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85卷 清代宗教史

　　本卷提要
　　本卷对有清一代（１６３６～１９１１年）所存在的主要宗教，即宗法性的传统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和民间宗教的本质、特点、发展、衍化、分类、现象、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分析。作者认为，宗法性的传统宗教，由于社会各阶层的崇奉，几成为中国的 国教 ；佛、道教日趋衰弱；基督教在清代后半期，虽然受到西方列强的卵翼和扶持，以及清廷的弛禁，势力渐增，但是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的国教；伊斯兰教尽管中国化了，但依然未能得到振兴；萨满教处于萎靡不振的地位；只有民间宗教在清代前期蓬勃发展，有些教派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在清代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清廷的严厉取缔和残酷镇压下，中叶以后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其作用渐渐为天地会、哥老会一类的秘密会社所逐步取代。
　　一、清代宗教概述
　　（一）盛极而衰的清朝统治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自从清太宗皇太极（１５９２- １６４３）
　　于明崇祯九年（１６３６年）称帝、定国号 清 、改元 崇德 以后，直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为止，共历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和宣统共１１帝，历时２７６年。一般而言，有清一代的历史以宣宗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的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鸦片战争以前的２０５年，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最末端；鸦片战争以后的７１年，中国一步步地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清太宗所建立的 清 ，实际上只是一个局促于关外辽沈一隅的地方政权。直至世祖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清廷在击败农民军后乘机入关，并定鼎北京，才正式取代明朝建立起全国的统治。
　　清廷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入关后的２０年间，出于八旗满族贵族掠夺的惯习，清廷在军事征讨全国的过程中，大肆抢掠杀戮，无恶不作，致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毁，社会陷入经济萧条、人民穷困的愁苦境地。圣祖即位、特别是其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整理田赋制度、奖励垦荒，治理河患，实行蠲免和厉行节约等措施，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他的继任者世宗（１６７８～１７３５）、高宗（１７１１～１７９９），继续其未竟的事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至乾隆中叶，清朝终于进入了全盛时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康乾盛世.当时，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居于世界文明发达国家的前列，经济、文化兴旺发达。全国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年）为５４９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增至７４１万余顷，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年）又增至７９０余万顷，超过了明代万历时期耕地面积的数字①；全国的人口猛增：顺治十八年，为１９２０余万口，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猛增为２。９亿多人。嘉庆二十四年（１８１９年）又增为３。０１亿多人，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年）再增为４。１亿多人②。作为清朝国库的户部银库，存银数也不断增长。顺治时，由于军旅频兴，国库一度存银仅有２０余万两，不敷当时官吏的开支，反映了财政的窘境。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实存银２４８万余两，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年）激增为４４００余万两，雍正九年（１７１３年）又增为５０３７万两，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又达到了７３９０万两的历史最高水平③。
　　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豪绅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致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官僚机构日趋腐朽，吏治败坏，土地兼并和土地掠夺更趋激烈。这一切表明，清朝的 鼎盛 局面已接近尾声，其衰败的趋势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嘉庆一朝和道光前期，由于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打击，国势日衰，国运日厄。清廷陷入维持现状而不可得的窘困处境，政治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事上，八旗兵和绿营兵因腐化而丧失战斗力；财政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日趋严重，以致 实有入不敷出之势 ①。道光二十年（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相吞食中国这块肥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其侵略势力伸入到中国，使清帝国从所谓 天朝上国 跌进了尘世地狱，中国由一个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从此蒙受了各种耻辱与灾难。
　　①　　 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第 267页。
　　②　　 见《清史稿》卷一百二十。
　　③　　 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 4期。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
　　（二）宗教文化的特点
　　有清一代，中国社会存在着宗法性的传统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和民间宗教（或称民间秘密宗教）７种主要宗教。它们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渗入到中国的政治、哲学、道德、文艺、民俗等各方面，但除了宗法性的传统宗教外，都没有成为多数中国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不过，它们在宗教文化上依然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特点。
　　（１）宗法性传统宗教的祭祀活动更趋完备。中国宗法性的传统宗教源远流长，自先秦至清代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它是以天的崇拜、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为核心，并辅以日月、山川、先师、先农、贤良及其他鬼神的崇拜，成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维系家族体系的一股巨大精神力量。２０００多年来，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和实际生活中均占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不仅为历代统治者，地主阶级和一般士大夫所信奉，而且为广大下层群众所信仰。这种宗教，实际上可称为中国的国教。在有清一代的２７０多年间，这种宗教始终为上自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所崇奉。与前代相比，这种宗教的祭祀活动更趋完备，也更为制度化了。
　　（２）佛、道二教势力衰微。清朝统治者定鼎北京之后，继承明制，以宋代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哲学，大力提倡尊孔读经，而疏远佛、道二教，从而使其在明代停滞的基础上进一步衰落下去。佛、道二教各派虽均有传人，但教义陈陈相因，没有任何发展；虽经常有所活动，但都徒具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佛、道中人为求自存之策，一方面附会儒学，竭力强调儒、释、道三教同源；另一方面又将势力渗透到蓬勃兴起的民间宗教中去，给民间宗教各派的教义、思想信仰等以极大影响。
　　在佛、道二教的衰微中，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却引人注目地受到清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昌盛不衰的一个派别。
　　（３）伊斯兰教进一步儒化。清代的伊斯兰教学者受孔孟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颇深。为抵制清廷的高压政策，他们大力宣传回（伊斯兰）教和儒学 道本同源 ，甚至连语义也相同。这就使伊斯兰教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①。
　　（４）基督教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明朝后期，一部分耶稣会（属基督教西派教会，在中国被称作天主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传教。清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得到清朝皇帝的信任，并在中国各地继续传教。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由于他们的传教活动危害了清朝的统治而屡被禁止，因此耶稣会中国传教会在乾隆年间被迫宣告解散，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再次取得了合法传教地位。他们名为传教收徒，实则收集和窃取中国各种情报，参与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起草不平等条约。这说明基督教（天主教）已成为地地道道的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服务的工具了。
　　（５）萨满教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萨满教是满族所信奉的一种宗教。
　　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原始的信仰，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和较完整的教义。
　　因此，清统治者在利用宗教进行思想统治时，始终没有尊崇萨满教。萨满教虽在有清一代无多大作用，但其跳神拿邪的举动却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影响，成为传播封建迷信的一个重要内容。
　　①　　 参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第 599页。
　　（６）民间宗教在清代前期异常活跃，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民间宗教是活跃在社会下层群众中各种教派的总称，由于它们的组织，思想信仰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思想观念相抵触，甚至相对立，活动方式又呈秘密状态，所以被统治阶级视为 邪教.从明末至清前期，民间宗教各教派蜂起林立，名目繁多，一些教派和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但在鸦片战争后，它们的作用则远逊天地会、哥老会一类的秘密会社。
　　由于天地会、哥老会不属于民间宗教的范畴，故我们将不谈及它们。
　　（三）清朝统治阶级的宗教政策
　　（１）对佛、道二教采取以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清朝统治阶级在运用暴力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竭力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时期，满族统治者在辽沈地区就积极扶植佛、道二教，大量建造寺庙。清朝定鼎北京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寺僧衙门和道教衙门，管理佛、道二教事务。乾隆年间，清高宗废除了度牒制度，允许僧尼自由出家；对道教受戒传徒也大开绿灯。但针对僧尼和道士的一些不法行为，清统治阶级在《大清律例》中又设立了一些限制和处罚的条文，规定重者（如为 匪 ）处斩，轻者杖刑。
　　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出于笼络蒙古、藏族上层人士的需要，始终礼遇藏传佛教——喇嘛教，尊崇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不惜国帑修盖喇嘛庙，这对于维护满蒙藏人民的团结、巩固国家的统一具有进步意义。
　　（２）对于伊斯兰教采取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清初，朝廷曾对伊斯兰教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了西北回民的反清起义。事平之后，清朝统治阶级虽然认为伊斯兰教无可取之处，但为安抚西北回、维吾尔族民心，采取宽容政策，准其继续活动。清高宗还将新疆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的后裔和卓氏纳入宫中，先后封为容嫔、容妃（即香妃），备极宠幸，以此宠络伊斯兰教民。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和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甘肃两次发生由伊斯兰教中的一派新教领导的反清起义。清廷在血腥镇压起义后，采取了 慰安旧教，严办新教 的政策，宣布 新教即系邪教 ①，严加取缔；其新建的礼拜寺一概拆毁；选择 老成人 为乡约，稽查和约束当地教民。但是，这些措施并未有效地阻止伊斯兰教的反清起义。嘉庆、道光之后，陕甘、云贵和新疆等地爆发一系列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撒拉、维吾尔等族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给清廷以极大震动。
　　（３）对基督教，清初曾任用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编修历法、制造火炮、测绘地图等，反映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但对他们的活动监视极严。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清廷由于看出西方传教士间谍活动的危害性，多次下谕严禁天主教士传教。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年）、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清廷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和二十六年（１８４６年），清廷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宣布天主教弛禁，发还已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传教的地位。
　　（４）对萨满教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既不尊崇也不限制。
　　（５）对民间宗教采取严厉取缔、坚决镇压的政策，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明代。早在清廷入关之前，清太宗就在沈阳严厉镇压了当地的 善发会.入关后，清廷对民间宗教予以密切注视，在《大清律例》中制定了严厉镇压的条文；称民间宗教各教派为 邪教 、宝卷为 邪经 ，一经查获， 邪教 即被取缔， 邪经 被烧毁，头目处斩，一般教徒或受杖刑，或受徒刑并发配边远地区为奴。而民间宗教组织的反清起义一经失败，就立即遭到更为残酷的镇压。起义首领和教徒被分别处以 凌迟枭首传示 、 剉尸枭首传示 、 斩绞 、 杖徒流刑 ，甚至连１０岁左右的孩子也不赦免。
　　这里附带提一下，即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宗法性传统宗教既为清代的 国教 ，清统治阶级对其祭祀活动，不仅大加保护，而且身体力行。这在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零五、卷一千一百三十一。
　　二、宗法性的传统宗教
　　祭祀天地、祖宗、社稷、圣贤、历代帝王及山川、日月，这是封建国家的常制。清朝承明及前代之制而有所损益。清初，将祭祀分为３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及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乾隆时，改常雩（ｙú音余）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帝（关羽）、文昌为中祀。
　　光绪末年，又改先师孔子为大祀。祭祀制度已趋完备。
　　（一）大祀、中祀和群祀
　　１。大祀
　　初清，朝廷将祭圜丘、方泽、祈谷、太庙和社稷定为大祀，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光绪末年又改先师孔子为大祀。
　　①圜丘、方泽之祀天聪十年（１６３６年），清廷在盛京（今沈阳）德盛门外和内治门外建立圜丘坛（即天坛）、方泽坛（即地坛），祭告天地，改元崇德，正式建立了 清 皇朝。顺治元年（１６４４年），清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在正阳门外南郊建圜丘坛，在安定门外北郊建方泽坛。圜丘坛有四门：东为泰元门、南为昭亨门、西为广利门、北为成贞门，成贞门北为大享殿，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年），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一直沿用至今。按照清制，每年的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泽，凡皇帝登极，皇帝和太后、皇后上尊号、万寿节，册封皇后，册立太子，亲征命将，岁旱祈雨等，都要祭告天、地。如遇有大事，像康熙年间清廷平定了三藩叛乱，也要祭告天地。皇帝大祀圜丘、方泽前，礼部要预告吉期，前一日皇帝要斋戒。祭祀圜丘的当天，陈设大驾卤簿（仪仗队）
　　于午门外、玉辇于太和门阶下；祭祀方泽的当天，陈设法驾卤簿于午门外，金辇于太和门阶下。届时，太常卿至乾清门，奏请皇帝御龙袍衮服。随后，皇帝在宫内大臣、侍卫的前引后护之下，出太和门、午门，至圜丘坛（或方泽坛），在献乐舞中进行迎神、上香、奠玉帛、燔柴、进俎、读祝文、３次献爵、受福胙（祭肉）、送神、望燎（火炬）等祭礼。其间，皇帝要多次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这些繁琐的祭礼进行完毕，皇帝才在群臣和侍卫的引导、护卫下乘辇回宫。
　　②祈谷之祀顺治时期，清廷规定每年正月上辛日（上旬的辛日），皇帝在大享殿亲祭上帝，为百姓祈谷。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清廷规定，祈谷前一日，皇帝辇入西天门，自圜丘斋宫东乘礼舆，到西城左门止。皇帝步行至皇极殿上香，然后还斋宫行斋戒。届日，皇帝出斋宫，乘辇至甬道正中，换易礼舆，至神路西降，步入西城左门，上香，行祭礼，礼毕还宫。
　　③太庙之祀太庙是清代历朝皇帝祭祖的场所。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清廷在盛京抚近门东建立太庙，四季之初进庙祭祖。世祖（１６３８～１６６１）定鼎燕京后，在端门左建太庙，殿门南开，殿有３间，中奉太祖、太后神龛（ｋāｎ音堪），两边奉列 圣 （帝）列后神龛。每年孟春上旬的吉日、夏秋冬孟月的朔日，以及岁暮，均行祭祀之礼。岁暮祭祀要在每年除夕的前一天，将太庙中后殿所奉的列祖列后神位移至前殿，遣宫中大臣致斋视牲，届期皇帝亲至行祭礼。
　　其它祭日，皇帝都要事先斋戒，届期至太庙奉献牲果，上香行三跪九叩礼。
　　礼毕，回宫。
　　④社稷之祀清代自京师至各直省府、州、县，均设社稷之祀。府称府社、府稷，州和县则称某州、县社、稷。顺治年间，清廷在燕京端门右建社稷坛，并定制：每年春、秋仲月的上戊日（上旬戊日），祭祀大社、大稷，并奉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享。届期，皇帝亲至坛上香、奠玉帛、献爵，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
　　⑤常雩之礼中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每年有许多地区干旱少雨，因此皇帝为表示关心农民生活和农业，就要求雨，于是举行祭祀。这称常雩礼。清代，每年于孟春择吉日在圜丘坛行常雩礼。礼前３日，皇帝斋戒，禁止屠宰牲畜，也不举行刑事审判。届期，皇帝素服步入坛上，坛上已摆设酒果、香橙、祝帛及熟牛脯醢（ｈǎｉ音海），然后上香，行三跪九叩礼，读祝文。礼毕，皇帝回宫。如常雩后，天还不下雨，皇帝要遣官分祷于天神、地祇和太岁；过７天后，如仍无雨，祭告社稷坛；又过７天，天依然无雨，再次祭告天神、地祇和太岁；再过７天，还是无雨，皇帝就要再次斋戒，然后步入圜丘坛，行大雩之礼，读祭文。清历朝实录中，记载了许多祭文。乾隆二十四年（１７５９年），高宗（１７１１～１７９９）亲撰的一则祭文很有代表意义，此引述于下，可见一斑：臣承命嗣服，今廿四年，无岁不忧旱，今岁甚焉。曩（同向）虽失麦，可望大田。兹尚未种，赤地千里。呜呼，其惠雨乎！常雩步祷，未蒙灵佑；方社、方泽，均漠弗佑，为期益迫，嗟万民谁救？敢辞再读之罪，用举大雩，以申前奏。呜呼，其惠雨乎！上天仁爱，生物为心，下民有罪，定宥林林。百辟卿士，供职惟钦。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实臣罪日深。然上天岂以臣一身之故，而令万民受灾害之侵？呜呼，其惠雨乎！谨以臣躬，代民请命。昭昭在上，言敢虚■？计穷力竭，词戆（ｇòｎｇ音杠）诚罄。油云布雨，居歆赐应。呜呼，其惠雨乎！
　　大雩礼后， 是日，大雨竟日。 ①清代许多皇帝都把行常雩、大雩礼看得很重。清圣祖（１６５４～１７２２）在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年）曾对臣下说，他当皇帝的５６年中，约有５０年的时间用于祈雨，有时为久旱不雨而在宫中长跪３个昼夜，每日淡食，连盐酱也不用。可见求雨之虔诚了。实际上，下雨或不下雨，与祈雨无丝毫关系。因为这是自然规律。
　　⑥先师孔子之祀。
　　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在盛京建孔子庙，开始祭孔。清廷定鼎北京后，清世祖旨准孔夫子６５代孙孔胤植袭衍圣公爵，恢复孔子 至圣先师 位号，建立京师文庙，并规定每年春秋上丁日（上旬的丁日）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祀礼。后将祭孔子定为中祀。康熙时，圣祖亲笔御书 万世师表 ，悬挂在文庙大成殿中，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年），清世宗（１６７８～１７３５）亲至文庙释奠孔子，从此春秋二祀有皇帝亲祭制，奠帛献爵，行二跪六拜礼，读祝文，但不饮福、受胙。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十二月，清廷将祭孔定为大祀，皇帝行三跪九拜礼，并奏乐。孔子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至尊之神，清代 国教 （孔孟儒家学说，或称儒教）的教主，受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的顶礼膜拜。
　　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八八。
　　２。中祀
　　清初，朝廷将祭天神、地祇、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帝、文昌为中祀。
　　①天神之祀。
　　顺治初年，清廷在先农坛南建天神坛，定雨、云、风、雷为天神。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年），清世宗下令建风神庙，赐其号 应时显佑 ，庙为 宣仁.次年赐云师号 顺时普应 ，庙为 凝和 ；雷师号 资生发育 ，庙为 昭显同时又以时应宫的龙神为雨师，一并祭祀。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清仁宗（１７６０～１８２０）求雨灵验，到天神坛报祀。他在坛中门下舆车后，升坛、依次在云、雨、风、雷神位前上香，行二跪六叩礼，读祝文。祭祀天神的礼制由此始。
　　②地祇之祀顺治初年，清廷建地祇坛，规定岳（东、西、南、北、中岳）、镇（东、西、南、北、中镇）、海（东、西、南、北海）、渎（江、淮、济、可渎）
　　配享方泽坛。在遣官祭祀前一日，被派遣之官斋戒，届期行二跪六拜礼。地祇坛还兼祀天下名山大川。
　　③太岁之祀顺治初年，在先农坛东北建太岁殿，正殿祀太岁神，两旁殿祀十二月将。
　　每年遣官祭太岁神，并规定孟春迎候，年末为其送行（即将太岁神位烧掉）。
　　祭祀太岁神时，６次奏乐，承祭官行三跪九拜礼，读祝文。
　　④朝日之祀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清廷在东郊建朝日坛。朝日之祭在每年的春分日卯刻，逢甲、丙、戊、庚、壬年，由皇帝亲祭，其它年份遣官祭祀。祭祀时奏乐，皇帝亲自祭祀时，自朝日坛北门入，在坛西阶就位，行三跪九拜礼。
　　⑤夕月之祀顺治八年，清廷在西郊建夕月坛。夕月之祀在每年的秋分日西刻，奉星辰配祀。逢丑、辰、未、戌年，由皇帝亲祭，其它年份遣官致祭。一般而言，清代历朝皇帝亲祭夕月坛的很少。如皇帝亲祭，在坛上行二跪六拜礼，读祝文，奠玉帛，如遣官祭，则所遣之官须在坛下行跪拜之礼。
　　⑥历代帝王庙之祀顺治初年，清廷在京师西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自伏羲至明太祖共２１帝，自风后至刘基４１功臣。康熙十四年（１６７５年），清圣祖亲祭历代帝王庙，上香，并在伏羲、神农、黄帝３皇神位前行二跪六拜礼，奠帛、爵，读祝文。遣官承祭时，所遣之官要在庙右门阶下行三跪九拜礼。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圣祖又下诏说： 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 对于明朝，除了神宗、光宗、熹宗外、包括思宗崇祯帝在内一概崇祀。于是，增祀帝王共１４３人、从祀功臣４０人①。清乾隆时，又增祀建文帝，神位在明太祖之后、明成祖前。
　　与明代及其以前历代封建皇朝相比较，清朝的历代帝王之祀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如圣祖所说： 以往帝王崇祀，代止一二君，或庙享其臣子而不及其君父，是偏也。 清廷却将各朝代中除亡国及无道被杀之君外，全入庙祀，从而祭祀范围扩大。二是注重正统观念，清高宗指出： 两晋诸代，因篡而斥，不知三国正统，本在昭烈。 因此只将汉昭烈帝刘备入庙祀，曹操、孙权及两晋南北朝诸君一概罢斥。又如，康熙时，庙祀中本没有明朝开国第二帝建文帝，但乾隆朝却将其补入其中。这都是清代正统在宗教祭祀上的反映。三是表彰英明帝王、勤奋有为之君，罢斥昏庸君主。
　　如，清圣祖说： 有明国事，坏自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神宗、光宗、熹宗不应崇祀，咎不在愍帝也。 高宗也说： 明神、熹二宗，法纪坠失，愍帝嗣统，事无可为，虽国覆身殉，未可以荒淫例。 ①因此，愍帝（即明思宗崇祯皇帝）以其在位时勤奋有为而得入庙祀，明神宗、光宗、熹宗却被罢斥。这反映了清初各帝的治国方针。四是，把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作为正统，如辽、金、元各代帝王均入庙祀之中。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和睦政策。
　　⑦先农、先蚕之祀。
　　重农桑是清朝统治者的国策。顺治时，清廷在正阳门外西南建先农坛，乾隆九年（１７４４年）在西苑东北建先蚕坛。先农、先蚕分别由皇帝、皇后亲行祀典。
　　祭先农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清廷规定每年仲春亥日举行耕耤礼。届时，皇帝率王公大臣到先农坛进香行礼。然后与预先选定的老农一同来到耕耤所。皇帝右手扶耒耜（ｌěｉｓì音垒饲），左手执牛鞭，老农２人牵牛行进，顺天府尹手捧青箱，户部侍郎播种，老农随后覆盖。随后，皇帝登上观耕台宝座，观看王公、大臣等耕作，按规定，皇帝持耒三推，王公五推，九卿以下九推。耕耤礼完毕，王公、百官要行庆贺礼，皇帝赐给从耕的老农布各一匹。皇帝不仅本人重视耕耤礼，而且还要储君、皇子们亲身体验。乾隆五十年，高宗下旨，命令他的内定储君即后来的仁宗参加耕耤礼。仁宗为此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播种承新命，南郊习礼回。 祭先蚕是清代唯一由 国母 皇后主持的一项国家重要祀典。清初未有此项祀典。
　　康熙时曾在今中南海内丰泽园设立蚕舍，开始养蚕。乾隆七年，议定亲蚕典礼。届期，皇后及随从的妃、嫔先到先蚕坛行跪拜礼。次日，行躬桑礼。皇后右手持钩，左手提筐，在彩旗飞扬、金鼓齐鸣声中，采桑枝３条，然后到观桑台观看妃、嫔、公主等采桑。
　　⑧关帝之祀清太宗时，清廷就在盛京地载门外建关圣帝君庙，开始对三国大将关羽的崇祀。清太宗还亲笔御书 义高千古.清廷入关后，在京师地安门外建关帝庙，规定每年以五月十三日为致祭日。顺治九年，清世祖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世宗追封关羽父祖３代为公爵，并命天下府州县对关羽实行春秋祭祀，于是京师和各地纷纷兴建关羽帝庙。不久，清廷又定春秋祀仪：关帝庙前殿由大臣、后殿由太常寺长官承祭。届日黎明，大臣朝服入庙左门，在关帝神位前上香，行三跪九拜礼；祭后殿行二跪六拜礼。
　　乾隆三十三年，清高宗加封为忠义神勇灵佑关圣大帝。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加封 仁勇 二字。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年），清宣宗（１７８２～１８５０）又加封 威显.咸丰２年（１８５２年），清文宗（１８３１～１８６１）加封 护国 ，次年又加封 保民.于是，关帝之祀定为中祀，承祭官行三跪九叩礼，并奏乐。不久又加封号为 精诚绥靖.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清穆宗（１８５６～１８７５）又加封号 翊赞.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清德宗（１８７１～１９０８）再加封号 宣德.各直省每年３次祭祀当地的关帝庙，礼仪略如京师。
　　①　　 《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三》。
　　①　　 以上引文均见《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二》。
　　①　　 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二，《述外朝一》。
　　⑨文昌帝君之祀明代京师地安门外曾有一座文昌帝君庙，后因年久失修毁弃，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清仁宗为表彰因 显圣 而吓退起义军的文昌帝君，修成了文昌帝君庙，并亲自前去行九拜礼，又御书 化成耆定.此后，每年实行春秋２祭，春祭以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辰日、秋祭则在仲秋择一吉日进行。咸丰六年，文昌之祀被定为中祀。从此，庙的前殿遣王承祭，后殿由太常寺长官亲祭，祭祀时奏乐，行二跪六拜礼。
　　３。群祀
　　清廷定先医等庙及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
　　①先医之祀明代在太医院景惠殿祭先医，清沿明制，每年仲春上旬的甲日，遣礼部尚书祭正殿。两傍之殿则由太医院官承祭，礼用三跪九拜。
　　京师宣武门内还有城隍庙。清初于每年仲秋遣太常卿承祭，雍正时改遣大臣、后又命亲王前去行礼。
　　②昭忠祠之祀雍正二年（１７２２年），清世宗为褒奖替清一统大业而尽忠的臣僚，在崇文门内建立了昭忠词，规定每年春秋仲月，选一吉日，遣官致祭。祠内正殿为王公大臣神位，诸臣神位在两配楼及其后的正室。以后，入祠神位日增，位满为患，嘉庆时，又诏今各省建昭忠祠，而京祠限定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及八旗官弁。咸丰时范围又有所扩大。
　　③贤良祠之祀雍正八年，清世宗为褒奖贤良之臣，在京师地安门外西侧建一贤良祠，规定每年的春、秋仲月，选一吉日，遣官致祭。届日，承祭官身穿蟒服，行二跪六叩礼。各省的贤良祠是在雍正十年修建的，每年也是春秋两祭，由知府承祭。
　　（二）堂子祭天
　　堂子原是满族在关外时对祭天神场所的称呼。清太宗时在盛京城东内治门外，建筑一所堂子。清廷定鼎北京后，在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正中为饗殿，南向，汇祀群神；前为拜天圜殿，北向；中设皇帝、皇子、八旗亲王、贝勒、贝子、公的神杆石座。祭祀时，他们每人都立在一个杆下行礼。
　　堂子祭礼名目繁多，手续复杂。其中，尤以元旦、皇帝亲征祭神拜天最为重要，元旦祭天神的礼仪如下：十二月二十六，内务府官将祭神从坤宁宫请至堂子，朝夕献香。元旦天刚亮，皇帝乘舆出宫，至堂子内门降，入中门，到圜殿就拜位，南向，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回宫。亲征祭天神的礼仪如下：皇帝亲征之前，兵部预先树一面大纛（ｄú音毒）。届时，皇帝身着戎装，在大臣、百官护卫之下，入堂子街门下马。接着，进堂子中门，至圜殿就拜位，南向立，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这时号角齐鸣。礼毕，奏乐，皇帝车驾启行，踏入征途。凯旋之时，皇帝还要率大将军及从征将士至堂子行礼，祭告天神全胜而归。
　　坤宁宫祭神，是堂子的补充形式。它每天有朝夕两祭，朝祭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帝，夕祭蒙古诸神。一般由司祝、司香等上香，献酒和肉。如皇帝亲至，入门后立在神位前，司祝先跪，皇帝随之跪；接着，司祝致辞，皇帝行礼后起立，合掌致敬。
　　（三）祭陵与谒陵
　　清代皇帝陵寝分布在３个地方，即今辽宁的盛京三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祖陵——永陵、福陵（太祖）、昭陵（太宗），今河北遵化县的东陵：孝陵（世祖）、景陵（圣祖）、裕陵（高宗）、定陵（文宗）、惠陵（穆宗），今河北省易县的西陵：泰陵（世宗）、昌陵（仁宗）、慕陵（宣宗）、崇陵（德宗）。此外，东西陵中还有一些后妃嫔的陵寝。
　　清代的每一座帝陵，都有一条通往陵墓的神路，神路上有石牌坊、大红门、华表等，神路的终点是陵墓建筑的正门——隆恩门，门后面是供奉神主和祭祀用的隆恩殿，其后又有三座门、二柱门、石门、方城、明楼，最后是宝城和宝顶，宝顶下即是停放帝后棺椁的地宫。
　　清代的祭陵，有大祭和小祭。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帝后忌辰及朝廷有大庆，均行大祭。每月的朔（初一）望（十五）为小祭。大祭有时由皇帝亲祭，如皇帝不亲祭，则派宗室、王公、大臣为承祭官致祭，上香，行跪拜礼。小祭由守陵官上香致祭。
　　祭陵之外，皇帝还要亲自去谒陵。谒陵的前一日，皇帝告祭太庙，次日起驾。到达陵区后，先在龙福寺（皇帝行宫）下榻。届日，皇帝身穿青长袍褂，乘舆至隆恩门前，于门西幄（ｗò音握）次更换朝服。然后，进入隆恩门，至供案前上香，行三跪九叩礼，王公百官随同行礼。这时，读祝官手捧祭文，在祝案左旁跪，礼部堂官２人分左右跪，向皇帝展示祝文。皇帝览毕，由礼部堂官引进隆恩殿，跪于奠几前，听读祝官读祭文。祭文读完，皇帝起立，亲自上香、奠酒三爵，每次与王公百官均行三跪九叩礼。拜毕，皇帝还要率众到宝城明楼下行三跪九叩礼。至此，谒陵结束。
　　皇帝谒陵日，如逢清明节还要行敷土礼。陵寝官预先将清洁之土储于两筐内，皇帝身穿素服，随执事官至方城，换黄布护履，由宝城东蹬道升至石栏东。这时，陵寝大臣已将两筐土合为１筐，抬至宝顶正中敷土处，跪进皇帝。皇帝跪接后，拱举敷土。敷土毕，皇帝将筐授予陵寝大臣，走下宝顶，脱黄布护履，更换袍服。接着，礼部大臣奏请行大饗礼，皇帝到隆恩殿行礼，读祝文，奠酒三爵。
　　清代祭陵和谒陵的礼仪，系统而又繁琐。一般而言，清代中叶以前，这些礼仪尚能恪守。但中叶以后，有章难循，礼仪也变得日趋简单了。例如，按清初定制，清明节皇帝谒陵需亲自敷土１３担，往返要２６趟。高宗对此感到劳累而繁琐，改为只敷土１担。敷土礼由此完全成了一种摆设。再如，嘉庆时期，仁宗谒东陵， 未至碑亭，即降舆痛哭，步入隆恩门，诣宝城前行礼，躬奠哀痛，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均随行礼。 ①礼仪虽然简单，但仁宗尚能逐陵祭拜。到了他的儿子宣宗时，谒陵就成了一种走过场。宣宗一次谒东陵，除裕陵亲去行礼外，其余陵寝均派大臣代行三跪九叩礼。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
　　（四）家　　祭
　　与明代相比，清代的祭祖活动普遍，上自皇室、下至平民百姓，都实行家祭；祭祖范围扩大，明代庶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父母，清代庶人已可祭祀父、祖、曾、高４代祖先了。
　　１。奉先殿之祀
　　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清廷在景运门东北建成了奉先殿，共９间，作为皇室家祭之处，并定制：每年的元旦、冬至、岁除、万寿、册封、月朔、月望，奉列祖、列后神位至前殿，皇帝亲自行礼祭祀；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阳、重阳，为寻常之节；清明、国忌、霜降、十月朔属哀慕期，皇帝亲祭时，不赞礼，也不奏乐。
　　凡皇帝亲祭，前３日致斋。届日黎明，内监将列祖、列后神位安放前殿，摆好香案，行三叩礼。皇帝衮服出宫，至诚肃门降舆，入左门，就拜位，奏乐。然后逐案跪上炷香，行三跪九叩礼；皇后随之逐案立上香。接着又读祝文，行跪拜礼，献爵，奏乐。祭毕，将神位送还寝室，行三叩礼。
　　２。亲王世子、郡王家祭
　　亲王世子、郡王家祭，立庙７间，中为始封祖专案，世世不祧（ｔｉāｏ音挑）。高、曾、祖、父按照顺序分为二昭二穆，昭在东、穆在西，亲尽则祧。
　　祭前３日，主人在斋外就寝，众人均斋戒。届日黎明，主人朝服入，在堂檐内正中站立，众人按辈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均北向。天亮后，请出神主放在供案上，众人跪，行一叩礼，礼毕起立，主人接着在奏迎神乐中依次到列祖案前上香，并率族属行二跪六拜礼，献帛、奠爵、读祝文，最后在二跪六拜礼中送神。
　　３。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
　　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庙５间，祭祀时不用乐，行一跪三拜礼。 有事则告，朔望则谒 ①。余同亲王家祭仪。
　　４。品官家祭
　　１到３品庙５间，４到９品庙３间。每年以４时仲月择吉日祭祀。届日，主人至香案前三上香，进奠爵，率同族人行一跪三拜礼，读祝文。
　　５。庶人家祭
　　在正寝北设一神龛，奉高、曾、祖、父牌位。届日，主妇治家馔（ｚｈｕàｎ音撰），主人率子弟献祭品，行一跪三拜礼。每月的朔、望日供茶、燃香。
　　另外，每逢元旦、上元、清明、端午、中秋、中元、十月朔、除夕、家家都有上坟扫墓习惯，在先人墓前或街头焚化纸线，寄托哀思。
　　①　　 《清史稿》卷八十七，《礼六》。
　　三、佛　　教
　　在有清一代，佛教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和精神统治的支柱之一，受到统治者，主要是清朝前期几个专制皇帝的支持和保护（自然，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束缚，但相比之下，所受到的支持多于限制）；同时，在统治者的竭力提倡下，佛教中的一些名僧和禅师自觉地使佛教与儒道二教合流，这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日渐衰微的佛教能够苟延残喘下去。不过，总的而言，佛教在明清两代的衰颓之势，却是无法挽回的。
　　（一）清廷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
　　作为清朝统治阶级核心和支柱的满族贵族集团，在长期与明朝中央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懂得利用佛教的重要性。因此，早在关外时期，他们就有了崇佛活动。
　　１。历朝皇帝的崇佛活动
　　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年），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封建地方割据政权—— 后金 的前一年，满族贵族集团就开始在赫图阿拉（俗称老城）
　　城外兴建佛教寺庙。历时３年，共修建７座寺庙。而当时努尔哈赤正全力进行满族内部的一统大业，连绵不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满族贵族以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兴修佛教寺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佛教的重视程度。另外，再从满族所崇奉的萨满教的堂子（天祭祠堂）在当地仅有１座来看，也说明努尔哈赤对佛教的尊崇远远超过了萨满教。以后，努尔哈赤占据了辽沈地区，又多次下令，严厉禁止任何人毁坏佛教庙宇。太宗皇太极即位之后，继续其父的佛教政策，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不断赐给各地银两，以兴建或重修佛教寺庙。正是由于太祖、太宗两朝的尊崇，辽沈地区的佛教一时呈兴盛景象。
　　清朝定鼎北京后，依然对佛教采取利用和保护政策。
　　清世祖对佛教之感兴趣，很可能是受了宫中太监们的怂恿，明末以来，太监就很崇信佛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务，以便其更好地控制皇帝。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的春夏间，在太监的安排下，清世祖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又将他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大意。十月赐以 明觉禅师 封号。此后，清世祖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经常通过性聪了解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著名的通琇（即玉林琇）、道忞和溪森，让他们在宫中谈经说法。清世祖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讨好。玉林琇为世祖起了法名 行痴 ，号 痴道人；道忞则吹捧世祖为 承愿示生 、 光显吾宗 的 佛心天子 ，都深得世祖的欢心。在他们的薰陶下，世祖对佛教简直着了迷，对这些僧人均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竟对道忞说，自己前身一定是僧人，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皇宫。
　　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
　　顺治十七年（１６６０年）八月，世祖在其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整天与茒溪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交谈。他还一度命茒溪森为自已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后虽被迫重新蓄发，依然未打消出家念头。他一面加封玉林琇为 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一面又向他表示欲效法释迦如来以成正果。但两个月后，世祖因出痘驾崩，未能实现出家愿望。
　　正因为世祖一再有出家为和尚的愿望，所以社会上长期流传着 顺治出家的轶事。有人将北京天台寺一个和尚的肖像指为清世祖，更有人还推断世祖到山西五台山当了和尚。实际上，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
　　顺治年间，清廷规定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为佛沐浴。届时，将佛亭从坤宁宫抬至堂子。堂子内预先将黄瓷浴池■满红蜜，并用净水搅习。佛亭到后，即将佛像放入浴池内，浴毕再抬回坤宁宫。此后，每年的四月初八日， 俗称结缘日 ①。
　　清圣祖自幼潜心诵读孔孟儒家经典，尤其受程朱理学家传统哲理的影响很深，因而不好仙佛。即位后，他虽然多次表达了厌恶佛教及佛教徒的思想，如他说：佛教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专门干招摇蛊惑人心之事，极为可恶；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佛教是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因而对佛教又持保护态度。
　　圣祖在位６０余年间，６下江南，多次东巡辽沈，几乎每次都要参礼佛寺，接见僧人，题写匾额、碑文。如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年），圣祖第一次南巡时，在扬州为天宁寺题词 萧闲 、为平山寺题词 怡情 ；在金山御书 江天一览 ，并勅令发帑金重修寺庙。二十八年（１８６９年）第二次南巡时，在苏州为圣恩寺题词 松风水月 ，为灵■寺题词 翠风.此外，圣祖还多次亲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到山西五台山、北京香山参礼佛寺，对德望素著的僧人顶礼膜拜。另据史籍记载，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这恐怕是历代皇帝无法比拟的。圣祖还热情地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一些佛教经典写序和跋。不过，在这些碑文和序、跋中，虽谈佛经，但总是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看得出他把佛教纳入儒家思想范畴的良苦用心。
　　圣祖对顺治时期的名僧优礼有加。如他礼迎道忞入京城供养，并封其为 宏觉国师.清世宗自幼受西藏喇嘛教的影响较深，喜读佛学书籍，研习佛教典籍，自号 圆明居士 和 破尘居士 ，表示自己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据说他在青年时期，还请人替已出家当和尚。后来他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皇位（一说他用药毒死了圣祖康熙皇帝），引起了朝野反对派的强烈反对。清世宗害怕因果报应，即位后崇佛的兴趣有增无已。不仅如此，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竭力使自己具有皇帝和释主的双重身分。
　　清世宗一再声称，他对佛教禅宗之旨有深刻了解，洞察 魔 外之情，因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去邪扶正，即息邪说，正人心。为此，他借干预明代佛教临济宗圆悟和法藏两派的争论，镇住了法藏派，从而打击了明末清初遁入 空门 而怀有 故国之思 的明代遗民①，真可谓手到功成，一箭双雕。
　　世宗还继承其父圣祖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 国策 ，但两人方式不一。
　　圣祖是通过口外和热河围猎的方式，赏赐进觐朝贺的蒙古王公贵族；而世宗则以释主的身分统率他们，可说是殊途同归，这对于加强满蒙民族的联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积极的意义。
　　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四。
　　①　　 参见陈垣《清初僧争记》；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03-309页。
　　世宗在日理万机之余，还与在内廷办事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们议论佛法。
　　他宣称，经过他的讲论和提示，仅雍正十一年（１７３３年）前半年中，就有８个王公大臣彻底 洞明 禅宗之旨，世宗学授予自己的亲信重臣以 居士称号，如大学士鄂尔秦（１６８０～１７４５）为 坦然居士 、大学士张廷玉（１６７２～１７５５）为 澄怀居士.这表明，世宗不仅具有皇帝和释主的双重身分，他的臣僚也具有大臣和佛教徒的双重身分，堂堂的大清朝俨然成了世俗政权和宗教教权合二而一的组织了。
　　世宗熟读经史。他从明初成祖重用道衍和尚篡夺了其侄建文帝的皇权中深受启发，将文觉禅师视为自己的左右手，令其参与国家政务。据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说，雍正朝的几件大案，如宠臣年羹尧（１６７９～１７２６）、隆科多（？～１７２８）的案子，兄弟争权夺势的允禩（１６８１～１７２６）、允禟（１６８３～１７２６）等人的案子，文觉禅师都出过很多主意，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他还受世宗之命，往江南朝山，行程中，其威仪尊严几与王公大臣相等。
　　世宗关于佛教的著作主要有《御选语录》１９卷和《拣魔辨异录》８卷。
　　《御选语录》分正、外、前、后４集，选编了玉林琇及其之前１１个禅师的语录，另外还选入了道教祖师 紫阳真人 张平叔及世宗自己的 圆明居士 语录。《拣魔辨异录》主要是为批驳法藏派而著的。这两部著作，贯穿了清世宗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即以孔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佛道二教 阴翊王道 的作用。为此，他还高唱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论调。这种论调实质上是以释道二教弥补儒学的不足，以加强专制主义的统治。
　　清世宗的崇佛和三教同源的论调，无异于给日趋衰落的释道二教打了一针强心剂。天子一言九鼎。清世宗既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这就为释道二教的生存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释道二教名流提出的三教合流主张，皆源于世宗。也正是这个原因，释道二教得以在清代苟延残喘下去。
　　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八月下旬，清世宗猝然崩逝，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疑虑。京城之内一时摇言四起，人心浮动不安。新即位的高宗，早已看出释道二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也严重损害了世宗的声誉。于是，他立即颁发数道谕旨，抑制释道二教。高宗命令７旬高龄的文觉禅师徒步返回江南，由地方官严加稽察、管束；同时又严厉警告文觉禅师和其他佛教徒，此后不准妄言世宗生前的话语，如发现打着世宗招牌在外招摇不法，定按国法和佛法加倍治罪；收缴僧人手中所藏的世宗御书及朱批等件。这对当时安抚人心、稳定大局和巩固新即位皇帝的统治地位具有积极作用。
　　自然，清高宗也是很懂得佛教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因而也尊崇佛教。不过，他与其父世宗尊崇的方法截然不同。高宗之尊崇佛教，主要表现在刻经和评经上。
　　雍正十三年，清廷特开藏经馆，在明神宗万历间所刻《大藏经》（即《北藏》）的基础上，增加名僧著述，使该书成为１６７２部、７２４７卷，这就是清代著名的《龙藏》。《龙藏》刊刻完成的时间是乾隆三年（１７３８年）。
　　雍乾时期，清朝的立国之本—— 国语（满族语言）骑射 ，在满族八旗中日渐生疏，为此高宗竭力重新予以提倡。其措施之一，就是将汉文藏经译成满文，使满族八旗在重新学习国语的基础上，均能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为此，清廷从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组织大批人力，从事翻译工作，直至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年）完成，总共为６９９部，２４６６卷。书成之后，高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特将此书和《四库全书》一同作为清朝盛世时期文化事业上的两件大事。
　　自嘉庆朝始，清朝国势中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烽烟随时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清仁宗及其以后的历朝皇帝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和镇压人民起义方面。无暇扶植佛教，甚至未举行过任何崇佛活动，致使佛教的衰颓之势无法挽回。
　　２。寺僧衙门的设立
　　清承明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寺僧衙门，以掌管佛教事务。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年），后金（清）规定由僧录司综理各地庙宇，凡是了解佛经、遵守佛教清规戒律的佛教徒，均给予度牒。清廷定都北京后，即以僧录司为中央政府掌管佛教事务的衙门。它的官职有正、副印，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京城内在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南各城和西城的南路各八处每处设协理一人。各直省的僧官，府称僧纲，州称僧正，县称僧会（但湖南衡山县僧官不称僧会，而称僧纲）。清廷单独设立寺僧衙门，既表示对佛教的重视和保护，但也有对僧人限制的一面。如顺治二年，清廷宣布废除度牒纳银例，但不准民人私自削发为僧。康熙十六年，清圣祖诏令僧录司，严厉管束天下僧侣，不准他们私自设教聚会，违者严加论处，乾隆时期，清廷宣布废除度牒制度，这是千余年来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天下的僧尼可以随意出家而不受任何限制，有利于扩大佛教队伍。但也正如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所说，由此而来的，却是僧尼成分的更加复杂，僧尼情况的更加窳滥，从而为加速佛教的衰亡造就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因素。
　　３。清律有关惩处僧尼的法律条文
　　佛教寺庙也并不是一块世外桃源。在封建社会里，阶级压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时刻伸向每一个角落，真可谓无处不有。明末清初，就有一些僧人参加了反明起义和抗清斗争，佛教的一些寺庙更为民间秘密宗教的反抗斗争提供了活动场所。清世祖曾指出：白莲、无为、闻香等 邪教 夜聚晓散，招纳亡命之徒，以进香拜佛为名，张帜鸣锣，肆行无忌，阴谋不轨。康熙十一年，清圣祖巡幸南苑，行经海会寺之时，发现庙中的僧人有白莲教徒，于是发了一通议论说： 此等之人往往为害不浅，朕已知之。 ①另外，还有一些僧人虽不至于谋反，但却利用朝廷的 恩惠 ，干出种种为非作歹之事。
　　如有的结交王公贵族、地方官吏，充当府州县衙吏，以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有的私自往安南等国家，进行交易，赚取大量金银珠宝，连地方官也无可奈何；有的暗设赌局，专诱王公贵族、大小官吏聚赌，诈骗钱财；有的暗蓄娼妓，有的公开迎娶妻妾，日夜饮酒淫纵，无人敢问；还有的竟公然置严格的等级制于不顾，衣锦绮丝、绫罗彩绣，用金银器皿。显然，种种肆行无忌的违法行为，如不严加禁止，势必危及清朝的统治秩序。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自顺治初年至乾隆初年历时长达百余年而制定的《大清律例》，就专门开列了惩罚不法僧尼的条文，充分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愿。
　　如《大清律例》规定，僧尼如有为 匪 和谋反情事，与平民一样，重者凌迟处死、斩绞，轻者杖刑或流放边疆为奴，地方官如徇情不报、知情故纵均治罪；僧尼服用逾制，或治罪，或受笞刑５０，服饰、器用等物一律没收入官府；僧官、僧人如挟妓饮酒作乐，均杖１００，并发回原籍为民；僧尼如有通奸、拐骗、诓诈财物者，或绞监候（即判处绞刑，秋后执行），或杖后充军，所拐骗的人口、财物一概发回原主；僧人如私自娶妻妾，杖８０，令其还俗，女家主婚人同罪，财礼没入官府，寺庙住持知情不举者同罪，不知者不　　罪；僧人如以亲属等的名义婚娶，则以强奸罪论处。以上所列各款，说明对违法僧尼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在清朝处于鼎盛时期，这些条文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二）清代佛教的基本情况
　　据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年）礼部统计，敕建的大小佛教寺庙有１２４８２所，私建的大小寺庙６７１４０所，总计为７９６２２所，僧尼有１１０２９２人。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至四年，顺天、奉天两府及各直省共发出度牒３４０１１２张①。这样，至乾隆初年僧尼总数已趋４５万人。此后，僧尼人数依然有增无减。据有人估计，清末时僧尼约有８０余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恐怕准确性很差。因为，自乾隆中叶以后，随着清朝国势日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流民遍地，其中一些人诵入寺庙，削发为僧，从而促使僧尼人数急剧地增长。由此看来，清末的僧尼总数当在１００万人以上。
　　清代寺院内部组织大略如下：住持，也称方丈、长老等，主管寺院事物、布教的僧人。他一般是由该寺中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僧人担任。
　　住持之下，分东、西两序，分别辖有各种执事僧人。东序有六知事：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西序有六头首：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殿、知浴。其中都寺负责寺院内总的事务，并负责接待官吏，施主等；监寺协助都寺工作；副寺负责寺院财务；维那负责僧尼纪律事务，以及辨别度牒真伪等；典座负责僧尼伙食及寝床清洁事务；直岁负责寺院修缮等事务；首座分前堂首座和后堂首座，分统全寺院僧尼；书记负责全寺院文翰事务，如缮写山门榜疏、祈祷词语等；知藏负责保管佛教经籍、文献事务；知客负责接待来寺院的官吏、施主等事务；知殿负责殿堂的香火的清洁等事务；知浴负责管理全寺院的浴室，为僧尼洗澡服务。此外还有一些职任：如庄主，管理寺院的庄田；园主，管理寺院的菜园；役僧，担负寺院各种杂役劳务；夜巡，担任寺院夜间警卫；鼓头，掌管寺院法鼓；钟头，掌管寺院敲钟，以报时刻；茶头，供应僧尼茶水；门头，负责门卫；等等。
　　清代寺院房舍林立，一般都有大雄宝殿、观音殿、罗汉殿、餐厅、客堂、禅堂、僧堂、砖塔等。佛教徒的习俗和佛事仪式与明代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赘述。惟其中一种 焰口普度 ，清代与元、明两代有所不同。
　　焰口，是一种饿鬼名。焰口普度，就是诵施食经咒，以解除各饿鬼的痛苦。其仪式大致如下：在殿堂内设一佛座，上立牌位，点１盏灯，置花瓶、烛台各对，香炉１个，再摆上各种供物。佛座前另设一个１２尺见方、高约６尺的焰口普度坛，正面安祀观音像，置佛具，也布置鲜花、灯烛及例行供物——米１盆、馒头７个及洒水器等。坛的对面设昆卢坛，上坛张挂释迦、观音、阿弥陀、地藏、阿难、引魂及十方诸佛等７佛名号，下坛竖立面燃大士、护法龙天的牌位，同样供以鲜花、点灯、供物等。旁边设置餐台，立一个写有 水陆一切男女孤魂等位的牌子，也摆有鲜花和供物。其中供物是：一个很大器皿里，装满了堆积如山的米饭，器皿前放置两个高约６尺、宽９尺大小的山形竹笼，竹笼外面贴满金银箔纸、纸钱和冥衣等，并立有写着 金银山 、 钱衣山 的两面旗子。
　　普度开始时，诵经的５或７个僧人走上焰口坛，金刚上师（主持普度僧人）以下僧人，各按所定位置就席，适时鸣打大鼓、小磐、小铙钹、木鱼及引磬等法具，诵经中渐渐抛出所供的米饭，一面用洒水器在馒头上写梵字，然后将其向餐桌方向抛去，当它绕行到 阴府 途中即应丢弃金银、钱币、衣服的地方之时，焚烧金银山、钱衣山，藉以超度冥府的亡灵魂。
　　①　　 《光绪会典事例》卷五百零一。
　　以上的佛事仪式，不仅佛教徒极为重视，就是一般百姓也很重视。他们因白天须参加生产劳动，故于夜晚举行这项佛事，往往历时三四个小时，他们所立的牌位，除了地藏、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等外，还要祭祀护法伽蓝、水府龙王、天府神厅、地府灵祇、阴间阎罗王，以及城隍土主等诸神。民间这种普度焰口之举，完全成了追悼已故先辈亡灵的一种形式，以避免先辈们在 阴间 成为饿鬼。
　　在清代的佛事活动中，有下述两点很值得提出。这就是：第一，法会规模渐大。佛教徒为弘扬佛事而举行的聚会（或　　仪式），称作法会。清代以前，法会一般是连续举行７日，有时也举行两个７日，即１４天。清代，法会规模扩大，许多寺庙要连续举行七七共４９天，届时热闹异常，景象也颇为壮观。
　　第二，佛和菩萨等的诞辰纪念日已制度化。
　　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徒就在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佛主释迦牟尼圣诞日，举行庆贺活动。到了清代，诸佛菩萨均有了自己的圣诞日，具体如下：正月初一日，弥勒佛圣诞；初六日，定光佛圣诞；初八日，五殿阎罗天子圣诞；二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出家；十五日，释迦牟尼佛涅槃日；十八日，四殿五官王圣诞；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二十一日，普贤菩萨圣诞；三月初一日，二殿淡江王圣诞；初八日，六殿卞城王圣诞；十六日，准提菩萨圣诞；十七日，七殿泰山王圣诞；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萨圣诞；十七日，十殿转轮王圣诞；二十八日，药王菩萨圣诞；五月十一日，都城隍圣诞；十二日，伽蓝菩萨圣诞、关圣帝君降神；六月初三日，护法韦驮天尊圣诞；初四日，南赡部洲转大法轮；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二十四日，关圣帝君圣诞；二十六日，协天大帝圣诞；七月十二日，大势至菩萨圣诞；二十四日，龙树菩萨圣诞；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八月二十二日，燃灯佛圣诞；九月三十日，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十月初五日，达摩祖师圣诞；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十二月初八日，释迦如来成道；二十九日，华严菩萨圣诞；三十日，持斋念佛以求诸佛菩萨上界访察人间善恶①。
　　清代寺庙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和实力人物不断施予银钱和土地。例如，乾隆时，身为 天下之母 的孝圣皇太后，有一次就当面对高宗说，京师顺天府东有一座废旧寺庙应由政府出资重加修缮，高宗当即答应照办。再如，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所记述的宝小姐捐款龙华寺的事例，也很有代表性。宝小姐是湖广总督的养女，平时最喜欢到佛教寺院烧香，对佛顶礼膜拜。凡是大小寺院，她都毫不吝惜地捐献善款。
　　武昌有一龙华禅寺，寺方和僧人了解到宝小姐这一性格，想方设法怂恿她大笔大笔地捐款，以使财源滚滚而至。他们以法会和素食为媒介，通过一个名叫善哉的知客一步步地接近这个湖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宝小姐。而这个叫善哉的寺院知客，凭借自己辩才和通晓事故，竭力讨好和拉拢宝小姐。当宝小姐到寺院参加法会时，他为她特意准备了一间休息室，设有豪华的的床铺和崭新的被褥，以供其午睡之用。他对宝小姐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连梳桩台上的化妆用品和香水都一应俱全，接着就等待大笔捐款了。果然，法会开幕的当天，仅仅吃了一顿斋饭，宝小姐就捐出５００两的巨款，作为香油钱交给了寺院。由此可以推想，七七共４９天的法会，宝小姐捐款的数目定是十分惊人的。第二，一些有势力的僧人勾结官府，抢占百姓田地庐舍，有的甚至大鱼吃小鱼，肆无忌惮地侵占邻近寺庙，将其作为己产。例如，被清世祖封为 国师 的通琇，就凭借皇帝的宠幸，侵夺江苏宜兴善权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名山古刹，因而被同辈僧人斥之为惯占丛林的 绿林 盗贼。第三，下层百姓为求神佛保佑，以消灾避祸，也经常主动为寺院捐献银两，或为之购买土地、房舍。这就使得一些僧人 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宗庐器皿，玩好百物，争取华靡。①当然，这只是就僧人上层而言，一般的僧尼还得自食其力，过着清苦、贫寒的生活。
　　①　　 参见中村元主编《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册，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版，第 501——506 页。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
　　（三）清代各宗及其名僧简况
　　清代佛教各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但仍以禅宗为最盛，影响也较大②。
　　而净土、天台、华严等宗不过徒具形式而已。雍正时期，清世宗亲撰《拣魔辨异录》，以专制皇帝权威公然干涉禅宗内部纠纷和矛盾，使禅宗奄奄一息，几陷灭顶之灾。世宗去世后，禅宗势力虽有恢复，但依然还不到清初的水准。
　　清朝中叶以后，净土信仰成为佛教各派所共宗，禅宗再无回天之力，益发没落下去。
　　１。禅宗
　　清初以来，禅宗分为临济和曹洞２大系。临济宗因其代表人物通琇（即玉林琇，１６１４～１６７５），道忞（１５９６～１６７４）、行森（１６０４～１６７７）受世祖宠眷，而盛极一时，并由此还发生了与曹洞系的摩擦。
　　通琇，字玉林，俗姓杨，江阴人。少年时出家为僧，１９岁时拜明代著名禅师圆修为师，２３岁时继圆修主持浙江湖州（今吴兴县）报恩寺，一时被佛门子弟视为奇特之人。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年），他奉世祖诏书入京，在宫中谈经说法，颇受青睐。通琇还为世祖起法名 行痴 ，号 痴道人.次年，世祖命选僧１５００人，在阜成门外慈寿寺从通琇受菩萨戒。世祖受戒后，加封他为 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又赐予紫衣、金印，可谓红极一时。后来，世祖还当面对通琇说，自己要效法释迦如来舍王官为僧事。通琇感到，皇帝出家，自己则失去了政治靠山，于是竭力劝阻。他说：皇上身居帝位，上可以安圣母皇太后之心，下可以使万民乐业，同时又可以护持佛法。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因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顺治去世后，通琇奉旨南归。他依恃 国师 的招牌，欺僧霸寺。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是侵夺曹洞宗僧人所住持的善权寺。为了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通琇竟振振有词地说：我乃临济宗嫡传僧人，此寺是我的祖寺，我祖所居之所。他在顺利地夺取了善权寺之后，就派他的弟子行丰为住持。行丰效法乃师之所为，谋夺该寺附近的祠堂，激起民变。善权寺被焚，行丰葬身火海。通琇惶惶不可终日，只身仓惶逃至淮安清江浦慈云庵，危坐竹椅，７日不食而死。著有《大觉普济玉林国师语录》。
　　道忞，字木陈，俗姓林，广东潮阳人。　　２７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后赴宁波天童寺，拜素有 临济中兴 之誉的明代著名禅师圆悟为师。圆悟归寂后，道忞继主天童法度。顺治十六年，他应召入京，对世祖给予的极高礼遇受宠若惊，当面吹捧世祖为 光显吾宗 的 佛心天子 ，更得世祖欢心，并被封为 弘觉禅师.不久，道忞南归，其舟船所过之处，瞻敬皈依者如市，俨然一个解甲归田的权贵。此后，他也和通琇一样，欺僧霸寺，骄横一时。
　　雍正时期，因其著述泄露了清廷禁中之事，道忞受到了清廷的严厉谴责，被称为 宗门罪人 ，著述也遭到了禁毁，落得了与通琇相似的下场。著有《奏对录》等。
　　②　　 本节参考和利用了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和任道斌同志的一些研究成果，特此致谢。
　　行森，字慈恩，号茆溪，故又称茆溪森，广东博罗人。明末，他遁身空门。顺治初，又拜通琇为师。顺治十六年，行森应召入京，随侍世祖左右，颇受恩宠。次年八月，世祖在其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并整天与行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长谈。
　　他命行森为己净发，决心孑身修道。通琇得知此事，生怕自己失去政治上的靠山，勃然动怒，当即命人取来柴薪，以烧死行森相劝阻。世祖无奈，打消了出家的念头，重新蓄发。行森也只得怏怏南归。顺治十八年初，世祖病死。
　　行森再次奉诏入京，为世祖举行火化礼。南归后依然传授佛法。雍正时期，清世宗追封他为 明道正觉禅师 ，其下场远比通琇、道忞为好。著有《明道正觉森禅师语录》。
　　清代临济宗僧人隐元在中日佛教交往史上有突出的贡献。隐元（１５９２～１６７３），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福清人。明末，在福清黄檗山出家为僧，一度主黄檗山法席，弘扬临济宗旨，从其学者颇多。清顺治十一年（１６５４年），隐元应邀东渡日本长崎，在当地寺庙中传授佛法。后又应约谒见日本德川家纲将军，受到隆重友好的接待。顺治十八年，隐元在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传授禅法，世称 黄檗宗.隐元也由此成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开山始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圆寂后，被授予 大光普照国师 谥号，著有《普照国师语录》、《弘戒法仪》等。近年日本平久保章编有《隐元全集》１２卷。
　　清初，曹洞宗僧人虽在岭南和长江以北传授禅法，但其境遇远不能与临济宗相比似。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如道盛（１５９２～１６５９），号觉浪，别号杖人，俗姓张，福建浦城人，出家为僧后，看到佛教日趋没落，于是在传授佛法时，竭力将孔、孟、老、庄思想揉合进去，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他的弟子方以智，继承了他的遗愿，以弘扬三教合一为已任。方以智（１６１１～１６７１），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１６５３年）拜道盛为师，皈依曹洞宗。晚年活动于江西青原山、新城寿昌寺、福建鼓山等地，兴复庙宇，畅论佛经。他在其所著的《象环寤记》中提出： 佛生西，孔（子）生东，老（子）
　　生东而游于西，而三姓为一人 ，因此释、儒、道三教应集其大成，而归一于《易经》。他的这一观点，很受当地僧人和士人的重视欢迎，对振兴曹洞宗风作出了贡献。著有《物理小识》、《通雅》等。他的弟子还将其谈论佛法的言论辑为《愚者大师语录》刊行于世。
　　另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则大力宣扬民族志节，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其中，函可和函昰可称为他们的优秀代表。
　　函可（１６１２～１６６０），字祖心，号剩人，原名韩宗■，广东博罗人，明末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其父死后，因厌倦世道动荡，滋生了遁入空门的思想。２９岁时毅然出家为僧，归入曹洞宗。南明弘光元年（１６４５年）春，函可至南京刻《藏经》，弘扬佛法。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南明福王政权的兴亡和士人抗清殉节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并为之动容。于是，他撰作《再变记》，褒扬抗清志士。顺治四年（１６４７年），函可为人告发，在受到残酷拷掠后，发配沈阳戌所。但他丝毫不因自己的悲惨处境而灰心丧气。相反，他先后在７座大寺院宣讲曹洞宗旨，被奉为辽沈地区曹洞宗的 开宗鼻祖.函可还广泛结交流人文士，首倡辽沈地区的第一个文人结社 冰天社.他死后，被葬于辽阳千山。著有《千山诗集》、《千山剩人和尚语录》。
　　与函可齐名而又名著南方的函昰（ｓｈì同 是 ，１６０８～１６８５），字丽中，俗姓曾，广东番禺人。明末出家为僧，并在广州佛教寺院宣讲曹洞宗旨；同时，他也和函可一样，热情赞颂抗清志士，严厉斥责清廷的民族高压政策。
　　为此，他在弘扬禅宗宗风时，大力宣传儒家的忠孝节义，主张儒释道三教台一。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与其他佛教徒不同，函昰提出的儒释首三教合一，不是单纯地为了挽救佛教的衰落，而主要是为了抗清斗争的需要，即把忠孝节义揉进禅宗宗旨。从而有利于佛教广大僧侣和明朝的文人学士、缙绅遗老以及群众联合进行反清斗争。正因为此，数以千计的文人学士、缙绅遗老归于函昰门下。一时，函昰的寺院成了抗清志士被庇护和发展力量的场所和基地。函昰的著述有《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语录》等。
　　２。净土宗
　　净士宗成为清代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致力弘扬者历世不绝，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省庵、际醒和际清。
　　省庵（１６８６～１７３４），名实贤，字思齐，俗姓时，江苏常熟人。少年出家为僧，专修净土。他指出，入佛祖法门，首要的是 发心 ；要修行，首先就得 立愿.检查心愿差别的，有邪、正、真、伪、大、小、偏、圆８种。省庵主张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真、取正、取大、取圆，实际上要教徒遵守佛规，不贪欲求乐，不争利不求名。他死后，被尊追为莲宗（净土宗）的第九祖，在清代影响颇大。
　　际醒（１７４１～１８１０），字彻悟，号梦东，俗姓马，河北丰润人。原为临济宗僧人，乾隆中叶，专心弘扬净土，每日礼拜念佛不已，对禅宗和净土宗宗旨了解颇深，成为乾隆中叶著名的净土僧人。但他对禅宗、净土宗均无大的建树和发展。著有《示禅教律》等。
　　际清（１７４０～１７９６），字允初，号二林，俗姓彭，名绍升，江苏苏州人。
　　乾隆中叶，专心研究净土教义，建莲社谈宗说法。他对禅宗日趋没落、净土宗停滞不前，很是忧虑，于是竭力鼓吹禅宗和净土宗相互融和，将儒家思想融入禅宗和净土宗的宗旨中去。但实际上，并未取得多大成效。著有《净土三经新论》、《净土贤圣录》等。
　　３。天台宗
　　天台宗自清初至清末，传人不绝，但却如郭朋先生所说，他们 都不过是依文解义，重复旧说而已.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清初的受登（１６０７～１６７５年），在杭州天溪大觉寺专门弘扬天台宗旨长达３０余年，此后，直至近代，天台宗僧人一直在江浙一带传播天台宗教义，弘扬天台佛法，有的还办起了研究社一类的组织，但始终也未 研究 出新名堂，更未能振兴天台宗。
　　４。华严宗
　　清代华严宗较为重要的名家有续法和通理。
　　续法（１６４１～１７２８），号灌顶，俗姓沈，浙江人，自幼出家为僧，皈依华严宗。他企图借助禅宗兴复华严宗，弘扬华严宗旨。但禅宗尚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因而不可能给法严宗注入活力。著有《贤首五教义》等。
　　通理（１７０１～１７８２），字达天，俗姓赵，河北新河人。少年出家为僧，研习佛法。雍正年间，在北京妙峰山潜心研究华严宗教义，并撰《法华经疏》。
　　由于通理的竭力提倡和传播，华严宗风一时大振，许多佛教徒不远千里前来聚会。乾隆时，清高宗赐其紫衣，敕封他为 阐教禅师 ，以表彰他 中兴 华严宗之功。但实际上，华严宗和佛教其它各宗一样，衰颓之势力已无可挽回，任何一个人都决不可能有回天之力。
　　５。律宗
　　清代律僧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是读礼（１６０２～１６７９），字绍如，后改见月，俗姓许，云南楚雄人。明末剃发为僧，精研戒律，并开坛传戒，盛于一时，所撰《一梦漫言》记载了明末清初佛教徒的活动，对研究佛教史有一定的参考和利用价值。
　　６。居士的弘传佛学
　　早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一些不甘心臣服于满族权贵的汉族士大夫，则遁入佛门，出家为僧，还有一些人，不愿出家，于是就在俗弘扬佛法，阐释佛教教义。他们被称为居士。但直到清代中叶以前，居士的数量是很少的。
　　道光朝及其后，清朝国势日衰，佛教也更趋不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由于天王洪秀全主张废除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太平军所到之处，佛教寺庙被毁，佛教经卷被焚，这就更促使了佛教的衰颓。于是，在俗护持佛教教义的居士日益增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校刻佛教经典。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郑学川和杨文会。
　　郑学川（１８２６～１８８０），字书海，江苏扬州人，少年时精心研究儒家经典，后专心研究净土宗旨。太平天国起义后，他看到江苏一带的佛教经籍遭到严重损坏，于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在扬州设立刻经处，自称刻经僧。此后他又在苏州、常熟、杭州等处刻经。前后花了１５年的光阴，共刻经３０００卷，对于佛经的保管和流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杨文会（１８３７～１９１１），字仁山，安徽人。年青时博览孔、孟、老、庄诸子之书，成为名著江南的一个学者。他在２７岁时笃信佛教，并立志搜寻佛经。为此，他几乎走遍了江南的古刹寺庙，所到之处逢人便问当地有何寺庙，内中有无佛经。同治五年，杨文会在南京与佛教界人士研讨佛教经典，并出资成立刻经处。他每天工作非常繁忙，白天亲自督工兴建，夜晚潜心于佛教经典的研究和校刻。光绪年间，杨文会随清廷外交官曾纪泽两度出使欧洲，广泛搜寻失传的佛教典籍达二三百种之多，并将其中有价值的刊刻。正是由于杨文会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清末掀起了一阵佛学研究之风。他一生刊印佛经达２０００余卷，还亲手制定了应刻的《大藏经》的目录，定名为《大藏辑要》①。他的著述辑为《杨仁山居士遗著》。
　　①　　 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上海书店 1984 年版。
　　（四）佛教对清代社会的影响
　　佛教在清代虽已处于衰颓状态，但流传依然广泛，并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前所述，清世宗用僧人密参朝政，待其暴卒后，京城内谣言四起，政局动乱，如果不是新即位的高宗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人心，那么清廷的混乱局面很可能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清朝的统治也有夭折的危险。
　　在政治上，佛教在清朝依然起着维护封建统治、麻痹人民斗志的作用。
　　它教导人们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要作任何反抗。清朝时存在着许多有关佛的谚语，诸如 念佛一声，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 ，把人们的幸福与否，看作完全与念佛有关；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模糊了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本性的认识。这在清代的反清起义中有生动体现。例如，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九月，北京的林清起义前，起义首领林清不作任何积极准备，不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完全以 弥勒佛下凡 的空头说教进行动员。
　　有人劝他学习击剑，他竟煞有介事地说，有神佛保佑， 剑术不足道也 ①。
　　林清还竭力向起义者灌输只要常向神佛祈祷，他们就能 不怕刀砍.结果，九月十五日，林清以勉强拼凑起来的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他们既未经任何战阵训练，而且有的起义者临上阵时手里连武器也没有。）进攻清朝统治的神经中枢——紫禁城，双方刚一交火，起义者即遭擒杀，起义很快即以失败告终。
　　经济上，由于佛教寺庙勾结官府，抢夺土地，使清朝中叶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另外， 为僧多清闲 ，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也不向封建官府交纳赋税和负担差役，这就把赋役都加到了劳动人民的头上。应该说，佛教寺庙和佛教徒的特殊化，成为清代中晚期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的因素之一。也正是这样，朝野上下的一些有识之士，例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提出利用寺庙财产兴办学校的主张，为世所瞩目。
　　思想文化上，佛教的影响也很大。其中，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
　　与宋、元、明代一样，清代的儒家学者大都面目是孔孟之儒，而心神却是佛、道。清初的理学家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中充满了佛教的唯心主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佛教的衰颓促进了清代理学的没落。
　　佛教对清代的文学影响也很大。被誉为融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于一体的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就是以一僧一道来到青埂峰下，僧人与那块鲜莹明洁的石头的对话为引子，揭开全书的序幕的。而书的结尾，即林黛玉病逝后，贾宝玉毅然抛弃新婚之妻薛宝钗等遁入佛门，更反映了作者在 补天 的理想（即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失败后而产生的颓废心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确是人们的精神 鸦片.清代的诗僧、画僧人数颇多，为繁荣当时的诗坛、画坛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函可可称为清代诗僧中的佼佼者。他被清廷流放到辽沈地区后，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许多精采的篇章。这些诗篇非常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清初东北在经历明清之际战乱后，社会凋蔽不堪的残败景象，反映了辽沈地区人民和流人的悲惨遭遇。例如，他在《老僧》一诗中，描写了一个９旬高龄的老僧在回归离别２０年之久的故乡后所见到的凄惨景象和表达的心情： 言从故里过，残败几间屋。不闻旧人声，但闻山鬼哭。虽复身首遗，凄凄恨孤独。 再如《即事十首》（之十）表达了作者虽身陷囹圄而坚贞不屈的精神： 身死固足悲，身辱亦足耻。与其辱以生，毋宁饥以死。 ①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林清》。
　　此外，比较著名的诗僧还有：苍雪（１５８７～１６５６），云南人，著《南来堂诗集》；借庵（１７５７～１８３６），浙江海宁人，诗作在乾嘉道３朝颇负盛名，著《借庵诗钞》；敬安（１８５１～１９１２），字寄禅，俗姓黄，湖南湘潭人。同治年间出家为僧，一面学习佛法，一面刻苦钻研诗赋。辛亥革命时，他热情赋诗，支持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并与革命志士往来，被称为清末著名的爱国诗僧。著有《八指头陀诗集》（分正续集）。
　　清代的画僧，多以风格各异的山水、花草、兰竹、松石而争奇斗妍，相互争雄。其中，号称清代４大画僧的八大山人、石涛、石溪、弘仁最为有名。
　　八大山人（１６２６～约１７０５），俗名朱耷，字雪个，为明朝宗室后裔。顺治初年出家人僧，后为道徒。他的画，多以花鸟、山水、竹木见长，往往点染数笔，即形神逼真，起到以假乱真的作用。但他画的山水、花鸟、天地多有孤傲、凄凉、悲哀之感，显然是以画言志，寄托自己对故明皇朝的眷恋心绪，表达了对满族权贵的愤怒与痛恨心情。
　　石涛（１６４２～１７０７），俗姓朱，名若极，法名原济、道济，别署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等，为明宗室后裔。他入寺为僧后，曾云游江南各地，观赏名山大川。随后，发奋作画，笔情纵恣，不拘泥于前人成法。但石涛的画也和八大山人一样，时时显露出内心的隐痛。石涛不仅画绘得好，而且还精于画理。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非常重视实际写生，反对脱离实践的胡画乱造。
　　石溪，又作石谿（１６１２～约１６９２），俗姓刘，名髠残，字介丘，别名残道人。他皈依佛门之后，云游名山大川，为其后来的山水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用笔精炼，画面自然、紧凑而又和谐，充分表达了热爱祖国、向往幸福生活的心情。
　　弘仁（１６１０～１６６４），字渐江，俗姓江，名韬，明末为诸生。清军南下时，他曾参加南明政权的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并纵情山水，尤擅长画黄山风景，层崖陡壑，伟峻沉重，颇得清初画界好评。他还被誉为 新安四大家 之一。
　　此外，扬州的虚谷、焦山的大须等人，也都是清代有名的画僧。
　　佛教对民间秘密宗教的滋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由于清代佛教寺庙遍布全国，这就为民间秘密宗教提供了活动场所。许多教派的教首们都把寺庙作为基地，张帜鸣锣，招收徒众，发展势力。
　　许多僧人也参加教派组织，在其中穿针引线。这样，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教派和教徒人数急剧增加，成为威胁清朝统治的一支潜在力量。
　　其次，神佛既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又是农民领袖鼓动下层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可以从其经卷（又称宝卷）得到反映。它们的宝卷有许多是在专门印刷宫廷经书的内经厂印制的，经皮卷套，锦锻装饰，异常精美。而经书的首尾均绘有佛像，一切款式也与真正的佛经相似。正是由于打着佛教的招牌，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在社会上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促进了教派势力的迅速增长。
　　①　　 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第 47 、28页。
　　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如劫变、弥勒下凡和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信仰，无一不与佛教有着渊源关系。
　　例如，民间秘密宗教把世界由始至终分为３个时期，每个时期都由一位佛来执掌：过去由燃灯佛、现在由释迦佛、未来由弥勒佛掌管。再如，佛教一向祭奉弥勒佛。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弥勒佛的下凡在广大下层群众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帮助他们驱除压迫、赢得光明和理想世界到来的象征。
　　一些农民领袖如天理教起义首领林清，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弥勒佛的化身，并以此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武装起义的。又如，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广泛流传着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八字真诀。这实际上是吸取了佛教禅宗的空、道家的无和佛教净土宗的彼岸思想，即用佛教的彼岸思想否定现实世界，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进行了挑战。清代的一些著名的农民起义王论清水教起义、川楚陕红阳教大起义等，无不打着无生老母的旗号，招收徒众，聚集力量的。
　　（五）藏传佛教——喇嘛教
　　西藏佛教史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西藏佛教史，那么对中国佛教史就不会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了解。西藏佛教，通称为喇嘛教。
　　１。清廷崇奉喇嘛教
　　元、明之际，西藏喇嘛教的支派很多，有红教、白教、黑教、花教等。
　　明太祖洪武初年，宗喀巴在西藏地区进行了宗教改革，在红教的基础上创建了黄教，教徒衣冠均为黄色。他死前，对其两大弟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立下遗嘱，要他们传演大乘佛法，屏弃幻术，并世世转生，称为 呼毕勒罕 （汉语 化身 之意）。此法也在其它 胡图克图 （即大喇嘛）中实行。从此，黄教在西藏地区大为盛行，并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清太宗崇德年间，五世达赖（１６１７～１６８２）和四世班禅（１５６７～１６６２）
　　派遣使者向清廷朝贡，并称太宗为 曼殊（汉语 妙吾祥 之意）师利大皇帝.太宗极为隆重地接待了使者，并向达赖、班禅赠送了金碗、银盆等厚礼。这是西藏和清廷直接通好的开端，也是清廷崇奉喇嘛教的开始。
　　顺治九年（１６５２年）冬，五世达赖到京觐见清世祖。世祖在南苑行宫盛情接待，又在紫禁城内太和殿举行大宴礼，还特修后黄寺作为其居住之所。
　　这座寺庙在有清一代起了很大的作用：达赖、班禅每年奉贡遣使，均在此住宿，这使该寺成为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后黄寺创建之初，清廷将剃度喇嘛定额为１０８人，顺治十四年又增加为４００人，成为雍正之前北京城内的喇嘛教总寺院。顺治十年初，达赖返回西藏之前，清世祖赐给他金册金印，又敕封他为 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 ，并赐印信①。达赖由此开始正式得到 达赖喇嘛 的称号。
　　五世达赖回到西藏后，用清廷赏赐的金银重建和新建了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１０余所寺庙，大兴黄教。之后，他又为西藏大小黄教寺庙规定了各种制度，从而使喇嘛教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达赖晚年，不大过问政事，专心著喇嘛经典。据史载，他一生的著述共有３０余卷，其中以《相性新释》、《西藏王臣史》、《菩提道次第论讲义》、《引导大悲次第论》等最为有名，传播也很广，被西藏喇嘛教界奉为名著②。
　　由于五世达赖专心著述，西藏政务由第巴（行政官）桑结主持。桑结表面归附清廷，实际上却暗中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相勾结，企图在西藏形成分裂割据势力。然而，清廷却始终厚待达赖、班禅。清世祖逝世后，清圣祖每年都要派人到西藏看望达赖、班禅，不断赐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茶叶，以供喇嘛寺僧养赡之用。康熙二十一年（１６８２年），五世达赖圆寂（去世）。桑结秘不发丧，私自立了一个达赖六世（１６８３～１７０７），不久，青海蒙古各部宣布不承认这个达赖六世，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率兵入藏，杀掉桑结。清廷命将六世达赖送至北京，但他在行经青海时圆寂。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
　　②　　 参见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 页。
　　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看到西藏局势混乱，企图混水摸鱼，派兵入藏，杀拉藏汗。清廷为恢复西藏地方的秩序和安定局面，采取了３项措施：一是承认青海各部立的达赖七世（１７０８～１７５７）；二是于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年）册封五世班禅（１６６３～１７３７）为 班禅额尔德尼 ，赐给他金册金印， 班禅额尔德尼 的封号由此开始；三是派兵入藏，讨伐侵藏的准噶尔军队。
　　经过两年的战斗，清军击败了准噶尔军，并护送达赖七世入藏。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年），达赖七世在拉萨坐床，受到拉萨喇嘛教僧侣的热烈欢迎。
　　雍正年间，清世宗继承乃祖、乃父的政策，继续崇奉喇嘛教。在北京，清世宗将其作皇子时代的王府命名为雍和宫，作为北京城内喇嘛教的总寺院；在西藏，允准六世达赖喇嘛的册印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衔换给，又对拒绝为俄国威胁、利诱而全力维护祖国统一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加封为 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 ，给予金印、敕书①。这样，就为西藏喇嘛教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清朝理藩院的报告，达赖所辖寺庙３１５０余所、喇嘛僧人为３０２５００余人、百姓（实为农奴）１２１４３８户；班禅所辖寺庙为３２７所，喇嘛僧人为３７００余人，百姓６７５２户②。
　　但是，准噶尔部仍不时在西藏策动叛乱。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清廷平定了西藏的一次叛乱后，在西藏设置了两个驻藏大臣，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管辖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清廷在又一次平定了西藏的叛乱后，下令由七世达赖执掌政务，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理行政事务的噶厦，以四噶布伦分理具体事务，俱统属于达赖喇嘛。这样，达赖喇嘛的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地位也巩固了，他不仅是西藏宗教权力的最高掌握者，也是西藏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对于稳定西藏长期混乱局面有促进作用。
　　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年），清廷在击退了廓尔喀（今属尼泊尔）的入侵和平定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之后，针对以往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均由大农奴主操纵而积弊甚深的情况，设置了 金奔巴瓶 ，放在黄教始祖宗喀巴佛像前。此后凡遇到寻认达赖、班禅等人的灵童之时，要集众喇嘛到场，由驻藏大臣亲临监视。先将预选到的灵童的名字及其出生年月，用满、汉、藏３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连续祈祷７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认定。假如找到的灵童仅为１名，那么则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及一个空名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抽签时，如将空名的签牌抽出，那么已预选的灵童也被认为无效，还须另外寻找灵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要像父亲待子一样，在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也须将预选灵童的名子用满、汉、藏３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按照上述办法同样进行，直至选出正式的灵童为止。①这就彻底防止了西藏大农奴主擅权舞弊、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消弭了喇嘛教内部的派别纷争，有利于西藏喇嘛教的健康发展。
　　清朝统治者为崇奉喇嘛教而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对于加强满、汉、蒙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七十四。
　　②　　 魏源：《圣武记》卷五，《西藏后记》。
　　①　　 参见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第 62 页。
　　２。黄教的一般情况
　　清代喇嘛教虽分数派，但黄教在西藏居于统治地位，势力最大，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寺院。因此，这里主要谈谈由五世达赖亲手制定的黄教寺院的一些制度。
　　由前所述，乾隆初年达赖、班禅所属的寺院总数达３５００余所，其中名望最高、势力最大的当属前藏达赖所控制的哲邦、色拉和噶丹３寺了。了解这３寺的概况，就可以通晓黄教寺院的一般情况了。
　　哲邦、色拉、噶丹３寺中，每寺都有：总教授（藏名为 错泌赤巴堪布 ）
　　１人、副总教授２人，主要负责全寺诵经、受戒及讲学、考试等事务，他们都由达赖喇嘛考选简派，每任７年；襄佐４名，管理全院的经济事务，每任也是７年；正副监寺２名，管理寺院的秩序、诉讼、僧众纪律等事务，任期１年，又因他们手持镂花银色方形空心铁棒，故又被称为 铁棒喇嘛.３大寺的组织机构是： 磋钦 ，即全寺院的寺僧大会，负责组织僧众诵经、礼佛、集会、讲学、饮食等； 扎仓 ，即全寺院僧众学习喇嘛教经典、进行佛事的学校，扎仓下设 康村 和 密村 ，犹如当今大学里的系和年级； 扎厦 ，即全体僧众的宿舍。
　　俗人出家，先要拜师，穿上喇嘛服装，然后到寺院里学习藏文学和佛经，学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即可到３大寺学习，只有依次学习完释伦、般若、中论、戒律、俱舍论５大论典，经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喇嘛称号，或 格西 （即教授）称号①。
　　在戒律修行方面，黄教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般而言，藏传佛教中的红、花、白等教派都不实行禁欲主义，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可以有一定的家庭生活，也可以从事自己的爱好的职业。但黄教则与此不同，教徒不准娶妻生子，也不能参加生产劳动。
　　①　　 参见半山《西藏佛教漫谈》、阴景元《西藏佛教的检讨》，载西藏学丛书编委会主编《西藏佛教要义》，台北文殊出版社 1986 年版。
　　四、道　　教
　　清代对道教的利用，后期远不如前期。
　　（一）清廷对道教的保护与限制
　　１。历朝皇帝对道教的利用与限制
　　清朝定都北京之前，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在尊崇佛教、兴修寺庙的同时，也修建了一些道教庵观，这说明清统治者对道教同样是持扶植态度的。
　　清廷定都北京后，世祖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年）敕封道教第５２代天师张应京为正一嗣教大真人，执掌道教，统率其族属，并告诫他不得妄行异端邪术，惑乱百姓。十三年，世祖又亲撰《御注道德经》，并颁发全国，宣传道教思想和教义。道士度牒，也免其纳税。
　　清圣祖即位后，继续执行世祖的道教政策。康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圣祖敕封５４代天师张继宗为正一嗣教大真人，以后又授他光禄大夫品级。但圣祖接受了宋徽宗因崇道而父子成为金人阶下囚的教训，警告道教徒只宜清静修身，不得妄求封号和胡作非为，京师庵观更不许设教聚会，男女混杂，也不准搭设高台，演剧敛钱，酬神赛会，否则定将治罪，旗人如犯邪病，需请道士医治时，须事先报知本旗都统、副都统，再由他们用印文报知户部，违者道士交刑部正法，受医者治罪。
　　与清代历朝皇帝相比，世宗可说是最为崇奉道教的了。早在他当皇子时，以韬晦之略觊觎皇位，因而把道士看作先知先觉、能言人祸福吉凶的人，与道士常有来往，求其为自己算命，以预卜未来。清世宗即位之后，因害怕自己的夺权会遭报应，将江西名道士娄近垣（１６８９～约１７７８）召入宫中， 为之设醮祷祈。 娄近垣因在帝前 结幡招鹤，颇有左验 ①，很受世宗的敬重，并被封为 妙应真人.另外，清世宗还用道士修炼丹药，以求长生不老。
　　据说，他后来死于丹药中毒，并由此而引起了京城之内谣言四起，人心大为浮动，一时清廷政局也动荡不安。
　　清高宗即位后，为稳定政局，在驱逐佛教僧人的同时，也将在西苑炼丹的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逐出，并警告他们说，今后不得妄言世宗一言一字，不得借世宗之名在外招摇撞骗，否则，一经查出，加倍治罪。此后，高宗对道教采取了严厉限制的方针，规定张天师只许称正一真人，并将其品级降为五品（后又提为三品）。继而又规定张天师不得独自晋谒皇帝，只能由礼部带领引见。道教的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
　　道光年间，清宣宗对道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限制方针。明令：天师不准来京，取消其正一真人之号；不准天师使用空白劄付，及在各省考选道士，也不准其容留士民投充、挂名，一经查出，必从重治罪；遇有道人坐门募化，概行驱逐，如发现他们有讹索搅扰行为，一经拿获即从严究办，等等。至此，道教上层集团与清廷几乎无联系了。道教已如断了线的风筝，益趋衰落下去。
　　不过，此后在一般社会下层人士中，张天师仍然被看作驱除妖魔的神通广大的圣仙，道教本身也具有广大的市场。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九，《娄真人》。
　　清末，道教在清代上层社会中死灰复燃。这主要是由于执掌清廷大权的慈禧太后（又称西太后）追求长生不老而引起的。据传，北京白云观的高道士与西太后的心腹太监李莲英为拜盟兄弟，由此经常入宫（有时一连数日不出宫），以神仙之术 蛊惑西太后，很受赏识和信任，并被封为总道教司与龙虎山正乙真人。
　　２。道教衙门的设立
　　清承明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道教衙门，以掌管道教事务。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年），清太宗皇太极规定由道录司综理各地道教庵观，对了解道教经典、遵守道教清规而又能清静无为者，给予度牒。
　　清廷定都北京后，以道录司为中央政府掌管道教事务的衙门。设道录司１　人，其下有左、右正，演法，至灵，至义。京城内在东、东南、西、西南、北、中城共６处，每处设协理１人。各直省的道官，府称道纪，州称道正，县称道会（但湖南衡山县道官称道纪）。府、州、县的道官均为１人，由地方官拣选，上报总督、巡抚，再由督抚报吏部后给予印劄确认。另外，道教天师道创始人张陵后裔世居之处——江西贵溪县龙虎山上清宫的正一真人可袭职，并由巡抚报部，给予印劄。上清宫内还设提点、提举、副理、督教、知事。清廷设立道教衙门，既有对道教保护的一面，但也有限制、约束教士活动的一面，而后者却是主要的。因为，清圣祖就曾明确地表示，在释道二教业已衰落的情况下，允许他们的存在，就犹如一幅画中保留一些风景，可起点缀作用，但决不能让这些 风景 败坏画面一样。
　　３。清律有关惩罚道士的法律条文
　　同佛教寺庙一样，道教庵观也不是一个世外桃源。明末清初，一些不甘屈服于清廷民族压迫的道士，参加了抗清斗争。清廷用武力统一全国后，有些道士继续进行反清斗争。例如，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京师就有一个名叫陈三道的道士，设坛 惑 众，企图配合杨起隆起义，不料预先走露消息，为清廷所镇压。康熙十九年，陕西汉中地区有一个朱道士，自称杨起隆，组织反清起义，也迅即被镇压下去。另外有一些道士，利用朝廷给予的 恩惠 ，干出种种为非作歹之事。例如，张天师的子孙 僭用极品仪制，舆从舄（ｘì，音戏）奕，声气招摇，游历江浙闽粤诸省，沿途以符箓博金钱，并勒索地方有司供张馈赠 ①。至于暗设赌局、蓄娼妓，诈骗钱财之事，更是史不绝书。
　　有鉴于此，《大清律例》所制定的惩罚佛教僧人的条文，全部适用于道士。前文已述及，此不赘述。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十一。
　　（二）清代道教的基本概况
　　１。道教庵观和道士
　　关于清代道教庵观的数目，始终没有一个精确的统计。但据康熙六年礼部的奏报，全国有道士２１２８６人，约占僧人总数的１／５。乾隆年间，清廷废除了度牒制度，民人出家为道士也不受限制，特别是乾隆中叶以后，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或入寺庙为僧，或入庵观为道士，无疑地促进了道教庵观和道士人数的增加。清末，仅湖北武昌长春观一处，即有房屋千余间，道士过万人。由此估计，清末全国的道士至少有一二十万人。
　　在清代，由于统治阶级对道教的限制、束缚多于保护，因此，许多道教大师们在上层社会中竭力鼓吹儒、释、道三教合一，在宣传道教经典和教义时，总是把孔孟儒家思想的核心，即忠孝节义牵扯进来。与此同时，道教还利用自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二千余年已在人民中间扎下了根的有利条件，进一步民俗化，在广大人民中间传教收徒，并将民间信仰的城隍神、土地爷、关帝、妈祖等吸收进来，使道教日益成为多神教。这就使日渐衰微的道教在社会上、特别是下层群众中得以继续存在。
　　２。道教的清规戒律
　　道教庵观的内部组织与明代基本相同，无需赘述。须指出的是，北京白云观的第七代住持王常月（１６２２～１６８０），在白云观公开设坛传戒，使道教全真道龙门派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白云观也由此成为天下 十方丛林 （即道教庵观）的第一丛林，在道教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据传，王常月曾在白云观对道教试图进行一些改革，修改和制定清规戒律。他制定的戒律称为 三坛大戒 （又称三堂大戒），但在道教日渐衰微的情势下，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有益的效果，况且他的三坛大戒由于分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３种，费时１００天，这样繁琐无聊而又费时的形式不可能引起教士们的兴趣。
　　至于清规（对违反戒律道士的惩罚条例），可从咸丰六年（１８５６年）北京白云观《清规榜》规定的２３条看出梗概。这２３条是：开静贪睡不起者，跪香；早晚功课不随班者，跪香；早午二斋不随众过堂者，跪香；朔望云集祝寿天尊不到者，跪香；止静后不息灯安单者，跪香；三五成群，交头结党者，迁单①；失误自己执事，错乱钳捶者，跪香；奸滑慵懒，出坡不随众者，跪香；上殿诵经礼斗，不恭敬者，跪香；本堂喧哗惊众，两相争者，跪香；出门不告假，或私造饮食者，跪香；毁坏常住物件，照数包补者，仍跪香；越职管事，倚上倚下，横行凶恶者，跪香；厨房抛撒五谷，作践物料饮食者，跪香；公报私仇，假传命令，重责迁单；毁谤大众，怨骂斗殴，杖责逐出；无故生端，自造非言，挑弄是非，使众不睦者，逐出；违令公务，霸占执事者，逐出；茹荤饮酒，不顾道体者，逐出；财博引诱少年者，逐出；偷盗常住物件及他人财物者，逐出；犯清规不受罚者，杖责革出，永不复入，逐出；违犯国法，奸盗邪淫，坏教败宗，顶清规，火化示众①。
　　①　　 跪香是指点燃香后，受罚的道士开始跪在地上，等香燃烧完了，方准站起身来；迁单，就是将受罚道士驱逐出庵观。
　　３。道教活动的基本情况
　　清代道教各派及教士们的具体活动，与明代相比，依然没有多少特殊的不同之处，还是为前来烧香求愿的各阶层人士设醮（ｊｉａò音叫）、行咒、授符箓（ｌù音录），等等，以驱邪捉鬼、除灾治病、占卜吉凶、超度亡魂等。
　　著名的小说《红楼梦》在这方面有许多精彩的记述。例如，《红楼梦》第１３回记述宁国府在秦可卿死后办丧事的情形时写道：（贾珍）一面吩咐去请钦天监阴阳司来择日，准停灵七七四十九日，三日后开丧送讣闻。这四十九日单请一百零八僧众，在大门上拜大悲忏，超度前亡后化鬼魂。另设一坛于天香楼上，是九十九位全真道士，打四十九日解冤洗业醮，然后停灵于会芳园中。灵前另外五十众高僧，五十位高道，对坛按七作好事。
　　该书第１０２回记述了尤氏生病，大观园内闹 鬼 ，弄得鸡犬不宁，作为荣、宁２府之长的贾赦束手无策，不得不请道士到园内作法事，驱邪逐妖，其具体情节是：择吉日先在省亲正殿上铺排起坛场：上供三清圣像，旁设二十八宿并马、赵、温、周四大将，下排三十六天将图像。香花灯烛设满一堂，铙（ｎáｏ音挠）鼓法器排列两边，插着五方旗号，道纪司派定四十九位道众的执事净了一天的坛。三位法官行香取水毕。然后擂起法鼓。法师们俱戴上七星冠，披上九宫八卦的仙衣，踏着登云履，手执牙笏（ｈù音户），便拜表请圣，又念了一天的消灾邪的接福《洞元经》。以后便出榜召将，榜上大书 太乙、混元、上清三境灵宝符箓演教大法师，行文敕令本境诸神到坛听用。……
　　（届期）大家都挤到坛前，只见小道士们将旗幡举起，按定五方站住，伺候法师号令。三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举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词，那五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下坛，叫本家领着到各处楼阁殿亭，房廊屋舍，山崖水畔，洒了法水，将宝剑指画了一回，连击令牌，将七星旗祭起。众道士将旗幡一聚，接下打妖鞭望空打了三下。本家众人都道拿住妖怪，争着要看，及到跟前，并不见有什么影响。只见法师叫众道士拿取瓶罐将妖收下，加上封条，法师朱笔书符收禁，令人带回本观塔下镇住。一面撤坛谢将。
　　①　　 参见朱越利《道教答问》，华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7～288 页。
　　在今天看来，由道士作的上述两个法事是徒费金银而又不解决任何问题，但从中我们却可以了解清代道士活动的基本情况。另外，这些法事活动又成为清代僧尼、道士、寺庙、庵观极为重要的经济来源，正是这些经济收入使日趋衰颓的释、道二教得以继续在社会上存在下去。
　　在清代，道教各派之间、道教与佛教之间出现了日趋融和的趋势。例如，正一道士到白云观修行，成为全真道士；全真道士到武当山修行，成为正一道士；龙门派中兴时，其它派别的道士成为龙门派道士，等等，这类事例曾屡见不鲜。再如，清代著名的佛教居士彭绍升，最初本不信佛，而是专心研究道教经典，后因无所收获转而信佛；清初著名的画僧八大山人（朱耷）最初剃发为僧，后来又成了一名道士。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再举出一些。
　　因篇幅所限，不再赘述。但是，这的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释、道二教的活动情况。
　　４。道教经籍的编纂
　　据史载，我国自南北朝时期，就开始编纂道教经籍，唐朝有《开元道藏》、宋朝有《天宫宝藏》（可惜均已亡佚），明朝统治者对《道藏》的续修十分重视。英宗时期修成了《正统道藏》，神宗时期又续补为《万历续道藏》。
　　然而，到了清代，由于统治阶级冷落道教，束缚其发展，因而官方始终未组织过任何道教经籍的编纂工作，更未再续修《道藏》。于是，有些学者和道士就把注意力放在搜集道教经籍方面。康熙年间，进士彭定求编辑了一部《道藏辑要》，共收入道书２８３种，分为２８集，一些道教的重要经典、历代道教大师的主要著述、道教的清规戒律等均有收录。嘉庆年间，蒋元庭编《道藏辑要目录》。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四川成都二仙庵重刻《道藏辑要》时，将贺龙骧编的《道藏辑要子目》补入，使该书收集的道经２８７种之多，其中１１４种为《道藏》所未收。这对于保存中国的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据说白云观藏有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重修的明版《道藏》， 似乎只是补充了（该书的）遗漏部分。 ①
　　① [日] 窪德忠：《道教史》，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6页。
　　（三）清代各派及著名道师简况
　　据１９２７年北京白云观所藏的《诸真宗派总簿》记载，清代的道教共有８６个小派别。实际上，它们都是由全真、正一两大教派衍生出来的。
　　１。８６个小派别
　　在清代的８６个小派别中，由于各种原因，有些派名同而实异。现将这８６个派名抄录于下（派名相同的不重复叙述）：混元派、尹喜派、少阳派、正阳派、纯阳派、海蟾刘祖派、重阳派、龙门派、随山派、南无派、遇山派、华山派、嵛山派、清静派、金山派、金辉派、阎祖派、崂山派、清微派、又二茅派、静一派、张玉皇高上派、龙虎山正乙门下天师清微派、正乙派、天师正乙派、张真人正乙派、真武玄武派、吕祖天仙派、天仙派、吕祖蓬莱派、葛真君天合派、许真君净明派、果老祖师云阳派、铁拐祖师云虚派、何仙姑云霞派、曹国舅金丹派、曹仙姑清静派、樵阳真人玉线派、老华山派、周祖灵宝派、周祖铁冠派、徐复阳祖师鹤山派、鹤山派、自然派、三丰祖师自然派、三丰派、三丰祖师日新派、日新派、三丰祖师蓬莱派、天山派、萨真君西河派、萨祖派、龙门华山派、丘祖又派、郝祖岔派、王祖岔支仑山派、先天派、本山派、陈赵二师留传栖安派、紫阳派、霍山派、御制九宫山派、彭祖真空派、广慧派、华山派①。
　　２。正一道的衰落
　　清代，正一道天师代相传袭，他们是：第５２代张应京，字翊宸，清初人，被敕封为正一嗣教大真人；第５３代张洪任，字汉基，顺治时人，承袭正一嗣教大真人；第５４代张继宗，字善述，康熙时人，承袭正一嗣教大真人，后又被授予光禄大夫品级；第５５代张锡麟，字仁祉，号龙虎主人，康熙时人，承袭正一嗣教大真人，授光禄大夫品级（一品）；第５６代张遇隆，字辅天，号灵谷，乾隆时人，仍拥有正一真人名号，但光禄大夫品级降为三品（印信为五品）；第５７代张存义，字方直，号宜亭，乾隆时人，拥有正一真人名号，授三品光禄大夫；第５８代张起隆，字绍武，号锦崖，一号体山，嘉庆时人，拥有正一真人名号和三品光禄大夫印信，并参与《四库全书》的誊录工作；第５９代张珏，字佩相，号琢亭，嘉庆时人，拥有正一真人名号和三品光禄大夫印信；第６０代张培源，字育成，号养泉，道光时人，正一真人名号被取消，只拥有三品光禄大夫印信；第６１代张仁晸（ｚｈｅｎｇ，音整），字炳祥，号清岩，咸丰时人，拥有三品光禄大夫印信；
　　①　　 参见朱越利《道教答问》，第 161-171页。
　　第６２代张元旭，字小初，清末民国初年人，重新被授正一嗣教大真人名号。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正一道张天师家族自乾隆中叶以后，日遭贬抑，与清廷的联系也日趋微弱。这样，正一道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清代正一道中，以道术光显天下的，要属娄近垣了。
　　娄近垣，字朗斋，法号三臣，自号上清外史，江南松江府娄县（今江苏省娄县）人。他自幼在龙虎山上清宫为道士，习正一法箓，颇有名气。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娄近垣随第５５代天师张锡麟入京，晋谒世宗。他的言谈举止，很受世宗器重。雍正八年，清世宗身患疾病，召白云观道士贾士芳为其驱邪捉鬼。贾受命后得意忘形，在诵读经咒中，竟口出狂言，声称天地全由他一人主持，触怒至尊皇帝，结果落得了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接着，世宗再召娄近垣入京治病，病愈后大喜过望，赐其为四品龙虎山提点，封为 妙应真人.从此，娄近垣身价百倍。
　　但是，娄近垣显然接受了贾士芳被杀的教训，在与朝廷权贵交结过程中，不仅不奢谈道教的炼气修真之法，反而称其为妖妄之人谋生的工具。他在回答恭亲王关于养生术的提问时说： 王今锦衣玉食，即真神仙中人。 当时，宾主正在吃 烧猪 ，于是娄近垣又借题发挥说，今天 食烧猪 ，这就是最好的养生之术了，何必另外去追求什么养生术呢？一席话，使恭亲王十分佩服，称赞说：娄公为真学道者。 ①另外，娄近垣又竭力鼓吹说： 心心皆佛心 ， 处处是道体 ，将释、道二教融为一体，迎合了清世宗关于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见解②。正是这个原因，娄近垣所受的宠幸，终其一生而不衰。在雍正朝，他成为唯一的入《御选语录》的一名道士；在乾隆朝，他又被授为通议大夫，并以９０高龄而寿终。他的著述有《南华经注》、《御选妙正真人语录》、《龙虎山志》（重修），增删并刊印《黄箓科仪》。其中，《黄箓科仪》对了解清代道教斋醮等各项科仪很有帮助。
　　３。全真道龙门派的中兴
　　全真道自元朝初年丘处机（自号长春子）殁后，教门日坏，教风日衰。
　　元明两朝的３００多年间，不少道士对此虽忧心忡忡，但都无可奈何。到了明末清初，全真道龙门派涌现出了一位道士王常月，使龙门派得以盛极一时。
　　王常月（１６２２～１６８０），号昆阳子，山西长治县人。生当明末乱世，慨然有出尘之心。中年时拜龙门派六世祖赵复阳为师，并牢记其振 宗风 之训诫，毅然以振兴龙门派为己任。此后，他隐居华山，刻苦修道。清廷定都北京之初，王常月认为施展自己抱负的时机已到，立即赶入京师，在灵佑宫暂住。当时，清廷百废待兴，急待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因而对道教也采取了扶持的态度。顺治十三年（１６５５年）三月十五日，王常月奉清世祖旨意在白云观公开主讲道教戒律。此举对全真道、尤其是龙门派有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以往它们都是单传秘授，范围和影响都很有限。而王常月的公开设坛传戒，为龙门派的复兴打开了大门。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九，《娄真人》。
　　②　　 参见任继愈主编《中国道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643页。
　　王常用颇为清世祖所器重，３次被赐以紫衣。此后，他凭借世祖这柄保护伞，在白云观多次开坛授戒，度弟子千余人，网罗了不少北方道士名流。
　　康熙初年，王常月又亲率弟子南下，在南京、杭州和湖北武当山开坛授戒。
　　他的弟子也遵其嘱托，先后在苏州、湖州、杭州和余杭等地公开传戒。一时，南方道士名流纷纷皈依龙门派下。由此，龙门派在当时整个道教日趋衰颓的情势之下，呈中兴之象，并成为全真道中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支派，王常月本人也被誉为 中兴之祖.王常月在北京白云观传戒的讲稿《心法正言》，后来由其弟子们整理、编辑，定名为《龙门心法》。该书把入道成仙按次序分为皈依三宝、忏悔罪业、断除障碍、舍绝爱源、戒行精严、忍辱降心、清净身心、求师问道、定慧等持、密行修真、报恩消灾、立志发愿、印证效验、保命延生、阐教弘道、济度众生、智慧光明、神通妙用、了悟生死、功德圆满２０要点，并把道教传戒的３个程序定为初真戒、中极戒、天仙戒，称为三坛大戒。
　　《龙门心法》以修持心法为要旨，以皈依三宝为主线。王常月十分强调修道者成道首先要皈依自己的身、心、意 真三宝.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指出：修道者在行、住、坐、卧中，以道教戒律严格约束自己，从而做到耳不听声、目不视色，使狂身变为法躯，这就是皈依 身 ；人之心常由无明火引发，因而灭火非水不可，修道者要持戒入定，入定后就如同水降临，就可以化烈焰为慧风，变无明为良知，转声色为空虚，改灾难为吉祥，这就是皈依 心 ；人之 意本变化多端，令人难以捉摸，修道者只要 意 诚，就可以执生死之权，掌轮回之柄，而且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均可油然而生。这与王常月在三坛大戒中所提出的下面的一些言语相联系： 不得不忠不孝不仁不信，当尽节君亲，推诚万物 ， 不得轻慢官长 ， 当念天子圣明宏道，皇家日盛.可以看出，王常月是把孔孟儒家思想揉进道教戒律中，从而以儒家思想为龙门派的中兴服务。
　　《龙门心法》还用 长生久视 说，否定道教历来所鼓吹的 长生不死 说。为此王常月首先提出一个尖锐问题： 大众！谁曾不死，哪见长生？ 接着就自己回答说， 死 的仅仅是人的法身，而 长生 的却是人的元气，这就是说，人人均有一死，谁也逃脱不了；但问题是要死得好，干干净净，明明白白，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王常月明确指出，就是要修持心法。
　　《龙门心法》不仅为龙门派的中兴，从理论上做出了贡献，而且对当时及以后的道教、尤其是全真道，具有深远的影响。正如李养正先生指出的那样：该书使全真道的 教义由偏重丹法清修而转向以严持戒律为主 ， 从清以来的全真道发展情况看，从王常月提倡开坛受戒后，便转向以持戒为主的教风了。 ①
　　①　　 李养正：《道教概说》，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198、200 页。
　　４。内丹诸家的思想
　　炼丹是道教历来求长生不老的主要道术，因而丹法流派众多。宋代曾有南宗和北宗之分，到了明清时代，南宗又进一步演化为东派和西派，但其本身依然还有传人。
　　①张清夜和南宗张清夜（１６７６～１７６３），初名尊，字子还，号自牧道人，江南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年少时为诸生，游学四方，至湖北武当山拜真人余太源为师，当了一名道士。雍正、乾隆年间，他曾先后任成都武侯祠和青羊宫主事，并与其弟子广泛招揽各寺南宗道士，从而使南宗在成都盛极一时。
　　张清夜生当清朝初年，对道教的衰微感触良多。他看到，虽然清世祖对道教采取扶持和保护政策，但道教依然不见丝毫起色，于是发奋著述，先后写出了《玄门戒白》、《阴符发秘》等书，重新阐释和进一步发挥南宗教义。
　　张清夜提出，道教应以清静为宗旨，一切教义都应出于纲常名教。他还指出，忠孝节义是儒释道三教的主旨，南宗道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恪守忠教节义，并以礼义廉耻自勉。显然这是以融汇三教的手法，打开道教、尤其是南宗的生存发展之路。
　　②伍柳派的最后确立清代道教丹法有 伍柳派 之说，实际上，该派产生于明朝末年，最后确立则在清中叶，前后长达一二百年。
　　伍柳派的创始人为伍冲虚，字守阳，明朝后期人，全真道龙门派第８代著名道士。伍冲虚在其著名著作《仙佛合宗》一书中，竭力将释、道二教融汇一处，在修炼方法上主张性命双修，并特别强调炼心，也就是炼己。伍冲虚去世百余年后，柳华阳自称是伍冲虚的弟子，继承了伍冲虚的丹法，并将其理论给予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从而使伍柳派在道教史上得以立住脚跟。
　　柳华阳是清代中叶嘉庆时人，著有《金仙证论》。他在该书《序》中说：释道原本一法，大则同，小则伍异。 进一步用佛道同宗的观点，阐释伍冲虚释道合一的思想。柳华阳在性命双修的观点上也继承和发挥了伍冲虚的思想。他在该书《序》中指出： 修成性命，即道是佛也，……僧是仙也。 这里的性是心神，命是身■（同 气 ），因而修成性命，主要就是修炼元神、元■。但柳华阳在修炼元■时，特别强调修炼元精。他指出，精是■之母，神是■之子，只有留得阳精，才能修炼成仙。这一观点使性命双修的理论体系，臻于完善。在炼心即炼己的问题上，柳华阳在伍冲虚的 己为元神的别名 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要真正做到炼己，就要使自己在入定中净化意念，从而显现出人心的虚无状态，由此再进一步即可成为仙人。
　　③刘一明的炼丹理论刘一明（１７３４～１８２１），号悟元子，又号素朴散人，山西曲沃县（今山西省闻喜县）人，全真道龙门派第１１代宗师。
　　刘一明对内丹学的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认为， 道 是世界的本原，生育天地，长养万物。但它又不是一个物质实体，而是先天真一之气（太乙真气）。这个先天之气自虚无中来，成为万象之主、天地之宗。
　　由于 气 的不断运动，就生出了天地和阴阳，阴阳相合又生出了人类。这样看来，道（先天之气）是纯洁、至善的，人的天赋也是纯洁、至善的。但因后天有形有象的阴浊之物的影响，人的纯洁、至善本性逐渐消失，人也随之变成了恶人。为此，刘一明指出，人类只有不断地行善，才能恢复人的纯洁、至善的本性。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认为只有不断地进行修炼之法。
　　刘一明主张性命双修，从摄心炼性入手，再炼精气神，直至返回虚无之道中而成为仙人。为达此目的，他甚至搬出《论语》的话，要人们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千磨百炼，直至成仙。刘一明还通过融汇儒释道三教为自己的理论服务，竭力鼓吹三教之理相通，儒即是道，道即是儒，道士只要将三教兼而用之，就可以成为圣仙。由此看来，刘一明真不愧是 清代道教中突出的神仙学家 ①。
　　④李涵虚与丹法西派宋代道教南宗中主张阴阳双修的阴阳派，在明清时期演进为东派和西派。东派的开创者是明嘉靖、万历时期的扬州道士陆西星，而西派的开创却是清代咸丰时期的道士李涵虚。两派出现的时间相距达２００余年之久。
　　李涵虚（１８０６～约１８６１），原名元植，后改为西月，字涵虚，四川乐山人，年轻时因患一场重病而拜师，当了道士。后来，他自言在峨嵋山遇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受嘱著书救世。于是发奋著述，编印《张三丰全集》，著有《太上十三经注解》、《三车秘旨》等书。李涵虚在其著作中宣扬，他的丹法以清静为总则，以阴阳双修为主要内容，通过炼心，使精气神三品圆全，并进而成为宇宙之仙人。
　　①　　 李养正：《道教概说》，第 197页。
　　（四）道教对清代社会的影响
　　道教在清代虽已日趋衰颓，但在社会下层群众（雍正和光绪时在社会上层）中有一定的影响，并对中国社会的某些方面产生了一些值得重视的作用。
　　清世宗重用道士和僧人，几乎搅乱了朝政。无独有偶，光绪年间西太后重用的高道士，帮助清廷出卖了中国的主权。当时，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为实现其将西伯利亚大铁路横贯中国的黑龙江、吉林两省，进而吞并东三省的野心，阴谋胁迫清廷签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一年（１８９５年）以后，沙俄政府将 国际侦探 璞科第派往北京，执行这一使命。璞科第一到北京，就千方百计地寻找打通宫廷的内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白云观高道士。当他得知高道士与西太后心腹太监李莲英是拜盟兄弟后，竭力讨好高道士，并在高道士的引荐下，结识了李莲英。从此，他们３人经常在前门外一个饭店内密谈，这使璞科第窃取了清廷的许多重要机密和情报，为其后中俄密约的签订和沙俄政府霸占中国东三省、抢得中东铁路建筑权，立有汗马功劳。
　　道教对清代文学的影响也很大，这集中表现在曹雪芹著的《红楼梦》中。
　　该书以道教仙语为开头，借用疯跛道人的 好了歌 为作者的创作思想服务。
　　好了歌 说：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这首歌借助疯跛道人之口，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封建统治阶级疯狂猎取功名、金银、妻妾和人口的贪婪嘴脸，为作者自己的 补天 思想（即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服务。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还精心地安排了一场柳湘莲被道士救度出尘的戏剧。当尤三姐被贾府迫害而自刎后，尤三姐的情人柳湘莲心灰意冷，生趣俱息，后在一名道士的指引下，拔剑自杀，魂随道士而去。这显然反映了作者在找不出救世良方后，而产生了一种颓废心情，即人生在世的结局，只有出家修道。这与贾宝玉在林黛玉死后出家为僧，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高成就的《聊斋志异》，也受到道教较多影响。该书作者蒲松龄以阴间来描绘清初社会、以具有道教特性的妖狐鬼怪与现实人物相挂钩，抒发了自己愤世疾俗的真实情感。
　　道教的多神崇拜观念，在清代统治阶级和民间下层群众中很有影响。关帝、文昌帝君、真武大帝很受全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崇祀，敕建和私建的庙宇遍及城乡各地。他们都从不同角度被各阶级、阶层人士塑造为自己的保护神。
　　例如，有清一代，关帝（关羽）佑助清廷灭 贼 之事屡见不鲜。其中，清廷平定三藩，镇压山东清水教起义、甘肃苏四十三起义、苗民起义、川楚陕红阳教起义、灭理教起义、太平天国革命、捻军起义、义和团运动等，无一不大张旗鼓地宣传关帝显圣吓退 贼 兵之功。再如，京师地安门外的文昌君庙，为明成化年间重建，历经数百年而破旧不堪，但无人兴修。嘉庆五年（１８００年），川楚陕起义军进攻梓潼，忽然望见远处山中文昌帝君显圣，挡住前进道路，急忙撤退。清仁宗闻讯甚喜，下令拨银两重建其庙，并赐亲笔御书《化成耆定》的匾额。庙建成后，又亲临拜祭，行了隆重的九拜礼。又如，在民间，关帝的忠、义成了士大夫和下层群众交往、行事的楷模，成了民间秘密宗教和结社组织、发动群众的思想武器。据说天地会内部就设有忠义堂和关帝庙，正中供奉关帝神像，忠、义成为其最高的道德准则。甚至商人也把关帝作为以诚取信的象征，在买卖中主要以信义、而不是以诈骗来赚钱。清代许多有名的徽商就是凭藉信义，广招顾客，从中大发其财，成为巨商大贾的。应该说，信义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美德。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佛教一样，道教对民间宗教的滋生和发展，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首先，道教庵观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的活动场所。许多教派的教首们勾结道士，在庵观内积极招收教徒，发展势力。而当一些教首决心发动反清起义时，道教庵观又成了组织力量、进行战阵训练的基地，有的甚至成为起义军的大本营。
　　其次，具有道教特性的神和佛教中的弥勒佛一样，都是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在清代广泛流行的一些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中，如《护国佑民伏魔宝卷》、《敕封伏魔品》、《三义护国佑民伏魔功案宝卷》等，都奉关帝为降妖伏魔、救度众生之神，成为一些教派首领鼓动下层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
　　再次，道教的修炼内丹为民间秘密宗教利用为治病的手段，并以此鼓动下层群众入教。许多教派就是因此而发展、壮大起来的。
　　五、基督教
　　基督教是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它们在清代的宗教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一）天主教
　　１。明清之际天主教士的来华与活动
　　１７世纪之初，即我国的明清之际，西方的天主教在欧洲失势后，便重振旗鼓，图谋在东方发展自己的势力。意大利人利玛窦是首批到达北京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并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年）病逝于北京。利玛窦死后，德国人汤若望（１５９２～１６６６）、比利时人南怀仁（１６２３～１６８８）等接踵而至。
　　天主教士来华后，在北京和内地各省以介绍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手段，以容许入教者维持中国传统的 祭孔祀祖 习俗为诱饵，广泛接触官僚士大夫阶层和一般群众，甚至渗入明宫廷，从而发展了不少教徒，并建立了一些天主教堂。据许多著作记载，明末清初，除云南、贵州之外，天主教的势力已渗入到中国其余各省；天主教的人数，万历四十三年为５０００人，清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年）增至３８２００人，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又猛烈增长为１５万人。由此可见，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正在迅猛而急剧地增长着。
　　清初，在华天主教士中最负盛名而又最具影响的人物，就是汤若望了。
　　汤若望，出身德国贵族家庭，年青时加入了天主教耶稣会，对神学、天文历法和数学均有很深的造诣。明熹宗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他受耶稣会的派遣，来到了北京。之后，汤若望奉明廷之命，先后编成《崇祯历书》、铸造大炮以抵抗满洲贵族入侵，获得明思宗的褒奖。崇祯十三年（１６４０年），他被罗马天主教会任命为北京教区的负责人，具体负责京畿地区的传教和为教徒洗礼的工作。此后，汤若望就在传教中，大走上层路线，经常出入宫廷，吸收皇族、王公大臣、太监入天主教。还有传说，明思宗在内外交困的局势面前，束手无策，于是听信了汤若望的劝告，信奉了天主教。这可能并非事实，但却反映了汤若望的传教能力极强。
　　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占北京。当时，在京的天主教士纷纷外出避难，只有汤若望一人留京，坐观形势，以便寻机投靠新的主子。五月初，清摄政王多尔衮（１６１２～１６５０）击败农民军，率军进入北京。
　　汤若望感到时机已至，连续给多尔衮上了几个奏折，内称他的天主教以劝人忠君、孝亲、贞廉、守法为本，他本人更愿为新朝的历法修撰工作服务。而此时的多尔衮也确实正为编纂新的历法费尽心思。于是，双方一拍即合，汤若望受到了清廷的礼遇和任用。这不仅使汤若望免受逐出北京之苦，而更为重要的是，保住了北京教区这块重要的基地，使天主教的传教事业得以在中国继续进行。七月，多尔衮决定采用汤若望按西法所修之新历，定名为《时宪历》， 自明岁顺治二年为始，即用新历，颁行天下 ，以示清廷 宪天■民至意 ①。十一月，清世祖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清廷以汤若望制定新的历法，功劳卓著，加其为太常寺少卿衔。此举不同非凡，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 这样，他便由原来历局聘请的专家，成了朝廷命官，开创了西洋传教士直接掌管钦天监的先例。 ②同时，也标志着，西方天主教的势力已开始渗进了清朝最高统治集团。
　　①　　 《清世祖实录》卷六。
　　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清廷又在宣武门内拨出一块空地，由汤若望重建天主教堂。不久，孝庄皇太后亲自颁赐银两，清廷的亲王、大臣、官僚、士绅也纷纷捐银资助，一个新的天主教堂很快地建立起来，这就是后来北京的天主教南堂。这就说明，清初统治阶级对天主教是采取保护、利用的政策。
　　顺治八年，清世祖亲政。之后，孝庄皇太后和世祖母子与汤若望的关系极为亲密。汤若望可以自由出入皇宫。他因给太后治愈疾病，被尊为 义父 ，世祖称其为 玛法 （满语 爷爷 之意）。世祖不仅在天文、历法、道德和宗教等方面，而且在处理国家政务时，都要向这位老教士请教。汤若望向世祖呈递了３００余封奏帖，其中许多谏言得到采纳。世祖一再对左右大臣说，汤若望的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令人泪下。他还把汤若望与左右大臣作对比，认为有的大臣只是为追求高官厚禄而爱皇帝；汤若望则不爱利禄，因而对皇帝的爱才是真诚的。渐次频繁的交往，使两人的关系日趋融洽，以致突破了君臣间的界限。凡有垂询，世祖即宣召汤若望入宫，并许其随时经入内廷，两人开怀畅饮，常至深夜。他自己也常到汤若望的寓所，随意浏览教堂书房和花园，有时共进便餐，欢洽之情有如家人父子。甚至世祖１９岁的生日也要在汤若望的家里度过，给了汤若望极高的荣誉。在清世祖的宠信之下，汤若望连连进爵加级。顺治八年，世祖加封他为通议大夫，追封其父、祖为通奉大夫，追封其母、祖母为二品夫人。十年，赐号 通玄教师 （后因避清圣祖玄烨讳，改为 通微教师 ）。十五年，又晋为光禄大夫，在清廷中成为风靡一时的人物。
　　汤若望等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后，写了不少介绍天主教教理的书籍。其中，汤若望的《真福训诠》与《主教缘起》、南怀仁的《教要序论》①最为有名。这些论著阐述的主要论点是：天地产生之前，宇宙中就有一个至神无形之体，这就是天主，它是天地万物的一大主，无始无终，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备；人的灵魂不系于父母，而是天主所赋予，父母只给人以肉体，灵魂与肉体相结合，才能成为人；人死后有赏罚，人的本能在于求福，人有承受真福之量，但真福何在？求真福就要以识耶稣为本；天主和耶稣的关系是，天主降生救赎立教，圣母、耶稣在人间执行天主的旨意，因此，教士信天主教，就必须诚心诚意地尊崇耶稣，尊崇者将来受天堂之赏，不服从者必受地狱之罚。以上各点，不仅在清初，而且在整个清朝一代，都是中国天主教士所遵循的基本教义。
　　汤若望还企图劝说清世祖皈依天主教。据传，清世祖有一次巡幸宣武门内天主教堂时，汤若望当面苦谏他改信天主教，被拒绝。世祖回答说，汤若望此举使自己大惑不解，并质问他说，朕要你汤若望从朕，改信孔孟之道，你能听从吗？
　　②　　 林毓辉：《汤若望》，见《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一册，中华书局 1984年版，第 295页。
　　①　　 见徐宗译编著《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67、154 、163 、174 页。
　　清世祖曾作《御制天主堂碑记》，谈到了他重用汤若望的原因。他说，他从未阅览过天主教的典籍，也不了解天主教的教义、教规，但从汤若望在华数十年的表现看，得出两点最为深刻的印象：一是他利用西洋科学技术为清廷修撰新历法，并能竭尽全力侍奉国君；二是侍奉天主教之神（耶稣）竭尽虔诚，信仰如一。这种表彰，在当时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清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为尖锐，满族贵族和汉族官僚的斗争激烈，旧的国家机器已被打碎，新的国家机器虽然建立起来了，但急需完整和充实。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世祖，急需一批竭诚事君的忠臣，急需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建设清政权，因此，他在朝野上下就树立了汤若望这个典型，作为清朝王公贵族、大臣学习的榜样。自然，宠幸汤若望，必然允许天主教的存在和发展。然而，又必须看到，清世祖既然是被孔孟之道逐渐薰陶出来的一个封建皇帝，具有浓厚的排外思想，对天主教必定有所疑惧，因而不会真心崇奉天主教。因此，我们认为，清世祖扶持天主教在当时只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不过，他的重视西洋科学技术的思想萌芽，对他的儿子、继任的清圣祖的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２。历法之争与天主教的重振
　　清初，汤若望的得势和天主教势力在中国的顺利发展，引起了一向对天主教耶稣会士抱着怀疑态度的一部分封建官僚和士大夫的惴惴不安。特别是汤若望执掌钦天监后，蓄意排斥中国传统历法，以及有些传教士亦公然辱骂和诋毁孔孟之道，声称孔孟之道与基督教学说相比，只不过是 萤火之明 ，更引起了他们的忧虑。
　　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革职回回科官员吴明炫（ｘｕàｎ音眩）首先发难，上疏控告汤若望的历法推算有误，企图以挑起新旧历法之争，摧毁天主教的势力。但由于清世祖宠信汤若望，吴明炫的控告失败了。
　　顺治十七年底，旅居京师的江南歙县（今安徽歙县）人杨光先（１５９５～１６６９），书呈礼部，控告汤若望。内称，汤若望借修清历行西洋新法，借西洋新法暗行邪教，以蛊惑人心；尤其不能容忍的是，汤若望把清世祖亲批 依西洋新法 题写在《时宪历》封面上，其实质是要以西洋正朔取代中国的传统正朔。但清朝礼部碍于世祖之情面，拒绝受理。
　　杨光先的控告失败，他依然不死心，先后写出《辟邪论》和《不得已》两书，并广为散发，在官僚和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杨光先指出，汤若望等西方传教士在历法的背后藏有利剑，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天主教堂，遍布党羽，又勾结权贵，暗自送往迎来，猎取国家情报，图谋不轨之心昭然若揭；当前如不迅速制止西洋人的传教活动，那么中国人就要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这是中国极大的隐患。
　　顺治十八年初，清世祖去世，新即位的圣祖年幼，政权操在辅政大臣鳌拜（？～１６６９）等人的手中。鳌拜原本对天主教耶稣会士存有疑虑，看到杨光先的书后，不禁勃然动怒，于是下令将汤若望等人逮捕法办。经过严厉审讯，拟将汤若望凌迟处死，南怀仁等其它传教士处死。后经孝庄太皇太后（１６１３～１６８８）的干预，汤若望、南怀仁等得以保全性命，只处死了五名天主教耶稣会士①。这就是清初历史上有名的 历法之争.
　　①　　 清廷在拘捕汤若望的同时，各省也拘捕了 30 余名耶稣会士。不久，释放 6人，其余在广东被圈禁，不准传教。
　　康熙八年（１６６９年），清圣祖清除了鳌拜集团，临朝听政。不久，他按照太皇太后、皇太后的旨意，重新审理汤若望一案。圣祖感到，汤若望、南怀仁等图谋不轨一事缺乏足够的证据，而西洋历法却行之有效，这就使他萌发了重新重用传教士，利用西洋的科学技术制造先进器械，以发展社会生产、建设国家的思想。但他转念又想到，如果不给朝野上下的守旧派一个下马威，其良好愿望就会化作泡影。于是传旨会集群臣，让南怀仁（汤若望已于康熙五年病死寓所）和杨光先当众测验日影和星象。结果，南怀仁的测量准确无误，而杨光先却茫然不知所措。后又同赴观象台进行实测，依然是西法为准。
　　这就既堵住了守旧派的嘴，又促使圣祖最后下了重新任用西方传教士的决心。圣祖下令，将杨光先发还原籍，汤若望恢复原有职衔和 通微教师 称号，以南怀仁任钦天监监副，执掌钦天监事务，后又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衔。
　　历法之争 事件发生之后，南怀仁一方面受命主持编修历书，铸造西洋新式火炮，另一方面又利用耶稣会中国传教会副会长的身分，吁请欧洲各国派遣传教士来华，以扩大在华的天主教势力。葡萄牙人徐日升（１６４５～１７０８）和法国人白晋（１６５６～１７３０）、张诚（１６５４～１７０７）等先后来华传教。
　　南怀仁将他们推荐给清圣祖。由于这些传教士大多精通天文、历算、舆地、外交，很受圣祖的器重。他们利用在圣祖身边工作、并为其讲书的有利条件，潜移默化地对圣祖施加了各种影响，终于使圣祖在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年）
　　下谕旨，宣布天主教弛禁，允许耶稣会士自由传教。此旨一下，真不啻久旱的禾苗遇到了充足的雨水。此后１０年间，约有１００名左右的耶稣会士来华。
　　他们在各地建立大小教堂２００余座，洗礼的教士达２０多万人。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又得到了重振。
　　３。礼仪之争与耶稣会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正当在华天主教势力重新得到迅速而顺利的发展时，天主教内部在礼仪问题上的争执却愈演愈烈，以至中国皇帝和罗马教皇都被牵扯进来，最终成为一种政治斗争。
　　早在明朝末年，当利玛窦等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时，他们就发现，孔孟之道在中国居于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决不是基督教学说所能取代的。为了在中国站稳脚跟，顺利开展天主教传教活动，耶稣会士在传教方式上尽量适应中国的礼仪习俗，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士祭孔祀祖。但这一作法遭到了天主教其它各派的强烈反对和诘难。不过，由于当时各种条件的限制，这种斗争并未达到激化的程度。直至康熙后期，由于罗马教皇公开而直接的干预，才使这场礼仪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康熙四十三年（１７０４年）底，罗马教皇颁布了一个 禁约 ，其主要内容是：凡中国加入天主教之人只许用 天主 二字，不许用 天 字，也不许悬挂 敬天 之匾；祭孔祀祖时，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主祭、助祭，也不许在旁站立，更不许到孔庙行礼；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礼，也不许将祖先牌位留于家中。显然，这个 禁约 是对孔孟儒家思想的挑战，是妄图以基督教学说取代孔孟之道。因此，它必然遭到中国皇帝、封建官僚和一般士大夫的激烈反对。
　　康熙四十四年（１７０５年）底，意大利人多罗（或译铎罗）主教受罗马教皇的派遣，携带 禁约 抵达北京，亲自督促天主教耶稣会士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次年，清圣祖接见了多罗，向他明确指出：中国两千多年来，一直尊奉孔孟之道，敬天事君、祭孔祀祖是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中国人所敬拜的天和天主教敬拜的天主是一致的，基督教的圣经和中国的四书五经也相通。圣祖还向多罗郑重地申明了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基本态度：在华的西方传教士，必须谨守中国法度，服从者可受清廷保护，不服从者必须离开中国。对清圣祖这一义正词严的表态，多罗当面不敢辩驳，但他在离京返程的途中，竟于南京公布了教皇的禁令，并发表谈话说，违反教皇禁令者，严惩不贷。圣祖闻讯后，对罗马教皇和多罗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极为震怒，下令将多罗逮捕，押送澳门，由葡萄牙人监禁。不久，清廷又通令在华耶稣会士，必须向中国当局领取居留证，并声明尊重中国传统伦理观念和风俗习惯，否则一概逐出境外。
　　面对清廷的强硬态度，罗马教皇恼羞成怒，决心与清廷抗衡到底。康熙五十四年（１７１５年），他又颁布通谕，重申中国的天主教士必须遵守 禁约 ，否则逐出教会；在华的耶稣会士如不执行 禁约 ，送回欧洲予以严惩。此通谕一下达，在华的耶稣会士和入天主教者均被迫执行。然而，清圣祖也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作法，一方面宣布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另一方面则向国人敲起警钟：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须安不忘危。①清圣祖真不愧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的警钟敲得对，敲得及时。只可惜，他的后继者们和封建官僚集团不仅未予充分注意，反而使中国日趋衰弱。终于在其去世１１８年后的１８４０年，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国门，中国开始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了。回顾这一段和此后８０年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打败了自己。这一血的教训，我们应该永远牢记。
　　罗马教皇的骄横态度，使天主教会和清廷的关系日趋恶化。同时耶稣会士在各地传教时横行不法，肆意侵犯中国主权，也引起了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平民百姓的严重不安。
　　清圣祖去世后，其子世宗即位为帝。世宗在当皇子时，就对天主教感到厌恶。即位后，他又多次声言，自己不喜欢天主教，更不需要传教士。雍正元年（１７２３年）十二月，浙闽总督觉罗满保（１６７３～１７２５）上疏说： 西洋人在各省起盖天主堂，潜住行教，人心渐被煽惑，毫无裨益。 他要求将各省的西洋传教士，除一部分送往京师效力外，其余均安插澳门，各地的天主教堂都改为公所，并严禁天主教。这番话正合清世宗心意。于是，世宗下旨，照满保的建议行事，但为不使矛盾激化，又行文各省督抚，在西洋传教士搬移时，给予半年或数月的期限，并派官吏 沿途照看送到，毋使劳苦。 ①此旨虽未得到全部贯彻执行，但却明令禁止天主教在中国传教。
　　①　　 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六，《纪市舶》。
　　①　　 《清世宗实录》卷十四。
　　不久，在中俄外交往来谈判中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宋君荣（１６８９～１７５９）等人，拜谒了清世宗，强烈要求清廷弛禁天主教，归还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世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请他们吃了一顿饭。谈话中，他虽然表示十分喜爱意大利画家、耶稣会士朗世宁修士的画，也询问了有关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其推算过程提了一些问题，显示了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但他却当着传教士的面把天主教大骂了一通，并把它与那些邪恶教派（指白莲教一类的民间秘密宗教）相提并论.他表示，清廷允许西洋传教士留住京城、广州，允许他们与欧洲教廷通信，这已 足够了.世宗明确表态说： 朕不需要传教士，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嘛。 同时又声明，清廷不准许天主教堂在中国的土地上存在，也不准许天主教肆意攻击孔孟之道。世宗还轻蔑地挖苦天主教说： 佛就是天，或者用尔等的话说，佛就是天主。难道尔等的天主像不也是尔等自己画的吗？　大多数欧洲人大谈什么天主呀，大谈天主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呀，大谈什么天堂、地狱呀等等，其实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所讲的究竟是什么。有谁见过这些？又有谁看不出来这一套只不过是为了欺骗小民的？ 最后，清世宗告诉这些耶稣会士说： 以后尔等可常来朕处，朕要开导开导尔等。 ①这次会见，西洋天主教耶稣会士不仅关于弛禁天主教、归还没收的天主教堂的两项要求未能得到满足，而且着实被清世宗奚落和 开导 了一番。这充分表明，清世宗奉行的是一项坚决禁绝天主教的政策。
　　皇帝有禁止天主教传教的决心，臣下就将其变成了行动。据一些史书记载，雍正年间，全国２００余所天主教堂几乎全被捣毁，近２０００名耶稣会士被逐到澳门，天主教在中国处于奄奄一息的地步。
　　但是，耶稣会士依然不肯轻易退出在中国的活动舞台。雍正后期和乾隆年间，他们采取了秘密的地下活动方式，进行传教收徒，同时又在各地私绘地图，收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情报。对此，清廷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清高宗下令，各州县官吏对此要不动声色，严密访查，即使一二要犯，也不可不严拿务获也。 ②正是由于清廷的严厉取缔和坚决镇压，至乾隆中后期，天主教耶稣会士在华已很难有所作为。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罗马教皇正式下令取缔耶稣会，两年后命令传到了中国，天主教耶稣会中国传教会正式宣告解散。至此，在华传教２００余年的天主教耶稣会，终于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
　　嘉庆年间，清仁宗对残存的天主教势力进行了清查和扫荡。在他的谕令下，清廷查明京师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共有１１人，其中４人遣送回国，另７人因在钦天监任职而留住京师，但他们出入往来，都由官府随地稽查；而外省地方，不准许西洋人潜住，一经查明，地方官要 即行查拿具报，一面奏闻，一面递交广东遣令归国 ，地方官如查办不力，将 按律治罪 ①。直至鸦片战争以前，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而未能给中国造成不利影响。
　　①　　 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见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②　　 《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一五。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百四十六。
　　（二）俄罗斯东正教
　　１。俄罗斯东正教的来华
　　俄罗斯东正教是罗马东正教的一个分支。它是伴随着沙皇殖民者对华的侵略，而进入中国的。所以，俄罗斯东正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为沙皇俄国的对外侵略、扩张和掠夺政策服务的一种宗教，其传教士都是沙皇政府侵华政策的急先锋。
　　１。俄罗斯东正教的来华
　　康熙四年（１６６５年），沙皇俄国政府派遣一批武装人员，侵占了我国黑龙江的雅克萨城。当时，俄军中有一个名叫叶尔莫根的东正教士，就在该城内修建了一座东正教堂，几年后又在教堂附近修建了修道院，强迫当地居民信奉东正教。这是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教堂和修道院。从此，俄罗斯东正教披着宗教的外衣，配合沙俄政府在中国开始了侵略活动。
　　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年），清廷以武力收复了雅克萨城，并将在战斗中俘获的４０余名沙俄军人带到了北京，安置在城内东北角的胡家园胡同。清圣祖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供应他们所需的一切物品，同时为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又将该胡同内一座关帝庙改建为东正教堂，由俘虏中的东正教士马克西姆？列昂节夫主持。不久，沙俄西伯利亚主教送来了教会证书，将该教堂命名为 尼古拉教堂 ，俗称 罗刹庙 ，或称俄罗斯北馆（即今俄罗斯驻华大使馆）。这就表明，俄罗斯东正教的势力，已从中国的边远地区伸向了统治阶级的心脏。清圣祖作梦也不会想到，由于自己对侵略者的仁慈，使国家此后遭到了东正教２００多年的骚扰和祸害。
　　罗刹庙 建成后，沙俄政府便千方百计将其变为侵华政策的桥头堡。
　　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沙俄政府以列昂节夫年老体衰为由，要清廷准许另派东正教士主持北京的东正教堂。遭到拒绝后，又变换手法，暗中派出一些教士随贸易商队来京，加强与扩大了与北京东正教堂的联系。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年），清圣祖终于同意沙俄政府委派的修士大司祭伊拉里昂？列札伊斯基为首的传教士团来京。这就是俄罗斯东正教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如果说，列昂节夫时代的北京东正教堂还具有民间宗教性质的话，那么，由此开始它已完全变为一种官方性质的宗教，成为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一块重要的基地了。
　　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年），清廷和沙俄政府签订了《中俄恰克图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沙皇俄国取得了定期派遣东正教传教士和该传教士在京自由居住、传教的合法权益，同时又取得了在京东江米巷（即今东郊民巷）建立教堂的权利。
　　雍正八年（１７３０年），沙俄政府在东江米巷建成了一个新的东正教堂，命名为奉献节教堂，或称圣玛丽亚教堂，这就是后来有名的俄罗斯南馆。不久，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也从北馆迁到了南馆。从此，沙俄政府取得了对华进行侵略的合法外衣，俄罗斯南馆也就成为一个具体策划侵略阴谋的桥头堡。
　　据不完全统计，北京俄罗斯东正教堂建立后的２００多年间，沙俄政府向中国先后派遣传教士３００多名，建东正教堂３００多座、修道院１所、独立教区６个、神学校２０所、气象台１座。沙俄政府也自嘉庆二十五年（１８２０年）
　　起向北京传教士团提供活动经费：最初每年为６５００卢布，以后增至１６２５０卢布。北京传教士团在中国兴办的企业和事业４６处，拥有教会财产１５０万卢布。它的势力发展到华北、东北、西北、华东、华中、华南等地区，教徒总人数达３３万８千人，其中绝大多数为俄罗斯人或俄罗斯籍后裔①。至于中国籍的东正教士人数，目前还未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据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北京传教士团登记的教士名册，仅有３００余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一般只有１名修士大司祭、２至３名修士司祭、１至２名修士辅祭及数名 研究 汉语的 学生 组成，总数为十余人。显然，仅仅依靠这１０余人传教收徒，是很难取得重大进展的。不过，我们由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俄国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传教收徒以扩大影响，而是为沙俄政府猎取各方面的情报，也就是为沙俄政府的侵华政策服务。正是这一点，既决定了中国籍的东正教人数有限，又决定了东正教的传教方法。
　　２。东正教的传教方法
　　俄罗斯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牢记沙皇彼得一世的批示： 为了上帝，要干得小心一些，不要鲁莽，不要因此激怒中国官吏。……我们应当在那儿有一些不是过于博学，而是机智、有礼貌的战士，以免因过度骄傲而使这一神圣事业……遭到失败。 ①因此，他们在传教中没有罗马教皇那种骄傲、狂妄、唯我独尊的气质，而是处处显示出一种端庄持重的举止，努力尊重中国的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他们讲道多是按以下程序进行：第一，宣传上帝创造并主宰世界。天地未出现之前，就有一个上帝存在，它创造了天地万物、创造了人类，并对人类有赏善、惩恶和审判之权。
　　第二，宣讲教义和原罪说。人类从其始祖开始就犯了无数大罪，并始终在罪中受苦。要想从苦难中拯救出来，必须信仰上帝、依靠上帝，但人自身必须择善，这样上帝才能帮助他，拯救他出苦海。
　　第三，教导信徒要爱戴和尊敬自己的父母。
　　第四，教士星期日和节日到教堂去祈祷，要专心虔诚；如果不能按时去祈祷，也要自觉地在家中进行祈祷。
　　第五，教导信徒要爱他人，不要做使他人感到委屈和不快的事，更不能干杀人勾当；相反地要尽量做好事，要热爱劳动。
　　第六，教导信徒在夫妇生活中，及与其他异姓交往中，要保持忠实贞洁。
　　第七，教导信徒不要抢夺、偷窃他人的财物，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去获取财物。
　　第八，教导信徒不诽谤、诋毁和欺骗他人。
　　第九，教导信徒既信教，而又要行善事。
　　第十，教导信徒不要把圣像当作神本身来崇拜，而是要作为神的一个形象来崇敬。
　　第十一，对于初信教者，要经常提醒他们遵守教会制度、恪守斋期；如有违犯，要尽量用规劝的方法。
　　①　　 参见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 6期。
　　①　　 转引自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如果仅从上述文字而言，人们一定以为东正教会是一个 正直 而又 仁慈 的 圣地.但是，人们一旦明了它２００多年来在中国所干的各种罪恶活动，就会发现，俄罗斯东正教原来是披着 慈善 外衣的国际间谍组织，东正教的教士也都是披着人皮的恶狼。
　　３。东正教在华的间谍活动
　　自康熙五十五年俄罗斯东正教第一届北京传教士团到京以来，至宣统三年（１９１１年）清朝灭亡为止，沙俄政府共派遣了１８届传教士团。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报，为沙俄政府侵华政策服务的工具。大量的事实表明，东正教的传教活动，是在沙俄政府的指导下进行的，与其侵略野心和侵略阴谋息息相关的。
　　政治上，大肆进行间谍活动，刺探各种情报。每一届北京传教士团自抵达北京之日起，都积极学习汉语、满语和蒙古语，在社会各阶层间开展活动，以广交 朋友 为名，了解中国的各种情况，盗窃各种机密情报。例如，第九届北京传教士团团长俾丘林，在京的１３年间，经常出入北京的茶馆、胡同、市场及各种公共场所，对城市的每一条大街、每一条胡同，都进行了实地测量，最后绘制成一幅《北京城廓平面图》，图中详细地标明了北京城墙的高、宽度，以及城内大街、小巷、桥梁、庙宇的数量和位置，然后密送沙俄政府。
　　军事上，充当沙俄侵略军的急先锋。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刺探当地的军队人员、军事设施、武器装备。例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和英、法侵略军就是在接到传教士关于大沽清军设防的具体情报后，采取了反措施，迅速突破大沽清军防线，并攻占北京，胁迫清廷签订了出卖国家利益的《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天津条约》。其中，《瑷珲条约》的起草者，就是第１３届北京传教士团的医生米？达？赫拉波维茨基。另外，东正教传教士还根据沙皇的旨意，千方百计地拉拢天主教耶稣会士。早在中俄两国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前，俄使尼果赖就利用南怀仁的钦天监监正一职，窃取了一张中国的军用地图和清军在黑龙江的设防等机密情报。康熙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中俄举行《尼布楚条约》谈判时，俄使戈洛文特意把担任中方翻译的西洋传教士徐日升请到俄方驻地，对他给予的巨大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声言他不久将得到莫斯科方面给予的同等价值的报答。
　　经济上，东正教士披着 慈善 的外衣，进行为所欲为的敲诈勒索。他们自从来到中国以后，就利用各种非法手段，抢夺土地，收取高额地租，对城镇居民则收取各种赋税。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沙俄政府跟在其他帝国主义的屁股后面，向清廷勒索了上亿两白银的赔款。
　　北京传教士团用其中的一部分，修建和扩建教堂，创办教会学校、工厂、医院，建立育婴堂等 慈善 机构，实际上是借机扩大他们的间谍机构，增加他们的掠夺收入。他们用敲诈勒索来的钱财，过着一掷千金的骄奢淫逸的生活。几乎每一届的北京传教士团的团长都是一个贪得无厌、利欲薰心、横行霸道、生活腐化的恶鬼，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数不清的罪行。
　　文化上，东正教士打着 汉学家 的旗号，进行文化侵略活动。俄罗斯东正教士遵照沙皇彼得一世的谕令，来到中国后即积极学习和钻研汉、满、蒙古语言文字和书籍，从中产生了一批 汉学家.他们一方面编译了大量的汉、满文书籍，如翻译《八旗通志》、《理藩院则例》、《大清律例》、《异域录》、编译《中国丝织厂资料》、《中国地理手册》等书，又在大量 研究 中国的历史、民族、宗教、地理和风俗习惯后，写出了《蒙古志》、《西藏志》、《中亚各民族志》、《北京志》等书；另一方面大量收集和窃取我国各种文物和重要的图书资料。俾丘林回国时，带走的中国文献资料 分装了１５个骆驼之多 ，他搞到的收藏品 填满了俄国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些 汉学家 与东正教士一起，竭力拉拢、腐蚀清廷官员，从宫廷内盗走了《中华分省地图》和《北京地图》。俄罗斯东正教士和 汉学家 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真可谓有目共睹，罄竹难书。同时，也说明了俄罗斯东正教在华的传播根本不是为了宗教目的，其所作所为充分 反映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政治利益 ①。
　　①　　 以上参见乐峰《东正教在中国传播的几个特点》。
　　（三）基督教新教来华与拜上帝会
　　基督教新教来华的时间，落后于天主教和东正教二、三百年之久。它来中国进行传教活动，是１９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对远东、尤其是中国侵略扩张的必然结果。
　　１。基督教新教来华
　　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１７８２～１８３４），带着伦敦布道会交给他的使命（学会汉语、编一本汉语字典及翻译《圣经》），来到了广州。
　　为了躲避清地方当局警惕的目光，马礼逊在广州秘密地寄居在一个美国货栈里，又参加了英国的东印度公司，从而以公司的一名职员身份得以公开活动。他白天在公司里办公，夜晚发奋学习中文。经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马礼逊的中文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于是，他一方面在澳门、广州广泛向当地的士大夫和下层群众传教，另一方面则编纂汉语字典和翻译《圣经》。
　　由于清地方当局对西洋传教士的高度警惕和严密控制，以及中国人民的冷眼相视，马礼逊的传教收徒成效甚微。直至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年）的重阳节，他才在澳门一处僻静之地，像小偷一样地为一个名叫蔡高的中国人洗了礼。５年后，蔡高被捕，病死狱中。道光三年（１８２３年），马礼逊在马六甲为广东人梁发（１７８４～１８５４，号学善）洗礼入教。梁发由此成为中国基督教史上公认的第一位新教华人牧师。
　　这期间，马礼逊还参考大不列颠博物馆收藏的《圣经》汉文手抄本，译成了《圣经？新约》，并在广州印刷了千余部之多。他又与助手、新教教士米怜合译了《圣经？旧约》，刊印发行。另外，马礼逊在梁发的直接帮助下，出版了由他修订或撰写的《使徒行传》、《神道论》、《耶稣教法》、《救赎救世总说真本》。这样，经过马礼逊之手，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都流传到了中国。马礼逊还利用《康熙字典》等书，编著了一部《华英字典》，全书共６卷，厚达４５００多页，由东印度公司资助于道光三年全部出齐。从中西文化交流来看，马礼逊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马礼逊来华后，美、德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督教新教教会也相继派遣传教士来华。美国虽然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其工业化程度高，经济发展很快。至１９世纪初期，它对华贸易的总额仅次于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了对外寻求殖民地，以适应资本家的扩张野心，美国的新教会，即美部会，决定派遣裨治文（１８０１～１８６１）和雅裨理来华传教。他们于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年）来到广州。不久，德国传教士郭士立（１８０３～１８５１）等人也相继来到澳门、广州等地。
　　裨治文和郭士立等传教士来华后，积极向马礼逊取经。他们努力学习汉语，脱下西装，改穿汉人衣服，蓄长发，广泛结交当地官僚和士大夫。裨治文在到达广州的第三年（１８３２年）创办了《中国丛报》，自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该刊的主要任务是向欧美列强、尤其是美国人提供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风俗、地理等方面的机密情报。裨治文本人在该刊中赤裸裸地鼓吹，以武力制服中国。郭士立来华后，竟然置清廷的禁令于不顾，多次潜入中国沿海地区，侦察中国的军事设施。他在侦察中发现，中国由于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中，武备废弛，军事设施腐败，武器、弹药质量低劣，官兵素质极差，战斗力低下。他认为，世界上任何一个最蹩脚的军队也能攻破中国军队的防线。因此，郭士立和裨治文一样，也赤裸裸地鼓吹灭亡中国，使基督教上帝的 荣光 在这个东方大国中出现，使耶稣成为中国人的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
　　继马礼逊、裨治文、郭士立等传教士之后，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争先恐后地派遣新教传教士来华进行间谍活动。但由于清廷的严密控制、封锁和禁止，至鸦片战争前，来华的传教士总共不到２０人，所收信徒也不满百人。
　　这就意味着，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的局面并未打开，它远没有征服住中国人的心。于是，他们齐声鼓动欧美列强发动对华的武装侵略，叫嚷：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①鸦片战争后，清朝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像决堤的潮水，纷纷涌入中国，掀起一阵对华贸易的狂潮，无休止地吸吮着中国人民的脂膏。但是，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签定的《南京条约》，却对基督教传教一事只字未提。这就意味着，自雍正年间清廷制定的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教的政策，依然有效。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英、美、法、德等国的一些传教士来到上海、广州、宁波等地时，就不断遭到当地官吏的阻挠，因而更引起了对抱有 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 这一基本信条的各国传教士的普遍不满。
　　基督教传教活动在中国的受阻，同样引起了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不安。
　　他们深知传教士在对华侵略政策中所起的急先锋与桥头兵的作用，因而也在寻找机会，以迫使清廷放弃禁教政策。
　　《南京条约》签定之后，英国的谈判代表在中英双方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就附加了一个弛禁基督教的内容，即此后凡在中国内地被拘捕的传教士，清廷不得再处以死刑，而必须将其交给该国驻华领事馆处理。这实际上是默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华自由传教。
　　两年后，法、美两国政府频频对清廷施加压力，迫使清廷准许传教士在中国建造教堂、医院、坟墓等。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２５年）底，两广总督耆英（１７９０～１８５８），在答复美国领事的质询时宣布： 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 次年初，清宣宗颁布上谕，把基督教、天主教与白莲教等 邪教 严加区别， 业已准免查禁 ，同时宣布发还康熙年间所建的天主教堂①。这样，基督教凭借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庇护，再次取得了在中国合法传教的地位。基督教士在中国横行霸道、敲诈勒索、为所欲为的时代开始了。
　　基督教在中国再次取得合法传教的地位之后，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各国传道会，以及大批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他们已从沿海和边疆地区流入中国内地，所到之处，修建教堂、医院、育婴堂，购置田地，吸收中国人入教。
　　据一些专家统计，从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到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基督教新教教士由３１人增加到１００余人，教徒由６千人增加到２万人；１９世纪末，传教士增至１５００人，教徒达８万人。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全国共有新教传教会８２个，传教士３８３２人。与此同时，卷土重来的天主教势力，发展更为迅猛异常。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全国已有代牧区３７个，教徒７４万，教士１３５６人，其中外国传教士８８６人。②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在中国已泛滥成灾。
　　①　　 转引自周燮藩等著《中国宗教纵览》，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245 页。
　　① [法]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3 年版，第75、81、80页。
　　２。天主教教会及其传教方法
　　基督教在中国恢复传教活动以后，天主教的势力发展很快，罗马天主教皇为施淫威和加强控制，设立了地方性的主教区（或称代牧区）。主教区的最高负责人为主教，他由罗马教皇直接任免，一切听命于罗马教皇。主教区的下面是教堂区，这是教会的基层单位。在清代，许多地区都建有天主教堂，以聚集附近的教士，过宗教生活，道光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一个名叫笪（ｄá音达）良仁的天主教神父，曾用下面的语言记载了天主教堂的一般情况：每一个堂口都有一个公所，公所就是有小堂的专为集合教友的一座屋子。小堂不是别的，只是一间厅堂，厅的深处立有一座祭台，祭台上竖有帷幔，祭台两旁各有一只小几桌。祭台上一般装有一架十字苦像，一帧耶稣或圣母的圣像，四或六只粗制的烛台，一幅帷幔掩住了墙壁，作为小堂的底幕。在祭台两旁的小几桌上，悬挂着两幅画得并不高明的天神像：一幅是护守天神导引着一个中国小孩，一幅是总领天神弥额尔战败幽王魔鬼的像。这两只小几桌因而称作天神台。小堂旁边就是神父的住屋，住屋用薄板分成两间，内间作为卧室，外间作为餐室①。
　　每当过宗教生活时，教友先聚集于堂内，高声朗读 求为神父诵.然后神父走进堂内，向教友们洒圣水，接受他们的磕头行礼，接着又宣讲 教理问答 ，最后让教友们领 圣体 （一种无酵面饼和葡萄酒）。至此，本次宗教生活结束。
　　那么，教堂区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里以被罗马教皇称为 远东第一大教堂 的余山教堂为例，可见一斑。余山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于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建于松江（今上海松江县）余山顶上的一座教堂。它最初是一个希腊式的十字形小教堂，山上有神父疗养所，山下有天父亭、圣母亭。教堂区的负责人为神父，他直接对主教负责，管理本区的天主教徒。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天主堂内开办 保守班.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年），上海天主教的刊物《圣心报》曾报道了徐州府通过办 保守班 发展教徒的情况。该刊说：本省徐州府八县一州，十数年前教友无人，今领洗者２３０３７名，保守者３３９７４名，男学共３７０，女学共１２４。凡保守者先在本庄学堂内，学会十端要经，并粗知要理，然后到各司铎所设之保守学内，另行学习。
　　冬时男女各两班。春天同。每班约２０人。各将所学经言，所听道理，男者日日到司铎前，女者到献堂会先生（即献堂会修女）前，背诵复讲，不稍宽假，与小学生无异。学习时，在堂偕老教友并学生等同念经文。……
　　保守者约习２０天左右。择其优者，先领洗，次日领圣体而散。余则暂留，必待其功课有所把握，乃与之付洗。一班去，一班来。本年只算大人领洗，有２９５６人之多。
　　另，在 保守班 中， 保守者 是免费获取膳食的①。
　　②　　 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齐鲁书社 1991 年版，第 973页；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247页。
　　①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卷，第 126-127页。
　　天主教传教士还很注意在中国沿海和内地农村、特别是家境贫寒而又缺食少衣的农民中传教收徒。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被其主教称为 婴孩的猎手.这是因为他所到之处，专门寻找那些因饥寒交迫而无法被抚养的婴孩。
　　一旦找到这样的婴孩，他就大发 慈悲 为他们看病，供给他们饮食，然后为他们洗礼，成了天主教士。据一份报告记载，这位天主教神父在道光二十四、五两年中， 付了３１２名成人的洗礼，劝化了至少有同样数字的教外人和付了１４００名教化婴孩的洗礼。 ①真可谓 功勋 卓著。
　　３。基督教与拜上帝会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１日），广西金田村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清武装起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太平天国革命。这次革命历时达１４年之久，给了清朝统治以极为沉重的打击，不仅在中国革命史上、而且在当时的亚洲革命高潮中，都显现了特别耀眼的光辉。但是，这次革命却是以洪秀全、冯云山等人领导的拜上帝会组织和发动的，而拜上帝会又是洪秀全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创立的。
　　洪秀全（１８１４～１８６４），广东花县人，原名火秀，又名仁坤。自幼好学，７岁时入村塾读书，精于四书五经。青年时期，他热衷于科举功名，但１０余年间却屡试不第，遭受打击之沉重就可想而知了。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洪秀全最后一次科举应试失败，在极度的愤懑苦闷之中，阅读了中国基督教牧师梁发撰写、西方基督教士马礼逊亲手修订的《劝世良言》。该书在当时是一本比较流行的基督教传道书。洪秀全读后，感到大开眼界，与中国的经书迥然不同。也许是由于好奇心，也许为屡遭挫折失魂落魄而产生的无奈心情所驱使，洪秀全按照自己理解的基督教的宗教仪式，用冷水浇灌自己的头，以示洗去罪恶，去旧从新，俨然成了一名新的基督教徒。
　　不久，洪秀全与同为科场上失意的好友、广东花县人冯云山（约１８１５～１８５２）、族弟洪仁玕（１８２２～１８６４）一起精心研读了《劝世良言》。他们对该书中宣扬的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上帝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独一真神有极深的印象，对书中劝人敬拜上帝以拯救自己的灵魂的思想感触良多，又结合自己在科场上屡次失意、身边百姓在苦难中的煎熬，痛切地感到只有信仰上帝，摆脱孔孟之道的束缚和罢黜诸神，才能改变世道人心。于是，他们决定为建立拜上帝会而前往广西、广东各地，进行宣传鼓动，吸收贫苦农民、烧炭工人以及手工业者入教。
　　道光二十四年二、三月间，洪秀全、冯云山等人在广东各地传教。开始时，他们只是反复地向人们宣传要敬拜上帝，劝人修善，并称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无险无阻，不拜上帝者必被虎蛇所咬；拜上帝要专一，不得拜其他神，否则罪孽加深。宗教礼仪也很简单，一般而言，在屋子的一角放一张桌子，称作 神台 ，神台上置明灯两盏、清茶三杯，入教者许愿只拜上帝，不拜邪神，不行恶事，最后以清水浇灌头顶，表示洗去罪恶，除旧立新。由此而言，这时的拜上帝会既没有触及当时社会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土地问题，又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因而就失去了群众基础，传教成效甚微。
　　①　　 顾裕录：《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9年版，第 66 、59-60 页。
　　①　　 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 1卷，第 141页。
　　五月初，洪秀全和冯云山离开广东，到广西传教，虽然说服了一些贫苦农民，但依然收效不大。洪、冯２人协商，洪再回广东传教，冯则到广西紫荆山地区，向那里的烧炭工人传教，扩大拜上帝会的势力。
　　洪秀全回到广东花县以后，把主要精力放在著述活动上。他先后写出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著作。这些著作虽有一些基督教的色彩，继续宣扬敬拜上帝，不拜邪神；劝人行善，不做恶事；把耶稣当作上帝的长子，洪秀全自己是上帝的次子，称耶稣为 天兄 ，但对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社会的黑暗，表示了极大的愤恨，萌发了扭转乾坤的思想。
　　例如，洪秀全根据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人类的说法，在《原道醒世训》中提出男女平等的思想：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他还运用先秦时代 天下为公 的思想武器，萌发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理想社会。洪秀全在他后来所写的《原道觉世训》中，公开提出了神妖对立、斩尽妖魔的思想，这显然是运用宗教语言，号召人们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时，以革命道理启发烧炭工人杨秀清（１８２３～１８５６）、萧朝贵（１８２０～１８５２）等人说，你们长年以烧炭为生，备尝艰辛，受尽了苦难，何时能出头呢？不如大家都加入拜上帝会，有饭同食，有衣同穿。冯云山的一席话，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杨、萧和紫荆山的烧炭工人大多加入了拜上帝会，杨、萧２人后来还成为太平天国政权的东、西王。正是由于洪秀全、冯云山在宗教外衣的掩盖下，使 世俗的关系牵涉进来 ①，领导广大贫困的农民、手工业工人和其他下层群众，逐步转移到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方向，经过几年的精心准备，终于发动了举世闻名的太平天国革命。
　　金田起义后，洪秀全做了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时称天王），对拜上帝会的教义、戒律和宗教礼仪做了一套完整的规定。
　　在教义上，拜上帝会摒弃了基督教所宣扬的下述教条，即世人的贫富贵贱、生死祸福均听命于上帝的安排，信教者只有忍耐一切苦难，其死后灵魂方能进入天堂；而主张斩邪留正，杀尽一切妖魔（实指清朝统治音），永远不准他们在人世间再作妖作怪，迷惑害累世人。并指出，世人如敢再拜邪魔，必与邪魔一同治罪。
　　在戒律上，拜上帝会基本上抄袭了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但改为 十款天条.现将两者内容对比于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441页。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摩西十诫
　　除上帝外不可敬拜别神不许制作偶像不许称耶和华的名字应以安息日为圣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许贪恋他人财物
　　十款天条
　　崇拜皇上帝不好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
　　从上述条款中的文字来看，十款天条似乎与摩西十诫无多大区别，而且其中颂赞莫须有的皇上帝恩德和不杀人害人更是消弭人民革命、模糊人民视线的戒条。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里的皇上帝和不杀人害人的含义已经改变。因为皇上帝只是一个名誉领袖，真正的领袖是皇上帝之子、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所以 崇拜 也好， 颂赞 也好，实际上都是指洪秀全而言。
　　又因为十款天条成为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的军律，显然这里的不杀人害人一条，就是告诫太平军战士不要骚扰老百姓。实际上，每个太平军战士自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之后，都清楚自己的敌人就是清朝统治者及其御用军队，要战斗，必然要杀人，即杀敌人。由此可见，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十款天条，与摩西十诫已有本质的区别了。
　　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之后，拜上帝会在吸收会员时，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验，尤其是在战争中进行严格的考验。经审查合格，才能准许他们入教，并接受洗礼。其具体仪式正如天王洪秀全在《天条书》中所规定的那样：（入会者）当天跪下，求皇上帝赦罪，或用奏章祈祷，祷毕或用面盆水周身洗净，或在江河浸洗更妙。悔罪后朝晚礼拜皇上帝，求皇上帝看顾，赐圣神风化心。食饭感谢皇上帝，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时时遵守十款天条，切不可拜世间一切邪神，尤不可行世间一切邪事。如是则成皇上帝子女，在世皇上帝看顾，升天皇上帝恩爱，永远在高天享福，天下凡间，不论中国、番国、男人、妇人，总要如是，方升得天堂。
　　受洗入教者还要高声朗诵如下的祷词：小子○○○小子○○○跪在地下，真心悔罪，祈祷天父皇上帝格外恩怜，赦从前无知，屡犯天条，恳求天父皇上帝开恩，准赦前愆，准改过自新，魂得升天。自今真心悔改，不拜邪神，不行邪事，遵守天条，恳求天父皇上帝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害。祝福有衣有食，无灾无难，今世见平安，升天见永福。托救世主天兄耶稣赎罪功劳，转求天父皇上帝在天圣旨成行，在地如在天焉，俯准所求，心诚所愿①。
　　①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一册，神州国光出版社版。
　　拜上帝会还有一套札拜的仪式。他们的礼拜日是每周的星期六。每当星期五的夜半钟声敲响后，太平天国统治区域内的拜上帝会成员和人民都聚集起来，礼拜上帝。星期六黎明时，他们先做祈祷，然后回家。在当天的正午和傍晚时，分别举行一次礼拜活动。其方式是：礼拜开始时，齐声朗诵《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圣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
　　接着再唱：真道岂与世道相同，能救人灵享福无穷，智者踊跃接之为福，愚者省悟天堂路通，天父鸿恩广大无边，不惜天子遣降凡间，捐命代赎吾侪罪孽，人知悔改魂得升天。
　　又朗诵一段《三字经》：皇上帝，悯世人，遣太子，降凡尘，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十字架，钉其身，流宝血，死三日，复重生，四十日，论天情，……
　　然后，全体下跪，读祷文。此时，号角声和萧声一齐响起。读完祷文，全体起立，在各种乐器的伴奏下，齐声颂赞道：我王万岁万万岁！
　　最后，以诵读十款天条、焚香和鸣放鞭炮，结束本次的礼拜活动①。
　　４。声势浩大的反洋教运动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基督教会侵略和压迫斗争（史学界称之为反洋教运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首先，从时间上看，近代历史的８０年中，它占了５０余年；其次，从分布地区而言，它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沿海、边疆到内地，几乎遍及全国；再次，从参加的阶层来看，有农民、手工业者、商人、中小地主、封建官吏、兵丁，几乎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最后，从斗争次数而言，共达４００余次，不亚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的数目。由此可见，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篇章，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慨，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宣告了它们瓜分中国阴谋的破产。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完全是由帝国主义及其御用工具——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的野蛮侵略和残酷压迫、剥削激起的。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传教士们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庇护下，以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作为护身符，打着 劝人为善 的虚伪幌子，为非作歹，胡作非为。他们所到之处，总是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式，公然蔑视中国各级官府，无理干涉其内部事务；无视中国的法律，干预诉讼案件，为犯罪的传教士开脱罪责，并私设公堂，恣意刑讯中国的老百姓；强占土地和房屋，向农民和其他劳动者横征暴敛；设关置卡，强行向商人和手工业者征税；自行设立武装，镇压人民。基督教的一个教堂区，往往就是一个在中国境内的外国政府，谁对它都无可奈何。传教士所办的 慈善 事业如医院、育婴堂，更是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这里举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①　　 见中国史学会主编《太平天国》第一册，《天条书》；［英］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54-255页。
　　例一，现今北京协和医院保存着一个无辜被害的中国人的心脏。据记载，某年的一天，一名中国人来到协和医院看病。一个传教士医生为其诊治后，认为他的病情一般，吃点药就会好。但当他发现这名中国人的心脏长得较大，很有科研价值时，就 热情 地留其住院 治疗.谁知，病人住院后，不仅得不到任何治疗，而且还受到院方的百般迫害。不久，这名病人病情越来越重，传教士医生却在暗自高兴。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名无辜的中国人就死在了医院。传教士医生迅速取出了死者的心脏，制成标本，以供其科研之用。
　　例二，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热河东部（今辽宁省西部）发生了一起矛头针对外国传教士的人民起义。当起义群众焚毁一座教堂后， 验看火迹，见地窖内有幼孩尸身无数，均系无眼无珠无心 ，另外还有 童男女十六人亦各昏迷未醒 ①，这就难怪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着 教堂迷拐，挖眼剖心 的一句话语了。
　　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从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上海的青浦教案起，至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运动止，这５０余年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道光二十八年的青浦教案起，至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四川大足余栋臣起义前止。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各地区的反洋教运动，多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没有提出任何斗争口号，因而也未能得到更多的群众支持和参加。
　　第二阶段：从光绪十六年余栋臣起义起，至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止。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与前一阶段相比，无论从斗争艺术、还是从斗争水平上，都有极大提高，民间宗教、秘密会社（如天地会、哥老会）在其中起着核心和领导、组织作用，并提出了 扶清灭洋 等口号，进而把广大群众的分散斗争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下面选择几个典型案例，可见一斑。
　　①青浦教案。
　　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四日，英国传教士雒魏林、麦都思等３人，未经许可，擅自到离上海县城９０华里远的青浦县，进行非法活动，并散发宣道小册子，引起路人的围观和争相索取。雒魏林竟趾高气扬地用手中拐杖，在人群中乱击，引起众怒。在场的观众进行自卫反击，将３名传教士打伤。事件发生后，英驻上海领事阿礼国无理要求当地官吏惩处中国群众，被拒绝后，又卑鄙地进行外交讹诈，声称如中国不满足其无理要求，英国进口船只将拒绝交税，不准中国北上的漕船离开上海，英舰将封锁沿海海面。清廷在阿礼国的讹诈面前吓破了胆，撤换地方官吏，逮捕 肇事 群众，并枷号示众，赔银３００余两。青浦教案虽然只是一个影响不大的小教案，但由此拉开了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的序幕，因而具有重要意义。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光绪十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德福片。
　　②余栋臣起义光绪十六年和二十四年，四川重庆府大足县发生了由秘密会社成员余栋臣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
　　四川大足县是基督教堂林立之地。传教士在当地霸占成千上万亩良田，收取高额地租，并大放高利贷进行盘剥，同时资本主义列强的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一方面加速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另一方面造成白银外流，促使当地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苦难已极。余栋臣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以秘密会社作为发动群众的组织形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准备，终于在光绪十六年秋发动了矛头直指基督教会势力的武装起义。余栋臣发布了起义檄文，历数了帝国主义及其传教士在华的各种罪行，号召人民参加起义。清廷闻讯，生怕这次起义危及自己的统治，急忙派重兵进行围剿，并于次年三月最后将起义镇压下去。
　　光绪二十四年夏，余栋臣发动了第二次武装起义。在这次起义中，他明确地提出了 扶清灭洋 的口号，以争取清地方官吏、汉族地主阶级的支持，便于集中力量打击帝国主义及基督教会势力。但清廷在法国驻华公使的压力下，再次调集重兵围剿，并运用安抚手段对起义军进行分化瓦解，至当年底，终于把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余栋臣本人被清军生擒。不过，他受到了掌握朝政大权的西太后的厚待，没有以谋反罪处死。这显然与西太后当时的处境有关。因为，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即清军镇压余栋臣起义的同时，西太后以血腥手段镇压了 百日维新 ，囚禁了清德宗，并图谋废弃他，但由于西方列强的反对而未果。西太后为发泄自己的怒气，保留了余栋臣的生命。故此举实为她向西方列强 示威 的一种方式，而并非对人民反洋教运动有什么好感。
　　③热河金丹教起义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十月，热河东部的朝阳、建昌、平泉、赤峰等地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金丹教起义。它的斗争矛头直指法国天主教士、蒙古王公和清朝地方官吏。
　　热河地区是法国天主教堂的林立之处。据史载，该地区共有大小天主教堂１５８所，天主教士遍布各个州县，横行霸道，恣意欺压、甚至屠杀当地百姓和儿童，引起极大的民愤。当地人民群众早已蕴藏着仇杀天主教士的怒火。
　　热河地区蒙、汉两个民族矛盾也很尖锐。蒙古王公在清廷的庇护下，利用职权任意奴役汉民，致使汉民对蒙古王公恶感日深。
　　热河地区自嘉庆年间就有金丹八卦教的秘密活动。光绪初年，以种蒙古旗地为业的农民杨悦春，目睹天主教会势力和蒙古王公、清地方官员欺压群众的种种暴行，于是以行医为名，在热河地区广泛传教收徒。金丹八卦教势力发展很快，杨悦春被尊为总教师。光绪十七年十月初，杨悦春得知蒙古王公以打猎为名，欲行杀害汉民、霸占汉民土地的消息后，立即以金丹八卦教作为发动群众、进行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不久，杨悦春正式率众起义，各地许多金丹八卦教徒和在理教徒纷纷聚集在他的周围。他们把斗争矛头迅速指向蒙古王公和天主教堂。起义的头几天，起义军就焚毁了天主教堂８０余间，击毙天主教士数百人之多，一时间声势十分浩大。天主教士和蒙古王公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魂飞魄散，逃之夭夭。清廷闻讯，急令直隶总督李鸿章统筹部署围剿事宜。在李鸿章的指挥下，迅速云集的清军分路进剿。经过近两个月的激战，起义军寡不敌众，终于失败了。
　　余栋臣起义和金丹八卦教起义，以秘密会社和民间宗教为核心力量和组织形式，提出了鲜明的斗争口号或目标，并把以往单纯反对基督教不法活动的斗争，与反对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相联系，这的确标志着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④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光绪二十六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就其范围和意义而言，远远地超出了反洋教的斗争，但确如一些研究者所说，这个运动是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高潮和总汇合。况且，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均与反洋教紧密相联，故义和团运动又有 庚子教难 的称呼（１９００年是中国农历的庚子年）。可见，即使从中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角度来看，义和团运动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鼓舞和影响下，一些中国的基督教徒也日益觉醒。他们决心摆脱罗马天主教会和外国教会势力的控制，开展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上海教徒俞国桢发起组织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创办机关报《圣报》。该会号召中国的基督教徒要有爱国、爱教的思想和自立、自治的精神，并指出，中国不太平的根源，就是外国人的干预，因此，教会如能自立，国家便能自立；教会如不能自立，国家必不能自立，而国家一旦灭亡，那么平民百姓、教民都要当外国人的奴才。要想不当外国人的奴才，唯一的出路，就是中国的基督教民赶快立教，中国的基督教赶快自立自治。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创立后，响应者颇多，在清末影响日增。
　　５。西洋传教士功罪是非
　　有清一代，西洋传教士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那么，应该怎样评价他们的功罪是非呢？
　　一般说来，在清初顺治至康熙时期，西洋传教士的功绩是主要的。他们带来了西洋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仪器，如以西洋历法修改和校正中国历法的讹误，为中国古老的天文学增加异彩；为清廷制造西洋大炮，增强了清军在镇压三藩叛乱中的军事力量；用科学仪器于水利工程，测量水势，计算闸口的流水量，为清廷整治黄河做出了贡献；测绘地图，康熙年间传教士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从测量和绘制的时间、技术来看，都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中国、乃至世界的绘图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和俄罗斯外交谈判中充当翻译，为中俄《尼布楚条约》的顺利签订尽了力；将中文典籍译成西文，西文典籍译成中文，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凡此种种，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西方传教士来华，主观上决不是帮助中国富强，而是适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寻找殖民地服务。就是在康熙时期，他们也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在中俄外交谈判中，西洋传教士徐日升等人向俄方代表团出卖了不少中国的机密，以致于俄使戈洛文不仅向他们表示感谢，而且一再声称给他们同等的报酬。杨光先反对使用西洋先进的历法，这当然是错误的，反映了中国官僚士大夫的愚昧和无知。但他所揭露的西洋传教士的种种罪行均为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实。
　　雍正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各教派传教士，都是 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 ①，他们在华的一切活动都服务于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 炮舰政策 ，他们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他们在华的侵略活动和罪行必须予以坚决的批判和否定。但我们对西方传教士的某些活动也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例如，他们兴办的医院和学校，在客观上有利于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促进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①　　 《列宁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14页。
　　六、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始于唐而盛于元 ①。这就是说，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以来，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了元朝已广为流传。明代统治阶级的宽容政策，更进一步促进了它的发展。到了清代，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土地上已深深地扎下了根，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重要宗教。
　　（一）统治阶级的伊斯兰教政策
　　清朝定鼎北京之后，统治者出于愚昧和无知，将民族高压政策强行推进到了伊斯兰教聚居的甘肃、陕西和青海一带。清摄政王多尔衮（１６１２～１６５０年）甚至亲自下谕旨说，伊斯兰教民如不剃发称臣，当地的地方官吏以及家长、乡守、地保、邻佑，一律严惩不贷。剃发令激起了陕甘回民的强烈不满。
　　顺治五年（１６４８年），他们在米喇印（？～１６４８年）、丁国栋（？～１６５０年）的领导下，举行了反清起义，一度给予清统治阶级以强烈震动，直至顺治七年才被血腥镇压下去。
　　米喇印、丁国栋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清统治者又愚昧地认为，伊斯兰教与释、道二教无法比拟，其本身无丝毫可取之处，一度曾产生禁止伊斯兰教活动的想法，但又害怕由此而激起更大的反抗斗争，于是，清统治者为安抚回、维吾尔族的民心，对伊斯兰教采取了听之任之的宽容政策。伊斯兰教又获得自由传教和活动条件。
　　乾隆时期，清高宗致力于发展和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采取笼络和优容伊斯兰教上层的方针。在瀛台南（即今北京新华门外）建有回回街，允许伊斯兰教民自由贸易。乾隆二十三年（１７５８年），当清军征讨准噶尔部霍集占时，伊斯兰教的上层人士额色尹（即高宗后来的宠妃和卓氏的五叔）、图尔都（和卓氏之兄）率军积极配合清军作战，并立有功勋。二十五年，图尔都与其妹和卓氏应召入京，觐见高宗。高宗亲自宴请了他们，赐给图尔都大量金银和一座房屋。不久，和卓氏进宫被封为和贵人，不几年又连续进封为容嫔、容妃（因其貌美体香，故又称为香妃）。
　　容妃（１７３４～１７８８），姓和卓氏，进宫后极受高宗宠幸。高宗专为她在瀛台南建一宝月楼（即今新华门），作为居住之所，又因宝月楼面对回回街，正好使容妃寄托思乡之情。高宗还不时地赐给她大量的金银、食物，并为她配备了回族厨师。高宗东巡、南巡、行围，也多带她同行。现今流传于世的一张《香妃行猎图》，描绘了高宗在前策马射鹿，容妃在后骑马紧随，并递上一矢的情景，给人以夫唱妇随的和谐形象。高宗还将圆明园方外观，作为容妃礼拜之所。每逢容妃在内作礼拜，高宗都在观外面静静地等候。
　　高宗一生只有两个皇后。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皇后乌喇那拉氏死后，高宗不再册立皇后。这样，容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侍帝最久的颖妃，成为高宗事实上的次妻。容妃在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年）病死，遗体按伊斯兰教礼仪下葬，灵枢上写有 以真主的名义…….容妃在乾隆一朝所受的宠幸，充分反映了清高宗所执行的伊斯兰教政策。
　　①　　 徐珂编著：《清稗类钞》第四册，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960 页。
　　但是，自乾隆中后期开始，中国的伊斯兰教分为老、新两个教派，两派为争教而发生的争斗愈演愈烈。清高宗为稳定社会秩序，竟然偏袒老教，咒骂新教为 邪教 ，严加取缔，从而激起了苏四十三和田五的两次反清起义。
　　起义被镇压下去后，清廷正式宣布新教为 邪教 ，一经发现即严惩不贷，强行拆毁新建的清真寺，采取一系列措施稽查和约束伊斯兰教新教的教民。
　　然而，这都未能有效地阻止新教教民的反清斗争。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５朝中，他们的反清斗争从未中断过。虽屡遭残酷镇压、屠杀，教民们仍表现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同治年间的回民领袖马化龙（１８１０～１８７１）
　　在英勇牺牲前，赋诗表达了这种心情。其中的一首说：凤凰有难白鹤救，　　凤凰出洞百鸟行。
　　白鹤落在凤凰地，　　百鸟朝凤心得一①。
　　①　　 转引自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419页。
　　（二）四大门宦与三大教派
　　清代，我国的维吾尔、回、撒拉族等民族信奉伊斯兰教，他们主要分布在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云南和京畿地区，有所谓四大门宦与三大教派之说。
　　１。四大门宦
　　清代的伊斯兰教门宦与苏非派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苏非派是伊斯兰教内一个很重要的派别，约创建于１０至１１世纪。该派专注于精神修炼，为人处世往往持超脱无为的态度；主张崇拜 圣徒 ，并把拜谒 圣徒 坟墓与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视为具有同等意义。１２世纪时，苏非派内部因在其赞美安拉等问题上产生无法调和的意见，如有的主张高声念诵，有的主张低声念诵，还有的主张心中默念（即在参悟中念诵），于是也就产生了数以十计的教团，其中就有后来传入中国、并被称为四大门宦的教团：什板顶耶教团（即虎非耶门宦和哲赫林耶门宦）、卡德林耶教团（即格的林耶门宦）、库布林耶教团（即库布林耶门宦）。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清廷统一台湾之后，鉴于边疆和沿海地区的安宁，以及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加，促使清廷一度开放海禁。这就推动了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商业贸易往来。于是，苏非派的上述教团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传入中国西北的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区。
　　什板顶耶教团、卡德林耶教团和库布林耶教团，原本各自都是一个上有教主、下有清真寺的严密组织。教主为一教团的首领，对本教团内的教徒有生杀予夺之权，他的言论就是法律，教徒必须言听计从；教主死后，其子孙世袭掌教。它们自来到中国的西北后，很快即封建化了，不仅独占清真寺，霸占教民的 天课（即多余而上交清真寺的钱财），而且还利用这些 天课 购置大片土地，然后租给当地农民耕种，进行封建剥削，俨然如同内地的封建地主。正因为这个原因，上述３个教团被清廷地方官吏称之为 门宦.但３个教团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虎非耶、哲赫林耶、格的林耶和库布林耶四大门宦。需要说明的是， 门宦是清朝统治阶级对苏非教团的称谓， 四大门宦 是今天学术界对它们的称谓，而中国的苏非教团从无此自称。
　　四大门宦的一般情况如下：（１）虎非耶门宦虎非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隐藏的 ，或 低声的 ，即主张赞美安拉时，要低声念诵，故又称 低念派.据记载，该派是在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年），由穆罕默德第２５世后裔赫达耶？通拉希创立的。该派在修行方法上，主张依据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宗教制度进行修行，不赞成过分的禁欲苦行；修道者分为３级： 穆勒师德 ，意即教主； 海里凡 ，意即教主的接班人； 穆里德 ，意即教徒。
　　（２）哲赫林耶门宦哲赫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公开的 ，或 响亮的 ，即主张在赞美安拉时，要响亮而又高声念诵，故又称 高念派.该派的创始人为马明心（１７１９～１７８１），又名明新，经名伊布拉欣，字复性，甘肃阶州（今甘肃武都）人。据说，他的家境十分贫寒，早年随叔父前往麦加朝觐，后在也门伊斯兰道堂留学。乾隆中叶，回国后在循化、河州（今临夏）等地传授哲赫林耶教旨。该派主张崇拜圣徒及拜谒圣徒坟墓，竭力鼓吹禁欲主义。在清代，该派多次发动和领导了撒拉族、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给了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
　　（３）格的林耶门宦格的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大能.学术界一般认为，该门宦渊源于苏非派卡德林耶教团。据有的学者研究，它的创始人为兰州皋兰县班房狱卒海阔①；还有些学者认为是穆罕默德第２９世后裔阿布都？董拉希。据传，阿布都？董拉希于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４年）来到河州，收祁静一（１６５６～１７１９）
　　为徒，将格的林耶教旨和功法尽传与他。祁静一遵其师所嘱，出家静修传道，所收门徒甚多，于是自称祁门派，成为格的林耶门宦的一个支系。格的林耶门宦，遵从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认为真主安拉创造了宇宙万物，他的 大能 就显现在万物之中，因此，崇拜真主就要先 认本身 ，即 慎独静修 ，随时默念无字真经.（４）库布林耶门宦库布林耶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至大者.据学者推测，它在康熙至乾隆时期传入中国，该门宦的始创人为穆罕默德后裔穆呼引迪尼。据传，他曾数次来中国传道，最后定居在河州东乡大湾头，改姓中国姓，叫张玉皇，颇有在当地称霸之志，故该门宦又称为 张门 ，或 大湾头门宦.该门宦主张静修参悟，静修时教徒一般居住山洞，不见除送食者之外的任何人，静修的时间一般在４０天以上。
　　２。三大教派
　　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的发展，到了清代，逐渐形成了３大派：格底木（老教）、伊合瓦尼（新教）和西道堂。
　　（１）格底木和伊合瓦尼派格底木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古老的 ，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古老的一派。
　　元明两代和清代乾隆朝以前，它又成为回族地区伊斯兰教的唯一教派，俗称 老教.乾隆中叶，甘肃阶州回民马明心，自也门归国。之后，他耳闻目睹了门宦制度给当地农民带来的苦难，感到长此下去，伊斯兰教将无法在中国立足。于是，马明心在循化创立了 伊合瓦尼 （阿拉伯文原意为 新的 ），俗称 新教 ，企图以此革除门宦制度的弊病。
　　实际上，格底木和伊合瓦尼，即老教和新教，都承认四大哈里发为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人，在伊斯兰教的教律、戒条、信仰等方面也都基本一致。
　　也就是说，从主要方面来看，两教并无区别。但两教的根本区别在于具体的宗教修持方式，即宗教仪式方面。如在收受 天课 方面，老教规定，有钱财及各种收入的教徒，除生活必需品之外，都要按一定比例交给清真寺，这部分钱财实际为教主所独占；新教则规定，不仅不收教徒的 天课 ，反而给教徒一些必要的周济。再如，阿訇念经所收报酬方面，老教教民经常在家里举办纪念亡人的活动，请阿訇念经超度，每次都要送上一份厚礼，有的还送羊只、布匹，加重了教民的负担；新教坚决反对这样做。他们认为，《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神圣经典，将其作为谋生发财的工具，不仅对《古兰经》本身，而且对圣主安拉也是一种亵读，因此阿訇念经应不收或象征性地少收一些钱文，并规定阿訇每次最多只能取忏钱５６文。这些主张，对西北地区贫困的伊斯兰教民来说，是颇具吸引力的。许多老教教民争先恐后地改奉新教，从而导致新教势力大增。
　　①　　 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363页。
　　新教势力的剧增，引起老教的强烈不满，并向官府告状说，马明心及其同伙 妄言祸福，煽惑愚民 ，地方官偏袒老教，于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年）
　　将马明心逐出循化。但马明心的徒弟贺麻六乎、苏四十三等继续传播新教，在各处清真寺 墙壁画门为图，妖言显圣，摇头念经、跳舞等 ①。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年），苏四十三等又将马明心请来，并在撒拉族居住区设立１２个掌教，又新造３座清真寺。结果又为老教告发。地方官令取消新建清真寺和所设的掌教，引起了新老教徒的互相仇杀。苏四十三等人在械斗中杀死４０余名老教教徒，事态扩大。陕甘总督勒尔锦闻讯，一面派兰州知府杨士玑等率兵前往镇压，一面秘密逮捕了马明心，将其押往省城兰州狱中。三月，苏四十三率领撒拉族人民举行反清起义，击毙了杨士玑，接着包围了兰州。兰州守军在危急中，将马明心绑赴城头，要他劝说苏四十三撤军，被拒绝，清军残忍地将马明心杀害。不久，前来镇压的各路清军陆续来到城下，苏四十三只得撤军。八月，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了。
　　（２）西道堂西道堂是甘肃临潭人马启西于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年）创立的。马启西（１８５７～１９１４），字公惠，道号西极园。自幼入私塾，熟读汉文经典四书五经，后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秀才。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瓜分下，处于四分五裂的时代，广大回族人民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活极为贫困。因此，马启西就想用伊斯兰教和孔孟儒家思想把伊斯兰教民团结起来，以改变本民族的悲惨处境。正是抱着这种愿望，他十分重视清初伊斯兰教学者刘智（字介廉，约１６６０～１７４０）的汉文译著，并在当地教民中广为宣传，务要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他公开宣称，刘介廉种了子粒，他要让它们开花结果。于是，伊斯兰教的一个新教派——西道堂应运而生。
　　西道堂规定，教徒要将家产捐赠道堂，道堂出资组建农场、牧场、商场等，将教徒分配其中某一行业工作，他们过集体生活；教堂注重教育，每一个教民自幼都要接受初级教育，学习的功课就是四书五经，以及伊斯兰教的一些汉文译著；教长实行终身制，但子孙不得世袭。由于西道堂注重使用汉语解说的伊斯兰教教义的译注，以及把伊斯兰教与孔孟的儒家思想揉合在一起，故被称之为 汉学派.实际上，这个名词很不贴切。因为，它首先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义的伊斯兰教派，而使用伊斯兰教教义的汉文译注，与 汉学 也无共同之处。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
　　（三）清真寺与掌教制度
　　清真寺是中国伊斯兰教寺院的称谓，大约在明代中后期正式定名，清代沿习未改。因其是伊斯兰教民作礼拜的场所，故又俗称礼拜寺。
　　据明清之际的一些回族伊斯兰教学者的解释， 清 是指真主清净无染、不拘方位、无所始终； 真 是指真主独一至尊，永存长在，无人所能比拟。
　　总的意思是赞美真主独尊而又清净不染。至于 寺 ，在中国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大约在秦汉时期，寺就成了 官舍 （即官署）的总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 寺 又为佛教教堂所采用，此后，其它宗教教堂相沿未改。由此可见， 清真寺 起初就是伊斯兰教民赞美真主安拉及为自己祈祷福音之地，即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到了明末清初，特别是在门宦制度形成以后，清真寺的职能大为扩展，逐渐成为伊斯兰教民进行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场所。另，在伊斯兰教民进行反清起义时，它又成为军事生活的场所。
　　清代伊斯兰教起义在其规模、次数和影响上，都是历代所无可比拟的，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究其原因，清真寺在其中所起的组织、发动伊斯兰教民的作用，功不可没。当然，在门宦制度存在的时期，清真寺又成了欺压、剥削伊斯兰教民和当地汉民的策划地和场所。总之，清真寺在清代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超过了以往历代。
　　关于清真寺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制度，就是学术界所说的三掌教制。
　　三掌教制在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又称三道掌教制，它们分别是：伊玛目（汉文为住持）、海推布（协教）、麻进（赞礼），又称老师傅①、二师傅、三师傅。从明代到清康熙年间，教长都是世袭制，并领取朝廷礼部颁发的札付，作为统治阶级批准的象征。按理说，这种子孙世袭掌教制是天经地义的了，不会有人觊觎。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明后期以来，清真寺内部为争夺掌教职位，发生了连绵不断的、异常激烈的争斗。例如，明思宗崇祯初年，北京牛街礼拜寺内一部分教众为了推举异姓人掌权，竟凿毁了铭记家传世袭者的弘治九年（１４９６年）和万历四十一年（１６１３年）两块碑文。这标志着世袭掌教制已开始出现了危机。康熙年间，一个名叫王允卿的伊斯兰教徒来京讲解教法。牛街礼拜寺的教徒把他视为 奇才 ，其中十余人乘骡策马到良乡迎接。王允卿来到礼拜寺门前时，正门早已大开，接着就被当作救星似的迎了进去。到了大殿内，立即又有教徒向他赠献食物和布帛，敬若神明。就连当时的教长白世祥也不敢拂违众意，在王允卿面前毕恭毕敬，俨然侍奉师傅一般。这说明，康熙时期的伊斯兰掌教制度已由世袭向教众选聘过渡了。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年）下半年，清高宗在镇压了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之后，下令在西北各地实行乡约，代替三掌教制。明确规定，各清真寺不准有阿訇名目，也不准称教长，而是由各级地方官 选老成回民，充当乡约（即教长），劝诫稽查 伊斯兰教民①。由此，清真寺内出现了对外名为 乡约 、对内名为 学董 的组织管理形式。另外，阿訇被取消后，宣讲伊斯兰教教义的人，都是由熟悉或精通该教经卷的教徒中选聘的。至此，伊斯兰教的世袭掌教制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①　　 乾隆年间，两北清真寺掌教之人均称阿訇（hong，音轰）。
　　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一。
　　（四）经堂教育和汉文译著活动
　　明代后期胡登洲（１５２２～１５９７）倡兴的经堂教育，得到了广大伊斯兰教民的积极支持。清初，他们利用统治阶级对伊斯兰教听之任之的宽容政策，在全国的清真寺范围内开展经堂教育，以及为经堂教育服务的汉文译著活动。
　　１。经堂教育
　　清代，在伊斯兰教开展经堂教育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著名经堂教育家，为提高伊斯兰教民的文化水平，作出了积极而有益的贡献。
　　常志美（约１６１０～１６７０），字蕴华，清初著名的经堂教育家和理论家。
　　他学识渊博，精通经学、波斯文和阿拉伯文。康熙年间，他在山东清真寺内设帐讲学，广泛招揽弟子。讲学之余，常志美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伊斯兰教教义和哲学，以及波斯文文法，著有《亥瓦衣？敏哈吉》（波斯文语法书）。
　　他还是后来被称为 博而熟 的山东学派的创始人，在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清代中后期，由于著名的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家马复初、马联元的大力倡导和身体力行，云南的经堂教育成为全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中心。
　　马德心（１７９４～１８７４），字复初，回族，云南太和（今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人，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道光年间，曾赴麦加朝觐，并在阿拉伯地区广泛搜集伊斯兰教经典。回国后，在云南回族聚居区设帐讲学，广召各方学者和弟子，使云南的经堂教育居于全国之冠。马复初本人也因此而享有极高声誉，被亲切地称为 老爸爸.咸丰、同治年间，他参加了云南回民起义，失败后降清，并被杀害。著有《四典要会》、《大化总归》、《宝命真经（古兰经）直解》和《朝觐途记》等数十余种书籍，成为清代中后期有名的经堂教育家和理论家。
　　马联元（１８４１～１８９５），字致本，回族，云南新兴州（今云南玉溪）人，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同治年间，曾赴麦加朝觐，并在阿拉伯和印度地区搜集伊斯兰教经典。回国后，在云南主持经堂教育。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马联元在教学中主张 经书并授.也就是说，他要求学生既通晓伊斯兰教经典原文，又能正确运用汉语阐述伊斯兰教义，其目的在于使学生能熟练掌握和运用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还用阿拉伯文写成了《阿拉伯文法》和《波斯文法》、用汉文写成了《辨理明证》等书。所有这些，对于促进中国和阿拉伯地区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使云南的经堂教育在马德新死后得以在全国继续居于领先地位。光绪中后期，马联元曾赴印度讲学，并在那里病逝。
　　经堂教育的宗旨，在于 启迪后学，引导新进 ，即对已有的伊斯兰教民和新入教者进行教义、教法、戒律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能更好地传经弘教。经堂教育的地点，就在清真寺的经堂里。一般都有小学和中学，分别对儿童和成年教民进行教育。后来，又有了大学，实际上是一种高级班。
　　经堂教育的高级课程，一般称作 十三本经 或 十四本经.其中，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有：《连五本》、《遭五》、《满俩》（以上为语法书）、《白亚尼》（修辞书）、《伟业》（教法书）、《者俩来尼》、《戞尊》（《古兰经》注）、《开俩目》（认主书）；用波斯文写成的有：《虎托布》、《艾尔白欧》（《圣训》）、《古里斯它尼》（文学书）、《米尔萨德》（道学书）、《侯赛尼》（经注学）、《额土尔特》（哲学书）①。上述１４种课程自明清之际至清末，完全一样。不过，一个清真寺里是决不可能都能开得出来的，同样，一个教徒也不可能都学完。至于每个清真寺、每个教徒能开出或学习几种课，那应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了。
　　２。汉文译著活动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国国内各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广大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在与汉族的联系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孔孟儒家思想的无形影响。另外，明末民间宗教的勃兴引起了统治阶级对 邪教 的重视，客观上增加了对伊斯兰教的歧视和误解。这就使伊斯兰教的一些学者认识到，要使伊斯兰教获得更大的发展，就要把儒家学说揉进伊斯兰教教义中，从而既使统治阶级打消疑虑，又使教民人人娴熟伊斯兰教经典。这样，自明末以来，用汉文翻译著述伊斯兰教经籍的活动，就蔚然成风。
　　一般而言，首创汉文译著活动的是明清之际的王岱舆。从此直至清朝末年，历经近３００年而不衰，这不仅为历代伊斯兰教，而且为其它宗教所无法企及的。
　　有的学者把自明清之际至清末近３００年的汉文译著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王岱舆至刘智，他们活动的区域以南京为主，内容为专译一经，或专述某一理论体系，范围主要在于宗教哲学和宗教典制方面；第二阶段为马德心、马联元的活动，其地域以云南为主，内容比第一阶段更为广泛，已由宗教哲学、宗教典制扩展到天文历法、地理和《古兰经》①。这种观点很有见地，非常符合实际。
　　王岱舆（约１５８４～１６６０），名涯，南京人，回族，晚年别号真回老人。
　　青年时期，曾受业于明代经学大师胡登洲的４传弟子马君实，并习学汉文，钻研汉文典籍以及释、道典籍。中年以后，致力于以汉文阐释伊斯兰教教义、戒律和典制，所著《正教真诠》被称为伊斯兰教的第一个汉译本，是最早而又系统地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的译作；《清真大学》是最早阐释伊斯兰教哲学的译作。他的译著，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王岱舆晚年曾在京师正阳门外讲经，后死在那里。
　　王岱舆的高徒伍遵契（约１５９８～１６９８），字子先，南京人，早年曾就学于山东经师常志美门下，研习伊斯兰教经典和教义，兼习儒家学说及儒家典籍。他译著的《修真蒙引》一书，被中国伊斯兰教徒称之为最有效的启蒙课本，通过该书就可以系统了解伊斯兰教的认主、信仰、戒律、沐浴、礼拜、婚姻、殡葬等方面的情况。
　　刘智（约１６６０～约１７４０），字介廉，自号一斋，南京人，回族，自幼习学《古兰经》和孔孟学说，晚年在南京避世山居，运用儒家哲理诠释伊斯兰教哲学和典籍，著译多达数百卷，但流传于世的仅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等数十卷。刘智的译著对后来的伊斯兰教学者、经师影响很大。例如，前述的马启西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也正是这个原因，刘智被誉为伊斯兰教的功臣。
　　①　　 参见谢松涛《回教概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82 年版，第 22页。
　　①　　 转引自周燮藩等《中国宗教纵览》，第 330页。
　　刘智去世后，伊斯兰教的汉文译著活动大约停顿３００年之久。究其原因有２：一是汉文译著活动自伊斯兰教哲学和典制被译述之后，需要有一段巩固时期，因而一时还难以深入下去，更谈不上有所创新了；二是清朝统治阶级虽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政策，但对汉文译著活动不鼓励、不提倡，更不扶持，从而使活动的地域、范围都很狭窄，难以造成一种声势。
　　到了１９世纪上半期，由于马德心、马联元的出现，才使汉文译著活动向纵深发展。马德心一生著述很多，不仅有关于伊斯兰教教义、典制的书籍，而且还有天文、地理、文学及《古兰经》的数十种译著；马联元用极大精力刊印《古兰经》。他们都对汉文译著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使自己在伊斯兰教的地位远远地超过了刘智。
　　汉文译著活动的兴起和发展，促进了儒家学说和伊斯兰教教理的融和。
　　例如，孔孟和宋明程朱理学所竭力宣扬的封建纲常、伦理道德，完全为伊斯兰教学者所接受。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就一再声言，孔孟所谈的修身、齐家、治国理论，与伊斯兰教教理完全一致；伊斯兰教伦理与儒家的典籍无有不同。他们用儒家的伦理观念，教导信徒对真主安拉忠贞不二，从而更进一步树立了真主安拉的绝对权威地位。可见，汉文译著活动为伊斯兰教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七、萨满教
　　萨满教既没有经卷，缺乏一个系统的宗教理论和教义，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传教方法或方式，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一种宗教，至多也就是如学者们所说，仅仅是一种原始的和幼稚状态的宗教。不过，由于欧、亚两洲北部广大区域的渔猎和游牧民族，以及我国的蒙古、维吾尔、哈萨克、满、锡伯、赫哲、朝鲜等族的普遍信仰，使萨满教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这里将着重谈谈蒙古族和满族、主要是满族的萨满教。
　　（一）蒙古族萨满教信仰的衰落
　　明神宗万历以前，萨满教在蒙古族聚居区占据主导地位，势力很大。然而，自万历时期开始，直至清代前期，它却遭到了厄运。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萨满教在蒙古族聚居区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其落后、野蛮、残忍的习俗，经常遭到蒙古贵族和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抗。这使蒙古统治者认识到，如不改弦更张，一味地崇信萨满教，总有一天，势必要危及蒙古贵族上层集团的统治。
　　万历二年（１５７４年），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邀请西藏黄教（即喇嘛教）
　　教主锁南嘉措（即三世达赖）来蒙古传教。４年后，俺答汗和锁南嘉措在青海相会，并为土默特部举行了隆重的入教仪式。自此，大批蒙古人出家为僧，黄教寺庙在蒙古各地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接着，锁南嘉措向蒙古各部提出了严厉打击萨满教的措施，例如，蒙古各部民如要信奉喇嘛教，必须立即放弃信奉萨满教，否则即强行抄家，没收牲畜、帐幕等全部财产。他还大骂萨满教是邪教 ，在蒙古地区必须连根拔除。
　　锁南嘉措的强硬措施，获得了蒙古贵族的大力支持。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年），察哈尔蒙古首领林丹汗颁布法规，强令蒙古人民在呼图克图（大喇嘛）
　　和喇嘛教徒所到之处，一律供应各种所需物品和车马，违者，喇嘛有权将他们处决。
　　当时，清太宗皇太极也在竭力实行笼络蒙古的方针政策，大力赞同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流传，这对于日趋陷入危机状态的萨满教来说，不啻是雪上加霜，使蒙古统治者更加有恃无恐地迫害萨满教。
　　明思宗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１６４０年），蒙古上层统治者颁布了《卫拉特法典》，以法律的形式禁止萨满教。其中规定：谁请萨满主持祭祀和跳神，就判罚其马匹；取缔萨满教的祖先神翁衮；为祭祀而杀牲畜者，判罚财产。法典公布之后，立即成了喇嘛教迫害蒙古地区萨满教的有力工具。许多喇嘛所到之处，强令没收翁衮，大规模地迫害萨满。这样，在清代前期，蒙古地区的萨满教就逐渐地销声匿迹了。
　　但是，萨满教在满族生活地区，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二）满族萨满教信仰的变异
　　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在利用宗教巩固其统治时，虽然未将萨满教列于其中，但由于萨满教始终为满族所信奉，故又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喇嘛教在满族地区虽有一定的势力，但未能压抑住萨满教；满族萨满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吸取了释、道二教以及民间宗法性传统宗教的成分。正是这些因素，使萨满教在满族聚居区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１。满族萨满教的基本信仰
　　萨满教是一个多神信仰的原始宗教，信奉３个神系：自然神、动植物神、祖先和其他神。
　　（１）自然神崇拜满族萨满教的自然神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七星神、火神、山神的崇拜。
　　七星神（北斗七星神）崇拜。七星的崇拜和祭祀，对满族来说古已有之。
　　满族很早以来就认为，夜晚万籁（ｌàｉ音赖）俱寂时，七星北斗在繁星之中显得特别耀眼夺目，并带有一种神秘色彩，因此，企图通过对它的祭祀，达到消灾免难的目的。清初祭星的具体做法是：用明末由辽东传入的汉地巫术，即剪纸人的办法，先由萨满剪成若干张纸人，然后对北斗七星祈祷，希望它能帮助人驱逐恶魔病鬼，转嫁于纸人①。
　　火神崇拜。满族一向认为，人世间，只有圣洁的火才能祛除妖邪，保佑人们平安。萨满教中作为神、人相通的媒介——萨满，一向有使用火的高超绝技。因此，满族十分重视对火神的祭祀，每年春秋祭祀火神木雕像。
　　山神崇拜。满族贵族认为自己发源于长白山，受到山神的保佑，取得一统天下的大权。因此，清代历朝统治者总要派官吏拜祭长白山。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年），圣祖诏封长白山神 秩祀如五岳。自是岁时望祭无缺.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高宗巡幸吉林时，特意望祭长白山。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德宗加封长白山神为 保民 ①。
　　（２）动植物神崇拜满族萨满教的动植物神崇拜主要表现在对乌鹊、狗和柳树的崇拜。
　　乌鹊崇拜。清代广泛流传着的有关其始祖的传说，就是与乌鹊联系在一起的。据史载：满洲原起于长白山之东北布库里山下一泊，名布儿湖里。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古伦，浴毕上岸。
　　有神鹊啣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古伦爱之不忍释手，遂啣口中，甫着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后生一男，生而能言，倏（ｓｈū音书）尔长成。母告子曰： 天生汝，实令汝为夷国主，可往彼处。 将所生缘由一一详说。乃与一舟顺水去，即其地也②。
　　此男孩，即满族统治者的始祖； 其地 ，即满族的发源地。
　　以后，满族统治者和明军在辽沈地区作战时，乌鹊多次充当了救命恩人的角色。因此，满族贵族以及一般平民十分崇拜乌鹊。祭祀之时，各家均于院内立一 神竿 ，每天放置米谷，称为供 神鹊.
　　①　　 参见刘小萌等《萨满教与东北民族》，吉林教育出版社版，第 85 页。
　　①　　 《清史稿》卷八十三，《礼二》。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犬的崇拜。满族是一个以狩猎为主的民族，缺少马匹和牛具。因此，狗在打猎时充当了主人的得力助手；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中，狗又成为满族人民重要的交通工具。至今， 狗拉扒犁 的故事和传说，还深深地埋藏在东北人民的心目中。扒犁，又称爬犁，学名雪橇（ｑｉａō音敲），对缺少车马的满族人民来说，是冬天在雪地和冰冻的江河上最好的交通工具，一般都是由１至４只狗在前牵引的。正因为狗在满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颇受崇拜。清太祖努尔哈赤时就明确规定：不准杀狗、吃狗肉，不准穿戴用狗皮做的任何物品。至今，东北的某些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
　　还在这样做。
　　柳树崇拜。柳树与满族的关系也很密切。前引满族始祖的传说中就曾提到：（佛古伦）子乘舟顺流而下，至于人居之处，登岸折柳，条为坐具似椅形，独踞其上①。
　　另外，在满族社会中，柳还被解释成世间初起时的一种物质， 柳叶是人类的缘出处，柳叶象征女阴 ②。满族的一些家庭在举行家祭时，常在供案上摆一些柳枝，上面有９枝绿叶，象征着九天，祭后将柳枝请入神龛中。
　　（３）祖先和其他神崇拜满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也认为人死后灵魂到了阴间。这种灵魂不灭的观点，直接导致对祖先和其他神的崇拜。
　　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在萨满教的宗教信仰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早在关外时期，满族就有所谓竿祭礼，即家家屋前都竖立一根丈余长的细木，杆头系上布片，表示祭祀祖先。清廷定鼎北京后，上自宫廷皇室、下至平民百姓，均祭祀祖先，其程序和礼仪完全系统化了。这在前面已作过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释、道二教诸神崇拜。清初，在统治阶级重视释、道二教的影响下，萨满教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即从不知有佛存在，见有诵佛经者即哂笑不已的情况，到吸收释、道二教的观念，开始崇拜和祭祀释、道诸神。在清宫和民间祭祀的诸神中，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关圣帝君、观音、火神、龙王、山神、菩萨、财神等，都赫然列名其中。
　　２。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活动
　　满族萨满教的宗教活动，主要分为两类：祭祀和跳大神，但无论是哪一类，都是通过萨满教的巫师——萨满进行的。
　　（１）祭祀满族的祭祀活动，有许多种，例如，祭天、祭祖、祭神等等。甚至婚丧大事，也要祭祀。所有这些祭祀，萨满均参与其中，上香、手摇神铃、歌乐词、念祭文。这里仅以男女结婚仪式为例，就可以了解萨满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了。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②　　 孟慧英：《满族民间文化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243页。
　　满族的青年男女结婚仪式，一般要进行３天。第一天，清晨，新郎跪在祖先神位前，亲友在旁站立，倾听萨满念祝词：鹊神安排的一对美满夫妻，有山路神保佑，一定把新妇娶到家。
　　新郎是个勤劳的人，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捕鱼，是穆尔察家族的好后代，能永远听祖宗们的话。
　　新妇是个和顺姑娘，在家勤劳能织网，能养蜂，能下水捉蟹捕鱼。
　　两户亲家和睦相帮，愿把新娘娶到家，永远吉利。
　　太阳出来后，全体宾客均到院子里祭天地诸神。萨满任主祭，并高举香火念祝词，同时又敲打神鼓，边唱边舞。接着，众人一齐跪向天地诸神叩拜。
　　夜间，众人还要举行野祭，萨满的角色与白天相同。他们先向神偶祈祷，希望能保佑平安、幸福。然后，萨满领着众人跳舞、唱歌。
　　第二天喜宴，第三天娶亲。当新娘被接到新郎家里后，举行成婚仪式。
　　首先萨满要念祝词，接着新婚夫妇到院子里的神杆下面叩拜天地、祖先诸神①。
　　（２）跳大神满族和其他民族一样，在科学技术和医药卫生不发达的时代，不懂得疾病产生的原因及其防治办法，而误为是鬼神妖怪作祟，于是就请萨满跳大神，以消灾祛病。
　　清初人曾记录顺治年间黑龙江宁古塔地区满族萨满教的跳神情景，现抄录于下：跳神犹之乎祝先也。（萨满）率女子为之，头带如兜鍪（ｍóｕ音谋），腰系裙累累，带诸铜钱，摇曳（ｙè音页）之有声。口喃喃，鼓嘈嘈，以竿绾（ｗǎｎ音宛）绸布片。于炕西缚一豕，以酒灌其耳与鬣（ｌｉè音猎）。
　　耳鬣动即吉。手刃之取其肠胃，而手■之，亦有吉凶兆。女子韶秀者亦如歌舞状，老则厌，男子更厌矣。马神则牵马于室中，以红绿布帛丝系其尾鬣而喃喃以祝之云。跳毕，则召诸亲戚啖（ｄàｎ音淡）生肉，酌以米酒，尽醉饱，不许怀而出其户，曰神怒也①。
　　这种情况颇为繁琐。实际上，有些地区的跳神完全是由萨满一人所为，正像王友三先生所说的那样：跳神开始时，萨满先持鼓静坐，接着连打几个哈欠，双眼紧闭，呼吸好似停止一番，恍恍惚惚，好像神已附在体内。忽然，他开始抖动身体，同时用手击鼓高歌。之后，又站起身来，逐一请神，并问明何神致病，用何法处置。询问明白，萨满开始祭神，口中念念有词（词意谁也听不清楚）。念毕，萨满告诉人们，作祟的鬼神妖魔已除，病已好。祈祷后，若病人痊愈，需还愿酬神；若未痊愈，则称病人供献不周，需再多供献钱财②。实际上，病人所供献的钱物，统统地落入了萨满的腰包。
　　①　　 参见孟慧英《满族民间文化论集》，第 203-205页。
　　①　　 方拱乾：《绝域纪略？风俗》。
　　清廷定鼎北京后，跳大神也随之传到了全国各地，成为一项重要的封建迷信活动，既骗取了平民百姓的许多钱财，又禁锢了他们的思想，影响和后果极为恶劣。
　　②　　 参见王友三主编《中国宗教史》下册，第 1080 页。
　　八、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是中国广大被压迫群众（主要是农民、小手工业者）信仰的一种宗教。它有自己的经卷、仪式、思想信仰和组织系统，而且这些思想信仰和组织系统又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有的甚至格格不入，因此，民间宗教各教派无一例外地被统治阶级视为 邪教 ，受到残酷镇压或取缔。这样，民间宗教要想生存和发展，就不得不由公开转为地下活动，进行秘密的串联和传教收徒，由此又被称为秘密宗教。民间宗教的存在和活动，尤其是当它和人民起义相结合时，对封建统治阶级就是一个极为严重的威胁和打击。清代前期，民间宗教的活动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并组织了许多次重要的人民反清起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少威武悲壮的诗篇。清代中叶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民间宗教遭到了沉重打击，开始衰落。至清代后期，所起的作用就十分微弱了。
　　（一）清代民间宗教的概况
　　以往，学术界总是把清代民间宗教笼统地称为白莲教。应该说，这只是一种习惯说法，并不很确切。
　　１。特点
　　清代民间宗教有如下的３个特点：第一，活动地区扩大。元明时期，民间宗教主要就是白莲教。然而，到了明朝末年，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烈、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白莲教在各地逐渐转向在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手工业者、兵士、流民、小商人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形成了许多的支派。清初，随着清兵入关后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北方的民间宗教各教派纷纷南迁，势力遍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省。不过，它们也并未因此而放弃北方的据点，在京师、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活动，依然很多。正如清代思想家颜元所说，京师府县以至各穷乡僻壤均有 邪教 活动的踪迹。这说明，从清初以来，民间宗教的势力已遍及于中国南北两方的广大地区了。
　　第二，清朝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的取缔、镇压比明朝严酷，但是清代的 邪教 却比明代更为活跃。清朝定鼎北京后，即对民间宗教予以密切注视。
　　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清吏部给事中林起龙在奏疏中指出：近日社会风俗大坏，白莲、无为、大乘、混元等邪教蜂起；它们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 盗贼 ，行经堪忧。他要求朝廷严加搜捕，处以重罪，作为防微杜渐之计。清世祖采纳了这一建议，下令严禁 邪教.但是，与统治阶级的愿望相反，民间宗教却更为活跃，支派也更加繁衍，不过在教名上称 白莲教的并不多，大都冠以大乘、圆顿、先天、罗祖、无为、收元、混元、红阳、八卦、天理和清水教等名目。
　　第三，各地 邪教 与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对封建地主阶级造成严重威胁。
　　从康熙十二年（１６７３年），北京杨起隆领导上三旗奴仆的反清起义失败后，几次重要起义，如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山东王伦起义、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直鲁豫交界地区的反清起义，都是在民间宗教的旗帜下发动的。这些起义都给了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特别是嘉庆十八年的起义，起义者以不足百人的队伍，竟冲进了统治阶级的神经中枢——紫禁城，使清仁宗惊呼： 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 ①，起义 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②。这是清朝统治中国１７０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巨大危机感的反映。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乾隆中叶至鸦片战争前的６０多年间，民间宗教的某些教派当之无愧地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起了进步的作用。
　　２。群众基础和组织状况
　　（１）群众基础清代民间宗教的群众基础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小商人和流民等广大劳动群众。另外，清代的皇室、汉军、差役、富裕农民中也有一些人入教，并参加反清的武装起义。这些人虽不构成民间宗教的群众基础，但他们的加入，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整个封建统治已进入了土崩瓦解的阶段。
　　农民等广大劳动群众入教，表面看来是由于封建迷信所致，如为了求得神仙保佑、消灾祛祸，实质上是由于贫困所致。
　　当然，贫困和入教本身并无必然联系。但是，在封建社会里，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在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同时还时常遭受各种疾病的侵袭，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愤的境遇。
　　然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解救自己的路，只好祈求于神灵的庇护，以期靠这种超人的权威摆脱现实的苦难。这样，正如许多专家、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方面人世间的悲惨和希望，因采取了超人间的宗教幻想形式而得以发泄和寄托；另一方面，当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时候，人世间的悲愤和希望又会引导广大被压迫的劳苦群众把民间宗教作为自己的组织形式，以反抗封建统治。这就是清代许多次农民起义打着民间宗教的旗帜、组织武装起义的原因所在。
　　（２）组织状况和宗教活动清代民间宗教组织的实质是封建家长制的统治。派系的老教首各自执掌本派大权，各级教首和教徒都是他的一传、再传、三传等的弟子，对他必须绝对服从。老教首的重要弟子们均可独立收徒，因此，当他们所招收的徒弟日益增多时，独立活动的倾向也随之加强，特别是当老教首去世或被捕时，更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即另立新的派系。这种家长制的统治，使清代民间宗教派系林立，彼此间无法团结和互助。
　　民间宗教各教派的总教首（总头目），为了世代保持权力，达到父子相袭或兄终弟及的目的，采取了各种办法统领各地所属的教徒。政治上，他被打扮成超凡入圣的偶像和圣人，令教徒尊奉。例如，八卦教创始人刘佐臣被奉为 先天祖师 ，他每年６月２４日生日时辰，各地教徒都要为其上供烧香。
　　经济上，各地教首在当地传教收徒时，要敛足一定数目的银两、粮食、布匹，然后向上汇送，直达总教首面前，称为 朝贡.总教首一般深居简出，不　轻易接见教徒，以示其神圣的尊严。他的指示也都通过各级教首层层下达。有的总教首，例如闻香教主有飞筹竹签，向各地所属派系传递消息，一日可数百里，十分便捷。
　　①　　 《清仁宗御制诗集》。
　　②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民间宗教各教派的传教方法是：总教首、教首有的充当医卜，有的充当商人，遍历城镇各村，传教收徒。例如，乾隆后期，红阳教首刘之协就是一个商人。他经常在湖北襄城一带以从事棉花买卖活动为掩护，进行传教收徒。
　　嘉庆时期，京畿大兴县人林清以行医为名，走街串巷，招收了不少教徒。
　　一般而言，教徒入教要有介绍人，称为 引进.入教的仪式有授戒、传诀、唱授愿文、上表挂号、对合同等内容。授戒就是向教徒传授三皈（ｇｕì音归）五戒。三皈是：皈依佛、法、僧，五戒是戒杀、戒盗、戒淫、戒酒、戒诳语。传诀主要是向教徒传授 真空 八字咒语（即 真空家乡，无生父母 ，或称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唱誓愿文实质上就是教徒入教的宣誓词。由于民间宗教的秘密性质，教首在吸收教徒入教时，一般都要他们上香发誓，一方面表达入教的决心，另一方面表示决不泄露教内的任何机密，否则就要 天打地雷轰.上表挂号的意思是，教首在教徒入教后，将其姓名、年龄、性别、住址等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将纸点燃，以示向教派的最高神祇（ｑí音祈）——无生老母报告：接收某人为该教教徒。对合同就是，教徒入教时填写的那张纸一式两份，教首自己留存一份，发给教徒一份，作为他们日后 升天 的许可证。
　　上述的入教仪式，仅就一般状况而言的。实际上，有些民间宗教派别的入教仪式很简单。例如，某一个教首在给一个人治好病后，告诉他入了教就可不得病、不受穷，还可有钱花，那个人答应入教，并向教首磕头后，入教的 仪式 也就结束了。
　　教徒入教之后，平时一般的活动就是念经、烧香、拜忏、上供、坐功、纳钱等。念经不是念佛经、道经，而是民间宗教自己的经卷，即宝卷。烧香礼拜的仪式大致是：教徒在平日定时（或每天，或每周的二、六等）或会期（如每年的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日）来到教首家，在无生老母神像前上供烧香，跪倒磕头，口中念咒不已，声言上等人成仙成道，中等人祛病延年，下等人消灾免难。坐功是由崇拜太阳引起的。民间宗教认为，太阳是光明的化身，因此，他们每日或早、晚两次，或早、午、晚三次朝拜太阳。
　　朝拜时，教徒面对着太阳，两手抱胸，合眼趺坐，口念 真空 八字咒语。
　　不过，各教派念的遍数不一，有的念２７遍，有的念８１遍，这叫做坐功，声言功成可免灾劫。教徒入教时和入教后都要纳钱。各教派所纳钱数不等，有的只交数文、十几文、几十文，多的数百文。还有的教内纳钱，由教徒随意付给，声言钱给的多福份就大，否则福份就小。有的教派平时要交纳一定数目的银钱，每逢清明、中秋节时还要另纳，不过数目也不限定。教徒所纳的钱一般被称为根基钱，有的则称作扎根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香火钱、跟账钱等。为了刺激教徒多纳钱，教首在教徒入教时就宣称，交纳根基钱等名目，就是为了现世种下弥勒佛下凡时代的幸福，待弥勒佛真的下凡时，教徒们就可以取得数倍、数十倍的好处。
　　那么，教徒纳的钱做什么用呢？一般来说，教徒所纳之钱用作本教派活动和教徒间互助互济的经费。例如，嘉庆时湖北的收元教就规定： 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 ①这虽有些夸张，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反映了清代民间宗教的互惠性质。当然，不可否认，教首也常常从教徒的根基钱中捞得利益。有的教首创教目的之一，就是因为生活贫困，以收徒骗取钱财。例如，雍正、乾隆年间，直隶、山西的混沌教首冯进京、王会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专门诈骗教徒的银钱，以谋一己私利。有的教徒揭露他们说，第一次到冯进京的家里，见冯很穷，就相信他创教的目的真是为了修行；等第二次再到冯家，见其广置庄田，修盖漂亮的房舍，才明白冯创教原是为骗钱肥己。而王会，更是一个以传教为名、诱奸妇女的坏人。
　　不过，这样一个单纯骗钱的组织是没有生命力的，很快就丧失贫苦群众的支持，同时又极易为清廷侦破而陷于土崩瓦解。
　　教徒平时活动的方式，主要是 夜聚晓散.这主要是因为，白天活动容易为官府发觉，而夜晚活动容易隐蔽；另外，由于民间宗教的参加者主要是劳动人民，他们白天须参加生产劳动，只有夜晚清闲。
　　清代各教派均有大量妇女参加。民间宗教突破了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等传统观念，表现了对妇女的尊敬、信任、关切和同情。各教派大都宣扬世上无论男和女，都是无生老母的皇胎儿女，他（她）们应一律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各教派对男和女，一视同仁，同样吸收入教。据现有资料，有的教徒女性人数远远地超过了男性；有的出类拔萃的女性还当了教首。例如，嘉庆时期，湖北收元教首齐林的妻子王聪儿（齐王氏），在丈夫被清廷处决后，当上了该教的 总教师 （即总教首）。她接替齐林的事业，与其徒姚之富率领起义军反清，使清仁宗寝食不安。她最后被清军围困在一座山上，弹尽粮绝，率领十余名妇女教徒投崖自杀，充分显示了中国妇女勇敢、坚毅和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王聪儿的英雄业绩将永远标炳于史册。
　　３。经卷和思想信仰
　　（１）经卷清代民间宗教的经卷称为宝卷。据史载，自明万历至清康熙的百余年间，每立一个教派，必刻一部经卷。这些经卷虽已大多失传，但据估计总当在二、三百部之多。现存最早的宝卷，就是明武宗正德四年（１５０９年）刊刻的罗教经卷《罗祖五部经》。
　　清代宝卷的体裁与明代相同，一般分成２４品，以韵文为主，间以散文组织成篇。有的还在卷中谱入民间曲牌，诸如《黄莺儿》、《清江引》、《山坡羊》等调，以便歌唱。
　　宝卷的内容，大量抄袭了释、道、儒三家的经典和思想。三家的神如弥勒、观音、如来、李老君、张天师、孔子、关帝等等，都是宝卷中礼拜颂扬的偶像。宝卷基本上阐述了民间宗教的教义、信仰、特点、宇宙观、伦理观，其中固然宣扬了一些诸如忠义孝悌、轮回报应、天命论等陈腐说教，或在天文、历法、地理、医药、历史等领域给人一些十分浅陋、谬误百出甚至荒唐可笑的 知识 ，但也确实宣扬了 叛逆 思想，反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劳苦大众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处境的良好愿望。这方面大致有以下几个内容：
　　①　　 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骨董三记》卷二，《齐王氏》。
　　第一，揭露社会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情景。如明朝末年，由于统治阶级极度奢侈腐化，对劳苦群众无休止地横征暴敛，加之天灾连年、人祸横行，整个社会已变成了人吃人的社会，宝卷对此写道： 父吃子，子吃父，遍地都有；夫吃妻，妻吃夫，不思恩情。有白骨，如干柴，人头乱滚。这二年，刀尖过，怨天不收。 ①其悲惨状况历历在目。宝卷还特别警告贪官污吏，向他们指出只有改恶习教才有出路： 富贵官员侧耳听，贪花恋酒罪随身，趁早惺（醒）悟拜明人。忽然阎君鬼来寻，积下黄金难买身，幼子娇妻那当承？ 第二，歌颂明末农民起义。宝卷在歌颂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时写道： 在前时，木了一，留名在世；这一番，弓合长，又立根苗。 这里的 木了一 是李字，明指李自成； 弓合长 是张字，明指张献忠。
　　宝卷还多次提出李自成是真命天子，应该做皇帝。宝卷还教导教徒们专 杀不平之人 ， 一休杀人，二休放火，三休要欺骗妇女，四休要妇女衣服，五休要抛撒五谷。 可见，民间宗教已把救度众生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了。
　　第三，表现农民阶级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清代官僚黄育楩（ｐｉáｎ音胼）曾经这样概括民间宗教坚毅的英勇无畏的精神： 邪教谓问成活罪能免地狱不能上天，问成绞罪即不挂红上天，问成斩罪即挂红上天，问成凌迟即穿大红袍上天。 颇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２）思想信仰民间宗教研究专家喻松青先生曾指出，民间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就是它们的宝卷中所宣传的劫变、弥勒下凡和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信仰。
　　这是非常正确的。
　　清代的民间宗教，吸取了佛经中 劫 的思想观念。从表面上看，它们对劫 的解说与佛经并无二致。但实际上，它们对 劫 的观念进行了利用和改造，使之成为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这可以从清代宝卷对天盘三副说的论述得到证明。天盘三副说的基本内容是：世界上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３个佛轮流掌管着天盘。过去佛（又称燃灯佛）掌教时，每年只有６个月，每日有６个时辰；现在佛（又称释迦佛）掌教时，每年有１２个月，每日有　１２个时辰；未来佛（又称弥勒佛）掌教时，每年有１８个月，每日有１８个时辰。按照这个说法，世界上３个时期掌教者要更换，年月日也将有所改变。这反映了民间宗教改天换地的意图和愿望。
　　民间宗教所宣传的劫灾、劫变，主要集中在世界的第二时期。这时期的末叶，水、火、风、刀兵、饥馑及瘟疫等天灾人祸频仍，世界到了末劫。世人要想避免苦难和遭殃，就必须皈依民间宗教。也就是说，只有入了教，才能得到无生老母差遣下凡的各派教首们的 救度 ，从而免除灾难。清高宗末年，川楚陕的收元、混元教首们在当地就曾广泛宣传 时届末劫 ，声称大劫到来时，天地昏暗，日月无光，世界必有一大变，终于以此组织了各地教徒的反清武装起义。
　　民间宗教对弥勒佛的祭奉可以追溯到佛教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此后，在广大下层群众的心目中，弥勒佛的下凡被认为是帮助他们驱逐压迫、赢得光明和理想世界的到来。清代民间宗教各教派都普遍信奉弥勒佛，但许多教首却把自己打扮成指路的贤人般的佛。例如，嘉庆年间天理教首林清就是这样，并以此发动了攻打紫禁城的反清斗争。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引自此书。
　　民间宗教本来是个多神教，信弥勒佛、混元老祖、天真古佛、无生老母等等。清代以前，它们还没有一个至尊的天神，即主宰世界的最高神。到了清代，无生老母的地位终于超过了其他的神祇，成为民间宗教中唯一的至尊的神，并由此演变成了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信仰。
　　无生和真空的说法，都是仿照佛经无生无灭和世界皆空而言的。民间宗教接受无生的说法，并把它和老母相联系，显然是告诉人们，只有老母的生命在现实世界上才是最绵长而又永恒的，因而她才是至高无上、伟大无比的神。同样，民间宗教接受真空的说法，是把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五谷禾苗及人、物都看作是由真空变化而来，从而把真空当作宇宙的根本的、永恒的真理。总之，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信仰，就是告诫在现实世界中陷于苦难境地的人们，要摆脱剥削和奴役，就必须接受无生老母的教诲、召唤和拯救，以返回家乡（即天宫）与无生老母团聚，获得永生。这就比佛教用彼岸世界否定现实世界来得彻底。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思想随着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异常尖锐、激烈时，又鼓动信徒起而反抗封建统治阶级，以求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新的王国。
　　清代民间宗教把无生老母不仅描绘成创世主、人类的祖先，而且又是拯救人类出苦海的救世主、人类的救星。她既是神，又是人，住在天宫（真空家乡），把天上的母爱和人间的母爱交融在一起，博施于人类，感召了无数的教徒和群众。尤其是当广大劳动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中而无法生存时，无生老母就命太上老君在无影山（虚设的地名）造法船、金船、孤舟等数十万只，派佛母、佛祖、真人等来到人世间，把受苦难的人们接送天宫，与无生老母团聚。民间宗教的宝卷，还把无生老母打扮成心地善良、性格温顺、和蔼可亲的老祖宗： 无生老母在家乡，想起婴儿泪汪汪，传书寄信还家罢，休在苦海只顾贪。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无生老母的形象无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也正是这个原因，清代凡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民间宗教，大都信奉无生老母，把她作为精神上的领袖，以吸引群众入教及鼓动他们参加反封建斗争的行列。例如，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山东临清的清水教首王伦领导起义之前，尊无生老母为圣母，向教徒广为宣传 圣母降身，刀枪不入 ，把无生老母看作起义军的佑护之神。
　　民间宗教的思想信仰受孔孟儒家的影响很深，因此也把孔夫子列为天神。民间宗教的经卷说： 万法皈一，有弥陀教主、法王佛、三阳佛、无量佛、皇极佛、天元佛、太宝佛、普善佛、儒童佛、天真佛，为十号圆满。 又说： 儒童祖，骑龙驹，川州过府。有子路，和颜渊，左右跟随。有曾子，和孟子，前来引路。七十二，众门徒，护定圣人。 ①这赫然排在天神中第八位的 儒童祖 ，就是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孔夫子。他的地位，排在释、道二教诸神之后、天真古佛之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不仅被当作民间宗教的天神，而且其７２个有名的弟子也被当作民间宗教的天神。这显然是借用封建时代的圣人，护持民间宗教，遮蔽统治阶级的视线。
　　另外，民间宗教还把关羽作为一神。清代流传的民间宗教宝卷，竭力把关羽打扮成降伏妖魔、帮助人们超凡入圣的伏魔大帝，号召教徒对其顶礼膜拜。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二）清代民间宗教的发展与演变
　　民间宗教经过长时期的传播和发展，到了清代，各教派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中国的南北大地上。据学者刘子扬先生统计，教派名目已达１０７种之多，它们是：（１）白莲教，（２）洪濛教，（３）罗教，（４）一字教，（５）大乘教（罗祖大乘教、西天大乘教、大乘清茶门教），（６）无为教（清静无为教、皈依无为教），（７）三乘教，（８）收园教（收园道），（９）老官斋教，（１０）龙门教（龙天门教），（１１）清茶门教（清茶门红阳教），（１２）清净门教（清净法门教），（１３）
　　龙华会，（１４）青莲教，（１５）悄悄会，（１６）混元教（清净佛门教、清圆道教），（１７）荣华会，（１８）先天教，（１９）红阳教（弘阳教），（２０）九莲教，（２１）吕皇教，（２２）三阳教，（２３）天真门教（未来真教、天真门音乐会、老人会），（２４）五圣门教（花灯会），（２５）金丹教（金丹道，学好教），（２６）斋教，（２７）白阳教（二一堂、悄悄会），（２８）太阳经教，（２９）一字门教，（３０）元顿教（油蜡教），（３１）
　　青阳教，（３２）黄阳教，（３３）牛八教，（３４）五盘教，（３５）一炷香教（红阳门教、一炷香如意教、一炷香天爷教、好话道摩摩教），（３６）好话教（义和门好话教、如意离卦教义和门），（３７）添柱教，（３８）坎卦教，（３９）艮卦教，（４０）老理教，（４１）离卦教（离卦道教），（４２）老佛教，（４３）老天门教，（４４）明天教，（４５）八卦教（后天道、圣贤教），（４６）乾卦教，（４７）天龙八卦教，（４８）九宫八卦教，（４９）八卦紫金会，（５０）金丹八卦教，（５１）清水教，（５２）天理教，（５３）坤卦教，（５４）震卦教，（５５）佛门教，（５６）青龙会，（５７）北庵教（天真门），（５８）南庵教，（５９）天真教，（６０）灯郎教（燃灯教），（６１）玉虚门教，（６２）天园教，（６３）三元教（三元会、未来教），（６４）无生教，（６５）敬天会，（６６）邱莘（ｘìｎ音辛）教，（６７）
　　陆林会（陆林混元教），（６８）新新教（普度教），（６９）如意教（如意门、老子教、一炷香），（７０）儒门教，（７１）摸摸教，（７２）九宫教，（７３）未后一炷香教，（７４）
　　灯花教，（７５）弥陀教，（７６）鸣钟教，（７７）明宗教，（７８）青主教，（７９）红灯教，（８０）一字教，（８１）黄天教，（８２）央央教，（８３）花灯教，（８４）道心教，（８５）敬空老祖教，（８６）天顺教，（８７）在理教，（８８）习文教（白莲池），（８９）太子教，（９０）武圣教，（９１）文贤教，（９２）白阳九宫教，（９３）达摩教，（９４）矢公教，（９５）
　　明灵教，（９６）鸿钧教，（９７）白山教，（９８）天极门教，（９９）白衣教，（１００）虎尾教，（１０１）八卦青龙教，（１０２）皇门道教，（１０３）清真独一教，（１０４）天门教，（１０５）桥梁会，（１０６）五郎会，（１０７）老母教。
　　另据其他一些学者估计，清代民间宗教的教派总数不少于四、五百种，可见数目之巨，活动范围之大了。但就上述１０７种教派而言，涉及的面就已非常广泛了，因此，我们这里不可能一一涉及，仅择几个主要教派简单介绍于下。
　　１。罗教及其教派
　　（１）罗教罗教是明代莱州府即墨县人罗清（１４４２～１５２７）于明武宗正德初年创立的。罗清还著有《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证钥匙卷》（上、下两册）、《正信除疑自在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俗称五部六册。他还创立了 无生老母 的新神。这五部六册和无生老母对后来的民间宗教影响极大。
　　明末清初，罗教受到了统治阶级的严厉惩治，被宣布为 邪教 ，五部六册书版被封存。但罗教在各地的活动依然如故。清代，罗教的主要活动地区是运河两岸及福建、浙江、江苏、江西等省，并建立了许多庵堂，作为活动场所。庵堂中供有罗祖（罗清）像，有的还刻印五部六册经卷。一般的罗教徒均是上供、坐功、茹素念经，并无反抗统治阶级的活动。乾隆年间，罗清后裔曾在京畿密云一带活动，奉其祖为 无为居士.自乾隆至道光年间，罗教在浙江、福建一带粮船水手中间广召徒弟。
　　罗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支派，其中较为有名的是老官斋教、糍粑教。
　　（２）老官斋教老官斋教约创立于明朝末年，创始人是罗教祖师、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普善。清代乾隆时期，该教在福建的建安、瓯（ōｕ音欧）宁一带十分盛行，当地建有５处斋堂。男女教徒平素吃斋，声称可以成佛。每逢初一、十五，他们都各持香烛赴各堂念经聚会，人数多寡不等。姚氏后裔为保该教香火旺盛，每年定期来闽一次，举行招收徒众仪式，向教徒授法名（法名前均冠以 普 字），每名收香火银３钱３分。徒众俱称老官，故该教称老官斋教。
　　清代中叶以前，老官斋教分为３等教阶，即小乘、大乘和三乘。至清中叶，该教形成了庞大而又有系统的等级制度。这就是，习教顺序分为以下１２个步骤进行：凡始入教，诵真言二十八字，曰小乘；再进奉大乘经者，曰大乘；再进曰三乘，始取普字派法名；再进可引人入小乘法，曰小引；再进可引人入大乘法，曰大引，此二者，能引而不教；再进曰四句，许传二十八字法，以授小乘；再进曰传灯，始有教单，如执照然，始许领寻常拜佛法事；再进曰号敕（ｃｈì音斥），许传大乘法；再进曰明偈（ｊｉé音竭），许代三乘人取法名；再进曰蜡敕，许作蜡会领法事；再进曰清虚，副掌教事，蜡敕以下，皆听指挥。最尊者为总敕①。总敕，实即最高首领，由姚姓后裔世袭。
　　（３）糍粑教糍粑教，又名糍粑会，或三乘会，是安徽南陵县人潘千乘创立的。康熙末年，世代习罗教的潘千乘，以治病为名，聚集男女，燃点巨烛，以糍粑供佛。于是，一个新的教派糍粑教就产生了。该教活动的地区主要是安徽的南陵、宣城、合肥、巢、铜陵等县及无为州。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四川彭水县人张射斗把糍粑捏成佛像，邀人入会。从此，糍粑教的活动又扩大到了四川。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年），潘千乘病故，其子潘玉衡继承父业，继续进行传教活动。他以念经吃斋、为人治病招收教徒。每逢佛、菩萨生日，或为人治病时，潘玉衡都要聚人念经吃斋。他本人站在笑罗汉（即弥勒佛）
　　前，众人跪在下边，屋内点起大蜡烛，桌案上供些茶、果、糍粑。从黄昏起开始念经，直至次日５更时，将糍粑切开，众人吃完散去。该教规定，入教者交纳银钱，称为种根钱，一般为三、五文钱，穷困者可免交。与老官斋教相同，教徒也以 普 字作为法名。
　　雍正十二年，张射斗在四川发动了反清起义，不久失败。次年，潘玉衡在家乡被捕，并在审讯之后当堂杖毙。
　　①　　 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
　　２。红阳教及其教派
　　（１）红阳教红阳教又称弘阳教，或混元红阳教。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年），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韩太湖（名高招，又名春坡，号宏阳，又作弘阳子），正式开宗立教，创立红阳教。红阳教很可能是因韩太湖的号而得名。
　　韩太湖在创立红阳教的第二年，来到北京结交权贵，投拜在有权势的太监门下，得到他们的信奉和支持。御马监、内经厂、盔甲厂的太监帮他印造了众多的形制古旧、装璜精美的宝卷。可见，红阳教在宫廷太监中拥有很大的市场。直至清代，红阳教都把势力伸向皇宫和八旗，上自宗室黄带子，下至旗人、太监，都有信奉者。此外，红阳教在民间也得到了广泛流行和传播，山东、山西、河南、四川，以及奉天（今沈阳）一带都有红阳教的活动踪迹。
　　红阳教平日的活动就是作会诵经，尤其是飘高祖（韩太湖自称）的生日（五月十六日）、忌日（十一月十六日），以及每月的朔、望日，必要供佛念经。他们有的以茶叶供于佛前，焚香念经祭拜，祈求福降祸消。每次作会诵经时都要敛钱，自数文、数十文至数百文不等。这些钱有的进入教首腰包，有的作为教徒间的互助资金。教徒们念完经后，一般都把上供茶叶分给病人喝，声言服食此茶即可消除灾祸。
　　红阳教信奉３位最高神祇：混元老祖、无极老祖和无生老母。该教把混元老祖看作是众神之王，是一位安天立地的宇宙开辟者。无极老祖是一个具有上帝权威的神，无生老母则是一位地位极高的女性神，有的红阳教经卷还把无极老祖和无生老母视为夫妻，而把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和飘高祖视为他们的儿子。这显然是借助儒、释、道三教抬高红阳教在群众中的地位，并从一个侧面说明，红阳教提倡三教合一。
　　与民间宗教其它教派一样，红阳教也把世界分为３个时期：青阳、红阳和白阳，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它们也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掌教。这就是红阳教的三阳说。与此相适应，它还竭力宣扬红阳劫变说：在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据上风，形成了大患，招致 恐怖大劫 即 白阳劫 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白阳理想世界实现。这就是所谓红阳劫尽，白阳当兴 之说，反映了广大群众对现实黑暗世界的痛恨和对未来光明世界的无限向望。
　　红阳教创立初期，不仅没有把 真空家乡 和 无生老母 联系起来加以信奉，而且也未把 真空 和 家乡 联系起来。它的经卷只谈 家乡 或 极乐家乡.红阳教正式使用 真空家乡 ，并把它和无生老母相联在一起加以信奉，恐怕是在乾隆中叶前后。
　　红阳教的支派很多，诸如青阳教、白阳教、混元教、收元（圆）教等等。
　　（２）青阳教青阳教活动的地区主要是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基本上是一个求神拜佛，以寄托未来的宗教组织。这个教派每月朔望要向太阳礼拜，焚香祷告，每天要念诵 真空 八字咒数十遍。教徒入教，每人要交纳根基钱３００文。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京畿地区青阳教首领屈四由于不满清朝的腐朽统治，率领部分教徒参加了由天理教领导的攻打紫禁城的战斗。
　　（３）白阳教白阳教的活动地区，基本上与青阳教相同。其宗旨主要是宣扬 红阳劫尽，白阳当兴 ，教徒入教也要交纳根基钱，数目自数十文至数百文不等。
　　嘉庆年间，直隶固安县的白阳教首李德（又称李五），家中十分富有，经常资助天理教首林清，并接受了他的反清思想。这支白阳教是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攻打紫禁城的主力部队之一。
　　（４）混元教混元教是河南鹿邑县人樊明德于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创立的一个教派。该教开始时烧香念经，不久势力迅速扩展到河南归德、陈州、汝宁和安徽颖州等府。第二年，地方官府逮捕了樊明德等９０余人，从搜缴的《混元点化经》中查出了 图谋不轨 的语句： 有一日，换乾坤，换世界 、末劫年，刀兵现 ，引起了清高宗的极度恐慌，下令予以严厉镇压。樊明德等人被处死，他的再传弟子刘松等被充军。乾隆五十三年，刘松和他的弟子刘之协密谋恢复混元教，并提出 弥勒转世，保辅牛八 的政治口号，实际是假明朝后裔（牛八是朱字的分写）之名取代清朝的一统江山。后来，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刘松被处死，刘之协作了可耻的逃兵，但是他们提出的政治口号确实起了舆论动员的作用，为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大起义爆发后，一直在河南、湖北交界处传教收徒的混元教首王廷诏，亲率五六千人参加了起义队伍，并坚持了长达６年的反清斗争。王廷诏于嘉庆六年二月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５）收元教收元教又称收圆教，最早的创始人可能就是刘佐臣（当时他立的教名称五荤道收元教）。乾隆二年（１７３７年），刘佐臣的儿子刘儒汉掌教时期，其徒韩德荣在山西自称收元祖师， 星宿下降 ，独自立教收徒。不过，这个教派是一个无任何政治目的的宗教组织。此后，一些收元教徒潜入河南、湖北等地传教，发展势力。
　　乾隆二十年前后，河南收元教民张仁、王五钧等倡立荣华会， 编造逆词，惑众骗钱 ①。不久，清廷破获了荣华会，将张、王处决，其余发配边疆。
　　二十八年，王五钧的再传弟子徐国泰又改倡收元教，声称张仁、王五钧等转世在京.教徒入教时，先令其叩头设誓，不许叛教；然后由教首传与十字经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 ，以及 真空家乡，无生父母 八字咒，并要教徒每月于朔望时念诵，声称可以求福消灾；入教者还要给教首百十文至千余文钱不等。乾隆三十二年，徐国泰利用清军征讨缅甸之机，编造 戊子、己丑（乾隆三十三、三十四年）天下乱 之语，及 邪言 四句： 言午在中原，月月上下连，十佛来往世，超度女共男 诱人入教。次年，徐国泰传教案发，本人被清廷处死。之后，徐国泰教内徒弟李从呼、孙贵远等继续传授收元教。乾隆四十七年，湖北襄阳人宋之清来到河南新野作买卖，加入了收元教。随后，宋之清及其徒弟齐林等人，就在川楚陕交界地区积极传教收徒，宣扬 弥勒佛转世，……要保护牛八起事。 从而把该教变成具有反清政治目的的宗教组织。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在清廷的大肆逮捕和镇压下，宋之清和齐林等牺牲。
　　宋之清、齐林牺牲后，齐林的妻子王聪儿、徒弟姚之富等人，继承了他们的未竟事业，在湖北襄阳积极酝酿和组织武装起义，并派人到湖北各地、四川、陕西、河南联络当地的收元教徒，告诉他们说，来年（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三月初十日是辰年辰月辰日，同教的人要收缘了，要大家预先造好兵器，准备起义。
　　①　　 本部分及以下各部分引文凡不注明出处的，均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军机处录副奏折》、《朱批奏折》中的 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
　　嘉庆元年初，王聪儿、姚之富在极其紧迫的形势下在湖北襄阳发动了反清起义。接着，湖北的枝江、长阳、宜都、当阳等地纷起响应。起义者发布告示，提出要 兴汉灭满 ，声称 今真明（命）天子已出，观气运既衰，天心不顺，已归我汉家之天下。 他们还摒弃了清统治者的年号，改用干支纪年，鲜明地表达出这次起义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清朝，建立农民政权。起义的烽火还迅速蔓延到川陕豫等省。各路起义军在起义后盘踞山寨，恃险凭高，修筑各种工事，利用有利地形和清军展开激烈的阵地战。由于寡不敌众，至当年秋天，湖北各支起义军中除一二支外均已陆续失败。王聪儿和姚之富被迫率众进行战略转移，向四川进军。次年六月，他们在东乡与四川起义军会师，但此后各路兵马依然独立活动，互不统属。嘉庆三年二月，王、姚牺牲后，余部转入了流动作战。与此同时，四川起义军的力量强大起来，先后在长江以北、嘉陵江以西的广大地区采取进攻态势，获得很大发展。后因清军的严厉镇压，也转入了流动作战。直至嘉庆五年二月，起义军首领冉天元等人组织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战略进攻，先后进行了大鹏寨战役、苍溪战役和马蹄冈战役，给清军以重创。但马蹄冈战役之后，起义军的力量也逐渐削弱，并分成许多小股部队，凭借南巴老林的峭壁悬崖、密树幽谷，进行 忽南忽北 、 忽东忽西 、 忽分忽合 的游击运动战，一直坚持到嘉庆十年五月失败为止。
　　几乎与湖北收元教活动的同时，安徽也有一支金悰（ｃóｎｇ音丛）有领导的收元教。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年），金悰有收安徽巢县人方荣升为徒。两人在当地积极传教，使该教势力大增。３年后，金、方等人被捕，分别发配到黑龙江和安徽灵壁县。嘉庆十八年九月，方荣升乘黄河发水之机，逃回家乡，重整收元教，使之从一个专门从事收徒敛钱的组织走上反清的道路。他自号 蓬莱无极老祖 ，把自己打扮成当世的弥勒佛，要普度众生。同时又编造了一本《万年时宪》，作为世界要变、 弥勒治世 的依据。他还刻有 九莲金印 一颗，自称推翻清朝统治后使用。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年）二月，方荣升与其徒编造反清匿帖，派人分别投送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湖北５省。这年八月，方荣升聚众谋反案发，收元教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此后，收元教各支派依然在民间秘密活动。
　　３。八卦教及其教派
　　（１）八卦教八卦教是清代华北地区势力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派别。它以八卦作为基本的组织形式，招收门徒；各卦都独立发展，互不统属，而总教首只是一个名誉领袖，一个十足的偶像。
　　八卦教的创始人是山东单县人刘佐臣。据史料分析，刘佐臣于顺治末年在京师拜太监、红阳教首领魏子义为师，回到山东后改名刘奉天，创立了五荤道收元教，编造《五女传道书》，分八卦收徒敛钱。这就是八卦教的由来。
　　刘佐臣创教之初，只招收了３个徒弟：清丰县人秦姓（具体情况不详）；南方郜姓 ，即离卦教的开山祖师、河南商邱县人郜云陇； 曹县王姓 ，即震卦教的开山祖师、山东菏泽县人王清容。说明他的徒弟不多，固而当时也并未正式打出八卦教的旗号。
　　刘佐臣大约死于康熙四十年（１７０１年）前后，其子刘儒汉继任教首。此后３０余年间，八卦教的组织机构趋于完善：总教首之下， 每卦以１人为卦长，２人为左右干支，以下俱为散徒。 各卦独立传教收徒，所得银钱送给卦长，再由卦长送交教首刘儒汉。但当时各卦依然不能齐全，因而有１人兼两卦长之说。
　　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刘儒汉死，其子刘恪任总教首。由于刘恪并不热心经营和管理，因而八卦教在他掌管的十多年中未有多大发展。大约在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年），刘恪的儿子刘省过接任总教首。刘省过与其父、祖一样，只满足于充当宗教首领和从各卦长手中敛取钱财，这就给了各卦以更多的独立活动余地，促使它们独自立教。于是，除了坤卦１卦 未曾立教 外，其它７卦均设立了卦长。各卦长及其卦的活动地区是：离卦，传教中心在河南商邱一带，卦长系郜云陇的第三代孙郜大兄弟；震卦，传教中心在山东菏泽一带，势力波及河南、直隶和江南，卦长系王清容的儿子王中；坎卦，传教中心在直隶容城、山东宁阳一带，卦长系张柏，重要头目有孔万林；艮（ｇèｎ）
　　卦，传教中心在山东金乡一带，卦长先后为张玉成、张静安父子；巽（ｘùｎ音逊）卦，传教中心在山东单县，卦长为张炎兄弟；乾卦，传教中心在河南虞城，卦长为张姓子孙；兑卦，传教中心在直隶东明，卦长是陈善山兄弟。
　　乾隆三十七年，八卦教支派清水教案发，刘省过等人被清廷处决，刘省过的儿子刘洪被收监。乾隆五十一年，直隶大名道差役段文经等人打着 大明 旗号，以营救刘洪为名发动反清起义，成为当时震动一时的案件。清廷在镇压起义后，发觉段文经等就是八卦教徒，这次起义是打着 八卦教 的名义。这说明，五荤道收元教至迟在乾隆五十年前后已改名为八卦教了。
　　八卦教初创时，其教规是不开斋、不破戒、不食大五荤，同时又忌食生葱生蒜。到了清代中叶，为了不把忌斋戒的人挡在教外，八卦教由戒五荤改为戒杀、戒盗、戒淫、戒毁、戒欺，鼓吹实行仁、义、礼、智、信。
　　八卦教信奉的最高神祇是无生老母。《八卦教理条》就说： 忙里偷闲寻生路，到家先看无生母。 教徒每日都要早、午、晚３次面朝太阳，念诵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八字真诀。八卦教的经卷还把孔夫子变成弥勒佛的化身，而把该教徒众说是孔夫子 临凡下世 时带到人世间的，这显然是借助孔夫子的威望抬高八卦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八卦教还把该教创始人刘佐臣祭为一神。教内设有先天、中天和后天３个牌位，奉刘佐臣为 先天老爷 ，他的后代刘省过、刘廷献等为 中天老爷 ，但始终不见 后天老爷 的姓名。这一方面很可能如一些学者所说，象征着八卦教初创、发展和成熟３个阶段及它们之间的承袭关系，另一方面用 后天老爷 的牌位激励后来者，使其将八卦教发扬光大、万载流传。如乾隆中叶，震卦教首王中就曾自称为后天老爷，他宣传的教义中有明显的反清思想情绪。
　　八卦教在初创时期，与民间宗教其它教派一样，都以为人治病作为传教收徒的主要方式。清代中叶前后，八卦教又增加了运气炼功、演习拳棒。教内分为文弟子和武弟子，文弟子运气练功，武弟子演习拳棒。这对于其它民间宗教有很大影响，此后它们纷纷效尤。另外，光绪年间的义和团与八卦教中的武弟子也很可能有师承关系。
　　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八卦教再次被清廷破获，教首刘成林被处决。
　　至此，刘氏家族长达一百五六十年的传教生涯宣告结束。不过，八卦教作为一个民间宗教并未因此而退出历史舞台，依然在民间秘密传教收徒。
　　八卦教的支派较多，最主要的有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先天教和八卦金丹教等。
　　（２）震卦教震卦教的开山祖师王清容去世后，子王中接任卦长。王中尊刘佐臣为先天老爷，刘省过为中天老爷，自称后天老爷。入震卦教者，均称为 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 ，或称后天王老爷门徒。王姓把震卦教完全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王中在乾隆三十七年被清廷处决后，其子王子重也被发配新疆。后来，王子重在配所企图兴复旧教，被清廷发觉处死，他的儿子王栋给清刑部侍郎范建丰为奴。嘉庆初年，王栋在同教人的簇拥下，当了震卦名誉教首，每年坐等教徒将银两、衣服送来。王子重的另一个儿子王顺等人则在山东继续传教骗钱。道光四年（１８２４年），清廷因在王顺家查获王子重祖遗传教家谱，将其处绞。至此，王氏家族基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王中、王子重时期，震卦教上奉刘省过为教首，王中、王子重先后为卦长，卦长之下设有六爻（ｙａó音摇）。震卦教在教内以 功行 大小，即招收徒弟的多少封赏教职。教职为高低依次是：指路真人、开路真人、挡来真人、总流水、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它们不仅是分工不同，而且代表着在教中所拥有的权力和地位。其中，麦仕、秋仕是震卦中地位最低的，秋仕称 托生秀才 ，麦仕是 托生举人 ，传仕专管送信，点火是专管 出钱人的姓名单子，用火烧了使阴司记帐.全仕以上才有权招收徒弟，流水、总流水是教内管理帐目的大小头目。指路真人、开路真人、挡来真人可称为教内的高职，权力很大，不仅可以动用教内钱粮，而且有权裁处教内一切事务，赐封教职。指路真人在教内还有生杀予夺的权力。秋仕之下就是没有教职的徒众了，他们的地位最为低下，只有祈祷的权力和纳银的义务。
　　震卦教每年作会５次，每次都先由教首将教徒姓名、籍贯用纸书写好，然后按名索费，一般是三四百文至七八百文或千文不等，而且告诉教徒交纳银钱越多，来生福泽越大。王子重在配所为了鼓动更多教徒为其汇送银两，对表示 忠心孝意 的徒众每人晋升１级。他的后代更公开以出钱之多少给予六爻以下各项教职。这就使该教依然成为一个以骗钱为主的组织了。
　　震卦教的宗教仪式是：教徒每日早、午、晚３次朝拜太阳，两手抱胸，合眼趺（ｆū音肤）坐，口念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八字咒语共８１遍，名为抱功，称功成可免灾难。王中时，教首在教徒入教时，还要传授《八卦教理条》，其中有 八卦六爻人人有，迷人不省东西走。有人参透内八卦，好过青松九个九。一劝你，善男女，回头行善。生死路，自己走，休等旁人。
　　有亲朋，合邻佑，替你破解。把主意，拿住了，休听邪言。二劝你，善男女，低头下拜。拜自身，古灵光，本性应然。……三劝你，善男女，普发宏愿宏誓，原作盟证，不可亏人。初进道，你不可，搀前退后。正正的，不当紧，自坏其身。一自东方他为尊，阴阳二气他为分。八卦分开天地理，真性才得出昆仑。 这些无非都是教人行善去邪，信奉八卦教。
　　震卦教除了王姓一派外，山东金乡侯姓一派也很有名，并进行了长达一百五六十年的传教活动。侯姓的始祖叫侯棠。相传刘佐臣创立五荤道收元教时，侯棠就掌握了金乡一带的震、坎两卦，从此独立传教收徒。侯棠为震、坎两卦的总卦长，震卦主称为扶震主事、坎卦主称为扶坎主事，组织机构还不健全，宗教活动仪式与王姓震卦教相同。
　　侯棠死后，其弟侯朴接掌教权。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年），侯朴鉴于八卦教总教首刘省过死后教内无人掌管的状况，决定兴复此教。他派徒弟徐卿云等携带银两，到新疆寻找被发配的刘省过后代、表兄弟刘廷献，推举刘廷献为中天教首，总掌八卦教事务。刘对此欣然同意，但由于身陷囹圄，只得写信给侯朴，嘱其代管教中事务。嘉庆七年（１８０２年）初，侯朴因病去世，其侄侯绳武执掌教权。当年五月，侯绳武派教内首领元善等携带４０００两白银，再次来到刘廷献配所。其时，刘廷献已死，子刘成林在当地以卖油为生。
　　于是，众推刘成林为中天教首。刘成林自知无力管理八卦教事务，仍请侯绳武代领。嘉庆十四年五月，侯绳武再派夏洪章携带３０００两银子，到新疆配所送给刘成林，刘仍嘱托由侯绳武代掌八卦教。
　　不久，侯绳武因年老而自己的儿子侯化南等无能， 都不成器，不能传教 ，就将金乡一带的震、坎两卦教分别传给刘元善的胞兄刘上达和徒弟张贯九、张圣文父子，企图保住自己的势力。
　　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六月，侯绳武的另一个儿子侯位南在传教时为地方官捕获。山东巡抚陈预顺藤摸瓜，将刘成林、侯氏兄弟及刘上达、张贯九父子一网打尽。这样，自乾隆四十五年至嘉庆二十二年的４０年间，作为震卦教、乃至整个八卦教实际首领的侯氏家族，在清廷的残酷镇压下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③清水教清水教与震卦教是同教异名，也可以说是震卦教的一个别名。在王中主掌震卦教时期，八卦教总教首刘恪、刘省过父子均满足于充当宗教首领和从各卦长手中敛取钱财，并用其中一部分捐纳官职，跻（ｊｉ音机）身仕途。这就给了各卦以更多的独立活动余地。王中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壮大震卦教的势力，将其改名为清水教的。
　　清水教出现后，仍然尊奉刘省过为教主。所不同的是，在入教仪式上，教徒要用３盅清水磕头，故名清水教。另外，与八卦教其它教派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王中提出了兴汉灭满思想，由此酿成了一场较大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年）二月，河南临颍县查获了传播 邪教 的谌（ｃｈéｎ音沉）梅、李孟炳等６人，并在谌梅家中搜出王中所传的 逆书 ，从而导致王中被捕。不知是地方官吏，还是河南巡抚何煟有意缩小案情，将上呈御览 逆书 中的 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 一句中的 胡 字改为 明 字。但这却未能瞒过清高宗。他一眼看出 明 字左旁的 日 字有补改痕迹，经过细察笔法，断定系由 胡 字迁就改易而成。高宗还看到 逆书 的后页有 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 二语，认为 俨然有自居太公兴周之意.于是立即下令，要对这个 大逆显然 的案件彻底严究，并批准将王中处绞。而王中也在受审时故意扰乱视听，把 平明 说成是 天明时运气流转 ，而把姜太公及八百秋之话说成是 行善可如太公有寿.四月中旬，高宗在谕旨中指出： 王中所供，皆系捏饰。 令暂缓处决。但山东巡抚徐绩在未接到谕旨前已将王中绞决。不久，清廷又察明王中和刘省过的关系，于是一举抓获了刘省过和离卦长郜氏兄弟。八月，刘省过和郜氏兄弟也被处决。震动一时的王中案，历经半年至此结束。
　　由于清廷的严厉摧残和肆意销毁，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王中所传 逆书 的概貌了，但仍可从前引的词语中分析出王姓的思想倾向。 平胡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巳年。 这里的周刘指的是谁呢？据被清廷抓获的教徒供称： 周即是刘，刘即是周。 显然是暗指八卦教首刘姓家族。把此句和 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 相联系，很可能是预言刘姓教首将在３０余年后的戊辰、己巳年（即嘉庆十三、四年，１８０８、１８０９年）推翻清朝统治。这虽然表明王姓有浓厚的兴汉排满思想，却不能说明他们代表了农民阶级的愿望。
　　八卦教及其各派传教的宗旨，基本上是传徒敛钱。刘姓家族和包括王姓在内的各卦卦长都在传教收徒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刘省过家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积银１万多两。王中每年也从教徒身上获取大量钱财，即使他被清廷处决后，其家中也不断收到教徒送来的银、米和酒肉。可见，对于刘姓和王姓来说，根本不存在产生 革命思想 的基础；他们的排满思想，也不是阶级压迫下的产物，而是个人欲望恶性膨胀的结果。如果王姓确有代表农民阶级利益和愿望的话，那就不会只停留在口头上，而会落实在行动上。
　　因为，乾隆时期，土地已成为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但是，王姓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政策，因而他们也必然没有牢固的群众基础。可见，王姓只不过是以反清为幌子，借机吸收更多的人入教，以扩大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
　　王中生前，他的表兄弟、震卦教徒布（步）伟也打着清水教的旗号，在山东菏泽县一带传教。乾隆三十六年，布伟收寄居曹县的吴克己为徒。次年，王中案发，布伟、吴克己等暂时有所收敛。四十五年，布伟病死，吴克己因家境贫困难熬，又行教敛钱。他到处宣传入了教有官做、有饭吃，还能安置户口，先后收徒２７人。两年后，吴克己案发，拟绞，秋后处决，布伟之子步文斌等人发配到广东。步文斌在配所继续传教收徒，先后收了４０余名教徒，并派人不远千里到新疆，与流放在那里的王中之子王子重联系。乾隆五十六年，王子重、步文斌相互勾结之事被清廷侦破，高宗下令将他们一律就地正法。王姓家族几陷灭顶之灾。
　　清水教中真正有反清思想和行动的，是王伦领导的那一支。王伦是山东阳谷县人，曾任县役，后为人治病，效果颇为显著。一些人病愈后拜王伦为父，以示报恩，王伦见民心归己，于是秘密传播清水教。由于目前无确切史料，对王伦的师承关系还难以准确判断。王伦传教的方法，除为人治病外，还教以坐功运气，演习拳棒。在思想信仰上，他宣扬 真空家乡，无生圣母 的八字真诀，教授教徒的咒语是： 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咱。　盖世英雄就是咱。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灵。 颇有一副得道多助、自己救自己的英雄气概。后来，王伦自称真紫微星，在教内设置元帅、先行、国公等官职，在清水教内煽动反清情绪。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王伦借寿张、堂邑一带严重饥荒和地方官拼命榨取百姓之机，在下层群众中到处宣传： 今岁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 八月底，王伦率领清水教徒发动了反清武装起义，攻入寿张、堂邑等县城，杀死知县等清朝官吏，并一度攻克了临清旧城，控制了南北水陆交通要道，引起了清廷的极度恐慌。
　　这次起义虽历时一个月就失败了，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为此后一系列反清起义的前奏和清朝统治开始走向下坡路的重要信号。
　　④离卦教
　　离卦教的开山祖师是河南商丘县人郜云陇，后被门徒奉为 透天真人.郜云陇死后，他的子孙世代执掌离卦教。据现有史料看，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
　　以前，离卦教由郜云陇的儿子郜晋中执掌。乾隆元年后，郜晋中子郜从化充任离卦长，奉刘佐臣孙刘恪为总教首。乾隆二十二年，郜从化第三子郜建福接任离卦长，直至乾隆三十七年因王中案牵连而被清廷处决，郜氏传教活动也因此而暂时有所收敛。乾隆五十二年，郜建福的侄子郜巩因传习离卦教案发被发配边疆，五弟郜鸿福受牵连而在河南监禁身亡，其子郜添麟因祖、父们屡屡遭受镇压吓破了胆，于当年秋天迁居山东聊城县东关外，改为高姓，名道远。郜鸿福之子郜添佑改名高继远。高道远死于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高继远接任离卦教长。两年后的十月，他因天理教起义受牵连，被清廷处斩。
　　在郜添麟等人迁居之后，郜氏家族仍在老家河南商丘传教。乾隆中叶，郜云陇的另一支后代郜生文（又作郜告文）在直隶传教，他的徒众均称为 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后任清河县离卦教首的刘恭（又作刘功）是他的亲传弟子。乾隆三十六年，郜生文案发，被清廷处死。他的儿子郜与、孙郜坦照继续传教，与直隶教首刘恭、杨遇山、孙维俭等人来往密切。郜与于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年）病故，郜坦照于次年因接受天理教徒馈送的银两，被清廷发配新疆为奴。郜坦照之子东来，虽年幼未受刑罚，但被河南地方官吏 严行管束 ，一旦被发现有 不轨 行迹，立即处决。
　　清廷对郜姓家族虽不遗余力地诛杀，但仍难断根株。清文宗咸丰年间，郜云陇后代郜永清在河南商丘县马牧集南１０里的金楼寨，筑城浚池，并倡言于众： 大劫将至，欲免者入吾寨！ 当地群众 归之者若市。 连捻军首领刘狗也亲往其寨， 执礼甚恭 ①。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清钦天监言当年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郜永清认为天象示警，于是定这一天为反清起义日期。不久，他就联合了刘狗的一支捻军，举行了反清起义。
　　郜永清战死后，其弟媳郜姚氏为首领，继续进行反清斗争。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五月，郜氏的反清活动终于失败。此后，郜氏的活动虽难于考究，但由于离卦教提倡拳术、棍棒，使民间习武者竞相尊崇郜氏。
　　离卦教收徒活动颇为神秘。教徒入教时，一般都要在深夜，选择一僻静处所，点上一炷香，供上一杯茶，交１５０文作为根基钱。然后，入教者跪在香案前顶礼膜拜，振振有词地念诵： 请圣如来，接圣如来，投离卦透天真人郜老爷会下。 接着要背诵 真空 八字咒和誓词： 依正弟子，改邪归正，归顺于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传授心法，转传匪言，泄露至理，阴诛阳灭，将此身化为浓血，入水水中死，入火火中亡，强人分尸，天地厌之。 总之要教徒永不叛教。
　　离卦教的宗教活动是：教徒每天于早、午、晚３次朝拜太阳。具体作法是：先朝太阳吸３口气，把唾沫咽下，然后念 真空家乡，无生父母 的八字真诀，遍数不限，或念１８、２７、３６次，最多者为８１次。教徒平日还要交纳根基钱，一般为数百文，由小教首汇送卦长手中。卦长收到银钱后，把交钱教徒的名字写在单子内，然后用火焚烧，声称此单可直达无生父母处，从而为教徒打通天路，使他们死后能迅即回归家乡，见到老母，同享无极之乐。
　　离卦教还规定，教徒平日见面时须有联络暗号，把食指、中指并放着压在无名指下，名为剑诀，彼此就知是同教人。
　　①　　 尹耕云：《豫军纪略》卷二，《会匪五》，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捻军》第 2册。
　　离卦教崇尚武术，平时做完宗教活动后，教授教徒拳术、棍棒，其拳术套路堪称一家，对民间宗教的习武活动很有影响。
　　离卦教在清代中叶，还出现了几个有名的支派，如孙维俭的大乘教和马进忠的明天教。
　　孙维俭的大乘教。孙维俭是直隶巨鹿县人，嘉庆初年拜直隶离卦教首刘恭的徒弟吴二瓦罐为师，入离卦教。他因看到离卦教屡次犯案，惨遭镇压而吓破了胆，但又不愿放弃利用宗教骗钱致富，于是，从祖传手抄《护道榜文》中的 大乘字样受到启发，在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创立大乘教（大乘教的宗教活动均与离卦教相同）。不几年的功夫，孙维俭及其弟子李景福、李经等人共收教徒１６００多人，在巨鹿一带形成了很大的势力。但他对此并不满足，托言为清朝建盖 列圣佛堂 和修尼山祠宇，骗取４万８千余两白银。
　　嘉庆十六年，孙维俭的活动为清地方官吏侦知，孙本人被处决，李景福、李经等人被发配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不久，教内的漏网分子刘帼名以大乘教既有《护道榜文》，不该被称为邪教，决心兴复大乘教。他找到李景福的姻亲张九成（又名张小猴），两人商议一阵后，将所藏 前明诰轴内制诰之宝、篆文 描出，被人告发。刘帼名被处死，张九成逃跑，潜至河北卖卜行医度日。嘉庆十九年正月，张九成被捕后凌迟处死。大乘教随之土崩瓦解。
　　马进忠的明天教。马进忠是直隶清河县人，其祖马勤与嗣父马万良均是刘恭的徒弟，习离卦教。嘉庆十九年（１８１４年），刘恭病故，其徒吴得荣接管教务，并将清河一带的离卦教改为八卦教，自任总教首。道光元年（１８２１年），吴得荣被清地方当局逮捕处死，侥倖逃得性命的马万良吓破了胆，将八卦教首让给了马进忠。马进忠以八卦教屡次犯案，而将其易名为明天教， 捏说讲明天理.道光三年五月，他利用直隶因水灾歉收、人心浮动之机，煽动反清。为了迷惑教徒，马进忠又捏称刘恭是尧王转世，马万良是舜王转世，而自己是禹王转世。按尧舜禹禅让的原则，该由自己执掌天下了。当年十月初一日，马进忠在山东馆陶县教徒刘允中的家里亲自主演了 舜禹 禅让、自己 登基 的滑稽剧。马万良被清廷逮捕后，在供词中曾叙述了这一场面：（十月）初一那一天，到了三十余人，摆了桌供，小的坐在当中，继子（马进忠）穿上黄袍，说请老主让位。小的下来让继子坐下，就算登基。众人磕了头，起了 天心顺 年号，封小的为明天教主，刘允中之女刘氏、侄媳李氏及董顾氏们九人为三宫六院；又封刘允中们为将军、六部、四丞相，郭浩德为护国军师；又分七十二贤、十二差官名目。
　　十一月二十一日，马进忠与刘氏成亲。二十四日，他头扎红绸、身披黄绫，同 皇后 刘氏一同 衣锦还乡 ，回到了清河县。不久，此事被人告发。清地方当局逮捕了３００多名明天教徒，经过严刑审讯，将马进忠、马万良等２０余人凌迟处死。一场 皇帝 的美梦，就这样破灭了。
　　⑤先天教 先天 之说，很可能与八卦教的 先天 牌位有关。嘉庆的初期，直隶清河县离卦教首刘恭传徒巨鹿县人吴二瓦罐，吴又传徒傅济，傅济传徒山西平定州人叶生宽。嘉庆六年（１８０１年），叶生宽又传徒山西赵城县人王宁。
　　嘉庆二十一年，王宁在叶生宽的鼓动下，创立了先天教。可见，先天教与离卦教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也是八卦教的一个重要支派。
　　先天教创立的当年，就被清廷破获，王宁和叶生宽等人均被处决。但先天教徒并未如鸟兽散，王宁的徒弟韩鉴（山西赵城人）依然暗中进行传教活动。道光二年（１８２２年），他收本地人曹顺为徒。道光十四年九月，韩鉴因年老力衰，无力经营教内事务，令曹顺接替他执掌先天教。
　　曹顺成为先天教主后，自称释迦佛转世，知人前生。他手下有四大台柱：道洪、张汶斌、郭金棒、苗赞庭。为了引诱更多人入教，以扩大自己势力，又捏称教中人均有来历，分别是《封神演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通俗小说人物，如罗汉、魏延、徐庶、杨业、哪叱、孙悟空、杨四郎等人 转世.结果，这一愚昧宣传，真的赢得了不少人的信仰，入教者逐日增多。
　　道光十四、十五年，赵城一带连年饥荒，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曹顺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引导先天教走上反清道路。道光十五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曹顺获得了一颗铜印，他异想天开，以为普通人获此大印，将来必当大贵。于是，他加快了起义的筹划工作：与其四大台柱分头纠集徒众，敛取钱财，打造军器，并定于当年的八月十五日，在平阳府、霍州、洪洞县和赵城４处同时起事。
　　不料，三月初，起义机密失泄，赵城知县杨延亮派人四出查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曹顺决定立即举行反清起义，封张汶斌和韩鉴子韩奇为领兵元帅，直接负责指挥起义事宜。三月初四日夜晚，张汶斌等人率领教徒攻入赵州城，杀死正在熟睡的知县杨延亮及其家属、幕僚。次日天明，他们又兵分两路，进攻霍州和洪洞县城。由于缺乏周密准备和战阵训练，起义者均是乌合之众，两城的清守军一放枪，他们拔腿就跑。起义很快失败。曹顺闻讯，匆忙往山东避难，三月下旬被清廷抓获处死。曹顺起义是鸦片战争前，即清代前期的最后一次农民起义事件。
　　先天教的活动方式也是 夜聚晓散 ，教徒称入教为 学好.教徒称教首为 当家 ，教首称徒弟为 善人 ，并教他们习学拳棒及坐功运气术。
　　每年四季之首日，习教各家都要上供祈福，徒众均要出香资钱文，每人数十文至一二百文不等。
　　教徒入教时，要先望天空，烧香供茶，然后师徒一同跪地磕头、设誓。
　　誓词是： 俺今替祖亲传密密还乡道，俺传正法正道；要传邪法，哄了群黎，自身化为脓血。 然后，徒众要接应说： 情愿向善。若敢不遵，泄露真传，不过百日，化为脓血。 设誓完毕，教首还要命令徒众闭目盘膝而坐，用手抹脸，以鼻吸气，由口中出，名为采清换浊。接着，又授以 耳不听非声，目不观非色，鼻不闻恶味，口不出恶言 ４语。之后，教徒就算正式入教了。
　　先天教信奉的最高神祇，仍然是无生老母，但又加了个 先天老爷 （即刘佐臣）。
　　⑥一炷香离卦教一炷香离卦教，又称一炷香如意教、一炷香天爷教，简称一炷香教。据传，该教的创始人是山东商河县董家村人董士海。他于康熙年间在山东章邱立教。
　　一炷香教每年于三月初三日、六月初六日和九月初九日，举行３次大的聚会，每月还有两三次小的聚会。平日，教徒早晚各磕头烧香一次，在门首烧香系敬天，就地烧香系敬地。教徒并不诵念 真空家乡，无生父母 的八字真诀，而是习念 父母恩，理应赞念 的歌词。该教也无经卷图像，聚会时不敛钱，而是教徒们各带干粮，齐集一处，用鼓板敲打，念佛歌唱。烧香时，教首坐在正面椅子上，教徒向教首领香后，跪在院子内开始点香。谁的香先着尽，就算谁的心最为虔诚。教内规定，男教徒在做会时不与妇女见面，凡是不孝敬父母、犯奸盗和赌博之人都不得收为徒弟。教首经常教人治病，治病的方法是：按摩病人有关部位，如头痛就告诉他是不孝父母所致，如手足痛必系兄弟不睦，肚腹痛必系良心不善；找到病 根 后，令其对天磕头以示改悔。由此可见，一炷香教只是一个 劝人为善行好 的迷信组织。
　　⑦坎卦教刘佐臣创立八卦教时，山东金乡一带的坎卦教归侯朴父子管理。乾隆时期，刘佐臣的曾孙刘省过总掌八卦教时，直隶容城县和山东菏泽县一带是另一支坎卦教活动的中心，首领为张柏、孔万林。这一支势力远远地超过了侯氏家族，以致凡是坎卦教徒者均称为 北方元上坎宫孔老爷门下.乾隆三十七年二月，清水教首王中被捕时，孔万林庆幸自己脱险，写下了 谁料平地又风波，躲出天网地罗 的词语。谁料，墨迹未干，孔万林即和刘省过、张柏等人一同被捕。清地方官吏还在孔万林家中搜出《五女传道书》和无名 邪书 一本。山东按察使国泰经过仔细研究，认为《五女传道书》虽系 邪说 ，尚无 悖逆字句 ，而无名 邪书 内有 走肖、木易、卯金刀来争战 、 贼星牛八，火焚幽燕 ，以及 朝廷离幽燕，建康城里排筵宴 等句，则属包藏 祸心，尤为可恶 ，皆 悖逆之极.结果，孔万林由于收藏 逆书 ，制造 逆词 ，与八卦教首刘省过及王中等人一同被处决，张柏被发配到黑龙江为奴。
　　的确，从上述 逆词 中，可以看出，孔姓用 走肖 （赵字分写）、 木易 （杨字分写）和 卯金刀 （刘字分写）、 牛八 （朱字分写）４姓 来争战 、 人焚幽燕 语句，反映了对乾隆时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极端不满，表达了他们的反清意愿。但同时又从 朝廷离幽宴，建康城里排筵愿 一句中看出，孔姓千方百计为八卦教首刘姓登基制造舆论。这说明，孔姓与清廷的矛盾根本就不是农民阶段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他们不过是在反清的幌子下，利用广大被压迫群众的不满情绪，吸收更多的教徒，以扩大自己的政治、经济实力。可见，孔氏的反清仅仅停留在他们的口头上，而不见诸任何行动。正如国泰所说： 反复阅看逆词语句，亦似将前朝宋、隋、汉、明等姓杂凑成文，希图蛊惑众听。 真是一语道出了孔姓坎卦教 反清 的实质所在。孔万林被杀后，他的侄子孔玉显接任山东坎卦教的卦长。孔玉显以养赡刘省过为名，传徒敛钱，实则借机广置土地，连口头上也不再喊反清的调子了。这样，由于刘省过和王中、孔万林等人的被处决，八卦教受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至嘉庆初年，包括震、离、坎卦在内的各卦均已零落断绝，陷入了土崩瓦解的境地。此后，由于京畿大兴县人林清、河南滑县人李文成等人持续不断的努力，震、离、坎卦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渐渐发展为反清武装起义的组织形式。
　　侯棠父子执掌坎卦教时期，该教内部组织情况是；卦长称扶坎主事，以下有麦户、秋户、爻户、大法等项名目。但因史料缺乏，它们各自的职权我们还不清楚。
　　坎卦教的宗教礼仪是：教徒入教时先要交纳根基钱，数目多少不等。然后，教首教念 真空家乡，无生父母 的八字真诀，并说如时常念诵，既可运气，又可不受穷。平时，教徒每日都要３次朝拜太阳，即早朝东、午朝南、晚朝西，并念诵 真空 八字咒，遍数为１８、３６、８１不等。
　　坎卦教的活动范围，最初主要是直隶和山东两省。到嘉庆时发展到京畿地区，其中又以大兴、宛平２县为活动中心。
　　⑧金丹八卦教金丹八卦教，又称皇极金丹教，简称金丹教。它是清世宗雍正年间，由江西饶州府人黄德辉创立的。乾隆年间，直隶平谷县人张荣在直隶传播金丹八卦数，并于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年）收滦州人董太为徒。他们在密云、平谷等地传教，共收徒２０００余人。嘉庆二年（１７９７年），清廷查获了金丹八卦教，将张、董等人充军。董太死后，其子董怀信在滦州一带继续传教，先后收徒近３０００人。教内分八卦，每卦设一个宫王。直到嘉庆十七年五月，董怀信等人被清廷逮捕，金丹八卦教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该教并未销声匿迹，在直隶承德和东北地区继续进行秘密活动，并于光绪十七年（１８９１年）
　　爆发了杨悦春领导的武装起义，在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金丹八卦教的思想信仰是：第一，信奉无生老母，把她看作是普度众生、解救危难的大救星。第二，宣扬天盘三副说，即世界分别由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所执掌。其中，过去佛执掌了１０万８千年，现在佛该掌２万７千年，未来佛应掌９万７千２百年，３个佛共掌２３万２千２百年。然后，世人均被度回天宫，与无生老母共享安康。
　　金丹八卦教的组织形式是分为八卦，每卦都由神鬼执掌。即是：真精掌领坎卦，真神掌领离卦，真魂掌领震卦，真魄掌领兑卦，真阳掌领乾卦，真阴掌领坤卦，但缺巽卦和艮卦。
　　４。天理教
　　以往，学术界认为，天理教是八卦教的易名，或者说是其中的一个派别。
　　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反映出对天理教的渊源和创立过程缺乏理解。
　　①天理教的源流和创立过程天理教是清代中叶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产物。嘉庆初年，在清朝统治日益腐朽、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激烈的形势下，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和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冯克善等人决心利用民间宗教的组织形式来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为此而创立了天理教。
　　林清（１７７０～１８１３），直隶顺天府大兴县宋家庄人，祖先世居浙江绍兴，以种田为业。父名先本，迁居大兴县宋家庄。林清在１７岁时就开始自谋生路，开过药铺，充当过打更的更夫，在南方充当过差役，并行医治病。但这一切都未能使林清摆脱贫困。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他借在大运河上为粮船拉纤之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北京。回京后，他曾卖过鹌鹑，与人伙开雀鸟铺。
　　但由于嘉庆六年一场大水冲毁了雀鸟铺，林清又沦入无依无靠的境地。嘉庆十一年，他由姐夫董姓族人董伯望介绍，拜宋进跃为师，加入了京畿荣华会（一名坎卦教），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要时期，即从传徒敛钱到利用民间各种秘密宗教进行反清活动。
　　当时，我国北部存在着数量众多的民间宗教组织。例如，在京畿和直、鲁、豫３省，就有荣华会、红阳教、青阳教、白阳教、大乘教和八卦教等。
　　它们虽然一直在各地频繁活动，但还没有发展为整个教派有组织的暴力活动。
　　京畿的荣华会，又称坎卦教，是当时中国北部势力较强、影响较大的一个民间秘密组织。据史籍，乾隆三十三年（１７６８年），京畿一带的坎卦长张柏收大兴具人屈得兴为徒，屈得兴又收顾亮为徒。乾隆末年，顾亮在宋家庄传教收徒，充当了荣华会的首领。他向教徒口授 真空 八字诀，并叫他们每日早向东、午向南、晚向西朝太阳叩头，祈祷归宿于 真空家乡 的理想境界。他还声称只要多念几遍 真空 八字诀就可运气，常念可消灾免祸，不受穷。顾亮喜欢在夏天的夜晚，让教徒围坐在大树底下，听他讲解民间宗教教义、教规。教内头目和徒弟皆以 前人 和 后人 相称。十余年间，这个教派发展到数百人。顾亮的徒弟很多，著名的有宋进跃、郭潮俊、刘呈祥等人。
　　嘉庆十二年（１８０７年），顾亮病死。次年，清廷查获了荣华会，将宋进跃等人杖责后发配边疆，郭潮俊吓得不敢管事，使荣华会处于瘫痪状态。当时林清虽也被牵连受杖责，但不久获释。他回京后，立即联合刘呈祥和众教徒，逼迫郭潮俊交出了教权，自任教首。随后，林清即着手整顿荣华会，竭力扩大这一民间宗教组织。他亲自走街串户，以行医为名进行传教活动。开始时，主要是为了敛钱。他声言，教徒入教要交纳种福钱，又称根基钱，将来１倍还１０倍。不过，他的眼光又确比同时代的其他宗教首领要远一些。林清针对乾嘉时期土地已成为社会最尖锐的问题这一现实，提出了 凡输百钱者，得地一顷 ①的口号。这一宣传，迎合了当时一些无地少地农民的心理，确实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把一些无地少地的农民发动了起来。加之，林清略懂医术，常给一些贫苦农民免费治病。这都使要求入会者日渐增多，方圆几十里的贫苦农民，争先恐后地来到宋家庄拜林清为师，并向他交纳 种福钱.因此，林清的势力越发壮大起来。在此基础之上，林清又竭力倡兴白阳教，力图将分散在京畿地区和直隶的红阳教、白阳教、青阳教和大乘教等联合起来。
　　入清以来，红阳教在京畿地区十分活跃。乾隆初、中叶，清廷曾两次在京南地区破获和镇压了红阳教的活动，但始终未能根除。乾隆中叶，通县羊修店人李老（李国有）加入红阳教后，收刘兴礼为徒，刘又收马驹桥的李潮佐为徒。从此，马驹桥一带的红阳教势力日益强大，并流传一首歌谣： 大周俞有个刘三祖（刘兴礼），徒弟共有一万五。大徒弟李潮佐，二徒弟是小崔五；大徒弟使的钩连枪，二徒弟使的月牙斧。先平通州城，后平顺天府。 这说明红阳教具有明显的反清政治目的。
　　直隶雄县是大乘教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其首领杨宝在这个地区活动了３０多年。在他的徒弟中，刘进亭（后来成为林清起义军的重要首领之一）最为有名。刘自己还收３０余个徒弟。嘉庆初年，他们加入了固安县张四胡子领导的白阳教。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大乘教在清廷的镇压下被迫解散，杨、刘２人加入了林清的荣华会。
　　乾隆三十六年，直隶新城县的白阳教首王四收张四胡子为徒。嘉庆初年，张四胡子又集合了固安县辛家村的李得（即李五）等４股势力１００余人，扩大了白阳教的队伍。
　　以上各教派分立于京畿地区，各股人数虽不多，但互不统属。为了把他们统一起来，林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林清》。
　　嘉庆十四年以后，林清经常到雄县和固安走访刘进亭和李五，同他们一起讨论民间宗教的信仰、教义，发泄对清朝腐朽统治的不满。经多次的交往，３人的关系日趋紧密。林清因其善辩的才能和反清的思想得到了刘、李２人的钦佩和赞赏，他不仅顺利地接管了大乘教、白阳教，而且以后不断得到十分富有的李五和广大教徒的资助，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但林清并没有一味地敛钱肥私，而是多分散给穷苦百姓，接济缺衣少食的饥民。以后，林清又使通州地区青阳教首领屈四、红阳教首领李老接受了自己的领导，从而完成了统一京畿和直隶地区各个教派的任务。
　　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和荣华会势力的增长，林清的思想也发生了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即萌发了赶走紫禁城的皇帝、推翻清朝统治的想法。为此，他将上述各教派合并为白阳教，以应 白阳劫 ，等待时机，以便起事。
　　几乎与林清同时，李文成、冯克善也在积极从事宗教活动。李文成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佃户，常年当牛做马，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都因贫病交加而先后身亡。这使年幼的李文成不得不自谋生路。在苦水里泡大的李文成天资很高，好学善思，探讨问题时思路清晰，条理分明。他又十分关心群众疾苦，常为人们排忧解难，所以在下层群众中有较大的影响。嘉庆十年（１８０５年）前后，李文成参加了由梁健忠领导的九宫教。九宫教，实为当地八卦教的一个支派震卦教，因八卦教屡遭清廷镇压而变换了名目。李文成入教后，表现了杰出的组织才能，把教内紊乱的秩序很快整理得井井有条，使教中人十分信服，从而成为滑县和浚县一带九宫教的实际领袖。从此，李文成就想利用这一教派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反清事业。
　　冯克善曾向离卦郜姓的再传弟子王祥学习拳法，力大无比，徒手搏斗时数十人不得近前。后来，他又将拳法传给了山东德州的离卦教徒，并被尊为山东德州和河南滑县的离卦教首。
　　嘉庆十六年二月，林清在别人的引见下来到滑县，与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之交。林清首先推崇李文成为八卦教首，要求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徒都尊奉他。接着，３人合谋，到九宫教首梁健忠家讲论，严厉斥责他平日只知吃斋静坐，收敛钱粮，胸无大志，所传教义不真。年逾古稀的梁健忠势力不敌，论理不过，只得让出卦主席位，并交出了教内的花名册。李文成将九宫教重新改为震卦教，正式当了卦主。林清、李文成、冯克善还议定：震卦为八卦之首，约束其它７卦；由林、李共同执掌八卦。与此同时，林清的徒弟徐安国几年来在直隶长垣、东明和山东金乡、曹县、定陶一带发展的坎卦教，也都接受了林清的领导。
　　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七月，林清、李文成和冯克善等人在河南道口召开了一次会议，部署反清起义事宜。会议首先决定实行大联合，正式把京畿地区的青阳教、白阳教、大乘教、红阳教和直、鲁、豫三省以离、坎、震卦教为主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定名为天理教。但八卦教并未因此而得到统一，各卦依然各自编号，自行其事。
　　由上也可看出，天理教与八卦教不同，教首没有世代相承的关系，天理教从其创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反清的组织形式，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
　　②思想信仰和宗教活动天理教和八卦教一样，也信奉 真空 八字咒语。教徒将此八字书写于白绢上，供于暗室，朝夕拜诵。他们也诵拜太阳，每日清晨均朝太阳礼拜，祈免刀兵水火之灾。所诵之经为《三佛应劫统观通书》，书内主要宣传过去、现在、未来的３际思想，并以天盘、地盘、人盘为３个世界，分属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执掌。具体来说，过去为燃灯佛执掌，为青阳教主；现在由释迦佛执掌，为红阳教主；未来由弥勒佛执掌，为白阳教主。天理教特别注重宣扬 红阳劫尽，白阳当兴 ，弥勒佛掌教的未来世界就是白阳世界，即理想世界。那么，谁是弥勒佛呢？天理教明确地把弥勒佛的作用，与林清联系起来，称其为 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 、 文圣人 、 就同孔圣人一般.显然，林清就是该教中指路的贤人般的佛。另外，林清还用经卷中 十八子明道 的话比附李文成，称他为 明朝李自成了 、 李自成转世 ，这就公开表示，他们要以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为榜样，领导农民起来革命，不仅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这是天理教的本质所在。
　　天理教也宣扬劫数，如林清在嘉庆十八年八月，即天理教起义前的一个月，宣传 大劫 来临，号召教徒 起事应劫.可见，劫数在天理教中只是起义的代名词。李文成对劫数也作了新的阐述，他对自己的徒弟说： 你们好生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 ①这就是说，他以劫数鼓动教徒反清：如果起义失败了，人们将遭受十分沉重的苦难；如果起义成功了，就能把整个世界改造成为一个幸福的乐园。这充分表达了李文成那种救世的热忱和拯救世人于苦海的急切心情。
　　林清在传教中，还自称能预知未来之事，能审祸福，明吉凶，并称自己已算出清朝是 木立斗世田 ，灭亡指日可待了。所谓 木立斗世田 是天地会反清的谶语。乾隆年间，天地会内有 木立斗世清该绝 的诗句，其中木、立、斗、世分别是十八、六十一、十三和三十二（卅二）的变体，暗示清廷统治经过顺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雍正十三年，到乾隆三十二年就将垮台。林清借用天地会反清诗句，表明自己要等待社会动荡的时机，以民间宗教作为组织形式，掀起一场推翻清朝统治的斗争。同时也表明，林清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利用自己在嘉庆初年南方谋生数载、与当地天地会取得联系之机，继续加强与扩大这种联系。正是这个原因，天理教后来的活动范围达到了中国的南方。
　　天理教在传教收徒方面，除了采用一般民间宗教的传统方式，如教授拳棒、坐功运气和医治疾病之外，为了保持自己的秘密宗教组织状态，不被封建官府轻易发现，采取了极为隐蔽的方式招收教徒，即利用亲属、主仆、朋友等关系，进行个别串联和动员。例如，有的教首给人治好病后，劝其入教；有的教首在与人交往中，利用 相好 关系劝其入教；有的家中有些土地，在雇人耕作中劝其入教。他们的劝说词几乎都是一样，将入教称为 学好 ，入教后就 有好处 ，教内 不吃酒，不要钱，将来还会有钱使 ①。许多人一听说是 学好 和有钱花，就答应入教，并当即向教首磕头。教首受礼以后，领教徒上香发誓，然后用手指点他头部眉心说： 性在这里。 并传授 真空 八字咒，声言只要时常念诵，即可躲避灾厄，又可不患贫穷。
　　①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①　　 《故宫周刊》第 218期。
　　按天理教的规定，入教者都要交纳钱文，数目多少不限，叫根基钱，又称作种福钱，并说将来起义成功后可给予１０倍的补偿。后来，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反清大业，天理教又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上急迫的首要问题——土地问题。其具体方法是： 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 ①这种说法尽管非常笼统抽象，远比不上明末李自成起义时的 均田 主张那样系统、具体，但仍然打动了无地和缺少土地的农民的心，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发动起来了。他们纷纷交纳钱文，有交三五十文钱的，希望将来得地三五十亩；有交三、五百文钱的，希望将来得地三、五顷，等等。当然，天理教并没有定出如何分配地主阶级的土地给无地少地农民的办法，从根本上反映出他们对起义最终目标的模糊性和空想性。
　　与八卦教刘姓、王姓家族相反，天理教首林清、李文成敛钱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家致富。他们每年都要将所敛得银钱的一部分资助、赈济教内群众，或为反清大业筹集资金。例如，据说林清家有谷仓１７个之多，但从来不为自己所独有， 有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 ②他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反清，经常用银两、粮米、衣服接济贫苦的汉军、大监等，使他们感恩戴德，成为起义军的内应。林清、李文成牺牲后，清廷发现，林清家只有土地２。６亩、土瓦房９间，李文成有土地十余亩、土瓦房十余间，确实说明他们没有私吞教徒所交纳的根基钱，更没有发家致富。
　　天理教的活动范围是： 南至黄河，北至燕，东至海，西至山，此间数万人俱同习教。 ③这话虽有一定的夸大之处，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理教的活动范围的确广泛。实际上，除了京畿地区，直、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包括直隶的东明、长垣，山东的金乡、定陶、曹、城武，河南的滑、浚等县）外，天理教的势力还达到了山西、湖北、湖南、甘肃，江南等地，另外与广东、福建也有一些联系。
　　⑤组织形式和参与阶层天理教也是按照八卦的名称组织的。该教的最高首领是：天皇林清、地皇冯克善、人皇李文成，并规定将来起义成功后，天下由人皇李文成统治，林、冯犹如左、右丞相辅佐李文成做皇帝。嘉庆十八年八月的道口会议上，李文成根据这一决定作出了对未来政权的一种设想：李文成为天王，于克敬为地王，冯学礼为人王，林清和冯克善为文、武 圣人.三皇之下，有八卦教首，又称八宫王。每宫王下又设八宫伯，共６４个宫伯（实际不止此数，有的资料说是３００余名宫伯）。起义前夕，天理教还设立了丞相、大元帅、大将军、提调兵马总先锋、总兵、先锋、都总管、督粮官、前都总头领等官职。此外，天理教还有文、武卦之分。
　　天理教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文、武两大集团。其中，武的集团是统属于冯克善离卦的武术集团。
　　①　　 托津：《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②　　 《靖逆记》卷五，《林清》③　　 《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从嘉庆十六年开始，冯克善和徐安国就在直、鲁、豫交界地区传教和教授拳棒。他们联合了当地的义和拳、金钟罩、红砖会和 红衣健妇营 的一些人士，建立了一个统属于冯克善离卦的武术集团。在这个基础上，天理教把所属八卦分成乾、坎、艮、震４文卦和离、巽、坤、兑４武卦。林清不会武艺，总领文卦，称文圣人；冯克善精通拳术枪法，总领武卦，称武圣人。
　　武的集团是天理教起义的主要军事力量，在反清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天理教中出现了一些出类拔萃的女首领和女英雄，她们的事迹可歌可泣。
　　天理教不仅不排斥妇女，而且积极吸收妇女入教，妇女在教中的地位与男子一样，教首中的妇女也是很多的。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李文成的妻子张氏。张氏，人称李四搜，积极参与了天理教反清起义，特别是在李文成牺牲后，她参加了保卫起义军大本营滑城的指挥工作，运筹帷幄，并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军战士登城防守，夜晚率兵潜出烧敌炮台，几乎无夜不扰敌人。直到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者簇拥出城，诛杀清军。城破时，徐安国等人劝她扮作逃难妇女出城，被坚决拒绝。
　　她表示要与城池共存亡， 不死者非英雄 ①。接着，她跨上战马，挥刀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后力竭自缢。至于 红衣健妇营 ，是天理教起义爆发后，山东定陶一带妇女教徒的组织。她们个个窄袖短衣，挥刀善战，给了当地地主阶级和封建官府以沉重打击。光绪年间，义和团运动中闻名一时的 红灯照 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天理教内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林清是天理教的天皇、总教首，自称前世是 卯金 ，姓刘，叫刘林，又叫刘兴国、刘真空，号霜木（又称双木），是先天祖师刘奉天（即刘佐臣）转世，头衔是 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刘.他发布的命令被称为 大令 ，任何人、包括李文成和冯克善在内均不得违反，必须绝对服从。另外，这种等级制度在平时的宗教生活中也有反映。教徒入教时，一般都要在林清家举行仪式。林清和众头目先分层次坐好，新教徒要按顺序先给众头目磕头，最后才能给林清磕头，叫他为爷，听从他的教诲。河南天理教也是这样，教徒有事，要直接问自己的师傅，不能直接问李文成。天理教起义军攻下滑城后，李文成更是深居简出，他的命令要通过人发布，不要说一般的教徒，就是一些起义将领平时也很难见到他。这种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天理教的领导集团俨然如一个小的封建朝廷。
　　参加天理教的阶层比任何一个民间宗教都为广泛，既有贫苦农民、城市贫民、手工业者（如木匠、石匠、铁匠、纸匠）、小商人、小业主（如做豆腐、开戏园、开杂粮铺）、雇工，又有太监、汉军、王府包衣、庄头、财主、绅士，以及宗室、地方政府的职员（如书吏、差役等等）。当然，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是大理教及其起义的主力军。
　　贫苦农民和城市贫民参加天理教及其起义，是阶级压迫和剥削的结果，这已人所共知。然而，宗室、富农、财主、汉军和太监为什么能参加呢？
　　先谈谈太监的情况。据史载，紫禁城内的太监有２０多名参加了天理教，其中有７人充当了起义军的内应。他们大多来自河北的固安、霸县等贫苦农民家庭，在无处谋生的情况下被迫当了太监。进入清宫以后，更是受到非人的待遇。例如，参加起义的刘得财等人地位低下，平日所干的都是看守门户一类的低贱差使，而且还经常受到总管太监常永贵的欺凌。因此，当天理教起义者攻打紫禁城时，刘得财立即带领两名起义者入苍震门，想要亲手杀死常永贵，以泄夙忿。由此可见，下层太监的参加起义，完全是阶级矛盾发展的结果。
　　①　　 《靖逆记》卷三，《平定滑县》。
　　再谈谈汉军的情况。被清仁宗称为汉唐宋明以来从未有的 奇之又奇 之事，当属清廷四品大员、独石口都司曹纶与林清结盟造反。曹纶的父亲曹廷奎曾任贵州南笼知府，嘉庆二年在苗民起义军的进攻面前自缢身亡。不久，曹纶因父功充任整仪卫，后升为仪正。他携父灵柩回京后，囊中尽空，家徒四壁，生活十分拮据。林清很同情他，时常亲来接济，并帮他偿还五六千金的欠债。嘉庆十六年，曹纶升任独石口都司，行前恳请林清，希望教给他解除贫困的灵丹妙药。林清就向他传授了 真空 八字咒。曹纶念了些时日之后，境况未见好转，找到旧日友人询问原因。友人告诉他，只有拜林清为师， 真空 八字咒方有解除贫苦之效验。于是，曹纶就带着儿子福昌到宋家庄拜林清为师，入了教。后来，林清又派徒弟告诉他，嘉庆十八年九月，京城将举行反清武装起义，希望他能给予支持。曹纶表示回独石口后看看情况再议。可惜，十八年七月，曹纶被派到热河出差，直至九月十三日方归，以致延误了联络时间。
　　最后，谈谈宗室、富农、财主的情况。一般来说，宗室、富农、财主等人，都属于剥削阶级，并不缺吃少穿，和贫苦农民在经济上受剥削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但他们在政治上受压，希图获得政治上的权力。而天理教规定，只要出一定数目的根基钱即可入教，并可获得土地、官职，而不分阶级、阶层。另外，天理教为壮大势力，也很注意联络富家及其子弟。这都促使那些为谋取政治权力的上层人物纷纷入教。例如，有的财主出银１００两，得到将来事成后可做总督的许愿。再如，清代宗室黄带子海康，生活上虽然十分优裕，但苦于政治上无权，因而当听到 如林清事成，给伊大官职 ①的话后，便慨然应允参加天理教。可见，这些人入教乃至参加起义，其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谋取政治权力以改变自己的处境。
　　嘉庆十八年八月，天理教首领议定，京畿和直、鲁、豫３省于九月十五日同时举行反清起义，由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分别夺取紫禁城、河南、山东，然后李、冯率师抵京，与林清会合，共同赶走清统治者。但由于起义机密失泄，起义军受到宗教迷信的束缚，而准备不足，导致先后失败。这说明，民间宗教虽然可以作为起义的组织形式，但心须到现实世界中寻找自己的思想武器，否则是注定要失败的。
　　５。黄天教及其教派
　　①黄天教黄天教又名皇天教、黄天道。又因其是一支柔合释、道二教、以道为尊的教派，故还称为黄天道教。
　　黄天教的创始人是李宾，又名李智坚，道号普明，直隶宣化府人。他于明世宗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年）前后，参师访友，一心一意修道。经过十余年的刻苦修炼，于嘉靖三十三年，自称当阳佛转世，正式创立了黄天教。由于李宾没有子嗣，他死后，教权一度归其外孙女执掌。大约到了清初，黄天教的教权又回到了李氏家族手中。
　　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三三。
　　据清代档案记载，自康熙初年至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年）的近１个世纪中，黄天教的教权掌握在李宾胞兄李宸的后代李蔚祖孙手中。但李蔚对功名的追求，似乎重于教权。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年），他考取了贡生。李蔚死后，被教徒尊为普慧佛，其教权由亲弟李蔚（ｆéｎ音坟）执掌。李蔚死后，教权转归其孙子李昌年。乾隆八年（１７４３年），李昌年病死，其堂弟李遐（ｘｉá音霞）年任教首。不料，当年李遐年因父亲李景膺吃斋行教犯案，而被吓破了胆，将教内遗留经卷焚毁。但该教依然进行秘密活动，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僻壤都留下了他们的踪迹。
　　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年），直隶总督方观承来到了万全县碧天寺，发现了李蔚在康熙四十一年立的一块碑，然后顺藤摸瓜，发现了黄天教的活动踪迹，立即报告了清廷。高宗闻讯，委派协办大学士兆惠和方观承速速查办此案。兆惠和方观承不敢怠慢，在查清了李蔚等人的行踪事迹和传教活动之后，对黄天教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将碧天寺普明塔连夜拆毁，并将塔下李宾夫妇尸棺掘获，投弃城外的车道上， 寸磔扬灰，宣示众庶 ，又将李宾后代的尸骸一律剉（ｃｕò音挫）碎，将李蔚的坟墓毁掉，把尸体从棺木中取出后，剉碎示众。经此严重的打击，历时２００余年的李氏家族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但黄天教却未销声匿迹，而是完全潜入地下，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至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经过志明的努力，沉寂了１１２年的黄天教，终于又一次获得了发展。
　　志明，原姓马，名有财，是直隶万全县僧人，自幼好佛，巡游各地。光绪元年，万全县大旱，当地人民饥寒交迫，纷纷逃亡外地。这时，志明正巡游至膳房堡，看到此情形，认为正是兴复黄天教的良机。于是，他自称是菩萨的化身，在此举办大规模的道场，为民众上天祈祷。事有凑巧，仅时隔数日，全县就普降甘霖，禾苗也茁壮成长起来。这使愚昧的当地民众误以为所求应验，益加信佛和崇拜志明。于是，志明身价百倍，被奉为活佛。接着，志明又声称，他要再使法术，禀明上帝，使当地民众永远超脱轮回之苦。当地民众更将他视为救星，纷纷拜他为师，兴修寺庙，名为普明寺。黄天教由此获得了兴复和发展。
　　黄天教的思想信仰。据黄天教的重要经典《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该教崇奉无生老母。它竭力宣扬，人们只要皈信黄天教，就可 归家见无生（老母） ，并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人们见到无生老母后的激情： 提起来，腮边泪吊。……见了我得（的）无生老母，扑在娘怀里抱。子母们哭嚎陶。 这使贫苦人们看了以后，必对无生老母感到十分亲切，将其视为自己的救星。
　　不过，据一些专家研究，无生老母在黄天教中的地位低于弥陀佛，没有像红阳教、八卦教那样成为至尊之神。这恐怕与该教在明代时重佛有关。
　　自明后期以来，黄天教把世界分成３个时期：过去、现在和未来，并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进行统治。它还对这三佛作了如下评价： 燃灯佛子，兽面人心；释迦佛子，人面兽心；弥勒佛子，佛面佛心。 ①这说明黄天教借崇奉弥勒佛，对现实世界及其统治者进行了攻击和否定，反映了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渴望。正是基于这一点，黄天教有着自己鲜明的政治倾向。
　　乾隆二十八年，清廷协办大学士兆惠在审理黄天教案中，发现了３张每张各有４字的三角符：一为需■■■■，一为■■■■一为■■■■。他经过分析察看，将每张的雨山２字除去之后，发现中间藏着的字是：大王朱相、朱王后昭、日月天下。兆惠还发现了一张《先天敕札》，内称： 走肖（赵字分写）传与朱家，朱家传与李子 ，另外 词中狂吠语涉吴逆.吴逆即康熙十三年（１６７３年）三藩叛乱时的头目。三角符和《先天敕札》正反映了清初的社会思潮，即在民族矛盾居于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形势下，黄天教打出了 反清复明 的旗帜，具有一定的民族意识。当然，这里也不排除他们自己的政治野心。这从 朱家传与李子 可以看出，其中的 李子 显然是指李氏家族。这句话实质上是告诉人们，黄天教的李氏家族是朱明皇朝的接班人和继承者。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二。
　　但到了清末，即志明兴复黄天教时，该教已完全改变了反清的政治倾向。
　　志明虽曾竭力宣扬天运已届未劫，世界即将被罡（ｇāｎｇ音刚）风扫荡，无生老母不忍见儿女玉石俱焚，遂降大道普度众人，但又说此劫期早已应在大明皇朝末期，如今弥勒佛已执掌世界，人人都应立足于行善。为此，他又搬出了儒、释、道三道为自己的护身符。志明声言，孔圣人以仁义开教化之门，老子以精修证妙玄之品，佛教以慈悲结欢喜之缘，儒、释、道三教都是引导人们行善。可见，此时黄天教已经以修行好善为宗旨，完全成了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宗教组织了。
　　另外，清代黄天教的戒律、平日的宗教活动、对劫数的宣扬，等等，均与明代的黄天教相同，于此不再赘述。
　　黄天教最主要的教派，就是清中叶以后流行于江浙的长生教。
　　②长生教长生教的创始人是汪普善。汪普善，小名和尚，号长生，道号普善，于明天启年间创立长生教。清代，该教主要在江渐的嘉兴、平湖、秀水、苏州一带流传，成为该地区仅次于罗教的民间宗教教派。有清一代，它虽然屡遭清廷查禁，依然是禁而不绝，直至清末都有活动。
　　长生教宣传儒、释、道三教合一，以修身养性为宗旨，企求长生不老。
　　完全是一个毫无政治目的的宗教组织。
　　长生教信奉的神很多，有圣母、弥陀、弥勒、关帝、孔子、观音等等，其中，圣母在长生教中是一个具有最高权威的救世主，其地位相当于无生老母。
　　长生教与黄天教一样，也把世界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由燃灯佛、释迦佛和弥勒佛执掌，但对３佛的评价是一样的，它们都起着养育人民的作用。正如一些研究专家所说，这显然是把世界看作平和的、周而复始的进化过程，消除了否定现实世界的思想内容，与初期的黄天教及其他民间宗教相比，大大后退了。
　　长生教在各地设有斋堂，主持人称为斋公。教徒定期到斋堂拜忏念经，但各地的日期并不相同。如有的规定为正月初一、三月初三、六月初六、九月初九、十一月十七日，有的则规定为正月十五、二月十八日。
　　长生教的教规主要是：教徒一要吃素行善，二要遵守佛教戒律，即三皈五戒。其中，尤其重视行善，并具体提出了十善说：一孝爹娘，二敬尊长，三和乡邻，四睦夫妇，五和兄弟，六济贫寒，七守本分，八行忍辱，九掩人恶，十扬人善。到了道光时期，长生教又增加了两条内容，即一勿溺（ｎì音逆）幼女，二不吃洋烟。这与当时的社会形势有关。第一，随着 康乾盛世 的到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人口也急剧增长，许多地区出现了地少人众、生计维艰的状况。于是，一些贫苦人民为生计所迫溺杀幼女。长生教明确反对男尊女卑观念，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妇女的利益。第二，嘉庆、道光时期，洋烟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上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的结果，不仅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身体和精力，而且大大地削弱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财政和军事力量。为此，封建统治阶级和一些有识之士强烈呼吁禁烟，仁宗甚至说鸦片的危害性超过了 邪教.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之下，长生教提出不吃洋烟，表现了反对鸦片输入的爱国热忱，无疑在当时具有积极意义。
　　长生教的三皈五戒是：三皈，一皈依佛，身心正，不犯王法；二皈依法，不杀不盗、不邪不霸；三皈依僧，本身清净，不奸不淫，夫妇相敬如宾。五戒，一不杀生害命为仁，二不偷盗财物为义，三不邪淫外色为礼，四不嫉妒不妄语为智，五不饮酒食肉为信。
　　６。清茶门教
　　关于清茶门教的得名，是由清朝统治阶级最先找到答案的。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年），清两江总督百龄在破获该教的过程中，从教徒手中搜出该教歌诀二纸，词语中有 清茶两杯 之语，由此得出结论说，这 似与清茶门教之意暗合 ①。百龄的说法完全符合实际。
　　①清茶门教的创立与衰亡清茶门教又名清茶门红阳教，又因教徒吃斋，也称为清净门斋，简称为清净门。它是由明末闻香教发展而来的。
　　闻香教的创始人是直隶滦州石佛口的王森。王森原姓石，排行第三，故又称为石三郎。他去世后，门徒徐鸿儒尊其子王好贤为教首，继续传播闻香教。明熹宗天启二年（１６２２年），徐鸿儒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明起义，失败后被捕并处以极刑。闻香教受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但是，该教教徒并没有散伙，而是蹶而复起。他们不仅散布于山东、直隶、河南一带，而且有一部分南逃，继续发展教业。而石佛口的王姓子孙也仍在继续传教收徒。明末清初，闻香教为逃避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用大成教收授徒众。顺治七年（１６５０年），王好贤的孙子王盬（ｇǔ音古）由石佛口迁往直隶卢龙县安家楼。从此，王姓家族分成了东西两支（又称两院），东支仍居住在石佛口，西支就是安家楼。大约在雍正、乾隆之际，闻香教由大乘教再次改名为清茶门教。
　　①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７页。
　　石佛口王姓家族自分为东、西两院之后，王森的３支子孙中，长、次子两支子弟依旧住居石佛口，三子一支住居安家楼。至嘉庆二十年（１８１５年）
　　清茶门教被破获为止，每一支都传８到１０代。３支子孙中，以长子王好礼一支，从事传教活动的时间最久，人数最多。他的后代子孙分别在河南滑县、直隶邯郸和磁州、山西及江南进行传教活动。次子王好义一支，后裔子孙多在江南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三子王好贤一支，自王好贤与徐鸿儒反明失败并于天启三年在扬州被捕杀后，他的孙子王盬迁往安家楼。此后，王盬的长子、次子两支继续传习清茶门教，传教地区比较广泛，河南新野、山西凤台和阳城、江南、湖北，以及清朝 龙兴圣地 盛京。王盬的第三子过继于人，第四子因该教屡次犯案，恐为所累，又从安家楼迁居阚（ｋàｎ音看）家庄，子孙世代以农为业，不再从事清茶门教的活动。
　　嘉庆十八年底，清廷在镇压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过程中，逮捕了在山西阳城等县传教的王森后代王绍英，接着又抓获了他的同族兄弟、滦州石佛口人王汝谐等人。在严刑审讯中，清直隶总督那彦成查抄出滦州石佛口和卢龙县安家楼两个王姓宗谱，此后又在邯郸王克勤家搜出《三教应劫统观通书》，从而得知清茶门教的组织情况、传教活动和思想信仰等方面的情况，这就是震动一时的清茶门传教案。在被清廷逮捕的王姓大小男丁６０余人中，有的被凌迟处死、处斩，有的被充发新疆为奴，王姓族中未习教者也被迁往云贵、两广。清茶门教在清廷的残酷镇压面前，土崩瓦解了，但王姓子孙却未退出历史舞台。直至清末，他们的子孙仍在从事宗教活动。据传，清末义和团运动首领王觉一，就是石佛口王姓家族的后代。
　　②思想信仰和宗教活动清茶门教的思想信仰。清茶门教的主要经卷《三教应劫统观通书》，是石佛口王姓子孙的祖传经卷。它所反映的思想信仰、组织原则、地理观念及道德规范，不仅对闻香教及其衍生物清茶门教，而且对明清时期其它民间宗教都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的还为它们所吸取。
　　清茶门教有三劫说和天盘三副说。所谓三劫说，即过去燃灯佛九劫，现在释迦佛十八劫，未来弥勒佛八十一劫，八十一劫过后，即出现弥勒佛掌管世界的理想局面。所谓天盘三副说，即清茶门教把世界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３个时期，即燃灯、释迦、弥勒３佛轮管天盘（天盘代表宇宙和世界）。
　　过去由燃灯佛掌教，掌了１０万８千年，每年６个月，每日６个时辰，任务是度道人、道姑；现在由释迦佛掌教，掌２万７千年，每年１２个月，每日１２个时辰，任务是度僧人、尼僧；未来由弥勒佛掌教，掌９万７千２百年，每年１８个月，每日１８个时辰，任务是度在家贫男贫女。其中，最关键的是未来的弥勒佛，他降生后，将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和幸福。
　　那么，谁是未来的弥勒佛呢？《三教应劫统观通书》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清朝以（已）尽，四正文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元（原）来是土星。 ①上述一段话除最后一句外，都比较好懂，只有 牛八元来是土星 较费解。但从全文语意来看，似为牛八原来就是大地众生的救星，只有他才能普度受苦受难的人门。综观全句的意思应该是：清朝寿数已尽，作为弥勒佛化身的石佛口王姓，要辅佐 牛八 统治天下了。
　　这里充分暴露了王森后代在反清夏明口号的掩护下，图谋夺取天下、现自己登基为帝的野心。但实际上，王姓的野心很难实现。因为，清代的清茶门教已完全不同于明代的闻香教了。如果说，明代的闻香教曾组织过反明武装起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进步作用的话，那么，清代的清茶门教已完全蜕化为以行教骗钱为主的教派。所以，王姓此时抬出弥勒佛来，不过是抓住了人们信佛求福的心理，行骗钱之实罢了。后来的历史事实也证明，广大下层群众对王姓登基为帝的野心并不感兴趣，这使清茶门教失去了群众基础，而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终于落得个土崩瓦解的可悲下场。
　　清茶门教把世界分成东神洲、西贺洲、南瞻洲、北卢洲４大洲，每大洲上都有数量众多的名山、仙洞、城池，它们都是天堂之所，一旦弥勒佛掌世时，教徒均可在天堂各得其所，并伴随老母，永享安乐幸福。尽管这都是虚无飘渺、不现实的幻想，但对当时处于苦难之中的下层劳苦大众依然是一种慰藉。
　　①　　 牛八是 朱 （明朝统治者的姓）字的分写。
　　清茶门教人数众多，活动的区域也比较广泛，主要是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苏、湖北、安徽等省。
　　王森后代各支虽均称清茶门教，但没有一个共同尊奉的总教首。他们均系各自出外传教，彼此并不知悉；所传徒弟，也是各认支派，不许乱杂，甚至连活动的踪迹、所收教徒名单和钱文也彼此无法知晓。另外，他们在传教过程中虽是父子递传，然而，一旦师父死了，教徒和教门的关系也就随之宣告结束。如要再拜师父的儿子为师，那就得重新入教。
　　清茶门教的传教方法是：王森后裔各支定期（例如有的３年）赴外省进行传教活动，他们在当地或做小买卖、开店铺（如粮食店、棉布店）；或充当医卜，为人看病抓药；或为人查看风水，从而寻机劝导人们吃斋，习清茶门教。还有的更声称，入了教就可以看到金山、银山、米山、面山、油泉、酒井等。
　　教徒入教，均有一定的仪式。但王姓各支的入教仪式不尽相同。有的十分简单，入教者只要在王姓祖先牌位前磕头，就算皈依教门。有的则相当繁琐，要求入教者先受三皈五戒，然后王姓子孙用竹筷点眼、耳、口、鼻等处，名为卢木点杖，然后将竹筷插在一只瓶内供奉，作为教徒死后到阴司吃斋的凭证。入教者并被告知：点眼，可使己不观桃红柳绿；点耳，下听妄言杂语；点鼻，不闻分外香臭；点口，不谈人恶是非。接着，入教者还要磕７个头，其中４个是报答天地、日月、水土、父母恩，２个是拜佛，１个是拜师。入教者磕头时要两手合拢，手指分开，磕到手背上，名为安养极乐国。最后，王姓子孙还要向教徒说，他们的祖宗现在天上掌盘，西方有一个聚仙宫，教徒去世后都能度到那里，并可永享清福，以此巩固师徒关系。另外，还有的在桌案上供有清茶，王姓子孙借机口授一些咒语，如 这杯茶甜如糖，师傅坐下讲家乡，只说凡事有父母，谁知慎中有亲娘 ， 酒色财气四堵墙，迷人不识在里藏，有人跳出墙而外，就是长生不老方。 教导教徒要尊奉无生老母、戒酒色财气。
　　与民间宗教其它教派相比，清茶门教内有着更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徒弟称师父为爷，称其子为少爷，而自称为弟子。徒弟见师父（包括其子）都要磕头，师父端坐不辞。徒弟还要交纳各种名目的钱：入教时要交根基钱（或称福果钱），表示入教时就种下了弥勒佛下凡时代的根基和幸福，届时可得加倍的补偿，故又称为元勋钱；平时还有水钱、线路钱等。教徒每逢初一、十五两日，都要在家敬神，并用青钱１０文供拜，称为水钱。王姓子孙每到一处传教后，起身回籍时，教徒要赠送盘缠钱，名为线路钱。
　　王姓教首外出传教的目的，就是为了敛钱。他们自己就多次宣称，他们的银子都是乡村男女零星攒凑、积少成多。据档案资料记载，王姓子孙每到一处敛钱，就可得到制钱自数千至上万不等，如将各处敛钱凑到一起，数目也颇为可观。这些钱拿回家后，也都是由王姓子孙挥霍掉了。另外，又由于王姓子孙一般要３年才出外传教，所以每年教徒交纳的钱文，均由当地大徒弟代收，大徒弟要抽用三成，其余才送交王姓教首收用。这种单纯为敛钱而进行的传教活动，成为清茶门教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氏各支教徒平日的宗教活动，也不尽相同。有的每日向太阳供水一杯，早、午、晚各磕头一次，口诵天元太保南无阿弥陀佛；有的每年于三月初三、七月初十、腊月初八３次聚会，聚会时悬挂弥勒佛图像，借清茶３杯，并念诵该教的经卷；有的每逢朔望，早晚烧香，供献两盅茶。该教宣传，人们喝了这清茶后，有病可以治病，无病可以延年益寿、免除灾难，获得长生不老，永享安乐。
　　清茶门教的基本群众，主要是城镇中的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此外，还有贫苦的农民、小商贩、开香铺的以及下层道士、和尚等。其中，开香铺的小贩入清茶门教颇引人注目，实则也不奇怪。因为，清茶门教的前身闻香教创立后，据传人闻异香，心即为之迷惑，多归附之。这种以烧香吸引教徒的说法，很自然地使开香铺、卖香的人与清茶门教发生联系，从而加入该教。
　　至于下层道士、和尚等，因吃斋念佛、不食葱蒜，更可与清茶门教相通而入教。
　　清茶门教历年虽久，但王姓子孙在各地时来时往，热衷于多收一个徒弟即多得一份银钱，十分害怕朝廷和地方官发觉，所以该教的势力绐终不大，也没有形成支派。
　　７。圆顿教及其教派
　　①圆顾教圆顿教有两支，均创建于明朝末年。其中，一支是由山西汾阳县罗城村人魏希林所创。此后，直至乾隆前期，该教始终在当地活动，念佛烧香，教徒每日于子、午、卯、酉４个时辰各烧香一次，名曰四炷香，每年的正月十三日、四月初七、七月初四和十二月二十日，还要拜佛念经，希求消灾获福。
　　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清山西汾州府官吏破获了圆顿教的组织，逮捕了魏希林的后代魏子明，杖责后释放。之后，魏子明为贪图香资（教徒交纳的银两），继续秘密传教，并将圆顿教改名为油腊教，以混淆清廷的视线。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魏子明病故，其妻魂孔氏充任教首，继续靠收香资过活。至嘉庆二十二年（１８１７年），魏孔氏派人四处收受香资时，再次被清廷查获，魏孔氏本人被充发新疆为奴。从此，这支圆顿教也就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
　　圆顿教的另一支，是由直隶保定人弓长（张字分写，名字不详）所创。
　　天启年间，闻香教起义失败后，弓长为躲避明廷的镇压和搜捕，自立圆顿教，并南下传教布道。他自称古佛天真教主，此后十余年的时间，足迹遍及河南开封、江南南京和扬州、湖北武当山、四川峨嵋山。至清初，这支势力相当兴盛，影响所及更远达云贵地区。
　　据传，弓长在明思宗崇祯末年开始编纂一部《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简称《龙华经》），于清世祖顺治初年完成。《龙华经》宣称： 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这里，无生老母的地位虽在古佛之下，但两人的作用不同，如该经所说： 有一尊，老古佛，初分治世；有一尊，无生母，掌定天轮。 这显然是说，古佛创立世界，无生老母主宰世界。《龙华经》还说： 弓长祖，到家乡，听母吩咐 ①。这就告诉人们，弓长是无生老母的徒弟，遇事都要向无生老母请示，按无生老母的意志普度众生，并成为她的代理人。此外，弓长还被打扮成弥勒佛的接班人。
　　圆顿教认为，宇宙自始至终必须经历３个历史时期：龙华初会、二会、三会，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和未来。龙华初会是燃灯佛铁菩提树开花，龙华二会是释迦佛铁菩提树开花，龙华三会是弥勒佛铁菩提树开花。弥勒佛后，就是天真老祖接替了。这个天真老祖就是弓长，又称为弓长祖。这显然是告诉人们：弓长祖就是弥勒佛的合法接班人，是整个人类社会未来的主宰者。
　　①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为了在实际上宣扬弓长的这种作用，圆顿教把世界分成５个方位，并配上天干地支，有 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己土 之说。而弓长则是 坐中央，安身立命 ， 立五行，戊己为尊 ，可见中央戊己土是总教首安身立命之地，弓长居于中央向教内发布号令。而东、南、西、北４个方位则由各方首领分居。另外，《龙华经》还设计了三宗五派和九杆十八枝名目。三宗五派的具体首领都是带有神秘色彩的虚构人物，平时住居天宫之中，劫变来临时协助弓长普度众人。三宗的第一宗天元子居乾元宫，二宗宗明子居都斗宫，三宗真元子居艮山宫；五派中的第一派迎春子居青龙宫，二派发春子居巽风宫，三派宜春子居离火宫，四派景春子居圣地宫，五派收元子居金九宫。九杆十八枝的说法是： 传教宗派，有九杆十八枝，以后共有一千四百九十四万枝杆，排满未来天盘。 ②这里的 天盘 实际上暗指整个世界。据说，弓长在明末清初到江南建立了九杆，在湖广和四川建立了十八枝（杆和枝都是教派的基层组织名称）。由此可见，九杆十八枝排满未来天盘的说法，实际是预言有清一代南北城乡将被民间宗教组织所占据。从以后清代历史的发展情况看，这一预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各种教案的迭起以及一些教派组织的反清武装起义，都是有力的证明。
　　《龙华经》是有清一代民间宗教中影响最大的一部经卷，它的思想信仰、组织形式多为红阳教、八卦教、天理教等所效仿。
　　圆顿教的支派，主要有大乘教、灯郎教、悄悄会等。
　　②大乘教大乘教创立于摩熙二十年（１６８１年）前后，创始人为张保太。张保太，法号道岸，云南大理府人，自称第４９代收圆祖师。该教创立后，势力获得迅速发展，很快转入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南、直隶和山东等地区。它们在各地的名称不一，诸如大乘教、无为教、无极教、铁船教、燃灯教、法船教等等。
　　张保太著有《归元直指》、《根本命脉》等经卷，宣扬了圆顿教有关龙华三会的思想，声称弥勒佛降世后，人们就可获得新生。
　　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清廷查获了大乘教，将张保太逮捕入狱。张保太后在狱中病故，其继子张晓除了宣扬弥勒佛降生、统治天下外，竭力鼓吹说，人们未来拥戴的皇帝就是李开花。实际上，这个李开花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物。据一些专家、学者推测，李开花是清代民间宗教中比较流行的一种真命天子的谶言，这一说法最早大约流行于明朝末年的陕西，与拥戴李自成有很大关系。清代的一些民间宗教在进行反清活动时，受到李自成起义的影响，希望他们自己的反清事业能像李自成一样开花结果。直至嘉庆、道光时期，一些不满现实或与现实对抗的民间宗教首领或宣布自己是李开花，或宣布拥戴李开花。为此，清廷花费了很大气力，逮捕、处决了许多个李开花，但始终无人能辨明谁是真正的李开花。
　　大乘教徒平日的宗教活动，就是烧香礼拜、吃斋念佛，以图升天。
　　③灯郎教大乘教创立后，张保太的徒弟纷纷到西北和西南等地传教，力图扩大该教的影响。江南苏州人王冕于乾隆初年到四川重庆府涪州（今涪陵县），遇见张保太徒弟刘成名，于是拜其为师，习大乘教。不久，王冕回到苏州，创立了灯郎教，又称燃灯教、五伦教。从渊源上说，灯郎教是大乘教的一个支派。
　　②　　 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灯郎教的活动区域，主要在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３府及太仓州，还有浙江的嘉兴府等地。
　　灯郎教平时的宗教活动是：该教在一些地区设立斋堂，教徒男女百数十人为一群，拜佛念经，修斋持咒，并习学坐功。教徒入教时，要交纳香火钱，数目自数十文至千余文不等。该教自王冕在世时，就以敛取钱财为主要目的。
　　王冕死后，其妻徐氏及徐氏的堂弟徐士节充任教首，并称为活佛转世，以蒙蔽教徒。他们也曾打出 复明 旗号，实际上不过是利用当时的民族情绪，扩大自己的组织，以收取更多的钱财。乾隆时期，灯郎教两次被清廷破获，此后便销声匿迹了。
　　④悄悄会悄悄会是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年）八月，由甘肃狄道州（今临洮）人王伏林在河州（今临夏）创立的，当时称圆顿教，因是 悄悄 （即秘密）地进行宗教活动，故又称为悄悄会。
　　王伏林创立悄悄会后，自称弥勒佛转世，招收徒众，当时许多贫苦的汉、回民（其中有许多妇女）纷纷携带粮食入教。入教者公开竖幡（ｆāｎ音翻）
　　念经，以白布为号，很快发展到２０００余人。十一月初，王伏林见人多势众，便积极策划反清起义。他将教内的４０名教主分别封为１２星、２８宿，作为抗清的领导机构。接着拟定了攻打河州的计划。不料，由于起义机密失泄，陕甘总督勒尔锦亲自统兵围困起义军的大本营——河州王家坡。王伏林仗剑诵咒，指挥义军顽强抵抗，但由于寡不敌众失败，王伏林本人被杀。
　　王伏林起义失败后，他的徒弟到甘肃和陕西各地传教。他们教导信徒要崇奉弥勒佛，宣扬说，由于皇胎儿女在人世间遭受种种苦难，因而弥勒佛下凡，三宗五派随之降生，度化他们皈真，即回归天宫。嘉庆年间，王伏林的再传弟子们在陕西的悄悄会中，设立了三宗五派名目，自称陈搏祖礼义宗、正机祖量主宗、悟道祖众重宗及金、木、水、火、土五派师傅，五派以下的头目称为头行，教徒称为失乡；王伏林在甘肃的再传弟子们也被指称为天然宗、迎春宗、玉春宗及红梅、首春、昌春、义春、迎春五派，五派以下的头目称为即发、贤良。
　　悄悄会的宗教活动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入教的仪式都在黑夜中进行：当教内师傅上坐后，屋里随即灭灯，师傅传授三字合同，教徒跪在地上细听、默念。所谓三字合同，其内容是：一系握手为手合同，二系伸舌卷舌为口合同，三系指心为心合同。这三字合同还作为悄悄会徒众在异地相逢时的一种暗号。师傅传授完三字合同后，还要用香头指眉、胸和咽喉，指两眉间称为开透寒关，指其胸前为开夹脊关，指其咽喉为开玉枕关，并口授经文，内有 西秦有家门，卯金刀两口人 ，以及 仙佛轮回，水火、刀兵、劫数 等语句。此外，教徒还须纳钱。悄悄会规定，每收一徒，敛钱数十文至二三百文不等，或布四五尺。
　　悄悄会的活动地区，主要是陕西的凤翔、宝鸡、扶风、汧阳、岐山及甘肃的狄道州、灵台、皋兰县等地。教徒都是夜间烧香，跪听教首讲解经卷、咒语，以修来世，并达到求福避祸的目的。因此，悄悄会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反清意图，最终因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很快为清廷所镇压。
　　从上述民间宗教教派各不相同的活动来看，它们的性质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有些教派利用下层群众摆脱贫困、祈福祛祸的良好愿望，传教骗钱，这以清茶门教、八卦教最为典型；二是有些教派最初行教时，并无任何政治目的，但在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激烈时，一些教首适应了下层群众摆脱封建统治的心理，把世俗关系牵涉进来，引导群众进行反清斗争，这样，民间宗教的一些教派就成了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形式，这以天理教最为典形。它们的反抗斗争，在有清一代的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应该说，这一种教派构成了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主体。
　　如所周知，从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年）至鸦片战争（１８４０年）的７０年间，广袤（ｍàｏ音帽）的中国大地上爆发了几次颇有声势的农民起义，其中几次的重要起义又是以民间宗教为旗帜的。乾隆三十九年，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虽然为时短暂，规模也不大，但是却为清朝统治开始走向下坡路发出了重要信号。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至十年，由湖北收元教领导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从各方面给了清廷以沉重打击，使其从此陷入维持现状而不可得的窘境：政治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军事上，八旗兵、绿营兵进一步腐化；财政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日趋严重，清廷为镇压这次起义耗费了２万万两白银，相当于５年的财政收入，至嘉庆时，国库已经 实有入不敷出之势 ①，以致仁宗在其５０寿辰（嘉庆十四年）时，想仿效祖宗蠲（ｊｕāｎ音捐）免钱粮 施恩 于百姓也未能如愿。由此可以看出，这次由收元教领导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确实成为清统治由兴盛走向衰败的起点。嘉庆十八年（１８１３年）的天理教起义，是这次起义的继续。天理教起义尽管为时仅３个月，但由于它发生在清廷眼皮底下，斗争矛头又是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这就使清廷自定鼎北京以来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清仁宗采取了不少旨在挽救衰败的措施，但积重难返的局面已无可挽回。后人曾尖锐地指出： 自是（天理教起义）
　　之后，清廷纲纪之弛废，臣僚之冗劣，人心之不附，兵力之已衰，悉暴无遗。……
　　故是役为有清一代兴亡关键。 ②这充分说明，天理教起义更进一步把清朝推向下坡路。从此，清廷的统治危机日益加深，进入了彻底衰败的阶段。
　　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民间宗教的一些教派利用其教义、教规组织和发动群众，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甚至起了消极的作用的一面。
　　首先，民间宗教的教义使起义军领袖对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缺乏认识，把武装起义这种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看作是轻而易举的事。例如，在确定起义日期上，不以阶级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依据，而是求助于宗教迷信：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年），在湖北地区继续严厉查拿 邪教 的不利形势下，收元教首姚之富派人到各地组织起义时，仍定次年三月初十日，即 辰年辰月辰日 为起义日期。再如 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年）八月，慧星 出西北方 ，李文成无端认为 星射紫微垣，主兵象 ，莫名其妙地推算出起义时间 应在酉之年，戊之月，寅之日，午之时 ，决定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①。
　　把起义日期加上神秘色彩，固然也是动员群众的一种方法，但这毕竟脱离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只能给起义带来不利影响，使自己被动。
　　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②　　 铁庵：《林清之变》，见《申报月刊》第 4卷第 12 期，1935年。
　　①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其次，民间宗教教义在酝酿和发动起义时虽具有一定的号召力，但其宗教迷信的内容毕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因而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它的消极作用也日益明显。这在嘉庆五年以后，收元教起义军处于不利情况下尤其突出。嘉庆八年襄阳起义军首领赵聪观曾追述说： 当初传教讲经，有说白莲教劫数过了猪犬之年就可成事，后来官兵杀得厉害，老教的人也都懊悔的。樊人杰怕人心要散，就劝众人不要害怕，从前原有' 过了壬戍、癸亥年（嘉庆七、八年）都得好处'的话，神佛断不负人，必要应验的。大家奈到（嘉庆）九年上，就是下元甲子了。他又说，白莲教过了癸亥年，把经念满了，官兵自然就散，不来追赶，我们大家就可成事。如今想起他的这些话，不过是借此安住众人的心。……说是有好处，倒是到了癸亥年，白莲教都死完了。 天理教也有类似情况。林清在起义的准备阶段中，竟然相信有神会助他，告诉起义者说，有神保护就不怕刀砍。这些迷信说教，在鼓动群众的同时，也麻痹了群众，不仅使起义的准备工作严重不足，而且也把起义者的手脚束缚住了。林清在进攻紫禁城之前，把赌注押在毫无能力的太监身上，而这些太监也异想天开地认为林清 果有妖术，可以制胜 ②，这种以迷信为纽带的结合，是进攻紫禁城的起义遭致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民间宗教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以及愚昧闭塞的封建传统文化的产物。只要封建剥削制度及其经济基础存在，民间宗教就有着十分顽强的生命力，这就是清代统治阶级屡经严厉镇压而不能根绝的基本原因之一。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九、结　　语
　　众所周知，在中世纪，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分别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宗教，并由此而形成世界三大宗教。
　　但是，在清代，无论是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是其它宗教，都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的国教。道理是显然的，孔孟儒家思想和宗法性的传统宗教，早已在中国牢牢地扎下了根，事实上成为中国的 国教.尤其值得往意的是，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可以凭借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可以攫得中国的大片领土，也可以肆意掠夺中国的财富和资源，还可以强迫清政府弛禁基督教，为其传播和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然而，基督教始终未能撼动孔盂儒家思想和宗法性的传统宗教的根深蒂固的地位。在历史事实面前，帝国主义分子妄图把基督教变为中国国教的梦想，可耻地破了产。
　　清代的宗教史，完全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宗教的基本观点。第一，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衰弱和消亡的过程。
　　明清以来，特别是在清代，随着封建专制统治的衰落，在中国传播数百年之久的佛教、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都已无可挽回地陷入了衰弱状态。伊斯兰教、萨满教也日趋萎靡不振，其中伊斯兰教虽有一些经学大师进行汉文译著活动，但是艰苦的努力依然未能使该教得到丝毫的复兴。民间宗教由于统治阶级的严厉查禁和残酷镇压，自清代中叶以后已呈消亡状态。它们在鸦片战争后的８０年间，所起的作用远远不能和大地会、哥老会一类的秘密会社相比。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代以来，有些教门如一心天道龙华圣教门、一贯道等，打着民间宗教的招牌（如信奉无生老母、宣扬天盘三副说及八卦说），实际已为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所卵翼和把持，沦为彻头彻尾的反动会道门。第二，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思想中对于统治着他们的自然、社会力量的一种歪曲和颠倒的反映。各教派所宣扬的救世主，都是一种超自然力量。由于它被宣扬为影响和决定人们的命运，因而对人民群众在精神上是一种麻醉剂。正是这个原因，佛教、道教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压迫工具；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基督教新教）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压榨中国人民的工具，在清代历史上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精神鸦片；民间宗教尽管在反清斗争中起过一些进步作用，但其所起的消极、倒退作用同样不可低估。第三，宗教是一种社会组织，它的思想信仰、组织观念、宗教仪式和戒律等，都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中产生和发展的，并随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于此仅举一例。本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一些专家、学者着力探讨清代农民起义中 神秘主义加重 的原因，发出了 为什么到了清代，农民起义跟宗教结社、神秘主义的关系，又反而密切起来了呢？ 的疑问。实际上，道理很简单。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集团为主、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皇朝。在这个皇朝中，一方面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达到了顶峰，另一方面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阶级予盾和民族矛盾，比以往更为激烈和尖锐，这就使清代农民起义的规模、次数和范围大大地超过了历代。农民要反抗，要斗争，就需要有一个反映自己阶级的利益的精神支柱和组织形式，然而，由于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找到新的斗争武器，于是转而乞求于宗教的力量。
　　正是这个原因，清代前期的民间宗教教派像雨后的春笋一样，在中国的南北大地蓬勃兴起。它们信仰无生老母、崇拜无生老母，实质上是对天子（即封建皇帝）的至高无上地位的一种否定。
　　由此看来，清代宗教史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范围是极其广阔的，需要我们下大力气进行深入研究。本书是在充分吸收前辈和同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因篇幅所限，不一一列名致谢了。因为学术研究从来都有继承性，任何成果都不会是凭空捏造的。
　　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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