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与整治





  划直和整改大运河的关键工程是将旧运河的中段东移到今山东境内,再就是修通京、津地区的河道,以直达大都。在漫长的运河通道上,各段地势高下等等不一,因而,出于利用、调节水源的需要,必须建立、改善坝闸体制,元代在这些方面做了一定贡献或有益的尝试。

  旧运河的残破按隋唐以来的惯例,北上船只入淮后,应向西南达盱眙,再折向西北,由通济水(汴水)抵开封。然而,宋、金之际,黄河屡次于河南决口,下游剧烈变迁,形成所谓黄河“夺淮入海”的局面:宋时汴水于开封西北的汴口入黄河,黄河则由此折向东北,从山东入海。改道了的金代黄河走向是,从河阴(今河南荥阳东北)附近转东北入河南汲县,东向入山东西境后,折向东南,经江苏徐州、宿迁、泗阳、清江,东向入海。到了元代,河南与山东之间的一段黄河进一步南移:从河阴向东,历开封北,转向东南,经河南杞县后达徐州(下与金代同)。“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在今清江市之北;元初漕粮经达的所谓“中滦旱站”,经黄河南移后,正处于黄河北岸。这是宋、金、蒙元之际河道的重要变化之一。

  河道的另一重要变迁是汴水的湮涸。

  宋、金、蒙元之际,兵连祸结,战乱频仍,漕渠亦遭厄运。北宋徽、钦二宗时期,运河已逐渐失去原有作用;靖康年间,金人南下,汴京被围,漕运中绝,汴水“堤岸失防,汴流久绝”,“塞久不合,干涸月余”①。金与南宋中分南北达数十年,隋唐以来的大运河被拦腰切断,这样,到乾道年间,南宋使臣北上,沿途见旧汴水“河益堙塞,几与岸平,车马皆在其中,亦有作屋其上”,“汴河底多种麦”②,已是一派残败景象。所以,元代首次漕运的船只进入清江,亦即“夺淮入海”的交结点后,即逆改道后的黄河(原淮河河道)西行,至江苏宿迁、徐州后继续西进,达“中滦旱站”,再陆运一百八十里到淇门(今河南汲县东北淇河与卫河交结处),进入御河(今卫河),最后接运至大都。

  上述航道迂回曲折、水陆转运,诸多不便。南宋灭亡后,寻求南北径直、便捷的漕路提上了日程,至元十二年,考察江淮至大都河道状况的郭守敬认为,“宋、金以来汶、泗相通河道,可以通漕”①,于是,在试行多渠道运①邓肃:《辞免除左正言第十六札子》,《栟榈先生文集》卷十二。

  ②楼钥:《北行日录》卷下,《攻媿集》卷十一。

  ①《元史》卷六四《河渠志》一。本篇所叙内容凡未另注出处者,多见于下面两种材料:(一)《元史》输的同时,元廷逐步于山东西部大力兴举了开挖新漕渠、划直南北大运河的工程。

  山东西部的运河分两段进行。第一是开挖济州河。开挖济州河的最初动因,可能是为了受纳“济宁等处田土子粒”,以供皇家充作“酒材”之用。从事这项专业生产的屯田,直属于宣徽院“尚珍署”,因此,工程的主持者为知尚膳院(宣徽院前身)事、宁夏人来阿八赤。这时的开凿,由于工程尚未完全与旨在沟通南北漕运的整体需要相联系,所以工程规模可能不大。至元十八年年底,元廷又派奥鲁赤、刘都水及“精算数者”一人,在原有基础上重新规划开凿,二十年初步完工。济州河引汶水、泗水,从济州(今山东济宁市)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全长一百五十多里,当时亦称“东平府南奥鲁赤新修河道”②,这样,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今黄河下游)经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漕船再循海岸北上入直沽(今天津市大沽口)转赴大都。但由于利津一带淤沙壅塞,船只出海甚为困难,只好改从东阿上岸,陆运到临清(在今山东临清南)后,再搬粮下御河。至此,除东阿和临清间一二百里的旱路外,元代南北航运已大致沟通。

  至元二十六年,元廷采用寿张县(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挖接通济州河的运河,工程从安山西南起,分梁山泺(即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郓城等县间)的水源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达临清入御河。工程全长二百五十里,历时六个月完成,定名“会通”。至此,南北航道全线沟通。黄河“夺淮入海”后,北面的御河故道水势久已减弱,会通河开通后,黄河的部分水流由此进入御河,北流入海,御河因此有“北黄河”之称。

  运河北段的工程主要在京津地区进行。郭守敬于中统二年(1261)上达的水利条陈中,曾提议引水通入金代中都(元大都),东至通州旧漕河,再南向开河至杨村(在今河北武清县),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之间,水源匮乏,仍难免陆路转运之劳,因此,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又提议疏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再引一亩、玉泉诸水(在今北京昌平县境)至大都和义门(今西直门)入城,汇为积水潭(亦名海子,今什刹海),积水再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隔年河成,赐名“通惠”,这样,漕船北上可一直开进大都城区,往南可与白河至大沽河之间的通州运粮河接通。

  元代划直大运河的工程在山东西部进行,与此同时,东部也开成胶莱河。该工程至元十七年提出动议,次年作具体规划,以“益都、建莱、宁海”卷六四至六六《河渠志》一至三;(二)《经世大典·海运篇》,见于《永乐大典》卷一五九四九、一五九五○(含卷一五九五○中的《苏州志》)。

  ②《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济州河》条混载有胶莱河的内容,今据诸籍订正。三州一年的赋税“入折佣直”,至元二十年初步开成,次年十二月第二次大规模疏凿,其主体工程可能名“神山河”或“神山桥渠”①。工程南端首起胶西县东陈村海口,由此往东南凿引河通入胶州湾(入海口可能即明代麻湾海口),再由陈村海口趋西北,先后达薛岛西十里的马家壕、高密县东北五十里的亭口河与胶河汇合,再经平度州(治今山东平度县)西北七十余里入昌邑县界,北端入海口在莱州西北七十里。元于此设朱王海口仓。工程总长三百余里②。

  胶莱河凿成后,曾一度形成一道自成系统的官方漕运路线:南面的起运点是今江苏苏北涟海平原的满浦仓(仓址在今淮安市北面、淮河南岸),往东循“夺淮入海”的黄河河道,“易闸者七”,进入涟海海口,再傍海北上行进,通过胶莱河,继续傍渤海海岸“篙行”,进入天津直沽。

  运河的整治与分水点的选择以上是大运河的主体工程,此外,运河贯通后,还针对各段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整治或辅助性工程,较重要的有,至元三十年,为解决通州运粮河供水不足,在榆河(运粮河的主要水源之一)上源另开小渠,增大流量。至正年间还在通州南高丽庄至西山石峡铁板之间开挖一新河,全长一百二十余里,深五丈,宽十五丈,使西山古金口水东流至高丽庄接通御河。不过,金口水上源桑干河水质浑浊,流湍势急,沙泥易于壅塞河道,不甚便于船只通行。扬州运河入元后废旧,不甚通畅,延祐四年议定疏浚河身达二千三百余里。江南运河也年久失于修浚,元代重点施行了开挖镇江运河、同时疏治练湖的工程。一百三十一里长的镇江运河(在今江苏镇江市向南至丹阳市吕城坝之间的河段)“全籍练湖之水为上流”,至元、大德年间曾对运河与练湖进行过整修,但成效有限。泰定元年(1324)正月十七日,运河分三段作坝挡水施工,三月四日完工,河面开阔至五丈,底阔三丈,深四尺,加上原有二尺水深,可积水六尺。随后又修补练湖漏缺,将堤面增阔至一点二丈,斜高增至二点五丈。同时增置“湖兵”,按需启闭斗门,向运河提供水源①。元代大运河是有名的“闸河”,据粗略统计,通惠河设闸十八处,金水河四处,会通河三十一处,为节制诸水会于济州,汶、泗河段上也置有河闸六处。通惠河上源设有“看闸提领”,可见也置有河闸。此外,宋代于楚扬①《元史》卷六五《河渠志》二,卷十二《世祖纪》九。

  ②于钦:《齐乘》卷二《益都水·胶水》,卷三《郡邑》。另据《重刊万历莱州府志》卷二《山川》条载,明嘉靖年间,山东巡海副使王献曾循元代旧道考察,据以疏凿胶莱新河,本文所述元代胶莱河道亦参考王献的考察记录。

  ①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七《山水》;《元史》卷十九《成宗纪》,卷六五《河渠志》二。运河上置“斗门水闸”达七十九座②,在江南运河河段,宋代置有望亭(在江苏苏州西北)、五泻(在今江苏无锡市北)、吕城(今江苏丹阳市东南)、奔牛(在今江苏常州西北)和镇江等处河闸③,这些旧闸入元后一般都应予以利用,这样,元代大运河上的河闸当在一百五十座以上。河闸与堰、坝的作用在于调节水量,通行运舟。最初的闸是一种单闸,相当于现在的节制闸,堰是较低的挡水溢流的建筑物,横截河中,以抬高水位,但运舟过堰最初须借助人力或畜力牵挽,不如水闸灵便。宋代则进一步将单闸发展为复式船闸,即在水位明显相差的河段上设置两个或更多的闸门,放闸积水,必要时又启闸放水,抬高下段水位,使船只逐级上行;有时则在河侧附近造“归水澳”,以达到蓄水备用的目的,因而,复式船闸更加省力、省时,可进一步提高运输能力。宋代在江南运河中建置的船闸一般都有上下闸,称“澳闸”①,可视为复式船闸,最著名的则是置有更多闸门的淮安、真州闸②。元代建有上下二闸的复式船闸在通惠河上有八处,会通河中四处。建有上中下三闸的复式船闸共两处,即会通河上的会通镇闸(在河北临清西南)与济州闸。这些复式船闸的形制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一、较多采用在两闸间修建“月河”③的方式储积水源,以取代宋代较普遍于河侧建造“归水澳”积储水源的方式,从月河中放水下行应更为方便;二、今江苏沛县东面的金沟与沽头二闸处于会通河南端,为防止大船进入会通河阻塞交通,在这两处特设“隘闸”以防止超宽船只入河(后来又在隘闸下岸立“石则”,丈量大船的长度,超长也不得入河),但该处地势高峻,旱天即水浅舟涩。对关键河段中出现的这个问题,元廷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沽头隘闸调整到金沟大闸之南(当在河道岸侧),在金沟与沽头两座大闸间增置一道小型“运环闸”(实际构成了一组复式船闸),并在沽头闸与新迁隘闸之间选空地构筑一道“滚水石堰”(即有一定高度的石坝),使高于石坝的水流随时下行;另于金沟闸上添置木板积水,月河内构建一道大型滚水石堰,沽头闸月河内也改修一道大型石堰,这样,金沟闸内的积水可通过滚水石堰下行,经下一道滚水石堰流至沽头闸内,“水涨即开大小三闸,水落即关闭大闸,止于隘闸通舟”,克服了高处水浅的困难,船只得以逐级上行。

  确保水源供给的另一关键是分水点的选择,它要求根据自然条件,选择②《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

  ③上述江南运河的河闸均有上下闸,其中镇江于南宋时置沿江五闸,元天历二年(1329)予以重建,称京口闸(见俞希鲁:《至顺镇江府志》卷十四《公廨》)。

  ①《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嘉定《镇江志》引《四朝国史志》;张国维:《吴中水利书》。②详光绪《阜宁志》引山阳冯仲雨:《间园志遗》;《宋史》卷三○七《乔维岳传》;胡宿:《通江木闸纪略》;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二《官政》二。

  ③《宋史》卷九六《河渠志》六载:元祐四年于徐州吕梁、百步二洪“开修月河石堤,上下置闸,以时开闭,通放舟船”。元代将这种“月河”的形制进一步推广使用。

  一个理想点,使之最大限度地汇集水源,再让这些水源顺畅地分流到上下河道中去。元代大运河中段的分水点选在济州会源闸,在这里向东北方向可通过■城(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石堰,节制汶水入汶水向西南流至济州,与泗水相汇;济州的东南方面是泗水,兖州闸的作用是节制泗水,使之西南进入济州。会源闸的建造,则使集结来的各路水源分流南北,达到“临济鲁之交,据燕吴之冲,道汶泗以会其源,置闸以分其流”的目的。不过,从济州往西北至临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头,“地降百十有六尺”①,北高南低的地势,使得会源闸水往北分流比较困难,从技术角度考察,这是会通河运载能力受限的原因之一。明永乐年间,重新选择汶上县西南三十五里的南旺湖为分水点,才妥善解决了原有的矛盾。

  漕运的管理及运输概况在至元二十四年大规模实行海运前后,元代主要施行海运与河、陆、海联运的办法解决漕粮的北运。首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漕运是在至元十三年(1276)。当时,以伯颜为统帅的各路大军占领临安,但宋将李庭芝、姜才等仍竭力坚守运河必经的淮东之地。元廷为调运粮食北上,特地制造了一批轻捷的“鼓儿船”,装载浙西漕粮,“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搬至淇门入御河,接运赴大都。所谓“涉江入淮”,系指粮船北渡长江,经瓜洲、扬州,顺扬州运河北达淮安,入淮河。此后,一度着重于旧河运系统的整建:最初,在大都设漕运司与提举司,分别负责淇门至通州河西务(今河北武清西北、北运河西岸)、中滦经淇门至河西务的水陆转运;扬州漕运司分管江南至瓜洲的运输,瓜洲至中滦段的押运人员,不属扬州漕运司管辖。南北数千里,运司并列,互不统属,“粮道迟滞,官物亏陷”。至元十九年,在试行海运的同时,元廷调整了上述管理体制:改设京畿、江淮两处都漕运司,后者除继续管理江南至瓜洲的运输外,另将属官一半于瓜洲置司,另一半于中滦、荆山(在今安徽怀远西南)分置上下行司,分段管领。每年要求运粮二百万石到中滦,取回京畿漕运司的接收字据,呈扬州行省备案。京畿都漕运司则统一负责中滦至大都的运输,属官一半于大都置司,另一半于中滦、淇门上下置行司,将江淮都漕运司的二百万石粮食运赴大都。上述以中滦为转运点的南北运输线,几经水、陆搬迁,困难重重,实际年运量仅三十万石。于是,次年初步开成济州河与胶莱河,实行多渠道运输。应该指出,至元年间扬州运河尚不甚通畅,因此,江南漕粮往往要陆运至淮安,然后,一支往西北至中滦,另一支逆改道后的黄河送至徐州,再经济州河辗转北上;第三支是顺改道后的黄河东下出海口,沿海岸行进,通过胶莱河北上。为适应多渠道运输的需要,元廷增设了淮安分司、济州分司(济州①揭傒斯:《重建济州会源闸碑》,《揭傒斯集》卷十二。

  都漕运司)和利津分司(胶莱海道运粮万户府),实行的纲运分短运与长运两种。

  短运又称军搬、短搬,分两段进行。南段由驻扎在吕城的军队运往瓜洲,北段由汉军与新附军从瓜洲运至淮安。每个船队由二纲、三纲、四纲组成不等,有管军千户、把总和百户负责押送,另由驻扎在瓜洲的江淮漕运总司派奏差一员,乘坐站船,往来催督,并在每只船上树一面白旗,上书押运官姓名,以约束官船的越轨行为。

  长运由雇募的民船承运,从瓜洲起运,二纲、三纲、四纲不等,也由一员奏差监督,运至淮安后,由淮安分司开闸放船进入改道后的黄河,然后由中滦和济州分司派来的奏差各领纲船,分运两路。

  至元二十一年,暂罢胶莱河运粮,该运道水手、军人各五千充实到内河其他运道中,次年又造漕船三千艘充实到通往济州河的运道中去。一般情况下,以中滦为转运点的运输线年运量在三十万石左右,济州运道二十万至三十余万石不等,胶莱河为二十余万石,至元二十二年曾达六十万石。在这前后,以中滦为转运点的运输线已经罢废。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官方先后取消对济州河与胶莱河道的利用,元代的南北运输,逐步趋归于海道为主、大运河为辅的局面。

  海运发达以后的大运河,对官方来说,主要职能是运输食盐、茶叶、各地土产、手工业品及海外贡物,并供使客往来。此外,在官、私粮食运输方面仍起相当作用。官运方面,可能是将中原、华北等地的屯田粮运往北方,立于天津河西务的“都漕运使司”(见下)属下便有荥阳等三十一纲,船九百余只,船户八千余,纲船主要分布于会通河东西的山东、河南境内,运输量亦较可观①。

  运河上的民运与商运相当活跃。在大都,每年官方投放市场的粮食仅三四十万石,其他“百姓食用的粮食多一半是客人从迤南御河里搬将这里来卖有”,并且“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②,为此,元廷一方面多次颁布禁止官船、军人与势豪阻挠、刁难客船的法令,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官运的正常进行,又不得不对发达的商运加以限制。仁宗延祐元年(1314)针对权势、富商以四五百料大船驶入运河阻塞交通的弊端,决定在会通河南北的沽头、临清两处设置“隘闸”,以限制二百料以上、梁头阔八点五尺以上大船入闸。①《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与卷四一《顺帝纪》四记载,荥阳等三十一纲“运粮三百余万石”,而至正年间的两淮运使宋文瓒说,世祖开会通河,“岁运米至京者五百万石”,我们认为这五百万石不应理解为运河的年承运数,因为,元代海道的年运最高数为三百余万石,运河承运能力若与之相近甚至远过此数,便无法理解元代漕粮以海运为主的基本事实,也与前面列举的内河运输的常额相距过远。明代以内河漕运为主,大运河真正发挥作用亦在明永乐之后,而明代运河的运载常额也只有四百万石。因此,可以明确肯定的是,五百万石应是包括海运在内的各运道运达大都或天津河西务的总数。②《通制条格》卷二七《杂令·拘滞车船》。

  但私商“贪利”,又改造减舷长船,长度达八十至九十尺,载重五六百料,阻塞现象,仍不时发生,因此,泰定四年(1327),又于上述两处石闸下岸立“石则”,以限制六十五尺以上的长船入闸。总的说来,大运河凿通后,“江淮、湖广、四川、海外诸番土贡粮运、商旅懋迁,毕达京师”③,在沟通南北交通方面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二《丞相淮安忠武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