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土地的大肆兼并和矿使税监的疯狂掠夺，给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明朝后期战事频繁，用度巨大，明朝廷不得不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 　　万历年间，明皇朝四面用兵。中期，有被称作“万历三大征”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援朝抗倭的战争；万历末年以后，明朝与后金政权，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 　　宁夏之变虽涉及明朝与西北少数民族间的矛盾，但其性质，为边臣处置不当而引起的兵变，由万历二十年二月变起，到九月事平，历七月之久。播州之变集中反映了明朝廷实施改土归流政策以后，与西南土司政权的矛盾。万历二十一年和二十七年，明朝两度对播州拥兵反叛的土司官用兵。援朝战争与宁夏之变、播州之变的性质不同，是在日本侵入朝鲜的情况下，明朝廷接受朝鲜国王的请求，派兵赴朝鲜，抗击倭军。援朝战争从万历二十一年开始，到万历二十七年，历时六年。 　　万历三大征的性质各不相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都要耗费巨额的钱财。据统计，明朝廷用于三项战事的白银超过了一千万两。万历四十六年，当辽东战争发生，已是库府空虚，难以支应。当时大臣合议，安排辽东的防务，需军费百万，但因筹措不及，朱翊钧只准与十万，且要延迟拨给。 　　明廷多方筹措军饷，以应付战争之需。五个月后，明廷议决，除贵州外，全国亩加征田赋三厘五毫，后又加征三厘五毫。万历四十八年，再增二厘。连续三年，先后三增赋，合计九厘，共得银五百二十万两。这宗以“辽饷”名目加征的田赋，被朝廷固定下来，成为常赋。 　　崇祯十年，与清军和农民军两面作战的明朝廷，为了一举消灭农民军，根据杨嗣昌“因粮加赋”的倡议，再次加派。其主要措施，是在旧额田赋的基础上，每亩加粮六合，而以每石折银八钱的比率输官，计可得银近二百万两。加上民间田土溢额者，核实输赋，以充饷；按照事例，富民输资为监生的银两，以充饷；全国邮驿裁省的银两，以充饷，估计共可得银二百八十万两。这宗加派被称作“剿饷”。朱由检明确表示，这次的加派是临时性的：“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①可在第二年，仍然征收了其半数。 　　崇祯十二年，延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蓟镇，中而畿辅，西而陕西三边，共练兵七十三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七百三十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练饷”。此后，“练饷”又成为明朝廷的另一宗常赋。 　　辽饷、剿饷、练饷，合称三饷。有御史称：“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①《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 　　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是亘古未有之事②。如果说，万历年间的危机，是因朱翊钧“非但内者不出，且欲外者复入”③，尚有回旋的余地，那么，到了崇祯年间，则是外库内库俱空，不依靠一宗又一宗的加派，便无法维持。加派三饷是明朝廷将财政危机转嫁于小民的措施，这些措施不过是剜肉医疮，归根结底，只是加速了明皇朝的灭亡。 　　②《明史》卷七八《食货二》。 　　③《万历邸钞》万历三十七年己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