦王政统一全国时期，起于公元前２４６年秦王政即位，止于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王政统一中国。主要历史内容是秦灭六国。
　　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特点是列国的变法运动。列国的变法运动实质是一场封建化运动。在这场封建化运动中，列国的军事制度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首先，变法运动摧毁了传统的井田制与村社制，由此，以" 兵农合一" 为基础的民兵制度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普遍兵役制为基础的常备军制。随着常备军制的出现，职业化军官产生，中国的官制从此由文武不分走向将、相分职。由于战争的需要，列国在关塞要津普遍设防并修筑长城。变法运动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军权已集中于君主手中，卿大夫家兵遭到禁绝，地方兵已由国家掌握。新的军功爵制出现了。
　　传统的以" 礼" 治军为以" 法" 治军所取代，出现了完备的军事刑罚体系，它是列国君主整军经武的重要手段。在传统的车、步、水军三兵种之外，出现了骑兵。常备军制、军功爵制和新的军事法律体系已不再以奴隶制的井田制和村社制为基础，而以新的封建制的授田民与小农经济为基础了。它们促使奴隶制的军事制度像其它社会制度一样逐步转化成为新的封建制的军事制度。
　　在战国的战争实践中，诞生了一批著名将领和军事思想家。这些军事思想家以吴起、孙膑、尉缭和《六韬》的作者为代表，汇集成了灿烂的星群。《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和《六韬》在继承前人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结合战国战争的实践，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发展了《孙子》和《司马法》的战略、战术思想。其中，《吴子兵法》的" 教戒" 思想，《孙膑兵法》的阵法原则，《尉缭子》中的军事条令，《六韬》中的军事装备和车、步、骑兵种的特点、性质、战斗能力等都有各自的特点。这使它们在我国古代的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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