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金的农业和牧业





  农业

  金在建国之初就确定了发展农业的方针,提倡不忘稼穑的艰难,所到之处屯种,轻徭薄赋以劝农,特别是金太宗在对宋战争已取得胜利之后,把奖励农桑作为恢复生产的主要政策。从太宗起经熙宗、海陵王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北方各族人民在较为安定的生产环境中,从事正常的生产劳动,使北方农业逐渐走向恢复、发展和繁荣。“当此之时,群臣守职,上下相安,家给人足,仓廪有余”①,“天下治平,四民安居”②,号称“小康”。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很大的改进和进步。现已出土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与中原的形制相似,远远超过辽末的水平,继承了北宋中叶以后的发展状况。其种类与北宋相比更为繁多和复杂,有铧、犁碗、趟头、牵引、锄、镰、镐、锹、铲、铡刀、垛叉等,文献记载还有耙、水碓等。犁由多种部件配合,铧有形制、大小不同的几种规格,以适应开荒、翻地、起垄、播种、中耕等不同作业需要。犁的全部构造与元王祯《农书》所绘形式相同。在今黑龙江最北部爱辉、逊克出土的犁铧是把犁刀接铸在犁铧刃的一侧,以适应开垦荒地的需要。镰有直刃细柄、曲刃有銎和钹镰三种形式,还有专用于割谷穗的手镰,且大小样式不同,是为便于收割高棵和矮棵作物的不同需要而制。

  农业户口的增长与农业的发展和对土地的开垦有着密切的关系。北宋末及金初,北方人口锐减,到金世宗大定初年方恢复到300余万户,二十七年(1187)增至6789449户,44705086口。《金史》没有记载全国的垦田数字,有关于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大定二十三年猛安谋克、在都宗室将军司、迭剌和唐古二部五糺总计垦田数是1690380顷有奇。毕仲衍《中书备对》谓:北宋神宗时全国垦田为4606556顷,减去东南九路田数则北方垦田为1662978顷。金朝仅猛安谋克垦田就浮出北宋垦田307022顷。当然猛安谋克分布区域要远远大于北宋在北方的管辖区域,但在世宗时原北宋地区的垦田也有增长当是事实。赵秉文在《滏水文集》卷11《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中记载,当时的“中都、河北、河东、山东,久被抚宁,人稠地窄,寸土悉垦”,即可证明这个问题。

  农田水利是金代农业发展的命脉,从熙宗时已开始恢复。世宗大定六年,张仅言“护作太宁宫,引宫左流泉溉田,岁获稻万斛”③。二十八年,卢庸为定平县(今甘肃宁县东南)令,“庸治旧堰,引泾水溉田,民赖其利”①。兴修水利也与当时推广水田种植有关,大定六年,李纶《创修泉池碑》记载,河内(今河南沁阳)郡西北大雄山南数里有唐帝古寺,“数泉出于祠下,南抵于沁,上下数十里,灌溉田园,植竹种稻,获利益多”①。曹(今山东菏泽)、①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②《金史》卷8《世宗纪·赞》。

  ③王去非:《平阴县清凉院碑》,《金文最》卷69。

  ①《金史》卷133《张仅言传》。

  ①《金史》卷92《卢庸传》。

  单(今单县)二州以水利为生,虽黄河李固渡决口,所害农田无几。农田发展也促进对原粮水力加工事业的发展,如水碓、水磨等水力加工机械的利用便是。

  金代农作物种类,主要有粟、麦、豆、稻、荞麦、稗等,而以粟麦为大宗,稻次之。由于各地土质不同和发展状况的差异,农作物分布也因地而异。中都(今北京)、河北、辽东、南京(今河南开封)等路处于领先地位。燕京(即中都)产稻、粱、麦、麻等;南京路产麦、粟、稻;辽东路许多州也盛产稻;威平、临潢、泰州等府州农业也较发达。金代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河南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平均亩产一石。河北、山东产量高于河南。水田单位面积产量高陆地数倍,其中河南有亩产五石者。由于农业生产量增多,国家储积粮食也多。大定二十一年,金世宗对宰臣说:“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②世宗时设常平仓,到明昌三年(1192)常平仓共有519处,积粟3786.3万余石,可备官兵五年的食用,米810余万石,可备四年的食用。金于大定、明昌间,国家仓廪积粟充足时久,因此采取减税收的办法以减轻积粟和保存的困难。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恐怕积粟时久腐败,请求再减少民间租税,因尚书省议奏应备万一,为防腐败,乃下令诸路以时曝晾,不得使积粟腐坏,违者论如律。史称金代盛时“仓廪有余”当是事实。

  金代农业发展也表现在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开发上。金代在东北农业开发史中是承前启后的,占有重要的一页。金代女真兴起,以其地为“内地”,称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以此为中心空前地开发和发展了东北边疆地区的农业,成为一个地域辽阔的农业经济开发区,南与咸平(今辽宁开原北)、东京(今辽阳)、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相连。金代建国之初即把农业作为立国之本,大批地向“内地”移民。太祖天辅六年(1122),把山西诸州人民向上京迁徙以实“内地”。次年取燕京路,又尽迁六州氏族富强工技之民于“内地”。金在灭亡北宋的战争中更有数量众多的中原汉人被迁到上京。由于金初的移民政策使这里人口骤然增长,中原的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播到这里,并适应耕地和农作物种植收割的需要,改进了农业生产工具和技术,在黑龙江省各地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充分说了这点。金代把东北边疆的各族人民都纳入京与路的管辖之下,于各地设猛安谋克。金设上京路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以及上京路管下的胡里改路、蒲与路、恤品路、曷懒路等,路置万户或都勃堇。通过各路的猛安谋克行政机构组织农业生产。《金史·食货志》记载,明昌四年(1193)尚书省奏,当时上京、蒲与、速频、曷懒、胡里改等路,有猛安谋克民户17.6万有余,每年收税粟20.5万余石,其每年粮食生产量是可观的。

  牧业牧业在女真部族的社会生产中长期占着重要地位。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农业不断发展并成为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但牧业仍占有重要地位,并由迁徙不常的游牧向较高的定居的牧业发展。生女真在建国前有着相当繁荣的牧业,《金史·世纪》记载:腊醅、麻产时常掠取拉林河及穆宗的牧马,交结诸部,因此两部时常发生战争。辽圣宗统和四年②《金文最》卷68。

  (986)讨伐女真所获生口10余万,马20余万及诸物。太平六年(1025),黄翩入女真界徇地,俘获人、马、牛、豕,不可胜数。金占领辽契丹人活动的草原地区,增大了牧业在社会中的成分,对牧业的发展是相当重视的。金朝初,因辽诸抹而置群牧,设官以治之。海陵王天德间,置迪河斡朵、斡里保、蒲速斡、燕恩、兀者五个群牧所,皆因辽时旧名。又于诸色人内,选家富丁多及品官家子、猛安谋克蒲辇军和司吏家的余丁及奴隶,使之司牧,谓之“群子”,分牧马驼牛羊,并为他们立蕃息衰耗的刑罚和奖赏制度,后复增群牧所为九。世宗时,置群牧所七。《金史·地理志》记载西京路有群牧十二处:斡独椀群牧,大定四年(1164)改为斡覩只群牧;蒲速斡群牧,本斡覩只地,大定七年分置,承安三年(1198)改为板底因乌鲁古;耶鲁椀群牧,在武平县(今内蒙古敖汉旗东)、临潢(今巴林左旗南)、泰州(今吉林洮南东)之境;讹里都群牧;糺斡群牧;欧里本群牧,承安三年改为乌鲜乌鲁古;乌展群牧;特满群牧,在抚州;驼驼都群牧;讹鲁都群牧;忒恩群牧与蒲鲜群牧,皆承安四年创置。金朝为管理诸群牧,设乌鲁古使和副使,掌检校群牧畜养蕃息之事。又设有扫稳脱朵,分掌诸畜,即所谓牛羊群子。明昌四年又在使之上置提控诸乌鲁古。

  金大定间为发展牧业,加强了对诸群牧所的规定,如二十年三月更定群牧官、详稳脱朵、知把、群牧人滋息损耗赏罚格。二十一年又敕诸所,马三岁者要付给女真人牧之,牛或以借民耕,或又令民畜羊,或以赈贫户。并遣使阅实其数,缺少的杖其官,而令牧人赔偿,隐匿其实的监察举觉。到二十八年,牧业经过较长的蕃息,马发展到47万,牛13万,羊87万,驼4000,是金牧业发展的极盛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