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使税监的横征暴敛
明神宗“好货成癖”,张居正死后,他再无约束,不放过任何机会聚敛钱财。臣僚们不断上本,请他豁免房税,停买金、珠,减免织造。他一概留中,不予理睬。万历二十四年(1596),坤宁宫发生火灾,扑灭不及,连乾清宫一起烧为灰烬。修复两宫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大笔经费。
在此之前,有人报告阜平、房山等地有矿,请派官开采,因内阁大臣申时行、王锡爵等反对,未能实施。但对于开矿取利,神宗一直跃跃欲试。两宫火灾后,府军前卫副千户仲春建议开矿以助“大工”,正中他的下怀。神宗派户部郎中戴绍科、锦衣卫指挥张懋、太监王虎随仲春在京畿地区开矿,由王虎总领其事。仲春得计,锦衣卫和其他卫所的军官,各衙门的下层官僚,纷纷效仿,争走阙下。神宗有请必准,先后派太监到北直隶地区的真定、保定、昌黎、迁安、昌平、涞水,以及山东、湖广、辽东、江西、浙江、陕西等地开矿,开矿太监遍布各省。
万历二十六年(1598),神宗又向各通衢大邑派设税监。矿使、税监往往是二位一体,主持开矿者,同时兼征税收。此外,有的太监专职征税:梁永为陕西税监,马堂为天津税监(兼辖临清),杨荣为云南税监,高宷为福建税监。
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到三十三年(1605),各路矿使、税监共进银三百万两,并不时奉献金珠、貂皮、名马等。在聚敛财富的过程中,报矿者经常是无中生有,矿使不管有无,据其所报,便招矿徒开采,编富民为矿头,并随意征用民夫。陈增在益都县境内开矿,每天征用民夫上千人,许多人无辜而死,富民也很快成为盘剥的对象。税监则到处树旗建厂,巧立名目,穷乡僻壤,米盐鸡豕,无不征税。
奉派太监的骄横,激起朝野官僚的激烈反对。吏部尚书李戴揭露,矿使、税监聚敛财富,以十分计算,为皇帝所用的不过一分,矿使税监本人私入腰包的二分,他们的随从人员就地瓜分三分,当地土豪恶棍中饱私囊,占去了四分。凤阳巡抚李三才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敛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①直把派遣税监、矿使比作暴秦。有些地方官吏对差派的太监采取强硬的措施。太监潘相去上饶县查勘矿洞,事先通知知县李鸿,希望有所照应。李鸿却禁止百姓供给食物,违令者论死。潘相在山上奔走终日,饥渴难忍,疲惫而归②。像李鸿这样的官员在当时十分难得。官员①《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②《明史》卷三○五《宦官二》。
公然对抗矿使税监是要准备吃苦的,只要被指控阻挠开矿,轻则降职罢官,重则下狱治罪。
万历三十年(1602)二月,神宗患病,一度曾想罢去矿使税监。他把首辅沈一贯召入后殿,谈及要把派出的内监全部传回:“矿税因大工权宜,今宜传谕,及各处织造,陶器具停。”③沈一贯忙回内阁拟旨,庆幸几年来的苦谏有了效果。谁知第二天神宗身体康复,又派宦官二十多人到内阁追索前旨。
竭泽而渔的政策和令人发指的暴行更激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万夫所指,人同一心,武昌、苏州、景德镇、临清等地群众相继发动“民变”,驱除和制裁矿使税监。
武昌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二月,御马监六品奉御陈泰被派到湖广地区,兼理矿税。他僭称“千岁”,胁迫官吏,纵容随从人员劫掠行旅、坑害商贾,还闯入民家奸淫妇女。人心大恨,到了“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的程度。一日,陈奉从武昌去荆州,商民数千人聚于途经之处,投掷瓦石袭击陈奉一行,势不可当。地方官吏拼死掩护,陈奉才得逃脱。他非但不知感谢,反而利用这一事件打击府、州官员。首当其冲的是蕲州知州华钰,因为他曾经鞭挞陈奉的仆从,事件发生时又不在现场,有失维护之责;其次是襄阳知府李商耕,他曾治办过陈奉的参随人员。华钰被关押了好几年,李商耕被贬官,其他受牵连的府、州、县官员有数十人。事后,有人告发兴国州民徐鼎等挖掘唐朝宰相李林甫妻墓,得黄金万计。神宗闻讯,命陈奉将这笔财富送进内库。陈奉有恃无恐,在境内大掘古墓,毒刑拷打被告,刀剖孕妇,溺死婴儿,激起更大的动荡。这期间,汉口、黄州、宝庆、德安、湘潭等处,都发生小规模的反抗。年底,被辱诸生之妻赴官哭诉,万余市民尾随其后。巡抚等衙门不敢受理,愤怒的人群转向矿税监衙门,以巨石为武器,击伤了陈奉。官衙派甲士千人前来保护,陈奉气焰复嚣张。他发射火箭火炮烧毁民宅,许多市民死于甲士手下,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
分巡武昌、汉阳、黄州三府的按察司佥事冯应京公开站在市民一边,逮捕了陈奉的爪牙。事变后,他愤然上疏,陈述陈奉的十大罪状。结果,他反被陈奉告倒,贬官调职。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朝廷派缇骑到武汉,捉拿冯应京进京问罪。陈奉得意之余,在交通要道上张贴榜文,罗列冯应京“罪状”。武汉市民聚众数万攻打陈奉宅第。陈奉躲进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出门。市民们抓住陈奉左右十六人,投入长江;因巡抚支可大助恶,市民又放火烧了巡抚衙门。
③谈迁:《国榷》卷三四。
武昌民变虽未使神宗有所改变,但多少也使他震动,加上太监内部的矛盾,江西税监李道告发陈奉侵吞财物,神宗终于把他召回。
临清民变天津税监马堂和山东矿监陈增为抢夺地盘发生争执。神宗为二人调解,命马堂在临清征税,陈增在东昌征税。临清州虽然属东昌府,但处水陆交通冲要,一直是重要钞关。说起来,马堂并未失利。
马堂到临清,所带随从数百人,非偷盗之徒即市井无赖。他们手持索链镣铐,白日夺人资财,遇有抗拒者,乱加违禁的罪名,锁起来就走。马堂还规定,家僮告发主人,没收财物,七分归官,三分归告者。临清州中产之家多破产,远近罢市抗议。一日,万余州民放火烧了马堂的税监衙门,击毙他的随从三十七人。守备王炀率士卒二十多人冲入,背负马堂而出,马堂的手下反告他肇事,将他逮捕。王炀最后死于狱中。官府追拿参与事变的人,州民王朝佐挺身而出,自认发难者,英勇就戮。临清人民曾建立祠堂来纪念他。云南民变万历二十七年(1599),太监杨荣往云南采矿。他在云南虐待诸生,结下了第一层怨;诬告云南府知府蔡如、赵州知州甘学书等,将二人下诏狱,结下了第二层怨;要丽江土知府退出他所管辖的地盘,以便开矿,结下了第三层怨。万历三十年(1602)三月,云南腾越(今云南腾冲)民众聚众起事,烧毁厂房,杀死税监衙门驻腾越代理人张安民。这是一个警告信号。但杨荣有恃无恐,继续作恶,杖毙民众。因为卫所军官不那么听话,他把一个指挥使戴枷示众,把另一个指挥使关押起来,并扬言要把卫所军官全部逮捕,使人人自危。
万历三十四年(1606)三月,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市民万人冲入杨荣府第,放火烧房。在混乱中杀死杨荣,将其尸首投入大火。杨荣随从二百多人丧命。在诸多民变中,税监矿使虽都像惊弓之鸟,但只有杨荣当即被杀。他初到云南时,密奏神宗,说阿瓦、猛密等地有宝井,一经开采,每月可增加收入几十万,这当然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于他的死,神宗深感悲戚。
苏州民变孙隆是苏、杭织造太监,署衙在苏州,万历二十七年(1599)又受命带收该处税课。万历中期苏、杭织造不断增加征收,已是不小的负担。织造太监对当地人民,特别是对织工的盘剥,已很严重;再兼税监,孙隆更成为群众所痛恨的人物。万历二十九年(1601),为反对加税,苏州市民蜂拥而起,包围了税监衙门,杀死孙隆随从六人。孙隆狼狈逃往杭州。参加这次事变的主要是机工。神宗命抚、按衙门追捕“乱民”,织工葛成(又名诚、贤)独赴官府,一力承担。他被判死刑,关在狱中,但没有执行,十多年后被放出。清朝初期,苏州人民在苏州虎丘为他立了一块碑,题名“吴将军葛贤墓”。
辽东兵变尚膳监监丞高淮出任辽东税使,恣横不法,每开马市,强夺好马,逼令驻军以高价购买次马,吏民稍不合意,全家受累。他甚至调动兵将,干预军事。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高淮率家丁三百人,打出将军旗号,击鼓鸣金,扬言要入京谒见皇帝。该队驻扎广渠门外,京师大为震惊。大臣们说,高淮擅离职守,挟兵潜往京师,是数百年来未有之事;他自称镇守,协同关务,也是荒唐至极。神宗不但不降罪,反而存心袒护,说高淮是奉他的命令行事,使得高淮更无忌惮。他肆意召募死士,出塞射猎,与边将争功,扣除军士粮饷,山海关内外无不受害。
万历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卫发生骚乱,士卒齐声呼喊:“愿食高淮肉而甘。”六月,高淮派人去锦州等地向军户索贿,军户愤怒,杀来人,聚众千余人围攻高淮衙门。高淮恐惧,奔入关内,告同知、参将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在边民间造成更大的动乱。因局面完全无法收拾,神宗才把高淮召回。
此外,广东、广西、江西、陕西等地也先后发生“民变”。
万历年间的民变遍布各地,规模巨大,动辄万人,表明“市民”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其中城市的劳动者(如机工)和商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民变是市民各阶层和反对宦官集团的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联合行动,起重大作用的往往是诸生、乡绅,或者受欺凌的中下层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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