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和宋时期的壮族 　　五代和宋代时期，壮族分布在今两广及云南部分地区。壮族古称越人，五代和北宋时称俚僚、土僚、侬僚、蛮僚，南宋时一部分始称僮（亦作撞），大部仍称土、僚、侬、越、俚。1950年后统一名称为僮族。1956年改称壮族。五代时，壮族地区大部为刘隐所建的南汉所统治，部分为马殷所建的楚国所据。南汉乾和六年（后汉乾祐元年，948），南汉乘楚内乱，攻取贺州（今广西贺县）。九年（后周门顺元年，951）又乘楚灭亡之际，攻占桂州（今桂林）、宜州（今宜山）、严州（今来宾）、梧州（今属广西）、蒙州（今金秀）等地，壮族地区几乎全部为其所占领。 　　南汉统治岭南壮族地区，从后梁开平四年（910）封刘隐为南海王算起，到宋开宝四年（971）宋灭南汉，共经60余年。在此期间，中原扰乱，而南汉王朝僻处岭南，便于避乱，于是中朝士人多归之，使壮族地区货宝增加，渐臻富饶。北宋建立（960）后，南汉仍割据岭南，与宋朝抗衡，战事频繁。南汉刘氏统治集团对岭南壮、汉等族人民的统治极为残酷，对所谓“罪人”施以“烧煮、剥剔、刀山、剑树之刑，或令罪人斗虎抵象。又赋敛烦重，邕民（壮族）入城者，人输一钱，琼州（今海南海口）斗米税四、五钱。置媚州都（今广西合浦），定其课，令入海五百尺采珠。所居宫殿以珠、玳瑁饰之”①。不过十数年，就把富饶的岭南变成“芝菌生宫中，野兽触寝门”①，“狐鸣鬼哭”的悲惨之地，很多壮族人民被迫迁往西部山区。 　　宋朝对壮族的统治宋开宝四年（971），南汉被宋将潘美攻灭，宋朝受到岭南壮、汉等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各地壮族首领纷纷“率土来归”。如开宝七年（974），南丹州（今广西南丹）壮族首领莫洪■遣使奉表求内附，宋朝封为南丹州刺史；淳化元年（990），其弟莫洪皓向宋朝进贡银盌、铜鼓、绣真珠红罗襦，诏赐袭南丹州刺史，为宋朝统一岭南作出了贡献。 　　宋朝统一壮族地区后，根据当时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把壮族地区划分为两种类型来进行统治：一类，在政治、经济、文化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桂、柳（今属广西）、贺、梧、容（今容县）、浔（今桂平）、象（今属广西）、贵（今贵港）等州，设置一般州县，与内地一样，其民称“齐民”，不以“蛮僚”称之，实际上其中许多是壮族。另一类，在比较边远、交通闭塞的邕州（今南宁）左、右江流域，宜州龙江流域及钦州（今属广西）部分地区，则参照唐朝的“羁縻”制度，“分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在邕州辖境）凡五十余所。推其雄长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①。对归附宋朝的壮族首领授以知州、权州、①《宋史》卷353《宇文常传》。 　　①《宋史》卷481《南汉世家》。 　　①《新五代史》卷65《南汉世家》。 　　监州、知县、知峒等官职。当时仅邕州就有50余所，宜州有16所，钦州有7所。宋朝又于土州、县、峒之上设寨，作为邕州、宜州和钦州的派出机构，由朝廷委派汉族官员去担任寨官和提举，就近对土官进行监督。这就是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土官”制度，亦称“羁縻”制度。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南宋末年。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就是在宋代“土官”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宋朝在壮族地区采用的两种政治制度（一般州县和土州县峒），基本上是同壮族地区当时存在的两种经济形态（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领主经济）相适应的。一般州县地区的自然条件较好，交通比较便利，受汉族影响较大较早，土地私有、土地买卖、地租剥削占主导地位，宋时已经进入封建地主经济的社会发展阶段。土州、县、峒地区发展较晚，受汉族影响较少，土地在名义上还是公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土官手里。由土官把土地分为两大份，把其中好的一份留给自己，作为“自营田”，所谓“知州别得养印田，犹圭田也，权州以下无印田者，得荫免田”。把另一份划分为若干“份地”，而后“计口给民，不得典卖，惟开荒者由己。谓之祖业、口分田”。领种“份地”的农奴，以村社为单位与土地一起，服属于一定的土官（主户）。他们用一半时间耕作“份地”，以其收入来维持一家最低的生活，用另一半时间去服与其“份地”名称相同的劳役。例如领耕“伙夫田”的农奴要给土官当伙夫，领耕“挑水田”的农奴要给土官挑水，领耕“看水田”的农奴要给土官看水，领取“割稻田”的农奴要给土官割稻打谷，领耕“粮田”的农奴要替土官耕种粮田，领取“兵田”的农奴要“耕其田而为之甲士”，给土官当兵等等。于是，农奴中就有“提陀”（平民百姓）、“田子甲”，“马前牌”、“家奴”、“家丁”的区别，总谓之“峒民”、“峒丁”或“峒僚”。今壮族地区还有“挑水田”村、“马草田”村、“鼓手田”村等，就是从前那种领主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痕迹。 　　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两种政治制度，是由当时壮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尚能符合壮族地区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所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一面，有利于团结民族上层和联系群众，有利于稳定边疆局势，有利于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宋代壮族地区的农业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僻居桂西的龙江两岸，北宋时已“种稻似湖湘”。南宋时广西曾一度出现稻米自给有余，贩运广东的米船，首尾相衔，长达数里。壮锦远近闻名，时称“緂布”。“綀子布”为特产，“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一匹值钱千余文②。重要的商业城镇有邕州、横山寨（今田东）、钦州、宜州（今宜山）、柳州、桂州等。 　　但是，宋朝在壮族地区推行的两种政治制度，又是建立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基础上的，它必定带有许多消极因素，特别是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它就日益走向腐败和反动，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就是明清时期“改土归流”的基本原因。 　　侬智高起义宋朝从建立以来，兵变、民变、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地爆发，北方受西夏、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篇》。 　　契丹、女真统治集团的压迫，南方受交趾（阯）的蚕食和威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使庞大的行政、军费开支越来越集中到南方各民族人民的头上。宋朝对壮族土州县峒的压迫剥削也日益残酷，只顾利用两江州峒之民以御“外蛮”，“以诸洞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①，而对交趾的蚕食、压榨则不闻不问，因此许多壮族人民自己组织起来，反抗交趾的掠夺，另建政权。邕州“羁縻州”侬峒起义事件，就是其中突出的一起。侬峒起义，亦称侬智高起义，是北宋时广南西路邕州左、右江侬峒地区壮族人民反抗交趾掠夺的重大事件。北宋宝元二年（1039）正月，分布在今左右江上游、地属邕州“羁縻州”的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境内）、傥犹州（今广西靖西境）、安德州（今靖西安德乡）雷灿峒（今靖西东）等地壮族（总称侬峒）人民，首领侬全福在广源州建立长其国，众推侬全福为昭圣皇帝，封其长子侬智聪为南衙王，抗击交趾。同年，兵败被交趾所执，遇害。庆历元年（1041），侬全福的次子侬智高与其母阿侬在傥犹州建立大历国，继续反抗交趾。皇祐二年（1050）十一月，在安德州改称南天国，年号景瑞，拜广州汉族进士黄伟、黄师宓为军师。为交趾所迫，穷无所归，又多次要求宋朝支援而被拒绝，于是，侬智高由拥宋变为反宋，想夺取两广以自存，发兵沿右江而下。皇祐四年五月初一（1052年5月31日），攻占邕州城（今南宁），改称大南国，侬智高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采用宋朝官制任命官员。接着，乘胜沿郁江而下，连克横（今横县）、贵（今贵港）、龚（今平南）、浔（今桂平）、康（广东德庆）、端（今肇庆）等州。围攻广州（今属广东）达57天，不克，旋经清远（今属广东）、连州（今连县）、贺州（今广西贺县），回师邕州。次年正月十五日，宋将狄青率骑兵偷度昆仑关（今宾阳南），大败起义军于归仁铺（今邕宁县三圹）。侬智高战败后与黄伟等投奔大理国。其母阿侬率领一部分军队奔特磨道（今云南广南），收集余众，习骑备战。至和元年（1054），阿侬被宋军所俘，遇害于洛阳（今属河南）。次年四月，大理国为宋朝胁迫，杀侬智高，函其首级献于宋。 　　①周去非：《岭外代答·服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