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贴制的颁行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普查登记的国家，户口制度源远流长。根据史书记载，这个制度在秦朝以前已经实行。及汉代，设有专官管理户籍。唐、宋两代，户籍编制工作日臻严密，开始划分户等。元朝统治之日，户口类别的划分更为细致，有民户、军户、匠户、站户、医户、盐户、窑户、儒户等各种户别。此外，还有驱户、佃户等。明朝的户口制度，就是在前代，特别是元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此，只要看看明朝户籍的分类，即可一清二楚：凡户三等：曰民，曰军，曰匠。民有儒，有医，有阴阳。军有校尉，有力士，弓、铺兵。匠有厨役、裁缝、马船之类。濒海有盐灶。寺有僧，观有道士。毕以其业著籍。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漏口、脱户，许自实①。 　　《明史·食货志》曰：“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籍，通俗也叫册”②。所以，户籍也可以称为“户册”。明太祖所以在建国之初急于“籍天下户口”，是事出有因，非籍不可的。因为人户和土地是封建国家赖以生存的两大支柱。而土地又要依靠劳力进行开发耕种。不掌握户口，不明人丁事产，就不能了解基本国情，征发赋役也就无从下手。由于元末以来，连年战争，兵荒马乱，人民流散，田册、户册，或毁于兵火，荡然无存；或面目全非，严重失实，不足为凭，“民有一户应数十户差役者”。所以，整理户口不仅意义重大，而且刻不容缓。建国以前，明太祖在四出征战，炮火纷飞的日子里，就多次下令在其控制的区域内“籍户口”。 　　明建国以后，洪武元年（1368）立即命中书省议役法。以每田一顷，出丁夫一人；不及顷者，以别田补足，名曰“均工夫”，立册叫“均工夫图册”，行于南直隶应天等十八府州以及江西九江、饶州、南康三府③。均工夫，按田出夫，只求夫役与田亩一致，尚未与丁口多寡挂起钩来。同年十月，明太祖命各地总兵官收集元代户册。洪武二年（1369）下诏：“凡军、民、医、匠、阴阳诸色人户，许以原报抄籍为定，不得妄行变乱。违者治罪。”①“许以原报抄籍为定”，就是暂时允许以元朝的户籍为准。时值建国之初，社会秩序仍然相当混乱，漏口、脱户者不可胜计，暂时承认原有户籍的做法，当①《明史》卷七七《食货一·户口》。 　　②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③《明太祖实录》卷二六。 　　①万历《大明会典》卷十九《户口》。 　　是可取的。但毕竟非长久之计。明太祖一直以“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深感不便，屡思改变这种局面。于是在洪武三年（1370），进一步派遣一部分军人与行政官员，分赴各地核实民户，统计人口。这也是明朝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全面的人口大普查。户部奉命在普查的基础上制订户籍、户帖。籍保存于户部，帖则由民自己保管。 　　户帖，最初是由宁国知府陈灌（瓘）创制出来的。元朝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太祖朱元璋命陈灌为宁国知府。陈灌为良吏，关心民间疾苦，在府内大力除弊兴利，“革兼并之俗，核欺隐之籍”，首创户帖之制。明太祖得报，以为可法，遂取以为式，颁行天下②。对于这种户帖的创设与规制，明人多有记述。其中，以李诩《戒庵老人漫笔》一书所记，似最为详尽。兹摘录于下：户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钦奉圣旨：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户口不明白哩。教中书省置下天下户口的勘合文簿户帖，你每户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将他所管的应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写看他家人口多少，写得真，著与那百姓一个户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来了。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著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来做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做军。钦此。除钦遵外，今给半印勘合户帖，付本户收执者。 　　一户某府州县乡都保附籍户计家口男口成丁不成丁妇女口大小事产基田瓦草屋右户帖付某收执。准此。洪武三年十一月日。 　　书中，又谓此帖“周围梅花阑，大不满二尺，号数处用户部印合同半铃，年月日下空处用全印，后有一大部字，印下花押，直连者三，又横并者三，无官吏职衔姓名。背后沿边，县刊一小牵长腔宕印于其上，首行云：江阴县提调官，下分注知县钱文德，县丞傅学。第二行司吏麋宗文。第三行典史朱贯道。每人皆有花押。末行洪武三年十一月日。县印向前，不在年月处”①。 　　据称，洪武户帖的原件，今世有存。李诩是明朝常州府江阴县人。他所记的江阴县户帖，与其他地方的户帖，规制完全一样。由上可见，明代初年户帖的内容与格式，主要有以下三项：前面，记载皇上圣旨；中间，写明户主姓名、籍贯，全家口数，分为男子成丁、不成丁以及妇女大口、小口，俱记各人姓名、年龄及其与户主之亲属关系；最后，登录事产。包括不动产（如房屋、田地）以及动产（如船只、耕牛）等之种类与数量。“唯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等，此其与赋役黄册不②参见《明史》卷二八一《循吏传·陈灌》。 　　①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一《半印勘合户帖》。 　　同之处”①。 　　户帖制的推行，对于明代初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它从洪武三年起全面实施，迄洪武十四年（1381）编造“赋役黄册”为止，在十多年间一直是明太祖用以管理户口、征派赋役的主要根据。不仅为他完成统一大业，巩固新生政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是对“均工夫”法的完善和发展，并为实行赋役黄册制度创造了条件。 　　然而在另一方面，户帖制亦有其不足之处。它“不载户丁等则及田地科则”，势必容易造成赋役征调轻重失宜。同时，户帖上所登记的人口、事产，又都是静态的，不能及时反映出其动态变化，也没有涉及到人口与财产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些都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更为有效的管理机制，一方面使国家的赋役征收能够有保障，另一方面又使百姓的赋役负担能够平均一些。 　　编造赋役黄册众所周知，全国赋役事务，原由中书省负责管理。洪武十三年（1380） 　　正月，明太祖以中书省丞相胡惟庸谋叛为由，将其杀死，并宣布永罢丞相制，革除中书省，分权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暂时解决了皇权与相权的矛盾，集大权于他一人，皇权从此登峰造极。但是，在经济上仍面临着许多困难与挑战。其中，最严重的现象之一，就是户口混乱，漏口、脱户、隐瞒丁产者数多，从而引起赋役负担严重不均。隐瞒丁产，直接威胁国家赋役征派；赋役不均，则容易导致社会矛盾激化。这两种现象集中到一点，都不利于皇权的巩固。因此，非改变不可。 　　如何改变，这又是一道难题，需要认真思考，细心做好。当时中国已是一个世界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又都是一家一户，基本上处于一种分散状态。如果没有一种严密的组织机构，以及可以具体操作的管理系统，是绝对难以办到的。为此，必须首先把一家一户分散的小农户组织起来，由他们自己管理、监督自己，即赋役由民出民管，公共事务、社会治安，也由居民自己负责维持。明太祖的聪明伟大，就在于他善于审时度势，抓住时机，敢于进行变革，政治、经济同时并举。而且讲求策略，每做一件事都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为了在户帖的基础上，更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户口与土地，他首先改革地方政权组织，仿前代里甲之制，强化户口管制。元代基层一级的政权单位为“社”，每社五十家。明太祖废“社”，编民为里，实行里甲制。通过里甲组织，把本里本甲的赋役管理起来。从改变农村政权组织形式入手，以达到管理经济的目的。 　　为了管好赋役，洪武十三年以前，有些地方已经开始“编置小黄册”，而后各地相互仿效、创新，不断摸索，加强赋役管理。洪武十四年，明太祖①梁方仲：《〈明史·食货志〉第一卷笺证》，《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认为时机成熟，“以赋役不均，命户部编赋役黄册”①。并以该年为全国第一次大造之年，以后每十年编造一次。其内容、编造方式、管理程序是这样的：第一，在乡村以一百十户为一里①，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里长。其余一百户分为十甲，每甲十人（户）。每年役使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负责一里一甲之事。里长、甲首轮流担任，其先后次序以丁、粮多寡为定。每十年为一周，叫做“排年”。 　　第二，在城镇同时实行这种管理体制，只是建制单位名称不同。乡村叫“里”，城中称“坊”，城乡结合部为“厢”。坊、厢的钱粮差役，以及其他公共事务，由坊长、厢长督责，差役由坊、厢内的居民按丁轮充。 　　第三，每次编造黄册时，每里编为一册。册的前面绘有一个总图。鳏寡孤独不服徭役者，则带管于一百一十户之外，列于图尾，称为“畸零”。僧人、道士给以度牒（身份证明文书），凡有田者编入民册，按一般民户征派赋税；无田者亦称为“畸零”。 　　第四，赋役黄册每隔十年，由有关衙门重新核实编造，以丁、粮增减而定里长之升降。册一式四份，一份送户部，其余三份分别保存于司（省）、府、县。送呈户部的那份，册面用黄纸，故称为黄册②。黄册于年终进呈，然后转送南京玄武湖后湖东西二库收藏。每年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 　　明中叶以降，各种典章制度多遭到破坏。赋役黄册也徒具形式，失去实际意义。官府征收赋税，编派徭役，往往自行另造一册，时称“白册”①。①《明史》卷一三八《范敏传》。 　　①《明史》卷三《太祖纪三》云：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谕户部编民百户为里。婚姻死丧疾病患难，里中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春秋耕获，通力合作，以教民睦”。此处百户为里，似为居民互助合作组织。②关于“黄册”一词，明人张萱《疑耀》卷二另有一种说法：“今制，丁口税粮，十岁一籍其数，曰黄册。自刘宋时已有之。齐高帝即位，尝敕虞玩之与傅坚意检定。诏曰：‘黄籍，人之大纲，国之政端’云云，时亦称人籍。今世多不解黄字之义。余偶阅唐开元制，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岁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帖，三年一造户籍，即今之黄册也。谓之曰黄，亦自男女之始生登籍而名耳”（引自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第4页）。 　　①以上参见《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五。关于明太祖颁定的赋役黄册，史料多有记载，俱可资参考。其中，傅维鳞《明书》卷六八《赋役》一文所载，似更为详细清晰。其文如下：“以一百一十户为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十户，名全图。其不能十户，或四五户，若六七户，名半图。城中曰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里各编一册，册首为总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系于百十户之外，著之图尾，曰畸零带管。册成，上户部，而省、府、州若县各存其一以侍会。皆十户。有司将定式给坊、厢、里长，令人户诸丁口、田塘、山地、畜产，悉各以其实自占，上之州、县。州、县官吏查比先年册诸丁口，登下其死生，其事产、田塘、山地贸易者，一开除，一新收，过割其税粮。其排年，坊、里长消乏者，于百十户遴丁粮近上者补之。有事故绝者，附畸零。” 　　以里甲为基层单位，编制赋役黄册，这是明代赋役管理的一项重要变革。以里中富裕者（丁、粮多者）轮充里长；以老人劝督里中居民，“导民善，平乡里争讼”，这是明代赋役管理的另一个特点。如前所述，明代对户等的划分，俱以职业为标准，“毕以其业著籍”，为其户籍制度的根本特征，但它却是沿用元代旧制，非明代之创举。人户以籍为断，禁数姓合户附籍，凡漏口、脱户，必须向官府自首，目的是防止人民逃避赋役。 　　明代的役法，实行配户当差制，即由朝廷佥拨一定数量的人户去充当某类特定的差役，时称“户役”。最主要而又最重的户役，有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种。役户各有籍，“列其人户丁数于内，以便差派。民户籍、灶户籍隶户部，军户籍隶兵部，匠户籍隶工部。全部各类役户在五十种以上。充当户役的则是全国的编户齐民。上述四类役户中，军户户役、灶户户役最重”②。军户、灶户，都是世代永充，不得更改。匠户也是如此。赋役黄册，侧重于户口管理，强调人户统计与控制。洪武十四年第一次大造黄册时，南直隶应天十八府州，以及浙江、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广东、广西、四川、湖广、江西、福建等十二省（布政司），编入赋役黄册的户口数，共计为一千零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户、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五百零五口。 　　以里、坊、厢为编审赋役的基层单位，以及里长、坊长、厢长职能的确立，是明代赋役管理体制日为完善的表现，也是当时地方基层政权暂趋成熟的反映。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通行证）。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 　　可是，在封建剥削制度下，这种层层控制的高压政策，事实上很难维持下去。更不可能杜绝人户逃亡、移徙，隐瞒人户的现象更是有增无减。终于迫使封建皇朝不得不认真对付这部分群众。 　　②王毓铨：《明朝人论明朝户口》，《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13、14期。