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4卷 清代思想史

　　本卷提要
　　本卷所叙的思想史内容，包括从清朝立国至清朝灭亡的整个清朝一代的思想史发展过程。
　　清代思想史，分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至清末三大部分。
　　清初著名思想家大都参加过抗清复明的武装斗争，坎坷的经历和时代的剧变，对他们的思想观点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造成相当的影响。清初思想博大精深，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学术大师们总结了前代思想，开启了清代学术门径，形成了古代思想史上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灿烂时代。
　　乾嘉时期盛行朴实考据之学风，训诂考证、复归汉学导致了对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思想的一次空前的整理和总结。乾嘉考据学是清代最主要的学术流派，其总体成就应当得到肯定。
　　道咸以至清末，以今文经学的复兴开其端，思想家们以阐发 微言大义 、倡言改革变法为宗旨。随着古代历史的结束，清末思想界在西学的影响下，着意寻求救国图强的思想方案，近代社会思潮风起云涌，清王朝最终走向灭亡。
　　一、清代思想概述
　　清朝的思想发展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清初、乾嘉时期、道咸以至清末。与清代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密切联系，清代思想主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和内容，从意识形态领域反映了清代各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
　　思想与思潮的演化，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会如政权更迭那样，有明确的时间标志。清代的思想和学术发展，上承晚明学术开启的路径，通过众多思想家的杰出成就而显示出博大恢弘的气象。乾嘉学派片面因袭了清初务实致用的学风，在政治压力的缝隙之中，努力填补了因理学的没落而造成的学术思想领域的真空，他们用自己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推出了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个学术流派——清代汉学。晚清学术思想以今文经学的复兴为开端，对 微言大义 的新解成为变法图强的理论依据，而挽救民族危机的紧迫感和西学的涌入，使清末的各种社会思潮成为近代早期思想史的主旋律。
　　需要说明的是，要全面完整的了解清代思想史，还需从上追溯到明末清初以至晚明、向下沿续到辛亥革命以至五四运动的思想发展脉络。特别是晚清与近代史早期在时间上有半个多世纪的重合期，对这一时期思想史的叙述断以清朝灭亡的１９１１年，显得很仓猝、不完整，这一点是应当注意的。
　　经世思潮作为挽救社会危机的思想潮流，初兴于晚明。以徐光启和复社中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他们激烈批判了空疏学风，提倡实学，讲求学以致用。
　　受经世致用思潮的直接影响，出现了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天工开物》、徐弘祖《徐霞客游记》等具体实用的专门著作，也出现了焦竑、陈第等究心于实学的学问家。此外，西方文化的不断传入，也对久为封闭的中国产生了影响。经世之学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促使思想界出现了尖锐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的言论，同时也酝酿着一种以独立思考为特征、以离经叛道为内容的崭新的思想倾向。明清之际的社会动荡，明朝灭亡的惨痛结局，使得明末清初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把亡国的原因归结为明末统治的腐败和宋明理学空言心性误国等方面。以宣传反清复明言论开其端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在清朝统治渐趋稳定之后，依旧把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和批判宋明理学作为他们思想观点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亡国之痛使他们在反思明朝何以灭亡的基础上，继承了晚明思潮的主要部分。当然，明末曾经酝酿的那种新的思想萌芽没有也不可能在新的统治秩序下继续发展了。
　　著名学者王国维曾概括清代学术思想的特点，他说： 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而道咸以来之学新。 ①有清一代，学术思想翻然几变，内容十分丰富也比较复杂，但是特征也很突出。很显然，这与不同的时代特征有着深刻的联系，强调这一点至关重要，虽然这里并没有能用更多的篇幅去详细地叙述。王国维所言，基本说出了清朝不同时期的学术思想的总体特征。
　　清初思想以博大见长。清初思想家多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和深厚的文化素养，他们总结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在批判继承前人留下的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古代哲学的最高点。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黄宗羲的社会政治思想，顾炎武的博通贯，方以智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 质测 之学，颜李学派的 实学、实习、实用 之学，傅山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万斯同的明史研究，顾祖禹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等等，均显示出了清初学术思想的博大气势。其中所贯穿的经世致用思想，与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形成鲜明对照。清初诸大家，一般都对理学进行了坚决批判。
　　王夫之指出朱熹学说与 圣人之言异 ，顾炎武强调 经学即理学 ，颜元则进一步揭露说： 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 否定了理学的正统地位。对宋明理学的批判，造成了对经学的回归。清初学者不约而同地用经学取代理学的位置。这种现象，在乾嘉时期表现为汉学的复兴，在道咸时期表现为今文经学的复兴。顾炎武所说的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的研究途径，在阎若璩、胡谓、毛奇龄等人的共同实践中，为乾嘉学派所接受。
　　①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 23.
　　顾炎武学贯经史百家，典章名物、天文地理、河漕兵书、音韵训诂无所不通。乾嘉学派直接继承了顾炎武的治学方法，这一点无庸置疑。顾炎武学术的 治道 精神却没能进一步得到发扬，这一点其实也就是乾嘉时期与清初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同之处。乾嘉考据方法，不应该被简单地视为只是文字训诂方法。乾嘉考据重怀疑、重证据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在方法论方面，都达到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高峰。朴学学风是对于宋明以来 束书不观、游谈无垠 空疏学风在实际行动上的否定，反理学的性质不言自明，深研音韵、文字、训诂之学的汉学大师戴震，以揭出理学 以理杀人 而基本上终结了理学。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是由多方面的因素组合而成的：康乾盛世造成的安定局面、政治压力使人不能涉及现实等应视为外因和近因；用经学取代已趋瓦解的理学的统治地位，对两千年积累下来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总结性的大规模研究和整理的时机的成熟等应视为内因和远因。乾嘉时代涌现出了一批一流的以考据见长的大学者，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程瑶田、王念孙、王引之、孙诒让、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焦循、阮元，等等，在学界如群星璀璨、交相辉映。他们以系统娴熟的考据学为标志，形成了中国古代继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个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遂显扬于世。正如钱大昕所言： 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 作为乾嘉考据的重要内容之一，乾嘉史学也成就斐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被誉为乾嘉史学三大家。章学诚从古代史学的发展中，提炼出了 六经皆史 、 经世致用 、 史德 、 史意 等一系列有见识的史学思想来加以阐述，在乾嘉史学中独树一帜。崔述的疑古史学对近现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乾嘉学派以其精确严密的考据方法，完成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大规模整理，为保存、研读、理解、使用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巨大贡献。
　　道咸以后，汉学考据因其盲目尊信汉儒经说，并且在方法上也失于繁琐，从而逐渐衰微。同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明显没落，社会危机严重。以龚自珍为代表，进步思想家开始批判专制统治，主张改革变法，倡言今文经学，主张学术应经世致用，抨击汉学和宋学。晚清学术思想在治今文经学与经世思潮的合流中，开始表现为新的内容和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的危机感，造成今文经学在思想领域的复兴。讲解微言大义以干预时政，发挥 公羊三世说 以提倡变法改制，又讲求兵农河漕、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成为当时流行的进步思潮。为了救国图强，魏源等人还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达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目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久已封闭的国门不得不对外打开，西学的涌入，为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倡言新学提供了条件。中国思想史步入了近代化的历程。学习西方、变法图强运动随之高涨。清末，受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伦理道德的影响，主张兴民权，传播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强烈抨击君主专制政体和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成为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内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民主革命的理论纲领，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要求。国粹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等社会思潮也同时兴起。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抵御外国侵略、实现国家振兴这一总体目标，近代学术文化思想向着更高层次和更广阔的领域继续发展，而清王朝则走向灭亡。
　　二、清初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和观点
　　清初顺、康两朝，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他们生活于明清更迭的历史大动荡时期，时代的变迁促使他们在哲学领域的广阔空间里探索、思辨、沉思和著述。清初思想界以其敏感而活跃的气氛和丰富而突出的成就，被比之于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的又一个绚丽的时代。这是由清初众多杰出的思想家们共同绘制的一幅博大精深、影响久远的思想史画卷。他们各守其学、各具特色、各有所长，本章即以思想家本人为主，分别介绍他们的思想、观点和学术成就。
　　（一）黄宗羲：杰出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学术史撰述
　　１。黄宗羲的生平、著作
　　黄宗羲（１６１０- １６９５年），字太冲，号南雷，学者尊称为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黄宗羲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这是一个 天崩地解 ①的时代，他一生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剧烈变化而跌荡起伏、历经坎坷。晚年，他自题画像时，对自己的经历这样概括道： 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 ①这也就是黄宗羲生平的大致轮廓。
　　黄宗羲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人，熹宗天启年间，因疏劾魏忠贤和客氏，死于诏狱。黄宗羲少时随父在任，耳闻目睹东林党人的斗争经过，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之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乘思宗朱由检镇压阉党之机，袖铁锥入京伸冤，亲手击杀魏忠贤的两名爪牙。时年１９岁的黄宗羲所表现出的血性和胆魄，使他成为东林子弟中的领袖人物。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年），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阉宦卷土重来，黄宗羲与复社名士１４０余人联名所作的《留都防乱公揭》，揭露了他们的罪恶。南明小朝廷建立后，马、阮对东林、复社进行了残酷镇压，黄宗羲在清军南下逼近南京的混乱状态下，侥幸脱身，亡命日本。这就是黄宗羲所谓 初锢之为党人 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黄宗羲没有写出有价值的著作，他的主要精力用于与权阉的政治斗争方面，但是他所经历和体验到的一切，为以后的著述提供了条件。
　　继指之为游侠 ，指的是黄宗羲参加抗清活动的近１０年时间的经历。
　　他与两个弟弟 纠合黄竹浦子弟数百人，随诸军于江上，江上人呼之曰' 世忠营'. ②失败后，遁入四明山塞，逃避清兵追捕。后又随明鲁王政权从事匡复活动，一度飘泊海上，每天与吴钟峦等人正襟讲学。面对茫茫海天，联想起国破家亡的处境，黄宗羲在《思旧录》中写道： 觞余于鲸背之上，落日狂涛，凄然相对，但觉从古兴亡，交集此时，何处容腐儒道得一句。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鲁王去监国号，眼看大局已定，复国无望，他开始转而专事著述讲学。在这一阶段，黄宗羲在动荡的环境中没有条件从事著述，著作仍然不多。然而亡国的惨痛结局，对于他的思想影响至深。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①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首《自题画像》。
　　②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黄宗羲携老母回到乡里，集中精力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著述生涯。他幼年读书即不守章句，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了二十一史。青年时为父伸冤，归浙后师从刘宗周，成为其门下著名弟子。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他重开由他老师刘宗周创办的已中断了２０余年的 证人书院.黄宗羲的讲学造成了很大影响，也取得了很大成功。学风所至，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他用了近１０年的时间，完成了《明夷待访录》一书的著述。
　　黄宗羲的后半生勤奋著述，他撰写和编纂了近二千万字的著作。除《明夷待访录》外，重要的还有《孟子师说》、《葬制或问》、《破邪论》、《思旧录》、《易学象数论》以及第一部学案体的学术史专著《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黄宗羲生前未完成全书，后由全祖望和黄百家完成）。编定了《明文案》、《明文海》、《明文授读》。还数次整理自己的著作，勘定《南雷文案》，又删成《南雷文定》、《南雷文约》。
　　２。黄宗羲的哲学思想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显得晦暗生涩，或者说，他并未建立起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因此，我们只能就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倾向作一初步和粗线条的叙述。
　　黄宗羲晚年潜心于史学、理学和经学的研究。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对于理学的反省和批判方面。特点是从经世的立场出发，否定明末以来学术思想上流行的空疏学风。黄宗羲对理学的空疏学风感到痛心疾首。他说：尝谓学问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为径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之苑为词章，惜儒森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愈巧乎①？
　　这里的 逃之者愈巧 ，指的是理学和心学都不能解决现实生活问题，都与 天崩地解 的社会实际脱节。
　　他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科举制度下的士大夫们以《四书集注》和《性理大全》作为衡量古今学术和臧否人物的唯一标准的做法。他认为即使自己的见解与经传不符，亦无关宏旨，不要为世俗所屈。
　　黄宗羲的哲学思想在自然观上继承其师刘宗周的 理依于气 的观点。
　　认为气的运动变化形成四季循环和万物兴衰，气是宇宙存在的根本形态。如 盈天地皆气也 ②， 天地之间只有一气 ③， 天以气化流行而生人、物，纯是一团和气 ④。这些说法承袭于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等人，很多处在文字上也基本一致。
　　在理与气的关系上，黄宗羲坚持以气为本、理是气的理的观点。明初学者薛瑄曾借日光与飞鸟为例，把理比作日光，把气比作飞鸟，认为：飞鸟载日光而飞行，故理气无先后可言，但日光并不与鸟同往俱灭，故气有聚散，理无聚散。薛瑄的观点在表面上认为理气统一无先后，实质上是说理为永恒、为主导；气则处于服从地位。黄宗羲则认为： 盖以大德敦化者言之，气无穷尽，理无究尽。不特理无聚散，气亦无聚散也。以小德川流者言之，日新不已，不以已往之气为方来之气，亦不以已往之理为方来之理。不特气有聚散，理亦有聚散也。 ①不仅指出鸟与日光不俱有、不俱无、 不可为喻 的逻辑错误，还从本质上指出气与理同样处于守恒状态，不存在谁有聚散的问题；然而从具体事物来看，则是理气都处于日新不已的变动状态，同样不存在无聚散的问题。
　　①　　 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②　　 《明儒学案？蕺山学案》。
　　③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
　　④　　 《孟子师说？人之所以异章》。
　　黄宗羲还批判了曹端分析朱熹人马之喻而指出的 理叹气 说。指出，理与气作为概念，不能与客观实在相混淆， 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 ②
　　３。《明夷待访录》的社会政治思想
　　《明夷待访寻》是黄宗羲从事著述生活阶段的前期著作。此时的黄宗羲目睹了明朝的种种腐败现象和黑暗统治，又刚刚从抗清复明的斗争活动中返回乡里隐居著述，时事的剧变和无望的抗争已经使他认清了大局无法改变这个现实，他所能做到的就是对此进行一番深刻的思考。 明夷 二字源于《周易》封名，卦辞是 利艰贞 ，《彖传》释为 晦其明也，内难而正其志，箕子以之 ，意思是贤人处于艰难之境而志气不衰。黄宗羲如同一个刚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人一样，失败后的愤懑心态促使他要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憧憬付之于书，以待后之来访者。
　　全书由２１篇单篇论文汇集而成。在编排上可以看出是以若干专题为系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论述内容包括中央政制、地方机制、教育、田制、兵制、财经、阉宦等，对于持续几千年的中国专制政体的方方面面作了剖析和批判。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４篇，组成了《明夷待访录》的第一部分。讨论的是君民关系、君臣关系、中央政制、封建议政等问题。
　　这也是黄宗羲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部分。
　　天下为主，君为客 ，是这部分内容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它有别于儒家的 民贵君轻 的说法。他把朝代与天下区别开来，认为朝代兴亡与天下治乱并无关系，既然是 天下为主，君为客 ，那么，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 ①。在这里，黄宗羲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大胆的疑问，这在传统的正宗儒家思想中是破天荒的。他说： 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自得自私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②黄宗羲反对君臣关系就是 君为臣纲 的关系，他认定臣不是君之臣，不能 私其一人一姓 ， 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 ③。黄宗羲理想中的 君臣 关系，应该是共同负担人民公共 利害 的分工关系。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 ④因此，天下大事，天子、大臣共同议定。指出在同样致力于天下万民忧乐的前提下，君臣二者 名异而实同.这里透出一点君臣平等的意思。
　　①　　 《明儒学案？河东学案》。
　　②　　 《明儒学案？诸儒学案》。
　　①　　 《原臣》。
　　②　　 《原君》。
　　黄宗羲探索了维护皇权的专制社会中的法律问题。他认为实行中的法制是非法之法 ，其特点是 藏天下于筐箧 ， 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 ①清楚地揭示出其虚伪的实质，也得出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 的结论。那么好的法制应该是什么？黄宗羲谓之 无法之法 ，具体的内容由于缺乏历史实践，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是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学校》、《取士上》、《取士下》３篇，组成了《明夷待访录》的第二部分。讨论的是文化教育、擢拔人才、取士制度等问题。学校取士制度与作官为臣是直接相联的，搞好这一环节，就可以实现黄宗羲所希望的君臣关系和起到限制君主权力的作用，因此与上个部分有着内在联系。
　　黄宗羲认为学校不仅是为养士而设的教育机关，更重要的是要起到议政的政治作用。他说：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
　　盖使朝廷之上，闾■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②。用今天的话说，学校要成为一种议政机构，主持公是公非，对政府乃至天子施行一种监察权，似相当于今天的议会。他赞扬汉宋太学生的政治运动，并激进地认为学校士子对地方官吏可以 哗而退之.这反映了明末东林党、复社中人的政治要求。
　　黄宗羲揭露了明朝取士制度的弊端。明末崇祯帝已觉察了科举难得人才，于是设立了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等名目，意在擢拔人才。但是，黄宗羲认为这些名目 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 ①。对此，黄宗羲也没有能够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他所提出的几点具体建议，理论意义不大，仅在扩大科目和重视实学实行上有些新意。
　　黄宗羲还提出了田租和土地制度、兵制、财政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
　　他所提出的对策较之对于学校，对于君权的论述也略为逊色。
　　③　　 《原臣》。
　　④　　 《置相》。
　　①　　 《原法》。
　　②　　 《学校》。
　　①　　 《取士》。
　　书的最后论胥吏、论阉宦，文字不多，属前论之余韵，是黄宗羲对造成政治混乱腐败等关键性问题的再次强调。他说：阉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阉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司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阉宦奉行之员而已②。
　　他父亲身为东林党人，在与阉党的交锋中遇害；他本人身为复社中的重要成员，在打击阉宦的运动中险遭不测。切身的体验，使黄宗羲对此问题认识得非常深刻，这段文字包含着血与泪、国破与家亡的沉痛教训。
　　《明夷待访录》的篇幅不大，仅１卷，约３万字。这部书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体的腐朽，在中国政治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因种种历史条件的局限，这部书在当时并未造成太大影响，顾炎武是有数的几个知音者之一，他在给黄宗羲的信中说： 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 ①又说： 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先生者十之六七。 该书在清初流传不广，除了与被清廷列为禁书有直接关系外，大概也应了顾炎武的话： 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 ②《明夷待访录》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是在清末变法维新运动之时。为了配合变法维新运动，这部书被大量秘密印发、传播。梁启超说这部书 对于三千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在三十年前——我们当学生时代，实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而最深。 ③又说： 此书乾隆年间入禁书类，光绪间我们一班朋友曾私印许多送人，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 ④另一位戊戌变法运动中的著名人物谭嗣同说： 君统盛而唐虞后无可观之政矣，孔教亡而三代下无可读之书矣。乃若区玉检于尘编，拾火齐于瓦砾，以冀万一有当于孔教者，则黄梨洲《明夷待访录》，其庶几乎。 ⑤清末的维新人士将《明夷待访录》作为理论武器，鼓吹和阐发书中的民本和民权意识，鼓舞年青人献身于变法运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根据古代天子禅让的传说，指斥后世君主把天下做为 一人一姓 的私有物，大胆抨击了君主专制政体，表现出了一定的民本色彩，其社会政治思想也达到了中国古代的高峰。这一切均表明，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联系到《明夷待访录》在清末维新运动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经过上世纪末及本世纪以来研究者对该书思想的深入发掘，对黄宗羲及其著作的评价在总体上是比较高的。如，称该书为中国古代启蒙思潮的代表；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精神；将其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相比较，得出早于卢梭著作成书时代一百年的中国古代亦有宣扬民权民约的思想家的结论；黄宗羲是清初民本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等等。同时，对于黄宗羲及其在《明夷待访录》中反映出的政治思想的评价也存在很大的分歧。对此，我们不想过多涉及，只想简单地提出两点。第一，对于黄宗羲这样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和评价，应当实事求是地将他放回他所生活的具体的历史时代中去，不要用后人的眼光和标准孤立地放大他思想中的某些有价值的方面而置其他方面于不顾。黄宗羲对于古代专制政治的腐朽和黑暗揭露得十分深刻，批判得非常尖锐。但是他并未达到彻底否定专制制度以求得民主和平等的思想高度。事实上，黄宗羲所追求的政治理想是以 三代 时所谓天子禅让等传说为模式的，他的政治主张源于孟子的君臣对等和合作共事的思想，明朝中后期的社会变化、东林党人的清议运动、明朝覆亡的痛苦感和幻灭感等复杂的因素促使他写成了《明夷待访录》，其社会政治思想达到了他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离开了这样的客观条件去评价黄宗羲的思想，特别是以西方启蒙运动及卢梭的著作为参照系去比较研究，应该格外慎重地下结论。第二，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对于评价明末清初时代的黄宗羲及其著作，至少不应看成是完完全全的一回事，清末维新人士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古人的思想或著作作为激发人们理解和献身于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工具，这在更大的意义上是现实政治的需要。《明夷待访录》在清末产生巨大影响，应该认为是梁启超、谭嗣同们利用书中的某些有适用于现实的理论观点大肆阐发和宣扬，从而产生某种轰动效应的结果。《明夷待访录》固然是黄宗羲所著，其反抗专制政治的思想固然就在《明夷待访录》之中，但是在清末被人们传阅利用的时候，已经明显印上了新的时代烙印。该书在清末产生的影响和体现的价值，可以是评价二百多年前黄宗羲及其著作的一条根据，但并非是主要的根据。黄宗羲著述此书的时候有着当时特定的时代特征和相应内容，清末维新人士利用该书的时候又有着新的时代特征和相应内容。而评价黄宗羲和《明夷待访录》，更重要的是从黄宗羲本人的时代和该书的全部内容入手。
　　②　　 《阉宦上》。
　　①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佚》。
　　②　　 顾炎武：《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佚》。
　　③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④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⑤　　 谭嗣同：《仁学》。
　　４。《明儒学案》：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史撰述
　　黄宗羲晚年潜心于经学和史学研究。在史学方面，编纂了《明史案》、《明文海》等书。《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术史专著，是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一部史学著述。
　　中国古代学者很早就提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方法。《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班固《汉书？艺文志》、刘向《叙录》，以及《隋书？经籍志》、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和正史中一些水平较高的《儒林传》等，都可以看作是某一方面的学术史。但是这些著述的目的并不明确，且多不成系统。朱熹的《伊洛渊源录》较多涉及到了思想学术史，但该书 立论以传道，非以传学，而其编纂之法，亦甚简略 ①。
　　黄宗羲继承了前人在学术史撰述上的成绩。《明儒学案》发凡起例，明确著书宗旨，将反映明代学术思想的各个学派条分缕析，讨论学术源流，展示思潮的变化趋向，较为全面客观地反映了明代学术思想的风貌。这部书无论在体裁体例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具有集大成的意义，称得上是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学术史撰述。
　　《明儒学案》卷首列《师说》一篇，载刘宗周对于明代学术思想的有关评价。正文６２卷，共１９个学案，涉及明代学者二百余人。
　　①　　 谢国桢：《黄梨洲学谱》。
　　明代初期９卷。以《崇仁学案》和《河东学案》为首，皆为程朱之学（吴与弼、薛瑄等）。继之《白沙学案》，以陈献章为主，为陆王一派。《三原学案》虽出河东薛氏，又不尽相同，是其 别派.明代中期，王守仁继承南宋陆九渊的学说，通过讲学活动，形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潮。《明儒学案》以大量篇幅专述王学，首立《姚江学案》，记叙了这一学派的创始人王守仁的学术思想。以下依次分立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各学案。又立《止修学案》、《泰州学案》、《甘泉学案》，他们虽出于王学，但各有其不同宗旨，已不同于王学，以示区别。
　　《诸儒学案》是为那些学无师承、自成一家之言者而立，共１５卷。明代末期，东林书院学派一改空疏的学风，以注重时政为学术宗旨；在蕺山地方讲学的大儒刘宗周，则力图修正王学之弊。黄宗羲立 东林 、 蕺山 两学案。
　　东林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蕺山派仅刘宗周一人。
　　在每个学派之前，黄宗羲写有小序１篇和各学者的小传，简单介绍其生平经历、著作思想及学术传授统系。然后载录学者的著作或语录选辑，间或插入己见。
　　由此可见，《明儒学案》较为清晰、全面地体现了明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明儒学案》之所以成为一部重要的学术史著作，还在于它反映了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
　　第一，会学术异同，戒门户之见。黄宗羲指出： 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 ①诸多的学术派别及思想，往往相反相乘，因此不可以一家之言断案，而要采取居中持平的态度，力戒党同优异的门户之见。尤其要注意不同之处， 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明儒学案》没有对任何学派刻意褒贬。对于那些 特起者，后之学者不甚著名 的 诸儒 ，更为之立了《诸儒学案》。黄宗羲师承刘宗周，学术渊源为王学，他尊王但并不贬朱，追求评价学术是非的 公道 、 公学.第二，贵自得之学，求学术精神。黄宗羲提倡学术上的创新，只有 自用得着者 ，才是真学问，反对缺乏独立思考的平庸见解。既求自得之学，就要在学术史著作中，紧紧抓住被研究者的学术宗旨。他说： 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 ①《明儒学案》无论是在内容编排上，还是在对明代学术的总体把握上，都较好地做到了明宗旨的要求。其中对许多学派及学者的学术思想分析和学术宗旨的评判，都非常精彩中的，体现了黄宗羲的学问精神。
　　《明儒学案》作为全面评价介绍明代学术的史著，在内容上也还存在着一些缺欠。不可否认的一点是，在材料编排和对于学术人物、学派的论述时，仍难免流露出一些学派性的偏颇。此外，这部著作也还遗漏了一些比较重要的学者，如明代初期的宋濂，明代中期的李贽，明代后期的吴悌等人。尤其是思想家李贽，他属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的门生，承袭心斋之学，黄宗羲只是在《浙中王门学案四》的徐用检小传中和《泰州学案四》的耿定向小传中以及焦竑小传中，提到了李贽的名字，而没有给他单立学案，以李贽所取得的成就，这样处理，在《明儒学案》中是不妥的。
　　①　　 《明儒学案？凡例》。
　　《明儒学案》成书后，年近７０岁的黄宗羲犹发凡起例，续纂《宋元学案》，仅写成１７卷而殁。此书由他的儿子黄百家及全祖望最后完成。
　　仅从史书体裁上而言，在黄宗羲之前，虽有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但都不能算作是成熟之作，存在很多缺陷。《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出现，开创了学案体这一新的史书体裁。此后，又陆续出现了多种学案体的著述。
　　（二）顾炎武：务实学风的倡导者和经世思想
　　１。顾炎武的生平
　　顾炎武（１６１３- １６８２年），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因顾炎武的家乡有南朝大画家顾野王所居住的亭林镇）。江苏昆山人。
　　顾炎武的家族是江东有名的四大富户之一。他的高、曾祖父世为明朝高官。至其父辈时，家道中落。他的嗣祖父顾绍芾是一位对历史和地理颇有研究的学者，又长期阅读官方报纸《邸报》，关心时政，发表言论，对顾炎武的启发很大。另一位对顾炎武一生的为人和品德有影响的人是他的嗣母王贞孝。这是一位有教养学识的妇女，抱顾炎武为嗣子，爱如己生，数十年相依为命。昆山沦陷于清兵之手后，她感亡国之痛，绝食半月而亡。
　　顾炎武从小因天花症造成左眼略有斜视。１４岁时取得诸生（即秀才）资格，同年与同乡好友归庄参加 复社.以后至２７岁，他角逐科场失意，加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如火如荼之势，使他毅然弃绝帖括之学， 退而读书 ， 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 ①，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的新的追求。
　　清军攻陷北京，李自成败走，福王政权在南京建立。顾炎武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这位南明皇帝身上。但未及１年，腐败的福王政权就被清军攻灭，而被荐为南京兵部司务的顾炎武此时还没有来得及到任。他又参加了苏州、昆山等地的武装抗清斗争，均遭惨败。顾炎武的两个弟弟在昆山陷落时被杀，生母在乱军中被砍断右臂。残酷的现实，迫使顾炎武改变了自己的行动方式，他扮作商贾，在以后的十几年时间里（１６４５- １６５６年）往来于长江下游的江南江北一带，联系一些爱国志士，纵论古今，砥砺气节， 悲深宗社墟，勇画澄清计 ①。也正是这段经历，使他渐生以游为隐之意。
　　顺治十二年（１６５５年），顾炎武的家仆陆恩勾结同里豪绅叶方恒，欲告发顾炎武与海上抗清组织有联系。顾炎武觉察后，赶回昆山，将陆恩投入水中淹死。叶方恒与陆的女婿贿通地方官，几将顾炎武置于死地，幸亏归庄等人从中斡旋，方得脱身。陆恩之狱，客观上直接导致了顾炎武的弃家北游。
　　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顾炎武拜谒过明孝陵，又返回昆山告别亲友，离家北去，开始了他后半生整整２５年的游居生活。他说： 于此之时，其随世以就功名者，固不足道，而亦岂无一二少知自好之士，然且改行于中道，而失身于暮年，于是士之求其友也益难。而或一方不可得，则求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概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苛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我者，从而追慕之。 ②他先往返于河北、北京、山东一带，以后又扩至河南、山西、陕西各地。
　　除了交往一批学有所长的人士之外，还在各地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作实地的历史、地理考察，进行着勤奋的学术研究。他 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
　　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 ①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年过半百的顾炎武换乘两匹马，后随两匹驮书的骡子，在数十年的时间里，颠簸于游历途中的情景。顾炎武的毅力是超人的，他行了万里路，亦读了万卷书，取得了巨大的学术研究成就，成为一代学术宗师。
　　①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序》。
　　①　　 《亭林诗集》卷四《哭归高士》。
　　②　　 顾炎武：《广宋遗民录序》，《亭林文集》卷二。
　　康熙七年（１６６８年），山东莱州诗狱祸及顾炎武，他不想连累他人，到济南投案，身陷囹圄半年时间。出狱后的十几年中，他继续频频往来于山东、山西、河北、北京之间， 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榛，伐颓垣，畚朽址②，作了很多金石考古工作。
　　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清廷为笼络海内名儒，开博学鸿辞科。次年诏修《明史》。顾炎武均拒不就见。已为高官的顾炎武的两个外甥徐乾学和徐元文在昆山老家建造庭园，请住在陕西华阴的顾炎武南归养老，他也加以拒绝。
　　康熙二十年八月，顾炎武自华阴去曲沃，不幸途中染疾。次年一月，在曲沃溘然长逝，享年７０岁。
　　２。宏富的学术成就和笃实致用的治学风格
　　顾炎武一生著述宏富，今天可以见到并可确认为系顾炎武所作的，约有５０余种。其中包括小学（即语言语音文字学）、史学和经学等方面。
　　《天下郡国利病书》是顾炎武的早期著述，他很早曾立志撰定 舆地之记和 利病之书 各一部。此书即为 利病之书 ，另有一部《肇域志》为 舆地之书.两书卷帙浩繁，是顾炎武所搜集的经济、舆地等方面的资料汇编。两书虽系长编而未定稿，但对于研究明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经济、方志、舆地诸学极有参考价值。《天下郡国利病书》分舆地山川总论，两京及十三布政司分述、边备、河套、西域、交趾、海外诸蕃入贡互市。叙述天下山川形势和生民利病，从史书、方志、文集、公文奏章中纂集出有关资料，重点在兵防、赋役、水利等关系到国计民生最基本问题的诸方面，其中对江南、山东、山西、陕西部分的记述尤为精采、详细。《肇域志》也是关于历史地理学的一部著作，只是原书已残缺，难观旧貌。
　　在他的文集中，有《钱粮论》、《郡县论》、《生员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等７篇文论，这些文论大约作成于明朝灭亡前后，是他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政治制度、军事制度、财政和选举的切中时弊的专门论述，反映了顾炎武经世之学的几个方面。
　　《音学五书》３８卷，是顾炎武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他历经３０余年的艰苦力学，至晚年此书方雕版问世。这是一部关于音韵学的著作，属 小学 范围。全书由《音论》、《诗本音》、《易音》、《唐韵正》、《古音表》５个部分组成。他认为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①《音韵五书》在音韵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使音韵小学研究从经学的附庸发展成为在清代乃至近代的一门显学。
　　顾炎武的代表作是《日知录》。他读书时勤于札记，将心得写成条文，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于其中，经数十年的积累和不断地增补、修订，至其晚年终于完成了这部札记式的著作。《日知录》３２卷，共有一千余条。顾炎武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将其内容划分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８类。内容广泛，考证精详，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①　　 顾炎武：《与潘次耕书》，《亭林文集》卷六。
　　②　　 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序》，《亭林文集》卷二。
　　①　　 《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
　　顾炎武曾收集２０００册明代资料辑成《明季实录》、《皇明修文备史》，可惜毁于庄廷■史狱。其他重要著述还有《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史事》、《金石文字记》、《左传杜解补正》、《菰中随笔》等。
　　从以上对顾炎武学术成就的简单介绍可以看出，顾炎武是位笃实的学者，他治学严谨，恪守崇实致用的学风，凭借锲而不舍的顽强精神和高度的学术责任感，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代学人。
　　明代的空疏学风为许多有识之士所厌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到了晚明前后，已经出现了一股崇尚实学的潮流。譬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著作，都是一改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 恶劣风气的务实之作。学术研究方面，焦竑的《国史经籍志》通过扎实的训诂考据，在版本目录学方面作出了贡献。陈篇的《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等书，开研究古音学之先河。顾炎武的治学特征，与明季先行者们的努力有着承递关系。顾炎武的学术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他所取得的成就也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这样理解，可能会更加全面。
　　顾炎武的治学风格有突出的两点，这就是讲求实学和学以致用。这是两个有联系的概念：学不务实，根本谈不上学以致用；学不致用，则讲求实学也成空谈。
　　从《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到《日知录》，从经学到史学，顾炎武的学术实践充满了求实的精神，他作学问以讲求实际为出发点。他的后半生奔波在北方，考察山川河流，拜记同道师友，搜求典籍图书，在实际考察的过程中研究他认为切实有用的学问。 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①这样的为学方法，使他 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潘耒《日知录序》）顾炎武自己曾明确表示： 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②在经学的研究上，对于前人的结论，顾炎武从不盲目听信。如对《尚书》持 信古而阙疑 的原则，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故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③在《周易》研究中，他批评陈抟、邵雍的《易》是 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④对《春秋》的研究成果，除在《日知录》有所反映外，还专门写了《左传杜解补正》。顾炎武没有纠缠于经今、古文学的分歧之中，而是博采三家之长。还特意对前人所不屑的唐代啖助的《春秋》研究加以赞许，认为是 卓越三家，多有独得 ⑤。顾炎武的《春秋》研究被后人评价为 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 ⑥。
　　①　　 全祖望：《顾亭先生神道表》，《鲒琦亭文集》卷十二。
　　②　　 《与人书（三）》，《亭林文集》卷四。
　　③　　 《丰熙伪尚书》，《日知录》卷二。
　　④　　 《孔子论易》，《日知录》卷四。
　　在史学研究上，顾炎武同样贯穿着求实精神。顾炎武通贯古今，多结合近世国情，论史谈政。如论述古今度量衡， 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 ①。又如论国家财用，揭露明朝搜刮民财， 外库之虚、民力之匮 ，由来以久，以至于灭亡②。他强调古代史家 据事直书 的优良传统，视此为万世作史之准绳.对于明史的研究，他非常重视《邸报》和《明实录》的史料价值。仅就《日知录》所涉及到的明代史事，他也力求作到 所谭兴革之故，须俟阅完《实录》，并崇祯《邸报》一看，然后古今之事，始大备而无憾也 ③。
　　学以致用，这就是被后人普遍肯定的顾炎武学术的经世之学。
　　顾炎武研究古音学，就在于他痛感古音学的沉沦造成后人对古书 率臆径改，不复言某旧为某，则古人之音亡而文亦亡，此尤可叹者也.④他提出理解古代典籍应按字音→字义→文义的顺序来理解。这样，古音便成为首要问题。他经过３０余年对古音学的潜心研究，终于完成《音学五书》，取得了富有创见性的成果，成为无可争辩的清代音韵学的开山宗师。
　　《日知录》是集顾炎武平生学术研究所得的集大成之作，他本人称 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⑤。这部被他如此看重，并且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的巨著，也是一部务实和致用之学的代表作。顾炎武说： 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 ⑥《日知录》以考据为主，但其中心在于治道，它讲经术和博闻的内容，也多与治道有关，直接关系到经世致用之学。他又说： 向者《日知录》之刻，谬承许可，比来学业稍进，亦多刊改。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诒于后王。 ①《日知录》上下纵横，涉猎极广，目的是 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 ②。 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 ③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了上述诸条，目的在于说明顾炎武实学的经世目的。他是一位考据巨匠，这种治学方式被以后的乾嘉学者继承下来而蔚为大观，然而在性质上，两者却不能同日而语。顾炎武以经世为目的的考据显示一种勃勃生命力，一种锲而不舍地追求学术上的更高意义的努力。他所标榜的 博学于文，行已有耻 的特殊意义即在其中。所谓 博学于文 ，指的是要掌握一切致用的人文社会知识；所谓 行己有耻 ，指的是要以对自己对天下负责的态度，把 有耻 贯彻到日常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强调治好古经文的务实之学，做讲求廉耻的有本之人，就是顾炎武学风的出发点。
　　⑤　　 《丰熙伪尚书》，《日知录》卷二。
　　⑥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春秋类四》。
　　①　　 《权量》，《日知录》卷十一。
　　②　　 《财用》，《日知录》卷十二。
　　③　　 《答公肃甥》，《蒋山佣残稿》卷一。
　　④　　 《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　　 《与友人论门人书》，《亭林文集》卷三。
　　⑥　　 《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卷四。
　　①　　 《与杨雪臣》，《亭林文集》卷六。
　　②　　 《初刻日知录自序》，《亭林文集》卷二。
　　③　　 《与人书八》，《亭林文集》卷四。
　　３。对理学的批判： 经学即理学
　　顾炎武笃实致用的治学风格，使他的学术研究十分注重社会价值，这直接导致了他对于已趋没落的宋明理学的批判态度。
　　顾炎武是从总结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的历史角度来批判理学的。他将理学比之于导致祸乱的魏晋清谈，认为：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复，宗社丘墟①。
　　正是 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 的理学，导致了 神州荡复，宗社丘墟 ，顾炎武对这种 空谈误国 的学说予以否定。
　　在此基础上，顾炎武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也与理学有些不同。
　　但是他并未系统地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他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对史学、经学、小学以及对社会政治制度问题的探讨上。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尤其是在他的代表作《日知录》中，看到他的很多哲学思想，只是比较零散。
　　有些内容，因上述原因，在理论思维的深度方面略有欠缺。
　　在宇宙观方面，顾炎武倾向于张载的 太虚即气 的观点。他说： 张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 ②他还进一步引邵宝《简端录》说： 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昧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聚者，其说也仙。③从而否定了程朱理学以理和陆王心学以心为宇宙本体的基本观点，并得出 盈天地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 ④的认识。
　　他反对宋明理学家的心性之学，指出他们穷究心、性，而置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达德（指智、仁、勇）、九经（指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三重于不顾，没有实际有用的学问。当然，这里顾炎武也局限于传统儒学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范围内。
　　理学家争论不休的 格物致知 说，顾炎武也作了合理解释。他强调 致知在格物.他说： 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①虽然把儒家的伦理关系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看作是物，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用意在于反对程朱理学的释 格物 为 穷理 和陆王心学的释 格物 为正心 的结论。
　　①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②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③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④　　 《游魂为变》，《日知录》卷一。
　　①　　 《致知》，《日知录》卷六。
　　顾炎武明确抨击陆王之学，同时也指斥程朱理学是 神学也.他主张用经学否定理学，提出：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而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 ②在致友人施闰章的书札中，他说：理学之传，自是君家弓冶。然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
　　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 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 《论语》，圣人之语录也。 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③。
　　顾炎武在这里越过他所批判的理学，向纵深方向发掘出理学的源流在于经学，认为古之经学经过释、道二家的渗入而禅化，最终演成义理之学。学者抛开儒学经典而潜心于理学家的 语录之书 ，这是学不知本。因此，他强调 鄙俗学而求《六经》 ，号召人们去 务本原之学.顾炎武的主张以及他毕生所致力于实学 的努力，与出现于晚明、畅行于明末清初的 通经学古 、 经世致用的新思潮相契合，并由此影响了清代的学风和治学方法。虽然清代学人在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不得不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脱离开来，但是他们在博稽经史的氛围中所从事的朴实的考经证史的治学特征，则大大有别于宋明理学的空疏务虚的路子，而这一点，顾炎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４。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
　　顾炎武的社会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对君权的怀疑态度上，他读过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之后，对其中的许多观点深表赞同，对该书也推崇备至。
　　他自己在《日知录》中写有《君》条（卷二十四），说明 君 在古代属上下之通称，天子称君，人臣、诸侯、卿大夫以及府主、家主、父、舅等都可以称为君。对于帝王君主，他认为：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 ①反对 独治 ，主张 众治.他进而提出了 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的命题。正如他所言：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①。
　　经过了两千年的专制统治，特别是目睹了明朝腐朽的专制统治而终致灭亡的结局，明末清初之际的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大都在思考君权问题，顾炎武也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他在 权乃归之天子 、 天子之权乃益尊 的限定条件下，提出了 以天子之权寄之天下之人 的主张，仍然是十分有价值的。
　　针对官僚制度的种种弊端，顾炎武指出： 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世之材出。 ②生员是一个经科举考试之后而形成的准官僚群，他们大多毫无才干，却享受种种免役特权，与官僚、胥吏勾结在一起，成为社会公害。顾炎武提出了改革生员制的主张，限制生员数量，选拔真正的有才之士来充任官吏。
　　②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鲒琦亭集》。
　　③　　 《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①　　 《爱百姓故刑罚中》，《日知录》卷六。
　　①　　 《守令》，《日知录》卷七。
　　他还强调 清议 的必要。孔子言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顾炎武据此提出： 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故盘庚之诰曰' 无或敢伏小人之攸藏？' 而国有大疑，卜诸庶民之从逆。子产不毁乡校，汉文止辇受言，皆以此也。 ③这段议论与黄宗羲的《学校》一文相比，颇有相合之处。顾炎武十分重视社会风俗和社会风气，他在《日知录》中用了约一卷的篇幅，详细考察历代风俗的演变，反对周末那种 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的社会风俗，赞赏东汉允许士大夫阶层谈论政事的风气，认为宋代的兴亡就是基于这种自由议论的存亡而存亡的。顾炎武所谓风俗，涉及道德、人才、家庭、吏风、迷信等许多方面。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 清议.他说： 小雅废而中国征，风俗衰而叛乱作。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可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牟。 ①顾炎武的后半生游历于江北的中原大地，陆续写成了大量的诗文杂著和他的代表作《日知录》。在游历过程中，除了到各地进行实地查勘、饱览群籍之外，还访见了许多在当时学行皆有名望的人物，如刘孔怀、傅山、张尔歧、李因笃、王宏撰、李顒、孙奇逢、屈大均等人。与这些人的交往对于顾炎武的思想必然会产生影响。顾炎武的游学生涯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明末名儒大多在清初隐居不仕，或著书立说，或设坛讲学，或赋闲养老，唯有顾炎武长年远离家乡四处奔波。尤其是到了晚年，他反复强调 华裔之防 、 夷夏之防 ，民族意识更为强烈。提出： 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而犹不乱华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②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顾炎武犹宣扬 严夷夏之防 ，我们不应一概地否定，而应认为是他晚年经世致用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即使是在清朝统治者已经坐稳了江山之时，顾炎武仍然在《钱粮论》中论及赋税强征银两造成 生民之困 ，仍然对米价做调查，仍然向地方官建议征粮贮存以解来年之饥。因此，暮年顾炎武的所想所为，已经难以简单地理解为是为反清复明做准备。他可以恪守 不仕异代 之训，对清廷的征召誓死拒绝，但是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深切关注，使他难以消极避世。顾炎武的学术和行事，表现出了一位伟大学者的宽广的情怀、不懈的追求和高远的境界。
　　②　　 《生员论》，《亭林文集》卷一。
　　③　　 《直言》，《日知录》卷十九。
　　①　　 《清议》，《日知录》卷十三。
　　②　　 《管仲不死子纠》，《日知录》卷七。
　　（三）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
　　１。王夫之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王夫之（１６１９- １６９２年），字而农，号姜斋，晚年隐居于湘西蒸左的石船山麓，学者尊称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
　　王夫之的先世为扬州高邮人，明朝初年迁至衡阳。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是一位通经博古的文人，尤深于 春秋学.但是他的家庭并不富裕，只得清苦度日。
　　少年时的王夫之 颖悟过人 ①，４岁从长兄介之读书，７岁读完十三经，１４岁考中秀才，１６岁致力于四声音韵之学，凡《诗经》、《离骚》、《汉魏乐府》，以及晋、宋、齐、梁、陈和唐人的诗集都在他的研读范围之内， 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 ②。他还 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 ③。
　　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年）、九年和十二年，王夫之与他的两个哥哥介之、参之三次到武昌应乡试，他均未中举。直到崇祯十五年（１６４２年），２４岁的王夫之以 春秋魁 （《春秋》一门考第一）的成绩中了第五名举人。同年１１月，他与大哥奉父命北上，经南昌去北京等待会试。到了南昌后，得知北上路途阻梗不通，朝廷又将会试改在第二年八月举行，他们只得返回家乡。
　　这个时期，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声势大震，满清贵族也已控制了关北辽东的重要地区，明王朝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王夫之回乡不久，衡阳即被张献忠的部队占领。王夫之走避深山，不与起义军合作。义军逮捕王朝聘，以王夫之兄弟参加义军为释放其父的条件。王夫之竟 残毁支体 ①，以自残的方式拒绝合作。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亡。王夫之闻讯作《悲愤诗》一百韵，表达他对明朝覆灭的哀思。
　　清军入关南下之后，王夫之投身于抗清复明的活动中。他曾经赶到湘阴，上书湖北巡抚章昕，请求去调停湖广总督何腾蛟和湖南巡抚堵胤锡之间的矛盾，促成他们与农民军联合抗清，但章昕并未重视。清军由江西进入湖南，攻陷衡阳。王朝聘、王参之相续病死。王夫之隐居于莲花峰顶为其父、兄守丧，同时潜心研究《周易》。
　　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因清贵族的猜忌而先后反清，何腾蛟在义军配合下也发动反攻，西南抗清局势出现高潮。王夫之与 匡社 成员管嗣裘、南岳僧性翰等在衡山举义兵，结果 战败兵溃 ②。他又到肇庆，投身永历帝（桂王）。永历小朝廷的腐败使王夫之再一次失望离去。
　　他投奔到大学士瞿式耜帐下，不久因母亲病重回乡探望，待他赶回家中，其母已去世半年。同时，瞿式耜被俘遇害，桂林失守；孙可望挟持桂王杀害了严起恒。王夫之深感大势已去，遁身于湘西耶姜山侧。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清军下令 薙发.王夫之坚持不 薙发 ，只得更名换姓、改冠易服，自称瑶人，居瑶洞，浪迹于荒山野岭之间达３年之久。顺治十四年，他回到家乡衡阳莲花峰下的续梦庵，随着清王朝统治的不断稳定和南明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他感到抗清复明的使命 既非所能为，则将退伏幽栖，俟曙而鸣 ①。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先后完成了《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春秋家说》、《春秋世论》等重要著作。
　　①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
　　②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③　　 王敔：《姜斋公行述》。
　　①　　 《家世节录》。
　　②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
　　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王夫之迁到石船山下筑 湘西草堂 而居。他在这里潜心著述，完成了大量著作，也度过了晚年最后１７个春秋。
　　王夫之为反清复明而奔波，为躲避 薙发 而流亡，但是他从没有放弃学术研究，加之他晚年隐居专事著述，一生著书上百种，共４００余卷，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文字、训诂、天文等许多方面。
　　其主要著作，在哲学方面有：《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周易外传》、《思问录》内外篇、《老子衍》、　　《庄子通》、《读四书大全说》、《四书训义》、《相宗络索》、《愚鼓词》等；在史学方面有：《读通鉴论》、《宋论》、《永历实录》等；在文学方面有：《楚辞通释》、《姜斋诗话》、《唐诗选评》、《明诗选评》等，在政治方面有：《黄书》、《噩梦》等。
　　王夫之逝世十多年后，其子王敔整理刻印了十几种。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５０年），湖广学政潘宗洛因在《船山先生传》中述及王夫之的著作，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四库开馆后，对王夫之属于经籍训诂、名物考订的部分著作予以著录，对于政治思想性较强的部分著作列为禁书。同治四年（１８６５年），曾国藩、曾国荃刊刻《船山遗书》，收入５７种，２８８卷。
　　在政治、思想上的宏愿和抱负，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及由此出发而产生的历史责任感，是形成王夫之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的重要内驱力。他生前自题墓石碑文，在铭文中写道：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则其继配襄阳郑氏之所祔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①。
　　他想要效法西晋时满腔孤愤、立志以颈血溅刘聪、石勒的晋朝将领、诗人刘琨，但命运让他无法实现；他仰慕北宋思想家张载的学说，但又为自己才力所限而感到难以企及。这段话很清楚地表达了王夫之在政治上的抱负和在学术、思想上的追求。
　　王夫之以其渊博的知识和广泛的兴趣，对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哲学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他十分熟悉传统的经学，作了大量的经学笺注，以这种形式阐发自己的观点。他曾在 观生居 住处，于墙壁上题了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 的诗句，表现了他对传统学术文化积极利用、推陈出新的抱负。
　　他对先秦诸子百家有着深入的研究，对老、庄学说采取 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 ②的方法，即深入到其思想体系内部，袭取其中有价值的内容，也揭示其主观片面的方面，反映其谬误。
　　王夫之对佛学，主要是唯识宗教义，也采取了上述批判方法。他的《相宗络索》，对佛学的以心法起灭天地的说教及虚无的人生境界加以否定。
　　①　　 《章录赋注》，《姜斋文集》卷八。
　　①　　 《姜斋文集补遗》，《王船山诗文集》。
　　②　　 《老子衍？自序》。
　　王夫之在对客观历史作了深入考察之后，提出了历史进化的思想和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建立了一套历史理论体系。他的史论在中国史学史上独树一帜。
　　此外，王夫之对自然科学也有一定研究。他本人通晓天文历算知识，对明末传入的 西学 也曾作过评述，赞扬西方学者能测定七曜（日、月、五星）的实际距离是 可取者.王夫之生活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和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复杂的时代，他本人也经历了一条异常艰难坎坷的人生之路。他的学识、见识和锲而不舍的追求，以及时代提供给他的环境、经历，终于使他成为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位集大成的、杰出的思想家。
　　２。王夫之的哲学本体论
　　王夫之的哲学体系十分庞大、复杂，并且充满矛盾。在宇宙观上，他以张载的元气本体论为起点，进一步详尽地发挥了 太虚即气 的命题，使他的哲学学说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王夫之认为 气 是宇宙万物之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实际内容就是气。 天人之蕴，一气而已 ①。与邵雍、周敦颐、朱熹等人把 太极 当作神秘的本体相对立，王夫之在对《易传？系辞上》中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的注释中写道： 太极之名，始见于此。太者，极其大有无尚之辞也；极，至也，语道至此而尽也。……两仪，太极中所具足之阴阳也。……非太极为父、两仪为子之谓也。……太极非孤立于阴阳之上者也。 ②这里的意思是，太极和阴阳二气（即两仪）不是生成与被生成的关系，太极也不是孤立于万物之上的终极真理。 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散入无形而适得气之体，聚为有形而不失气之常，通乎死生犹昼夜也。 ①既然气是世界万物之源，整个宇宙间都充满了气，那么物质的运动变化，就是 气 的聚散变化。
　　气 的根本属性是运动， 气 是一切运动变化的主体。
　　①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②　　 《周易内传》卷五。
　　①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②　　 《周易外传》卷六。
　　③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④　　 《周易内传》卷六。
　　太虚者，本动者也。 ②王夫之所强调的 太虚本动 的观点，是其元气本体论的精辟见解。 阴阳具于太虚絪缊之中，其一阴一阳，或动或表，相与摩，……五行万物之融结流止，飞潜动植，各自成其条理而不妄。 ③ 絪缊 指的就是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包含有非常丰富的内容。王夫之称 絪缊 是 二气交相入，而包孕以运动之貌 ④， 气 为固有，运动也为固有，存在与运动是紧密相联的。王夫之反复论证了动与静、化与变、聚与散、清与浊、始与终等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 ⑤既然肯定了运动是物质的绝对属性，那么如何理解运动与静止的关系？王夫之提出了下面的著名观点：止而行之，动动也；行而止之，静亦动也；一也。动有动之用，静有静之质，其体分也⑥。
　　静者静动，非不动也⑦。
　　他在这里精辟地指出这样一种关系：动与静一方面既是统一的（动动也，静亦动也，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另一方面又是有区别的（动有动之用，静有静之质，其体分也）。总之，两者的关系是互相依赖、互相包涵的，即 动静互涵，以为万变之宗 ①。王夫之以其深刻的观察力，把物质与运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认识到了运动的绝对性和静止的相对性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为进一步研究其他一系列有关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程和朱熹都主张 理 是脱离 气 的神秘之物，把 理 从物质世界中游离出来， 理气各为一物 、 气外求理.王夫之则认为： 理，本非一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气之条绪节文，乃理之可见者也。 ② 天下岂别有所谓理，气得其理之谓理也。 ③即气是阴阳变化的主体，气的变化所表现出的秩序条理、因果关系才是理。他进而认为： 理之气互相为体，而气外无理，理外亦不能成气。善言理气者，必不判然离析之。 ④理和气之间相互为体，二者不能分离。
　　《易？系辞上》中有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的古老命题，道器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程朱派理学家在本体论上把道看作是世界精神本体，在方法论上割裂了道与器之间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道器关系的实质就是一般（普通）与个别（特殊）的关系问题。王夫之说： 道者，物所众著而共由者也。物之所著，惟其有可见之实也。物之所由，惟其有可循之恒也。 ⑤在本体论的意义上看，道即是事物所表现存在的物质实体（ 物之所著 ），又是事物所共有的普遍规律（ 物之所由 ），肯定了道的物质属性。他认为： 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 ① 统一此物，形而上则谓之道，形而下则谓之器，无非一阴一阳之和而成，尽器道在其中矣。 ②简单地讲，就是一般寓于特殊之中，二者没有绝对的界限，不能截然分开。
　　王夫之进而提出 天下惟器 的观点，这是他的道器观的重要论点。他说： 盈天地间皆器矣。 ③ 天下唯器而已矣。 ④就是说，世界上真正存在的只有具体的事物——器，道则存在于具体的事物之中。没有器就没有道，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 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 ⑤主张有某种事物，就有某种规律；没有某种事物，也就没有某种规律。 能治器而不能治道 ⑥，即人们能制作某个具体事物，而不能去创造事物的规律。 治器者则谓之道 ⑦，即治器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亦即道。王夫之基本讲清了道器之间的关系，也从根本上驳斥了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观点，从而在一般（普遍）和个别（特殊）的关系问题上作出重要的理论贡献。
　　⑤　　 《周易内传》卷六。
　　⑥　　 《张子正蒙注？太和篇》。
　　⑦　　 《思问录？内篇》。
　　①　　 《周易外传》卷四。
　　②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③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④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⑤　　 《周易外传》卷五。
　　①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②　　 《思问录》。
　　③　　 《周易内传》卷六。
　　王夫之通过扬弃自《中庸》以来的唯心主义的重要概念 诚 ，而将其作为最高范畴纳入自己唯物主义哲学学说中。
　　以往对气的理解还没有完全摆脱 原始物质 的局限，以及宋明理学家对气的曲解，这就促使王夫之从哲学的高度去概括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
　　他指出： 太虚，一实者也。故曰：' 诚者，天之道也。'① 诚也者，实也，实有也，固有之也。若夫水之固润固下，火之固炎固上也。 ② 诚 就是确确实实的客观存在，如同水有 润下 的本性、火有 炎上 的本性， 诚即 实有.概括而言，王夫之的 诚 的涵义有二：一是有形的、可以为人的感官所感觉认识到的客观实在；一是客观规律性，表示世界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他把 诚 作为概括客观实在性的最高范畴，力求揭示客观世界的根本属性，从而作出近似 物质一般 的抽象，这是在我国哲学思维史上的一个特有尝试和重要突破。
　　王夫之哲学本体论具有较多的唯物主义因素，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达到了很高水平，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但是，他毕竟是在传统思辨的结构中建立起自己的哲学范畴的，缺乏近现代哲学意义上的宏观构架和严密完整的逻辑思维，因此他的哲学学说存在着矛盾和混乱之处。如把一些社会伦理观念混杂于对自然的认识中，认为乾坤、阴阳二气具有 仁义 的属性和 知、能 作用；重提他曾批判过的程朱理学 天者理也 的观点，以为 天者理而已矣 ③，等等。这些并不妨碍我们对王夫之已有成就的认识与肯定，但却是我们实事求是评价他的哲学观点时不应弃之不顾的因素。
　　３。王夫之的哲学认识论
　　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包括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知行关系等，王夫之都有所论述。
　　④　　 《周易内传》卷五。
　　⑤　　 《周易外传》卷二。
　　⑥　　 《周易外传》卷五。
　　⑦　　 《周易外传》卷五。
　　①　　 《思问录》。
　　②　　 《尚书引义》卷四。
　　③　　 《读通鉴记》卷七。
　　我国哲学史上和佛教典籍中， 所以知 或 能 指主体的认识功能， 所知 或 所 指客观的认识对象，即客体。佛教哲学认为 所 不能离开 能而存在。王夫之针对这种观点，对于认识论的 能 （主）与 所 （客观）的关系作了唯物主义的论述。他说：境之俟用者曰 所 ，用之加乎境而有功者曰 能. 能 、 所 之分，夫固有之，释氏为分授之名，亦非诬也。乃以俟用者为 所 ，则必实有其体：以用乎俟用，而以可有功者为 能 ，则必实有其用。
　　体俟用，则因 所 以发 能 ；用，用乎体，则 能 必副其 所 ；体用一依其实，不背其故，而名实各相称矣①。
　　这段话的意思是：有待于人们的认识功能去认识的客观对象是 所 ，认识功能作用于外部世界而取得的功效是 能.佛教把能、所分别定名，这并没有错。但是，作为认识对象，必须有客体的存在；要具有认识作用，必须有认识能力。所以，强调认识作用是由客观对象引发的，正确的认识必须符合客观对象。这段话还强调 能 、 所 关系和体、用关系的统一性，客观对象是体，是 俟用者 ，主观认识作用是用，是 有功者.客观决定主观，而主观又具有能动性。
　　佛教为达到 以' 能' 为' 所'之说的成立，有 三变 的思辨过程。
　　一变是把客观世界说成是 心 、 识 所生，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但难以成立；二变是抹煞 能 、 所 界限，否定自我和客观世界，但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也难以完全否定；三变把客观世界消融在主观认识之中，把主观认识外化为客观对象，一切事物都是心、识的体现，心、识就是一切事物、就是客观世界。王夫之在总结了 释氏三变 的思辨过程之后，以平实的例证反驳佛教的这种认识论。他说： 天下固有五色，而辨之者人人不殊；天下固有五声，而审之者古今不忒；天下固有五味，而知之者久暂不违。不然，则色、声、味惟人所命，何为乎胥天下而有其同然者。 ①天下所存在的五色、五声、五味，古今人对其认识都没有差别，如果色、声、味依每人主观意志而定，为什么大家的感觉都一样呢？即这些认识对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他得出的结论是：惟心、惟识之说，抑矛盾自攻，不足以立。 ②王夫之认为，认识的产生须具备形、神、物三个条件，也就是感觉器官（形）、思维器官（神）和客观事物。三者结合，才能产生认识。其认识的过程，如上引之例， 若其为五色、五声、五味之固然者，天下诚然而有之，吾心诚然而喻之；天下诚然而授之，吾心诚然而受之。 ③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认识途径，是王夫之认识论的主流，但是他也说过 唯其有仁义之心，是以心有其思之能 ④的论点，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保留有将先天道德观混淆于认识来源中的因素。
　　王夫之认为感觉经验依靠耳目感官，思维活动则主要依靠 心.这就区别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 声色之丽耳目，一见闻之而然，虽进求之而亦然，但为物所蔽而蔽尽于物。岂如心之愈思而愈得，物所已有者，无不表里之具悉（原注：耳目但得其表）。 ⑤感性认识靠耳目等感官获得，认识事物的规律则靠 心 的思维作用。
　　①　　 《尚书引义》卷五。
　　①　　 《尚书引义》卷六。
　　②　　 《尚书引义》卷五。
　　③　　 《尚书引义》卷五。
　　④　　 《读四书大全说》卷十。
　　⑤　　 《续春秋左氏博议》卷下。
　　格物致知 的传统范畴被王夫之利用和改造后来阐述人的认识过程，他认为认识分为两个阶段，以感性活动为主的 格物 阶段，主要是通过耳目进行的感官活动；以理性活动为主的 致知 阶段，主要是理性的思辨活动。这两个阶段的认识过程既不能混淆，也不能割裂，必须 二者相济 ，互相辅助。 非致知，则物无所载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 ①清晰而明确地表明了认识过程的辩证关系。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的不足是，过分强调了致知的重要，有时甚至认为致知可以不依赖于格物，并且提出在理性思维之上有一种 纯思 或 道心 ，这是王夫之哲学认识论上的矛盾之处，反映出了某种局限性。
　　王夫之建立的以 行 为基础的 知行统一 观，是他在认识论方面最突出的贡献。
　　这里先引述一段王夫之对于知行关系的论述：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
　　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不知其各有功效而相资，于是姚江王氏 知行合一 之说，得借口以感世②。
　　知 、 行 各有其效用，但又相互为用，因为两者有此区别，才能在认识过程中统一起来而显出其效用。王守仁的 知行合一 说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王夫之在论述知、行的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特别强调 行 的意义。
　　知 来源于 行 ，不去 行 就得不到 知.同时， 行 还是检验知 的标准， 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
　　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还需指出的是，王夫之所谓 行 ，并非今天意义上的 社会实践 ，而是个人 行于君民、亲友、喜怒、哀乐之间 ①的活动。他还常把 作器 、 治器 一类的生产活动与传统的伦理道德相混淆。尽管如此，他在认识论上所作出的贡献，仍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谭嗣同曾说过： 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②王夫之以其所取得的成就——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承当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４。势、理合一的历史观及史论
　　王夫之对于客观历史的发展非常关注，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读通鉴论》、《宋论》以及其他相关著述中反映出的历史观。
　　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循环的，还是复古倒退的？这是自先秦以来，在历史观方面一直存在争议的基本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战国时期邹衍的 五德终始说 和西汉董仲舒的 三统 的历史循环论、宋代邵雍的历史复古论等等。王充、刘知几、柳宗元等人则主张历史进化论。
　　①　　 《尚书引义》卷三。
　　②　　 《礼记章句》卷三十一。
　　①　　 《尚书引义》卷三。
　　②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十分明确，主张历史进化论，反对循环论、倒退论；他是历史进化论者，不是历史退化论者。
　　在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之后，针对所谓 正统 史观所标榜的三代是天道 流行的 王道 时代，三代之后是 人欲 横行的 霸道 时代，王夫之指出： 唐虞以前，无得而详考也，然衣裳未正，……婚姻未别，……
　　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 ①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备，不断进化的过程。从 茹毛饮血 、 人禽未分 的野蛮时代，进入到 明伦察物 、 道术始明的高一级阶段，再进入到 伦已明、礼已定、法已正 的文明时代，社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真实图景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不应该 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以蔑生人之性 ②。他总结道： 以古之制，治古之天下，而未可概之今日者，君子不以立事；以今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子不以垂法。 ③同时，王夫之批评了历史循环论和复古论。邹衍把五行相生相克之说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解释，王夫之批驳道： 五德者，邹衍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征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 ④董仲舒把 五德终始说 加工为 三统循环论 ，王夫之斥责道： 汉儒言治理之得失，一取验于七政五刑之灾祥顺逆，合者偶合也，不合者挟私意以相附会，而邪妄违天，无所不至也。 ⑤邵雍、朱熹的复古论，王夫之则从理论上进行了反驳，并由此提出了他的进化史观。
　　在此基础上，王夫之对历史发展作了进一步探索，他把历史发展的趋势称为 势.这个概念在很早就已被人注意到。《孟子》中有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的说法；《韩非子》中提及 必于自然 之势与 人之所设 之势；柳宗元强调社会历史的变化 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⑥；刘禹锡还提出势中含有某种必然性，他称为 数 ， 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 ①。王夫之发展了关于 势 的思想，强调 趋势 、 机势 的不可抗拒性。他举例论证说，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因其符合历史发展趋势，至使二千年相沿不断，而任何想要恢复封建制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夫封建之不可复，势也 ②。
　　既然有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势 的存在，就必然在 势 背后存在某种规律性的东西，王夫之称之为 理.用在历史领域，即为 势 之 理 ， 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③王夫之对 势 、 理 关系的论述是十分精彩的。他说： 势者事之所因，事者势之所就，故离事无理，离理无势。势之难易，理之顺逆为之也。
　　理顺斯势顺也，理逆斯势逆矣 ④。势和理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势不离理，理不离势，势理合一。一方面，理是势所造成的；另一方面，势又受到理的支配和制约。势理合一，形成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必然趋势，王夫之归结于自然的 天.他说： 势字精微，理字广大，合而名之曰天。 ⑤顺必然之势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顺乎理而善因乎天，人固不可与天争，久矣。 ⑥历史的必然趋势是自然而然的，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的。
　　①　　 《读通鉴论》卷二十。
　　②　　 《读通鉴论》卷二十。
　　③　　 《读通鉴论？叙论》。
　　④　　 《读通鉴论》卷十六。
　　⑤　　 《读通鉴论》卷七。
　　⑥　　 柳宗元：《封建论》。
　　①　　 刘禹锡：《天论》。
　　②　　 《读通鉴论》卷三。
　　③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王夫之关于历史观的论述，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他的历史进化观点和对历史的发展趋势及内部动因的探索所得出的 势理合一 论，均达到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高峰。同时也应当指出，王夫之的历史观因种种原因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对社会历史现象中天人关系的解释也有一些错误和矛盾之处。 势 指的是什么，他的论述显得很混乱。人类历史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其内在动因被王夫之解释为食物，人吃了食物方可变化气质、启迪智慧，这种看法十分片面。王夫之还经常把历史上的成功事例看成是英雄人物领悟到了 天 的意旨而替 天 行事，把自然和社会历史相混淆，强调维持纲常伦理以及尊奉圣贤明君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等。这些内容使他最终仍陷入不可知论和神秘主义。在论及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时，他感慨秦始皇是 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 ，历史显得 存乎神之不测有如是乎 ①，表现出一种无可奈何的失落。
　　作为一位史学家，王夫之对于史学也发表了相当多的见解。处于明清之际的社会矛盾异常尖锐的动荡与变化的历史环境中，王夫之同样强调史学以经世为学。他说： 所贵乎史者，述往事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 ②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确了史以 资治 、史以为 鉴 的目的，被王夫之加以肯定。他的史论涉及到政治、经济等有关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发展了传统史学中 传信史 的实录精神。王夫之史学思想还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总结。
　　总之，王夫之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体系，把中国古代思想家进步的宇宙观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他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对于晚清以后的近代思维也产生了影响。他的 理势合一 的历史观、厚今博古的历史进化思想，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不愧是一位站在他的时代顶峰上的思想巨人。
　　④　　 《尚书引义》卷五。
　　⑤　　 《读四书大全说》卷九。
　　⑥　　 《诗广传》卷五。
　　①　　 《读通鉴论》卷一。
　　②　　 《读通鉴论》卷六。
　　（四）颜李学派及清初其他思想家
　　１。方以智的博学与哲学思想
　　明、清之际，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思想家，他们大都有着抗清活动的经历，坚持作为明朝遗民的气节。他们的思想或因时代所局限不被人们理解，或因其著作遭到清政府的禁毁而长期湮没。方以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方以智（１６１１- １６７１年），字密之，号曼公、浮山愚者，出家为僧后号无可，又称愚者、药地、弘智等。安徽桐城人。出生于晚明的显赫世家。祖父方大镇，任江西道监察御史，父亲方孔炤，是崇祯时的湖广巡抚，均有不少著述传世，并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青少年时代的方以智与陈定生、冒襄、侯方域三人被合称为明末 四公子 ，过着优裕的纨袴子弟的生活。但是方以智关注政治、志向远大，与主要是文人的其他三 公子 并不相同。
　　崇祯时期，方以智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李自成攻入北京，方以智逃往南京弘光朝，又被阮士铖陷害险遭党祸，只好隐姓埋名到广州避难。永历帝多次召他为东阁大学士，他均拒辞不就，表示了对永历朝廷的失望。清军入广东，搜捕方以智，他藏在友人严伯玉家中，严伯玉为此被捕受刑，他不得不现身清军，但表示决不服事清朝，最后到梧州出家为僧。以后辗转至南京，奉天界寺的觉浪道盛为师，在金陵高座寺的看竹轩潜心著述。
　　从轻衣肥马的贵公子，到纵横政坛的青年士子；从辗转流离的被通缉的遗民，到面对黄卷青灯的苦行僧，方以智的一生经历了巨大变化。他出世为僧，完全是世事，人事逼迫他不得不如此，只有这样，他才能以他的信念生存下来。方以智的晚年，虽然身披布衲，但仍然与各方面交往密切，社会关系复杂。一方面耽心于佛门、淡泊独行，一方面广通声气、志向犹存，反映了他晚年的矛盾心理。
　　方以智的著作现存２０余种。主要著作基本形成于早期，有《通雅》、《物理小识》、《浮山前集》、《博依集》等。南下以后的晚期著作有《药地炮庄》、《周易图象几表》、《易余》、《东西均》、《浮山后集》、《流离草》、《流寓草》等。音韵学和医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四韵定本》、《内经经络》、《医学会通》等。方以智晚期著作受禅宗和道家影响，非常难懂，因此，了解他的哲学思想，还主要应以他的早期著作为主。
　　在清初思想家中，方以智以涉猎广博的各种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成果，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而独具特色。
　　方以智的博学，主要表现在他的《通雅》和《物理小识》中。这两部著作，包括了天文、数学、地理、生物、医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等各种知识，荟萃了古今知识之大成。前人仅把《通雅》看作是训诂书，把《物理小识》看作是一般性笔记，这都是不全面的。
　　在《通雅》卷首，他这样写道：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可以决今，而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辩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表明写作《通雅》为了把当时的各种知识会通综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打破儒、佛、道三教的界限，如他所言： 教无谓三也，一而三、三而一者也。譬之大宅然，虽有堂奥楼阁之区分，其实一宅也，门径相殊而通相为用者也 ①。主张综合各家所长，不以一说为限。
　　更为重要的是，方以智所吸取的知识并不限于三教，还包括了刚刚传入的西学。这充分反映了他的博学和见识。
　　方以智提出要学习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多处涉及于此。如在《浮山前集》所录《星士说》中，介绍了地圆知识： 尝考地球之说，如豆在脬，吃气则豆正在中，其理然矣。 他把当时来华的传教士比喻为春秋时的郯子。据说郯子来到鲁国，介绍了他祖先的历史，孔子曾向他学习。方以智以为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中有可取之处，值得学习。他这样说： 泰西质测颇精，通几未举，在神明之取郯子耳。 ② 借远西为郯子 ③。他曾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Ａｄａｍ　　Ｓｃｈａｌｌ　　Ｖｏｎ　　Ｂｅｌｌ，１６６２年来华）共同探讨过天文学。据统计，《物理小识》中约有百分之五的篇幅援引使用的是传教士的资料。《通雅》一书对传教士的资料也有零星引用。从引用的内容来看，方以智并非盲目引用西学，而是有选择的。如《物理小识》卷三《人身类》记载人体骨骼、肌肉的种类，内容基本来自于汤若望的《主制群征》，而将其中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说教予以删除。
　　方以智常常用 质测 和 通几 来表示今天所说的科学和哲学这两个概念。他概括说： 物有其故，实考究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蠢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 ④探讨事物的性质和作用、现象与变化，就是质测. 寂感之蕴，深究其所自来，是曰通几 ⑤。探究事物的本质，从中总结出的知识，就是通几。 质测即藏通几者也。 ①科学与哲学是相通相依的，哲学原理贯彻于各种科学之中。方以智认为西学 详于言质测而拙于言通几 ，这种看法当然仅局限于他所接触的西学而言，但是就他所了解的西学，是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学者的。
　　方以智的哲学思想主要建立在他对自然科学的理解基础上。他所谓 质测之学即以 盈天地间皆物也 ②的 物 为本， 物有其故 ，才可以据实考究，并由此进一步探讨 通几 的原理。
　　他提出了 火 一元论体系。他说： 天恒动，人生亦恒动，皆火为之也。 ③把 火 作为抽象的哲学概念，是方氏家学的特点。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和父亲方孔炤在著述中，都以火作为事物统一与变化的基础，对方以智自然观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另外，这种观点也是受到了中医理论的启发，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朱震亨就提出过类似观点。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专门写了《火》、《水火反因》、《火与元气说》等篇，对火作了论述。归纳起来包括：第一，火是物质性的存在；第二，火具有运动化生的属性；第三，火具有内在的矛盾性。方以智也谈气， 一切物，皆气所为也。空，皆气所实也，物有则空亦有。 ④在他看来，气与火同，他是把气与火统一起来，说明物质的特性。
　　①　　 施闰章：《愚山文集》卷九，《无可大师六十序》引。
　　②　　 《通雅？读书类略》。
　　③　　 《物理小识？总论》。
　　④　　 《物理小识？自序》。
　　⑤　　 《物理小识？自序》。
　　①　　 《物理小识？自序》。
　　②　　 《物理小识？自序》。
　　③　　 《物理小识》卷一《火》。
　　方以智在《东西均》中提出了 合二而一 的命题。《易传》中就有 一阴一阳谓之道 的对立统一观点，张载提出过 动静合一 、 阴阳合一 、 一物两体 ，继承并发展了辩证法思想。方以智又提出了 二而一，一而二 的对立统一观点，丰富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事物的发展变化是按照 一而二 、 二而一 的形式进行的。所谓 一而二 ，指的是事物对立的两端，即肯定矛盾对立面的存在，如昼夜、水火、生死、男女、生克、刚柔、清浊、明暗、虚实等等。所谓 二而一 ，指的是事物对立的统一，承认矛盾两端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如日与月的关系是此源于彼的关系。
　　合二而一 是方以智对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表述。他提到了 交 、 轮 、 几 三个概念。 交 指的是二物相互联系，二物的联系构成一个整体，故 合二而一. 轮 ，指的是事物运行，运动的态势称为 几.他说： 以此三因，通三知、三唯、三谓之符，覆之曰交、曰轮、曰几，所以征也。交以虚实，轮续前后，而通贯前后者曰贯。贯难状而言几。 ①方以智用 几 这个范畴，把 交 、 轮 贯通起来，形成了 交、轮、几 三位一体的哲学结构。这里，方以智还没能摆脱佛教思想的影响，论证中带有形而上学的色彩。如 三即一 、 一即三 是天台宗 举一即三 的意思，必须具体分析，去其糟粕。
　　方以智的思想长期无人重视。他与黄宗羲、王夫之曾有交往。但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并没有收入方以智。以后的《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也不见他的名字。《清史稿》以他入遁佛门而将他记入《隐逸传》。方以智学术思想是近几十年来才受到学术界重视并进行研究的。
　　２。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
　　颜元（１６３５- １７０４年），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县人。
　　他４岁时，生父离家出走；１１岁时，母亲改嫁他人；１９岁时，养祖父朱氏因吃官司而丢官破产。颜元只好耕田灌园、行医卖药、教授生徒，承担起家庭生活。３９岁时，他迁回原籍博野，埋头于教书和著述。
　　颜元思想的演变，与他的自身生活经历有一定关系。他曾醉心于神仙道术，研究过史学、医学、军事学，２４岁时写出了《王道论》（即《存治编》），提出了他的政治观点。同时，他接触了陆王思想，不久又遵奉程朱之学。颜元３４岁时，养祖母朱媪去世。居丧期间，他严守朱子《家礼》的致哀程序，结果几乎搭上自己的性命，又发现是由于《家礼》删修失当所致。由此开始对程朱思想发生动摇和怀疑。５７岁时南游中州，８个月的时间内行程两千余里，所到之处，与诸儒辩学论道，打开了眼界。他在此行中见到 人人禅子，家家虚文 ，深感程朱理学在社会上的影响和造成的危害，遂决意 生死不计 ，发表 冒死之言 ，批判程朱理学。这种鲜明地反理学精神，一直坚持到他去世。
　　④　　 《物理小识》卷一《火》。
　　①　　 《东西均？三征》。
　　颜元的著作主要有《四存编》（包括《存学编》、《存性编》、《存治编》、《存人编》），《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
　　清初思想大家一般都有反理学倾向，颜元是其中最坚决的一个。他既批评程朱，也批评陆王之学。他痛斥理学 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耗尽身心，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①既要反对理学，就须别出一派与之抗衡，他提出： 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国。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 ①他揭露理学家 以理杀人 的本质，说： 果息王学而朱学独行，不杀人耶？果息朱学而独行王学，不杀人耶？ ②为此，他要 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开二千年不敢开之口 ， 二千年无人道此理，而某独异 ③，充分显示了一位有胆识的思想家的抱负。
　　颜元反对程朱宣扬的 理在气先 、 理在事先 的观点，指出： 为寒热风雨，生成万物者，气也；其往来代谢、流行不已者，数也；而所以然者，理也。 ④这里的气，指世界本原；数，指气的变化运动；理，指变化的内在规律。理气不可分开，天下没有 无理之气 ，也没有 无气之理 ， 理即气之理 ⑤。他比喻说： 理者，木中纹理也，其中原有条理。故谚云：顺条顺理。 ⑥理是事物自身固有的法则或条理。颜元的弟子李塨对这个观点有所发挥，后来的戴震更为深入地论证了这个问题。
　　颜元在本体论上没有充分展开论述，他的哲学贡献主要是在认识论方面。
　　颜元认为客观的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来源。他十分强调人的感官与客观事物相接触以获得的直接经验，提出： 目彻四方之色，适以大吾目性之用。……
　　耳达四境之声，正以宣吾耳性之用。 ⑦认为眼观四方之色，方能发挥视觉的作用；耳闻四境之声，才能发挥听觉的作用。由此而获得的直接经验，对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实习 、 实行 才是获取学问知识的真正途径。
　　颜元与他的学生李植秀有一段对话，生动地表现了这个观点。
　　植秀问： 好学近乎知？ 予诘之曰： 子心中必先有多读可以破愚之见？ 对曰： 然.予曰： 否。子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
　　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 秀问： 何也？ 予曰： 试观梓人生来未必乃尔巧，以其尝学此艺，便似渠心目聪明矣。凡匠莫不然，而何疑于君子乎。 没有实践而仅仅通过书本掌握的空洞无用的学问，只能使人更愚蠢。读书人求知识，不经过 习 、 行 ，就不能得到真正的 知. 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 ② 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皆无用也 ③。仅仅按照书本读过、想过、讲过，到真正用的时候还是不行；没有亲自实践过的知识，是无用的知识。颜元认为应当在习行上下功夫，强调习行比讲读重要，包含有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高于理论、习行是检验知识真伪的意思在内，是认识论上的有价值的见解。
　　①　　 《朱子语类评》。
　　①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②　　 《阅张氏王学质疑评》，《习斋记余》。
　　③　　 《上太仓陆亭先生书》、《习斋记余》。
　　④　　 《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
　　⑤　　 《存性编》卷一。
　　⑥　　 《四书正说》卷六一。
　　⑦　　 《存人编》卷一。
　　①　　 《四书正误》卷三。
　　在人性论问题上，颜元认为 气质之性 是人生存的基础。他否认有离开气质 而独存的所谓 性.理学家认为人有气质之性，又有义理之性；气质之性为恶，义理之性为善。朱熹把罩灯纸比喻成气质，把灯光比喻成性，认为 折去了纸便是光 ，承认有离开 气质 而独存的 性.颜元驳斥道： 气质拘此性，即从此气质明此性，还用此气质发用此性，何为拆去，且何以拆去？ ①朱熹又把水清比喻成天地之性，把水浊比喻成气质之性，意谓天地之性纯善，气质之性驳杂不纯，颜元反驳说： 水流未远而浊，是水出泉即遇易亏之土，水全无与也，水亦无如何也。人之性……引蔽习染，人与有责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伦？②颜元以为，人的自然本性（即气质之性）中含有思想和欲望，所以人们经过教育和引导可以弃恶从善，因此人的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是相互依存而非割裂开来的。结果是程朱的人性论要求 存天理，去人欲 ，这是把 义理之性 与天理相联， 气质之性 与物欲相联而得出的结论；颜元的人性论则从人的自然之性出发，对人的欲望予以肯定。
　　颜元把 格物致知 的 格 解释为 格杀猛兽之格 ，就是实行、实习，通过 习行 获得知识。他反对朱熹教人读书静坐、冥思的方法，认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与客观世界搏斗而获得的认识。
　　颜元的人性论观点，主要还是立足于从自然、生理的角度着眼，尚未发掘到社会实践对人性的重要影响的深度，也难以涉及人性的社会本质，这是不足的方面。颜元强调在实际的行为中获取知识，反对脱离实际的死读书，是值得肯定的，但他又有过分贬低读书的片面倾向。
　　李塨（１６５９- １７３３年），字刚主，号恕谷。河北蠡县人。李塨的父亲李明性与颜元交往很深，生前嘱李塨从颜元而学。李塨２１岁时受教于颜元，深通颜元学说，并有所发展。他一生频繁往来于京师，又数次南游，广交名流学者，南传颜元学说。李塨的著作主要有《四书传注》、《拟太平书》、《大学辨业》等。他发挥了颜元学说，史称颜李学派。颜李学派是在康熙中叶、清初诸学术大师相继谢世以后活跃于学术舞台上的思想学术流派。
　　李塨继承了颜元的有关 理 的观点，明确提出了 理在事中 的命题。
　　他总结说：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为一物矣。……
　　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 有物有则' ，离事物何所谓理乎①？
　　②　　 《存学编》卷一。
　　③　　 《存学编》卷二。
　　①　　 《存性篇》卷一。
　　②　　 《存性篇》卷一。
　　阐明有事有物才有理，无事无物就无所谓理，理在事物之中，离开了事物，就没有理的存在。
　　李塨也强调要通过实践去求得知识。他批评理学家 高坐而谈性天，捕风捉影，离事言事，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 ②。没有事实作基础，只能陷于主观武断。在知行问题上，李塨主张 知在行先 ，他以行路为例说：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故《中庸》谓道不行，由于不明，道不明，由于不行。如适燕京者，不知路向北往，如何到燕京？至燕京路行熟，则知其路方真。然究是二事，究是知在行先，如问燕京路是问，行燕京路是行③。
　　到燕京的路需要先问清路途，但是人们之所以知道北上才能到燕京，正是前人走出来的结果。李塨夸大了 知 的作用，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知在行先，这是在认识论上的错误。他曾批评颜元对 格物致知 的解释，说： 以力行为格物，是行先于知，倒矣。 ①其实，颠倒了知行关系的，正是李塨自己。
　　李塨的研究范围颇广，涉及军事、农业、地理等方面，对于西方的自然科学也有较深入地研究。后来因受阎若璩、毛奇龄等汉学家的影响，把主要精力用于考据学方面。
　　颜元的另一位弟子王源（１６４８- １７１０年），字昆绳，直隶大兴（今北京）
　　人。在哲学思想上，他继承了颜元的唯物论观点，反对以 太极 为 无 ，以及 太极 生于 无 的观点，强调人能够战胜自然，天地没有主宰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 成天平地 只有具备智慧的人能够做到。王源常自比诸葛亮和陈亮，偏好军事学，著有《兵法要略》、《舆图指掌》等军事学方面的著作。他主张应依照天下大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制定战略，根据客观形势的需要而改变战术，尤其要了解地理、地形条件，才能制定军事计划。
　　３。清初其他思想家
　　（１）陈确陈确（１６０４- １６７７年），字乾初，浙江海宁人。年青时应试科举，屡次落地，于是厌倦此道。中年以后，拜师刘宗周，加之明亡清举，开始认真探讨学术，思想上发生深刻变化。黄宗羲评论说： 其学无所依傍，无所赡顾，凡不合于心者，虽先儒已有成说，亦不肯随声附和，遂多惊世骇俗之论。 （《陈乾初先生墓志铭》初稿）所谓 惊世骇俗 之论，主要表现在陈确对世俗及理学的几次大的发难上。
　　陈确４７岁时著《葬论》，２０年后又著《葬经》，对流行的迷信学说发出公开挑战。５１岁时著《大学辨》，大胆提出 大学首章非圣经也，其传十章非贤传也 ，造成一定范围的轰动效应。此举遭到传统势力，包括他的同窗好友的攻击和批评，但他终其一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与世人展开关于《大学》的辩论。５４岁时著《性解》、《禅障》，指责程朱的人性论观点，又引起轩然大波。
　　①　　 《论语传注问》。
　　②　　 《恕谷后集》卷二。
　　③　　 《大学辨业》卷三。
　　①　　 《大学辨业》卷三。
　　总起来说，《论葬》偏重于世界观方面，《大学辨》偏重于认识论与知行观方面，《性解》偏重于社会历史观和人性论方面。陈确对理学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以知行为主要问题对《大学》提出批评和探讨人性论两方面。
　　在知行关系上，陈确吸取了王守仁知行合一说中的合理部分，反对朱熹知先行后的认识观点。他在与好友张履祥辩论知行先后时，张提出： 如眼前一步，必先见得，然后行得。 陈确对此质问道： 兄能见屋内步，更能见屋外步乎？能见山后步，更能见山前步乎？ ①他进一步说： 欲见屋外步，则必须行出屋外，始能见屋外步；欲见山前步，则更行过山前，始能见山前步。所谓行到然后知到者，正以此也。 ②表明陈确是以人的直接经验为出发点，认定行在知先。他又分析了知与行的地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得出 力行出真知 的结论。他形象地比喻说，再笨的人只要行动就可抵达目的地；博闻强记聪明过人的人，即使把地图背得烂熟，但终日坐在家中，还是不识路，抵达不了目的地。这就是说，行是基础，是认识的来源。陈确还透露出了一点行是检验知的手段的想法。他说： 学问之事，先论真假，……真假之辨，只在日用常行间验之，最易分晓。③据此，陈确批评说： 《大学》纷纷曰欲曰先，悉是私伪。 ①他还反对《大学》中 知止 的观点，认为这是禅家的空寂之学。所谓 知止 ，是将 知限定在 止于至善 上。朱熹用此命题强调认识止于至善之境就是最终归宿，由此一通百通。陈确反驳说： 道无尽，知亦无尽 ②。天下的道理无穷，人的认识也是随之不断发展的，不会有什么 知止.他用 一人之心有限 的说法，批评朱熹的 一旦豁然贯通 说，很有说服力。陈确还强调学者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他说《大学》作为《戴记》的一章，自汉至宋的千余年间，无一人说是孔丘、曾参的作品。程朱把《大学》说成是孔、曾的著作后，自宋至清初五百余年，又没有一人说不是孔、曾的著作。此即 学者信耳不信心 ③所造成的现象。应该看到，朱熹的 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 具备一定的合理成份，在 用力之久 、 积习既多 的条件下，认识会发生飞跃，陈确把这一点因素也给抹煞掉了，反映出他的偏颇。
　　陈确在人性论问题上的观点，蕴含了许多合理因素，是批评理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程朱理学将人性分为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陈确把人性的善恶规定为后天学与习的结果。人性不是天理的体现，没有天生的善，也没有天生的恶。
　　他还将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属性区分开，肯定了人人皆可以为善，世上既无天生的圣人，也无天生的恶人。人的正当情欲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也应当加以肯定。陈确提出了 盖天理皆从人欲中见 的命题④。认为理就在欲中。
　　又说： 生，所欲也，义，亦所欲也，两欲相参，而后有舍生取义之说。①从人性中流露出的欲是人的自然要求，正当的自然要求就是理。程朱所提倡的 无欲 、 禁欲 由于违反了自然而显得不合理。他批评说： 君子小人别辨太严，使小人无站脚处，而国家之祸始烈矣，自东汉诸君子始也。天理人欲分别太严，使人欲无躲闪处，而身心之害百出矣，自有宋诸儒始也。 ②这种言论虽然在当时遭到攻击和谩骂，在今天看来，更可见陈确的远见卓识。
　　①　　 《答考夫书》。
　　②　　 《答考夫书》。
　　①　　 《陈确集？大学辨》。
　　②　　 《陈确集？答唯问》。
　　③　　 《陈确集？大学辨》。
　　（２）傅山傅山（１６０７- １６８４年），字青主，原字青竹，山西阳曲（今太原市）人。
　　青年时代因明末山西提学袁山被阉党诬陷入狱一事，约集全省诸生一百多人赴京上书，三上三阻，遂在京师揭《辨诬公揭》，终使案情大白，傅山也因此而名闻一时。明朝覆亡后，他改道士服冠隐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被人控告和通南明赧帝而被捕入狱，严刑之下仍不屈服，以绝食抗争，后经弟子门人营救方得自由。被荐以应博学鸿辞科，他严辞拒绝。不久又被地方官吏强迫赴京，他称疾卧床，被人连床抬到北京，仍自称重病不支，才被放回故乡。
　　傅山是有名的书画家和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还对小学及考释参证青铜器铭文等方面有研究。他的著作保留下来的已不多见，现存仅有《霜红龛集》、《荀子评注》（手稿）和一些医学著作。
　　自从汉代把儒学定于一尊以后，学者一直视儒学的经为正宗思想的经典，而将诸子之学区别对待。明清之际，宋明理学趋于没落，学者们开始把视线转回古代的诸子百家之说，在批判理学的同时，从先秦诸子的思想中寻求并吸收合理的因素。傅山就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
　　由于对文字音韵学的周代青铜器文字学的研究颇有造诣，傅山可以运用这方面的知识来探求诸子之学的哲学范畴。与傅山有交往的顾炎武称赞他博学，即指此而言。如傅山反对把儒学与诸子看作是正宗和异端，认为经、子应摆平在同一地位对待。他说 经 本来是 圣 字，和古文 子 字一样从 巛 （川）。 川 即水，意流行。故 经 、 子 本意相似。 孔子 、 孟子 不称为 孔经 、 孟经 ，可证明是有子之后才有作经者的。凡此如经、子平等的一系列观点，构成了傅山对诸子研究的基础。
　　傅山的《霜红龛集》中，包括有对《老子》、《墨子》、《管子》、《庄子》、《公孙龙子》、《鬼谷子》、《荀子》、《淮南子》等诸子的研究，他写有《荀子评注》、《淮南子评注》、《老子注》、《庄子解》、《公孙龙子注》、《墨子大取篇释》等著述，采用发挥诸子学说义理、语释其语义、对诸子作综合性研究等研究方式。这种研究在清初学者中以傅山独具特色，且对后人产生了影响。
　　以他对《荀子》的评论为例，他说： 《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之一端焉，是其辞之复而啴者也，但其精挚处则即与儒远，而近于法家，近于刑名家；非墨，而又有近于墨家者言。 ①荀子的思想中含有儒家的成份，但这并不是荀子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其 精挚处 恰是远离儒家而近于法家、名家的地方。这表明傅山已经认识到荀子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总结人物，而这一论断，在当时是发前人所未发。他还阐明《荀子？性恶》中以善为伪的观点。 伪 字从 人 从 为 ，是人为而不是诈伪的意思。如此精辟的见解在傅山的诸子研究中还有很多，表现出了他深刻的洞察力。
　　④　　 《陈确集？与刘伯绳书》。
　　①　　 《陈确集？与刘伯绳书》。
　　②　　 《近言集》。
　　傅山通过对诸子的研究，批判了宋明理学造成的种种弊端。他公然声明他不 辨朱陆买卖.在《荀子评注》中注释《非相篇》中的 沟犹瞀儒 时说： 儒 字《荀子》屡见，皆 偷儒 连言，而此则 瞀儒 ，若如本音读，则谓之瞎儒也，儒者多瞎子； 沟犹 如本音读，则谓如在沟读之中而讲谋献，是瞀儒之大概也。 这实际上是对当时空谈玄理的儒生的斥责。他从文字学的概念上指出：'学' 本义' 觉' ，而学之鄙者无觉。盖觉以' 见' 而觉，而世儒之学无见。……
　　后世之奴儒，生而拥皋比以自尊，死而图从祀以盗名，其所谓见，毫无闻见也，安有所谓' 觉' 也？ ①用犀利的语言批判了欺世盗名的假学者，也隐含着指斥了当时降清的 奴儒.在他留存至今的少数著作中，随处可见他对理学的讥讽和批判。
　　傅山对诸子之学的研释，有时参证了佛学，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失去了诸子的一些真正含义，是其局限所在。
　　（３）李顒李顒（１６２７- １７０５年），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家境贫寒，学无师承，完全依靠自己的艰苦自学而成名。在清初，北方的孙奇逢、南方的黄宗羲、西方的李顒，时称三大儒。全祖望评价说：三大儒中，李顒 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借，拔地倚天，尤为莫为。 ②青年时的李顒曾潜心于经济、兵法。中年以后，提出 悔过自新 的学术主张，致力于 切忌自反 的明性之学的探讨，开始构建其 明体适用 的学说体系。
　　他曾到同州、常州、关中书院讲学，声名顿起。清廷数次征召，均被拒绝， 情急势迫，几至自刎.①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在家乡建垩室居住，不与外界接触，拒绝会见任何来访者。顾炎武游学造访，李顒破例启扉晤对，畅谈各自的学术见解。康熙三十年以后，陕西遭遇连年大旱，他数次致书各级地方官，提出救荒措施。康熙四十二年，圣祖玄烨西巡，指名召见李顒，７７岁的李顒命其子前往复命，他自己仍以老病为由拒不出门。两年后，在他的垩室中去世。李顒的政治表现，既有传统知识分子独立清高、不视仕途的因素，更是坚持遗民气节而不为清臣的处世原则所致。
　　李顒曾说： 人生吃紧要务，全在明己心，见己性，了切己大事。诚了大事，焉用著述。如其未也，何贵著述。口头圣贤，纸上道学，乃学人通病。 ②他中年以后，甚至焚毁了早年著述。因此，他留下的著述仅有《四书反身录》和《二曲集》二种。其中也多为友人、弟子所记之讲学问答及生平学行，绝大部分并非出自李顒手笔。
　　①　　 《荀子评注》。
　　①　　 《霜红龛集》卷十四《学解》。
　　①　　 《二曲集》卷十七《又答秦灯岩》。
　　李顒的 明体适用 的学术主张是他的学说中最有价值的内容。 明体适用 主要表现在对理学采取的修正态度，同时也是对明末 柬书不观、游谈无垠的空疏学风的否定。
　　李顒说： 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 ③他解释说： 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物，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 ①这就是说， 明体适用 是由 识心悟性，实证实修 以明体和开物成务，康济群生 以适用两方面构成。在李顒看来，古代圣贤以明体适用为原则立言醒世， 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学也.②秦汉以来，这种传统已被破坏，沿至清初，士人习于词章，志在名利，所学已经不能称之为儒学， 是六经、四书，不厄于赢秦之烈火，实厄于俗学之口耳.③此时的儒学只能称为俗学。他对此批判道： 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徙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 ④如何讲求明体适用 ？李顒主张要从善于读 明体适用 之书开始。
　　他把学人必读之书分为 明体 和 适用 二种。明体类书目，计有《象山集》（陆九渊）、《阳明集》（王守仁）、《龙溪集》（王畿）、《近溪集》（罗汝芳）、《慈湖集》（杨简）、《白沙集》（陈献章），以及二程、朱熹、薛瑄、吴与弼，直到吕柟、冯从吾等程朱派学者的著作。适用类书目，计有《大学衍义》（真德秀）、《文献通考》（马端临）、《实政录》（吕坤）、《武备志》（茅元仪）、《大明会典》、《农政全书》（徐光启）等。
　　无论 明体 ，还是 适用 ，李顒认为都要善于读书、善于变通。只有这样，才可以 倡道济世 ，才可以 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 ，才可以将儒家讲求的德业和功业结合到一起。从李顒认为儒学 原以经世为宗 ，到批判腐儒、霸儒和俗儒的观点来看，他所讲的明体，是承袭理学而来，他所讲的适用，则是对理学的修正。
　　李顒 明体适用 学说的提出，是从他的 悔过自新 说演变而来的。
　　悔过自新 说则是基于儒家传统的性善说理论而形成的。他认为人性本善，只是由于 气质所蔽，情欲所牵，习俗所囿，时势所移，知诱物化，旋失厥初.①通过努力， 悔过自心 ，是可以 存心复性 的。这里的 新 字，他解释为 复性.他说： 新者，复其故之谓也。 ②如果人人都做到这点，就可以达到 倡道救世 的目的。因此， 悔过自新 主要是从立身的角度而言，保留着许多理学的余绪。 明体适用 则立足于社会，合德业与功业为一体，既讲 明体 ，又要求 适用 ，在客观上对理学进行了修正，对清初讲求经世实学学风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②　　 《二曲集》卷十六《答徐斗一第二书》。
　　③　　 《二曲集》卷十四《周至问答》。
　　①　　 《二曲集》卷十四《周至问答》。
　　②　　 《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③　　 《二曲集》卷十五《富平答问》。
　　④　　 同上书，卷二十九《大学》。
　　①　　 《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②　　 《二曲集》卷一《悔过自新说》。
　　在清初思想家中，还有一些人在思想史上也作出了一定贡献。朱之瑜在抗清失败后流亡日本。他提倡以 民生日用 、 经国理民 为内容的 实理实用之学，反对空谈义理，重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因长期滞留日本讲学，他的思想对日本产生过巨大影响。唐甄著的《潜书》，是与《明夷待访录》齐名的社会政治思想史专著。唐甄批判君主专制、揭露时弊、倡导富民的思想，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精通医学、地理学和语言学的刘献廷，在学术上注重实事实功，多次亲身游历调查，以证其学。他强调人能够战胜自然和改造自然。熊伯龙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他的《无何集》批判了神学迷信，其锋芒涉及佛教、道教、术数、象数学及当时流行的迷信习俗的传说，并且继承了古代无神论的优良传统。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构成了清初思想史的丰富内容。
　　（五）清初史学略述
　　１。清初的官修和私修史书
　　清朝立国后，承袭明制，设立史馆。从顺治朝至康熙朝前期，数次诏令开馆，主要任务是编纂与修订实录、圣训、方略等形式的史籍。清初官修史书，完成了《太祖实录》、《太宗实录》、《世祖实录》以及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和《一统志》。实录等书，根据起居注、上谕、奏折及其他第一手资料纂辑而成，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是官修，史书中隐恶扬善、曲笔失实的地方很多，清初统治者更是不惜混淆历史真相而对所忌讳的内容大加窜改和删削。 清改实录，乃日用饮食之事也。 ①官修史书的弊端，愈发得显露无遗。
　　《明史》的修撰，从顺治二年（１６４５年）开局诏修，至乾隆四年（１７３９年）刊印成书，历时９５年之久，是二十四史中费时最长的史书。其间，至康熙十七年（１６７８年）以前，因资料短缺、人手不齐，史馆形同虚设，几乎没有进行实际工作。康熙十八年，明史馆重开。这时距明朝灭亡有数十年的时间，可以看到并能够利用的资料相继出现。清廷开博学鸿辞科，笼络知名学者，特别是明末遗民、隐仕不出的知识分子，参加《明史》的修撰。在几十年的修史过程中，参与撰写和修订者达数千人之多。总裁先后由徐元文、汤斌、王鸿绪、熊赐履、张廷玉等人担任。那些拒不仕清的明朝遗民史家出于报效亡明而撰修明史的责任，也纷纷与清廷合作，或直接参与史书的撰修，或以布衣身份做实际的修订工作，或参与讨论体例、解决纂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其中，万斯同以布衣不食朝廷俸禄参加修史，成为修《明史》的实际主编，对《明史》出力最多。经名家参修、反复改订的《明史》，体例严谨，材料丰富，讹误较少。但其最大不足是清朝统治者对明朝涉及满洲早期部分史实删改得面目全非。所幸该段历史被当时私人撰写的史书有效地记录下来。
　　清初私人修史之风较为盛行，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史著。会通旧史、重新编撰的史书，有马骕的《绎史》和《左传事纬》、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和《南唐书合订》、吴任臣的《十国春秋》等；历史地理著作，有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学术史撰述，有黄宗羲的《明儒学案》、黄宗羲和全祖望等著《宋元学案》、孙奇逢的《理学宗传》等；历史评论著述，有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等。当时最为史家关注的，是对于明代历史的修纂。这方面重要的史著有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书》及《后集》、查继佐的《罪惟录》、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潘柽章和吴炎的《明史记》等。专记明清更迭史事的，有计六奇的《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温睿临的《南疆逸史》、黄宗羲的《行朝录》、钱澄之的《所知录》等。
　　明清之际出现的以记载当代史为主要内容的各类史书以千数计，以上例举仅为极少数有代表性的几部史作。究其原因，明代流行民间私人写史，士人动辄撰史纂籍，以便惩恶扬善，达到褒贬鉴戒的历史教育的目的，致使野史发达，此其一；明末社会动荡，统治层阉宦专权、党争激烈，农民起义四处兴起，关外满洲贵族虎视眈眈，明朝政权行将灭亡，专制统治之网松动，这些均为私人修史提供了内容和创造了机会，此其二；清初的明朝遗民不甘心 国灭史亦随灭 ，把记载明朝，主要是明末动荡变化的历史过程视为己任，此其三。这些史书，虽经清廷的多次焚毁，但其数量依然可观；虽水平高低不一，内容真伪混杂，但其价值尚在，是治史者不可忽视的史料。
　　①　　 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
　　２。顾祖禹、万斯同、全祖望的史学成就
　　顾祖禹（１６３１- １６９２年），字景范，号宛溪，江苏无锡人。顾祖禹治历史地理学，如他的朋友阎若璩所言： 景范地志之学，盖出于家也。 ①顾祖禹的父亲顾柔谦认为：《明一统志》 先达推为善本，然于古今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于山川条例，又复豁裂失伦，源流不备。 ②遗命顾祖禹： 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抒志意，昭示来兹。 ③２９岁时，顾祖禹开始编纂《读史方舆纪要》，几十年如一日勤奋著述，直到逝世前夕才完成全书。
　　明清之际社会动荡，史学与其他领域一样，以崇尚经世之学、考察社会历史的变动为基本内容。与现实发生直接联系的历史地理学在当时十分活跃。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在方法上主要分为赴实地考察和从文献中研究两种。徐弘祖足迹踏遍南方，著地理学专著《徐霞客游记》，属前一种研究途径。顾炎武后半生游历北方，既搜寻资料，也进行实地调查，属介于两者之间的研究途径。顾祖禹走动不多，基本上从文献排比入手，属后一种研究途径。顾祖禹重视文献材料，基本上遍览了当时可见的地理书籍，达到 以史为主，以志证之，形势为主，以理通之 ④的目的。
　　《读史方舆纪要》体例完备，全书先叙历代州域形势，再言各省司地理，后及山川原委、天文分野。正文为纲，细目注释，自书自注，眉目清晰，记载详实，考订严密。顾祖禹说他的著作， 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 ①很显然，这部著作是把地理环境与历史发展具体细致地结合起来， 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史质之于方舆 ，达到 史其方舆之向导乎，方舆其史之图籍乎 的目的②。人类的历史演变离不开地域这个活动舞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史学研究最基本的领域之一。《读史方舆纪要》所取得的成就，正是在这方面超出了以往的同类著述，成为明以前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总结，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当时学者已经认识到该书的独特价值，给与高度评价，称顾祖禹是 东南第一人 ③，称其书为 千古绝作 ④， 数千年仅有之书，其利益天下无有穷极 ⑤。这些赞誉之词并不为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确为我国学术史上的一大贡献。
　　①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卷六。
　　②　　 《读史方舆纪要序》。
　　③　　 《读史方舆纪要序》。
　　④　　 彭士望：《读史方舆纪要序》。
　　①　　 《读史方舆纪要》卷首，《总叙三》。
　　②　　 《读史方舆纪要》卷首，《总叙三》。
　　③　　 王源：《复陆紫宸书》，《居业堂文集》卷六。
　　④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
　　万斯同（１６３８- １７０２年），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早年从黄宗羲受业，对史学尤为专注，为浙东史学的重要史家。曾力辞博学鸿辞科。他对明代历史颇有研究， 于有明十三朝之实录，几能成诵。其外，邸报、野史、家乘，无不遍览熟悉。 ①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年），清廷开局修《明史》，史馆监修徐元文请万斯同参加。万斯同以布衣参与修史，不署衔，不支俸。徐元文对万斯同非常倚重， 诸纂修以稿至，主者皆送先生覆审.②《明史稿》共５００卷巨帙，皆万斯同一人手定，他说： 昔人于《宋史》已病其繁芜，而吾所述将倍焉。
　　非不知简之为贵也，吾恐后之人，务博而不知所裁，故先为之极，使知吾所取者可损，而所不取者，必非其事与言之真，而不可益也。 ③可惜的是，万斯同 先为之极 的用意，在正史《明史》中并未实现。他还主张以列朝实录作为主要史料，说： 盖实录者，直载其事与言，而无可增饰者也。 ④同时，实录也 未可尽信.⑤因此， 凡实录之难详者，吾以他书证之；他书之诬且滥者，吾以所得于实录者裁之。 ⑥尽量追求史料的真实和准确，努力使所撰述的史书成为信史。万斯同以１０年的心血用之于《明史稿》，书成后不久，卒于京师。他在京城有很大影响，自王公至下士，无不尊呼他为 万先生 ， 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⑦万斯同史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史表非常重视。他的观点是： 史之有表，所以通经传之穷，有其人已入经传而表之者；有未入经传而牵连以丧之者，表立而后经传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废。读史而不读表，非深于史通也。 ⑧他长期致力于历代史表的补撰，作《历代史表》。黄宗羲为之作序时说： 杜氏《通典》、郑樵《通志》、《文献通考》，皆足以补史志之缺文，而补表者，古今以来无其人也。 称赞万斯同补历代史表，是 不朽之盛事，大有功于后学.①朱彝尊对此也备加推崇，认为万氏史表 揽万里于尺寸之内，罗百世于方册之间，其用心也勤，其考稽也博，俾览者有快于心，庶几成学之助，而无烦费无用之失者与 ②。
　　万斯同还著有《纪元汇考》、《历代宰辅汇考》、《儒林宗传》、《石经考》、《群书疑辨》、《书学汇编》、《庙制图考》等书，只因客亡于京邸，遗著大多散失。他丰实的学术成就和为撰就《明史》鞠躬尽瘁、矻矻以求的精神，反映了一代史学大家的风范。
　　⑤　　 彭士望：《顾耕石先生诗集序》，《耻躬堂文抄》卷六。
　　①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
　　②　　 《国朝先正事略？万季野先生事略》。
　　③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④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⑤　　 万斯同：《读弘治实录》，《石园文集》卷五。
　　⑥　　 方苞：《万季野先生墓表》，《方苞集》卷十二。
　　⑦　　 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⑧　　 钱大昕：《万先生斯同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
　　①　　 黄宗羲：《补历代史表序》，《南雷文定》四集卷一。
　　②　　 朱彝尊：《万氏历代史表序》，《曝书亭集》卷三十四。
　　全祖望（１７０５- １７５５年），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人。与万斯同一样，为浙东史学的巨擘。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进士，入庶常馆。后遭人嫉恨被排挤，从北京返回浙江老家，绝意仕途。曾在蕺山书院和端溪书院讲学，但也为时不长，主要从事著述。他一生清贫，晚年更是贫病交加，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鲒埼亭文集》及《外编》、《经史问答》、《宋元学案》等共百卷以上的著作。
　　表彰民族气节，是全祖望史学的突出特点。在《鲒埼亭文集》和《外编》中，主要部分记载的是明清之际人物的墓志铭、事略和传状，搜集和整理了抗清志士的材料事迹，发掘出一批以遗民身份拒不降清、坚守气节而误被世人认作是消极避世的历史人物。他所强调的民族爱国思想，被后代学者体察认识到后，不断地加以阐发，成为全祖望史学最有生命力的部分。
　　全祖望史学的又一重要贡献，是他记述了清初学者的风貌，反映了清初的学术状况。为了表现清初学者的学术精华，他重新撰作了黄宗羲、顾炎武、傅山、李颙、万斯同、陆世仪等人的传记，如《犁洲先生神道碑文》、《亭林先生神道表》，成功地表现出了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和精神风采，为我们了解清代的学术思想提供了重要依据。
　　全祖望继黄宗羲、黄百家之后，续修而成《宋元学案》。这部具有相当规模的学术史著作，由全祖望撰写的部分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他还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修订、次订、补定。体例方面，在《明儒学案》的基础上也有创新。如，除了对理学家作传和辑其著述之外，增加了 附录 和记载传授关系的材料；又在每一学案之前列 表 ，表明案主的学术渊源和师承、统系；用附录代替师说，对全书进行概括，遂使学术史著作臻于完善。
　　全祖望一生读书不倦，且喜好抄书聚书。他在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阁、陈氏云在阁等处均抄得 世所稀有者 之典籍。在京师时，曾借出《永乐大典》阅读和抄录。这使得他的学识相当渊博。所著《经史问答》，内容涉及极广。凭此学识，他还三笺《困学纪闻》，七校《水经注》。阮元评价说： 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传，而鄞县全谢山先生兼之。 ①。应该说，全祖望的学识在清代学者中极为突出，而他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气节更应当得到肯定和发扬。
　　①　　 阮元：《经史问答序》。
　　三、乾、嘉时期的学术和思想
　　（一）乾嘉考据学的形成及成就
　　１。乾嘉考据学的形成
　　清初思想呈多元发展的态势。清初思想家在哲学、史学、自然科学诸领域均有所涉及并作出成绩。他们在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等方面提出的主张反映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对专制政体和宋明理学的批判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随着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思想学术界呈现了与清初不同的变化，即考据学开始在学术界占有主导地位。乾嘉考据可以认为是一种学风，也可以指一种方法，却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因为这个时期的学者都尊行以经学为主的汉代学术，故称这个时期的学术思想为汉学。又因为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朴实无华的考据功夫，故又称其为朴学。乾嘉时期的学术发展也称之为乾嘉考据学。
　　乾嘉考据的出现和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来说，清朝统治者征服全国之后，社会趋于安定，经济不断发展，乾嘉时期是清朝统治的全盛时期，即所谓 乾嘉盛世 ，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有进一步的要求是十分自然的，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更是必需的。从顺治时代到康熙时代，因为统治秩序尚未稳定，清朝君主对坚持气节的明朝遗民主要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顺、康二朝文字狱与乾、嘉二朝相比要少，处罚和诛连的程度也轻缓一些。只要没有明显危及统治，隐居不仕的明朝士大夫可以在他们的范围内著述、讲学，也可以不去响应为拉拢他们而特地开设的博学鸿辞科。顺、康以后，情况有所不同。已经腾出手来重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并且被充分汉化而深谙统治术的清朝帝王开始施行文化高压政策。康熙以后的文字狱，其严酷程度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高峰。与此相关的文化高压政策，还包括禁止结社讲学、发布禁书令、大规模烧书和毁书等措施。
　　在这种情况下，清初那种因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激情所导致的思想界的锐意进取、探索和致用的学风被强行扭转了。同时，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相继亡故，其后学即使继承了他们治学的某些方法，也因没有经历刀光血影的民族征服和亡国之痛而难以承袭前人的思想精髓。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文化高压政策的同时，还采取怀柔手段，以促成与 乾嘉盛世 相适应的 文化盛世.清廷重开科举考试，重新提倡理学，通过开设博学鸿辞科和组织编纂大型文化学术丛书招揽知识分子。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缮写《永乐大典》、武英殿刻书、设三通馆等措施，均属此种性质的举动。对学术文化片面性的大力倡导，加上康、雍以来较为长期的安定繁荣的环境，为乾嘉学者理头于朴学提供了可能性。
　　基于以上社会政治状况的客观压力和客观条件，以及知识分子主观的原因，他们转而专注于考据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是乾嘉考据学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来看，还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乾嘉考据的形成原因。
　　学术思想发展的近因，指的是清初思想发展所造成的影响。宋明理学统治学术界已达六、七百年之久，明代中叶以后就不断遭到进步思想家的批评。
　　明朝灭亡，宋明理学高谈性理所造成的空疏学风，更被认为是具有 空疏误国 的危害而被清初思想家所批判。与此相应，清初思想家提倡学以致用，崇尚实学，强调学术上的务实精神。他们认为，欲经世必先通经，欲通经必先考订经书的文字音义，把考证功夫结合在经世学术之中。其中最突出的是顾炎武。顾炎武治学讲治道、经术和博闻，主要方法就是考据。他认为命与仁，孔子也很少谈，性与天道，子贡亦未听说。孔子教人是要行己有耻，为学则应好古敏求。他说过：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其论文，非有关于经旨世务者，皆谓之巧言。 ①顾炎武的考据方法主要是先详细占有材料，再由归纳例证中得出结论。他的名著《日知录》，就是主要以考据为研究方法的著作。从哲学意义上对理学的批判和在治学方式上的严谨务实，都是对理学的消极影响的一种否定。顾炎武被称为开启一代学风的宗师，他对乾嘉考据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必须指出的是，乾嘉学者继承顾炎武的主要是考据学的方法，而没有继承顾炎武学术的全部，特别是没有继承顾炎武以考据为手段为的是要讲求 治道 的目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顾炎武《日知录》的考据与乾嘉考据的上下关系，两者从起点到目的是有区别的。
　　理学在清初已经被思想家们从根基上所撼动，理学的没落已不可避免。
　　尽管康熙和乾隆前期，程朱理学一直是科考的依据，清廷组织编纂了《性理精义》，并将《朱子全书》颁行太学，刊示诸生，这也不过是理学的回光返照。理学已难以吸引多数学者。同时，明末清初思想家的某些进步的和超前的思想萌芽，在清代也失去了进一步成长发育的土壤。反映清初思想家观点的著述在乾嘉时代并不为人所理解和重视，其中一些优秀的著作甚至根本就没有刊行传世。
　　从以往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特征来看，每一个时代大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主潮，如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这种学术主潮的形成，一般都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和学术发展的脉络有密切关系。
　　乾嘉考据的形成也同样如此。清初思想难以在新的政治条件下生存和壮大。
　　顾炎武只好将希望寄托于 后起王者.王夫之晚年不得不悄然遁于湘西石船山下，以著述了其余生。颜李学派的学说在康熙中后期的学术舞台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之后戛然而止，李塨在晚年背离了颜学而转向考据学。这表明清初思想在专制统治的严密文网中已经失去了继续发展的土壤。康、乾时期理学的再倡也只是因为有了 御用 和 钦定 的包装。清初思想家几乎没有例外地（黄宗羲另论）对理学进行了批判和总结，理学作为一个思想学术流派体系已经在理论思维领域中呈彻底瓦解之势。清朝统治者所建立复制的传统的专制统治的政治经济模式，也注定不可能诞生新的理论思潮。在文化高压之下，复归汉代经学，专注于训诂考证，以取代理学原来的统治地位，乃是大势所趋。顾炎武说： 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 ①费密主张： 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以实志道。 ②乾嘉学者继承清初学者运用的考据方法，把目光转向遥远的 专门汉学 ，既可脱离社会实际，又可回避学术上的理论原则问题，这在当时是一种比较合理的选择。
　　①　　 张穆：《亭林年谱》附《儒林传》。
　　①　　 《亭林文集》卷四。
　　学术思想发展的远因，应该从中国学术文化自身的发展渊源上来看。中国的学术文化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之后，形成了庞大、繁杂的规模。几千年的创造和积累，包含了无数代学者经过辛勤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在客观上，需要来一次全面的整理。以经学和史学为代表，自先秦产生以来已有两千多年。各个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是中国学术文化方面的宝贵财富，因为流传年代久远、缺乏有效的传抄和保存方式，以及历代战火动乱毁坏等原因，典籍本身存在文字内容上的错讹，史实记载上的歧异，以及部分及全部内容的散失等诸多问题，需要人们从事整理考证工作，然后宝贵的古代典籍才能被读懂和利用，历史记载的歧误伪托才能被指明，亡佚散失的篇章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搜集和弥补。早在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等人对文献典籍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整理，为保存和后人利用古代典籍作出了重要贡献。两宋时期，考证工作已被众多著名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通鉴考异》，详考在撰写《资治通鉴》时所用各书在史事记载上的差异，说明取舍理由。其他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叶适《习学记言》、郑樵《通志？校仇略》，王应麟《因学纪闻》、黄震《黄氏日抄》等书，都有许多内容属考证性质。
　　朱熹虽为大理学家，但他在考据学方面也有著述，并产生一定影响。明代心学泛滥，但仍不乏考据学方面的学者和著述，如梅鷟、胡应麟考辨伪书，焦竑、陈第研究音韵、文字等，考据之风的持续和考据方法的积累，是形成乾嘉时期考据臻于鼎盛状态的先决条件。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大规模系统整理，自刘向、歆之后还未曾有过。在继承前人考据成果的基础上加以创新，以期对传统文献作一番卓有成效的、带有总结性意义的整理，正是乾嘉学者所担当的历史重任。他们通过训诂注释、版本鉴定、文字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和手段，在经学、小学、历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丛书、类书、工具书的研究和编纂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和成绩。乾嘉考据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２。乾嘉学派在经学和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成就
　　乾嘉学派的直接先驱，是康熙时期的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姚际恒等人。他们分别在训诂经书、考辨文献、考释历史地理等方面作出成绩。
　　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发挥了明人梅鷟的论点，最终证实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２５篇和孔安国传注都是东晋人伪造。毛奇龄曾作《古文尚书冤词》，观点与阎若璩相左，以阎若璩为大家所承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阎书是 有据之言，先立于不可败也.阎若璩此举，为乾嘉学者的疑古精神开辟了道路。
　　胡渭注《易图明辨》，揭露宋儒所传 太极图 乃华山道士陈抟所作，与儒家经典并无关系。辨明所谓 河图 、 洛书 等矫诬之说，对宋儒所宣扬的象数学是一次深重打击。他的另一部著作《禹贡锥指》，开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之风。
　　②　　 费密：《圣门传道述》，《弘道书》卷中。
　　毛奇龄虽然在《尚书》的考订上与阎若璩观点相反，但他的《四书改错》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对朱熹《四书集注》进行了抨击，认为该书是 无一不错.①万斯大深通《三礼》，著有《学礼质疑》、《仪礼商》、《礼记偶笺》、《周官辨非》。他不盲目轻信传注，重视比较归纳，以经释经，实开后来专门汉学方法论的先河，戴震、阮元的训诂注疏都受其影响。
　　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把古代数十种著名典籍考证为伪书，打破了人们对古代经典的迷信。
　　乾嘉学派登上学术舞台的标志，是对汉代《易》学的恢复。清初黄宗羲、黄宗炎兄弟以及毛奇龄、胡谓等人已经将宋儒加在《易》学上的种种怪诞之说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惠栋于乾隆初率先而起，专注于汉儒《易》说的勾沉辑佚，志在全面恢复汉代《易》学的模样。惠栋（１６９７- １７５８年），字定宇，号松崖，学者称小红豆先生。江苏吴县人。其祖、父皆治《易》学，分别著有《易传》、《易说》。惠栋是乾嘉学派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承其家学，著有《周易述》、《易汉学》、《周易本义辨证》、《易例》、《易大义》等，并由此而《诗》、《书》、《春秋》，稽考所至，遍及九经。他认为： 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诂，识字审音，乃知其意。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②惠栋首次明确地张起了汉学之幡，他以他的学术成就而成为乾嘉学派的第一代大师。著名学者钱大昕评论说： 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 ③惠栋辨明汉学，成绩卓著，但唯汉是尊，唯古是信，过分地株守汉学，不分经学中的今、古文分野，是其不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惠栋： 其长在博，其短亦在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泥古。 ①乾嘉学者在《易》学研究方面作出成就的，还有张惠言和焦循。张惠言著《周易虞氏义》，以及《虞氏易礼》、《易言》、《易事》、《易侯》等，发挥了汉《易》中最主要的部分——《虞氏易》的基本内容，并将别家作为附庸，明确分清与《虞氏易》相混淆的其他内容。焦循作《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合称《雕菰楼易学三书》，也是乾嘉时期《易》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关于焦循及其学术思想，在后面将进一步详述。
　　研治《尚书》，是乾嘉学者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惠栋的《古文尚书考》、辨析郑康成所传的２４篇为孔壁真古文，东晋晚出的２５篇为伪。段玉裁的《古文尚书撰异》和程廷祚的《晚书订疑》最终确定前人所证之东晋所出的《古文尚书》和孔安国传为伪是不容置疑的定案。对《尚书》的注疏和整理，主要以王鸣盛和孙星衍两人的著作最有成就。王鸣盛的《尚书后案》主要采用郑玄之注，如果遇到郑注不全，再采用马融、王肃之注补充。孔传虽然已被证实是伪传，系出于东晋，但其训诂颇有传授，也偶然采用。又附今文《太誓》一篇，使之得以保存。此书搜罗广博，但于今古文学的区别并不清楚。
　　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多收汉魏人的佚说，也兼采王鸣盛、段玉裁等人之说，惟以赵宋以后诸人的注疏不可信而未收。孙书注文简明，疏文详尽，疏出注文来历，加以引申，又注意今古文学说的不同，被认为胜于王书。
　　另有江声《尚书集注音疏》也是同类著述，但因一味好古，失之剪裁，水平一般。
　　①　　 《四书改错》卷一。
　　②　　 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松崖文抄》卷一。
　　③　　 钱大昕：《惠先生栋传》、《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春秋类》。
　　在对《诗经》的训笺方面，著名的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和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三书均在于解释训诂名物。其中胡承珙和马瑞辰的训释兼及毛、郑，以宏博见长；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专攻于毛，既态度严谨，又广采旁征，价值最高。
　　因 三礼 而形成的对礼制的研究，清初即成规模。乾嘉时代，礼学颇为盛行。孙诒让的《周礼正义》依古文来纠正对《周礼》的解释，释经简明，释注详细，有关郊社禘祫则从郑玄注，有关庙制昏期则从王肃解，是有关《周礼》的少有的、也是最好的一部注疏。凌廷堪的《礼经释例》是将《仪礼》全部拆散按专题重新排列，有通例、饮食、宾客、射、丧、祭、器服、杂例等类。张惠言撰《仪礼图》，以图示礼，不能为图则以表代替。用图表方式说经，这是比较新颖的一种方法。《礼记》方面，杭世骏作《续礼记集说》，收集宋元迄清初的有关《礼记》诸说，选择精审，保存了许多有用资料。《大戴礼》经由戴震、卢文绍校勘，孔广森作有《大戴礼记补注》、汪照也作有《大戴礼记补注》，两书各有优劣。秦惠田编纂了２６２卷的《五礼通考》，是书仿徐乾学《读礼通考》体例，收集有关各种说法，分吉、凶、宾、军、嘉五礼，还涉及天文、算法、乐律、地理等内容，较全面地反映了礼学研究的各个方面。此外，还有孔广森《经学巵言》、武亿《三礼义证》、凌曙《礼说》等有关著作。
　　乾嘉学者刻意复古，崇尚汉学，对《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 春秋三传 的研究重新加以重视。刘文淇作《左氏旧注疏证》、《左传旧疏》。他与子毓崧、孙寿曾三代研究《左传》，写成《左传义疏》，内容及于襄公四年。刘氏一门三代精治《左传》，表现出专一的治学风尚和深厚的学术功力。至于庄存与、刘逢禄治《公羊传》，致使今文经学重新倡行，将在后面详述。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和焦循的《孟子正义》是两部考据儒家经典的名著。另有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也取得很高成就。
　　阮元和王先谦将清代学者训释儒家经书的成果汇编成《皇清经解》与《续皇清经解》，共收录经学著述１９４家、３８９种，计３０００余卷，充分反映了清代学者，特别是乾嘉学者在治经方面的成就。
　　与整理考释经书相联系的，是要搞清经书的字义和读音。文字训诂学在汉代称小学。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著作，包括有以字义为主的《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书，以字形为主的《说文》、《玉篇》等书，以字音为主的《切韵》、《集韵》、《广韵》等书。
　　所谓 小学 ，即文字、音韵之学，包括义、形、音三个方面。乾嘉学者对这些著作进行了整理、注释和研究。在他们的努力下，文字音韵学成为乾嘉考据的一个重要部分。
　　邵晋涵的《尔雅正义》、钱坫的《尔雅释义》、郝懿行的《尔雅义疏》都是疏释《尔雅》的专门之作。王念孙著《广雅疏证》，先校核其讹误，再诠其义训。他在《广雅疏证？自序》中所言 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 ，成为清代学者研治小学的原则。
　　研究《说文解字》而卓然成一家言的，首推桂馥和段玉裁。桂馥认为： 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 ①他将《说文解字》与古代经典文义互证，作《说文义证》。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采周秦本义、诸子百家及时人研究所得，将九千余字，逐字考训，其形、义、音皆成一家之说，是众多研究《说文解字》著述中成就最高的一部，王念孙写的序中称此书是一千七百年以来所无之作。
　　音韵学的研究在顾炎武的直接影响下成就斐然。江永著《古韵标准》、《四声切韵表》、《音学辨微》。戴震著《声韵考》、《声类表》、《方言疏证》等。段玉裁著《六书音韵表》。姚文田著《古音韵》。钱大昕著《声类》。王念孙著《古韵谱》。以上各书对音韵学均各有发明。
　　王念孙之子王引之著《经传释辞》，考求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发现助语古训，分字编次，以补充《尔雅》、《说文》方言之缺。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１６０卷，采摘经、子、史诸书唐以前人的训诂注释收集于每字之下，按《佩文韵府》韵目归类，是一部有关文字学的重要工具书。
　　乾嘉学者在文学音韵学上的创获，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至今对于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研究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①　　 《清史稿？桂馥传》。
　　（二）戴震的学术及其哲学思想
　　１。生平及学术
　　戴震是乾嘉考据学派中出类拔萃的考据大家，同时也是清朝中期成就卓著的思想家。
　　戴震（１７２４- １７７７年），字东原，又字慎修。安徽休宁（今属屯溪市）
　　人。早年家贫，其父无以为业，靠族人资助，在江南南丰作小商贩。戴震也随父 商贾东西，行营于外 ①，南至江西南丰、福建邵武，北抵江苏南京。
　　明清时代的徽州，民俗 重矜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 ①。戴震在这种风气的薰染之下，从１８岁开始，在邵武一边执教私塾，一边读书。２０岁时自邵武归，在家中刻苦功读，并与郡人郑牧等人从学于名儒江永，江永对西学有一定研究，并 精于《礼经》及推步、钟律、音声、文字之学 ， 惟震能得其全 ②。
　　戴震的仕途并不顺利，在他２９岁时，始补为休宁县学生。３年后，避仇入京，广交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新科进士，以谙熟天文数学、声韵训诂和古代礼制而 声重京师 ③。此后，科场屡屡失意，被迫寄人篱下，南北作幕。至４０岁，方举乡试，又先后５次入京参加会试，均落第。
　　５１岁，以举人特诏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５３岁，再应会试，仍落第。清高宗特许与当年贡士一起殿试，赐同进士出身，入翰林院为庶吉士。５５岁时，在书馆病逝。
　　戴震的著作涉及音韵、训诂、天文、地理、方志、算术、几何、哲学等多方面。主要有：《孟子字义疏证》、《尚书义考》、《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中庸补注》、《声韵考》、《方言疏证》、《续方言》、《水地记》、《原善》、《绪言》、《原象》、《九章算术》、《屈原赋注》等。
　　后人编有《戴氏遗书》、《戴东原先生全集》等３０余种。
　　戴震是乾嘉考据处于鼎盛时期的代表人物。乾嘉学者群星璀璨，但他们大都毫不掩饰对戴震的推崇和称赞。王昶为戴震所撰墓志铭中写道： 本朝之治经者众矣，要其先之以古训，折之以群言，究极乎天地人之故端，以东原为首。 ④钱大昕在与戴震交谈之后，曾叹其为 天下奇才.一向盛气凌人的王鸣盛说过： 吾交天下，得通经者二人，吴郡惠定宇、歙州戴东原是也。 ①同样恃才傲物的汪中，在评论清代考据学时认为： 通儒如顾宁人、阎百诗、梅定九、胡朏明、惠定宇、戴东原，皆继往开来者。亭林始闿其端；河洛图书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阎氏也；专治汉《易》者，惠氏也；及东原出而集大成焉。 ②戴震的博洽，虽难以含括整个乾嘉学派所及的学术领域，但涉猎之广，钻研之深，使其学术卓然自立，流风所披，遍于南北，赢得众人的承认与推崇，成为一代学术宗师。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他个人方面原因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学术积极地适应了乾嘉学派的发展趋势。
　　①　　 戴震：《戴节妇家传》，《戴震集》卷二十。
　　②　　 《清史稿？戴震传》。
　　③　　 纪昀：《考工记图序》，见段玉载《戴东原先生年谱》三十三岁条。
　　④　　 《碑传集》卷五十。
　　①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卷二十四。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
　　惠栋潜心研治《易》学，以此为标志，乾嘉学派登上学术舞台，惠栋也成为乾嘉学派形成时期的代表人物。惠氏之学虽然笃信汉学、唯古是信，但毕竟首次打出汉学旗帜。戴震比惠栋小２７岁。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年），戴震由京城南下，途经扬州，遇到正在两淮盐运使卢见曾处作幕僚的惠栋。
　　这次会晤，对戴震的治学方式产生很大影响。他赞扬惠学说： 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求，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 ③在这里对惠栋复原汉学的努力和成就给予肯定，他进一步融惠学为己有，在继承惠栋以训诂治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主张。他说： 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 ①训诂考证的目的在于读懂古经，而遍晓古经的目的在于理解前人所讲的义理。戴震把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考究以及讲求义理相结合，把乾嘉考据引入了一个新的层次。对于惠栋学术，他作了创造性的解释：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上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②。
　　戴震反复申讲故训、理义的关系，表明的是他对于治学的进一步的看法。从清初顾炎武的 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到戴震的 故训明则古经明 ，旁及王念孙的 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 ，反映了乾嘉学者训诂治经的继承、发展过程。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和梁启超据此提出乾嘉学派有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之分，并长期得到学界认同，几成定论。但是从乾嘉学术的演进过程考察，这种说法既不能科学地反映乾嘉学术的发展轨迹，也难以概括乾嘉学术的整体和全貌。最近已有学者对此提出疑义，颇有见地。
　　仅就戴震学术而言，之所以在乾嘉时代大行于世，成为领军之旅，就在于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在总体上呈现的学术传统。惠学与戴学是递进式的发展关系，而不是对立式的学派关系。戴震对乾嘉学派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通过对诸经的训诂，去探求六经所蕴含的义理，即通经以明道。正如戴震所言： 定宇求古，吾求是 ③。因此，戴震认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直到他临终前才最后定稿的，以阐述他的哲学思想为主的《孟子字义疏证》。
　　③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①　　 《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②　　 《题惠定宇行生授经图》，《戴震集》卷十一。
　　③　　 王鸣盛：《西庄始存稿？古经解勾沉序》。
　　２。戴震的哲学观点
　　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阐述的哲学基本观点认为，道指阴阳气化，即物质的运动、变化；理指气化过程中的条理，也就是事物运动的规律；气则是万物的本原。他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易》曰： 一阴一阳之谓道。 《洪范》：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行亦道之通称。……阴阳五行，道之实体也①。
　　古人言道，恒赅理气；理乃专属不易之则，不赅道之实体。而道、理二字对举，或以道属动，理属静，……或道主统，理主分；或道赅变，理主常。此皆虚以会之于事为，而非言乎实体也②。
　　道 和 理 都离不开气，气才是世界本原。戴震所说的阴阳二气和五行的运动变化就是道的实际内容，表现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的思想内容。
　　戴震指出，程朱关于 理是形而上，气是形而下 ，把 理 说成是 气的主宰，这是背离《易》的原意的。他指出形而上和形而下并不是精神和物质的区别，而是同一物质性的气的不同形态。形而上指的是气化流行尚处浑沌未分状态，形而下指的是由于阴阳气化而产生了人和物以后的状态。这种解释进一步论证了只有气才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并成为批判程朱学派 理气之辨 的重要依据。
　　戴震进一步认为，生生不息的气化过程是有条理的。 一阴一阳，其生生乎，其生生而条理乎。 ① 惟条理是以生生，条理苛失，则生生之道绝。 ②气化之所以能连续不已，是因为有条理，如果没有条理，运动变化就不能进行下去了。这是对客观世界运动和规律的内在联系的精辟见解。
　　戴震还深入论证了气在理先、理寓于事物之中的道理。他认为，理就是气化过程中的条理，是事物中的公理。由于气化流行分化的不同，由于阴阳五行 杂糅万变，是以及其流形，不特品物不同，虽一类之中又复不同 ③，也由于其分而有不齐，事物都是具体存在而各不相同的，形成了天地间事物千差万别、每一具体事物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的状况，所以他强调必须仔细考察事物的具体规律——分理。他说： 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 ④又说： 分之各有其不易之则，名曰理。　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 ⑤总之，理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质、特殊规律，具体事物的规律就是理。戴震强调理是不同事物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直接与程朱学派所谓 万物一理 相对立。 分理 理论的提出，是批判程朱理学的 理 在理论上的突破。
　　戴震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学的思想渊源和神学本质。他比较了程朱理学和老庄、佛教的本体论，指出《庄子》用 真宰 ，佛教用 真空 、 神识 作为万物的本质和宇宙的本体，程朱学派的理，正是由此转化而来。老、庄、释氏分形、神二本， 以神为气之主宰， 程朱分理、气为二本， 以理为气之主宰.程朱的 理能生气 ，即老子的 神能生气 ， 宋儒仅改其指神识者以指理，而余无所改 ①。这种对比式的揭露显得十分深刻，使人认清程朱理学的 理 的主要内容，就是宗教神的改装，两者并无本质的区别。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中。
　　②　　 《绪言》上。
　　①　　 《原善》上。
　　②　　 《原善》上。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⑤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３。 血气心知 的认识论
　　程朱理学从 理在气先 的观点出发，在认识论上，主张 得于天而具于心 ，意思是，上天本来已经把真理放置在人们的心里，只是有些人不能自觉地认识它，这是因为 为私欲所蔽 而不能显露出来，人们只要 冥心求理， 就会 复其初 ，认识到上天早已给予的真理。
　　戴震在认识论上的观点与程朱学派的观点相反，他提出了 血气心知 的认识论。
　　戴震认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人的血气心知来自于阴阳五行。人从阴阳五行的 气化流行 中分得一份，是物质的形体 血气 ，敌人的认识作用是以人的生理机能为基础的。他指出人与动物的不同，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而动物只能适应自然。 人之异于禽兽者，虽同有精爽，而人能进于神明也 ； 夫人之异于物者，人能明于必然，百物之生各遂其自然也。 ②人是如何去认识客观事物的呢？戴震认为是通过人的感官产生感觉，进而 心通其则 ，通过思考和分析，进而认识事物的规律。声、色、臭、味都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 盈天地之间，有声也，有色也，有臭也，有味也，举声色臭味则盈天地之间者无或遗矣。外内相通，其开窍也，是为耳目鼻口。 ①人的感官的形成，是为了适应客观世界这众多的客观现象，而人的感觉是外界客观事物直接作用的结果： 耳之能听也，目之能视也，鼻之能臭也，口之能味也，物至而迎而受之者也。 ②感官之外的心是主宰感官的，心可起到神明的作用，是感官的主宰者。味、声、色和理义都是客观存在的，并不在感觉和心中，却能为人的感觉和心所辨别。从而说明了人的认识不是 得于天而具于心 ，批判了朱熹的 理得于天而具于心 和陆王 心即理 的先验论。
　　戴震又进一步批判了程朱的 无欲则无蔽 、心中的真理是 为私欲所蔽而不能显露出来的观点。程朱此说，以为只要去尽人欲， 冥心求理 ，便可以 复其初 ，不用学便可得理。戴震认为 无欲则无蔽 之说，同老子的 常使民无知无欲 、释氏的 常惺惺 ，在实质上是一样的。他说： 凡出于欲，无非以生以养之事。欲之失为私，不为蔽。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实谬，乃蔽而不明。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 ③因此，不能 因私而咎欲 ，也不能 因蔽而咎知 ④。 私 和 蔽 是两回事， 私 属于伦理道德范畴， 蔽 属于认识论范畴。道德上的 不善 ，不是由于有情欲，而是因为情欲有私；知识的不正确，是因为 心知 有蔽隔，因此才未能把握事物的本质。他由此认为，人不可能无蔽，有的只是蔽深与蔽浅的问题；有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蔽而自智，视自己的意见为理去害斯民。所以， 去私莫如强恕，解蔽莫如学 ①。
　　①　　 《文集？答彭进士允初书》。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②　　 《原善》中。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戴震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素质虽有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大， 智愚之甚远者盖鲜 ②，只要努力学习，就能使人由不知到知，由知不多到知更多。
　　人的认识既是一个由现象到本质的深化过程，也是一个由蒙昧到圣智的扩充过程。他说： 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 ③经过问学、慎思、明辨、笃行，不断理解和消化所学到的知识，就可以 极而至乎圣人之神明 ④。
　　戴震的认识论存在着缺陷，这主要表现在是一种直观的、消极的、被动的反映论。他把人的认识能力比作一种火光，人对事物的认识，仿佛火光照物，光有大小明暗的区别，对事物的认识也就有深浅粗精的不同，由此神化 圣人 ，以为只有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的圣人才能没有错误地察照万物， 愚者 光小，资质愚昧，方需要学习。他还贬低知行关系中行的意义，说 重行不重知，非圣学也.⑤他以人们的主观认识的一致作为真理标准，即把 心之所同然 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也是错误的。
　　４。对理学的批判
　　人性的善恶问题、理欲的关系问题，是中国思想史上长期有争论的问题。
　　戴震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是，性是善的， 理 、 欲 是统一的。他对程朱的 理欲之辨 进行了猛烈抨击，无情鞭挞。戴震是当时反对程朱理学和统治者 以理杀人 本质的最激进的代表。
　　戴震明确地指出： 宋以来儒者……举凡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 人欲'.故终其身见欲之难制。其所谓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过绝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绝？ ①他由此认为，人都有喜怒哀乐、怀生畏死之情，都有对饮食男女的需要，都有求生存、平等的欲望。这些都是人的自然的情欲，是人的本性，是血气心知反映在人性方面的实在内容。人类 有欲而后有为 ②，人欲对人类的存在有重要意义。
　　戴震对于人性情欲的肯定，是与其 血气心知 的认识论一致的。他总结说： 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 ③ 欲 是人对声色臭味的要求， 情 是人的喜怒哀乐的表现， 知 是人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 欲出于性，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故曰' 性之欲'. ④欲是性之欲，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的本性，是人所共有的。如果没有这些欲望和要求，人也就不存在了。戴震论证的 欲 是人的本性，是饮食男女和生养之道，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也就证明了所谓 气质之性 并不是产生罪恶的渊薮，是合理的和至善的，从而批判了程朱理学把性分为 天命之性 和 气质之性 ，并把 气质之性 说成是产生人欲、产生罪恶根源的谬论。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①　　 《原善》。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⑤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②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③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关于理与欲的关系，戴震认为是则与物的关系，是自然与必然的关系。
　　自然 指的是本来的情况、情欲， 必然 是指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人的感情欲望是 血气心知之自然 ，理是必然。自然与必然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必然是自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理是欲的适应满足和调整，自然的目标是归于必然，是自然的完成。他所讲的天理是存人欲的天理，是对程朱理欲观的否定。
　　戴震进而尖锐地批判了理学的社会作用。他提出：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人死于法，犹有怜之死，死于理，其谁怜之？ ①对于 理 所造成的巨大而无形的危害提出了控诉和抗议。程朱理学中的 理 ，在本质上 同于酷吏之所谓法 ，酷吏以法杀人，理学家是以理杀人，其后果比以法杀人更为严重。戴震所生活的时代是乾嘉时期，清朝统治者正极力促使理学的复兴以加强统治，戴震却直言控诉了程朱理学的危害，深刻揭露了程朱理学的社会本质，这是具有重大意义，并且是难能可贵的。从其种意义上说，自明代以来特别提倡的理学，已经被明中叶以至清初的有识之士所揭露和批判，戴震揭示了 以理杀人的哲学根源，是对理学的终结，其深度是前无古人的。
　　戴震还同时提出了 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而王道备 的观点。他说要使天下太平，就必须 体民之情，遂民之欲 ， 以情絜情 、 情得其平 ，要施仁政于民.这样，才能 与民同乐 ， 民富国强.戴震的哲学思想尽管并不完善，并且在当时也不被人所重视，但由于他没有株守博物考订、训诂名物，而是勇敢地继承了王夫之等人的观点，指名道姓地批判程朱理学，使他的思想独具自己的特点并超越了前人以及同时代人，取得了比同时代学者更为丰富的学术成就。
　　④　　 《孟子字义疏证》卷下。
　　①　　 《孟子字义疏证》卷上。
　　（三）汪中、洪亮吉的学术和思想
　　１。汪中的学术思想
　　汪中（１７４４- １７９４年），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汪中７岁丧父，母亲携他乞食，家中无地无宅，过着 短衣曳地学周旋，历历门庭记行迹 ①的生活。稍长，在书肆作书佣，得以 借阅经史百家，于是博综典籍，谙究儒墨 ②。２１岁中了秀才，又屡困乡试。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被选为拔贡生，时年３４岁。随着他学问名气的增长，他愈发厌恶科考，遂绝意仕途， 自立学术 ，以明经终。
　　汪中一生的生活都很困苦，主要靠做幕宾、卖文及校书来过活，常年往来于大江南北、浙水东西，这也使他交往了许多当时著名的学者，如钱大昕、程瑶田、王念孙、凌廷堪、孙星衍、毕沅、刘台拱、章学诚等人。其中王念孙与刘台拱当属汪中的莫逆之交。王念孙在为汪中的《述学》作的序中写道： 余与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学相砥砺，余为训诂文字声音之学，而容甫讨论经史，榷然疏发，絜其纲维。余拙于文词，而容甫泊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愧所学不若容甫之大也。 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汪中被推荐参加文宗、文澜二阁《四库全书》的校勘工作，历时４年，后因心脏病猝发，年仅５１岁即过早谢世于杭州校书处。
　　在学术上，汪中自称继承的是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他说： 中少日问学，实和淑诸顾宁人处士。 ① 服膺顾处士炎武为经世之学。既因羸病不为世用，辄思著书以发挥所业。 ②顾炎武与汪中是同乡，有了这一层关系，汪中自然对顾的学术格外重视，倾慕服膺顾炎武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更重要的是，汪中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并继承了顾炎武学以致用的思想内涵。汪中为学非常强调 用世 ，他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弊之事，皆博问而切责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何苦耗心劳力，饰虚词以求悦世人哉。此吾藐然常有独学之忧……因此，他治学的特点是考据惟实、箴砭俗学。
　　汪中的著述，有《述学》、《广陵通典》、《孤儿篇》、《从政录》、《大戴礼记正误》、《经义知新记》、《春秋列国官名异同考》、《国语校文》、《丧服答问纪实》、《遗诗》等。其中，《述学》是其代表作，为后世所推重。
　　汪中的研究范围十分广博，最突出的是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他对先秦诸子中的荀、墨二家用力最勤。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汪中幕居南京，在与安徽歙县的著名学者程瑶田的交往中，了解了戴震学术的基本内容，于是接踵戴震对荀子学说的表彰，治戴学而及于《荀子》，著有《荀卿子通论》、《荀卿子年表》，使《荀子》之学逐渐在清代成为显学。汪中又由荀学而及于墨子，再开研究墨子之风，他也成为子学名家。
　　①　　 《遗诗》。
　　②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七。
　　①　　 《述学》别录《与巡抚毕侍郎书》。
　　②　　 《广陵通典？跋》。
　　③　　 《述学》别录《与朱武曹书》。
　　荀学在清初被傅山所重视，他著有《荀子评注》、《荀子校改》，认为 《荀子》三十二篇，不全儒家者言，而习称为儒者，不细读其书也，有儒之一端焉.①汪中进而把荀子推崇为孔子的真传者。他说：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功于诸经。……自七十之徒既殁，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以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②。
　　从唐宋迄明清，儒家的道统说，一贯是尧舞禹汤文武周公至孔孟， 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③。汪中对此大胆地加以修正，认为先秦儒家道统，是周公传给孔子，孔子 述而不作 ，荀子继承之。这种以孔、荀之学代替孔、孟之学的翻案，本身就是对正宗道统说的异议。汪中指出，孔子作为 鲁之儒 ，讲的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之学，后儒没有很好地对此加以理解和继承，歪曲了孔子的六艺之学，荀子是真正的继承者。荀子之后，当推西汉时期的贾谊。汪中认为贾谊和荀子间有着学术的渊源关系。这样，汪中所修正的道统说，就变成了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贾谊行之。
　　先秦时期，儒墨同称显学。西汉定儒学为一尊，墨学走向衰微。魏晋时期，已经几成绝学。宋明时期，孟子以 亚圣 高居孔子之侧、庙堂之上，由于战国时代孟子就已抵斥杨朱和墨子，称 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其时更视墨学为异端邪说。《荀子》被黜，则是宋代理学勃兴以后的事。
　　汪中对先秦子学的研究，承清初诸儒的阐幽发微，本着力求恢复历史原貌的求实存真的精神，终于还原了先秦时儒墨并称显学的历史真实。
　　汪中认为： 周官失其职，而诸子之学以兴，各择一术，以明其学，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及比而同之，则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犹水火之相反也。最后《吕氏春秋》出，则诸子之学皆有之。 ①这段话表明了先秦诸子 各择一术 、 持之有故 、 言之成理 的百家争鸣局面。 自宋以后，学者劳于师心，逸于考古。虽在策略，不窥寻是，以具为说之。 ②宋明理学家 劳于师心 ，已经完全背离了先秦儒家六艺之学的传统。汪中指出： 在九流之中，唯儒足与之（指墨家）相抗，自余诸子皆非其比。 ③先秦诸子之中，唯有墨、儒两家可以相互抗衡，是最具影响的两个学派，而墨家的影响还在儒家之上。
　　汪中在评价墨家时写道：儒之绌墨子者孟氏、荀氏，荀之《礼论》、《乐论》为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节葬》、《非乐》所以救衰世之弊，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未《兼爱》，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谓兼者，欲国家慎其封守，而无虐其邻之人民蓄产也，虽昔先王制为聘问吊恤之礼以睦诸侯之邦交者，岂有异哉。彼且以兼爱教天下之为人子者，使以教其亲，而谓之无父，斯已过矣④。
　　①　　 傅山：《荀子评注》。
　　②　　 《述学？荀卿子通论》。
　　③　　 韩愈：《原道》。
　　①　　 《述学？补遗？吕氏春秋序》。
　　②　　 《述学？墨子耕柱篇注》。
　　③　　 《述学？墨子序》。
　　对墨家作了比较客观的肯定性评价，与儒家的传统思想就会有很大差异。汪中进一步以为墨家意在救世，他说：墨子之学，其自言者曰：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沉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陵，则语之兼爱非攻。此其救世，亦多术矣①。
　　汪中驳斥了孟子以 无父 之说歪曲墨子的做法，批评了后儒出于无知而攻击墨家的举动： 后之君子日习孟子之说，而未睹墨子之本书，众口交攻，抑又甚焉。 ②至于儒墨相争，汪中认为： 世莫不以其诬孔子为墨子罪，虽然，自儒者之言，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迫，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敌墨子之诬孔子，犹老子之绌儒学也，归于不相谋而已矣。 ③诸子百家间的学术相争在于观点不同， 不相谋而已矣.这种议论，与当时的正统思想背道而驰，汪中确实道人所不敢道，也道人所不能道，这既需要勇气和胆量，也需要学术见识。
　　汪中墨子研究所贯穿洋溢着的批判精神和叛逆性格，当然不能见容于世。著名学者章学诚与汪中交恶，在对待儒学和墨学上的观点的不一致，应当是众多原因中的主要原因。一个要维护传统的名教观，一个则公然蔑视儒家经典，直弄到 竟欲持刀抵舌锋 ④的地步。内阁学士翁方纲也猛烈抨击汪中，称 墨者汪中 为 名教之罪人 ，主张褫革他的秀才身份。汪中面对压力并未屈服，他说： 欲摧我以胜，其卒归乎毁，方以媚于世，是适足以发吾之激昂耳。 ①同陈确一样，汪中也怀疑《大学》的经典性，认为《大学》的作者是孔门的 支流余裔 ，非孔学真传，只是由于 宋世禅学盛行，士君子入之既深，遂以被加诸孔子 ②。
　　在先秦子学的研究中，汪中还提出了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在《老子考异》中，指出老子、老聃、老莱子三人 不相蒙 也，《道德经》的作者应是孔子之后的老子。他还认为，《庄子》 寓言十九 ，不能当作历史证据来看待。《吕氏春秋》并非出于一人之手。这些观点对于先秦诸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汪中的批判精神也反映在他的社会思想方面。他反对泥古不化、言必称三代，指出三代之道 不宜于今 ， 前世大儒，立义有误.他举例说： 观《周礼》，太史当时行一事则有一书，其后执书以行事，又后则事废（《春秋》已然）而书存（孔门）。 ③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不可一味用古行事，宋儒的错误在于不知 古之道不宜于今.④
　　④　　 《述学？墨子序》。
　　①　　 《述学？墨子序》。
　　②　　 《述学？墨子序》。
　　③　　 《述学？墨子序》。
　　④　　 洪亮吉：《续怀人诗十二道？章进士学诚》，《卷施阁诗集》卷十五。
　　①　　 《述学？与刘端临书》。
　　②　　 《述学？大学平义》。
　　他还特别反对礼教束缚下的所谓 妇道 和 节烈.建议男女 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虽有奔者不禁也。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耻其民，使及时嫁子取妇也 ⑤。对于当时 一女不嫁二夫 以及守节、殉节的陋习陈规，他说： 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其有以死为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虽然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恩，不可解于心过而为之。死君子犹哀也，苟未尝以身事之，而以身殉之则不仁矣。 ①守节、殉节不仅毫无道理，也是不负责任的表现。 女子未有以身许人之道 （同上），她们应当有自己的人格，也应当有自己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的 礼. 以死伤生 是 不仁 ，也是不人道的。
　　这样，对宋明理学家提倡的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等一系列陈腐的、扼杀人性的教条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汪中由此引申出他的 婚姻之道可以观政 的观点。夫妻关系之间的准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婚姻制度、婚姻状况则是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标志。
　　汪中以其对先秦子学的创造性研究，在乾隆中后期，与戴、章成三峰鼎峙之势。他 箴砭俗学 的社会批判思想也独具特色。阮元评价他有 凌轹时辈 的风格。正因如此，汪中的言论和观点，引起时人的强烈不满。卢文弨说： 众畏其口，誓欲杀之，终老田间，得与祸辞。 ②汪中的性格 野性难驯 ， 于时流不轻许可，有盛名于世者，必肆讥弹。 他理直气壮地说： 吾所骂者，皆非不知古今者，唯恐莠乱苗尔。若方苞、袁枚辈，岂屑屑骂之哉。 ③也有一批学者，如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程瑶田、毕沅等，均 极口推崇 （阮元语）汪中的学术。汪中中年早逝，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体系，他的代表作《述学》原计划撰写百卷，实际也仅完成几卷，以至在学术上没有能作出更大的贡献。
　　２。洪亮吉的无神论思想
　　洪亮吉（１７４６- １８０９年），字君直，一字稚存，号北江，晚年改号更生居士。江苏常州阳湖人。家境贫困，以教书为生。曾为安徽学政朱筠和陕西巡抚毕沅幕僚，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考取进士，时年４５岁。授职翰林院编修，充国史馆纂修官。又当过一任贵州学政，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任高宗实录纂修官。同年以翰林身份上书成亲王转呈嘉庆皇帝， 反复极陈时政 ，抨击朝廷弊政，几乎被处斩，后被遣戍新疆伊犁。嘉庆六年遇赦回原籍，从此专事著述、游历，不再出仕。
　　洪亮吉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公羊谷梁古义》、《左传诂》、《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汉魏晋音》、《通经表》及一些诗文集。反映他哲学思想的著作《意言》，写成于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年）。他的著作汇编为《洪北江全集》。
　　③　　 《述学？春秋述义》。
　　④　　 《述学？高邮州学生贾君之铭》。
　　⑤　　 《述学？释媒氏文》。
　　①　　 《述学？女子许嫁而婿死及守志议》。
　　②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
　　③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汪中传》。
　　《意言》由２０篇短文组成（收入《卷施阁文甲集》卷一），其中的《天地》、《鬼神》、《祸福》诸篇反映了洪亮吉的无神论思想。
　　对于神鬼迷信的产生，洪亮吉作了历史的考察。他说： 鬼神之说，上古无有。上古之所谓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谓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谓之鬼神者。 ①古时人们所讲的神，是指那些治理山川社稷有突出成绩的杰出历史人物，人们所说的鬼，是对祖先的怀念与崇拜。《淮南子？汜论训》有： 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很明显，洪亮吉关于鬼神产生的比较理性的推论，是继承了《淮南子》中的相同观点。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家的动乱才开始有神鬼迷信之说，如杜伯为鬼，射周宣王；赵先为鬼，杀晋厉公；还有天神降萃，河神崇楚等说法。但这些是怪而不是神鬼。聪明正直之谓神，岂有天神与人接谈，河人而崇人以求食者乎。 ①洪亮吉在这里一定程度上已认识到鬼神之说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
　　神学目的论把世界万物的产生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作用解释为是由神安排的，是神的意志的体现。洪亮吉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说： 水之气蒸而为鱼，林之气蒸而为鸟，原隰之气蒸而为虫蛇百兽。 ②自然界中的鱼鸟虫蛇、飞禽走兽，都是气化流行的产物。宇宙间万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自然而然，没有任何目的的。如果说自然界的一切都是为人服务的，存在着神的意旨和目的的话，那么百兽都应乐于为人所食，尽其为人所食的本分。而事实上人类捕杀蛟鳄，蛟鳄也可伤害人类；人类捕杀熊罴，熊罴也可伤害人类。这就是自相矛盾的。他又说： 若果云天为人而生，则水之中有龟鳖，不宜有蛟鳄矣；林麓之中有貂狐貒貉，不宜有熊罴矣；原隰之中有糜鹿野兽，不宜有虎豹矣。 ③至于牛羊鸡犬之类家畜，人要宰杀它们，它们也要反抗， 推而言之，植物无知，默供人之食而已，必谓物之性乐为人之食，是亦不然也.④所以，洪亮吉总结说：一言断之曰，不过恃强弱之势，众寡之形耳。蛟鳄之力胜人则杀人，人之力胜蛟鳄，则杀蛟鳄；熊罴虎豹之势众于人，则杀人，人之势众于熊罴虎豹，则杀熊罴虎豹⑤。
　　自然界的真实存在不是上帝的统一意志，而是弱肉强食的原则。
　　神学迷信还认为神能够惩恶赏善，所谓 天不言，以形与事示之而已 ①。
　　譬如 雷诛不孝 ， 雷诛隐恶，刑罚之所不到者，雷则取而诛之 ②。洪亮吉认为：
　　①　　 《意言？鬼神》。
　　②　　 《意言？百物》。
　　③　　 《意言？百物》。
　　④　　 《意言？百物》。
　　⑤　　 《意言？百物》。
　　①　　 《意言？祸福》。
　　②　　 《意言？祸福》。
　　夫古来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顿，未闻雷能殛之也。雷所击者，皆下愚无知之人。下愚无知之人，即不孝，雷应恕之矣。雷能恕商臣冒顿而不能恕下愚无知之人，岂雷亦畏强而击弱乎。畏强而击弱，尚得谓雷乎③。
　　对于人死为鬼，鬼能祸福于人的说法，洪亮吉继承了王充 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 ④的观点，认为天地生人是气的偶然聚合，人死则是气的自然散逸，人死为鬼之说是不能成立的。
　　洪亮吉分析说： 天苟有神，则应肖天之圆以为形；地苟有神，则亦应规地之方以为状 ⑤。果真有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也应有天地之神。天神应该有天的形状，地神应该有地的形状。然而， 今世所传天神地祗之形，则皆与人等，是则天地能造物之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学人之形，有理乎？ ⑥具体说， 华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岑崿而轩举，使皆有神，则华山之神亦应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应亦模岑崿轩举之状，皆不得学人之形以为形也。 可传说中的华山或泰山之形均为人形，而非其本山之形。
　　所以， 是山川社稷风云雷雨之神，即生于林林总总之心而已.人死后 归精气于天，归形质于地 ，也不会复原形象， 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即生于子孙之心而已 ⑦。这一番议论，把鬼神的产生总结为出于人心所致，是人的心理意识的活动结果，在无神论的论证方面是一个突破。
　　宿命论也是有神论的重要内容。佛、道的轮回果报说和儒家的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的天命论，都在社会上十分流行。洪亮吉否定说： 人之生，修短穷达有命乎？曰，无有也。 他的理由是：夫人身内之虮虱，有未成而遭杀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杀者矣，有不遭杀而自生自灭于缘督纤缝衽之中者矣，又有汤沐具而死者矣，有瀚濯多而死者矣。如谓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则虮虱之命又将谁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虮虱之命，则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虮虱无命，人安得有命①？
　　人生虮虱，天地生人，由此类比，人不司虮虱之命，天地也不司人之命。否定命定论，有其进步意义。不足的是，洪亮吉忽视了人的社会性和人不同于自然物的特殊性。二程曾用命定论观点解释秦将白起坑杀赵卒４０万人，认为这４０万人都是 命当如此.洪亮吉的观点则趋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某人索性把生有虮虱的衣服投入火中，虮虱被烧死全出于偶然，说明人生的遭遇完全受偶然性的支配，这也是不正确的。任何事情变得不可知，人在历史面前如同虮虱，只能完全听任偶然性的摆布，就陷入了同命定论一样的 听天由命 的神秘主义。因为排斥必然性的绝对的偶然性，正如同排斥偶然性的绝对的必然性一样，本身也是一种宿命论。他还承认 神道设教 的必要性，认为： 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说拘之，则嚣然妄作矣。亦犹至愚之人不以轮回果报之说怵之，则为恶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圣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犹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轮回果报，亦释氏为下等人说法之苦心也，亦即释氏所恃以不废之一术也。 ①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他还是妥协了。
　　③　　 《意言？祸福》。
　　④　　 王充：《论衡？论死》。
　　⑤　　 《意言？天地》。
　　⑥　　 《意言？天地》。
　　⑦　　 《意言？天地》。
　　①　　 《意言？命理》。
　　对于生命的生与死的问题，洪亮吉作了接近符合自然科学的解释。他说：世无仙，世亦无长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长，由人气禀有强弱所致也。 ②所谓服药养气可以长生之说是不可能的。 夫古之通养生之术、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轩辕，轩辕之寿，至尧舜时已不存。保啬神气，调和性情，莫如荣启期、■犊子，荣启期、■犊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 ③生与死是生命的自然规律，有生必有死，是任何人也无法避免的。他认为：人即精神至强，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强其如少年之时之举动焉，不能也；即或强其举动，而其疲惫亦有不可胜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④。
　　洪亮吉的社会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人口问题上。乾嘉时期人口急剧增长，而生产发展迟缓。洪亮吉看到了这个现实，指出： 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五年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 ⑤，人口成倍增长而生产发展缓慢，必然导致社会危机。他认为首先是由于人多地少，造成农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又况有兼并之家，一人据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何怪乎遭风雨霜露，饥寒颠踣而死者之比比乎。 ①其次是过剩人口的增多，造成恶性循环。 户口既十倍于前，则游手好闲者更数十倍于前。此数十倍之游手好闲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毙也明矣。是又甚可虑者也。 ②此外，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赋役繁重等问题也都加剧了社会矛盾。
　　洪亮吉计算人口增长的方法是：试以一家计之，高曾之时，有屋十间，有田一顷，身一人，取妇后，不过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宽然有余矣。以一人生三计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妇即有八人。八人即不能无佣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吾知其居仅仅足，食亦仅仅足也。子又生孙，孙又娶妇，其间衰老者或有代谢，然已不下二十余人。
　　以二十余人而居屋十间，食田一顷，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③。
　　这样推算，基本符合历史实际。而这种实际情况，则是 治平 时代潜藏的严重危机。洪亮吉在１８世纪末提出了这个问题，是颇有先见卓识的。只是他仅停留在探讨这个问题的阶段，不敢触动传统的伦理观念，没有能提出节制人口增殖的具体方案。
　　①　　 《意言？命理》。
　　②　　 《意言？夭寿》。
　　③　　 《意言？夭寿》。
　　④　　 《意言？仙人》。
　　⑤　　 《意言？治平》。
　　①　　 《意言？治平》。
　　②　　 《意言？生计》。
　　③　　 《意言？治平》。
　　（四）焦循、阮元的学术和思想
　　１。焦循广博的学识及思想观点
　　焦循（１７６３- １８２０年），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扬州人。焦循祖上三代研究《易学》，他受此影响，立志一生以著述为业。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中举人，时年３９岁，次年入都应礼部会试，遭落第，自此绝意科场，返回家乡，筑 雕菰楼 为读书钻研之所，足迹不入城市近２０年。
　　焦循以 江南名士 而著称大江南北。 先辈中如钱辛楣、王西庄、程易田诸先生皆推进之 ①。他精于《易》学、数学，对于天文地理、音韵训诂、史学方志、性理词章、医药博物、生物建筑，无所不通，无所不精，被阮元誉为 通儒.在乾嘉学界人才倍出、群星璀璨之时，仅有钱大昕和焦循有此称呼殊荣，可见他们在学术界的盛名。
　　焦循一生著作宏富，卷帙多达３００卷。在经学方面，主要有《易学三书》（《易通释》、《易图略》、《易章句》）、《易话》、《易广记》、《注易日记》、《孟子正义》、《六经补疏》、《论语通释》等；在天文历算方面，主要有《里堂学算记》；在医学方面，有《李翁医记》、《医说》、《种痘医书》、《沙疹吾验篇》等；在地理学方面，有《禹贡郑注释》、《毛诗地理释》等；在生物学方面，有《毛诗鸟兽草木鱼虫释》；在文学方面，有《剧说》、《雕菰楼词话》等；在方志方面，有《扬州府志》、《邗记》、《北湖小志》等。还有《雕菰集》、《里堂札记》、《里堂家训》、《忆志》、《八五偶谈》、《易余集》等。其中，尤以《里堂学算记》、《易学三书》、《孟子正义》最有成就。
　　焦循的一生不曾为官，游历也有限，一生中大约仅去过南京、苏州、北京，应他妻子的族弟阮元之邀，去过山东、浙江，其余时间便是在家乡从事著述。但所到之处十分注意与当时的著名学者交往。他与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阮元、汪莱、李锐、凌廷堪等来往密切，以各种方式相互切磋学习心得。譬如，他同李锐、汪莱、凌廷堪经常讨论天文算学方面的问题，李、汪、凌是他的 论天三友.阮元说：焦循 与吴县李君尚之、歙县汪君孝婴，商论算学，是时李仁卿秦道古之书，两君未之见也。乙卯，君（指焦循）
　　在元（指阮元）署中，得《益古演段》、《测圆海镜》二书，急寄尚之，尚之为之疏通证明，君又得秦氏所为数学大略，因撰《天元一释》二卷、《开方通释》一卷。 ①焦循的研究成果，是与李锐、汪莱共同研究的成果。《雕菰集》卷１３、卷１４收集的焦循与友人的众多通信反映了他与友人进行学术讨论的情况。他的学术研究在博采众家之长、会通中西学术的基础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焦循的治学途径，是由数学而《易》学，并由此发挥其哲学思想。他的数学研究，为他在乾嘉学术界赢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周易》研究，则使他跻身于乾嘉第一流学者的行列。焦循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也是他的数理研究、《易》学研究及人性学说。
　　①　　 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研经室二集》卷四。
　　①　　 阮元：《通儒扬州焦君传》、《研经室二集》卷四。
　　数学在中国古代一直是经学的附庸，经师兼治数学，成为传统。焦循也是如此。从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年）起，他开始钻研清代大师梅文鼎、戴震的著作，致力于中西贯通的科学意义上的数学成就的表彰。在１０余年的时间里，他先后精研了古代科学名著刘徽注《九章算术》、李冶著《测圆海镜》、《益古演段》和秦九韶著《数学九章》等，再参考戴震、钱大昕等人的著述，撰写了一批数学著作：《释弧》、《释轮》、《释椭》和《加减乘除释》、《天元一释》等，后收入《里堂学算记》。
　　《释弧》、《释轮》、《释椭》分别论述了三角八线的产生和球面三角形的解法、第谷学派天文学中本轮和次轮的几何理论、噶西尼学派天文学中椭圆的几何理论，主要总结了当时天文学中的数学基础知识，介绍了西方天文数学家托勒密、第谷、开普勒、噶西尼等人的理论。
　　为解秦九韶、李冶的天元一术，焦循作《天元一释》、《开方通释》，进一步阐释了中国１３世纪的两位数学家的高次方程式的解法。
　　《加减乘除释》用甲乙、丙丁、子丑为符号，用归纳法找出其规则性，改变中国古代算术用实例说明定律的作法，试图把中国古代数学引向公理化、通则化。他说：循谓，唯算亦然。……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乎立法之先。理者何？
　　加减乘除之错综变化也。而四者之杂于《九章》，不啻六节之声杂于各部。故同一今有之术，用于衰分，复用于粟米；同一齐同之术，用于方田，复用于均输；同一弦矢之术，用于勾股，复用于少广。……踵其后者，又截粟米为贵贱衰分，移均输为借差互征。名目既繁，本原益晦。
　　盖《九章》不能尽加减乘除之用，而加减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穷①。
　　很显然，他从中西算学中得到了逻辑思维训练。他的努力，使中国数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前进了一步。阮元评价说：天文算学，至今日而大备。而谈西学者，辄底古法为粗疏不足道。
　　于是中西两家遂多异同之论。……里堂会同两家之长，不主一偏之见。……而日月五星之果有小轮，与夫日月五星本天之果为椭圆与否，则存而不论。……今里堂之说算，不屑屑举夫数，而数之精意无不包，简而不遗，典而有则，所谓扶以文义，润以道术者，非耶①。
　　焦循的哲学观点，反映在他的数学研究中，这就是 名起于立法之后，理存于立法之先. 立法 在这里指数学中的法则、法规，由此而产生发现的定义和概念，就是名；这些法则和规律则早已在天地间存在着。焦循区别了客观存在的 理 ，以及被人们所认识了的 理 ，即他所说的 名 ，这是有道理的。他进而用数学的研究方式理解其他事物。他说： 名主其形，理主其数。 ②意思是说， 名 可以把握有形状的东西， 理 可以指数量的关系。他举例说：勾股者，生于形者也，形复生形，而非数无以叹。则加减乘除又为勾股之所用也。……悉诸加减乘除之理，自可识方圆幂积之妙③。
　　勾股是直角三角形的直角边，这种形状复杂化时，就须用 数 来计算，理支配着这种计算。因此，他认为只要掌握了理，就可以认识数，并驾驭形，从而了解物质世界。这种观点，把事物的数量形式片面性地夸大。客观世界的一切不应该被认定是纯粹的数量关系。
　　①　　 《加减乘除释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①　　 《里堂学算记？序》，《研经室三集》卷五。
　　②　　 《加减乘除释》卷三。
　　③　　 《加减乘除释》卷三。
　　焦循的《易》学研究，也是以其研究数学的方式为基本方法。他称这种数量关系为 比例 ，说 近者学《易》十许年，悟得比例引申之妙 ，即得出《易》中卦爻变化的三条根本原则：旁通、相错、时行。他说：余学《易》，所悟得者有三，一曰旁通；二曰相错；三曰时行。此三者皆孔子之言也。夫《易》，犹天也。天不可知，以实测而知。七政恒星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六十度之经纬；山泽水火错综不齐，而不出乎三百八十四爻之变化。本行度而实测之，天以渐而明；本经文而实测之，《易》亦以渐明。……十数年来，以测天之法测《易》，而此三者，乃从全《易》中自然契合①。
　　他认为有了旁通、相错和时行这三条原则，就可以推求《易》中六十四卦以及三百八十四爻的变化，认识客观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王引之评论焦循《易》学时说： 凿破混沌，扫除云雾，一一推求，至精至实。要其法，则' 比例' 二字尽之。所谓比例者，固不在他书，而在本书也。 ②焦循用 比例 法治《易》学，忽略了自然哲学和人生伦理的含义，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他敢于突出传统传注的范围，从参伍错综中分类归纳，得出通则，再以此通则演绎其他实例，不借助传注和他家评说，完全从本经中推求，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方法。
　　焦循的《易》学研究还贯穿着 变通 的哲学思想。他认为 义在变通 是治《易》的宗旨。他提出的旁通、相错、时行三个概念，在根本上都是用来讲变。他的人性学说，一方面结合于他的变通的哲学观点，一方面继承于戴震，他说：人性所以有仁义者，正以其能变通，异乎物之性也。以己之心通乎人之心，则仁也。知其不宜，变而之乎宜，则义也。仁义由乎能变通，故性善；物不能变通，故性不善③。
　　他用变通来解释人性、解释人与物的区别以及最高伦理范畴仁和义。
　　戴震认为人的本性是血气、心知，而不是什么天理。焦循继承了戴震的观点，他说：性善之说，儒者每以精深言之，非也。性无他，食色而已。饮食男女，人与物同之。当其先民，知有母不知有父，则男女无别也；茹毛饮血，不知火化，则饮食无节也。有圣人出，示之以嫁娶之礼，而民知有人伦矣；示之以耕耨之法，而民知自食其力矣。以此教禽兽，禽兽不知也，禽兽不知则禽兽之性不善；人知之则人之性善矣。以饮食男女言性，而人之性善不待烦言自解也。禽兽之性不能善亦不能恶。人之性可引而善亦可引而恶。惟其可引，固性善也①。
　　这里，焦循首先指出人性无非食色而已，并非神秘莫测。然而人性中之所以有善恶问题，原因在于能知。 性何以善？能知，故善。 ②强调人能知，所以人性是善的。他以发展、变化的观点来看待人的特性，人能知，所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努力，才可以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吸收了孟子的观点，认为： 非性善无以施其数，非教无以通其性之善。教，即荀子所谓' 伪'也，' 为' 也。为之而能善，由其性之善也。 ③把 教 当作实现人性善的必要条件。
　　①　　 《易图略自序》，《雕菰集》卷十六。
　　②　　 《与焦理堂书》，《王文简公文集》卷四。
　　③　　 《孟子正义？告子上》。
　　①　　 《性善解》一，《雕菰楼集》卷九。
　　联系到前面提到的变通观点，焦循认为人性的变化有共同性， 以己之情通乎人之情，以己之欲通乎人之欲 ，此为 情通.他肯定了人所具有的情欲，但主张用人的智慧去调节，使之处于一种合理的状态，这就是通变（变通）。另一方面，他认为满足欲望的原则乃是仁义礼智。他说： 孟子道性善，谓人之性皆善，禽兽之性则不善也。禽兽之性不善，故无此四者，禽兽无此四者，以其非人之心也。若为人之心，无论贤愚皆有之矣。 ①人既能知，就知有仁义礼智，才为性善。这样，焦循结合于变通观点的人性学说，既承认戴震从人欲出发的原则，也承认理学家仁义礼智是人所固有的结论，把三者巧妙地调合在一起。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焦循在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学术方面，也主张贯通。
　　对于学术思想史上一直被视为洪水猛兽的 异端 思想，他在《论语通释》中作了新的解释。他说： 执其一端为异端，执其两端为圣人。圣人一贯，故其道大；异端执一，故其道小。盖异端者生于执一，执一者生于止知此而不知彼，止知彼而不知此。 即 异端 只是片面地 执其一端 ， 凡后世九流二氏之说，汉魏南北径师门户之争、宋元明朱陆阳明之学 ，都是 自小其道，近于异端.由此，他反对仇视异端的传统成见， 此以异己者为非，彼亦以异己者为非 ，互相功讦，各执一理， 未有不成其害者.存异并不是坏事，不同的学派之间应当 彼此切磋摩错 ， 舍短取长 ，做到 相观而善.焦循的后半生，大抵生活在嘉庆年间。呈鼎盛之势的乾嘉学派，其汉学考据一味复古的弊端已开始明显化，乾嘉考据由盛趋向衰微的端倪亦已显露。作为一代 通儒 的焦循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变化。他指出： 近之学者，无端而立一考据之名，群起而趋之。所据者汉儒，而汉儒中所据者，又唯郑康成、许叔重，执一害道，莫为此甚。 ②身为汉学营垒中的主力而批评一己学派的弊短，说明一个学术转变的新时期已经来临。他认为乾嘉汉学 述孔子而持汉人之言，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于是拘于传注，往往后扞格于经文。是所述者汉儒也，非孔子也.①乾嘉汉学自惠栋开启的唯汉是尊、唯汉是信的考据之风，已经为乾嘉学派埋下了一种危机的因素。焦循的 唯汉是求而不求其是 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对于当时汉学家治经专事还原汉儒而摒绝唐宋元明，他也提出了质疑。指出：唐宋以后之人，亦述孔子者也，持汉学者或屏之不仅犯诸目，则唐宋人之述孔子，岂无一足征者乎？学者或知其言之足征，而取之又必深讳其姓名，以其为唐宋以后之人，一若称其名，遂有碍乎其为汉学者也。
　　噫，吾惑矣②。
　　②　　 《性善解》三，《雕菰楼集》卷九。
　　③　　 《孟子正义？滕文公》上。
　　①　　 《性善解》三，《雕菰楼集》卷九。
　　②　　 焦廷琥：《先府君事略》，《焦氏遗书》附录。
　　①　　 《述难》四，《雕菰楼集》卷七。
　　古代经学从汉唐注疏到宋明义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无论是汉唐注疏还是宋明义理，对于经学都曾作出过积极地、有意义地研究和努力。这是应当给予肯定的历史事实。在乾嘉时期考明古义、表彰汉儒、复兴汉学的声浪中，学者即使吸取了唐宋以后对经学的有价值的研究成就，仍然遮遮掩掩，不从实际出发，唯恐与 唯汉是求 的风气相矛盾，这就失之于矫枉过正了。因此，对汉儒不应该迷信，对唐宋以来的经学研究也不应完全摒绝。
　　焦循认为：唯自经论经，自汉论汉，自宋论宋，且自魏晋六朝论魏晋六朝，自李唐五代论李唐五代，自元论元，自明论明，且自郑论郑，自朱论朱。
　　各得其意而以我之精神气血临之，斯可也③。
　　这种以客观的、科学的观点对待前人思想遗产的认识，是十分有价值的，虽然焦循本人尚未能打破对先圣、先王之道和儒家经典本身的迷信，他在当时把问题认识到了此种程度，已经难能可贵了。
　　焦循还批评了以考据补苴代替经学研究的作法。他说：本朝经学兴盛，在前如顾亭林、万充宗、胡朏明、阎潜丘，近世以来，在吴有惠氏之学，在徽有江氏之学、戴氏之学。精之又精，则程易畴名于歙，段若膺名于金坛，王怀祖父子名于高邮，钱竹汀叔侄名于嘉定。其自名一学，著书授受者，不下数十家，均异乎补苴掇拾者之所为。
　　是直当以经学名之，乌得以不典之称之所谓考据者，混目于其间乎①。
　　他提出了 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 的治经方法， 盖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学，后之弊患乎不思。证之以实而运之于虚，庶几学经之道也。 ②简单说， 证之以实 意思是学求其是， 运之于虚 意思是贵在会通。
　　焦循对乾嘉汉学的批判性总结，指出了盲目尊信汉儒经说的积弊，同时也标志着汉学鼎盛局面的结束。会通汉宋以开创新的学术局面，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２。阮元对乾嘉学术的总结
　　阮元（１７６４- １８４９年），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死后赐谥 文达 ，后人亦称其为文达先生。他２５岁时考中进士，旋为翰林院庶吉士。２７岁时，大考得中第一名，从此宦途顺畅，步步高升。从詹事府詹事，入直南书房，后任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升内阁学士。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充经筵讲官，兼浙江巡抚。以后相继历任河南巡抚、江西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成为清廷特别倚重的南方大僚。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以大学士致仕。
　　阮元主要的学术活动是在嘉、道年间，内容是对乾嘉汉学的学术和思想作了总结，成为 清代经学名臣最后一重镇 ①，是乾嘉学派终结的代表人物，中国古代最后一位汉学大师。
　　②　　 《述难》四，《雕菰搂集》卷七。
　　③　　 《里堂家训》下。
　　①　　 《与孤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雕菰楼集》卷十三。
　　②　　 《与刘端临教谕书》，《雕菰楼集》卷十三。
　　阮元对经学很有研究，加上他显赫的官僚身份，使他在组织讲学和编纂反映乾嘉学者研究成果的巨型著述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清史稿？阮元传》评价他说：在浙江立诂经精舍，祀许慎、郑康成，选高才肆业；在粤立学海堂亦如之，并延揽通儒，造士家法，人才蔚起。撰《十三经校勘记》、《经籍纂诂》、《皇清经解》百八十种，专宗汉学，治经者奉为科律。集清代天文、律算诸家作《畴人传》，以章绝学。重修《浙江通志》、《广东通志》，编辑《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款识》、《两浙輶轩录》、《淮海英灵集》，刊当代名宿著述数十家为《文选楼丛书》。自著曰《研经室集》。他纪事、谈艺诸编，并为世重。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②。
　　简要地反映了阮元的成就及影响。
　　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时任浙江巡抚的阮元，在杭州 以昔日修书之屋五十间，选两浙诸生学古者，读书其中，题曰' 诂经精舍'. ③舍中供奉许慎、郑玄，邀请著名学者王昶、孙星衍主讲，内容包括十三经、三史、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词章诸科。培养的人才 登巍科、入馆阁、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①被聘先后在诂经精舍讲学的人达９２人，被荐举为孝廉方正及古学识拨之士６３人，嘉庆四年会试中进士者２２人，形成了很大声势和影响。
　　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阮元调任两广总督，又在广州设立学海堂，并于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年）在越秀山新建了堂舍，一时引起轰动，两粤名士纷纷撰文以记其事，称赞学海堂是 儒肆之津梁，学庭之渊薮.②学海堂为两广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
　　阮元主持编纂《经籍纂诂》、校勘《十三经注疏》、汇刻《皇清经解》，汇集和展现了乾嘉学派的丰硕的研究成果，也奠定了他作为乾嘉学派最后一位汉学大师的地位。
　　《经籍纂诂》汇集了散见于经传中的浩如烟海的训诂成果。阮元之前的戴震、朱筠就曾有此设想。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往岁休宁戴东原在书局，实剏此议，大兴朱竹君督学安徽，有志未果。 王引之《经籍纂诂序》： 曩者戴东原庶常、朱笥河学士皆欲纂集传注以示学者，未及成编。 这件事情最终由阮元完成了。参加编纂此书共有六七十人之多，分总纂、总校、收掌、分纂、分韵、编韵、复校、刊版复校、补纂等专职负责人。清代汉学家有关训诂学的著述，主要有段玉裁的《周礼读考》、陈寿祺的《礼记郑读考》、王引之的《经义述闻》和《经传释词》等等。阮元集众家之长，将经、史、子、集旧注以及《尔雅》、《方言》、《说文》、《释名》等古代字书的训诂，按音韵编排，几乎尽数搜罗其中。此书的价值，钱大昕评论说： 即字而审其义，依韵而类其字，有本训，有转训，次叙布列，若网在纲。……
　　此书出，而穷经之彦焯然有所遵循，乡壁虚造之辈不得滕其说以衒世，学术正而士习端，其由是矣。 ①王引之评论说： 展一韵而众字毕备，检一字而诸训皆存，寻一训而原书可识，所谓握六艺之铃键，廓九流之潭奥者矣。……
　　后之览是书者，去凿空妄谈之病而稽于古，取古人之传注而得其声音之理，以知其所以然，而传注之未安者又能博考前训以正之，庶可传古圣贤著书本旨，且不失吾师纂是书之意。 ②这部书既汇集了古代经传注疏的训诂成果，又吸收了清代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反映了阮元本人的研究心得，把清代训诂学推向了高峰。
　　①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②　　 《清史稿》卷三六四。
　　③　　 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①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二十一。
　　②　　 谭莹：《新建粤秀山学海堂碑》，《学海堂集》初集卷十六。
　　十三经注疏 合刻自南宋以后开始出现。明清均有刻本，但因辗转翻刻，讹谬百出。校勘出一部最规范的《十三经注疏》，是当时经学研究的迫切需要。乾嘉学者普遍用力于校勘学，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承此传统，阮元在青年时即已发奋校勘《十三经》，他说： 臣幼被治化，肆业诸经，校理注疏，综核经义，于诸本之异同，见相沿之舛误，每多订正，尚未成书。……
　　出任外省，复聚汉唐宋石刻暨各宋元版本，选长于校经之士，详加校勘。自唐以后，单疏分合之不同，明闽附音之有别，皆使异同毕录，得失兼明，成《十三经校勘记》二百七十卷。 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阮元以家藏的宋十行本的十一经，以及苏州北宋所刻的《仪礼》、《尔雅》单疏本为底本，对勘了各种版本，参考了清儒的校勘成果，于嘉庆，二十一年（１８１６年）完成了经校勘的《十三经注疏》以及《校勘记》的刊刻。阮元对《十三经注释》的校勘，集古今经传校勘之大成，其《校勘记》仿唐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对各经注疏源流、得失，版本优劣、真伪，校勘的根据和方法，均一一有所交待。皮锡瑞认为，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是 经学之渊海 ①。
　　在刊刻完成《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后不久，阮元又开始了汇刻《皇清经解》的工作。唐宋诸家的经学研究成果，已囊括于《十三经注疏》及《校勘记》中；宋、元、明诸家经解，汇集在康熙时汇刻的《通志堂经解》中；清初学者顾炎武、阎若璩、毛奇龄诸家之书已收入《四库全书》。乾嘉以来汉学大师的经学研究成果，尚未能汇刻成书。道光初年，阮元任两广总督，建学海堂，为使学者可以备览乾嘉经学研究成果，乃 尽出所藏，选其应刻者付之梓人以惠士林.阮元把这一工程托付给他的学生主持，于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刻成《皇清经解》。该书收集了顾炎武、毛奇龄、惠栋、戴震直至焦循、江藩以及阮元本人的著作共计７４家，１８０余种，是对乾嘉汉学成果的大规模汇集。在另一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阮元在汇刻编纂方面结束乾嘉汉学的主要标志。
　　阮元在学术领域涉猎广泛，写出了大量有关论著。他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他的文集《研经室集》中。该文集共分为四集。阮元在《研经室集自序》中说：其一 则说经之作 ；其二 则近于史之作 ；其三 则近于子之作 ；其四 则御试之赋及骈体有韵之作或有近于古人所谓文者.后人评论说：
　　①　　 钱大昕：《经籍纂诂序》。
　　②　　 王引之：《经籍纂诂序》。
　　③　　 《恭进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折子》，《研经室二集》卷八。
　　①　　 皮锡瑞：《经学历史》。
　　乾嘉经学之盛，达官嗜宿提倡之力为多。文达早跻通显，扬历中外，所至敦崇实学，编刻诸书类多，宏深博奥，挈领提纲；《研经室集》说经之文，皆诂释精详，宜平为万流所倾仰也②。
　　此外，阮元还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这就是编写了《畴人传》一书。自然科学在中国古代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平，但一直不被重视。明清时期，由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不断传入，一些有识之士也对此十分关注。阮元对于数理科学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其族姐夫焦循在这方面也对他有影响。
　　《畴人传》在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至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间编写完成。记录了自黄帝至清代的中国科学家２４３人，附西洋科学家３７人，共计２８０人，是所见的第一部科学家列传，第一部科学史专著。他自述写这部书的目的：窃思二千年来，术经七十改，作者非一人，其建章改宪，虽疏密殊途，而各有特识。法数具存，皆足以为将来典要。……综算氏大名，纪步天之正轨，质之艺林，以谂来学，俾知术数之妙，穷幽极微，足以纲纪群伦，经纬天地，乃儒流实事求是之学①。
　　阮元强调，《畴人传》的目的在于启发来者， 庶几起其向慕之心 ②。全书以科学为准绳，摈除一切方术迷信之类内容， 涉于内学者，一概不收 ③。
　　他慨叹 九九之术，俗儒鄙之不讲 的学风，指出 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儒者之学，斯为大矣.④在《畴人传》中，阮元提出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第一，在科学上，他反对墨守成规，拘守古法。 使不效于今，即合于古，无益也。苟有效于今，即不合于古，无伤也。 ⑤第二，肯定了中国古人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的成就，指出西方的科学技术并非自古以来就比中国强。 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 ⑥第三，认为中国的科技水平自明末以后落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理学的空疏学风所造成的。
　　自明季空谈性命，不务实学，而此业遂微，台官步勘天道，疏阔弥甚，于是西人起而乘之，不得不矫然自异矣。然则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 ①第四，西方与中国一样，科技发展都经历了 由浅入深，由疏渐密 的过程。 中土推步之学，自汉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浅入深，由疏渐密者也。……考西人旧率，即用后汉四分法，是则彼之术，亦必先疏后密。②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某些方面就吸收了中国古代科技的优秀成果，这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 然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术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 ③中国要加快科学技术发展速度，也必须吸取西方新法之长， 会通中西之术 ， 集古今之长而为之.在某些方面，阮元的科技思想中反映出一种对西学的虚无主义态度，认为一切都是 老祖宗的好，是一种偏狭的文化观。
　　②　　 《清儒学案？仪征学案》。
　　①　　 《畴人传序》。
　　②　　 《畴人传？凡例》。
　　③　　 《畴人传？凡例》。
　　④　　 《畴人传》。
　　⑤　　 《畴人传？蔡邕》。
　　⑥　　 《畴人传？利玛窦》。
　　①　　 《畴人传？利玛窦》。
　　②　　 《畴人传？多禄某》。
　　③　　 《畴人传？汤若望》。
　　阮元对汉学的总结，除了编纂和汇刻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外，还总结了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风。其基本要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强调以训诂求义理的重要性。乾嘉汉学注重考据，唯汉是尊。焦循等人已对此提出批评。
　　阮元是汉学人物，针对乾嘉汉学的弊端，他反复陈述以训诂求义理。他说： 古今义理之学必自训诂始。 ④其原因是： 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训诂，况圣贤之道乎。 ①其次，认为训诂应以汉人的注疏为准绳。因为 西汉学行醇实，尚近于春秋列国之时 ②。愈到后世，对经书的解释距经书原意愈远，训诂既为探求古训义理，自然要研究距孔孟最近的汉人的注疏。再次，在训诂中讲求 实事求是.这是他在总结乾嘉汉学求实精神之后得出的结论。他说： 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 ③阮元是乾嘉学派的终结人物，作为汉学家，他继承了前辈学者的考据方法，不懈地致力于经学研究。他说：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经学当从注疏开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至于注疏诸义，亦有是有非。我朝经学最盛，诸儒论之甚详，是又在好学深思，实事求是之士由注疏而推求寻览之也。阮元所总结的实事求是之学重申了经学研究的内容：士人读书，应先从读经开始；研究经学，应先从注疏开始；研究注疏，应先从训诂开始；欲明训诂，则应从声音文字开始。这是自顾炎武提出，倡行于乾嘉学者中的考据学的基本原则。阮元概括的 实事求是 ，是对乾嘉汉学在方法论上的总结性结论。同时，阮元的学术也没有完全局限于汉学之中。乾嘉学派在汉宋之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走向终结，其实汉学并非不讲义理，而宋学在训诂考据方面也有成就。纵观阮元的学术成就可以看出，他并没有专事汉学和贬斥宋学，我们认为他是乾嘉学派的终结人物，包含着他对于汉学、宋学的全面性总结，反映了清代学术乃至整个古代学术即将翻毕最后一页的时代特点。龚自珍在总结了阮元在训诂、校勘、目录、典制、史学、金石、数术、文章、性道、掌故诸方面的成就之后评价说： 凡若此者，固已汇汉、宋之全，拓天人之韬，泯华人辨，总才学之归。 ①阮元之子阮福也认为其父是一位 持汉学、宋学之平 的学者②。与江藩、东方树等人在汉学、宋学问题上排斥对方、张扬自己、相互论战的作法相比，阮元表现出了更高一层的见识。
　　阮元是一位经学家，而不是一位哲学家。在训诂考据的过程中，他继承了戴震的方法，由训诂字义以阐发义理，在哲学方面有一定建树，但大多是通过训诂考据委婉地表达出来，而不是通过正面的理论阐发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体系。
　　④　　 《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①　　 《西湖诂经精舍记》，《研经室二集》卷七。
　　②　　 《诂经精舍第问》，《研经室一集》卷十一。
　　③　　 《研经室集？自序》。
　　④　　 《江西校刻宋本十三经注疏书后》，《研经室三集》卷二。
　　①　　 《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定庵续集》。
　　②　　 《拟国史儒林传序》，《跋语》，《形经室一集》卷二。
　　对于人性与人欲问题，阮元基本上继承了戴震的 性为血气心知 的理论。他说： 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有血气无心知，非性也。有心知天血气，非性也。血气心知皆天所命，人所受也。 ③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肯定人欲的合理性、必然性。他说：欲生于情，在情之内，不能言性内无欲。欲不是善恶之恶。天即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惟佛数始言绝欲。若天下人皆如佛绝欲，则兴世无生人，禽兽繁矣。此孟子所以说味、色、声、臭、安、佚为性也④。
　　在此基础上，阮元提出了 情性统一 的观点。唐人李翱在《复性书》中，将性与情对立起来，认为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①阮元反驳说：情发于性，故《说文》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人之阳阴气，有欲者也。许氏之说，古训也。味、色、声、臭、喜、怒、哀、乐皆本于性，发于情也。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分而为对②。
　　把情与欲与性对立起来，是佛教宣扬的理论： 晋、唐人赚味、色、声、臭、安、佚为欲，必欲别之于性之外，此释氏所谓佛性，非圣经所言天性。 ③晋、唐一些人受了佛教的影响，宋明理学所提倡的禁欲主义，都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阮元在这里批评晋、唐人，是回避了程朱的名字，其实际所指，当一目了然。
　　阮元反对禁欲，也不主张纵欲。他强调 欲有节，不可纵，不可穷. 惟其味、色、声、臭、安、佚为性，所以性必须节，不节则性中之欲纵矣。 ④由于他把欲说成是性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 节欲 也就是 节性.阮元所阐述的义理， 行 是一个重要内容。如在解释孔门 一贯 时，他说： 贯，行也，事也。……一以贯之，犹言一是以行事为教也。 ⑤在解释《大学》、 格物 、 心 等考据论著中，都强调了 行 ，表现了他提倡实践、实学、实行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宗旨，并力图在考据中表达他的哲学思想。
　　③　　 《性命古训》，《研经室一集》卷十。
　　④　　 《性命古训》，《研经室一集》卷十。
　　①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②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③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④　　 李翱：《复性书》，《李文公文集》卷二。
　　⑤　　 《论语一贯说》，《研经室一集》卷二。
　　（五）乾嘉时期的史学
　　１。乾嘉时期史学的总体成就
　　乾嘉考据学包括用考据方式治经和治史两个重要内容，考据史学是乾嘉时期史学成就的主要方面。除此之外，乾嘉时期史学在其他方面也多有建树，不惟考据史学一端。这个时期的史学领域内容丰富，成就斐然。
　　乾嘉时期史学的繁荣，是由于乾嘉特定的时代形成的学术风气所使然。
　　乾嘉时代经学兴盛，学者以训诂考辨经学为务。实际上，经、史在当时并没有明确地各自独立。考经不可能完全离开考史，考史也常常与考经联系起来。
　　钱大昕、王鸣盛既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出类拔萃的经学家；戴震、阮元等人在史学研究方面也有成就。顾炎武、章学诚等人明确提出 六经皆史 说，其意义在于打破了儒家经典的神圣光环，扩大了史学研究领域，同时也更加模糊了经学与史学的界限。因此，经学研究无论从学风还是从方法上，都同样影响到了史学研究。
　　在学风方面，乾嘉汉学家反对明末以来的空疏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视考察和博实求证的朴学学风。考据史学主要表现在对古史的考订辨证，对史料的修补鉴别，对缺漏的史表志的补订和辑佚。
　　在方法上，乾嘉学者无论治经还是治史，以重视实证、力戒空谈为宗旨。
　　他们以巨大的耐心和毅力，经年累月地搜集材料，分析整理，然后用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归纳、排比， 究其异同，核其始末 ，论必有据，据必可信，直到得出最满意的结论。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穷源是他们考史的基本特征。乾嘉严密的考证方法，与当时学者流行研习天文数学的风气有关。将自然科学讲求归纳、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用于考据之中，使之具备了某些近代气息。考据史学借鉴和运用了上述方法，取得了突出成就。
　　乾嘉时期的史学以考据史学为主流，在历史撰述、历史评论、史学理论等方面也多有所成。这一不可忽视的事实，说明我们不可以狭隘地仅从考据史学出发去理解乾嘉时期的史学发展。如果仍然从乾嘉学风中去考察，可以发现，汉学家所追求的 古 ，其根本在于求 是 ， 于是有志之士，以谓学当求其是，可以拘于古所云矣.①无论是从梅文鼎之论中西，还是戴震之论汉宋，乃至焦循、阮元对乾嘉汉学的总结，都贯穿着 实事求是 的科学理性的准则。同时，考据学的主流无不兼涉义理，将阐发 义理 作为考据学的高层次目标。这些至少可以表明，乾嘉考据学中有一条富于活力的学术宗旨，即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阐发义理。换句话说，在严谨、求是的严肃外表下，包含着相对活跃的理论内涵。这一点，对史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文史通义》、《廿二史札记》、《考信录》等史著的出现，表明乾嘉史家在撰述、怀疑、阐发等诸多学术环节上立足于史实所进行的 创造性 的发挥。这种在学术方法上对史实与观点的较为恰如其分地把握，是造成乾嘉时期史学繁荣的内在因素之一。或许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尚未引起注意，那么在近代以至现代史学史上，乾嘉时期史学给我们留下了大量重要研究课题以及近现代学者在研究方法上受到的直接启发，应该可以说明这个时期史学的多样性发展的价值和意义。
　　①　　 章学诚：《郑守斋记书后》，《文史通义》外篇卷二。
　　探讨乾嘉时期的史学，还必须涉及这样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史以致用 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学如果与现实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用历史的眼光看待现实中的社会政治问题，科学地、实事求是地以历史为借鉴探讨有关国计民生的种种问题，史学的自身价值将会得到充分体现。在专制政体统治下的中国古代， 史以致用 往往表现为统治者将历史作为统治工具运用于政治。乾嘉时期这种现象十分突出。清政府重视官方修史，大力提倡考据史学。考据史学与明末清初以关注社会现实为特点的 经世致用史学相比，脱离现实是其根本弊端。从清初史学到乾嘉史学的转变过程，可以说明不同的时代特征对于史学的不同影响。以考据史学为主流的乾嘉史学也没有能够完全体现出史学自身的社会价值，仅仅反映出了在现实政治压力下的无可奈何。乾嘉史学家在此种情况下所做出的丰硕成就，在更大的意义上是适应了古代史学自身发展过程中的某种需求，他们好象也只能做到这一点。另外，官修史书在规模上压倒了私修史书。同时，在编修过程中，也消耗掉了大批知识分子的时间和精力。客观地讲，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官修史书的价值，我们甚至还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去肯定前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一大笔史学遗产。只是在使用和评价它们时，必须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乾嘉时期的史学家也在尽量不涉及与当代政治有敏感关系的课题的前提下从事某些史学领域的研究。如元史研究在清代很有成就，而探讨元史与探讨清史之间的微妙关系，则是不言而喻的。
　　乾嘉时期的史学研究成就还在于开辟了一些新的学科和新的领域，如边疆史地研究、用金石器物证史、科技史的撰述、方志学的全盛以及对方志学理论的探讨等等。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全面地看待乾嘉时期的史学。
　　一般认为，乾嘉时期的考据史学，最突出的当属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和赵翼《廿二史札记》。三书也各具特色：《廿二史考异》主要为训诂考据史作；《廿二史札记》是以综合的方法评论史事，主要涉及 古今风气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 ①，是历史评论方面的史作；《十七史商榷》既有文字校勘、典制考证的内容，也有对史事、历史人物和史书和评论。另如钱大昕《十驾斋养心录》、《疑年录》，赵翼《陔余丛考》也是历史考证方面的著述。
　　考据史学主要指对史籍的整理，包括注释、辑佚、补撰诸方面。乾嘉学者在校注史书方面，有惠栋的《后汉书补注》、沈钦韩的《两汉书疏》、周寿昌的《汉书注校补》和《后汉书注补正》，另有杭世骏、侯康、赵一清、周寿昌等人对《三国志》的补注。卢文弨的《群书拾补》也涉及史部诸书。
　　辑佚方面，主要是从前代类书《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已经亡佚的史书。
　　如姚之骃《后汉书补逸》，辑出《东观汉记》和谢承、薛莹、张璠、华峤、谢沈、袁山松、司马彪等人的后汉史著述。清代辑佚方面的重要史作有：薛居正的《旧五代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两朝纲目备要》、熊克《中兴小记》、刘珍《东观汉记》等。
　　清代学者对正史中所缺的表志几乎进行了全面的补写。其中价值较高者，如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丁国钧等的《补晋书艺文志》、郝懿行的《补宋书食货志》、钱大昕补《元史》表志部分。杭世骏《历代艺文志》则是对各部正史中的 艺文志 统而补之。
　　①　　 《廿二史札记？序》。
　　邵晋涵曾对章学诚说： 宋人门户之习，语录庸陋之风，诚可鄙也，然其立身制行出于伦常日用，何可废也？士大夫博学工文，雄出当世，而于辞受取与，进退出处之间，不能无箪豆万锺之择，本心既失，其他又何议焉，此著《宋史》之宗旨也。 ①因此，计划重修《宋史》。由于 才高嗜博 、 官程私课 太多，未能如愿完成，但也反映了乾嘉时期历史撰述的倾向。
　　章学诚遗憾地说： 以数百年闻丛见集，若将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可复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 ②毕沅用了二三十年时间组织编纂了《续资治通鉴》。这部书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９６０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１３６８年），用编年体的体裁记录了宋、辽、金、元四朝共４００余年间的历史。该书经邵晋涵审阅修正，史料编排比较合理，为后世了解宋辽金元的历史提供了方便。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 宋、元、明人续《通鉴》甚多，有此皆可废。 元史研究在道、咸以后颇为盛行，此风可上推到乾嘉时期钱大昕等人的那里。钱大昕有意重修元史，虽仅成《艺文志》和《氏族表》，但对于蒙古元史的研究有开创之功。嘉庆间江辉祖著《元史本证》，钱大昕赞其书有大醇而无小庇 ③。
　　清初官修《明史》成书之后，标志着对于明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阶段的结束。乾嘉时期，清朝立国已逾百年，一些学者开始把注意力移至本朝史。但由于政治压力和忌讳繁多，对当代本朝史的研究仅限于编纂史料性质的史籍。乾隆时蒋良骐编纂了《东华录》，材料来源于清实录。陆耀编辑了以经世为主题的奏疏集《切问斋文钞》。
　　边疆史地研究是近代以来颇有成就的新的史学研究领域。其开启之功亦可源于乾嘉时期。钱大昕根据《永乐大典》中新发现的《元秘史》和《皇元圣武亲征录》以及《长春真人西游记》等材料研究蒙古元史，最先开辟了边疆史的研究。祁韵士曾预修《蒙古王公表传》， 各按部落立传，要以见诸实录。红本为准，又取《皇舆全图》以定地界方向。其王公支派源流，则核以理藩院所存世谱。①他还撰有《皇朝藩部要略》、《西陲要略》等书。徐松被派任伊犁， 既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成《西域水道记》. 又以新疆入版图数十年，视同畿甸，而未有专书，乃纂述成编，于建置、挖扼、钱粮、兵籍，言之尤详， 赐名《新疆事略》②。他还写了《汉书西域传补注》一书。后来治西北史地者，无不利用祁、徐二人的成果。其他有关著作还有椿园氏《西域闻见录》、洪亮吉《天山客话》、《纪程》、松筠《绥服纪略》、西清《黑龙江外纪》等。同时，官方也修纂了一些边疆史地著作，如《盛京通志》、《西域图志》、《皇舆西域图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满洲源流考》等书，基本都成书于乾隆年间。
　　与考据学密切相关的金石学，在清代大盛。乾嘉时期金石著作如林，用金石文字校勘史籍以乾嘉时代最为突出。从事收录和搜集原碑的学者走至户外，徘徊于山崖荒壑古城废庙之间，不辞辛苦地搜碑寻碣。另有一些封疆大吏，凭借其地位、能力和学识兴趣，在任职地区按部搜讨。王昶自述其搜集经过时说： 余弱冠即有志于古学，及壮游京师始嗜金石，朋好所赢无不丐也，蛮陬海■度可致，无不索也，两仕江西，一仕秦，三年在滇，五年在蜀，六出兴桓，而北至青、徐、兖、豫、吴、楚、燕、赵之境，无不访求也。 ①王昶的《金石萃编》是成于乾嘉时代的通纂巨帙。其他学者在任中也有金石著述，如毕沅于陕西任中有《关中金石记》、于河南任中有《中州金石记》，阮元于山东任中有《山左金石记》、于浙江任中有《两浙金石记》，孙星衍在京师有《京畿金石考》等。利用金石学提供的资料进行经史考据，是清代金石学的特点，也是金石学兴盛的原因。 乾嘉诸儒，崇尚考据，旁逮金石之学，莫不搜求形义，举证经史。 ②
　　①　　 《碑传集》卷五十。
　　②　　 《邵与桐别传》，《章氏遗书》卷十八。
　　③　　 钱大昕：《元史本证？序》。
　　①　　 《清史稿》卷四八五。
　　②　　 《清史稿》卷四八六。
　　清代官修史书多成于乾隆时期。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先设馆撰《续文献通考》，成书后，再于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设三通馆，修成《续通典》、《续通志》。同时，三通馆史臣同时编修 清三通 ，至乾隆五十一至五十二年间（１７８６- １７８７年），完成了《清朝通典》、《清朝通志》和《清朝文献通考》。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纂《大清会典》。其他的大型官修史籍，还有编年体的《高宗实录》、《御批通鉴辑览》、纪事本末体的《平定准葛尔方略》、《平定两金川方略》、《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等。
　　还有学术史的撰述。乾隆年间全祖望续撰黄宗羲的未完成之作《宋元学案》。嘉庆时江藩撰《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
　　清代是方志发展最盛的时代。康、雍时代，清政府数次谕诏各州县分纂志书。乾嘉以后，方志更受重视，方志的修纂也更为普及。许多著名学者参与其事，并对方志的编纂体例和方法进行了理论性的探讨，涌现出一批方志名家，如谢启昆、孙星衍、洪亮吉、李兆洛、焦循、戴震、章学诚等。由他们主持编纂的方志也属质量上乘，如周永年、李文藻合撰的《乾隆历城县志》，万经、全祖望参与编修的《乾隆宁波府志》，戴震参与编修的《乾隆汾州府志》，孙星衍主撰《乾隆松江府志》、《三水县志》，杭世骏主撰《乾隆西宁府志》、《乌程县志》、《昌化县志》、《平阳县志》，谢启昆主撰《嘉庆广西通志》，毕沅主撰章学诚总其事的《嘉庆湖北通志》等。章学诚曾与戴震当面讨论方志的理论问题，他还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修志实践，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方志学理论。
　　２。王鸣盛的史考与史论
　　王鸣盛（１７２２- １７９７年），字凤喈，一字礼堂，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江苏嘉定人。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年）中举，十九年与妹婿钱大昕同成进士，他以第二人及第即授翰林院编修，时年３３岁。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年），以母丧父老为由归乡息仕。后居苏州，终身从事著述讲学。
　　王鸣盛学贯经史，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沈懋德跋王鸣盛《蛾术编》时称：
　　①　　 《潜研堂集》卷二十五。
　　②　　 《郎潜纪闻四笔》卷十。
　　西庄先生著述富有，同时后进，称其远侪伯厚，近匹弇州。而先生自任亦曰： 我于经有《尚书后案》，于史有《十七史商榷》，于子有《蛾术编》，于集有诗文，以敌弇州四部，其庶几乎。 王鸣盛此言有自诩的倾向，但也并不过分。他说的四个方面的确可以概括他的学术成绩。
　　王鸣盛在世之时，以经学名声最重。他一意标榜郑学，著《尚书后案》。
　　他说： 《尚书后案》何为作也？所以发挥郑氏康成一家之学也。……予遍观群书，搜罗郑注，惜已残缺，聊取马、王传疏益之。又作案以释郑义。马王传疏与郑异者条晰其非，折中于郑氏。名曰《后案》者，言最后所存之案也。 ①《尚书后案》完成于王鸣盛５８岁时，此书奠定了他经学家的地位。
　　王氏对此也满意地说： 予于郑氏一家之学，可谓尽心焉耳。 ②他的经学著述还有《周礼军赋说》。赵翼的《瓯北诗钞？王西庄光禄挽诗》说： 岁在龙蛇谶可惊，儒林顿失郑康成 ， 搜遍汉末遗文碎，不斗虞初小说工。后辈岂知真学问，几时再有此淹通。 ③可见，在当时，学界注重的是王鸣盛传马郑经学的成就上。然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所显示出的在史学方面的学术价值却远远超过《尚书后案》，这恐怕也是王鸣盛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十七史商榷》是王鸣盛休官退居后开始撰著的，经２４年而成书。他自序其书说：学者每苦正史繁塞难读，或遇典制茫昧，事迹樛葛，地理职官，眼昧心瞀，试以予书为孤行之老马，置于其旁而参阅之，疏通而证明之。……
　　猥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则予怀其亦可以稍有自慰矣夫。
　　王鸣盛十分自负地认为，他的《十七史商榷》， 海内能读此书者不过十数人 ④。钱大昕认为此书： 主于校勘本文，补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辨纪传之异同，于舆地职官、典章名物，每致详焉。独不喜褒贬人物，以为空言无益实用也。 ⑤清末李慈铭则认为： 此书与钱先生《廿二史考异》、赵先生《廿二史札记》，皆为读史之津梁。赵先生意主贯串，便于初学记诵；此书与钱书则钩稽抉摘，考辨为多，而议论淹洽，又非钱之专事考订者比矣。 又说：此书 考核精审，议论淹通，多足决千古之疑，著一字之重。……钱专考订，鲜及评议；赵主贯串，罕事引证；兼之者惟此书，故尤为可贵。 ①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即《十七史商榷》究竟有无褒贬议论，如果有的话，应如何评价王鸣盛的史论？
　　《十七史商榷》介乎《廿二史考异》与《廿二史札记》之间，其内容的确既有历史考据也有史论。王鸣盛强调治史应当 务求切史 ，他说：大抵史家所记典制，有得有失，读史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考其典制之实，俾数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②？
　　①　　 《尚书后案？自序》。
　　②　　 同上。
　　③　　 原注：公最精郑学。
　　④　　 《西庄致竹汀书》，《历代名人尺牍》22册。
　　⑤　　 钱大昕：《西沚先生墓志铭》，《潜研堂文集》卷四十八。
　　①　　 见王利器辑《越缦堂读书简端记》。
　　这种观点，与他治经、治史以及整个乾嘉学风是相符的，然而在《十七史商榷》中，王鸣盛毕竟在多处发表史论，并且 议论淹洽 ，颇具见识。对此，是否可以理解为他所不屑的 横生意见、驰骋议论 ，指的是脱离历史事实、借题发挥、任情褒贬的不负责任的空论；或者专指宋明以来在理学所造成的空疏学风的影响下，大量涌现出来的借历史宣扬所谓义理、道德的、毫无价值的 史论.如针对流行的在史书之中使用所谓 春秋笔法 的作法，王鸣盛认为： 《春秋》书法，去圣久远，难以揣测。学者但当阙疑，不必强解，惟考其事实可耳。③明确否定任情褒贬的 春秋笔法.王鸣盛史论的基点在于 实事求是.他说过： 尝谓好著书不如多读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校之未精而遽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著书，恐著亦多妄矣。 ①在对史书进行了深读精校之后，发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对史学自身的议论，与一知半解地乱发议论或不发任何议论、只知埋头考据的做法相比，更具有积极的意义。王氏的史论在许多方面确有真知灼见，反映出他所具备的历史见识。
　　在考史方面，《十七史商榷》偏重于那些在历史上产生影响或涉及经国利害的职官制度以及历史地理等方面。如王鸣盛考辨了有关汉代十三部刺史职掌的问题。他联系《汉书》、《后汉书》、《续汉志》的有关篇章，论证部刺史的职掌之一是 督察藩国 ，由此使刺史官职具有 权甚重而秩甚轻 的特点： 盖所统辖者一州，其中郡国甚多，守、相二千石皆其属官，得举劾，而秩仅六百石。治状卓异，始得擢守、相。 ②对汉代刺史制度及朝廷与藩国间的关系作出新解。他探讨了魏晋以降的九品中正制的发展过程，指出所谓举荐论品行不过是表面文章，其实质 中正所重门第，自魏晋至六朝皆然.魏晋时期 中正之设，专以门第定人才高下矣.③王鸣盛还分析了唐代宦官掌握兵权而招至祸乱频繁，肯定了在历史上屡遭非议的革新派人物王叔文。在考证地理方面，注意历史地理的特点和沿革，还下了很大力量考证了有关故乡的历史地理。
　　在史论方面，《十七史商榷》既有针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发表的议论，也有对史学本身发表的议论。关于前者，王鸣盛谈到了一些政治成败得失与民心向背、用人当否的关系，批评了历史上那些昏庸腐朽的统治者和无聊文人。他评论王叔文改革失败， 后世恶之太甚，而不加详察，《旧（唐）书》亦徇众论 ，这是 以成败论人 ，是不公正的。他指出，王叔文改革， 黜聚敛之小人，褒忠贤于已往，改革积弊，加惠穷民 ； 其本意欲内抑宦官，外制方镇，摄天下之财赋兵力而尽归之于朝廷 ； 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如此者.由此断言，叔文行政，上利于国，下利于民；独不利于弄权之阉宦、跋扈之强藩 ， 本无可罪 ，应当 平反此狱 ①。此论不仅反映了王氏独具的史识，也反映了他倾向改革的精神。
　　②　　 《十七史商榷序》。
　　③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三 欧法春秋 条。
　　①　　 《十七史商榷序》。
　　②　　 见《十七史商榷》卷十四有关诸条。
　　③　　 见《十七史商榷》卷四十 州郡中正 条。
　　王鸣盛对史书的研究和评论，特别注意对同一历史时期的两种史书（如记载南北朝历史的《南史》、《北史》与宋、魏、梁、陈、齐、周、隋八史，记载唐代历史的两《唐书》，记载五代历史的两《五代史》）作对比，发现异同优劣，再对正史发表评论，包括正史体例、取材、记事、文笔等方面。
　　他反对曲笔，主张直书，按照 直书其事 和 史事明晰 的标准，对《汉书》以下的重要史书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
　　王鸣盛称赞班固、范晔在《汉书》和《后汉书》中的直笔精神和史识。
　　《汉书》有《匡张孔马传》，记载一批以儒学进身、身居高位无所匡建、以阿谀取容为能事的人物。王氏称赞说： 孟坚于张、孔，直笔诋斥，尽丑描摹，洵不愧良史矣。 《后汉书？胡广传》正面记述胡广的步步高升，实则刻划胡广依附权奸的小人面目，王鸣盛称赞范晔史笔达到了 肆而隐，微而彰 的境界②。在比较了《三国志》和《晋书》的有关内容后，王鸣盛指出《晋书》对司马氏的曲笔回护。他批评说：晋人所修国史，对司马懿有所夸饰，尚可理解， 今《晋书》成于唐人，犹仍其曲笔，不加删改 ，是毫无道理的。《南史》中记录了许多荒诞的事迹，王鸣盛对此深表不屑，说： 《南史》最喜言符瑞，诡诞不经，疑神见鬼，层见叠出。 他还痛斥宋明时期因理学盛行而滋生的空疏风气，认为宋明人 略通文义，便想著作问世，一涉史笔，便欲法圣人笔削.①并批评了立文法以为褒贬的《通鉴纲目》和模仿《春秋》笔法、把褒贬义例放在首位的《新五代史》。王鸣盛很多颇具见地的观点和结论均在后世产生影响或被学术界所认同，除上面所提到的之外，还可举出若干例子。如对陈寿及其《三国志》的肯定，对范晔被诬为谋反 首乱 的辨析，对范晔《后汉书》史学价值的发掘，对魏收《魏书》的正名，等等。
　　王鸣盛史学因时代所限而避免涉及时政。他为人骄傲自负，论学时在某些观点上失之偏颇，如将李延寿斥责得一无是处。他在经史研究中恪守汉儒训注，这也在很多地方局限了他的眼光。尽管如此，王鸣盛所表现出的卓越的史识和见解，所作出的有关典章制度、历史地理、文字校勘等方面的考辨成果，对于我们认识乾嘉史学的内涵及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３。钱大昕的博学及学术成就
　　钱大昕（１７２８- １８０４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
　　江苏嘉定人。钱大昕少年即有神童之名，８岁读二十一史， 始有尚论千古之志 ②。２１岁时由江苏巡抚指名送至苏州紫阳书院肄业，被院长王峻赏识为 天下才.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江浙士子进赋献诗，选入一等，召试，特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学习行走。２７岁时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为翰林院侍讲学士、詹事府少詹事。又先后出任山东、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再为提督广东学政。４８岁时，因父亡辞官归乡，不再入京供职。先后在钟山、紫阳书院讲学，直到病逝。
　　①　　 见《十七史商榷》卷七十四 顺宗所书善政 条、卷八十九 王叔文谋夺内官兵权 条。
　　②　　 《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 刺广寓于褒颂 条。
　　①　　 《十七史商榷》卷九十二 唐史论断 条。
　　②　　 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
　　钱大昕是乾嘉时期的 超一流 学者，与焦循一同被誉为 通儒.他的一生，广泛涉及各个方面的学术领域，而且令人叹为观止地达到了精通的程度，是人才辈出的乾嘉学者群中的集大成者。段玉裁评价他说： 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 ，在 自古儒林 中是一位少见的 合众艺而精之 的学者①。戴震曾对人说过： 当代学者，吾以晓征为第二人。盖东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东原之学，以肄经为宗，不读汉以后书。若先生学究无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 ②阮元也说： 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或言经术，或言史学，或言天文，或言地理，或言文字音韵，或言金石诗文，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 ③钱大昕治经受惠栋影响，但也主张以训诂求义理。他不专治一经，亦不拘泥于汉儒之说，只是专通其大义而已。因此，他没有写过一部专攻经书的著作。《唐石经考异》和《经典文字考异》主要是经文的校订。有关经学方面的见解，主要散见于《十驾斋养心录》和《潜研堂文集》中。王昶认为 皆说经家所未尝发者.①钱大昕的史学著述，除《廿二史考异》外，还有《三史拾遗》、《诸史拾遗》、《金石文跋尾》、《元史氏族表》、《补元艺文志》、《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十驾斋养新录》等。他生逢经学大盛的乾嘉时代，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当时被贬为次一等学问的史学上，反映了他的见识。他撰文反对 经精而史粗 、 经正而史杂 、 陋史而经荣 的看法，认为所谓 读史为玩物丧志 、 令人心粗 的指责，是为了掩盖说者的空疏浅薄。提出： 元明言经者，非勦袭稗贩，则师心妄作，即幸而厕名甲部，亦徒供后人复瓿而已，奚足尚哉？ 批评这种经学 似精而实不精，似正而实不正.提出《尚书》、《春秋》就是史，《史记》、《汉书》 其文与六经并传而不愧 ， 经与史岂有二学哉？ ②钱大昕的为人和文章的风格一般都比较谨慎，含而不露，与王鸣盛形成鲜明对照。唯在这篇文章中观点表露十分强烈，可见确为钱大昕的有感而发。他的观点以及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多方面成就，对史学摆脱经学的束缚有积极意义。
　　钱大昕反对史学研究中的空谈。他说： 夫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恶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掩，奚庸别为褒贬之词？ ③主张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历史。 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暇益以见其美。 ④ 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 ⑤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他将主要精力从事订正史籍讹误，补充史实，辨释疑难，努力使历史记载更加接近历史事实。
　　①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②　　 《清儒学案》卷八十三。
　　③　　 阮元：《十驾斋养心录？序》。
　　①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②　　 见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③　　 《续通志列传总叙》，《潜研堂文集》卷十八。
　　④　　 《廿二史考异？序》。
　　⑤　　 《答王西庄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五。
　　《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的考据史学专著，汇集了钱氏四十余年间对廿二史的研究心得札记，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年）编定成书。该书按二十二部正史先后、各史又以卷次为序逐条考订，对于正史纪传体史书中的纪、表、志、传部分无所不考。乾嘉时期人们治史，一般都限于校勘，钱大昕则完全超越这一层次，他校勘的范围通贯二十二史，比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还多出５部。同时他的重点在于考证，对于史籍的缺脱讹误，即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他运用例证、分析、比较、推理、综合和专题考证等方法辨证、疏通和校正史籍。与别人相比，钱大昕的一些考证方法独具特色，是他的创新。如在卷８２《魏书？崔玄伯传》中有 加周兵将军 一语，他遍举《魏书》中各传所见的 晋兵、吴兵、楚兵、秦兵等将军凡十一种，及曾任此职的人姓名.再如，他收集了《南史》中几乎所有的 虎 字材料，说明《南史》纪传中于 虎 字多不避讳，皆后人所改，但李延寿原文尚有未改之处①。
　　这被称作是综合研究的考证方法。另一种专题考证，可以离开《廿二史考异》原书而独立成文，如卷９ 汉侯国考 、卷１５ 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书 、卷８３ 宋奉使诸臣年表 等，也是钱大昕所独有的考证方法。总起来看，《廿二史考异》的重点是在前四史、唐、五代、宋、辽、金、元诸史，考证范围涉及极广，几乎对所有被发见的问题都进行考证。南北朝诸史则重点对年代、职官、地理作考证。他在《廿二史考异？序》中讲道：廿二家之物，文字烦多，义例纷纠，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伫劣，敢云自得？但涉猎既久，启务遂多，著于铅椠，贤于博奕云尔。
　　考证二十二史的难度，当如钱大昕本人所言。其考证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略高《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札记》一筹，成为乾嘉考据史学的杰出代表作。
　　《十驾斋养新录》是一部札记体形式的学术著作。这种形式仿照顾炎武的《日知录》，两书的写作形式，对近现代学者产生很大影响。钱大昕将他大半生的在经、史、子、集各方面的研究心得，写成札记，分门别类编为该书。《廿二史考异》专考正史，该书不限于史部；《廿二史考异》专事考证，该书除考证之外，还发表议论，评论史书、人物，讲述治学方法，是一部与《廿二史考异》同样杰出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梁启超曾说： 试读《十驾斋养新录》本条，即知其必先有百数十条之初稿札记乃能产出。故顾氏谓一年仅能得十余条，非虚言也。……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 ①钱大昕还将他所作的论说、问答、杂著、考辨、题跋、书信、碑传、墓志铭一类作品集成《潜研堂文集》。段玉裁序云： 凡文字、音韵、训诂之精微，地理之沿革，历代官制之体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字、里居、官爵、事实、年齿之纷繁，古今石刻画篆隶可订六书，故实可裨史传者，以及古《九章算术》，自汉迄今中西历法，无不了如指掌。 ②《潜研堂文集》的内容并非一般文集那样多收文人间应酬文字，这也是一部反映钱大昕学术的论著。 中有所见，随意抒写，而皆经史之精液。 ③下面就钱大昕在诸多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略作叙述。
　　①　　 见《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五 刘裕龙行虎步.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②　　 段玉裁：《潜研堂文集？序》。
　　③　　 同上。
　　《宋史》芜杂，《辽史》、《金史》、《元史》因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特有的语言文字和制度习俗也造成史籍中的疑难矛盾之处甚多，加之这四部正史都属官修。因此，钱大昕对宋、辽、金、元四部正史用力较重。
　　其中，他曾有意重撰《元史》，自称 生平于元史用功最深 ①，但未能成书。
　　补成有《艺文志》和《氏族表》，另有《元史稿》和《元诗纪事》，已佚。
　　《廿二史考异》主要对《元史》的年代、官制、地理、蒙古氏族和世系作了考证。钱大昕等人开辟的元史研究新领域，在近代成为一门显学。
　　钱大昕说： 予好读乙部书，涉猎四十年，窃谓史家所当讨论者有三端：曰舆地，曰官制，曰氏族。 ②又说： 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 ③这里，他认为历史考证有官制、舆地和氏族三个重点。在官制方面，《廿二史考异》中有对秦汉的尚书和中书、唐朝的三省六部等问题的考证。《十驾斋养新录》卷１０和《潜研堂文集》卷１２、１３对中央、地方官制在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源渊变化、职能作用、官名称谓有更为详尽的考证。他与秦蕙田共同商讨的《五礼通考》以及在三通馆纂修官任上的编纂工作，也都反映了在职官方面的研究心得。在历史地理方面，对正史中的《地理志》作了大量繁琐而精审的考订，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侨置州郡 ， 涉笔便误 、错误百出的《元史？地理志》等课题，都经钱大昕的努力而更正。他还十分重视地方志，曾参加过《热河志》、《一统志》的编纂，退休后应邀担任《鄞县县志》、《长兴县志》的总纂。在氏族谱牒方面，《廿二史考异》中对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和谱系、辽金元时期的族与姓等问题，《十驾斋养心录》中对 郡望 等问题，《潜研堂文集》中对唐代的氏族大姓等都作了考证。钱大昕所撰《元史氏族表》取材各种史籍、文集、碑刻等史料，将蒙古、色目的族姓可考者分列成表，历时近３０年完成。以后的魏源《元史新编》、柯劭忞的《新元史》都沿用此表。
　　用金石铭文考证史书的讹误，或用史书鉴定金石铭文，是钱大昕在金石学方面经常使用的方法。使用这两种考证方法，无疑会使考证的结论更具说服力。他习惯于利用各种机会搜集金石拓片，数十年间，共得拓片达二千余通。在此基础上编成《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一书。以后又陆续写有《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四集，该书与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相仿，对他撰著《廿二史考异》起了很大作用。所以，王昶盛称钱氏： 最熟知历代官制损益，地理沿革，以暨辽金国语，蒙古世系，故其考证精密，多有出于数君之外。 ①钱大昕本人对金石学的观点是： 欧（阳修）、赵（明诚）、洪（适）诸家，涉猎正史，是正尤多。盖以竹帛之文，久而易坏，手抄板刻，展转失真，独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 ②
　　①　　 同上。
　　②　　 《二十四史同姓名录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③　　 《廿二史考异》卷四十《北吏？外戚传》。
　　①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钱君墓志铭》，《春融堂集》卷五十五。
　　②　　 《郭允伯金石史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五。
　　年代学是考史的基础学科之一。钱大昕作过《洪文惠公（适）年谱》、《洪文敏公（迈）年谱》、《深宁先生年谱》、《陆放翁年谱》、《弇州山人年谱》，还根据《永乐大典》中的有关材料，补写了《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等。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疑年录》。钱书记载自郑玄至邵晋涵共３６３位历史人物的生卒年。书名 疑年录 ，取《左传》 有与疑年，使之年 的意思。后人六续《疑年录》，近人陈垣仿此体作《释氏疑年录》、姜亮夫作《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该书开创了记载历史人物生卒年的新的史书体裁，成为今天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工具书。钱大昕深通天文历法及有关数学的专业知识，对梅文鼎、利玛窦、汤若望等中西数学家的著作都有研究。用这些知识推算论证历史年代，十分真实可信。如对《三统历》的研究，撰成《三统术衍》，使 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 ①。阮元称赞钱大昕说： 天算之学，实能兼中西之长、通古今之奥。故上自《三统》、《四分》，下迄《授时》、《大统》，诸家之术，并深究本原，各有论说。 ②乾嘉时期甚为发达的文字音韵学，同样为钱大昕所擅长。他也十分重视文学音韵训诂的重要性： 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 ③用小学的研究成果考证史籍，在《廿二史考异》和《十驾斋养心录》中占有很大比重。
　　钱大昕的考据史学，在内容上订正和补充了史籍中众多的讹误和缺漏；在方法上更加科学和严谨，并开辟了一些有价值的新领域；在学科意义上使史学研究更加独立出来而成为一门完整的学科。同时，他所创造的一些研究方法和开辟的一些新领域对清代及近、现代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钱大昕学术的明显特点也是博古而不通今，毫不涉及时政，但这一点似乎并不能成为指责他的理由，因为在他所处的社会时代和学术思潮中，我们不应苛求古人做一些用我们今天的评价标准看来是应该做的事。毕竟，钱大昕的学术成就代表了一个学派和一个时代的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４。赵翼的史论
　　赵翼（１７２７- １８１４年），字耘崧，又字耕耘，号瓯北，江苏阳湖（今常州）人。１４岁时亡父，家境日益窘困。他自幼年起就喜好吟诗填词，但因生活困难，只得应试科考，求取功名，养家糊口。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中举后，在大学士汪由敦家为文幕。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考中状元，入翰林院任编修，参与改纂《通鉴辑览》，书成后，外放为广西镇安府（今德保县）知府。后又调任广州知府。乾隆三十六年（１７７１年），以侍奉老母为由辞官归乡，著书讲学终其余年。
　　赵翼的前半生主要用功于诗词创作，与袁枚、蒋士铨合称 乾隆三大家 ，以文名著称。凭此特长，他曾入军机处起草谕旨，代人为文，受聘纂史。他的文集有《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等，杂载其诗词、文事和见闻，并无过人史识，以至后人有怀疑《廿二史札记》这样高水平的史著，是否确实出于赵翼之手。其实在他为仕期间，就已经进行了一些史书的编纂工作，因此晚年成其史名，并不是偶然的。
　　①　　 《清史列传》卷六十八。
　　②　　 阮正：《三统术衍？序》。
　　③　　 《小学考？序》，《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
　　赵翼初到北京的时候，就协助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编纂了《国朝宫史》。这是一部记述乾隆以前各朝宫中的典制规模、宫殿建制、官制布署等情况的官修史书。赵翼用了大约将近一年的时间参与其事，受到刘统勋的好评。考中进士后，他入方略馆修纂《平定准噶尔方略》，亦得到方略馆总裁傅恒的赏识。被放外任前的两年多时间里，赵翼一直参与改纂《通鉴辑览》的工作。这部史书，朝廷召集了近百名学者，以康熙年间成书的《御批通鉴纲目》为底本，编纂成为 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实编为一部 ①的编年体史书。王昶、朱筠、程晋芳、毕沅、纪昀等人都先后参与此事。这也为赵翼日后撰成《廿二史札记》产生了重要影响。赵翼本人还写了一部记载平定三藩及大小金川等战事的《皇朝武功纪盛》，纪事本末体。该书中所使用的有关材料，多为后来魏源《圣武记》中所采用。
　　《廿二史札记》是赵翼归里后撰写的史著。赵翼辞官之后，友人多劝他再次出仕。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乾隆皇帝南巡，赵翼前往宿迁迎驾，同时准备呈请补官。行至中途，双臂忽然中风不能举，不得不失意而归。他怅然地说： 计自癸巳归里，侍养者五年，丁艰及营葬又四年，今赳补又病废，知命有所限也。乃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 ②既然斩断仕途，遂把精力专于撰写《廿二史札记》上。他说：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即札记别纸，积久遂多。
　　惟是家少藏书，不能繁征博采以资参订，间有稗乘胜说，与正史岐互者，又不敢遽诧为得间之奇，盖一代修史时，此等记载无不搜入史局，其所弃而不取者，必有难以征信之处，今或反据以驳正史之讹，不免贻讥有识。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之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至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自惟中岁归田，遭时承平，得优游林下，寝馈于文史以送老，书生之幸多矣。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①。
　　说明了著述《廿二史札记》的目的、方法和内容，主要是以读书札记的形式，以史证史，校定讹误，对治乱兴衰加以评论。
　　《廿二史札记》涉及二十四部正史，因《旧唐书》、《旧五代史》在当时尚未被钦定为正史，故分别与《新唐书》、《新五代史》合称为一书，称作 廿二史.全书共计５４４条，侧重于宋以后诸史。
　　赵翼的治史方式，表现在《廿二史札记》之中，与钱大昕等人的考据史学截然不同。赵翼曾在《廿二史札记》刻成后，写过一首诗： 一事无成两鬓霜，聊凭阅史遣年光。敢从棋谱论新局，略仿医经载古方。千载文章宁汝数，十年辛苦为谁忙。只应纸上空谈在，留享他时酱瓿香。 ② 敢从棋谱论新局 ，说明他要从史学研究中发表新的看法和观点； 略仿医经载古方 ，则反映了他要从史籍中寻求救世良方的意图。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共同视为乾嘉考史的三大代表作。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仅仅从三书的内容上看，《十七史商榷》有近一半的分量是发表史论而不纯为考证，《廿二史札记》则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分量是史论。因此我们说，《廿二史札记》是一部以历史评论见长的书，比较恰当。赵翼的史论，大部分条文是评论历史事件，小部分条文是对编纂史书、体裁体例、直书曲笔、史才史德等史学本身诸内容的评论。在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史学中，赵翼以历史评论而独树一帜。
　　①　　 《通鉴辑览？序》。
　　②　　 《瓯北全集？年谱》， 乾隆四十九年 条。
　　①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
　　②　　 《再题〈廿二史札记〉》，《瓯北诗钞》卷四十一。
　　《廿二史札记》中的历史评论，重点放在历代的政治方面。基本方法是，先综合总结出所发现的若干问题，按照自己的观点从史书中援引史料加以证实阐述。其所论多能抓住自西汉至明末一千八百年间确能体现出某个时代特点的社会政治大事。如西汉时代，列有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 汉初诸侯王自置官属 、汉儒言灾异 、 汉时以经义断事 、 贤良方正茂材直言多举现任官 、 上书无忌讳 、 上书召见 、 汉武用将 、 汉使立功绝域 、 武帝时刑罚之滥 、 汉诸王荒乱 、 汉外戚辅政 、 西汉外戚之祸 、 王莽之败等条。其他如魏晋南北朝之门第、九品中正、清谈，唐代之女祸、宦官、藩镇，五代之武人，宋代之弊政、和议，辽金元之用兵，明代之刑狱、朋党、流贼，等等。赵翼都能 持论斟酌时势，不蹈袭前人 ①，有针对性地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譬如，在 唐节度使之祸 条中，历数唐代节度使扩展地盘、握有重兵、控制财赋， 遂成尾大不掉之势 ，以致于 天子力不能制 ，最终导致 天下尽分裂为方镇，而朱全忠遂以梁兵移唐祚矣 的结局②。全文切中要害、原始察终，是一篇出色的历史评论文章。应该指出，赵翼的史论贯穿了专制统治下的正统思想以及因果报应、宿命论等庸俗史观，所论虽多有抨击揭露历史上统治腐朽黑暗的实例，但也是在丝毫不触动专制帝王的前提下进行褒贬，因此难见真正具有思想深度的胆识的观点，更没有形成初步的理论体系。应该肯定的是，身处于乾嘉时代的赵翼，一改考据之风，在二十四部史书所囊括的范围内上下纵论历代史事，从而丰富了乾嘉史学的内容，是难能可贵的。
　　对史学的评论，赵翼主要批评了在史书中的曲笔和粉饰，提倡直书实录、文笔简洁。对正史的体例也多有议论，如肯定了范晔《后汉书》中使用类传的写法、沈约《宋书》中的类叙法、《辽史》的表等。他特别提倡 自成一家言 ，说： 然正史隐讳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何贵于自成一家言也？ ①又说： 自左氏、司马氏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 ②褒扬私人修史，成其一家之言。赵翼所说的 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欧史不唯文笔简洁，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 ③，存在明显错误。 寓褒贬于纪传之中 是司马迁所运用于《史记》的极有价值的写史方法，欧阳修在他所修的两部史书中滥用 春秋笔法 已是失误，也没有什么 寓褒贬于纪传之中 ，更难与《史记》相提并论。这只表明了作为文学家的赵翼对同样是作为文学家的欧阳修的偏爱，而他们同为史学家却对这个问题的肤浅认识。
　　①　　 钱大昕：《廿二史札记？序》。
　　②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
　　①　　 《廿二史札记》卷十三， 北史全用隋书 条。
　　②　　 《廿二史札记》卷六， 三国志书法 条。
　　③　　 《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一， 欧史书法谨严 条。
　　《廿二史札记》中为数不多的考证方面的条文，主要是论证史料的来源和辨别史实的真伪两种。前者如 汉书移置史记文 、 南史删宋书最多 、 薛史全采各朝实录 、 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 等条。后者于各史均有涉及。
　　总之，赵翼的史学，主要在于史论。《廿二史札记》中的历史评论，一般可视为知识性的、为历史初学者的导论。李慈铭评论说： 凡历代之制度大略，时政得失，风会兴衰，凡作史者之体要各殊，褒贬所在，皆可晓然，试俭岁之梁稷也。 ④正因如此，《廿二史札记》的影响比钱、王二书大，刻成之后，多次刊印，很受人们欢迎。
　　５。崔述的疑古史学
　　在清代学术史中，有一位学者，生前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因贫困也无力刊刻自己那些在当时不为人知、没有影响的著述。去世后，虽幸运地由其学生将书刻成，但其学说却整整沉默了一个世纪。直到本世纪初，先是被日本学者所发现，然后传至国内，如同一颗被长久埋没的明珠一样，突然放出光彩，极大地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而真正对他及他的学说作冷静、客观、全面的研究和分析，也许是在近年才刚刚开始。这就是乾嘉时期的北方学者崔述和他的以《考信录》为代表的史学著述。
　　崔述（１７４０- １８１６年），字武承，号东壁。直隶（今河北省）大名魏县人。少年时代，他的父亲教他读《四书》、《五经》。崔述说： 先君教人治经，不使先观传注；必先取经文熟读潜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读传注以证之。……久之而始觉传注所言有不尽合于经者，百家所记往往有与经相悖者。 ①这种读书方法对崔述一生的治学产生了影响，即先接触经史本身，这样可以避免传注的成见，不致于被传注的汪洋所埋没，更可以看出传注与经史的不符之处。１５岁时应童子试，名列第一，被知府朱煐所赏识，召崔述入府内与其子同读。其间，崔家幸得朱煐帮助才能避过水灾勉强度日。
　　崔述在署中８年，学业也受益颇多。２４岁时考中举人，以后屡试不中进士，遂潜心治学著述。中年时期，先后写成了《春王正月论》②、《古文尚书考》、《讷庵笔谈》、《五服异同汇考》等书。在此期间，家庭屡遭变故：父亲、独子、兄弟、母亲先后亡故；家中房屋被大水冲毁；数次大病缠身，几乎丧命。历尽这种种灾难之后，发奋著述《洙泗考信录》①，时年５２岁。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崔述在北京见到了因朱煐的介绍而十分仰慕崔述的陈履和。陈拜崔述为师。两人在京相遇仅两个多月，以后便河北、云南天各一方，三十多年间全凭书信来往，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陈履和千方百计陆续刊印了崔述的著作，老师的著作终于赖以学生的努力而流传下来。
　　④　　 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正》附录。
　　①　　 崔述：《考信录？自序》。
　　②　　 定稿名为《三代正朔通考》。
　　①　　 《考信录》第一部。
　　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崔述到福建省先后任罗源、上杭知县，６年后辞官返回大名，定居彰德府。生前终于完成《考信录》全书。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六月，陈履和到河北大名找他老师时，崔述已去世半年了，他留下遗嘱将全部书稿交付给陈。此后８年，陈履和倾全力刊刻完成了《东壁遗书》，次年病故，幸得友人捐款，方凑足陈氏家眷返回云南故乡的路费。清人张维屏说：先生（指崔述）所著书，履和一人刊行。先生之书不朽，履和为弟子，其笃于师弟之谊若此，亦当附之以不朽矣。 ②《史记》中有 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 ③的名言。崔述《考信录》一书的得名，即由此而来。《考信录》的目的在于考证充满了传说、神话、杜撰和附会的自上古至秦统一前的历史记载，去伪存真，以求清理出一个可信的上古史轮廓，反映出上古史的真相。在上古史的论述中，由于年代久远，加入了许多传说的成份，还有许多后人杜撰附会的材料，这些内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们视为 信史 深信不疑。然而历史学家们也一直在努力纠正这些假造的说法。从司马迁的 考信于六艺 ，到汉以下的王充、刘知几、欧阳修、郑樵、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阎若璩等人，都曾对古书中的一些记载作过辨伪。崔述的成就在于，第一次把自上古到秦统一前的古史作了一番系统的清理，从而在根本上动摇了旧的古史体系。
　　《考信录》包括《补上古考信录》、《唐虞考信录》、《夏考信录》、《丰镐考信录》、《洙泗考信录》、《丰镐考信余录》、《洙泗考信余录》、《孟子事实录》、《考信附录》、《考信续说》、《考信录提要》诸录。在写法上，出于《诗》、《书》等 六经 中的内容，被视为真实可信的史料而放在顶格写，其次依次写的是 附录 （或 附论 ）、 备览 （或 备考 ）、 存参 ，他认为完全不可信的则用小字注明加以批驳。这说明，崔述辨伪考信的标准是儒家的经书。这个标准，在崔述所处的时代也只能如此。经书毕竟是崔述所能见到的距古史较近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当时人们认为 六经 代表圣人之言，而圣人自然是最可信的。儒家经典在崔述的考信过程中是理所当然地标准，这并不奇怪，更不必在这一点上苛求崔述，因为既然要怀疑，就要树立起参照的标准，否则谈不上怀疑。
　　崔述对于古史的主要论点是：第一，先秦经典所记载的上古史可信的内容较多。《尚书》从尧、舜讲起，孔子讲上古史，也只讲到尧、舜。 《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于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 ①即使在《易》或《春秋》中言及伏羲、神农、黄帝之类，也未曾大肆记载和渲染。
　　第二，战国以至秦汉间的《国语》、《大戴礼记》及百家杂语 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对于上古史的说法开始出现较多的矛盾和混乱。司马迁整理百家杂语，由于当时 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训，缙绅先生难言之 ，他作《史记》也只好根据《大戴礼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史记》的开端，但不言伏羲、神农。崔述明确指出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这是他对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第三，汉、晋时期的有关古史的记载决不可轻信。他特别反对汉代讳书，斥责两汉盛行的用五德终始说说明上古帝主相代的观点。晋代谯周的《古史考》、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又造出燧人、包羲。以后又有河图、洛书等，甚至 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 ，这些内容被崔述称为 邪说诐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
　　②　　 张维屏：《松斋随笔》。
　　③　　 《史记？伯夷列传序》。
　　①　　 《补上古考信录提要》。
　　崔述的这些论述，基本打乱了三皇五帝的系统，在对三代先王的怀疑和破除对古代伪书的迷信上，表现了相当的勇气，作出了出色的成绩。
　　在对古史的怀疑并力图考核出信史的过程中，崔述也涉及到了对古书的辨伪。在坚信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不可怀疑性的前提下，对于某些儒家经典的真伪也提出过疑问，如对《论语》产生过怀疑。他考辨《古文尚书》，尽管他全然不知阎若璩、惠栋、段玉裁对《尚书》的辨伪情况，但所提出的六证，证明该书为伪的观点，与其他人多相不谋而合（见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崔述从几个方面以有力的证据证明《周礼》、《仪礼》不是周公所作，而是战国以后的人所作。同时，他并不否认这两部书中保存的有关古代礼制的有价值的资料。他还举出十证，证明《古本竹书纪年》是后人伪作①。
　　崔述辨别伪书，头脑清晰，善于归类，有条有理，颇具说服力。这些结论，已从近代以后逐渐被多数学者认同接受。
　　胡适称崔述为 科学的古史家 ，其科学性更多的是表现在考辨方法上。
　　崔述十分重视总结、概括自己的观点和治史方法。《考信录》的第一部分是《考信录提要》，专门讲方法论，迥然不同于一般乾嘉学者的治学模式。《考信录提要》首先 自标界说 （刘师培语），提出经书与传注 互异 ，应将两者分开。经书是标准，传注是考辨的对象，对于传注中所记述的古史要 考而后信.然后阐述了考辨的基本方法。如 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实而去取之 ；对待经书要有独立见解，不要被传注影响自己的分析判断，更不要采取 重名而不究实 的妄信态度；从具有时代特征的文体、文风去辨别伪书、伪事等。
　　清代汉学与宋学对立，南方的汉学家讲求考证，但因过分纠缠于经传注疏，以至于束缚了自己的眼光，崔述对此不以为然。他说： 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亦太仓秭米，而罕行于世，……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于人耳目，习而不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后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于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于世①。 崔述虽出身于宋学世家，但并不能说他就是宋学家。他批判宋明理学，说： 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于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仅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遂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 ②他对汉宋之争的观点是： 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于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其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 ①因此，崔述能够坦然地去考辨古史和古书，而没有专注于汉儒的注疏或纠心于宋人的义理。近代以来，已有数位学者指明宋、汉之学本来并无水火不相容的区别，考证学实际上来源于宋儒， 清人的汉学，在一些领域里都是宋人所创造的.②崔述学术的渊源即可在这里找到。少了这一层门户之见的羁绊，崔述才能够大胆地向整个中国古史发出挑战。
　　①　　 见崔述《竹书纪年辨伪》。
　　①　　 《考信录提要》卷上。
　　②　　 同上。
　　①　　 《丰镐考信别录》卷三。
　　考察崔述的古史辨伪，可以发现，崔述只重视儒家经典，只相信圣人之言。他认为，材料越古越可信，圣人永远是对的。他不仅不相信汉人，也不相信战国诸子的著作。这种作法几近于绝对化，对于考辨古史古书、对于史学研究，并非有利。在战国诸子的著作中，也包含着大量有价值的史料，即使是汉代史料，也决非如崔述不允许人们抱有 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 的观点那样，怀疑和排斥所有汉代材料。绝对地否定几部儒家经典以外的一切史料，使众多在崔述考辨的过程中有用的材料与他失之交臂。
　　同样，过分地相信经书和圣人言，使得一些很明显的伪书伪事在崔述眼前却很轻意地被蒙骗过去。崔述的尊经、崇圣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考辨古史的 科学 性。另外，崔述考辨古史的一些具体看法也有待商榷，或存在着明显错误。如他相信仓颉造字、尧时已有史书，认为 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文章之祖也 ③，等等。
　　崔述的学说虽经他的弟子陈履和刊刻成书而保存下来，但在整个１９世纪，除了一个名叫张维屏的道光进士注意到了之外，没有引起任何反响。２０世纪初，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将《崔东壁遗书》在日本校订标点后出版，崔述学说在日本学术界受到表彰。刘师培约在１９１０年从日本回国后撰文介绍崔述生平和《考信录》，不久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影响。胡适撰写《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顾颉刚校点《崔东壁遗书》（１９３６年印行），影响逐渐扩大。
　　崔述用考信和求实的态度审视中国古史，清除了以往记载中的大量传说、附会和伪造的历史，开辟了探求可信的古史体系的道路。不仅如此，崔述在考辨古史中运用的具有科学因素的方法和提出的具有启发因素的观点，对近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崔述说前人对于古史的认识 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后，则其传闻愈繁 ①，无疑对近代 古史辨派 的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 的具体观点有直接影响。崔述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史学家。
　　②　　 白寿彝：《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
　　③　　 《考信录提要》卷下。
　　①　　 《补上古考信录？开辟之初》。
　　（六）章学诚的史学思想
　　１。生平及其哲学思想
　　章学诚（１７３８- １８０１年），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父章镳是乾隆年间进士，曾任湖北应城知县。章学诚少年时代 资质椎鲁，日诵方百余言，辄多病中止 ②。　　１４岁时，随父至应县任上，逐渐对史学产生兴趣。章镳为官３年遭免职，因贫困无法返回原籍，侨居应县任教。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年），章学诚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未中。后被翰林院编修朱筠赏识，任国子监编修、典籍，结识了一批著名学者，其中与邵晋涵关系最密切。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自认与时俗不合，不愿为官。由于生活无着，只得四处奔波，到书院讲学，为地方修志，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著述《文史通义》等著作。年６４岁时卒于浙江。
　　章学诚从３４岁时开始撰写《文史通义》，历时３０余年，直到他去世前才基本完稿。这部书几乎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结晶。他还写有《校雠通义》，至今已不完整。晚年撰著的《史籍考》是他的得意之作，今已失传。所纂《和州志》、《永清县志》和《毫州志》均为未成之作，《湖北通志》被人删改。
　　他还修过《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今失传。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
　　章学诚一生落落寡合，很不得志。他的学术主张不投时好，备受冷落。
　　他曾说过： 朋辈征逐，不特甘苦无可告语，且未有不视为怪物，诧为异类者。 ①他与戴震、汪中、洪亮吉等人论学，观点多不相合；他虽然十分尊重钱大昕、王念孙，但后者的著作中并未提及章。颇为自负的章学诚在有生之世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这一切促使他发奋著述《文史通义》，并自信地宣称他的观点 实有开凿鸿蒙之功 ②， 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学开山 ③。道光年间，《文史通义》刊印行世，得以广泛传播。清末学者对章学诚多有称道。２０世纪以来，《文史通义》不断受到近代学者的推崇，以至被称为显学.章学诚此书，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少有的以论述史学理论见长的专著，其众多观点颇有见地、极具深度，对后世的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章学诚的史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上的。他对《易》有比较深刻的见解，讲到《易》之《序卦》时，认为： 《屯》次《乾》《坤》，必有其义，盈天地间惟万物，《屯》次《乾》《坤》之义也。 ①这就表明，他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 盈天地间惟万物.章学诚借用董仲舒的话说： 道之大原出于天 ②。这里道和天的含义与董仲舒所指的不同，章学诚认为： 故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地。 ③他解释 道 说： 一阴一阳谓之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 ④意思是说， 道 存在于事物的阴阳变化之中，变化规律是先于人而存在的。
　　阴变阳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 ⑤依 道 而发生阴阳变化的，就是气（器）。由此得出结论： 《易》曰：'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 ⑥譬如，《六经》并非载道之书，《六经》乃先王政典， 皆器也. 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⑦ 离器而言道 ， 舍天下事物 而谈《六经》，是无法理解所谓 道 的。
　　②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二。
　　①　　 《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二。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再答周■谷论课蒙书》。
　　③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①　　 《文史通义》内篇四《匡谬》。
　　②　　 《文史通义》内篇二《原道上》。
　　在认识论方面，章学诚首先肯定了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人不仅可以认识到 可知见 的具体事物，还可以认识到 不可见 的规律性东西，即他所说的 万事万物，当其自静而动，形迹未彰而象已见矣 ①。他说： 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如其准赳之，所谓效法也。 ②就是说，平日要努力考察事物变化的表现，才能准确地把握事物的本质。他强调在实践即 行事 中效法自然。他说： 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 ③只有通过 行事 对人的认识的检验作用，效法自然，才不至于 离器而言道 ， 以空言存私说.联系到学风方面，就是提倡 必习于事而后方可言学 ④的精神。
　　章学诚的历史观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文史通义》中的《原道》篇中。他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后起者也⑤。
　　这里叙述了一个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天地之前，无从谈起。
　　从天地生人而有道，中经三人居室而道形，部别班分而道著，然后相应出现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他进一步详细地描述说：人生有道，人自不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①。
　　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乃 不得不然之势 ， 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章学诚的历史观，显然受到了自荀子以后思想家们重 势 的观点的影响。
　　③　　 同上。
　　④　　 《文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⑤　　 《文通义》内篇二《质性》。
　　⑥　　 《文通义》内篇二《原道中》。
　　⑦　　 同上。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下》。
　　②　　 《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上》。
　　③　　 同上。
　　④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⑤　　 《文史通义》内篇，《原道上》。
　　①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对于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章学诚认为是由于他们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才有所作为的。他举周公为例，认为周公之所以 集千古之大成 ， 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 ，而是由于 时会使然. 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②孔子也是如此，其一生的事业， 学周公而已矣 ，而孔子的功绩，在于 尽其道（周公之道）以明其教 ，这同样是 事理之不得不然.后世那些推崇周公、孔子的人，把周、孔神化，使人难以信服。 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③章学诚提出： 学于圣人，斯为圣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④这是对 圣人 抱有一种比较平实的看法，圣人也不是全能，而是有所能有所不能。 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籍以见道者也。 ⑤圣人借众人的 不知其然而然 以见道，道即在众人。
　　因此，有众人——圣人——贤人——君子的公式。这在历史观和认识论上都是十分突出的思想。
　　章学诚还流露出一些后人可以胜过前人的历史进化思想。譬如，他以制定历法为例来说明 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 ①。他还认为： 人不幸而为古人，不能阅后世之穷变通久，而有未见之事与理。 ② 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 ③章学诚的哲学思想在乾嘉时期显得比较突出，也为当时所不容。一些人认为是 宋人习气 ，甚至 都门知己俱有此论.他比较推重戴震，认为： 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谈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 ④这段话用在他自己身上，也是恰当的。
　　２。对古代史学理论的阐述和总结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所涉及到的有关史学全局性的一些重要理论性问题，正如他本人所言， 多为后世开山.下面分别略作叙述。
　　第一，提出 六经皆史 说。
　　《文史通义》的首篇《易教上》开头写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②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③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④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⑤　　 《文史通义》内篇《原学中》。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三《天喻》。
　　②　　 《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说林》。
　　④　　 《章氏遗书》卷二《书朱陆篇后》。
　　六经皆史 的提法并不是章学诚首创，但他在此作为一个重要的命题提出，并且深入地加以研究和论证，第一次赋予这个命题以重要意义。 六经皆史 说主要被章学诚用于探讨学术源流。他发挥这一观点时说， 古无经史之分 ①； 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
　　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 ② 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 ③六经实际上是先王的政典，古代官府部门的典章文献保存下来，后代称之为 经 ，这其实就是历史，圣人讲道也没有离开这些先王政典。《诗》、《书》、《礼》、《乐》、《春秋》是史，《易》也不例外， 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宪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④因此，经书中的政教典章，都反映了先民的历史。章学诚的这种史学观点与他的 道不离器 的哲学观点相联系。他的所谓 器 是古代典章制度， 道 指的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圣人借六经以见道，六经也就是历史。
　　六经皆史 的提出，批判了乾嘉时期过于繁琐的考据学风，强调学术必须经世。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 ⑤只有联系实际，才真正称得上是史学。 六经皆史 的提出，还在于扩大了史学范围，改变了史学一直居于经学之下、作为经学附庸的地位。既然六经也是史，那么笼罩在经书上的神圣灵光暗淡下来，人们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去对待它们，把经书放在历史考察范围内去进行研究了。
　　第二，重视史义在史学中的内在作用。
　　在历史记载中，史家所努力探求的在历史表面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史家除了要告诉人们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之外，还要向人们表达什么内在的结论？这就是 史义.孔子就曾经提出要以历史中求得 史义 ，但在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中并未得到重视。相反，这一要求在长期因循保守的风气中几乎被人遗忘掉了。章学诚重新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且从理论上进行了重点的阐述。他说：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而谓也。魏晋六朝，时得时失，至唐而史学绝矣。其后如刘知几、曾巩、郑樵皆良史才，生史学废绝之后能推古人大体，非六朝、唐、宋诸儒所能测议。余子则有似于史而非史，有似于学而非学尔。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
　　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①。
　　讲求史义，努力阐明史学的目的和作用，成为章学诚治史的核心。刘知几的《史通》，是一部以论述历史编纂学为主的史学方法论专著。《文史通义》是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史学理论名著。章学诚却多次强调《史通》与《文史通义》的不同： 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定著述。 ②应该说，刘、章二人分别抓住了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关键性问题来加以分析研究。
　　①　　 《章氏遗书》外编卷三《丙辰札记》。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报孙渊如书》。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一《经解中》。
　　④　　 《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
　　⑤　　 《文史通义》内篇五《浙东学术》。
　　①　　 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章氏遗书》外编卷十六。
　　章学诚分析了清初以前的史学演变，认为由《尚书》发展到编年体史书《春秋》，再由编年体发展到纪传体的《史记》，这都是史学发展进步的标志。 《尚书》一变而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 ①； 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 ②。《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纪传体的上乘之作，但以后诸史墨守旧有史书体裁体例的陈规，不知灵活变通，反而被史例所束缚，史家的别识心裁得不到发挥，致使后代修史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弊端。因此，必须从史学发展的开始阶段找回被失落的史义。正如他所言： 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 ③要求史家 作史贵知其意 ，此乃 史氏之宗旨.他指出： 孔子作《春秋》，盖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孔子自谓有取平尔。夫事，即后世考据家之所尚也；文，即后世词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彼而在此，则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 ④史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 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 ⑤。章学诚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治史应探求史义，他虽然并未明确说出他所理解的史义究竟是什么，但是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比起传统史学中的褒贬史学、资治史学或借鉴史学等，史义因含有从史学自身总结理论、寻求规律的意图而显得更具有价值。
　　第三，强调历史撰述主体的史德与心术。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最基本的区别在，史学所研究的对象——客观历史，必须通过史学家行之于文才能反映出来，即史家主体所研究的客体是经过主体的主观意识反映之后的客体，而非客体本身，因为客观历史永远不能复回重现。因此，历史的撰述者，也就是史学家主体在这一环节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史家自身的修养要有非常高的要求，这直接决定了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严肃性和科学性。刘知几注意到了这一问题，提出史家应具有 才、学、识 三长。章学诚在此基础上作了重要发展。他认为刘氏所谓 识 ， 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 ， 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 ①。他也承认， 才、学、识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 ②但是，他着重强调说：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③。
　　这样，章学诚对于历史撰述的主体提出了 史德 和 心术 两个概念。史家如果能够自觉地认识到并在撰述上 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④，就可以 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 了。是否可以理解为， 慎辨于天人之际 中的 天 指的是客观历史， 人 指的是史家自身。那么，章学诚的 天人之际指的是客观历史与史家主观意识之间的微妙关系，而史家之 史德 和 心术在其中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三《家书二》。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②　　 同上。
　　③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④　　 《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⑤　　 《文史通义》内篇四，《言公》。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三《史德》。
　　②　　 同上书。
　　③　　 同上书。
　　史家的 史德 与 心术 ，受到各种复杂原因的影响。章学诚指出，有如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一类的人， 读其书，先不信其人 ；也有史家 有阴阳之患 ，其记载便 忤于大道之公 ；还有史家 因事生感 而 情深文挚 ，以至于偏离了史实客观性原则等。他要求史家 载笔之任，自宜心术端淳.如果 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 ①。
　　史学研究中主、客体的特殊关系，决定了史家在其间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实践证明，每一位史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在秉笔著述时体现了他们的心术和相应的史德。 史德 和 心术 是规定史家撰写信史、探求史义、建设史学的带有根本性质意义的重要范畴。如果联系到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史学对社会的影响等宏观问题上面，则史家 史德 与 心术 的制约性就不仅仅局限在史学本身了。章学诚对此虽没能作进一步辨析，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论述，但仅以其所涉及到的内容而言，表现出了他对史学研究的深刻的洞察力。
　　第四，区别 撰述 与 记注 两大史籍门类，推崇 通史家风.章学诚第一次把史籍分为 撰述 和 记注 两大门类，论述了各自的内容、区别和联系。他发挥《易？系辞上》中的思想来阐述这个认识，说：《易》曰： 著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智。 闲尝窃取其义，以概古今之载籍。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擬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②。
　　这段话清晰形象地表达了章学诚的观点。 撰述 居于较高层次，它应表现出有观点、有材料、有分析、有组织的特点，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帮助人们了解过去、观察未来，是具有一定创造性的著述活动，故 圆而神. 记注 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主要作用是对原始资料的记录、整理、纂辑，具有一定体例，以利于把各方面的内容妥为记载保存下来，是有条理的记述活动，故 方以智.章学诚对 藏往之学 和 知来之学 进一步解释说：夫名物制度，繁文缛节，考订精详，记诵博洽，此藏往之学也；好学敏求，心知其意，神明变化，开发前蕴，此知来之学也。可以藏往而不可以知来，治《礼》之尽于五端也。推其所治之《礼》，而折中后世之制度，断以今之所宜，则经济人伦，皆从此出，其为知来，功莫大也。
　　学者不得具全，求其资之近而力能免者斯可矣①。
　　两者的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④　　 同上书。
　　①　　 《文史通义》内篇二《言公中》。
　　②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礼教》。
　　神以知来，学者之才识是也；知以藏往，学者之记诵是也。才识类火日之外景，记诵类金水之内景；故才识可以资益于人，而记诵能受于人，不能授之于人也。然记诵可以生才识，而才识不能生记诵②。
　　运用出色地辩证分析，将两者的关系论辩得清清楚楚。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章学诚又例举了史书说明著述（撰述）和比类（记注）两大类别：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汉书》，为一家著述矣；刘歆贾护之《汉记》，其比类也；司马撰《通鉴》，为一家著述矣，二刘范氏之《长编》，其比类也。两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③。
　　以上的论述，从概念上区别了不同作用、不同层次的史书两大编撰类型，使史家著述时可以按照这两种界定范畴的不同要求去努力。如果混淆了两者的区别，难免会出现 于记注撰述两无所似 的作品，造成 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翰，不可诵识 ①的混乱局面，从而大大影响了史书的价值。
　　通史的修撰，是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上的优良传统。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提出的 通古今之变 ，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以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中，对 通 的要求不断被一些有见识的史学家所强调。如司马光撰写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郑樵提出的 会通 等。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作《释通》一篇，论述 通 的概念，阅明历代书 通 之由来，总结通史的 六便 、 二长.他在褒扬郑樵时指出： 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著作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 ② 通史家风 并不是指在形式上把自上古以来的历史拼凑在一起，而是要作到 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③。基于此种认识，章学诚对通史的要求较高，但是他因此而批评班固断代为史是 守绳墨 ，这也失于绝对化。断代史自有其优势所在，通史也决非每一部都能具有 通识.尽管如此，章学诚提倡的 通史家风 ，对于纠正史学研究中存在着的短视、墨守成规、不求史识等缺陷，有着启迪作用。
　　《文史通义》中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还包括对史体的评价、创立新史体的设想、对 独断之学 和 考索之功 的分析、博与约的关系、历史著作文字表述的艺术性和准确性、史学的继承和创新等。他还提出史书中要有图表、应保留诏诰章表等原始文献、增立《史官传》等主张。
　　《校雠通义》是章学诚的另一部关于历史文献学理论的著作。此书因失窃而不全，从所存留下来的部分中，可大体看出他的有关见解。他说： 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 ①鉴于此，他提出互注、别出的方法，还提倡编制索引工具书，为学术研究提供便利条件。
　　②　　 《文史通义》内篇六《杂说》。
　　③　　 《文史通义》外篇三。
　　①　　 《文史通义》内篇一《书教下》。
　　②　　 《文史通义》内篇四《申郑》。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答客问三》。
　　①　　 《校雠通义？序》。
　　章学诚以笔墨为生，穷愁不得志，长期依附于一些地方官吏，为之修纂方志，他也借此机会，在修志过程中实践自己的史学理论，并由此提出了一套方志理论。
　　章学诚首次明确提出了 志属信史 、 志为史体 的观点。他说： 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一家之史也；郡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 ②长期以来，方志被认为是地理书，章学诚对此持否定态度， 地理之学，自有专书，州郡志书，当隶外史。 ③他就这个问题与戴震辩论，强调方志的特点是 切于一方之实用 ，如果将方志仅视为地理书而不及于史实，则有关一地的历史文献将会产生 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 的危险④。确定方志属史书而非仅为地理书，这是章学诚对方志学的一大贡献。既属史书，就应具备史体，发挥史书的价值。因此，他提出方志应立三书： 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 ①他还提出修志十议，作为编纂方志应该注意的问题，主张完善修史机构，提高修史者的素质和业务水平。章学诚的方志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对修纂方志的工作具有指导性意义。
　　章学诚的史学理论在某些方面继承了浙东学风的经世思想，如提出 六经皆史 说，但与清初思想家对于专制统治的批判这一点相去甚远。即使与同时代的戴震相比，戴对理学社会作用的批判，也是章学诚所不能相及的。
　　他甚至指斥戴震 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②章学诚坚决维护儒家的伦理道德，宣扬男女授受不亲，将历史上的所谓 乱臣贼子 、 名教罪人 全部列入否定行列。修纂《永清县志》时，积极搜求妇女的贞节材料，加以载录宣传，这等政治伦理思想，与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理论相比殊不相称。章学诚强调史书的全局体系，但是《文史通义》本身显然未能达到这一要求。全书论点显得散而泛，需要探讨和辨析的内容很多，以读书随感的形式表现出来，缺乏必要的完整系统。此外，某些立论过于偏激、言过其实，显得 失是非之平.怎样对章学诚史学思想作更为全面和客观的评价，如何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文史通义》，都是尚待开拓和深掘的重要课题。章学诚之于中国史学史、史学思想史的影响无疑是非常深远的。
　　②　　 《文史通义》外篇一《州县请立志科议》。
　　③　　 《文史通义》内篇四《释通》。
　　④　　 见《文史通义》外篇三《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①　　 《文史通义》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
　　②　　 《章氏遗书》卷二《书朱陆篇后》。
　　四、道、咸以至清末的社会思潮
　　（一）今文经学的复兴与龚自珍、魏源的经学思想
　　１。今文经学的复兴
　　西汉初，朝廷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
　　因所授经书均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故称今文经学。成书于汉初的《春秋公羊传》，即属今文经学，且是其主要代表。今文经学亦称公羊学。今文经学的思想比较开放、活泼、多变，其大一统的观点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已深入人心。公羊学还有一套著名的 三世说 ，即《公羊传》作者解释春秋时期历史所讲的 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 （见《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传文）。东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将三世说发展成为一种朴素的社会发展阶段说： 据乱——升平——太平 ①。
　　这套理论的特点是可以启发人们用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历史的进程，因而具有自己的独特价值。东汉以后，今文经学衰落，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直到嘉道年间，几成绝学的今文经学重新崛起，并在晚清倡行于世。
　　清代今文经学的开创者是庄存与。庄存与（１７１９- １７８８年），字方耕，号养恬。江苏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乾隆年间进士。他曾从学于阎若璩，通六经，尤精于春秋公羊学。著有《春秋正辞》，根据董仲舒、何休的公羊学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这是清代今文经学的第一部著作。庄存与同时也是以经学和文学著称的常州学派创始人。乾隆时期公羊学者对后来影响最大的人是刘逢禄。刘逢禄（１７７６- １８２９年），字申受。江苏武进人。嘉庆年间进士。他是庄存与的外孙。在刘逢禄之前，常州学者如庄存与、庄述祖等人，虽然致力于春秋公羊学，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汉学。刘逢禄则专笃于今文经学，以董仲舒、何休的学说反对许慎、郑玄的古文经学，主张治经重在研究 微言大义.著《公羊何氏释例》，发挥今文经学的 大一统 和 三科九旨.又著《左氏春秋考证》，否定《左传》，攻击乾嘉汉学。他说： 余年十二读《左氏春秋》，疑其书法是非多失大义。继读《公羊》及董子书乃恍然于《春秋》非记事之书，不必待左氏而明。左氏为战国时人，故其书终三家分晋，而续经乃刘歆妄作也。 ①他还著有推崇何休的著作：《公羊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答难》、《申何难郑》等。常州学派的知名学者是宋翔凤。宋翔凤（１７７９- １８６０年），字虞廷。江苏长州（今吴县）人。他是庄述祖的外甥。著《论语说义》，推孔子为素王 ， 别录私说 ，提倡微言大义。常州学派的学者多由血缘和师生关系组合而成，他们对于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起到了重要作用。
　　常州学派之外，在嘉道时期亦有治公羊学的学者。凌曙（１７７５- １８２９年），字晓楼，江苏江都人。他专注于《公羊》礼制，著《春秋公羊礼疏》，认为《春秋》之义在《公羊》中得到阐发，而 公羊 传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又著《春秋繁露注》、《公羊礼说》等。凌曙的学生陈立（１８０９- １８６９年），字卓人，深研《春秋公羊传》，指出前人注疏仅知疏通字义而与微言大义相悖，于是著成《公羊义疏》。《公羊义疏》材料丰富，在对材料的训诂考据方面也作出了成绩，但在阅释义理方面成就有限。冯登府（１７８０- ？），字柳东，浙江嘉兴人。曾著《石经补考》以备今古文之异同。另有《三家诗异文疏证》、《论语异文疏证》。陈乔枞（１８０９- １８６９年），字朴园，福建闽县人。其父陈寿祺宗古文经，但治学以辑西汉《今文尚书》及《三家诗》之遗说为主。陈乔枞以此为基础，用今文家法治经。他认为《易》、《诗》、《书》、《礼》等儒家经典赖今文方得流传，著《小琅嬛馆丛书》，包括齐、鲁、韩 三家诗 、 遗说考 ，《四家诗异文考》、《今文尚书遗说考》、《齐诗翼氏学疏证》、《诗讳集证》等。
　　①　　 《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何休注。
　　①　　 《左氏春秋考证》。
　　通过乾、嘉、道时期学者对今文经学的研究和提倡，公羊学说重新崛起，翻腾一度 ，被龚自珍、魏源等人利用来作为阐述其政治思想理论的工具。
　　同时，今文经学的复兴，也标志着乾嘉考据学的没落和终结，意味着学术思潮在汉宋之争中开始向一种兼容并蓄的趋势方向发展。
　　２。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和学术观点
　　按照通常的看法，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来确定时代断限，龚自珍应该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最后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时间上看，龚自珍卒于１８４１年，鸦片战争开始于１８４０年，龚自珍的生活时间基本上没有进入近代史的时间范围。从内容上看，龚自珍思想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古代思想的总结和对传统文化的总结，同时也正如他自己所宣称的， 一事平生无■龁，但开风气不为师 ①，体现在开一代思想新风上。因此我们认为，龚自珍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
　　龚自珍（１７９２- １８４１年），字璱人，又字爱吾，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官绅世家。父龚丽正，著有《国语补注》、《三礼图考》、《西汉书质疑》、《楚词名物考》等书。母亲段驯，是著名学者段玉裁的女儿，著有《绿华吟榭诗草》。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年），龚自珍由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在此后的几年中，他开始写作抨击现实的政论，如著名的《明良论》等，就写成于这个时期。嘉庆二十三年中举，时年２７岁。以后５次应会试不中，直到道光九年（１８２９年），才考中三甲十九名，被 赐同进士出身.其间，除数次应考之外，龚自珍从刘逢禄学习 公羊家言 ，参与重修《清一统志》，并撰有《东南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反映了他对东南沿海及西北边防的关注，他长期担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闲职，究心于佛学、经学及商周彝器秘文研究。道光十九年，龚自珍辞职出京，南北旅行数千里，写下大型组诗《己亥杂诗》３５０首。道光二十一年，赴任江苏丹阳云阳书院讲席。同年秋暴卒于丹阳，终年５０岁。
　　明清两朝，中国古代社会已经进入衰老时期。清朝前期以其再一次强化专制统治而造成康、雍、乾三朝的繁荣景象。但是，进入嘉、道年间，便迅速朝着下坡路滑落和走向解体。龚自珍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这一转折时期的前夜。巨大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即将到来，他通过对当时社会矛盾的深刻感受，已经预见到了这个迹象： 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 ①
　　①　　 《己亥杂诗》。
　　龚自珍思想的中心是他对于走向衰亡的专制社会的批判和揭露。简单说来，他揭露当时的社会在表面上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 ，在事实上却已经是一个是非不分、荒凉破败、人们不敢随便说话的黑暗世界，如同患了 痹痨之疾 的病人，面孔 惨于槁木 ，进入了 日之将夕 的衰世。他在《乙丙之际箸汉第九》中写道： 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在《西域置行省议》中说： 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蹷. ……自京师始，概乎四方，……
　　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 揭示出处于所谓衰世的真实景象。
　　在《明良论》中，龚自珍对官僚政治的极度腐败也进行了有力抨击。他概述统治集团： 官益久，刚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 他斥责这些官僚是 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豢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 ， 尽奄然而无有生气 ，是一批无耻之徒。龚自珍还抨击科举制度。他说： 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 ，以致士子们自 进身之始 ，就 言不由衷 ，造成以后为官只知 浮沉取容，求循资序而已 的局面。清朝官吏升迁凭于年数、资历， 累日以为劳，计岁以为阶 ， 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尚者亦得以驯而到.他分析说： 英奇未尽之士，卒不得起而相代。至于建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虽有迟病，苛过中寿，亦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自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以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 ①因此，他着重提出了人才的重要性和要创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社会环境的想法。
　　魏源对龚自珍的思想、学术概括道： 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书以六经小学为入门，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厓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 ②龚自珍的思想与常州学派的今文经学有一定联系。他曾随刘逢禄学习《春秋公羊传》。但是，龚氏与旧公羊学家显然存在着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是基于对时局的认识和使命感的不同而表现在对公羊学说的阐释、引申、发挥和使用上。常州学派的学者，重在阐发今文经学本身的 三科九旨 ，在否定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恢复今文经学的 微言大义.刘逢禄曾说： 先汉师儒略皆亡阙，惟《诗》毛氏、《礼》郑氏、《易》虞氏有义例可说。而拨乱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发响，则求观圣人之志，七十子之所传，舍是奚适焉？③龚自珍治公羊学有更进一步的用意，他坚持 通经致用 是为了落实到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上。他写诗表示： 常州庄四能怜我，劝我狂删乙丙书.然而，他的观点是：
　　①　　 《龚自珍全集？平均篇》。
　　①　　 均见《明良论》。
　　②　　 《魏源集？定庵文录叙》。
　　卿大夫能以学术开帝者，下究乎群士，傅知今古之故，其泽五世十世；学足以开天下，自韬污受不学之名，为有所权缓亟轻重，以求其实之阴济于天下，其泽将不惟十世；以学术自任，开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①。
　　由此可见，走成学名以阴济天下的道路，还是走济世以学术开帝王的道路，是常州学派治经与龚自珍治经的区别所在。今天我们还可以认为，在当时要想表达批判专制统治、鼓吹社会变革的思想，还没有更为先进适用的哲学观点可以发挥，只能利用公羊学作为思想工具。由龚自珍发其端，嘉道年间和戊戌时期的进步人物，都喜谈 公羊 ，而其内容实质又与 公羊 相去甚远，构成了晚清进步思潮的主流。这种现象，即可说明这一问题。
　　因此，龚自珍的经学思想即使是与其他志在笃守家法的今文经学家相比较，也独具特色。他主张 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②即以 五经 为经，其意义相当于否定了所谓 十三经 ，这里面也包括了 春秋三传.他还公然宣称： 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 ③。公羊学家所倡之微言大义皆托于孔子，他们当然不能同意这个看法。龚自珍进一步指出： 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也。 ④把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发展为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⑤，坚决否定经的神圣性，由尊经走向尊史，再由尊史走向尊道。只有正确把握了道之后，才能够理解历史变革。
　　能够揭示历史变化普遍法则的 大道 ，在龚自珍看来，就是公羊学的历史三世循环法则。他在《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九篇中以各种典章制度配三世，又以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可分为大、中、小三世，由此形成他自己的 三世说.他说： 通古今可以为三世，《春秋》首尾亦为三世。大桡作甲子，一日亦用之，一岁亦用之，一章一蔀亦用之。 ① 三世，非徒《春秋》法也。《洪范》八政配三世，八政又各有三世。 ②强调 三世 循环是适用于古今的普遍法则。据此，他将公羊哲学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说，改造为治世——衰世——乱世的新三世说。他说： 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为一等。 ③在《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中，龚自珍反复讲述《五经》之中分属乱世、升平、太平的篇章，以启发人们依 三世说 去认识和观察现实社会。
　　按照他的 新三世说 ，他将康乾指为治世，嘉道指为衰世，进而预测嘉道以后将出现乱世。他描述进入衰世的清代社会已如同一个患疥癣病人一样： 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虚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 ④并且， 乱亦竟不远矣 ⑤。
　　龚自珍利用公羊学阐发他的历史哲学，预测专制统治的危机即将到来。他呼唤时代的 风雷 来打破这种 万马齐喑 的局面，提出了诸如在土地制度、开发西北、建设边疆、抵御外侮、禁绝鸦片等方面的改革主张。
　　③　　 刘逢禄：《公羊何氏释例叙》。
　　①　　 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
　　②　　 《六经正名答问五》。
　　③　　 《六经正名》。
　　④　　 《古史钩沉论》。
　　⑤　　 《尊史》。
　　①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八》。
　　②　　 《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一》。
　　③　　 《乙丙之际箸议第七》。
　　龚自珍是著名汉学家段玉裁的外孙，其父龚丽正在注释整理古籍上也有成绩。这样的家庭环境，使他从小受到了很好的考据学方面的训练，考据学的务实学风也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但他并没有就此走上考据学的道路。他强调 方读百家，好杂家之言，未暇也 ； 有事于天地东南西北之学，未暇也。 ①龚自珍广泛钻研西北舆地，作《西域置行省议》，叙述了清代庞大版图的形成过程，界定了 西域 的概念，提出在西域置设行省和具体的府州县划分的建议。他重视蒙古史的研究，著有《蒙古像教志序》、《蒙古水地志序》、《蒙古声类表序》、《蒙古寄爵表序》等文，并准备撰写《蒙古图志》②。此外，还写有《东南罢番舶议》，讨论如何对付西方列强在东南沿海活动的问题。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正是乾嘉汉学开始由盛而衰的时代。在激烈的汉宋之争中，汉学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也在反思汉学自身的短长之处，但更多的是坚守壁垒，张己之帜。龚自珍有汉学的家学渊源，又兼及公羊学，他的学术思想是治今文经学而与经世思潮合流，基本符合于道光年间由文字训诂转向 经世致用 的学术转变趋势。不再纠缠于汉宋之争中，反映了龚自珍的见识，他曾致信江藩，就他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中 汉学 一名提出商榷。
　　认为： 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 ③他具体指出： 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 ①建议江藩将书名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否认汉学的一程不变，摒弃汉宋之争，主张学术思想因时而异、各派学术相互渗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借今文经学反映新的观点，龚自珍的立意更为高远。
　　作为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龚自珍对腐朽的专制统治和空疏学风的批判，对于古代思想具有总结意义，对近代学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标志着传统思想文化走向终结，也代表了近代思想文化的开端。但他后期逐渐走向消沉，向佛教教义中寻求精神寄托， 忽然阁笔无言说，重礼天台七卷经 的诗句，是他晚年思想的真实写照。
　　④　　 《明良论四》。
　　⑤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①　　 《古史钩沉论三》。
　　②　　 后未完成。
　　③　　 《与江子屏笺》。
　　①　　 《与江子屏笺》。
　　３。魏源的思想及《海国图志》的影响
　　魏源（１７９４- １８５７年），字默深，原名远达。湖南邵阳人。魏源出身于地主家庭。年轻时赴京，曾从刘逢禄学习 公羊春秋 ，与龚自珍过从甚密。
　　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中举后，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邀，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与贺长龄及两江总督陶澍、林则徐等等议漕运、水利、盐政等事务。
　　曾到杭州学习佛学，回到北京后捐资任内阁中书，有机会阅读内阁典籍。鸦片战争爆发后，作《圣武记》，缅怀清初的兴盛局面。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５０岁的魏源中试，赐同进士出身。在京口会见已被革职的林则徐，受托编撰了《海国图志》。魏源到江苏东台、兴化、高邮等地做官，曾倡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后被劾免职，不久再次被起用，以老病辞官，病卒于杭州。
　　魏源一生还著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老子本义》、《诗古微》、《书古微》、《公羊古微》等等。
　　魏源与龚自珍一样，都曾师从刘逢禄学习今文经学，但他们的目的不是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而是要通过今文经学表达他们批判和改良社会的宗旨。魏源小龚自珍两岁，又晚龚自珍去世１６年。这１６年正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开始，鸦片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华民族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魏源的 通经致用 已不可能局限在中国社会本身的现实问题里面，严峻的时局迫使他首先把眼光扩展到了西方。
　　认识西方，向西方学习科学和技术的要求和作法，使魏源的思想具有了近代意义。龚自珍与魏源的区别也正在这里。尽管当时人们并称他们为 龚魏 ，但龚自珍应归于古代史，他是中国古代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而魏源应归于近代史，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早期思想家。
　　魏源在经学方面主治今文经学。他认为今文经学的复兴实属必然，指出：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箸。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文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 ①他同样也是把今文经学引入现实的通经致用之途，为此，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魏源的经学思想还反映在有关公羊学的理论和观点上。他强调微言大义对于《春秋》来讲，其重要性远胜于章句，解《春秋》的微言大义的重点又在 张三世、通三统.所以， 公羊 胜过 谷梁 ， 公、谷所同，而大义迥异，则以谷梁非十商高弟，传章句而不传微言，所谓中人以下不可语上者 ②。他还恪守 汉儒旧传 对 三科九旨 的解释，即东汉何休和宋衷的 三科九旨 的观点：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为三科；时、月、日、王、天王、天子、讥、贬、绝为九旨。
　　反对清儒标新立异的新鲜： 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谷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 ①魏源笃守 公羊 传统，强调 三科九旨 对于 公羊 的重要性，以及 公羊 对于《春秋》的重要性。如此坚定的 公羊 立场，目的并非出于学术上的门户之见。 通经 既然要 致用 ，要作用于现实，求强国之道，就必须重视 公羊春秋 ，唯有《公羊》擅于发挥《春秋》 改周制而俟于后圣②的理论，更适于 托经议政 的政治需求，达到 以经术为治术 ③的目的。
　　①　　 魏源：《刘礼部遗书序》，《魏源集》上。
　　②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①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②　　 《公羊春秋论下》，《魏源集》上。
　　在认识论方面，魏源批评程朱理学的 知先行后说.他在《默觚》中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 ，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知樵夫之一足；谈沧溟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山居难以论行舟之险，泽民难与论梯陟之艰 ； 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 把感性经验看作是知识的来源，在知行关系上，认为知由行来， 行为先.在历史观方面，魏源认为人类社会处于变化之中。他说：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 ④古与今的关系，是 盖欲识济时之要务，须通当代之典章；欲通当代之典章，必考屡朝之方策。 ⑤魏源所依据的公羊学的历史循环论，也包蕴着历史进化观点。 三统说 明确指出各朝制度并非万古不变，应当有所因革损益。魏源将《公羊》中的这类微言大义推崇为 弘通精淼，内圣而外王，蟠天而际地 ，指出 后世之事胜于三代.如 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代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 在刑法、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方面，都比三代进步。
　　魏源的思想观点主要是针对现实而发。在军事上、政治上、对外贸易等方面均提出过谋求富强、抗御外国侵略的策略。他写的《圣武记》就是要通过对清史的研究， 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 ①，从中寻找解决现实社会危机的办法。该书把探索清朝统治的盛衰与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结合起来，总结有关抵御外侮的历史教训，作者引用古书中 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 ，希望战败后能够举国同心，重振国威。《圣武记》是一部对清史研究的开创性史著，同时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因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一时 索观者众，随作随刊 ，数年之间，被多方刊印，并流传到了日本。
　　尤为重要的是，魏源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著名口号，这是近代史上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海国图志》就是反映这一重要近代思想的、由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魏源明确地宣称，《海国图志》就是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 ②。这部书的材料，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则徐）所谓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说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 ③。林则徐在禁销鸦片、与西方列强斗争的过程中，深感清朝闭关锁国所造成的目光短浅、妄自尊大的种种弊端。他有志作《四洲志》，把真实的世界介绍给国人，但没能如愿。在被发配的途中，他把这一未竟之业交付给魏源。因此可以说，《海国图志》是林、魏等有识之士担系着时代重任所作的著述。不仅承认西方的先进向他们学习，而且学习的目的是为了 制夷 ，这比之当时顽固派竭力否认西方科技的先进、仍然愚昧地以天朝大国自居的保守观点超前了几个档次。把西方的状况介绍给国人，这对于已经落后还仍然昏睡的中华民族 睁开眼睛看世界 具有重要意义。
　　③　　 《默觚？学篇九》，《魏源集》上。
　　④　　 《默觚？治篇五》。
　　⑤　　 《皇朝经世文编五例》，《魏源集》上。
　　①　　 《圣武记叙》。
　　②　　 《海国图志叙》。
　　③　　 《海国图志叙》。
　　《海国图志》主要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撰述部分，包括《筹海篇》及各总叙、后评和文中夹注，表现了魏源的反侵略思想和抗敌策略；另一部分是根据当时所能得到的资料介绍外国史地情况，包括南洋、印度、非洲、欧洲、南北美洲，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在《筹海篇》中，魏源提出了议守、议战、议款三个方面的策略，以对付外国侵略。关于 议守 ，他认为 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 ， 制敌者必使敌失其所长 ，发动 义民 百姓的力量打击侵略者。 议战 则应坚持既要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又要 调夷之仇国以攻夷 的策略。 议款 的原则是 听互市各国以款夷，持鸦片初约以互市.魏源体会到了 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 ①的规律，认为 中国智慧无所不有 ，只要 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未来 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②。《海国图志》介绍了许多西方的新知识，使中国人对一向生疏的西方世界有了宏观的了解。如地圆说、西方的议会制度，以及西方的商业、铁路、银行、学校等名个方面。这些都大大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使中国终于开始认真地去了解世界了。
　　魏源的《海国图志》在近代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被后来的洋务派部分地接受。清末维新运动的积极分子，如康有为等人，也是在读了《海国图志》以后，对西方社会有了进一步认识，进而决心求教 西学 ，倡导变法。《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形成，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①　　 《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
　　②　　 《海国图志？筹海篇》。
　　（二）晚清兴起的洋务思潮
　　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这场历时１０余年之久的农民大起义，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农民政权，给予了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利用宗教形式组织起义，宣传其理想。他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反映了广大农民要求平等、追求 太平 之世的思想。《天朝田亩制度》即是这种空想社会的纲领性文件。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一位具有一定近代知识的思想家，他写的《资政新篇》、《英杰归真》、《军次实录》都是具有理论价值的著述，在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等方面提出了他的主张。
　　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的所谓 内忧 和 外患 的严重局面，迫使清朝统治者开始寻求挽救危机的新出路。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装备和军工产业，学习西方国家的 长技 ，达到 自强 、 求富 、 剿贼 和 御侮 的目的。这批人被称作洋务派，这一历史过程被称作洋务运动。
　　洋务派官僚包括从清朝上层贵族中分化出来的人物，如奕？、桂良、文祥；还包括从地方督抚人员中分化而来的人物，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洋务派建立了一批 洋务 机构，官办企业如北京同文馆、上海江南制造局等，民办企业如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机器织布局、电报局等，兴起了大办洋务的热潮。同时，在知识分子阶层涌现出了一批 洋务 论者，如薛福成、郭嵩焘、王韬、张之洞等人。
　　洋务思潮的理论纲领是 中体西用.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中指出，中国要想 自强 ，应该 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时的 大变局 ，首倡 采西学 、 制洋器 的主张。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进一步提出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的原则： 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孙家鼎也认为： 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此立学宗旨。 ①张之洞强调说： 皆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既免迂陋无用之讥，亦杜离经叛道之弊。 ②那么，这种体 与 用 的区别是什么？李鸿章说过：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 ③张之洞也认为： 我圣教行于中土数千年而无改者，五帝三王，明道重法，以君兼师。 ④很显然， 中体西用 就是在坚持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的基础上，引进、学习和使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生产工艺，以求富国强兵。这种兴西学，保中学的主张是一种简单的、矛盾性的结合方式，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证明这种洋务思潮的局限。然而，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两者不得不杂糅相存。毕竟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在初步了解了世界并经历了受辱挨打的痛苦教训之后，认真而实际地考虑到了学习西方 长技 的尝试。尽管这种尝试处于一种 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 的矛盾状态，但这是近代中国与世界沟通及交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环节。至少，洋务派比仍然坚持闭关自守的顽固派略高一筹。而且，洋务思潮的最终演变，在某些方面成为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滥觞。
　　①　　 《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
　　②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二十九。
　　③　　 《复陈筱航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五。
　　④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
　　洋务思潮在 中体西用 的原则下呈现为总体上的一致性。其内部却是极其复杂的，表现为不同层次和派别，是由多种成份组合而成的。
　　洋务思潮的早期，主要表现在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创办军事工业，充实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军事上维护统治秩序，从抵御外侮的角度考虑国家的安危。代表人物主要是以军事起家的洋务官僚、军阀，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他们标榜 资夷力以助剿济运 、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把造枪炮、购兵舰、制军械、练新兵作为活动中心。曾国藩曾指出：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愤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①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征战中，取得了平灭阿古柏叛乱的胜利，他深有感触地说： 此次新疆叠捷，固由德国枪炮之力。 ②增强军事实力，添置先进装备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但是在如何使用的问题上，洋务派官僚的看法并不一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观点认为： 自周秦以后，驭外之法，征战者后必不继，羁縻者事必久长。今之各国，又岂有异？ ①对外采取妥协、让步的态度。左宗棠等少数人，坚持抗敌原则，反对李鸿章等人在对外事宜上的一味退让、 曲意允存.说明洋务派中的官员在对待外侮的问题上，观点、立场也不相同。
　　以郭嵩焘和薛福成为代表的洋务派人物，主张发展民间工商业，发展民族经济，走民富国强的振兴之路，属洋务思潮的另一个重要层次。郭嵩焘曾被派驻英法任公使，身在西方国家之中，他得以更为深入地了解到了西方各国的真实情况。他深刻地指出： 泰西富强皆有本末，所置一切机器恃以利用致远，则末中之末也。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 ②他认为： 泰西富强之业，资之民商，而其治国之经，务用其技巧，……其人民趋事兴工，日增富实，无有穷困不自存者。 ③主张必须发展民间自由商贸，才能达到富强的目的。他说： 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④他的观点，得到了薛福成、严复、谭嗣同等人的认同。薛福成也强调 工体商用.他说： 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 ⑤重商思想，是洋务思潮中的一个有价值的观点，这个观点更为深入地分析了学习西方的重点所在，希望中国能够实实在在地走上富强之路。
　　另一位洋务思想家王韬，从民本思想的角度论述强国之道。他认为应该重视养民、驭民之道， 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扞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做到 民志之孚，民情之洽 ①，还应借鉴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造成 能通上下之情 的良好局面。这是洋务思潮的另一个有价值的观点。
　　①　　 《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曾文正公集？奏稿》卷十四。
　　②　　 《答杨石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三。
　　①　　 《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
　　②　　 《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一。
　　③　　 《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一。
　　④　　 《与友人论仿行西法书》，《养知书屋遗集》卷十三。
　　⑤　　 《振百工说》，《庸庵内外编？海外文编》卷三。
　　①　　 《达民情》，《弢园文录外编》卷三。
　　洋务思潮对于经历 千古未有之变局 的中国来说，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在观念上的抉择。从魏源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 ，到冯桂芬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再到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客观历史的发展过程，也是 师夷长技 的一次具体实践。其发展趋势，是淘汰所谓 中体西用 的旧框架，代之以更为适应近代化历程的新思潮。只有客观地评价洋务思潮，才能正确把握近代思想的发展脉络，读懂历史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三）戊戌变法维新思潮
　　１。近代早期的维新思潮
　　早期维新思想上承林则徐、魏源的近代爱国主义思想，下启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维新思想，是从洋务思潮中分化出来的、并逐步发展为否定洋务思潮的重要思想。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潮的界限不很分明，它本身就是在洋务思潮的外壳下孕育成长的。洋务派内部对 富国强兵 的认识并不一致，表面上暂时在 中体西用 的口号下统一起来。 中体西用 的实质是在不触动专制统治与专制政体的任何关键部位的前提下，学习和借鉴西学。这里面隐藏着一个深刻的矛盾，即如何对待中国的政治体制。成长于洋务思潮中的早期维新思潮逐渐涉及到这一问题，他们从揭露和批评清朝政权统治弊端开始，经历了同洋务派的主张和路线的矛盾对立状态，走向对 中体西用 的否定道路，最终导致了与坚持维护专制统治制度的洋务派分手的结局。洋务思潮在思想上出现了分化。
　　早期维新思潮的主要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他们受过传统教育，也接触过一些西方知识。看到中国一次次在对西方侵略者的战争中失败，看看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们希望能够向西方学习，寻找一条发愤图强的救国救民之路。在近代早期中学与西学或旧学与新学的思想文化斗争中，他们自然扮演了传播西学、倡导新学的进步角色。邵作舟记叙当时学西学的情形说： 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赫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 ①关键在于，早期维新思潮开始注意学习借鉴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主张开议院、兴商务、废科举。
　　这既可以视作是洋务思潮中的重要内容，也可以用发展的眼光视其为变法维新思潮的前导。
　　探索西方的政治制度，是早期维新思潮的重要特色。马建忠曾赴欧洲留学，他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一文中说： 各国吏治异同，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 透露了他对西方政治体制的认同观点。王韬着重指出了君主立宪政体的优越性。他说：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 他解释说： 如奥、如普、如土等，则为君主之国，其称尊号曰恩伯腊，即中国之所谓帝也。如法、如瑞、如美等，则为民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伯理玺天德，即中国之所谓统领也。如英、如意、如西、如葡、如嗹等，则为君民共主之国，其称尊号曰京，即中国之所谓王也。 在此基础上，他认为： 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①他特意对英国作了重点考察，认为英国 不独长于治兵，亦长于治民，其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所以，英国能够 以其富强雄视诸国 ②。郑观应宣扬 议院兴而民志合，民志强 ，把君主立宪说成是中国抵御外侮、实现自强的唯一出路。他认为 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君主立宪的优势在于 凡事虽由上、下议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要皆由于上下相权，轻重得平，始克臻此。 ③他设想中国 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情，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 以上的言论，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家要求进行政治制度改革的初步想法。 君民共主 思想的提出，是对 中学为体 的一种挑战，也促进了维新思潮从洋务思潮中尽早蜕变出来。
　　①　　 《纲纪》，《邵氏危言》。
　　①　　 均见《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卷一。
　　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的 以商为本 的思想，是对 西学为用 说的补充和扩展。薛福成是重商论的重要代表之一。他指出： 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 ①目睹在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下，中国的财富大量外溢的严重局面，他分析说： 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以上，约计洋商所赢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 ②马建忠认识到西方国家是 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 ③，主张 富民 才能 富强.他说： 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很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 ④。马建忠指出，外国侵略者的经济侵略和掠夺，是造成中国贫穷的重要原因。必须改变中外贸易逆差的局面。他说： 欲中国之富，莫若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 ⑤ 以商为本 的富民思想，在早期维新思想家中，以郑观应表达得最为鲜明。郑观应明确指出： 习水战不如习商战 ⑥。又说： 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 ①郑观应分析了富与强的相互关系： 语云' 能富而后能强，能强而后能富'.可知非富不能国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系也。 ②他全面提出了商战的内容，如洋布战、用物战、食物战、零星货物战等等。他还反对官办商务，感到官商的压制和垄断直接导致了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不能正常发展。这反映了早期维新思想家对 中体西用 的洋务思潮的否定和即将突破洋务思潮的趋向。
　　②　　 《纪英国政治》，《弢园文录外编》卷四。
　　③　　 《议院下》，《盛世危言》。
　　①　　 《商政》，《戊戌变法》丛刊第 1册。
　　②　　 《商政》，《戊戌变法》丛刊第 1册。
　　③　　 《富民说》，《适可斋纪言》卷一。
　　④　　 《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纪言》卷二。
　　⑤　　 《富民说》，《适可斋纪言》卷一。
　　⑥　　 《商战上》，《盛世危言》。
　　①　　 《商战上》，《盛世危言》。
　　②　　 《商战下》，《盛世危言》。
　　早期维新思潮在政治上表现为 君民共主 的理想，在经济上表现为 以商为本 的观点，但是从根本上讲，他们对于 西学 的认识还仅处于比较肤浅的阶段。譬如，郑观应曾对 道 、 器 关系作过一番论述。他认为： 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为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者是也。……包性命之原，通天人之故，道者是也。 ③仍然视西学为器，视中学为道，视西学为内容，视中学为根本。
　　尽管他肯定了人们的认识过程应该从具体的 形器之学 出发， 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浅迹不足以穷神 ，但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在观念上仍然普遍认为道 是亘古不变的。在他们的论述中随处可见，他们把所提倡的 君民共主 、 以商为本 的思想比作如上古三代时的理想境界。
　　洋务思潮所孕育出来的早期维新思潮，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发展为近代中国的变法维新思潮。以 中体西用 为理论核心的洋务思潮则随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而趋于衰落。
　　２。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基本内容及特点
　　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并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西方列强掀起的瓜分中国的新浪潮。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思想界中的变法维新思潮开始成熟，并登上历史舞台。变法维新思潮主要表现为替戊戌变法运动提供理论依据和改革方案，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维新派思想家。他们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观点，提出了完整的变法纲领和变法措施，从理论上论证了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戊戌时期维新思潮的代表作主要有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等，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变法维新思想体系。
　　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１３００余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书，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政治主张。这就是著名的 公车上书.变法维新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维新志士们积极开展理论宣传，讲新学、求变法的风气汇成一股思想潮流。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占胶州湾，随后，其他列强也相继强占中国的租借地。康有为再次上书，陈述危局，要求从速变法。在维新派的大力推动下，次年６月至９月，光绪皇帝发出一系列变法改革的诏令，此即戊戌变法，或称 百日维新.变法维新运动出现了第二次高潮。虽然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失败，但是变法维新思潮所形成的巨大影响，在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变法维新思潮上承早期维新思想，下启２０世纪初的民主主义思潮，是近代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产物。其内容反映了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方面全面进行改革的要求，同时也具有鲜明的历史特点，打下了时代的烙印。戊戌变法维新思潮的内容大致包括如下特点：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戊戌变法兴起于民族危难之时，变法维新思潮的灵魂是其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与以前相比，变法维新思潮的爱国主义思想要更加广泛和更为深刻。
　　维新思想家以抵御外国侵略为基点，着重于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和经济贸易的发展，从根本上实现祖国的富强，才能彻底摆脱民族危机。
　　③　　 《道器》，《盛世危言》。
　　维新派所从事的变法宣传和历次上书言事的内容中，无不把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当务之急。康有为说：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中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十二朝未有之奇变，……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①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认为： 辱国之事小，外国皆启觊觎，则瓜分之祸大；割地之事小，边民皆不自保，则瓦解之患大。 ②预言若不尽早变法图强，局势的发展将会进一步恶化。他们制订的《保国会章程》也写明 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 ，以及 图保全国地、国民、国教 的宗旨。用慷慨激越的爱国言辞，发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呼声。梁启超呼吁 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民族爱国主义以抵制之 ③； 虽有外国之神圣大哲，而必不愿服从于其主权之下；宁使全国之人流血粉身，靡有孑遗，而必不肯以丝毫之权利让与他族.中国人民必须 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 ①。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共同呼声。
　　第二，要求实现 君民共主 的政治制度的政治思想。
　　维新派提出了变法必须 全变 的新观念。所谓 全变 ，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变革，而实际在根本上指的是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要求，即改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他们认识到，洋务思潮的 中体西用 ，不过是 仅袭皮毛 的无效措施，早期维新思潮的 君民共主 的要求，才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法主张。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 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 ②。谭嗣同则批评洋务派变法只是在 变枝叶，非其根本.维新派渴望的是 全变 或 变本.康有为说： 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③ 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 ，即 统筹全局，商定政体.维新派强调： 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 ④很显然，只有改革政治制度，才是真正的变法。
　　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第五次上书中，明确提出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不久又提出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梁启超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分为 多君为政之世 、 一君为政之世 、 民为政之世 三个阶段，中国也必定会发展到 民为政之世.康有为等维新派具体制定了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法方针，极力倡导中国 今欲行新法，非定三权未可行也 的思想，以此作为实行 全变 的实质内容，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第三，提出 工商立国 的经济思想。
　　经济思想是维新派希望变法使中国成为 富国 的重要内容。他们提出 富国为先 、 定为工国 、 以工立国 、 成大工厂以兴实业 等经济思想纲领。
　　①　　 《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②　　 《上诸帝第二书》，《戊戌变法》丛刊第 2册。
　　③　　 《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饮冰室合集》文集 6. ①　　 《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 4. ②　　 《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③　　 《应诏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④　　 康有为：《敬谢灭恩并统筹全局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维新派反对洋务运动中的官办、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要求废除洋务和清政府对工商业的垄断。他们在工业、农业、财政、贸易、金融、交通、矿业等广泛的生产、流通领域提出了 富国之法 的变法措施，同时在思想上强调 工商立国 的重要意义。康有为认为： 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 ，建议将中国 定为工国 ①。梁启超也提出 以工立国 的主张，希望政府能够鼓励民间 出资本兴制造等事，以求大利.第四，批判旧学，提倡建设以 新学为基本内容的道德伦理观念。
　　维新派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将批判的目标指向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旧学。严复说： 夫伦纪者，旧学之根源。 ②把批判的重点，集中在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人性学说方面。谭嗣同的言论尤为激烈，他说： 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常之惨祸裂毒，由是酷然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于钳制之术不便，故不能不有忠孝廉节，一切分别等衰之名。 ③他还痛斥历代帝王是 独夫民贼 ，深刻批判了专制暴君及文化专制统治对中国产生的恶劣影响。
　　为了变法维新的需要，他们积极提倡新学，宣传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说，如生物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自然人性论等，用以批判 天不变，道亦不变 的天道观，批判腐朽专制的君权和儒学的等级之说，是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
　　３。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思想和哲学观点
　　康有为（１８５８- １９２７年），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
　　１８岁时从名儒朱次琦学习程朱、陆王之学，后与寥平相识，开始对 公羊学 的三统、三世、改制说发生兴趣。《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对他了解西学和世界也有很大帮助。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年），入京参加会试，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随后著述《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等书，为变法维新作理论上的准备。甲午战争失败后，他又先后５次上书，提出了一系列变法维新措施和建议。领导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逃亡国外，辛亥革命后，思想日趋落后保守。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表现得比较庞杂，既包括经学思想、佛学思想，也包括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些学说。他自己认为：其道以元为体，以阴阳为用，理皆有阴阳，则气之有冷热，力之有拒吸，质之有凝流，形之有方圆，光之有白黑，声之有清浊，体之有雌雄，神之有魂魄，以此入统物理焉①。
　　以 元 作为其哲学基础，认为天地万物皆始于 元 ，皆统一于 元 ，即 元为万物之本，人与天同本于元 ②。就天地万物来说， 元 是第一性的。康有为认为， 元 是有意志的，其意志体现为 正.他还把 元 与 不可测而为神 的 道 等同起来，并且认为与 仁 也可以沟通。康有为强调 仁的概念，以为 仁之美者在于天 ①， 仁莫大于博爱 ②。
　　人们如果具备了 仁 ，就可以达到 物我一体 、 天人合一 的最高境界。他以 元 为本原，扩展到有意志的 正 ，再联系到 仁 ，可以看出在哲学思想上夸大观念、意识作用的倾向。他强调主观精神作用，是为宣传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作铺垫。
　　①　　 《请厉工艺奖创新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②　　 《论中国之分党》，《戊戌变法》第 3册。
　　③　　 谭嗣同：《仁学》卷一。
　　①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
　　康有为的人性说是他哲学思想的重要部分。他说： 性者，人受天之神明，即知气灵魂也。 ③人性受之于天，但是 天人分合本原贯通 ④。他从 人性之自然 的观点出发，强调人性并无善恶之分，否定儒家传统的性善说； 性全是气质 ，反对理学家 义理 、 气质 之分的观点，他认为 所谓义理，自气质出，不得强分.康有为所讲的 气质之性 ，指的是生理上的视、味、声、色等自然本性，类似于西方自然人性论学说。他进而指出 人性平等 ，既然人的自然之性基本相同，那么孔子的 性相近 之说则指的是 平等 ， 故无所谓小人，无所谓大人也 ⑤。由此将哲学思想上的人性平等与政治上的人人平等联结起来。
　　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认定古文经多为伪经，同时也否定了汉、宋之争，希望恢复今文经学 微言大义 的传统。这部著作从观念上打破了人们对儒学经典的迷信，意在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孔子改制考》则对今文经学的三世说历史哲学加以发挥，提出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张。他把 公羊三世说 说成是孔子的 非常大义 ，进而发挥道：所传闻世为 据乱 ，所闻世托 升平 ，所见世托 太平.乱世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之世，远近大小如一，文教全备也。大义多属小康，微言多属太平。为孔子学当分二类乃可得之。此为《春秋》第一大义①。
　　公羊学 经一千余年的沉寂之后，由嘉、道年间的清代学者重新发掘出来加以研究。其后，经过龚自珍、魏源联系社会实际的发挥和阐述， 公羊三世说 成为表达社会历史观点的理论工具。康有为在继承 龚魏 观点的基础上，将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托于 圣王 孔子，主张要真正恢复 圣王 地位，找出孔子思想的精髓，就必须提倡 公羊学 ，发扬 三世说.他把所传闻、所闻、所见的三个历史时期分别说成是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它们分别代表了君主制、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三种政治制度，从历史的阶段性发展演进的角度论证改革政治制度、走君主立宪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康有为的《大同书》，是对 三世说 的最高理想 太平世 的论述。他视 升平世 为 小康 、 太平世 为 大同 ，《大同书》对人类未来社会作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②　　 《春秋董氏学》卷六。
　　①　　 《论语注》卷一。
　　②　　 《论语注》卷十四。
　　③　　 《论语注》卷五。
　　④　　 《春秋董氏学》卷六上。
　　⑤　　 《论语注》卷一。
　　①　　 《春秋董氏学》卷二。
　　梁启超（１８７３- １９２９年），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年轻时接触了《瀛环志略》等介绍西学的著作。１８岁时就学于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深受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甲午战争后，与康有为一起参加变法维新活动。
　　任强学会书记员、《时务报》总撰述，创办《湘报》、《湘学新报》，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往日本，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继续宣传变法，提倡新学。辛亥革命后，思想逐渐落后，鼓吹立宪保皇。
　　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思想主要是追随康有为的思想而有所发挥。他的文章极富感染力，有很大影响，故当时以 康梁 并称。
　　梁启超的变法思想也是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变法维新求得自强为开端，他着重宣传 穷变通久 的变易思想。认为古今中外 无时不变，无事不变 ，如果顽固守旧，泥古不化，必然 因循废驰.他在《变法通议》中指出：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梁启超认为洋务派所谓 新政 的失败，原因在于 行之而不知其本 ，所以专门论述 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他说： 一言以蔽之，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还联系 公羊三世说 来说明 育人才 、 开民智 的重要性，据乱世以力胜，升平世以智力互相胜，太平世以智胜。 ①与康有为一样，梁启超也用 公羊三世说 解释历史的发展，以此作为变法思想的理论依据，他把三世 分为多君为政之世、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 三世 又分别区别为二，依次是酋长之世、封建及世卿之世，君主之世、君民共主之世，有总统之世、无总统之世。总称 三世六别.他据此分析说： 多君者，据乱世之政也；一君者，升平世之政之；民者，太平世之政也。此三世六别者，与地球始有人类以来之年限，有相关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等；既及其世，不能阙之。 ①他说中国落后西方的原因就在于君主之世过长，但民主政治在中国也不可避免， 而吾中国，亦未必能独立而不变，此亦事理之无如何者也 ②。
　　梁启超的哲学观点混杂了儒学、佛学及西学。他认同 三界惟心 的主观唯心论，欣赏慧能断风动幡说。在《惟心》中称： 六祖大师曰：' 非风动，非幡动，仁者心自动。' 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语道破矣。 由此出发，梁启超的认识论强调认识过程中心的作用。他在《慧观》中认为： 善观者观滴水而知大海，观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谓慧观。 心灵的认同和发挥是为慧观，认识的根本在于心，所以，认识的方法应该是内省和躬行。
　　①　　 均见《变法通议》。
　　①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 2. ②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饮冰室合集》文集 2.
　　梁启超历史观的核心是英雄史观。他明确宣扬 世界者何？豪杰而已矣。
　　舍豪杰则无有世界。 ③他十分重视写人物传记，就在于认定是这些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他还探索英雄与时代的关系，认为： 既有英雄，必有时势。
　　既有时势，必有英雄。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造因不断，斯结果不断。 ④似乎有些辩证因素。但是，他以后又说： 历史由环境构成耶？由人物构成耶？此为史界累世聚讼之问题。以吾侪所见，虽两方势力俱不可蔑，而人类心力发展之功能，固当畸重。 ⑤又回到了唯心认识论观点的老路上了。
　　梁启超的学术思想在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具影响。他涉猎范围广泛博杂，学术观点丰富新颖，既是许多学术领域的拓荒者，也是耕耘者，为后人留下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和众多的研究课题。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４。严复的《天演论》和谭嗣同的《仁学》
　　严复（１８５４- １９２１年），初名传初、体乾，易名宗光，字又陵，登士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１４岁时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毕业实习期间，到过新加坡、槟榔屿、日本等地，初步了解了异国政教风俗。光绪三年（１８７７年），被派往英国留学，全面接触了西方文化，探求西方富强之道，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他还常与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讨论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回国后，到母校任教，不久被调往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甲午战后，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介绍西学，抨击时政，倡议变法。严复有许多译著，以《天演论》最负盛名，对思想界影响极大，他是近代中国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
　　《天演论》译自英国自然科学家赫胥黎（ｈｏｍａｓ　ＨｅｈｒｙＨｕｘｌｅｙ）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ｖ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Ｅｔｈｉｃｓ）书。严复采用意译的方法，不 斤斤于字比句次 ，而是 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 ，译出原书的中心思想和精神实质，再加上按语，表达他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天演论》第一次系统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进中国，其 天演竞争，优胜劣败 、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的生物进化学说，轰动了当时的知识界和思想界。他还宣扬了斯宾塞社会达尔文观点，认为优胜劣败、弱肉强食、竞争进化、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也同样适用。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指出： 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 ； 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
　　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 斯宾塞的 任天为治 ，就是认为人类社会也受生物生存竞争规律所支配，这种听任自然发展的 任天为治 的理论，只能引出种族主义的结论，因此严复只接受了他的普遍进化理论和功利主义。他之所以翻译《天演论》，就在于 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 ，用赫胥黎的 任人为治 、 以人持天 、 与天争胜 的思想，对自然界进行积极干预，达到 自强保种 的目的。严复宣扬自强、强调人为，论证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以震聋发聩的号召，呼唤国人从麻木中与沉沦中惊醒过来，保种保国。
　　③　　 《豪杰之公脑》，《饮冰室合集》专集 2. ④　　 《英雄与时势》，《饮冰室合集》专集 2. ⑤　　 《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合集》专集 72.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所阐述的生物体与外界环境进行斗争，通过自然选择，优胜劣败的原理，是欧洲１９世纪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之一。但是它对于哲学的影响，却大大超过了达尔文主义自身。在西方，通过斯宾塞引申到社会科学中的普遍进化理论，其社会效用是为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所阐述的天演哲学，为正在处于民族危机当口而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彷徨四顾的中华民族提供了自强保种的精神支柱。它也为当时的变法维新运动提供了很好的思想武器。梁启超是最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人，《天演论》尚未出版，他就加以宣传。梁启超认为： 前人以为天赋人权，人生而皆有自然应得之权利。及达尔文出，然后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非图自强，则决不足以自立。 ①康有为也称严复 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 ②。《天演论》能够迅速被知识分子所接受，在思想界引起巨大反响，就在于严复借用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表明：中国必须顺应 天演 的规律实行变法维新以图自强，否则将会在 优胜劣败 的原则下亡国灭种而被淘汰。《天演论》的问世，使达尔文的进化论在中国倡行于世。此后，近代中国的先进人物和思想家几乎都曾把进化论作为他们的基本思想武器。《天演论》所传播的进化论成为中国近代哲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严复还大力宣传卢梭的天赋人权论，批判韩愈的君主至上论。他认为君主不是天生的圣人， 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于卫民之事而后有也 ，人民推出公且贤者 ，是为了让他们为民兴利除害。因此， 君不能为民锄其强梗防其患害则废 ①。从而否定了韩愈的君权神授和君主生来就是为了统治人民的说教。他对汉学、宋学和词章之学等旧学内容也从哲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角度进行了批判。然而，严复的思想在他晚年趋向保守，又回转到了旧学当中。
　　谭嗣同（１８６５- １８９８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幼年拜浏阳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曾游历南北十几个省区，行程约８万里，考察风土民情，结交名人志士，在《三十自纪》中表达游历观感： 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廓犹是，人民复非。 在浏阳创办算学馆，传布西学。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年）到北京见到梁启超。此间撰成《仁学》一书。戊戌变法时期，被光绪帝委以 四品卿衔军机章京 参与新政。变法失败后被囚禁，慷慨赴死，成为 戊戌六君子 之一。
　　谭嗣同是维新派中最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仁学》是他的主要代表作，以激烈抨击专制制度著称。他从哲学上建立一套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思想观点。在《仁学》中，谭嗣同认为 仁 和 以太 是世界的本源： 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 ； 夫仁，以太之用，而天地万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道。 他借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关于物质的假说 以太 这一概念，表示物质的本原，再将 以太 等同于精神性的 仁 或 灵魂.他认为事物是变化的，称这种变化为 日新. 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 把世界之本源与事物之变化等同起来，说明事物日新月异的变化是世界的根本属性，从而论证变法维新的重要性： 变法则民智 ， 变法则民富 ， 变法则民强 ， 变法则民生①。谭嗣同还继承了王夫之 道不离器 说，认为： 夫苛辨道之不离乎器，则天下之为器亦大矣。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② 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
　　①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 1. ②　　 康有为：《与张之洞书》、《戊戌变法》丛刊第 2册。
　　①　　 严复：《辟韩》，《严复诗文集》。
　　谭嗣同以激烈言词表述他的观点：痛斥专制君主是独夫民贼，要求 冲决君主之网罗.揭露清政权 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虏掠.称赞法人之改民主 ， 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的暴力手段。肯定中国历史上的 汤武革命 ，同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表示愿意成为陈涉、杨玄感， 以供圣人之驱使.否定 君权神授 说，认为君之所以产生，是因为 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是民择君，而不是君择民； 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 ；如君主不替人民办事， 可共废 ，此为 天下之通义.批判 三纲五常 ， 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 ，抨击理学 妄为'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之瞽说 ，主张男女平等，同情妇女在旧道德束缚下的不幸遭遇，呼吁 冲决伦常之网罗.谭嗣同哲学观点的来源比较复杂，矛盾之处较多。他对时政的抨击，在理论上言词激烈、观点深刻，而在叙述实际政治主张时又显得十分温和，表现出因时代所造成的某种局限性。
　　①　　 均见《仁学》。
　　②　　 《报见元征》，《谭嗣同全集》上册。
　　（四）清末的民主革命思潮和其他社会思潮
　　１。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和哲学观点
　　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等维新派继续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理论。他们大量翻译介绍欧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时期的理论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群学肆言》，以及《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重要论著和经典文献。维新派主办的《清议报》和前期的《新民丛刊》成为宣传介绍西学和维新思想的主要阵地。因此，在２０世纪最初的二三年中，维新变法思潮曾再度复兴。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康、梁等人保皇面目的逐渐显露，维新派代表人物在思想上的日趋保守，戊戌维新思潮迅速衰落，被民主革命思想取而代之。
　　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革命派相继成立了兴中会、爱国学社、光复会、华兴会、日知会等地方性团体，后来又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组织发动反清武装起义。
　　民主主义思潮通过革命派宣传家的大力宣传而得到迅速传播，涌现出了章太炎、邹容、陈天华三位著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章太炎发表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系统批判了康有为的保皇立宪主张，指出中国的出路只有革命： 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 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也都以饱满的激情宣传反清革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孙中山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已开始成熟。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第一次全面提出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理论，即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孙中山（１８６６- １９２５年），名文，号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在香港、广州和美国檀香山接受了西学教育，也受到了反清思想的熏陶。
　　他曾经向李鸿章上书，陈述改革方案，称如果采用他的主张， 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 ①。
　　李鸿章并未理会孙中山的建议。１８９４年成立了兴中会，确定以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为宗旨。从此，他发动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旨在推翻清朝帝制。１９０５年同盟会成立。在《同盟会总章》里，规定 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同年１１月，在为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撰写的发刊词中，对上述１６字纲领概括为 民族 、 民权 、 民生 三大主义。
　　民族主义。从字面上看就是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推翻满清人的政权，重建汉人政权。孙中山作了进一步申述。他认为，民族主义最根本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因此，革命者要排斥的， 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清政府之所以要被推翻，不只是因为它是满族贵族统治的政府，而且还因为它是个对内专制、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政府。 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 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了反满应与反帝、与挽救民族危亡即反对外来民族压迫联系起来。孙中山也抛弃了狭隘的反满复仇主义，他反对同盟会使用 对满同盟会 为会名，批驳那些 杀尽满人 的说法。他认为： 民族革命是要尽杀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①可见，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与民族复仇主义式的 反满 口号不同，它是以打倒清朝卖国政府，摆脱帝国主义瓜分宰割为目的的。
　　①　　 《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 1卷。
　　民权主义。这是孙中山三大主义的核心。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孙中山是第一个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人。他提出了 平民革命 即 国民革命 的主张。 前代革命 只是推翻了专制统治，但在政治制度上依然如故，如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就是如此。 国民革命 的任务，不但要 推翻满洲政府 ，实行 民族革命 ，而且要 颠覆君主政体 ，实行 政治革命 ， 建立民主立宪政体.他设想：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
　　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 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之外，再加上考选、纠察二权，创立了 五权分立 学说；在实行民主政治的步骤上，他提出需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才能走上完善之路的设想。
　　民生主义。这是孙中山 社会革命 的纲领，它的基本内容是 平均地权.具体办法是，先核定地价，次按价收税，再次涨价归公。也就是说，把土地所有权归国有，实现 土地国有.他指出：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①设想在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后，实现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民生主义理想。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对专制政治、维护民族独立的要求，因而成为当时的革命民主派的政治理论纲领。三民主义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民主革命斗争的深入，孙中山后来对三民主义又作了新的解释。
　　孙中山对自然科学史有着较深的认识。他推崇进化论，认为世界是发展变化的，人类的知识是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发展而来，科学是征服自然的武器，而宗教只会产生无知和盲从。他把世界划分为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整个世界是一个持续变化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地球、人类、社会也是自然不断演进的产物。在认识论方面，孙中山提出 知难行易 的命题，强调以行求知， 能实行变能求知，到了能知，变能进步 ，赋予知行关系以近代科学和民主的崭新内容。他还提出 行先知后 、 行其所不积压以致其知 等观点，认为 其始则不知而行之，其继则行之而后知之，其终则因已知而更进于行.这种知行观是符合人的认识进程和规律的。
　　①　　 均见《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 卷。
　　②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军政府宣言》，《孙中山全集》第 1卷。
　　①　　 《发刊词》，《孙中山全集》第 1卷。
　　孙中山是一位革命家和思想家。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三民主义成为了推翻清王朝武装斗争的思想纲领。
　　２。国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清朝末期的思想界风云激荡，各种社会思潮竞相出现。民主革命思潮以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系统的理论性而处于各种社会思想的主导地位。１９０８年以后，革命派的民主革命宣传继续呈兴旺之势，于右任、宋教仁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家和理论家。鲁迅对个性解放的宣传和科学在人类发展史上的作用的论述，为革命民主主义思潮增加了新的有意义的内容。
　　另外，１９０６至１９０７年间的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大论战，使三民主义为更多的人所了解，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站到了三民主义的旗帜下。当时，清政府派出五大臣出国考察，声称实行 预备立宪.此举为改良派所赞同，他们随之掀起立宪运动，形成了以梁启超等人为首的立宪派。革命派与立宪派围绕对三民主义的肯定与否定而展开论战。立宪派主张君主立宪，继续宣扬 公羊三世说理论，认为由 据乱世 必经过 升平世 才能达到 太平世 ，即必须经过君主立宪才能实现民主共和。革命派则根据 天赋人权 说，认为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是 进化之公理 ，揭露清政府是不会自动实行民主、实行政治改革的。革命派为了充实自己的论点，使之更据说服力，在理论上涉及到了哲学、政治、历史、经济学等领域，其结果是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而告终，民主革命的理论也因此而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拥护。
　　国粹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从１９０２年创刊的《政艺通报》所作的国学宣传开始的。１９０５年初成立了国学保存会，出版机关报《国粹学报》，以此为标志，国粹派和国学主义作为一个派别和一种思潮正式兴起。邓实、刘师培、章太炎、黄节、陈去病、黄侃、马叙伦、王国维、罗振玉等人都是《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国学保存会还组织编辑了《国粹丛书》、《国粹丛编》等书，开办国学讲习会，编写了伦理、经学、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５种 教科书.后又成立了 国学振起社 ，章太炎任社长，明确以 振起国学，发扬国光为宗旨，国粹主义思潮一时颇具声势，《民报》等许多革命报刊都加强了国粹宣传， 保存国学 、 复兴古学 ，成了当时流行的口号。
　　国粹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原因。它是由于清末大量引进西学所造成的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撞击后的产物。首先，国粹主义是对当时出现的盲目崇拜西学，认为中国文化落后、注定灭亡的悲观看法的抗争，一批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了解并具备深厚国学功底的爱国知识分子站出来，用 振兴国学 的种种方式措施来发扬光大中国传统文化，保存国粹。这一举动，对一些保守、复古人士也有吸引力。其次，是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一种补救，使国粹派回头从中国传统的政治典制中寻求完善对策。再次，鉴于严重的民族危机局面，国粹派希望仿效欧洲的文艺复兴，在中国也进行一次 古学复兴 ，从而振兴祖国，挽救危机。最后，利用保存国粹的形式，宣传排满复汉，激发人们的革命意识。
　　复兴古学是国粹主义思潮中的主要内容，也是国粹派比较一致的主张。
　　邓实说： 十五世纪为欧洲古学复兴之世，而二十世纪则为亚洲古学复兴之世。 ①国粹派对于 古学 或 国学 的理解并不一样。一些人认为 古学即 孔学 ，而多数人认为还应包括先秦诸子思想、明清思想家对诸子之学的阐释研究（如黄、王、顾及傅山、汪中等人）以及整个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这里面包含了否定孔子及儒学的神圣地位的思想。国粹派的 复兴古学 还体现了 发扬人性 ，宣传人权民主的思想。最主要的是， 复兴古学 的目的在于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 用国粹激动种姓 ，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同时，在 保存国学 的口号下反对 学奴 ，并且抵制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消极悲观态度的风气。总之，在国粹派看来，中国要挽救危亡，走上富强之路，必须提倡 复兴古学.国粹主义的三位代表性人物是章太炎、邓实和刘师培。
　　章太炎（１８６８- １９３６年），名炳鳞，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青年时代从汉学家俞樾问学，成为著名的国学大师。１９０３年因从事反清活动被捕入狱。狱中３年，他钻研佛学，特别是唯识论和因明学。出狱后赴日本，任《民报》主编，并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他是国粹主义中的最出色的宣传家和鼓动家。他主张清理 国政 ，重见 汉官威仪 ，思想中充满着 春秋大义 、 内夏外夷 的色彩，把种族革命、逐满光复看作是头等大事。章太炎的言论反映出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及汉民族视为是最优秀的倾向，存在着一定的狭隘民族意识。但是，他提倡国粹，并以此作为反对西方列强的手段，其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水平已达到较高水平。邓实是国粹主义思潮的最早倡导者。他从 保存国粹 的思想观点出发，要求兴民权、破专制，提倡地方自治，在发扬国粹主义的基础上了解当前世界各国的学说和思潮为我所用。
　　刘师培（１８８４- １９１９年）也是国粹主义思潮兴起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以古文经攻今文经，在学术观点上提出 今文、古文之学多所恒同 ①的结论；在政治上反对康有为提倡的君主立宪制，主张建立民主国家。他的观点，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国粹主义思潮的传播也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作用。如前所述，他们主要是以积极的目的提出了 复兴古学 的号召，企图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来挽救民族危亡，对抗西学中的弊端。这种办法毕竟显得实力有限，相比之下，国粹派只得无限抬高和放大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来与西学相抗衡，其结果是导致对传统文化的盲目崇信，犯下了 泥古不化 的错误。对西学绝对的否定和对国学绝对的肯定，使国粹派的 泥古不化 恶性膨胀，使他们在否定西方问题上也走向了极端。同时，又为那些抱守国粹、思想僵化的顽固者提供了一方立足之地。对传统文化不分精华糟粕，一律赞赏推崇，使得国粹派的理论根基显得很脆弱，一旦遭到挫折和失败，便很容易颓丧动摇。事实上，１９０８年以后，国粹派明显倒退，国粹主义思潮也违背了它的初衷而走向反面。 国粹 发展成为旧学顽固不化、向新文化进攻的代名词。国粹派成员大都脱离政治，在旧学的圈子中皓首穷经、诗画自娱。章太炎退回书斋， 渐入颓唐 ， 粹然成为儒宗.刘师培则先依附于两江总督端方，后又加入了袁世凯的 筹安会.
　　①　　 《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第 9期。
　　①　　 《古今文考》，《刘申叔先生遗书》。
　　无政府主义流行于１９世纪的欧洲，是以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一切权力和权威、幻想建立无政府社会为基本内容的思想潮流。德国人施蒂纳（Ｓｔｉｒｎｅｎ）、法国人蒲鲁东（Ｐｒｏｕｃｌｈｏｎ）、俄国人巴枯宁（Ｂａｋａｍｅ）和克鲁泡特金（Ｋｒｏｐｏｔｎｉｎｅ）是这一思潮的代表人物。２０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传入日本，幸德秋水等建立的社会党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同时，中国的留日和留欧知识分子，在寻求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几乎不约而同地从日本和西欧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并把它介绍给了国内思想界。介绍和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既有革命派，也有改良派。１９０５年以后，《民报》开始大量刊载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观点和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传记、照片。《民报》主编章太炎发表了具有鲜明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五无论》和《国家论》两文，提出 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 的虚无主义主张。
　　１９０７年，刘师培、何震、张继等在日本出版《天义报》和《衡报》，李石曾、吴稚晖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刊，成为宣传和传播无政府主义的两个中心。刘师培等又在东京主办 社会主义讲习会 ，这是我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其他以宣传无政府主义为主的报刊和以无政府主义为宗旨的社团也纷纷建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逐渐成为颇具影响的社会思潮。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来看，与它和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的契合有很大关系。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老庄的虚无主义、儒家的大同思想、佛学的出世思想、古代刺客侠士之风等多种角度理解无政府主义。将无政府主义与中国古代各种思想相糅合，这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一大特色。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出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怀疑和非议，也出于对现实的失望乃至绝望和对绝对平等、自由制度的向往，在各种西方的新思想中接受了无政府主义，主张以偏激和狂热的手段，去实现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的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
　　无政府主义者宣扬 无政府革命 ，反对在中国实行民主革命，也反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强调共和制，仍然要建立共和政府，而无政府主义者认为 既有政府，即不啻以杀人之具，与以贪钱之机，欲其不舞弊，不残民，安可得耶？ ①在他们看来，只有实行无政府，才能避免一切弊端，才是最完美的。《天义报》提出的 无政府革命 纲领包括 无中心、无畛域 ，实行 共产之制 和 均力主义 等内容，还呼吁 男女革命 ，实行 男女绝对平等.《新世纪》系统介绍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理论。
　　这份刊物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立宪派的所谓中国人民 程度不足 的 革命将导致瓜分 的论点予以痛斥。对立宪派及其请愿活动的批判，是《新世纪》与革命派报刊的观点基本一致的方面。
　　无政府主义是在清末具有较大影响的社会思潮，是清末社会矛盾空前加剧的产物。文中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包括真正信奉无政府主义的人，但是更多人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或只是赞同其中的某种观点。这里面既有立宪派，也有革命派。其中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是为了赶时髦、标新立异，有人是认为无政府主义与民主革命并不矛盾，有人是为了抵制民主革命。客观地看，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兴起，在介绍西方革命理论、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剖析西方社会制度的弊端、抨击清政府的统治、宣传国内外革命形势等方面均起到过积极的作用。无政府主义思想也有其空想和消极的一面。
　　他们幻想一步跨入理想中的 大同 之世，由此而产生的偏激情绪，促使他们否定一切政权形式，批驳所有的政治纲领，并将这些内容统统视为 以暴易暴 的打倒之列。这种观点和作法是不科学、不现实的，也很容易造成恶劣的后果。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暗杀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问题，而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却往往导致革命的失败和分裂。清朝灭亡以后，直到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荒谬性、破坏性及软弱性等消极作用不断暴露出来，无政府主义者内部也发生了裂变。
　　①　　 刘师培：《政府者万恶之源也》，《天义报》第 3卷。
　　（五）史学近代化的开端
　　１。史学风气的转变
　　嘉、道年间，以整理、总结中国古代史学为主流而盛极一时的乾嘉史学已经走向衰落。随着清朝统治的日益腐败，外国侵略势力的逐渐渗透，思想界和知识界注意的焦点开始转向现实的社会政治方面。道、咸以后，数次对外战争的失利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国家的尊严、权力、财富一次比一次严重地丧失于他人之手，救国图强、 师夷长技以制夷 、 开眼看世界 的呼声也随之高涨。史学在这种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空前的民族危机的时代特征的刺激之下，也把眼光从对传统窠臼的回顾中转向了对时代的关注。史学开始强调 经世致用 ，开始由研究中国史而研究世界史，开始接纳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研究课题。总之，史学风气开始发生引人注目地转变，史学近代化将成为新的史学发展趋势。这里仅将道、咸年间以至１９世纪末的史学风气转变的新内容略作叙述。
　　第一，西北边疆史地学的研究。清朝具有空前辽阔的版图，为了巩固中国的领土，特别是辽阔的西北地区，系统研究边疆地区史地，已成为客观需要。清中叶以后，出现了来自北方的沙俄和来自中亚的英国对我国西北地区的威胁，在对外关系方面也需要通过研究西北史地来辨明形势，寻求安边对策。因此，形成了西北吏地研究的风气。祁韵士、徐松、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等人在这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和何秋涛的《朔方备乘》。《蒙古游牧记》以蒙古各盟的旗为单位，采用史志体，考证蒙古古今地域及山川城镇的沿革，考察古代蒙古与近代蒙古的发展变化。其中对蒙古各处的战略要地、军事重镇的议论，主要是针对沙俄的侵略意图而发， 明边防 的用意十分明显。《朔方备乘》也是在近代史学史上享有盛名的西北史地研究专著。其 备用 之意，即备国防之用。
　　何秋涛在该书《凡例》中说： 是书备用之处有八：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畴，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戌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荒地理以备出奇，七曰惩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 总结前代历史，增强信心，整顿边防，抵御外侮。《朔方备乘》着重于军事历史地理方面，记载了历朝北边用兵的成败得失，还对从东北到西北的边疆沿革和攻守地形作了详尽考察，多次强调 俄罗斯地居北缴，与我朝边卡相近，俄罗斯地在哈萨克以外，势渐强盛 ，指出沙俄对中国边疆的威胁。这部书的研究范围扩至东北、蒙古、新疆以及域外地区，使用了十分丰富的材料，在学术上取得了相当重要的研究成果。西北史地研究的情况，可引用梁启超的一段话： 大抵道咸以降，西北地理与元史学相并发展，如骖之有靳。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间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其大部分工作在研究蒙古，而新疆及东三省则其附庸也。 ①第二，元史研究。明修正史《元史》成书仓促，史料不全，编排失当，质量下乘。明清两朝有多名学者致力于元史研究，取得一定成就。道咸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史料，进一步使治元史者兴趣大增。另一方面，西北边疆危机的局势，也促使不少学者究心于这片元时旧壤的研究，蒙古元史在光绪朝形成一股研究热潮。乾嘉时代，钱大昕撰《元史稿》（已佚）、汪辉祖撰《元史本证》；道光时，龚自珍撰《蒙古图志》（已佚）；咸丰年间，魏源在他的晚年完成了《元史新编》的著述，这是针对正史《元史》杂芜而要求改编重写元史的第一部著作。进入光绪朝，有曾廉改写《元史》而成的《元书》、柯劭忞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以后两部最有价值。《新元史》取材广泛，除一般文献史料外，还使用了《元经世文编》残篇和元、明人的文集、方志、金石碑刻资料，以及西方学者的有关记载，对元代的史事、典制、地理多有修订和增添，至今仍有一定参考价值。《蒙兀儿史记》是一部突破了元朝断代格局的蒙古族通史。屠寄广泛搜集中外史料，如《蒙鞑备录》、《黑鞑事略》、《长春真人西游记》、《辍耕录》，以及美国、德国、俄国、英国、日本学者的有关著作，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自撰自注，考证精详，是一部功力最深的蒙古史著作。此外，清代学者运用他们擅长的考据方法，对蒙古历史的三大名著《元朝秘史》①、《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作了多方疏证。洪钧在国外期间，悉心搜索各种蒙古史资料和图籍，写出《元史译文证补》一书，展示了国内从未见过的蒙古史资料，成为研究者极为重视的材料依据。此书的出现，使中国的元史研究开始具有国际性的 蒙古学 研究的意义。
　　第三，从研究中国史发展到研究世界史，这是史学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鸦片战争的失利，终于让中国人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落后，他们急切地希望了解世界，学习西方，从中寻求救国自强之路。反映到史学领域，就是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研究外国史地的热潮。最初是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四洲志》等介绍外国历史和现状的各种书籍，姚莹的《康輶纪行》也记叙了有关英、法、俄等国的地理历史知识。魏源的《海国图志》是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世界史地志，这部书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了解世界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中国近代的外国史研究奠定了基础①。徐继畬撰写的《瀛环志略》，亦图亦文地系统介绍了世界上近８０个国家的史地概况，特别对西方的政治制度作了重点叙述，称赞英国两院制 聚众公议，参与条例，决其可否 ，美国的民主共和制是 创古今未有之局.《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是近代中国人了解世界的起点，两部著作的出现，符合史学近代化的发展趋势，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治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被迫对外开放，有关考察外国史地的撰述逐渐增多，如王韬的《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等，标志着外国史地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四，与时代密切相关的当代史撰述。当代史的撰述，在清初曾风行一时。清朝中期，除了为清廷所谓 文治武功 歌功颂德的 方略 等著述外，当代史的撰述几乎是一片空白。道咸以来，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一些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载，突破了私家修撰当代史的禁区。晚清史学由于与时代的密切相关而显示出勃勃生机。《圣武记》是一部记载清代军事政治历史的著述，魏源著此书的目的，是要 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风俗进退消息之本末 ①，即从回顾清代盛衰兴亡的过程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具有强烈的经世目的。《圣武记》对于清史研究和晚清时期的当代史研究均有开创性意义。晚清的当代史撰述，主要表现在对鸦片战争史的记载方面，其中有代表性的史著，是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枬的《夷氛闻记》和夏燮的《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较为全面地记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过程，该书著述之及时、史识之卓越、记载之系统，在当时都是非常突出的。《夷氛闻记》包括中英通商由来、禁烟经过、鸦片战争中沿海各省战事、《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人民的抗英斗争以及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广州人民反对英人入城的斗争。作者梁廷枬曾亲自参与有关史事，故此书记载较详实可信。《中西纪事》的作者夏燮，为了使国人认清列强对中国的严重威胁， 搜邸抄文报及新闻纸之可据者，录而存之 ，用纪事本末体记述两次鸦片战争的过程。该书经两次增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历２０年方成。作者称 沥血叩心，忧危入告，不避文字之忌，故今悉据实书之；不敢诬也不敢讳也 ②。这些史著充满了爱国主义思想，起到了促进反侵略斗争的积极作用。
　　这些史著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其详实可信的记载，不仅为后人留下了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宝贵材料，也澄清和驳斥了投降派为逃避责任，开脱自己所作的歪曲真相，颠倒黑白的有关记载和观点。
　　①　　 《蒙古秘史》。
　　①　　 详见前文。
　　①　　 《圣武记叙》。
　　与时代相关的新的史学风气，还表现在科技史、军事史、外交史的出现等方面。持续了两千年的传统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转向近代史学。
　　２。新史学思潮与近代史学的产生
　　进入２０世纪，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基本内容的民主革命思潮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通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传入中国，进化论哲学的传播，为近代中国人民提供了观察历史和民族命运的新的思想武器。在意识形态领域，观念上的更新和方法论方面的改变已经渗透到了各个方面，表现在史学研究上，就是新史学思潮的崛起。
　　新史学思潮出现的标志，是梁启超撰著发表的《新史学》（１９０２年）、《中国史叙论》（１９０１年）和《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１９０２年）３篇史论。《新史学》对传统的旧史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梁启超认为史学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 的一门学科，是 国民之明镜 ， 爱国心之源泉 ；一切旧史 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 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由此造成旧史的 四蔽 、 二病 ： 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 ， 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 ， 知有陈述而不知有今务 ， 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 能铺叙而不能别载 ， 能因袭而不能创作. 一言以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 因此，他疾呼要实行 史界革命 ， 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①梁启超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强调了进化论学说的指导性意义。他说： 达尔文者，实举十九世纪以后之思想，彻底而一新之者也。是故凡人类智识所能见之现象，无一不可以进化之大理贯通之：政治、法制之变迁，进化也；宗教、道德之发达，进化也；风俗、习惯之移易，进化也。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 ①以进化论学说为指导，他从三个层次论述新史学的内容和性质：第一， 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第二，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第三， 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即历史是要阐述人类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并求得其发展规律。
　　②　　 《中西纪事？庚申换约之役》。
　　①　　 均见《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 9.
　　《中国史叙论》是在新史学的指导思想下提出修撰中国史的设想。文中论述了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地理与历史的关系、地理环境与民族性格的关系等理论性问题，提出把中国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叙述：上世史（自黄帝迄秦统一）、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迄清乾隆末年）、近世史（自乾隆末年迄今）。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梁启超用进化论观点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首次尝试。他将三千年的中国思想史分为七个阶段。认为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是学术繁荣的重要阶段，秦汉以后 独尊儒术 的局面是专制统治日趋完备的表现，魏晋玄学的流行反映了政治动乱过频而造成的 民志皇皇 的现象。他还较高地评价了隋唐佛学，论述了明清时期学术思想的发展。
　　新史学思潮除了抨击旧史学之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主张。在历史观点上，反对复古倒退，或循环史观，要求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提倡进化史观。在内容上，反对把历史记载局限在帝王将相和政治权变的范围内，提出应将记载和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智力、产业、工艺、美术、学术、宗教、风俗、教育、交通等各个方面。如汪荣宝在《史学概论》（１９０２年）中所言： 人间社会为最复杂之现象。故历史有种种之方面，若政治、若法律、若宗教、若产业、若学术技能，无一非人间社会之产物，即无一非历史之要素。 在方法上，要求突破传统的史学方法的束缚，吸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和最新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去。不少学者受到西方史学理论的影响，强调史学应当从劝善惩恶的褒贬教育的狭隘圈子中走出来，把历史学建设成一门科学。王国维在为樊炳清译《东洋史要》一书所作的序中指出： 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智识者，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 史学 科学化 的提出，是对史学近代化的有力促进。在编纂形式上，主张以章节体代替各旧史体，用通俗的方式和语言，向人们介绍历史知识。
　　梁启超新史学理论和 史学革命 口号的提出，在当时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共鸣。不少进步史家除了大力宣传新史学之外，还开始探索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历史的方案、设想，更有一些人开始脚踏实地的尝试编写新体的中国历史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
　　《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清末提倡设立新式学堂，在各种新式学堂的课程设计中， 由大学以至小学、蒙学无不有史学一门.历史教学的盛行，反映了近代史学的新趋向。为了适应新式的历史教学，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需要。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就是为此而撰，以供社会之需.全书 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 ： 一为关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及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无不从略；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如匈奴、西域、西羌、事无大小，皆举其略；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 ①这部书以进化观为主导思想，第一次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自传说时代至周末）、中古（自秦至唐）、近古（自宋至清）三大阶段和传疑、化成、极盛、中衰、复盛、退化、更化等７个小时期。在探究具体问题时，夏曾佑也运用进化论观点和因果规律而有所创新。在编撰形式上，他将章节体与纪事本末体结合起来，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部书被多次重印，享有一定声誉。严复称此书为 旷世之作 ，梁启超也说作者 对于中国历史有崭新的见解，尤其是古代史.
　　①　　 《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 9.
　　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共３册，内容自远古至周末。作者用进化论的观点论述了古代社会历史中的许多问题，重点放在了社会生活诸方面，如财政、田制、商业、工艺、宫室、衣服、饮食，他还特意对古代田制作了研究。刘师培在书中通过叙述礼俗和典制的变迁，论证社会的进化；通过探寻汉族的起源，激励中国人民奋发图强的信心。这部书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清朝末年，以梁启超和夏曾佑为代表，运用进化论的观点，分别在史学理论和历史撰述两方面为新史学在理论和著述上作了有意义的探索。此后，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近代史学便汇入时代的潮流中，开始发挥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
　　①　　 《中国古代史》凡例。
　　五、结　　语
　　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扩而言之，应当包括整个文化领域内的社会思想意识的各个方面。如果狭义地看待这个问题，则应当认为是以哲学思想为主线的思想史的各方面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特征，从传统上看，当以学术思想为重点。所谓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都是从总结一个时代学术思想的角度而归拢出的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哲学思想作为基础隐含其中，但不是全部。天人关系、伦理道德、经国方略、治学方法等内容均可包括在学术思想的范畴之内。因此，学术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占有相当的分量。需要明确的是，思想史的内容绝不仅仅是学术思想或哲学思想；学术思想与哲学思想也是相互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清代的学术和思想，以对中国古代学术和思想的总结为主要特征。清初思想家们在总结和阐发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乾嘉考据学在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学术方面成就斐然。道咸间今文经学的复兴，为晚清的变法改革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清末西学涌入对中国思想界造成的影响，则属于近代思想史的内容。几个部分上下衔接，特色鲜明。总的看来，清代前中期通过对理学的批判和对空疏学风的否定，发展到对汉学的复归和今文经学的再倡，实事求是、朴实无华的学风导致了对传统学术思想文化的全面整理和总结的值得肯定的后果。所以，本书对此给予较多的篇幅。伴随着清王朝的崩溃和中国古代历史的终结，清末的诸种社会思潮掀开了近代思想史的新篇章。
　　强调时代精神对客观历史的影响，是认识历史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途径之一。清代思想史的丰富内容，直接联系到古代与近代的时代转换之际的种种关键性问题。
　　客观、全面地把握清代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认识清代学术思想的历史价值，其积极意义将超越思想史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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