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史料整理与研究





  汉文史料

  数百年来,学者们对明初官修《元史》做了大量校订工作。由翁独健主持,主要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周清澍、亦邻真等多位学者承担的《元史》点校本,不仅总结了前辈学者的成果,还利用大量文集、碑刻和域外史料,增添了数以千计的校勘条文,为研究者提供了最佳版本。姚景安根据此本编了一部《元史人名索引》,利用前人成果尽可能地勘同辨异,甚便读者。《元史》漏误甚多,订正补缺不是点校本的任务,翁独健提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工作,就是搞一个史实订误”。这个工作更艰巨,需要做大量细致的研究,近年来许多专题研究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的。

  翁独健还提出“进一步搜集和整理”史料的任务,如《元典章》的整理,《经世大典》的辑佚,专题史料的辑录,碑刻资料的汇集,蒙文和其他文字史料的研究与翻译等。这些工作都已陆续有了成果。专题资料辑录方面最丰富,出版有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杨讷、陈高华的《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杨讷的《元代白莲教资料汇编》,胡昭曦、唐唯目的《宋末四川战争史料选编》,黄时鉴的《元代法律资料辑存》等。元代史籍的点校也出了很多种,如《通制条格》(黄时鉴)、《吏学指南(外三种)》(杨讷)、《庙学典礼》(王廷)、《秘书监志》《高荣盛)以及《湛然居士集》、《增订湖山类稿》、《揭傒斯集》等多部诗文集。赵万里的《大元一统志》辑本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的《析津志辑佚》部分恢复了久已散佚的这两种重要史籍。史籍的注释是更艰苦的研究工作,先后出有向达的《西游录校注》(未完本)、苏继顷的《岛夷志略校释》、夏鼐的《真腊风土记校注》、陆峻岭的《异域志校注》、贾敬颜的《圣武亲征录校注》、萧启庆的《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任崇岳的《庚申外史笺证》、缪启愉的《元刻农桑辑要校释》等。碑刻资料的辑注有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这里所谓“白话”,指的主要是按蒙古语结构,用当时的口语、俗语将蒙文文件直译为汉文,元代史料(特别是《元典章》)中此类文体的公文非常多,较难理解。亦邻真撰《元代硬译公牍文体》,从蒙文语法结构和某些特殊用语的蒙汉文对应上作了阐释,为阅读这些史料提供了方便。

  蒙文史料一类是史书:出了7种《元朝秘史》的新译(或加注释)、复原本,其中谢再善汉译本(1956)系据达木丁苏隆新蒙文本译出;姚从吾、札奇斯钦译注本(1960—1961)据汉字音写蒙文重译,姚氏还发表了多篇考释文章;亦邻真的畏兀儿字复原本加有简要的注释(蒙文),并附有一篇关于版本、文献及复原方法的详细导言。其他蒙文史书,有留金锁翻译的《十善福白史》,朱风、贾敬颜的《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另一类是碑刻、文书资料:元代使用两种蒙古文字,都留有遗物。道布汇辑了一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1983),收集文献22件,附有新蒙文转译和简要说明。八思巴字蒙文资料比较丰富,蔡美彪做了许多搜集、研究工作,发表《元代圆碑两种之考释》,《泾州水泉寺碑译释》,《河东延祚寺碑译释》,《元代开化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照那斯图汇辑了一部《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1991),收集碑刻、文书达40件,并撰写了《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等多篇译释;他与道布合撰的《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回鹘式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圣旨碑考释》,对新近出土的同一块碑上所刻的宪宗九年、中统二年、至元五年、皇庆元年四道圣旨(前三道为回鹘式蒙文,后一道为八思巴字蒙文)作了详细的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译注。亦邻真《读1276年龙门禹王庙八思巴字令旨碑》在注释中讨论了若干古蒙古语语法问题,对鲍培的译注作了订正。

  藏文史料藏学家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十余种刊、写本进行校勘,完成了重要史籍《红史》的校注本,根据西藏档案馆藏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无的四十多页,尤有价值;其注释参阅了多种藏文史料,注明出处,便于查检。此书已由陈庆英、周润年译为汉文。整理出版或译成汉文的其他藏文史籍还有《青史》、《汉藏史集》(有陈庆英汉译本)、《智者喜宴》、《萨迦世系》、《朗氏宗谱》、《佛教史大宝藏论》(即《布顿佛教史》、郭和卿汉译本)、《西藏王臣记》(郭和卿汉译本)、《新红史》(黄颢汉文译注)、《蒙古佛教史》(陈庆,英、乌力吉据藏、蒙文两种本子合译)等。藏学家王尧发表《山东长清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对这通在内地发现的藏文碑文作了研究。

  畏兀儿文及其他文字史料元代畏兀儿文(回鹘文)碑刻、文书存世者也有不少。五十年代冯家升发表《元代畏兀儿文契约二种》和《回鹘文斌通(善斌)卖身契约三种》二文,是我国学者在这方面最早的研究成果。此后,耿世民对多种文书、碑刻作了研究,相继发表《几件回鹘文文书译释》、《回鹘文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研究》、《重修文殊寺碑译释》等多篇文章。刘迎胜、卡哈尔进一步研究高昌王世勋碑,发表了新的校勘和译注。在中国各地还发现了不少元代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拉丁文碑刻,其中泉州发现者最多。五十年代吴文良曾编有《泉州宗教石刻》一书,1984年又出版了陈达生编的《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收集各类石刻二百多件,主要是元代阿拉伯文碑铭,有图版、原文及汉、英译文。

  域外史料在翁独健的倡导和组织下,域外史料的翻译取得很大成绩。与《元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波斯文史籍《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前者由何高济据英译本译出,后者由余大钧、周建奇据俄译本译出,均经翁独健审校。这两种具有相当高水平的汉译本的出版,实现了史学界多年的愿望,对蒙元史研究水平的普遍提高起了很大作用。其他波斯文、阿拉伯文蒙元史史料还有不少。韩、翁、邵等前辈学者曾提出,要创造条件,积极开展直接用这些史料原文与汉、蒙文史料互校互证,并出版从原文翻译过来的本子。现在已经有一些学者具备了这个条件,正陆续出成果,如刘迎胜研究察合台汗国史的多篇论作中就大量利用了《完者都史》等波斯文史籍资料,华涛将札马勒·哈儿昔的《苏拉赫辞典补编》的阿拉伯原文节录本译为汉文,马金鹏据阿拉伯文本译出《伊本巴图泰行记》。其他文字史料的译本还有何高济译的《海屯行记·鄂多立克东行录》(据英译本),吕浦译、周良霄注的《出使蒙古记》(含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及孟特戈维诺等信件,据道森编英译本),耿升、何高济译的卡尔平尼、卢勃鲁克行记(据英、法文译本)。蒙元史外文史料语种很多,要全面翻译过来还有很大距离,不仅需要懂这些语文,还要有相当程度的专业训练,个别译本水平不高往往是因为专业知识不足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